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2002年就像20世紀殘留的嘆息，任何一種攪拌都會引起疲倦的波瀾。我在大學所經歷的，正如萬歷十五年貌不驚人之中蘊含的劇變，一些公權力的社會底限審判正在被泰山壓頂一般的巨石擠破胸膛。仰望蘭州的星空，與蘭州三山夾縫中重度污染空氣如影相隨的，是那個地區被侮辱的學術空氣。“張爾進的憤怒”是發生在西北一角，侵蝕共和國合法性的一件不大不小的公共事件。

　　張爾進，一位剛直不阿的大學教授。由于其考證張雨僧烈士(1888～1923年)遺詩中的“魑魅魍魎亦絕滅，況復鹿鱉貍兔獐狼與猬狗!”(《有懷二首之二》，見于《張雨僧獄中遺詩考》，甘肅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而被魏鴻發(曾為反動軍閥陸洪濤的親信、參謀長)之子魏競存告上法庭，控告注解中“猬狗”指向特定之人魏鴻發，造成其人格降低和社會聲譽下降。2002年7月1日，蘭州市中級人民法院對本案作出終審判決，判張爾進名譽侵權成立。法院派人去張爾進的工作單位施加壓力。2003年3月法院強行從銀行扣留凍結了張爾進的工資。引發學者和群眾對生活陷入窘境的張爾進進行救助和對司法的譴責，當時輿論稱之為“張爾進的憤怒”。

　　張爾進的判決結果引發輿論大嘩，造成《張雨僧獄中遺詩考》洛陽紙貴，幾至奇貨可居的境地。蘭州多所大學學者聯名上書，認為法庭強裁學術案例不合理，要求切割學術與政治，尊重當時的歷史事實，并得到上級領導支持，然而司法系統置若罔聞，仍以侵害名譽案強制執行。該事件造成的惡果，相當于歐洲中世紀教會裁判所哥白尼的“日心說案”、北宋蘇軾“烏臺詩案”以及滿清乾隆“清風不識字”案。一方面，該案給了司法系統判決學術研究的惡劣先例，另外一方面，該案給軍閥及近現代歷史上大奸大惡后人通過司法程序翻案塑造了先例。以公共權力介入學術是非，超出了被告和原告，更超出了原告之父是否“后來立功”的是非之爭，而成為了公共權力以司法為后盾，干預學術研究獨立性，侵蝕共和國合法性的歷史性判例，為進入21世紀以來以民國為紐帶的歷史虛無主義大開方便之門。

　　“堡壘是從內部攻破的”，潘多拉盒子是公權力自行打開的。“張爾進的憤怒”傷害的是為共和國立下功勛的烈士，而滋長的是共和國敵人的威勢。因此，它以自殘為代價，求得了表面上的和平與“合作”。歷史與現實構成了學術理想之美與現實之惡的異化，正如《紅樓夢》風月寶鑒鏡子里的映照，差異只是“翻手為云覆手為雨”。因此，理解當今之歷史虛無主義，本質不過是執政黨放棄意識形態陣地，拱手將合法性讓給人民共和國的敵人，以自殘自宮來求得所謂“民族復興”的飲鴆止渴之舉。

　　一、作為文化不妥協反對派的歷史虛無主義成因

　　“張爾進的憤怒”給我極大的震撼，其造成的陰影，伴隨著我的大學時代，使我意識到中國近現代史是沒有真實，客觀研究可能的，關鍵是“誰表述，誰認可，誰支持”的主體性。該案說明，即使政治上反對派的組織形式被消滅，輿論管道被掐斷，但作為一種“迂回包圍”的形式以及“影射文藝”的存在性，會不斷地形成文化上不妥協的反對派。文藝中的“持不同政見者”不斷利用一切可能的渠道蠶食“專政”的“全面”性，滴水穿石，以太極化“中共建國理政合法性”于虛無，于虛無中陰陽轉化，形成“中共敵人”的合法性，達到虛實轉化，“確立”對立面合法、“革命不是革命而是災難”的“極大之實”。

　　第一，歷史未亡人集團，一個現實的存在

　　杜勒斯在1957年7 月2 日說，如果他們(即社會主義國家的領導人)繼續要孩子的話，而他們“孩子又有孩子，那么他們的后代將獲得自由”。毛澤東在1964 年6 月14 日談話中指出“第三代、第四代怎么樣?”的問題。當文化思想以家庭的形態流播，經濟實力借助于市場經濟方式得以形成遺產，共同獲得獨立自主的文化資本權力，“代際相傳”與“文化沙龍式串聯”構成的是歷史未亡人集團，并形成了歷史領域的文化反對派。由于其根深蒂固于“代際繼承”，并通過院外集團(港澳臺的文化以及海外文化)對小圈子集團進行“自我增強”，形成了一個堅不可摧的文化反對派堡壘。這個堡壘隱藏在內心的深處，無法通過各種形式主義的政治思想運動改造，而任何政治對教育的介入，都會被“文革教訓”這個文化反對派避風港所遮蔽并夭折。

　　以上回顧與分析充分說明，我們今天看到的懷戀民國、大談種種民國“高大上”的所謂范兒，并非空穴來風，而是有歷史未亡人集團作為文化反對派的厲行主體推動，有司法系統的“影子人”配合，形成了潤物細無聲的演進運動，并成功將敵我逆轉，使烈士人人自危，人民共和國維護者在文化上自慚形穢。

　　歷史未亡人集團的存在與歷史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很容易通過自身的權利或利益、資本的能量來迫使現存的政權對他們做出讓步。只要存在著與民國有千絲萬縷聯系的未亡人集團，就不可能有一個正確的、明晰的、與事實相吻合的研究，無論是前面提到的對革命烈士的司法控告，還是現在對民國的張揚，都是歷史未亡人集團塑造歷史敘事的案例。

　　第二，“我們”和“他們”界限的模糊化。

　　歷史虛無主義的起源之一，是界限的模糊化，即以敵為友，以統一戰線取代底限，思想混亂，立場混淆。這是我們國家意識形態領域長期忽視“我們”與“他們”問題造成的必然惡果。如果美國南北戰爭時期，我們站在種植園奴隸主的立場上，會發現黑奴是賴賬的，是違法的，是流氓，而奴隸主被整肅則是可憐的，傷痕的，而且還能從奴隸主身上發現他的尊師重教，他允許黑奴拖欠高利貸是仁慈的，甚至還可以發現奴隸主的詩集，他的書法他的才華。如果我們從蔣介石的視角上看上去，會覺得毛澤東等人是流氓，是拆解仁義道德，是瓦解傳統文化，甚至研究者還可以從蔣介石的日機中讀到文化，讀到內心。如果這樣觀察歷史，就會發現根本上“屁股決定腦袋”，歷史正義取決于解讀者的立場和視角。“我們”和“他們”的問題，不僅是戰爭和階級纏斗的永恒話題，也一直是中國共產黨人從建黨以來努力探索的問題。“我們”是工農大眾，這是“我們”的“階級”定位，不是阿貓阿狗的游戲。“他們”則有的時候是“我們”的朋友，有的時候是“我們”的敵人。在改革開放以后，“我們”的內涵發生了嚴重的變化。那些過去所不曾包括的資本家、所不曾包括的民國范兒也被涵蓋到了“我們”的范疇，這就帶來了一個非常嚴重的問題：“我們”的敵人是誰?還有沒有“他們”?因此，在“我們”和“他們”這個界限模糊化的情況下，自然而然地民國范兒的這些人在臺上的表演，“我們”的輿論拿“他們”沒辦法了，因為“他們”已經成為“我們”的內部的一部分了。當然，我們今天為了搞統一戰線，為了讓國民黨感到高興，甚至為了證明自己就是孫中山的正宗傳人而國民黨不是，我們就模糊化國共之間的區別，讓民國范兒大行其道，我們黨卻裝作沒看見，這里面潛藏著巨大的危機。“敵人”掌控了筆桿子，捍衛共產黨的文字卻被封鎖了，并被輿論至于失去道義的自貶地位。一個為共產黨說話的徐嵐卻要經受輿論的謾罵與討伐。在“文革再現”的保護傘下，“他們”所建立的新“政治正確”，就是不準為共產黨的進行合法性辯護。這真是21世紀令人震撼的國家文化現象。一個很沉痛的教訓和現實的案例就是馬英九要做全民總統，為了爭取綠營的高興，模糊化“我們”和“他們”之間的界限，令支持他的藍營心寒，造成市縣選舉的慘敗。中國共產黨要吸取國民黨這次的教訓，吸取國民黨在臺灣市縣選舉中的這次試圖當“全民總統”、試圖以民族性取代階級性的教訓。

　　二、作為“另一種導向的文革”的歷史虛無主義本質

　　養尊處優的知識階級情感，富麗堂皇的土豪劣紳居所，渾身散發腐爛氣息的官僚流氓小資情調，經過美圖秀秀深加工的傷痕文學，他們圍繞民國研究、中國共產黨歷史上的重大事件(打AB團、西路軍西征、延安整風等)和毛澤東研究、新中國的重要時期(“大躍進”和三年困難時期、“文化大革命”十年等)研究出版、發表了不少著作、論文、回憶錄等，形成了一種否定革命，否定人民共和國歷史，甚至否定中華民國建立合法性的反向的文化大“革命”，意圖徹底“解構”現存秩序的“任何”合理性，將執政者置于非人非正非理非法的完全無效境地，焚燒其一切繼續存在的必要。

　　1、作為批判現實主義的民國懷念。

　　以懷戀民國為典型案例的歷史虛無主義，其起步的性質，本質乃是一種批判現實主義，或者說是對現實政策的合法性解構。民國懷念是意向并非立足于民國本身，而是立足于對現實的批判。“項莊舞劍，意在沛公”。民國范兒們只要說民國哪好，總要來一句今天哪兒不好，最終都要歸結到對現實的批判。這種對現實的批判自然有實用主義的要求，它的目標指向是摧毀現有政策的合法性，而另一種政策選擇的合理性。在這個論證解構中，并不存在真實的民國，“民國”和其他美國、日本等一樣，只構成一種工具。作為批判的工具特點是實用主義，實用主義可以為達成目的而扭曲事實，可以今天用美國來反對民國，明天則可以用民國來反對美國。透露其中的是，不問真相，不問是非，不問立場的流氓實用主義。

　　2、進一步說，懷念民國通常是文化流氓性質的工具理性

　　在這里，懷念民國要區分三個層次細節，第一種是情感與認知層面。這些人真誠地覺得民國好。這樣的知識分子通常是知識掌握有限，而且沒有親身經歷過民國是什么樣的，很容易通過一種“既得”的資料和偶然所見的書本形成一種片面知識。這個問題屬于思想認識問題，不可上綱上線。第二種是政策改良層面。覺得民國的某些政策好，可以用于今日的建設。民國盡管弊端叢生，但并非一無是處，例如民國的建筑就是一種創新。用民國時代極個別的優勢政策來推動中國政治的優化，顯然相對合理。但是該種方式尺度難以把握，而且完全可以不提民國而行替代說辭之方案。第三種是政治層面。拿“非事實”的民國來攻擊現實政治體制與秩序，以建立另一種政權的合法性來動搖現政權的合法性。實際上就是在摧毀共產黨執政的合法性，而要建立共產黨之前推翻的那些人的合法性。這個邏輯理解起來非常清晰。這三個層次盡管區分了不同的民國范兒，但三者之間并沒有嚴格的界限。例如通常仇恨層面的民國范兒源于情感與認知，也會借助于政策改良層面而出現于輿論之中。從這個角度來說，多數在公共輿論層面而非個體、小圈子層面里，懷念民國、追思民國的本質，實際上是一種工具理性和價值取向。

　　3、再進一步說，由于民國本身的問題叢生，要達到民國范兒“指桑罵槐”的目標，必然扭曲真實的民國狀況，實現論證的“流氓”化。

　　如果說真有人懷念民國是因為民國在感情上能夠引起共鳴，那么可以理解這票人的“遺老遺少”性質。追思前朝并不罕見。明亡之后，清初有大量文化界的“遺老遺少”;清亡之后，民國初年大批文化界的“遺老遺少”;共和國建立，也有民國在文化界的“遺老遺少”。為了表示政治寬容，也允許遺老遺少寄托一下哀思。然而，“遺老遺少”們的政治規矩和政治自律，是不能采取政治行動，以不損害新的政權為基本前提。但是今日中國，歷史虛無主義形成了一股“范范相衛”(類似官官相衛)、“相互關照”、“彼此呼應”、“兔死狐悲”的文化組織化格局，以至為現行秩序辯護者成了“道義洼地里的蚯蚓”，見不得輿論的陽光。我們可以理解這種小資的人有民國的情調，也許是情感歸屬，但是利用公共輿論，呼朋喚友，爭取他人接受，別人不接受就破口大罵，動輒以“愚民”攻伐，堪稱當代中國為了目的不擇手段的馬基雅維利主義典型。實用主義的工具論是把懷念民國拿出來批判政府，摧毀它的合法性。這種工具理性必然導向流氓化，憑他一張嘴，怎么說他都有理。流氓文化導向文化流氓，進而突破底限，成為他們嘴巴里口口聲聲所攻伐的那個目標——他們手段的惡，必然使得他們所認為的價值禮崩樂壞。

　　4、歸結起來，歷史虛無主義的本質是自私的個人主義。

　　民國范兒通常都“自顧自”的感受，而不顧及集體特別是底層的感受。他們耍流氓，不顧民眾，不顧現實，不顧自由，不顧民主，不顧外敵入侵，不顧整體，不顧事實。只有偏激，狹隘，自我，獨在的小圈子利益，可謂是公開耍流氓。民國范兒枉顧多數人的痛苦，只關注少數人的享樂;忽視民國多數人沒有民主的現實，只顧少數四大家族、蔣介石以及所謂的一些大學教授們小集團的自由;忽視整個中華民族所面臨的外敵入侵、被西方的殖民主義列強包圍的慘痛現實，只顧自己躲在溫柔鄉里享受小圈子的快活。由于其自私的本性，反過來只能加速自身的流氓化。盲人摸象，斷章取義，不看一面不及其余，甚至不惜用歪曲事實來達到其合法性論證，這一點與他們口口聲聲所鄙夷的“口蜜腹劍”有什么根本的區別。因此，用錯誤的方式來實現他們的價值理想，不過是證明了他們人格之下。

　　三、作為顛覆性工具的歷史虛無主義對策分析

　　歷史虛無主義以其對共和國史前史的翻案來達到其顛覆性目的，客觀上模糊化了“我們”與“他們”之間的界限，導致了主體性的丟失。主體間表述的差異，實質上是葛蘭西所言的話語領導權。在共產黨國家，為共產黨說話，需要小心翼翼，而為共產黨過去的敵人說話卻理直氣壯，用福柯的闡述說這是一種病態。因此，所謂“民國范兒”的話語是一種文化生態中的病態話語。話語本身都要有主體的，民國范兒的話語主體是精英，是極少數富裕的人群，是極少數對民國有感情的遺老遺少。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主體是人民，應該由人民來闡釋對于民國的一種認知，而不是由人民共和國的敵人或者說統戰的對象來闡釋。因此，第一個對策，就是要解決“病態話語”，恢復與共產黨執政合法性匹配的話語體系，使得人民和當年的解放區人民一樣，承擔對民國歷史敘事的主體資格，而限制民國范兒對民國的解讀權，在公共輿論中限制其話語范圍，審核其事實性，重建習近平總書記所說的意識形態領導權，用事實說話，用多數人的感受來說話，用數據來說話。

　　第二方面，需劃分“公私權界”。由于所謂“思想文化領域的反革命”并不具備司法操作的現實價值，也在道義上早已為大眾所鄙夷。因此因思想而定罪，顯然不再具有現實的可操作性。但是可以參照宗教的處置方式，合理劃分“私人領域”與“公共領域”。允許民國范兒對民國的懷念與追思，但是需將之關在“私人領域”，而應該在“公共領域”內禁止并使之成為知識分子自律。作為知識個體，可以在私人領域去讀民國的書，懷念民國的學者等，都可以，國家不會干預你。但是禁止在公共領域利用公共媒體，使用公共資源來為民國范兒、為民國的文化來張揚。要嚴格把對民國的情感限定在私人領域，不能擴展到公共領域。由于自由的限度是不得侵害其他人的自由，民國范兒的少數人自由，已經侵害到絕多數人的自由，這種“形式上的自由和內容上的專制”必然被行為規則和政治正確所禁止。

　　第三個方面，應建立官方的“民國史數據中心”，所有的資料和數據免費向公眾開放，并接受任何關于“事實民國”的垂詢。通過這種方式，既可以消弭對民國形成的誤會，更可以以“樹立事實”來使對民國有片面認知者恢復真實認知，被誤導者恢復理性，對民國無體驗者對全面的民國有所感應。“復原”、“探索并發現”真實、全面的民國異常重要。在這個過程中，可以建立“民國生活體驗中心”、“民國人物自己說民國”等面對面溝通方式，建立起真實的民國體驗營。

　　第四個方面，應重建民間交流機制。其實民國的好壞，臺灣地區的人民比較有發言權。畢竟臺灣省經歷的民國治理更為長久。根據我在臺灣的考察結果，臺灣的教科書上并不美化民國，反而是大陸的旅游管理部門出于政治交易的考量，人為地為大陸旅行者設計了高大上、美輪美奐的旅游線路，將臺灣地區最美的東西展示給大陸人，如同幫助臺灣地區做大陸人的統戰工作，扭曲了大陸人的正確判斷。正確的做法，應該讓大陸民眾接觸到生活窘迫的臺灣下層，這些下層對民國、國民黨并沒有多少贊美詩一樣的觀感，更容易讓大陸人體會到共產黨治理的合理合法性。

　　總之，這種懷戀民國的歷史虛無主義危害甚烈，如果不能及時加以糾正和阻止，必將對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大業造成危害。我個人覺得，其中重中之重是恢復話語的主體性和公共領域內話語的領導權，即要把當下民國范兒的這種病態的言語給顛覆回來，言說的主體應該是中國共產黨人和普羅大眾，應該給與我們愛國主義者們以及我們普通的工農大眾以更多的發言權，這才是朝向正確的話語領導權改革所應該做的。需知，即便從自由主義角度來審視，民國范兒的“愿意穿越回民國”也是“劇傻”的做法。在約翰·羅爾斯(John Rawls)的《正義論》中，“無知之幕(Veil of ignorance)”降臨時，你作為“時間穿梭者”，不知道你會在穿越到民國之后將在社會/組織里處于什么樣的角色。那些“民國范兒”的大學教授們，幻想著自己穿越回民國還可以繼續做教授，做土豪，做官家，做姨太太，但是他在“無知之幕”下，會不會穿越回去成為幾億法幣只能買到幾斤大米食不果腹的三毛，或者會不會穿梭過去成為1942餓死在街頭的河南饑民?或者會不會成為1949年被抓壯丁到臺灣守望五十多年的老兵?或者會不會成為228慘案中的死難者。誰知道?誰又能預測?

　　(全文的部分內容以發言的形式在2015年1月25日摩羅主持的《反思“歷史虛無主義”學術研討會》上摘要進行了闡述，本文為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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