沒有規矩，不成方圓。沒有紀律，不成政黨。制定了紀律和規矩卻不嚴守，那必定是做不了大事、沒有前途的政黨。作為馬克思主義執政黨，我們黨最核心的紀律和規矩，就是規范黨員干部政治方向、政治立場、政治言論、政治行動的政治紀律和政治規矩。它是遵守黨的全部紀律和規矩的基礎，稱其為黨內政治生活帶電的“高壓線”，毫不為過。我們黨90多年艱難曲折的奮斗，可以說正是靠著它走過來的。

　　我們黨成立伊始，就強調立規矩、講紀律。1922年在上海召開二大的時候，盡管全國只有195名黨員，但在大會通過的黨章中，便專列“紀律”一章，計九條。其中規定，各地黨的組織“不得自定政策”，凡關系全國之重大政治問題，各地黨組織不得違背中央立場“單獨發表意見”，“言論行動有違背本黨宣言章程及大會各執行委員會之議決案”，則必須開除黨籍。黨的歷史上第一部黨章，嚴明政治紀律，立下這些規矩，使黨和那些只在口頭或書案上講講馬克思主義的松散學術團體之間劃出了一道鴻溝。當時，確實有些人，包括曾積極宣傳馬克思主義甚至參加籌備建黨的一些社會名人，受不了這些紀律和規矩，先后離開了黨，或被黨開除了黨籍，但黨的隊伍更加生機勃勃。此后大約不到5年時間黨員就超過5萬人，由此迎來了國共合作的大革命高潮。大革命失敗前夕召開的黨的五大，面對危急的形勢明確提出：“宜重視政治紀律”。

　　大革命失敗后，我們黨陷入生死存亡之境，叛變者有之，不聽招呼者有之，消極動搖者有之，在黨內另立派別者也有之。在這種情況下，如何強化信念和紀律、維護黨的團結、提高戰斗力，至關重要。1927年10月，毛澤東同志在創建井岡山革命根據地的過程中，親自主持了一場入黨儀式，在他確定的24個字的入黨誓詞中，便有“服從紀律”這四個字。這份入黨誓詞后來雖幾經調整和修改，但“服從紀律”這條意思仍保留至今，最新的誓詞表述是“嚴守黨的紀律”。與此同時，毛澤東同志還創設了人民軍隊的基本紀律，后來發展為“三大紀律、八項注意”，其中第一條紀律“一切行動聽指揮”，講的就是政治紀律。1929年的《古田會議決議》之所以重要，在于它對黨和紅軍內部存在的不講政治的單純軍事觀點，對削弱黨的戰斗力的極端民主化傾向，對不執行黨的決議、不開展正確的黨內批評的非組織化觀點，對小團體主義和享樂主義，制定了切實有效的反對措施。正是靠著這樣的紀律和規矩，我們黨走出絕境，重新形成了紅紅火火的局面。哪怕是后來由于“左”傾教條主義的錯誤，我們黨再次陷入絕境，也依然靠著這些紀律和規矩所形成的凝聚力和戰斗力，走過了千難萬險的長征之路。

　　延安整風初期，為了統一全黨的思想，毛澤東同志在1941年9月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提出了一個著名的論斷：“路線是‘王道’，紀律是‘霸道’，這兩者都不可少”。意思是黨的建設，既要靠正確的路線方針來指導，也要靠鐵的紀律來約束。為什么講這個話?毛澤東同志說得很清楚：搞宗派主義，既排外，又排內，“鬧獨立性、不服從決議、沒有紀律的現象，必須整頓”。視紀律為“霸道”，是強調其剛性約束，黨員干部必須有敬畏之心，不敬畏，就不會去認真遵守，就會影響黨的路線方針政策的貫徹落實。1942年普遍整風開始后，毛澤東同志又講：身為黨員，鐵的紀律就非執行不可，孫行者頭上套的箍是金的，共產黨的紀律是鐵的，比孫行者的金箍還厲害，還硬。這就是“認真”，就是“霸道”。對紀律和規矩心存敬畏，才可能形成自覺。延安整風的一個重要成果，就是通過坦誠的批評與自我批評，在黨風黨紀建設上形成了一種廣泛的自覺，克服了多年形成的宗派和山頭現象，使全黨在新的高度上實現團結和統一。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我們說延安整風是提出和推進黨的建設這項偉大工程的里程碑。

　　西柏坡是我們黨在農村的最后一個指揮所，但同樣是嚴紀律、立規矩的地方。1948年，解放戰爭開始打得比較順利時，黨內無紀律傾向有所抬頭，作決策不請示報告的情況屢有發生。毛澤東同志對此高度警覺，要求全黨“懂得必須消滅現在我們工作中的某些嚴重的無紀律狀態或無政府狀態”。1948年9月，中央政治局專門召開擴大會議，主要議題就是“軍隊向前進，生產長一寸，加強紀律性，革命無不勝”。會議強調要建立請示報告制度，黨的下級的重要決議必須呈報黨的上級組織批準以后方準執行;各級黨的領導機關，必須將不同意見的爭論，及時地、真實地向上級報告，其中重要的爭論必須報告中央。隨后，即將進入北平時，我們黨在西柏坡召開的七屆二中全會，又提出了“兩個務必”的重要思想，確定了必須遵循的“六條規定”。這些做法，對我們黨最終取得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偉大勝利，進而順利地轉變為在全國執政的執政黨，有著重大意義。習近平同志2013年7月到西柏坡視察時，敏銳地點出了這個意義。他在當年中央政治局開會的屋子里與人們座談時說：“這里是立規矩的地方。黨的規矩、制度的建立和執行，有力推動了黨的作風和紀律建設。”

　　歷史就這樣告訴我們，我們黨從小到大、從弱到強，最終成為在今天依然執政并將長期執政的馬克思主義政黨，就是這樣走過來的。上海、井岡山、延安、西柏坡、北京，這些立規矩的地方，都成為醒目的路標，上面都寫著“紀律”二字;每一段行程的跨越，靠的是確保全黨統一意志、統一行動、步調一致前進。

　　當然，歷史也曾告訴我們一些反面教訓。“文化大革命”時期，林彪、江青等人搞團團伙伙，結派營私，不少地方和部門則大鬧派性，各行其是，成為黨內政治生活的亂源。為此，在改革開放之初，我們黨為了讓黨員干部守紀律講規矩，做了兩件大事。一是重新設立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二是制定《關于黨內政治生活的若干準則》。鄧小平同志在開創新道路的過程中更是反復強調，我們黨要團結和組織起來，“一靠理想，二靠紀律”。我們黨正是靠這樣的政治優勢，走過了30多年不平凡的改革開放歷程。

　　回顧歷史，是為了今天。我們黨今天面臨著“四大危險”和“四大考驗”，怎樣應對，需要深思。在黨的政治紀律和政治規矩面前，一些黨員干部精神松懈，不以為然，違規違紀的情況不在少數。不嚴明政治紀律，不樹立規矩意識，就會迷失方向、損毀形象、失去力量，要進行具有新的歷史特點的偉大斗爭談何容易，要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這個“王道”更為艱難。因此，以猛藥去疴、壯士斷腕的決心從嚴治黨，非嚴明紀律這條“霸道”不可。我們黨靠著紀律和規矩，一路走來;必須靠著紀律和規矩，才能一路走好。

　　(作者為中央文獻研究室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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