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經濟的長期高速增長，讓很多學者與非學者自信滿滿，竭盡心力去證明甚至在政制方面，中國也超越了西方。知名風投家李世默博士便是其中一員。在他看來，中國政制因為其“舍我其誰的執政能力”，正處于少年時期，而美國政制已日薄西山，日漸衰敗。毫不奇怪，這些言論已經讓李世默博士在一些自由派那里聲名掃地，然而，即便在左翼那里，他的觀點也不乏爭議。這并非事關他對中國與美國政制孰優孰劣的斷言，而是在于他對政治路線(也即李世默博士所謂的“政治元敘事”)的摒棄。清華大學研究生王琪援引了汪暉的理論資源，旗幟鮮明地批判了李世默博士的種種論述，認為它們不過是當前去政治化的時代的一個縮影。在他看來，這些論說刻意忽略了國家機器背后的政治安排和階級斗爭，實質上遮蔽了不平等的社會經濟關系。王琪的文章自然引發了不少擁護李世默博士的專欄作家的反彈。比如，凌魏行先生就認為，王琪低估了中國治理模式中的政治性。這個批評在一定程度上是恰切的，而且相比王琪更加接近汪暉的觀點。汪暉曾經指出，中國崛起的成功經驗要歸諸于改革期間不同傳統之間存在著協調、制衡和矛盾。然而，如果凌魏行先生在這一點上贊同汪暉的話，那么他將與李世默博士分道揚鑣，因為李世默強調的是中共的執政能力與組織安排，這是一種沒有政治性(元敘事)的治理話語，與汪暉對政治性的強調相差甚遠，如果不是背道而馳的話。在這個意義上，王琪對李世默博士的批評仍然值得我們認真對待。正如汪暉所言，“當市場化改革成為主潮之際，若沒有國家內部、政黨內部和整個社會領域中存在的社會主義力量的制衡，國家就會迅速地向利益集團靠攏。”“國家的中立性是由上述并非中立性的力量及其相互關系促成的。”(參見汪暉：中國崛起的經驗及其面臨的挑戰)

　　除了凌魏行先生，寒竹先生更是兩次撰文回應。在他看來，去政治化論題既不符合西方實際，也不符合中國狀況，他還進一步認為，西方政黨政治從開始就存在代表性斷裂，而中國政治從古代到當代，一直沒有代表性斷裂問題，中國當下政治不過是繼承了古代中國的優良傳統——通過這樣的論述，他便輕而易舉地繼承了傳統，與那些“割斷傳統”或“否定傳統”的革命論說區分了開來。這些論斷，無疑在相當程度上給李世默博士的論說添加了注腳，關于去政治化的論題，我們依然覺得有談論的必要。

　　“什么是政治? 什么是去政治化? ”

　　在寒竹看來，所謂政黨的政治性就是一種特定的代表部分(part)群體利益的政黨的選舉行為。基于這種對政治的定義，寒竹批判了汪暉的“去政治化”這一概念的適用性。然而，姑且不論寒竹對政治的定義正確與否(這實際上是把政治視為一種對不同part之間的資源和權力的分配機制，在朗西埃看來，這并非是政治，而只是治安)，也不論寒竹所想象的“去政治化”是否適用于西方社會(王琪的文章已經對此進行了反駁)，實際上，汪暉的政治和去政治化的概念與寒竹頭腦中所認為的相差甚遠。因此，寒竹對汪暉和王琪的批評基本上是錯位的。

　　澄清汪暉的政治概念，對于明晰這場爭論的要旨，是十分必要的。

　　在我們看來，汪暉實際上綜合了兩種政治觀念，其一是阿倫特和哈貝馬斯的基于主體間的話語實踐和政治行動的政治概念，在他們看來，政治就是一種在公共領域中的通過言語和行動展現自我和彼此協商與協調的過程;其二是施米特基于敵與友劃分的政治概念，在施米特看來，政治就是劃分敵友、決斷敵人的過程。汪暉將政治置于一種事態分析之中，他承認敵與友的存在及其劃分的不可避免，但又認為敵人和朋友都是可以轉化的——毛澤東說過，政治就是，把支持我們的人搞得多多的，把反對我們的人搞得少少的;他也承認政治就是一種政治辯論和社會運動，但認為不同群體之間存在難以協調的利益沖突，不存在自由主義政治哲學所設定的那種共同善。因而，汪暉的政治概念更接近于毛澤東，正是毛澤東將劃分敵友作為政治的起點，但又將敵與友的關系置于一種變動的政治事態之中，同時，毛澤東也將政治辯論和社會運動引入到了政治過程之中，并自始至終極力反對革命中的過分暴力化傾向——正如汪暉所指出的，暴力化在某種程度上是去政治化的結果。總之，在汪暉看來，政治就是一種政治主體間圍繞領導權而展開的對抗或對話活動，而去政治化就是取消政治中的種種要件，即取消政治主體的能動作用、解構特定政治主體的組織和領導權、遮蔽政治主體間的博弈關系。在這個意義上，無論是蘇聯的“全民黨”實踐、文革中的血統論和暴力化、改革開放中的“不爭論”和“貓論”，還是當代西方政黨政治的代表性斷裂，都是這種去政治化的政治的不同變體。

　　可見，寒竹并沒有把握到汪暉的政治概念的內核。在他看來，“西方社會的‘政治性’通常被理解為黨派性，與‘中立性’的概念相對應”。在此基礎上，他得出結論：“西方政治演變為選舉黨不僅不是政黨‘政治性’的喪失，相反，恰恰是代表特定社會群體政黨的‘政治性’的邏輯發展”。然而這些論據并不足以支撐寒竹的論點。事實上，寒竹混淆了代表性和選舉性(他把代表性等同于黨派性，又把黨派性等同于選舉性)。在汪暉和王琪那里，政黨的政治性在于它的代表性，可到了寒竹那里，政黨的‘政治性’就被偷換為選舉性。代表性意味著政治正當性，而選舉只是西方政治為了體現正當性而進行的操作手段，二者絕不能等而視之。

　　在寒竹那里，政治基本是個負面的概念，是一種出于黨派利益的偏見和考量，由此，寒竹預設了一種中立和政治的二元論，并將中國共產黨和西方的多黨制政黨置于這種二元劃分中。在他看來，西方的政黨由于只代表部分群體的利益，因此只具有部分的合法性，無法長期執政，而中國共產黨由于代表了全體利益，長期執政就具有完全的合法性。且不論這種觀點忽視了共產黨歷史上長期存在的黨內外理論辯論和路線斗爭(下文詳述寒竹對中共政治的誤讀)，更為關鍵的是，它無視政治與國家機器之間的必要區分。在一定意義上，政治與中立的二元劃分是成立的，但它所對應的并非是全民黨和多黨制政黨，而是政黨政治與國家機器，前者體現為一種現代政治范式，而后者則是一種現代行政結構。在這個語境中，去政治化的政治也可以理解成用國家機器吸納政黨政治，它的各種癥候就包括技治主義、現代化理論、行政吸納政治、(沒有階級視野的)國家治理話語，這些政治話語或實踐，都是在用程序化、規則化、科學化的行政操作來取代政治性的辯論或運動，它們認為存在一種共同善，并且可以用一種中立的理性手段來獲得。因此，去政治化的政治消解政治主體的主觀性和能動性，并將政治主體的領導權稀釋為一種利益算計，更為關鍵的是，它抹去了政治主體之間不可避免的對抗或對話——于是，階級的存在也就不可避免地被遮蔽了。在當前，隨著“黨-國”體制轉換為“國-黨體制”，也就是政黨越來越被吸納到國家之內，無論是中國共產黨還是西方選舉性政黨，都越來越呈現出中立化的趨勢。這也就意味著政黨的中立化，也就是說，有些時候，政黨不再具體代表某個階級去行使權力，而是以全社會的名義發起行動。然而，政治是永遠不可取消的，因為總會存在利益分化，如果政黨以中立化的形象出現，從政治議題中抹去了政治路線辯論，只會以此遮蔽甚至放任某個階級或集團對政治和行政資源的挾持。

　　寒竹杜撰了兩種政治概念，除了西方語境中的黨派性之外，還有中國語境中的政治概念。在他看來，‘政治’一詞在西方意味著黨派性，而與中立性相對立;在中國則意味著中立性，而與黨派性相對立，“講政治的含義就是講‘大局觀’和‘公共性’”，不同于西方，中國自古就沒有把黨爭合理化。誠然，中國確實沒有政黨選舉的傳統，但這并不承諾一種中立化的行政程序，更不意味著它取消了政治主體間的博弈。

　　作為先鋒隊的共產黨與西方的競選式政黨(無論是兩黨制還是多黨制)或沉迷于議會斗爭的修正主義政黨(如德國的社會民主黨)當然有所不同，這是毋庸置疑的。但中共的一黨制也非寒竹所說是什么中國特色，這是一切列寧主義政黨的特點：政黨成為新君主，去代表整個社會，并且對社會進行改造，最終實現政黨和國家的消亡。這里最為要緊的就是政黨對社會進行改造，如果沒有改造，政黨只能抽象地宣稱其普遍代表性，但普遍的代表性恰恰是社會改造和社會運動的結果。十月革命后，鑒于蘇聯人民經濟和文化水平的相對落后，還不能實行巴黎公社全體人民當家作主管理公共事務的原則，因此只能由一個黨去代替人民施行無產階級專政，列寧在回答“是黨專政還是階級專政?是領袖專政(領袖的黨)還是群眾專政(群眾的黨)?”時寫道：“在多數情況下，至少在現代的文明國家內，階級通常是由政黨來領導的;政黨通常是由最有威信、最有影響、最有經驗、被選出擔任最重要職務而稱為領袖的人們所組成的比較穩定的集團來主持的。”政黨這個時候就與國家重合起來，形成“黨-國體制”，對社會進行改造，對外部和內部的敵人進行斗爭轉化——在國際主義的馬克思主義那里，對外是促進革命，最終形成全球革命，對內則是改造階級敵人，讓其成為無產階級或者人民的組成部分。

　　正如葛蘭西所說，“現代君主，作為神話-君主，不可能是某一現實人物或具體個人;它只能是一個有機體，一個錯綜復雜的社會要素，通過它，那個得到承認并在行動中多多少少得到維護的集體意志開始凝聚成形。”也就是說，作為現代君主的共產黨與19世紀中期所開始出現的資產階級政黨有著本質差別，后者代表的只是某些特殊的意志和利益，并且彼此在所謂的合法性框架內進行博弈，而現代君主的“神話性”就在于它訴諸普遍性和總體性，從而“通過創造具體的幻想，影響四分五裂的人民，喚起和組織他們的集體意志。”但這種政黨并非抽象地宣稱代表社會全體，因為在一個階級社會，在一個被階級分化所撕裂的社會中，政黨的確只能代表部分，代表某個階級或團體。國民黨指責共產黨只代表工農，但國民黨也只是代表地主和官僚資產階級，卻宣稱自己是個全民黨，正如王奇生所指出的：國共分家后，國民黨漠視當時中國實際存在的階級對立和沖突，聲稱代表“全民”利益，而這樣一種“全民”利益實際上并不存在。國民黨企圖把本身的基礎建立在彼此利益相互沖突的各階級聯盟之上，其結果卻是兩不討好。“全民”中沒有哪一個階級，真正認同或感覺到國民黨確實代表了他們的利益。國民黨自然也沒有一個真正屬于它的社會階級基礎。這與赫魯曉夫所提出的全民黨可謂異曲同工。

　　而共產黨抓住抗戰契機，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并進行一系列的社會斗爭與社會改造，從而讓其代表性空前全面，政治性也十分強大。這的確是共產黨在建國之前的成就。國旗上的四顆小星所代表的四個階級團結在共產黨那顆大星周圍，這正是意味著中共的普遍代表性。但這種代表性并非一成不變的。

　　寒竹指出，孫中山認識到革命的任務是建國，而這正是西方近代以來所完成的國家政權建設的任務，這部分地包括李世默所說的執政能力或者國家能力。這個任務在中國就叫新民主主義革命。因為中國資產階級的軟弱性，他們無法建成一個統一獨立的國家，這個任務就歷史性地落到共產黨的肩上。中國大革命的失敗從反面證明了毛澤東的洞見：中國無產階級的最廣大和最忠實的同盟軍是農民，通過《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毛澤東也厘清了革命的“敵友”問題。正是這個問題的解決讓中國共產黨重煥活力，在之后漫長的戰爭與革命中最大限度地組織動員了中國社會，從而從根本上結束了中國的封建割據和一盤散沙局面，并造就了實質上的現代國家。寒竹沒有指出或沒有認識到的是，孫中山改組國民黨的想法恰恰來自于蘇聯共產黨的啟示，而中共在這方面則徹底將國民黨甩在身后。

　　寒竹還忽略了一個問題：建國之前的共產黨與改革開放之后的共產黨的代表性完全不可同日而語，雖然表面上兩者都代表著最為廣泛的社會階層。代表性的廣泛并不意味著無所不代表，相反，共產黨為了實現自己代表性的全面徹底，就不得不去改造不屬于人民范疇的群體，讓他們從敵人變成“支持我們的人”，這正是建國后社會主義改造所要完成的任務。這才有了最廣泛的人民的范疇，以及真正代表人民的先鋒隊。但這也不意味著社會中就不存在異質性的群體，相反，敵對階級依然存在，斗爭依然存在。在社會主義改造完成之后的1957年，毛澤東在《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中進一步區分了社會矛盾的兩種類型：敵我之間的矛盾和人民內部的矛盾。這是性質完全不同的兩類矛盾。這個論斷也意味著敵我之爭依然存在。中國是國體是無產階級專政，這個專政必然有個對象，那就是新舊資產階級。在建國以來的前三十年中，所有的政治安排和政治辯論都可以說建基于這種敵我之分的政治決斷之上。而在改革開放之后的話語中，當敵我之分被抹去，階級話語被遮蔽，那么共產黨就從原本的動員黨、革命黨變成了國家黨，或者所謂的民族復興黨，即便這種轉變始終存在著社會主義傳統對它的制衡。這正是李世默博士們在周末所研究并仰慕的共產黨。

　　總之，寒竹先生既誤解了汪暉的政治概念，又誤解了中國共產黨的性質，基于這種雙重誤解，他認為西方一直是政治化的，因為一直都存在黨派利益之爭，同時也認為中國一直是政治化的，因為中國共產黨始終中立化地顧全大局。很可惜，政治并非等于黨派之爭，也并非等于利益分配，而共產黨所體現的也并非中華傳統政制的美德，它的底色是列寧式的先鋒政黨。

　　我們在此并不否認改革開放以來中國所取得的巨大成就，無論是在經濟發展還是國家能力方面，這的確是值得大書特書的業績。這些業績的確也或多或少地惠及了社會，這可能是絕大多數中國人信任政府的原因所在。我們也期望著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但是我們不應忽視兩個問題：這些成就如果脫離前三十年的革命建設歷史，是否還有可能?這些成就是否可以讓我們忽視當下出現的種種問題，尤其是日益尖銳的社會矛盾?

　　事實上，在19世紀，伴隨著西方國家的崛起，以及工人運動和社會主義政黨英雄般的斗爭，西方的工人也分得一杯羹。但隨著工人政黨逐漸散失其社會主義底色，不平等已成為全球性的瘟疫——這在當下已成為共識。中國的情況亦是如此，與中國經濟的體量相比，當代中國工人(農民工)能得到的好處實在微乎其微。而這些不平等問題的產生，恰恰是與世界范圍內的去政治化趨勢同步的，單純的國家治理能力建設，非但不能解決這些問題，反倒有可能放任其加劇。對此，我們不得不正本清源，重新審視政黨與發展路線的問題。在這個意義上，我們似乎仍然無法避免對不同“政治元敘事”的決斷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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