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大”以來落馬的貪官中，統計到去年11月，已有51名省部級高官，“落馬老虎”群體除有受賄等行為特征外，涉及通奸的有7人，分別為楊剛、冀文林、沈培平、毛小兵、陽寶華、譚力、陳鐵新;被提及“道德敗壞”的有7人，劉鐵男、倪發科、郭永祥、季建業、陳柏槐、郭有明、陳安眾。其中，江西省人大常委會原副主任陳安眾除了道德敗壞，還有腐化墮落的表現。

　　至于在對貪腐高官的處理決定中首次出現類似“通奸”、“與他人有不正當性關系”之類字眼的，好像是以前查處的一位前北京市副市長。

　　而在女性貪官中，大部分是同時有“與他人通奸”的情節。

　　根據《中國共產黨紀律處分條例》第一百五十條規定：與他人通奸，造成不良影響的，給予警告或者嚴重警告處分;情節較重的，給予撤銷黨內職務或者留黨察看處分;情節嚴重的，給予開除黨籍處分。

　　所以，當“通奸”在民間仍然作為道德問題的時候，在共產黨內尤其是黨的高中級領導干部中是作為嚴重違紀的行為，是要受到黨紀嚴肅處理的。

　　那么，在黨內，對“與他人通奸”這種行為的處理在新中國成立以后，是怎么樣一個發展變化過程的呢?我們不妨回顧歷史：

　　早在七屆二中全會上，毛主席就告誡全黨：“因為勝利，黨內的驕傲情緒，以功臣自居的情緒，停頓起來不求進步的情緒，貪圖享樂不愿再過艱苦生活的情緒，可能生長。因為勝利，人民感謝我們，資產階級也會出來捧場。敵人的武力是不能征服我們的，這點已經得到證明了。資產階級的捧場則可能征服我們隊伍中的意志薄弱者。可能有這樣一些共產黨人，他們是不曾被拿槍的敵人征服過的，他們在這些敵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稱號;但是經不起人們用糖衣裹著的炮彈的攻擊，他們在糖彈面前要打敗仗。”

　　毛主席的預言被后來的事實證明。

　　在上海，資產階級曾經說，要讓上海成為一個大染缸，讓共產黨紅著進來，黑著出去。話劇(后來改編為電影)《霓虹燈下的哨兵》反映的就是共產黨人抵御包括美人計在內的“糖衣炮彈”的攻擊的過程，后來，上海那支具有“拒腐蝕永不沾”光榮傳統的部隊被授予“南京路上好八連”的稱號。

　　解放軍入城以后，一部分干部開始喜新厭舊，拋棄原來來自農村的配偶，這種風氣受到黨中央的高度重視，馬上糾正這股不正之風。根據歷史資料，電視劇《亮劍》中李云龍的原型戰功卓絕的王將軍好像就是因為在婚戀問題上出了問題，受到了黨內處分。

　　從那個時候起直到文革10年，無論是黨內還是在社會上，“生活作風問題”一直是一個很嚴重的問題。

　　在黨內，別說“通奸”，就算是男女之間比一般的正常關系親密一點，都會被懷疑有曖昧關系。

　　在社會上也一樣，當時的所謂“五類分子”即“地富反壞右”中的“壞”就特指那些或者小偷小摸或者男女之間的蠅營狗茍之徒，在文革期間，這種人有時候也會被游街示眾。而且即使是已經確定戀愛關系的男女青年在沒有領取結婚證之前發生性關系也會作為“未敲鐘先吃飯”受到批評，如果是未婚先孕問題就更加嚴重。那時候無論是是黨內的還是其他非黨公職人員，如果有“通奸”行為的通常最嚴重的處分是開除公職。

　　文革期間就更加不用說了，本人所在城市的文革一開始，一位市委宣傳部長就因為曾經有不正當男女關系受到批斗而自殺未遂。學校中一些體育老師也許是真的揩油也許是正常的在教女學生游泳或者對她們在跳馬雙杠等運動中的保護時不慎觸碰敏感部位也被寫了大字報。直到改革開放之前，“通奸”基本上仍然是一條高壓線。

　　后來的事情發展，大家都清楚了。

　　如果說改革開放在取得偉大成就的同時有哪些負面的東西的話，那么最嚴重的就是腐敗的大面積出現和對傳統性道德的沖擊。

　　有些地方官員曲解鄧的“三個有利于”標準，居然準備堂而皇之地在當地的風景區建立所謂“紅燈區”，說這樣有利于招商引資，還美其名曰“社會主義夜總會”。老百姓對此痛斥說：“社會主義夜總會就是嫖娼還可以報銷，而資本主義夜總會嫖娼是自費的。”

　　在那個時候，像把雷政富的丑態發到網上，導致他被秒殺的情況根本不可能發生。那時候有一句話叫“保護改革者”，紀檢監察機關和公檢法部門的首要任務就是“為改革保駕護航”。誰是改革者?領導認為誰是，誰就是。或者誰能夠對當地經濟發展作過貢獻誰就是，以GDP論英雄，那么GDP 多的地方政府官員也就成為了所謂“改革者”。那時候別說貪污腐敗的大罪行了，就算官員道德敗壞甚至欺男霸女也常常可以逍遙法外。我不知道法律中最初制定“保護隱私權”的條款的初衷是不是真的完全是為了保護公民，但是實際上卻成為了貪官尋花問柳的最好的遮羞布。同時形成了法紀上的“二律背反”現象。打個比方，當年的前全國人大副委員長成克杰與李萍的茍且關系，你如果不去通過他生活上某些蛛絲馬跡順藤摸瓜，就無法發現他的貪腐罪行;但是在給他定罪之前，別說他是堂堂全國人大副委員長，就算是一般官員甚至平民，你調查他的私生活，算不算侵犯隱私權呢?在這一系列“二律背反”悖論出現以后，有人提出了“公眾人物無隱私”的說法，才從理論上解決了這個問題。

　　那時候，在官員中流行著這么一句話：“這年頭，有本事的就搞大別人的肚子，沒本事的就搞大自己的肚子”(大吃大喝讓自己的肚腩大起來)。上面有好色的官員，下級就投其所好。一開始上娛樂場所鬼混，但是一不小心遇到警察掃黃搞不好身敗名裂，于是就在下級身上打主意，于是上面有欺男霸女的上級，下面就有扯皮條的下級，甚至是女性下級。如果這些女性下級本身風韻猶存的，就“褲頭一松，事業成功”;如果已經人老珠黃的，就脅迫或者欺騙單位里面的年輕女性去陪上級領導這個那個，為此，不知道引發了多少家庭矛盾和悲劇。不了解歷史的年輕人也許會問，當時為什么不舉報，他們不知道，假如把雷政富的丑態發到網上的事情發生在當時，那么極有可能被抓，罪名是丑化領導，即使你有證據，但是有關部門認為你的證據是非法采集的，不能采信;如果你沒有證據或者證據不充分，還很有可能給你定一個“誣陷罪”。那時候規定一律要實名舉報，不實名舉報的一律或者大部分不予受理，而且最可怕的是，有時候上午把舉報信發出去，下午就到了被舉報人的手中，后面的事情就可想而知了。

　　也許在改革開放初期，的確存在真正的改革者遭到陷害的情況，也許當時的確需要給一些領導比較寬容的工作環境，但是“真理再往前一步就變成了謬誤”。更重要的是所謂的“作風問題”不僅僅是單純的“作風問題”，領導干部的收入即使比一般人多，要養情婦或者與他人茍且是要花錢的，當然也有用烏紗帽換風流快活的，但是是要經濟實力支撐的，所以色官通常同時是貪官。

　　目前，某些官員特別是高中級干部的“與他人通奸”問題的確是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并且是由當年的那種情況之下發展變化成為現在這樣的。我并不認為當時的做法就一定對，但是畢竟是有所約束，而發展到今天的這種狀況，有太多的特定歷史時期的特殊因素。正所謂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當時的社會風氣反映到黨內和干部隊伍內，就出現了上述歪風邪氣，而這些歪風邪氣也反過來毒化了社會風氣。這些年來，某些人還不遺余力地為這種風氣搖旗吶喊，主張賣淫嫖娼合法化，甚至在黨中央重拳打擊腐敗并且對“與他人通奸”問題嚴肅處理的時候，某些人還發布各種奇談怪論進行干擾，最根本的原因是，某種勢力需要這種通奸現象的存在，這樣他們才容易一方面腐蝕拉攏一些干部，一方面又利用此煽動民眾的不滿。

　　貪官的“與他人通奸”就是這樣煉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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