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開放30多年來，在推動中國近代史研究發展進程中，“重寫中國近代史”的聲音不絕于耳。近年來，標榜“重寫”、“重讀”、“重構”、“重說”、“重尋”中國近代史，以及“探尋歷史真相”、糾正“歷史的誤讀”的諸類著作，紛紛登臺亮相，可謂形成一股潮流。這些學者如何“重寫”中國近代史，我們應如何看待這股潮流?這是推進中國近代史研究時不容回避的重要問題。對于其中的錯誤觀點，需從學理角度加以批判。

　　淡化和否定反帝反封建革命的正義性

　　從1840年鴉片戰爭到1949年新中國成立，中國與列強之間曾爆發兩次鴉片戰爭、中法戰爭、中日甲午戰爭、八國聯軍侵華戰爭以及抗日戰爭，也先后爆發太平天國起義、義和團運動、辛亥革命以及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新民主主義革命。這些戰爭和革命運動是中國近代史的重要內容，直接影響近代史發展進程，是中國近代史發展的主線。

　　抗日戰爭時期，以毛澤東為首的中國共產黨，科學分析和總結中國近代革命史，在《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新民主主義論》等重要著作中，對中國近代社會性質、社會矛盾、革命特點等重大問題，做出科學論斷。

　　范文瀾、胡繩等馬克思主義史學家，在這些理論指導下，寫出《中國近代史》、《從鴉片戰爭到五四運動》等具有代表性的馬克思主義近代史著作。這些著作以反帝反封建為主線，全面深入論述中國近代史的發展，奠定了中國馬克思主義近代歷史學的重要基礎。今天看來，這些著作著力于關注近代革命歷史和重大歷史事件，對洋務運動及其代表人物評價較低，對近代社會經濟、思想文化等方面的反映也較薄弱。從進一步推進中國近代歷史研究新發展的愿望出發，指出和彌補這些代表性論著的缺陷，既是必然也是合理的。但一些倡導“重寫”中國近代史的學者，其矛頭所向是要否定毛澤東關于中國近代史的基本認識，否定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會性質，否定中國人民反帝反封建斗爭的合理性、必然性和正義性。

　　倡導“重寫中國近代史”的學者認為，過去的中國近代史著作，以“革命史觀”為指導，是“革命史范式”主導下的歷史。他們指出，以反帝反封建為主線的近代史著作對中國近代史的認識有很大偏頗性，既沒有反映歷史真實，也不符合當今開放的世界以及著力于現代化建設的中國社會現實。在所謂“告別革命”思想主導和影響下，有人指出要擺脫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話語體系，有人提出“三座大山”論掩蓋中國近代問題的本質，有人提出要擺脫中國近代史認識的“怨婦”、“潑婦”和“情婦”情結。在這種思想觀念指導下“重寫”的近代史著作，竭力淡化和否定近代中國人民反帝反封建革命的積極意義。

　　一些“重構”的近代史著作提出，第一次鴉片戰爭爆發是由于林則徐激進的禁煙措施所致;第二次鴉片戰爭爆發源于清朝官員違背國際法，拘禁外國談判代表;甲午戰爭中斷了中國近代化的歷程，義和團運動和“八國聯軍”進入北京是盲目排外的各種反對勢力措置失當導致的惡果;辛亥革命致使民族主義思想泛濫，中斷清朝開始的近代化新政;五四運動提出的道德標準和精神追求，脫離中國社會實際，加劇社會秩序的混亂與失范。

　　這些觀點看似“新穎”和“深刻”，但與基本事實大相徑庭甚至完全背離，那就是中國近代陷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深淵，中國人民經過幾代人的探索和流血奮斗，經過舊民主主義革命和新民主主義革命，最終戰勝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建立中華人民共和國，走上民族復興道路。面對鴉片傾銷帶來的嚴重社會問題，面對列強在中華大地上的燒殺搶掠，中國人民該不該反抗?一個民不聊生、喪權辱國而遲遲拒絕革新的清王朝該不該推翻?袁世凱及其北洋軍閥、蔣介石及其四大家族政權相繼被推翻，這也是中國人民追求民主與自由，反對獨裁與專制的歷史選擇。可以肯定地說，否定和淡化反帝反封建革命的合理性和正義性，就難以寫出科學的中國近代史著作。

　　過分推崇和宣揚近代化

　　在洋務運動進程中，近代機器大工業和科學技術先后進入中國，出現所謂“同治中興”。民族危機面前，康有為、梁啟超等知識分子掀起了旨在推動中國資本主義經濟和政治發展的“戊戌變法”運動。《辛丑條約》簽訂后，出現清末新政。北洋政府統治時期，出現中國民族資本主義的短暫發展時期，實業救國、科學救國、教育救國成為廣大知識分子的追求。國民黨統治初期，也曾出現經濟發展期，民主、自由成為中國各階級和黨派追求的目標。

　　新時期以來，在“現代化”史觀啟發下，近代史學界對這些問題高度重視，展開廣泛深入研究，極大推動了中國近代史研究的新發展。但與此同時，一些學者走上另一個極端。他們過分推崇和宣揚中國近代化，將“革命”與“近代化”對立起來，推崇改良，否定革命。一些學者明確指出，中國近代的核心問題是中國能否融入世界，走向近代化。有學者明確宣告，要拋棄階級分析方法，用理性、溫和的態度敘說中國近代史。

　　“現代化”范式的核心，是以是否有利于現代化的工業和民主制度發展作為評判歷史事件和歷史人物的標準。這也是審視中國近代史的一個重要角度。無論是歐美發達資本主義國家，還是歷經曲折和艱難的中國，都先后經歷這一歷史階段。但在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現代化發展程度十分有限。新中國成立前，近代機器大工業，主要局限于輕工業。近代民主制度，也被北洋軍閥和蔣介石獨裁統治所制約。這是倡導“現代化”研究者必須面對的事實。

　　在人物評價方面，曾國藩、李鴻章、慈禧太后、袁世凱等，對于推進洋務運動發展和清末新政有所貢獻，過去的歷史學著作對其全盤否定，具有歷史認識局限性。但我們應直面曾國藩、李鴻章等殘酷鎮壓太平天國運動，袁世凱肆意鎮壓義和團運動及孫中山為首的革命派;同時，也應直面慈禧太后、李鴻章、袁世凱簽署的一系列喪權辱國的條約。如果真能直面這些歷史事實，一些倡導“現代化”范式的學者，就不會去熱捧《走向共和》這部明顯違背歷史實際，肆意拔高慈禧太后、李鴻章和袁世凱，而對孫中山大肆貶低的電視劇。

　　一些“重寫”的近代史著作，在關注歷史細節時，關注中國現代化道路的艱難和曲折，不斷在“假如”中敘說歷史發展的可能性。有人提出洋務運動失敗，在于西化程度不夠。有人對中國在學習西方和日本失敗后選擇蘇聯道路提出懷疑。有人強調五口通商給近代中國帶來發展機遇，洋務運動后中國成為世界第八、亞洲第一強國，君主立憲是最合乎中國國情的民主政治體制，為清政府沒有利用好這些歷史機遇而嘆息。

　　民族獨立和國家繁榮富強，這是擺在近代中國人民面前的兩大歷史任務。在中國革命進入最艱難時期，歷史選擇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共產黨和社會主義，這就是中國近代史發展的道路。“革命”與“現代化”都是中國近代史的主題，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推翻了中國人民頭上的三座大山，中華民族走上復興道路。中國人民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經過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經過改革開放，初步實現中國的現代化，確立人民代表大會制度、政治協商制度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民主制度，這就是中國近現代的歷史。任何背離這些基本事實、“重寫”的近代史著作，都是缺乏科學性的著作。

　　(作者單位：河北大學歷史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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