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史先生(前北加里曼丹共產黨第二分局書記洪楚庭)將其文稿《北加里曼丹共產黨與北加里曼丹革命》一書電子版賜予烏有之鄉，本網站將予以連載。

　　第六章 黃紀作的“和談”

　　第一節 “和談”的背景

　　一、 當時國際國內的形勢

　　70年代是美蘇兩霸激烈爭奪的年代，也是第三世界人民向帝國主義、殖民主義、霸權主義發動進攻，推動歷史前進的年代。

　　“和談”出現於1973年10月19日，在這之前的世界形勢是怎樣的呢?

　　從世界范圍來看，世界各種基本矛盾在激化，美蘇爭奪激烈，局勢動蕩不安，“天下大亂”正是當時的形勢特點。

　　美蘇兩霸大肆宣揚什么“緩和”，大念“和平”經，骨子里卻在加緊爭奪勢力范圍和爭霸世界，而且越演越烈。他們爭奪的重點在西歐，又擴大到其側翼中東、巴爾干和世界各地。他們在歐洲、亞洲等地大量駐軍，建設各地軍事基地。兩霸的海軍也在世界四大洋爭奪，兩國的戰艦在這些領域進進出出，不斷的游戈、演習、威嚇對方和監視對方。雙方世界軍事對峙，有增無減，什么“一代人的和平”什么“持久的和平”，都是蠱惑人心、假的東西，明爭暗斗才是真的。簡而言之，在美蘇兩霸的爭奪下，在他們不斷擴軍備戰下，世界的革命因素和戰爭因素都在增長。

　　整個國際形勢是這樣，我們周邊的東南亞形勢又是怎樣的呢?

　　1970年，馬來亞民族解放軍6個突擊隊正開始跨過馬泰邊界,南下馬來亞各州，在抗日、抗英之后，又掀起一場國內武裝斗爭。菲律賓共產黨領導的新人民軍正把武裝斗爭發展到呂宋島、泰加諾、亞科文、比沙亞斯和棉南佬，在同馬可斯法西斯統治的斗爭中，不斷取得新勝利。在泰國，1969年泰國人解放民軍總司令部成立，武裝斗爭不斷發展壯大，發展擴大到北部、中部和南部的一些地區。緬甸的革命武裝斗爭也在勝利的堅持與發展。

　　值得一提，在1973年，印支三國的抗美救國、爭取民族解放的革命戰爭正如火如荼的蓬蓬勃勃發展，取得了一個又一個的巨大勝利，面對這樣的局勢，李光耀驚恐的唉嘆：“共產勢力如日中天，來勢洶洶，轉眼就要吞沒整個東南亞。”事件才一年半后，印支三國抗美武裝斗爭就先后取得了徹底的勝利。這標志著那時的周圍國家武裝斗爭形勢很好。

　　在70年代初,非洲的莫三鼻給、波德角和圣多美等國家相繼獲得人民戰爭的勝利。大洋洲的巴布亞新幾內亞也取得了民族獨立。

　　綜觀上述，從當時那樣的國際形勢來看，我們看不到真正的緩和，更找不出有進行和談和停止武裝斗爭的根據。

　　再從國內形勢來看，長期來馬來西亞政府在國際對外關系上追隨帝國主義和實行反共反人民的政策，使其聲名狼藉，極為孤立。為了擺脫這一窘困孤立的處境，對外它不得不調整與改變路線與政策。為此,它極力擺出一付新興獨立的國家姿態，提倡“東南亞中立化”政策，還準備跟社會主義中國建交。對內政策也做了一些調整,實行了“懷柔”政策，開展爭取民心運動和發展經濟計劃。在砂羅越把以往的人聯的資產階級拉進組織聯合政府。在馬來亞也爭取民主聯合黨和馬回，擴大其統一戰線。他們還表面搞了一些緩和其他民族情緒的措施。所有這些改良和緩和措施,在某種程度上會起著轉移人民視線、緩和其內部矛盾的作用。但正如文銘權當時所指出的那樣：“它仍然極端反共反人民,仍然積極推行對外討好外資，對內加強剝削勞動人民的經濟政策,仍然肆無忌憚的實行種族主義教育政策。因此，這個反動政權仍然是革命的對象。”從實質上說，統治階級同各族人民的基本矛盾并沒有改變。

　　在拉讓江和砂拉越河地區，盡管革命武裝斗爭力量在強大反革命壓力面前出現一些困難，內部不可避免地出現一些分化淘汰，但革命形勢還是處于較高漲的狀態。

　　1968年尾，黃紀作帶了總部人員轉移到第二省印尼邊區，由于黃紀作在殺敵奪武上執行偏“左”的政策;到了后期(71-72年)他更陷于愛情的泥沼，更消極不負責，更脫離實際和同志，更不注意鞏固內部，結果華伊群眾被鎮壓而變得消沉害怕支持革命，同志犧牲，逃跑，也有不少投降，特別是1971年12月18日3.30戰斗隊副隊長沈欽龍帶一批人投降，到此為止，一段時間來就有40多人投降。黃紀作從第一省海口區開會回來后，第二省的武裝斗爭已從最高峰時的擁有100人以上的部隊僅剩下不到20人，呈現低潮的狀態。

　　二、海口區的中央級領導會議

　　自1965年9月19日坤甸會議之后，中央級的領導會議好多年都沒有召開。有關黨軍的一些問題、砂拉越人民游擊隊第三支隊問題以及一系列問題都迫切需要討論和解決。黃紀作就設法通過公開線和武裝線聯絡。黃紀作經過了2、3年的努力，犧牲(有的被撲)了一些干部、戰士，總算跟在第一省的林和貴取得了聯絡。

　　1972年5月，黃紀作帶了范國強、黃賽鶯、蔡愛友、張和云、辛澤標等不到10位同志，從第二省出發，經過整個月的長途跋涉，順利地到達第一省的海口區端必臘 ( Tambirat )，成功地和西部的領導人會面，舉行了會議。

　　1972年中，林和貴帶了沈友貴、陳宣平、潘瑞清、張偉勝、陳勝賢等10名人員，用水路來到三密，先進后山駐扎下來。出席這次會議的有中央第一分局書記林和貴、委員謝嫣素、黃紀曉以及中央第二分局書記黃紀作。會議上雙方共同交流了離別后的情況，討論了砂羅越人民游擊隊第三支隊的問題。會議制定了革命第4項總方針:“放手發動群眾，壯大革命力量，進行人民戰爭，開辟游擊區，建立農村根據地;努力搞好各條戰線的工作，積極支援和配合武裝斗爭。”會議還決定把北加人民軍和北加人民游擊隊統稱為北加民族解放軍。在分析當時的革命形勢以及制定新的革命總方針之后，黃紀作還表示要回第二省去開辟與建立魯巴河根據地。后來黃紀作在給洪楚廷信中也提到,要建立魯、拉(即魯巴河-拉讓江)根據地。

　　會議沒有解決黨軍的統一問題;也沒有全面總結開展武裝斗爭以來的斗爭經驗，把武裝斗爭的戰略戰術提高到更自覺、更完整、更靈活的層次;更沒有針對當時國內武裝斗爭，即將面臨被瘋狂鎮壓的局面的戰略戰術，作出必須的研究與決定。

　　東西領導人在中間開會，兩邊是各自的警衛員和工作人員。周圍的同志會隱隱約約聽到他們談話聲，聽不到內容是什么。會議是上午九點開到11點左右，下午是1點開到4點。第一天散會后，看到與會者面帶笑容。第二天沒有引起特別感覺。第三天散會后，氣氛大有不同，與會者的臉色難看，估計會議是開砸了。第四天雖然還有召開，看來有開與沒開，沒有兩樣，一些問題是談不下了。據黃紀作以后對人說，在談到砂拉越人民游擊隊和北加人民軍合并為北加民族解放軍的問題時，在誰任政委與總司令的職位上談不下。還有黃紀作對林處理葉、楊問題也出現了大的分歧。會議的不尋常氣氛與爭論，在雙方隨行人員都留下消極的影響。

　　這次會議，不是成功，也不是團結鼓舞人心的會議，而是不歡而散的會議。

　　三、海口區會議之后

　　會議結束后，林和貴等返回在馬當山的營地，他對會議保持沉默，他們還慶祝新的革命總方針的制訂，始終否認在會議中的矛盾與不愉快。

　　會議結束后，黃紀作、紀曉和紀權三兄弟往同個方向走，這不是好的兆頭。黃紀作留在會議地點醫治痔瘡。半個月多，黃紀作他們的住點遭敵兵搜索到并受到炮轟。大隊撤向海口區的如毛澗，在此黃兄弟分手。黃紀作帶了10多人向西連路方向轉移。在路上，范國強對黃賽英說，從海口區會議看，可以看出這個革命是做不下去了。他倆決定把黃紀作送到第三省之后，就要離開部隊。

　　1972年約9月間，黃紀作的隊伍開到了西連路36哩，他們在那里住了幾個月，會見了父母和其他家人，會見時間太長又不夠注意安全。

　　海口區會議后，洪楚廷第一次和黃紀作取得聯絡，從聯絡員那里傳來洪已是北共中委的訊息，不久黃紀作卻通知中央第二分局的領導成員，書記黃紀作，副書記黃紀曉，委員洪楚廷。同時也要洪準備船，接應他們到第三省去。以后洪楚廷曾問過林和貴是否增選洪為中委的事，他說可以這么說，但否認把黃紀曉調到東部當副書記的決定。21世紀初出版的《各國共產黨總鑒》的書中有提到：“1972年8月，北加共中央會議，會議增選洪楚廷為中央委員，并任中央第二分局副書記。”這可以證明，海口區會議是內部分裂的開始，會后又是黃兩兄弟把分裂公開化。

　　1973年年初，黃紀作來到Balai Ringin 54哩，跟去時留下的一組結合。后他們轉移到西成路71哩一帶的海南村，他們在那里駐扎了幾個月。在這里，黃紀作表現消極，心事似乎多多，他身邊有的干部事后猜疑，那時他可能正在作出去的準備工作。當住點住久，缺乏安全條件，有的同志提醒必須轉移，他也不注意。以致6月19日，一股敵兵搜索到他們營地站崗的方向，李興莊(應端，38歲，海南人)得到警報，他在走向站崗方向去偵察情況的當兒，遭到襲擊而犧牲。黃紀作的隊伍才被迫撤離此地，向第二省轉移。

　　部隊抵達第二省的板督(Pantu)，一支的指導員沈澤青帶領一部分同志留在這一帶堅持戰斗。

　　他們來到了成邦江附近一帶的Sg. Doris沼澤地駐下。在此，黃紀作召集范國強、黃賽鶯、蔡愛友和黃紀權四個主要干部，討論去拉讓江地區聯絡的問題。前兩位主張割到盧勃安都(Lubok Antu)，再向北或東方向割到第三省。而后兩位主張，用船突擊駛向泗里街。黃紀作也同意后者的主張，決定用水路去(其實用水路條件不具備)。

　　會議后，黃紀作派范國強、黃賽鶯帶了五位戰士，尖兵陳虎、

　　海燕、蒂瑪和二位比達友同志國民和慶云去成邦江福州芭處理聯絡兼搞糧食。在途中，他們跟敵軍發生2次駁火，他們直接割向印尼邊界老點一帶，取出貴重的物品，兜轉了二十多天抵達英吉里利。又沿盧巴河而下，船劃了一段路程停下。范、黃就打發5位同志去實巴荷(Spoah)聯絡(那里有拉讓江下游武工隊派來的黃國華等聯絡員)，自己則留下準備離隊。73年9月30日，范、黃倆向英吉利里警署自首。

　　五位戰士走了2天到達木中，10月8日阿浩阿納魯東(國民)和阿布阿納馬拉(慶云)卻放棄武裝。向木中當局投誠。剩下3位同志繼續前進，10月10日，他們被跟蹤的敵軍遇上發生駁火，3位同志被打散了。10月11日，張秀芳(海燕)在搭巴士過程被捕。10月12日，陳愛娘(蒂瑪)被追蹤的敵人襲擊而犧牲。最后只剩下陳雙佑(陳虎)一個，他還要繼續堅持下去。10月15日，在實巴荷又遇到一位馬來壞蛋的出賣，陳虎同志突不出敵人的包圍，在同敵人搏斗中犧牲。於是聯絡拉讓江的任務就告吹了。

　　第二節 “和談”開始

　　一、談判的前后過程

　　在黃賽鶯他們沒有按時回來，又感覺到周圍有敵情，黃紀作他們就轉移向成邦江方向。1973年10月3日深夜，隊伍內有一位叫丘白勝(進武)的，卻偷了革明的槍走掉。部隊又轉移，在靠近盧巴河的西南潛伏下來。10月10日傍晚6時，他們看到飛機在上空盤旋，而且聽到黃賽鶯的聲音在上空播話，呼吁黃紀作等放下武器，走出森林 …。黃紀作聽到呼吁，當場落淚!

　　毋庸置疑，黃賽鶯他們已投誠了，黃他們的離隊下山，給紀作是一個不小的打擊。看來周圍的敵情還緊。再說，警衛工作隊剩下的同志也不多，而且絕大部份同志也缺乏信心再堅持下去。

　　如何克服眼前的困難與問題?黃紀作提出解決問題的兩個方案:(一)要突圍堅持下去是可能的，再堅持3、5年也是可能的，但將會造成更大的犧牲。看來這一方案不是良策。(二)跟政府進行談判，停止武裝斗爭，出去開展公開合法斗爭。黃紀作說，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他認為出發點是為了同志與群眾的利益，萬一錯了，他寧可背這個黑鍋。

　　跟其弟黃紀權和干部蔡愛友商量之后，黃紀作就策劃有關出去談判事宜。

　　黃紀作給兩位聯絡員各帶兩封信。紀權帶的兩封信，一封交黃紀曉，一封是去古晉給首席部長耶谷的信。張和云帶的兩封，一封去拉讓江給洪楚廷之信，另一封也是給首席部長的信。

　　1973年10月13日上午，兩位聯絡員從森林營地出發后，公路搭巴士。張和云的形態裝式引起打票員的疑心，被告密，而被抓進了英吉里利警察署。張告訴當局要跟砂拉越首席部長進行談判，黃紀權在邦督也被截住，他們倆立刻被用直升機秘密送往古晉。

　　當天下午首席部長耶谷在古晉中央醫院收到黃紀作給他之信。傍晚，他立刻接見了黃紀權與張和云，并表示愿意接見黃紀作，越快越好,地點可用在成邦江的省公署。耶谷也復了信交由紀權轉交給紀作。

　　次日下午，黃紀鄰把兩位聯絡員載到西連路29哩。在紀權老家一帶，他聯絡上了紀曉，并帶了紀曉給紀作的信件。

　　聯絡員回到森林營地，紀作看了信件中有一篇是文銘權《目前形勢和合法斗爭的問題》(附錄一)的文章。看了這個文件，黃紀作越感到自己的想法是正確的，據他說“是完全合乎文主席指示的精神實質的”。

　　10月19日傍晚，黃紀作帶了3位身邊人員抵達成邦江的省公署。

　　次日上午9點25分，談判就在第二省成邦江(后改名斯里阿曼)的省公署進行。

　　北加人民軍的代表有黃紀作、其四弟黃紀權、警衛隊長蔡愛友和戰士張和云4位。政府一方的代表有首席部長耶谷、Encik Wan Sidek、Encik Abang Yusuf Putih、Datuk Hj. Hamdan Sirat、Tuan Ibrahim Bin Mohd Noor、Tuan Hj. Mohamad Amir Bin Yaakup、Encik Azizan、Tuan Haji Alli Kawi、Encik Fauzi和黃紀鄰。

　　1973年“和談”，正式的談判時間只有2個小時，最重要的內容是10月21日簽署的《諒解備忘錄》(附錄二)。

　　值得一提的是，黃紀作無視黨的紀律,在事關取消武裝斗爭,解散軍隊的重大問題上未爭取其他主要領導同志的意見，就擅自出去談判。同時，出去談了就匆忙的簽署《諒解備忘錄》。

　　談判之后幾天，黃紀作就安排出人下山。在他的指示下，10月

　　25日，警衛隊就出了10位成員。這是73年“和談”后的第一批出人(不包括已出的紀作等4位)。接著，11月16日，第二省又出了5位。

　　這是“和談”行動在第一、二省的第一期計劃宣告順利實現。

　　在政府當局看來，當時黃紀作處在那樣艱險困苦的環境，被迫作倉促的“和談”，未得北共中央其他領袖的同意與認可，實際上不能代表北加共產黨，他只能代表個人，或者代表一個小單位。顯然的，這樣看待對黃紀作是很不利的。

　　在“和平”行動期間，政府成立以政治部為主的行動委員會來處理“和平”行動的問題。在第一期計劃結束后，這個委員會有開會，做出以下決定：以《諒解備忘錄》的條件與精神為基礎，在第一省與拉士貢地區加以推行一切行動;不再跟整個黨或一個組織進行正式的和談，卻以領袖或單位的個別來處理;加強實行軍事行動或心理戰的壓力，通過黃紀曉把第一省北加人民游擊隊叫出來，最后迫林和貴出來。在拉士貢地區，設法聯絡上洪楚廷，勸他接受和談，等等。

　　二、洪楚廷的態度

　　黃紀作在安排其弟紀曉在第一省執行“和平”行動計劃的同時，1973年11月4日，他帶了張和云飛抵詩巫。

　　在詩巫，政治部袁悅凌、周威廉，同黃紀作安排在拉讓江地區執行“和平”行動的計劃，他們擬定以下決定：立即凍結在泗里街沐魯都地區的軍事行動，以方便處理聯絡;安排黃紀作的聯絡員去聯絡，設法把有關之信交到洪楚廷等領導人手上，并安排跟他們見面。

　　黃紀作分別于10月28日和11月7日給洪楚廷寫了兩封信。

　　(一) 1973年10月28日的信是這樣寫的：

　　“ 101同志(注一)：

　　你好!同志們好!祝愿毛主席萬壽無疆!祝文主席身體健康!

　　(1) 我曾于數月前寄給你 08-02-73及 09-04-73兩封信，不知你有收到嗎?

　　(2) 最近我接到文主席關于《目前形勢和合法斗爭》問題的指示，

　　請你們認真研究。我完全同意文同志的觀點。

　　(3) 按照我根據一、二省情況的分析(三省情況你們比較清楚)，我們

　　的武裝斗爭正遭遇極大的困難。我們非常需要改變斗爭形式,也就是從武裝的改為和平合法的斗爭，以便積蓄力量，長期埋伏，以待時機。

　　(4) 由于和你們聯系很困難，我們本單位又處于極端不利的情況

　　下，我已和首席部長接觸舉行會談(請看雙方所簽的備忘錄)。這次會談由我主動提出，條件也由我主動提出，談的結果也達到了我們的最低要求。

　　(5) 我認為改變斗爭形式，將使我們從孤立的地位擺脫出來去開展

　　廣泛的統一戰線工作，從而爭取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群眾的支持。我預料，如果搞得好,我們能搞得比1962年聯合黨時期更出色。經幾天接觸的結果，我初步覺得耶谷是個民族主義者，是我們應爭取的盟友，而且只要我們改變斗爭形式，和他們合作的條件是具備的。

　　(6) 只有大踏步地后退，才能大踏步前進。只有放棄這一次的武裝

　　斗爭(因為它已處于孤立的地位)才會有經過充分準備的、

　　全國范圍的、國內外條件有利的第二次的勝利的武裝斗爭。

　　(7) 我們的新口號應是“重返社會，和廣大人民群眾相結合，繼續進行政治斗爭，繼續為人民服務。”

　　(8) 按現在的備忘錄，我們所有的隊員在出來后都享有馬來西亞公

　　民或外國僑民同等的權利。這樣他們就可以到沙巴、第四、五省等地尋找生活，搞些為人民服務的工作。

　　(9) 在條件允許時，我們應爭取開展全國性反黃運動，爭取和平的

　　運動，因為我們達致的只是初步協議而已。

　　(12) 在接到我這封信，你們各單位就應停止主動出擊，另方面我也

　　要政府方面停火以利于磋商，和減少雙方的損失。請在接到此信后停止一切除奸行動，以利于雙方和談為期半年。

　　(13) 貝坤同志方面不知你們能盡快通知他們嗎?總之，關于三省方

　　面的事情將和你們磋商后再決定。

　　(14) 進行和談的做法，我認為是完全合乎文主席指示的精神，以及

　　擁護中馬建交的運動等以擴大我們的影響力。

　　(10) 以上這些措施不知你們會同意嗎?我準備在曙光(張和云)和你

　　們取得聯絡后和你們面談。

　　(11) 為了使我能爭取各武裝單位的支持，政府方面是會給我們方便

　　，因此，我有許多方便條件去和各單位的會商。你們若有什么新的條件，我們也可以和政府方面再次舉行談判實質的。

　　102(注二)1973.10.28

　　注一：101是洪楚廷的通訊代號

　　注二：102是黃紀作為通訊代號

　　(二)1973年11月7日給洪楚廷的信是這樣寫的：

　　“洪副主任：

　　你好!同志們好!祝毛主席身體健康，祝文同志身體健康!

　　我已于今年十月寫信給砂州首席部長兼行動主任耶谷閣下，表示在他的書面方式保證我的人身安全與自由的情況下愿意與他會談，而且會談萬一不成功也允許我回返森林。首席部長的回信給了我這方面的保證。接著，我們于十月十九日、二十日及二十一日在成邦江舉行了會談，并且簽署了初步協定。(即《諒解備忘錄》)。這個初步協定也達到了我的最低要求，現在寄這份文件供你們研究，你們若有其他不同意見也可提出來，我們將以這個初步協定為基礎進一步與有關方面舉行會談。

　　由于簽署了這個初步協定，政府方面將提供方便讓我與各人民武裝單位進行磋商。三省的問題當然必須和你們商量后決定。

　　我希望你在接到我這封信后能來見我，面商一切。并給于你及隨員的安全及見面后重回你的工作崗位的自由，我認為不成問題，拉讓江特別保安區的政治部主任也再三作出了保證。

　　請你在接到此信后，停止鋤奸，也停止主動出擊;但停止計劃尚未安排好之前，必須保持警惕以免損失。

　　曙光的準字和武四是在我的安排下，由有關方面發給他的。其他詳情可和曙光同志面談。

　　為實現本州和平及繼續為人民服務而努力!

　　黃紀作派張和云帶了給洪楚廷的信在伯特利聯絡上了民運組同志。接著，也聯絡上了黃理生。黃理生當時是省委級干部，是下游武工隊宣委。

　　黃理生獲悉這一重大訊息，於11月13日傍晚自行去到由政治部安排的地點跟黃紀作見面。會談的結果，黃理生接受黃紀作的意見與決定。

　　回營地后，黃理生決定:1，他設法去找和見洪楚廷( 包括帶上信件)，爭取洪出來見黃紀作;2，在11月21日之前，重組他的屬下單位，并集中在沐魯都的凍結區;3，派個聯絡員跟泗里街政治部保持密切的聯絡;4，要同志們解除武裝，把武器藏起來，分散到群眾中去住或從較深入處轉到群眾家附近住下。

　　11月中，黃理生通過關系在民丹的東南坡后山找到了洪楚廷。

　　正當拉讓江硝煙彌漫戰猶酣，卻突如其來一個“和談”，洪楚廷受到強烈震撼并感到非常的突然。他感到非常“突然”是有二個根據：?大約一年前洪楚廷有寫信給黃紀作，稟報關于州長的兒子有提出要和談的情報，在黃復信給洪的信中說“沒這個必要”。既然“沒這個必要”，為什么這么短的時間，突然變得“有必要”了?!?再說，1972年中那次中央領導同志的重要會議沒有談到和談問題，怎么才一年出一些，就突然冒出這個問題?

　　當時拉讓江的革命武裝斗爭正以磅礴之勢蓬勃展開，武裝斗爭才開展不久，怎么突然要放下武器，將其全部毀掉，把全部人送出去，搞所謂“公開合法斗爭”?這對拉讓江地區武裝斗爭來講，真是突響的驚雷!

　　洪楚廷懷疑黃紀作有革命立場問題，他問黃理生對這方面的看法如何?理生表示看不出什么問題。

　　面對一個事關革命武裝部隊存亡的重大問題，要做決定性的抉

　　擇，真是傷透了洪楚廷的腦筋。他食不甘味、寢不安枕，緊張艱苦的分析研究路線問題。他盡量爭取所能爭取的意見，反復進行思考之后，洪楚廷寫一封信給黃紀作，信的主要內容是強調堅持武裝斗爭的可能性，也強調處理革命重大問題，一定要特別慎重，特別是得到文銘權和林和貴的同意。信由黃理生帶出去，洪還交待理生不必太快去找紀作，多爭取各方意見，多爭取時間思考商量和研究對策。但理生卻很快去找紀作，并帶回一封紀作給楚廷之信。信大意是，革命雖有可為的一面，但要觸礁時，革命航船還要開足馬力駛去，那后果將是不堪設想的。紀作也再一次表示，要楚廷大膽出去見面，不必多心多慮。同時，理生還帶來了文銘權的《目前形勢和合法斗爭的問題》文章。

　　面對重大的問題，要弄清情況，自然會想面談。洪有要求黃進森林見面，對方也答應了，會面也準備了。但后來又藉詞推托說:“沒有安全保證”，堅持要洪出去。洪楚廷想到要利用《諒解備忘錄》實行妥協。出去還可能返回部隊，而且提出出去要見林和貴等的要求，他們都答應了。又想到不出去恐怕不利于實行妥協和內部的團結，等等。於是洪楚廷終于決定出去見黃紀作。

　　11月20日，洪楚廷出去見黃紀作。洪明確指出，我們還是有堅持武裝斗爭的主客觀條件，完全停止武裝斗爭，全部出去是錯誤的。因此，洪楚廷主張，必須留下(包括第一省)一部分精干堅持武裝斗爭，待機而動。當時紀作對楚廷之主張表示同意。

　　洪楚廷見到黃紀作時，覺得他缺乏革命的熱情和責任感，也難以了解到一些情況，對重大問題也研究得很不夠。當洪表示《諒解備忘錄》中得到的東西太少時，黃卻表示激動和不滿，揚言自己是“弱者辦了強者的外交”。黃多次強調，他和如何爭取公民權。一個公民權究竟有多大的價值?而辛辛苦苦建立起來的部隊可以輕易加以解散?而用無數革命烈士鮮血換來的槍杠子可以輕易的加以銷毀?黃紀作在同洪楚廷的講話中，他也表示自己沒有立場問題。

　　既然黃紀作承認在第二省面對“極大的困難”，人們自然而然會聯想到，以不恰當的組織方式獨斷、不恰當的時機提出“和談”，是不是遇到困難，信心不足，或是立場動搖?甚至披著馬克思主義的外衣，打著革命的旗號，實質上卻是兜售不革命或反革命的貨色?

　　在洪楚廷出去期間，他原想也去第一省找林和貴。但政府卻推三托四，借口什么“沒有直升飛機”等，而加以拒絕，就連要見王連貴也不允許。由此可見，政府不希望讓楚廷去聯絡，怕詳情被掌握，而改

　　變初衷，對他們都是不利的。

　　由于組織不健全，各省份的通訊聯絡還有不小的困難，基本上大家長期處于各自為戰，彼此情況不明，特別是第一省林和貴的態度如何也未能了解到。同時，對黃紀作也了解不多，面對他還有一定的信任，則增加了對搞通路線問題的難度。當黃理生再來聯絡時，洪楚廷又收到一份據說是文銘權的信件，信件其中一點說:“形勢變了，我們的斗爭策略就要相應作出改變或者側重面有所不同，或者是整個的修改……。”根據當時的國內形勢，特別是“和談”出現后，若不調整與改變政策，武裝斗爭必將遭到敵人一次嚴重的軍事與政治進攻，軍隊內部勢必出現一次嚴重的分化淘汰,華區陣地也很可能遭到一次嚴重破壞。而當時邊區基地已放棄，國內武裝斗爭基地未建立起來，民族區的糧食問題也難以保存大量的武裝力量。這樣，主動留下精干分子堅持武裝斗爭，把缺乏條件堅持武裝斗爭的人員主動復員。這種“精兵簡政”的辦法,不但對武裝斗爭有可能堅持得更好,又能更好的利用公開合法斗爭。考慮到這些問題，洪楚廷對改變政策、實行妥協下了決心,他同意留下少數精干堅持武裝斗爭，只得把大部分人員撤出。

　　12月上旬，第一批40人是出了,但還是爭不到什么利益。從中可以看出政府已不可能做出新的讓步，也不可能不利用《諒解備忘錄》。於是洪楚廷就提出要政府公布《諒解備忘錄》，以保證回返家園的復員人員的一點合法權利。但政府卻反建議，要求部隊人員全部出完后才公布。雙方為此而進行了一場激烈的爭弁。最后，雙方都做了一定的讓步，簽訂了《君子協定》。

　　《君子協定》是安排《諒解備忘錄》公布后，如有再出人的時間規定。

　　1974年3月4日，《諒解備忘錄》公布后，拉讓江只有出7個人員，而且還留下了121位武裝同志。周威廉、袁悅凌政治部他們罵洪楚廷等違背了《君子協定》。

　　拉讓江地區最后一批是4月23日撤出。這樣，在“和平”行動中，拉讓江共出了265位銷毀武器 265支。

　　洪楚廷在“和平”行動出現后，不能立即認識到黃紀作思想立

　　場和路線問題的嚴重性與破壞性，不能堅決地反對和批判，反而決定“出多留少”并利用《諒解備忘錄》，把沒有條件堅持武裝斗爭的人員送出，這助長了右傾投降風，使革命遭受更大的破壞損失。

　　三、文銘權發表聲明

　　1974年，北加革命出現了一股激浪兇猛地沖激著整個黨軍，使革命的處境岌岌可危!3月4日，政府公開宣布“和平談判”和《諒解備忘錄》。

　　在中國的北共主席文銘權收到這一舉世矚目的訊息，3月9日，他立刻以北加里曼丹共產黨中央委員會主席身份，發表了鄭重的聲明。

　　這“聲明”指出，1973年的所謂“和談”，是一個背叛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的嚴重事件。所謂“停止武裝斗爭，在憲法范圍內自由的參加合法的政治活動”是徹頭徹尾的修正主義道路，是背叛人民利益的道路。他號召北加所有游擊戰士和革命群眾團結起來，好好總結這次慘痛的經驗教訓，高舉革命紅旗，繼續以武裝斗爭為主的斗爭形式，繼續奮勇前進!

　　同年9月30日，文銘權又指出:“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解放的唯一道路，是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的道路，這是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的普遍真理。北加里曼丹共產黨堅決反對目前在我國革命斗爭中出現的右傾機會主義投降路線;堅決反對不惜嚴重破壞黨組織，搞毀自己的軍隊、把用人民鮮血換來的武器，奉送給敵人的背叛行徑;堅決和修正主義、取消主義、投降主義的謬論作斗爭。我們黨號召全體黨員與革命群眾堅決和叛徒劃清界線，肅清他們的影響,繼續沿著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的光輝大道前進。”

　　文銘權在《聲明》中又指出：“形勢變化了，我們的政策和策略可以改變。但是，我們完成人民民主革命、進而實現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基本綱領不能改變。同樣，‘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的道路也是不能改變的。”

　　而黃紀作自圓其說：“按照文主席的指示精神，及我對當前國

　　內形勢的分析，我們務必急需改變斗爭形式，才不至于完全的脫離群眾”。

　　其實，黃紀作收到這篇“指示”(按黃紀作所說)是在他決定進行“和談”,派其弟拿信給首席部長之后才收到的。這份“指示”，不過只是為他的“和談”信念，尋找借口而已。

　　黃紀作通過銷毀武器，把游擊隊人員奉送給敵人的“辦法”來“改變政策和策略”，不但得不到黨主席文銘權的支持，反而被批判為“右傾機會主義投降路線”。而黃紀作聽了文銘權的“3.9”聲明后，公開駁斥文銘權是“脫離北加革命實踐”在“說夢話”。

　　文銘權的“聲明”對洪楚廷、曾佩雄等170多位留下的同志是打了興奮劑，鼓舞大家更有決心與信心堅持以武裝斗爭為主進行革命斗爭到底。

　　四、林和貴的態度

　　黃紀作派其弟紀權也很快聯絡到了黃紀曉。1973年10月27日，黃紀曉帶三個人從西連一帶出來。

　　此后，黃紀曉就設法聯絡第一省北加人民游擊隊的各中隊和各地的民運單位，勸說和安排他們放下武器，回返家園。

　　林和貴是第一省最高領導人,也是北共國內的最高領導人。林和貴跟黃紀作不久前在海口區開過會，并沒有談起和談的問題，一年多后卻突如其來一個“和談”!

　　“和平”行動對第一省同志打擊很大，它的出現宛如平地一聲霹靂，使人難以置信與接受，不知所措，正當人人心慌意亂之際，黃紀曉等到處招搖勸說。在大家情況不明、人心慌亂之際,這樣，從西連到打必祿一帶的北加人民游擊隊三中隊、海口區的一中、石隆門的四中，石角的五中和各地區的民運工作人員大批的拉出去。到林和貴2月6日正式派代表去見首席部長時，第一省已有大約三分之二的部隊人員已出到了外邊。

　　1973年底，74年初，林和貴還在馬當山區。1974年1月中，林和貴收到黃紀作通過電臺發出的密碼，并獲悉黃紀作要他派人出去聯絡。外邊的小小天地已大鬧了兩個多月，大批人員也被拉跑了，怎么林和貴這時才懂得，令人生疑?

　　這時，林和貴才不得不召集同志開會，他指出黃紀作的“和談”是叛變投敵，走的是一條右傾投降主義路線。他要求大家站穩立場，堅持革命，堅決批判這一錯誤路線。

　　林和貴指派陳祿貴和陳松青帶領一批28人撤向海口區地帶。留下的部隊主力、戰斗員、警衛員和各工作機關人員整百人，他帶領大隊向朋尼遜路轉移到老路堅持，再不行的話就準備轉向印尼邊界去堅持。

　　但在那股逆流洶涌的沖擊下，大多數人都隨波逐流，甚至有的干部帶頭先出，像林和貴身邊的干部陳xx、蔡xx、李xx、楊xx和大山等都跟著不告而別。此時，林和貴也動搖了。他講，今后要以非武裝斗爭為主，但要堅持一部分武裝力量以相配合。

　　那時，林和貴沒有公開表示要出要留，內部也沒有明確的政策。當時多數同志認為出去是不對的，但要留下又沒有信心，因而大家思想斗爭很激烈。一個叫堅明的西加同志斗到神經錯亂，大跳舞，被送進神經院。另一位叫筆山的西加同志也精神錯亂到開槍打死自己的同志。

　　文銘權發表“3.9”聲明，看來好像林和貴準備要留下來。在其隊伍倒回石角區的上灣頭駐下時，林和貴召集幾位省委級干部,他提出若要留一批人員，問誰有決心與信心，沒有人表態。林和貴派曾佩雄去找最有戰斗力的第二中隊的2小隊人留下，但他們都不愿意留下。林和貴看到這種趨向，林又猶豫動搖了。

　　在“和平“行動期間，反動當局大造反革命的心理戰，大力渲染出來的前同志是怎樣受到“公平”的對待,他們是怎樣的“自由”，刊登洪楚廷跟政治部袁悅凌的“友好”談話照片，似乎給人覺得洪楚廷也出來了，拉讓江地區都接受“和談”行動計劃。另外，反動當局又動輒施加軍事行動的壓力。敵軍暫時撤離馬當山區半個月，在林和貴沒有反應之后，他們立即又派駐更多的軍隊向林和貴施加壓力。令人憤懣的是，竟在“和談”期間，即74年2月7日，發生了流血事件!當晚有28位同志乘船前往海口區，在青山海口區遇上三艘兵船，遭到了襲擊，造成朱云輝、黃佳美和韓佑快三位同志犧牲，其余全被撲。(參閱附錄“小船哀歌”)

　　林和貴對自己去留公開上沒有明確的態度,在安排曾佩雄、潘瑞清帶領一部分堅持留下進行武裝斗爭之后，他最終於3月28日選擇了出去。砂羅越一場轟轟烈烈的武裝斗爭在文銘權不在時，主要由林和貴發動起來的，但在“和平”行動前期批判黃紀作的林和貴，卻在文銘權“3.9”聲明公開批判黃紀作后，林和貴還出去!如果林和貴是徹底革命的話，他不但應公開批判這一錯誤路線，并要堅決留下來，而不是采取機會主義的態度。

　　從以上事實的演變，可以了解到林起初對“和談”裝不懂，任由取消武裝斗爭的惡浪去沖跨武裝力量;在不能裝不懂時，他就馬上在屬下開展反對和批判;當見到他屬下不少的干部和同志決心出去時，他更拋下同志和不顧文銘權的反對，決然地帶頭出去，又起了推波助浪的作用。他也許以為這樣的做法，可以把他不要革命和武裝斗爭的錯誤和責任推給黃兄弟，推給洪楚廷和他屬下的同志，但天下那有這樣方便的事?

　　“和平”行動在第一、二省共出了305位，被銷毀的多種槍支(不包括第三省)224支，各種子彈4390發，地雷、手榴彈等爆炸物共28個。

　　“和平”談判后的結果，使我軍人員損失將近80%，損失大批

　　武器裝備，使我軍以及革命群眾的士氣遭到極其嚴重的打擊和創傷，使

　　北加革命武裝斗爭遭到空前嚴重的挫折。

　　第三節“和平”行動結束后

　　一、第一省留下 52位

　　開展了八個多月的“和平”行動，終于在74年7月4日宣告結束。

　　在這之前，林和貴獲知拉讓江地區有留下一股武裝力量堅持斗爭，他也希望第一省同樣能留下一部分武裝人員。當時烏云密布、妖風狂吹之際，沒有多少個干部和戰士主動愿意留下來。倒是有一部分西加的同志，他們在砂拉越無親無戚，怕出后會遭到政府的迫害，寧可留下或投靠印尼共。作為領導干部的潘瑞清認為印尼的西加同志為了北加革命，可以犧牲自己的一切，但我們作為本國的北加同志更應留下，有責任帶領他們一起戰斗。另外一位領導干部曾佩雄，原本是出去的,但當他看到潘瑞清希望另有一位領導干部留下配合他時，他就毅然留下，帶領同志們一起戰斗。

　　林和貴安排曾佩雄和潘瑞清等52同志留下，并要他們至少堅持3至5年，等待時機，同時跟曾和潘等處理了往后多方面的聯絡辦法。

　　7月5日后，第一省堅持下來進行武裝斗爭的52名名單如下:

　　(一)在倫樂與邊界一帶活動的15位：

　　1，官木榮(何士曼、李立峰)2，黃元興(黃錦隆)3，吳芝順(李長春)4，蘇亞扁(蘇英鄉)5，劉佑桃(何毅慧)6，蔡玉平(蔡亞強)7，鄭美娥(鄭佩堅)8，韓鵬發(楊志堅)9，官德添(蔡漢輝)10，葉潤新(陳赤明)11，溫和海(溫燕林)12，何水蓮(蘇紅梅)13，吳梅花(趙林峰)14，陳振和(陳亮)15，劉和海(劉宴文)。

　　(二)在馬當山與三巴里山區活動的16位：

　　1，潘瑞清(曾廣平)2，曾佩雄(張亞華)3，楊祖國(林快) 4，黃學欽(黃志偉)5，賴水圳(蔡存華)6，林玉燕(李丹心)7，黃桃妹(溫錦青)8，林玉平(林武山)9，蔡永才(蔡武德)10，鄭春霞(陳慧利)11，楊碧美(楊文武)12，劉水枝(劉偉華)13，李開劈(李志勇)14，余世達(余少波)15，田育淦(李北辰)16，潘瑞漢(廖發揚)

　　(三)在馬當和石角區活動的13位：

　　1，廖增勝(彭文彬)2，朱木成(江英)3，黃祝妹(蘇偉娥)4，吳玉珍(林明鳴)5，溫水清(張繼前)6，古桂金(廖永鳴)7，黃熾坤(馬敬紅)8，蔡蓮香(李桂珍)9，黃月嬌(李芳玲)10，林祝枝(鐘江紅)11，蔡月瑞(邱曉輝)12，鄭和清(鄭寶龍)13，黃月云(黃小惠)

　　(四)在朋尼遜路10哩等地區活動的8位：

　　1，溫華祥(劉小平)2，池嫣當(林秀芬)3，沈仁忠(陳萬紅)4，吳國榮(吳漢明)5，楊文蘭(楊孟蘭)6，賴清紅(林武勁)7，李喬英(江起勁)8，黃玉蓮(黃雪花)

　　1974年7月5日“和平”行動后堅持下來的52位，犧牲16位，離隊或叛變的17位，1986年被撲及談判出來的19位。

　　二、拉讓江地區留下121位

　　在拉讓江地區，70年代初，一般同志還滿腔熱忱、斗志昂揚，對黃紀作提出的“和談”普遍有疑問與顧慮，但由于水平與覺悟不夠高，難以事實擺得清楚和道理講得透徹。但基于大家基本上相信黨，忠實于革命是留是出基本上服從于革命組織的分配。那時，大家的信念是，出去是革命需要，是為了開展公開合法的斗爭;留下也是革命的需要，是為了更好的堅持武裝斗爭。敵人用反革命的兩手策略來對付我們，我們也要用革命的兩手策略進行針鋒相對的斗爭。

　　當時堅決要求留下來和堅決要求出去都是少數。有些要求留下來的，由于健康欠佳或其他原因，后來還是送出去了。有些原本希望能留下來，卻又留不住。那時，出去的約占拉讓江地區總人數的69%，許多是體弱或帶病者或是根據需要者。

　　在“和平”行動期間，有6位同志(鄭秋臺、黃幼欽、黃國華、黃玉妹、劉賢超和江先和)他們選擇了去中國。他們乘的輪船抵達中國黃浦江碼頭，卻不被中國接受入境，只好返回砂拉越。

　　1974年7月5日后，在拉讓江地區，只留下121位(約占

　　31%)，名單如下：

　　(一) OMT單位(指于74年7月5日在該單位)

　　1，王連貴(懷遠) 2， 黃祥云(勁強) 3，俞詩東(懷武)

　　4， 余清祿(求實) 5， 盧友愛(揚帆) 6，鄭賽云(懷堅)

　　7， 劉仁祥(懷恩) 8， 李華健(志峰) Y9，朱宋盤(學恩)

　　Y10，雷月梅(紅堅) 11，江秀嬌(新苗) 12，阮賽蘭(志方)

　　13，梁嬌芳(勇勁) Y14，江玉英(百煉) Y15，潘啟堅(反修)

　　Y16，林貴美(懷全) 17，邵火祥(志武) 18，余碧興 (增堅)

　　Y19，余志發(學愚) Y20，沈秀琦(堅持) Y21，江海佳(民軍)

　　22，洪惠莉(勁草) 23，黎嘉文(懷民) 24，吳貞美(三民)

　　25，楊云庭(武東) 26，高夏遠(懷學) 27，高永發(向恩)

　　28，黃天火(向前) 29，江祝英(意堅) 30，鄭珠英(海燕)

　　31，梁桂仙(懷鋒) 32，黃煥娣(思遠)

　　注：當時在OMT的32位，后來犧牲9位(Y記號)，堅持到1990 年

　　10位，中途離隊13位。

　　(二)MR(中游)單位(指74年7月5日在該單位)

　　1， 林其清(懷軍) Y2， 黃理行(尖兵) 3， 李瑞金(武波)

　　Y 4， 陳干共(懷鴿) 5， 許保業(學民) 6， 葉紹國(毅強)

　　7， 李金煥(風雷) 8， 許月珠(立遠) 9， 蔡美英(思英)

　　Y10，吳貞香(思晶) 1，劉賽鳳(蘭青)Y12，Sinia Ak Ubong(學峰)

　　注：當時在MR的12位，后來犧牲4位，堅持到1990年5位，中途

　　離隊3位。

　　(三)DR (下游) 單位(指74年7月5日在該單位)

　　1， 洪楚廷(學群) 2， 盧寶蘭(永紅) 3，劉昌心(志堅)

　　4， 陳光德(毅堅) 5， Ubong Ak Nuing Y 6， Burang(武群)

　　Y7，蔡安明(華聯) 8， 余漢文(保國) 9， 劉祥勇(忠勇)

　　10，張延居(鐵漢) 11， Aju Ak Ubong(武英)

　　12，Serijin Ak Ubong(沖宵)Y13，姚銀花(向陽)

　　14，謝水源(紅兵) 15，黃長安 (強漢) 16，毛巧興(一心)

　　17，陳日強(勇斗) 18，黃美華 (革紅) 19，方孝章(耀武)

　　20，黃育燦(建國) 21，葉春理 (紅陽) 22，楊祖華(學軍)

　　23，黃珠英(立志) Y 24，孫劍平 (向東) 25，范碧芳(連英)

　　26，劉添福(志明) 27，謝惠蓮 (邱平) 28，林樹雷(持政)

　　29，吳德芳(學英) 30，李碧云 (小李) Y 31，劉小雄(學東)

　　32，黃招發(向東) 33，楊省智 (紅軍) 34，賴子銓(長城)

　　35，俞惠蓮(明輝) 36，賴子發 (思忠) Y 37，黃華道(小堅)

　　38，黃玉芳(紅姐) Y 39，詹賽瓊 (向黨) 40，錢功洲(益民)

　　41，林新化(紅輝) Y 42，倪新聚 (峰火) 43，洪順美(懷民)

　　44，吳松華(承志) 45，吳松英 (阿毛) 46，溫賢定(楊會強)

　　47，劉揚彬(活學) 48，張淑英 (張秀琴) Y 49，盧春新(忠民)

　　50，江盛材(發揚) 51，吳莊賢(戰明) 52，王偉忠(思武)

　　53，劉志明(奪武) 54，張錦興(征遠) 55，張碧云(胡蘭)

　　56，何可蘭(斗爭) 57，張瑞泰(高巖) 58，黃金鳳(朝光)

　　59，吳孟康(奪武) 60，盧方理(火苗) 61，吳德松(愛國)

　　62，池貞芳(窮紅) 63，劉月蘭(曙光) 64，許仲鐵(鐵兵)

　　65，翁仰恩(衛國) 66，劉賽蓮(懷英) 67，劉華榮(圖強)

　　68，陳世燦(江暉) 69，詹雪嬌(武英) 70，高月隆(小虎)

　　71，王廣清(奮勇) 72，盧美珠(小兵) 73，吳德順(吳云)

　　74，張德豹(立新) 75，吳良鴦(小紅) Y76，李道進(魯青) Y77，何秀云(戰榮)

　　注：當時在DR的77位，后來犧牲12位，堅持到1990年22位，中途離隊43位。

　　第四節 “和談”與和平行動的結語

　　一、“和談”與“和平”行動的產生

　　出現了“和談”和和平行動，最重要的動力是源於黃紀作在面臨個人艱險時對革命和武裝斗爭立場的發生動搖、缺乏黨性組織紀律性和爭奪個人領導權的思想。黨中央的不健全和林黃的不團結，使黃紀作的行動不會受到必須的約束，而能胡搞亂為。這就不可避免的產生了“和談”與和平行動。

　　二、“和談”與和平行動的目的

　　黃紀作是很有名望的公開領導干部，他不滿與不信任林和貴的領導，要通過海口區會議削弱林的領導權又不能實現，會議之后又不是從速奔向自己的重要工作崗位，而且長期逗留在不該久留的地方，結果炮制出通過“和談”停止武裝斗爭和重返社會，搞公開合法斗爭為人民服務的怪招。他以為通過這一招，把黨和軍隊完全搞夸了，由他重組，他幻想就可穩掌握領導權，并開展新的局面，結果犯了右傾投降主義的錯誤。

　　在武裝斗爭中，兩次高層領導的不團結，都導致不是犯左就犯右的路線錯誤，這已成為歷史的必然現象。

　　三、“和平”談判的實質

　　從當時國內武裝斗爭的基本情況，即是多數同志有信心堅持武裝斗爭，廣大革命群眾還是支持擁護斗爭，群眾也沒有要求和敵人和平談判;我們和敵人之間也沒有什么共同利害關系;敵我力量對比更是非常懸殊的等等情況來看，我們根本沒有必要主動向敵人提出和平談判。我們主動提出談判，只有主動暴露了自己的弱點，助長反動派的氣焰，鼓勵敵人更集中力量向我進攻;也只有主動向敵人認輸求饒。所以，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主動向敵人提出和平談判的實質，就是自覺或不自覺的背叛和取消革命和武裝斗爭。

　　四、“和談”暴露了黃對林的勢不兩立

　　“和談”剛開始，黃紀作寫了兩封信，一封給黃紀曉，一封給洪楚廷，通知“和談”的事，唯獨更高級的林和貴不寫信通知，這是黃紀作根本不尊重、不顧林和貴的做法，也是主動公開決裂的顯示。

　　在“和平”行動中，黃紀曉和洪楚廷在詩巫市的第一次見面中，他已認為林和貴立黨為私，順我者昌，逆我者亡，他被林架空，林突出自己而不突出老文(文銘權)。黃紀作還向曾佩雄、蔡南生等第一省干部宣揚他和林的矛盾是屬於敵我矛盾，即使革命勝利后，還須經長期的斗爭才能解決。黃紀作更向洪楚廷表露，要把第一省革命組織弄垮了再重組。黃紀曉起初就不要通知林和貴“和談”的消息，而是見人就拉，以逼林投降。

　　黃兩兄弟對林為什么那么仇深，這是局外人至今還是無法理解得了的事。

　　五、為什么那么多人跟著走?

　　“和談”與“和平”行動即然是錯誤的，為什么還有那么多人跟著走?這主要是當黃紀作的投降事件發生之后，以林、洪為代表的領導力量，沒有及時加予反對和抵制，還有相當部分同志對艱險、曲折、長期的武裝斗爭生活還不適應，對武裝斗爭前途也不感樂觀，加上不徹底的革命思想，就難於抗拒，就自覺或不自覺地追隨投降風而去。

　　六、是挽救還是破壞?

　　依照普通常識，實踐檢驗是真理的。可是我們還沒有完全依照黃紀作的路線辦事，也還是未見其利反而是先見其大害，黨政軍人數猛減了約80%，利用《諒解備忘錄》出的人還要被審問和被迫集體發表自白書;獄中五、六百人的斗爭陣地也完全垮了，戰友被迫忍辱含淚的出來;同志和群眾的革命情緒受到很大的打擊;黨軍的威信受到很大的削弱，我們的敵人還在狂笑。而留下堅持武裝斗爭的同志更加的孤立無援，而且還面對敵人瘋狂的軍政進攻。如果那時我們完全依照黃紀作的辦，那就還要立即宣布革命的破產。黃紀作30多年前所主張的通過和談停止武裝斗爭，重返社會通過參加合法斗爭為人民服務的道路，而且他對這條路線還預料，搞得好，我們能夠搞得比1962年時期的聯合黨更出色。可是30多年后的今天，黃紀作從未帶領任何人去為革命搞公開合法斗爭，還有什么更出色可言?如果要有更出色，那只有在新的革命氣節里，新的革命風流人物，才有這種風光。現在我們完全可以肯定，黃紀作1973年提出的路線，不是挽救了革命，而是破壞了革命。

　　當黃紀作認為他的“和談”是無私的，但當“和談”公開化之后，很多敵我友的人都把他的行為當作是向艱險低頭的投降行動。即使感謝黃紀作的“和談”救一命的人，也沒有把他的行動視作為無私奉獻。自古以來，我們堅信大公無私的英雄，必定是流芳百世，而不是遺臭萬年。

　　第五節武裝斗爭走向低潮

　　我們的武裝力量於1972年初完全撤進國內之后，國內的武裝斗爭于1972年達到最高潮。但高潮的背后卻已籠罩著陰影;在非武裝戰線方面，在獄中的革命力量已呈現已益明顯的分化淘汰，學運斗爭也遭到嚴重的削弱，人聯黨內的資產階級也是已投進敵人的懷抱里;在武裝戰線方面，在馬印夾擊下印尼邊區的武裝斗爭已停止，國內民族區的武裝斗爭也因不易解決糧食問題而缺乏條件供大量人員堅持，武裝力量在華區還顯示了一時的興旺，但卻過于集中在華區的小天地里。而實際上在1971年第二省武裝力量已出現了嚴重的分化淘汰，1972年中之后第一省武裝力量的分化淘汰也開始出現，1973年第三省武裝力量主動投敵的也多至二十幾名，國內武裝力量有逐步走向分化淘汰的趨勢，再加予主動與敵人“談判”和簽訂停止武裝斗爭的《諒解備忘錄》公布之后，武裝斗爭的形勢就急轉直下，使武裝斗爭正式進入了困難的斗爭低潮時期。

　　在以上的情況下，黃紀作的投降路線一出現，洪楚廷就反對和批判，并號召堅持武裝斗爭，相信會有更多人留下堅持斗爭，打擊和損失也會更小。但還是不能避免，革命和武裝力量出現一次大的分化淘汰和削弱。

　　七十年代初，在砂拉越所掀起的武裝斗爭是歷史形成的，但歷史的行程，也注定這場武裝斗爭是不能免的要走向低潮，不可免的要遭受嚴重的挫折。這是因為：(1)我們的武裝斗爭是較孤立的，不但在國際上幾乎得不到物質的支援，在國內更得不到達雅民族的積極參加，致使敵我在政治、經濟和軍事力量的對比太懸殊。(2)民族和階級的矛盾不夠尖銳，即使最先進的華族，對武裝斗爭的決心也不夠大，不易經受得了敵人的殘酷鎮壓，而且敵人的社會改良還在不斷加強。(3)多數的人民軍指揮員、戰斗員還脆弱，不易經受得了嚴酷和艱苦的斗爭考驗。(4)戰略上的指揮不夠統一和正確。(5)不斷的受到內奸、宗派主義和機會主義，特別受到左傾幼稚病的破壞。總之，我們這支在當時還弱小、幼稚和孤立的人民軍隊，在與強大、老練和多援的反動軍隊的作戰中可以勇往直前，不出現嚴重挫折，那是天大的奇跡。所以，1973年“和平談判”和錯誤路線，它僅使這種斗爭低潮和這種挫折更早更嚴重的出現而已。

　　附錄一

　　目前形勢和合法斗爭的問題

　　(一)

　　先談一談世界形勢以及東南亞形勢的發展

　　目前世界上四大矛盾依然存在，并繼續發展，但形勢卻有了很大的變化。美帝在東南亞的失敗，以及由于擴軍備戰，由于其國內資本主義經濟不可避免的危機不斷地發生,這個一度極為“強大”的帝國主義已經大為衰弱。這樣社會帝國主義與它的激烈爭奪就嚴重地威脅到它在世界范圍內的利益，形勢迫使它不得不設法從越南以及東南亞地區暫時撤退或減少駐軍，以應付其他問題。當然它不是心甘情愿的，只要有辦法，它還是要賴在這些地方。這從今天它在東南亞推行的種種政策中可以看得出來，形勢迫使它不得不在某些方面搞一搞緩和以應付它的種種困境和對付蘇修社會帝國主義的激烈爭奪,并進一步為將來搞緊張作好準備。

　　從世界范圍來看，目前美蘇兩霸都裝出一付維護世界和平的姿態，搞了許多這樣那樣的會談和談判，簽訂了許多這樣那樣的協定。在某些方面有一定的妥協，造成一定程度的緩和，在某些方面他們之間又有激烈的爭奪，造成緊張的局面。但是它們的緩和是權宜的，爭奪卻是實質的。它們正在繼續搞核競賽，搞擴軍備戰，爭奪世界資源，劃分勢力范圍。它們搞緩和是為了勾結,而勾結則是為了分贓，分贓不均，則勢必又要爭奪。因此從實質上說這兩霸之間并沒有真正的緩和，其緩和卻在孕育著越來越尖銳的矛盾。

　　很清楚，這種情況并不說明帝國主義改變。帝國主義總是帝國主義，它在自己有力量的時后，或者相反，在窮途末路的時后，突然進行軍事冒險，這種可能性總是存在的。帝國主義存在一天，戰爭的威脅就存在一天。

　　由于世界兩霸的勾結和爭奪，第三世界各國人民對兩霸，特別是對蘇修社會帝國主義真面目的認識越來越清楚。這兩霸的欺騙越來越不靈了。現在第三省世界已經紛紛起來進行捍衛自己民族權益的斗爭, 他們和兩霸的矛盾也越來越尖銳了。

　　總之，從世界范圍來說正是：“天下大亂”。

　　目前，蘇修在中蘇邊境陳兵百萬，在西歐大肆活動，為推銷所謂“歐安會”十分賣力，在中東等地耀武揚威，大搞顛覆，如此等等。但其暫時的目標卻是西歐和中東，它現在搞的是“聲東擊西”(周總理政治報告)一心把其西翼搞得安安穩穩。美帝也正在加緊在西歐和中東等地展開活動，擺開架式，準備和蘇修爭雄，以奪回它在這些地區失去的利益。這些情況說明，這兩霸目前暫時的戰略重點在西方。另一方面，蘇修已成為社會帝國主義和世界革命的敵人，它對無產階級革命的破壞性較之美帝更大。因此為適應國際形勢的新變化，為適應世界革命的需要，國際無產階級的國際統一戰線策略的靈活改變是完全需要的。

　　在上述情況下，東南亞的形勢也有個的變化。只要世界形勢沒有突變，在相當的時期內，東南亞形勢的相對緩和是存在的。

　　(二)

　　我們在制定斗爭策略時，要看到世界的變化，要看到我們地區形勢的變化，還要注意形勢突變的在可能，尤其要看到我們地區形勢發展的趨向,看不到這種趨向就不能進行領導。從我們的具體情況來看，著眼於形勢的相對緩和的趨勢是重要的。

　　在“馬來西亞”由于內部形勢的發展，政治經濟情況的變化，拉扎克集團的情況是不妙的。對外它被迫不得不搞所謂“中立化”，還擺出一付要與中國建交的姿態。對內外則做出某種程度的所謂“讓步”,竭力擴大反動的統一戰線(在砂拉越和人民聯合黨搞聯合政府;在馬來亞和民主聯合黨，馬回等的勾結也如出一轍);大搞其在馬來族群眾中欺騙很大的什么經濟發展計劃;還搞一些緩和其他民族情緒的騙局。當然它并沒有因此放棄其反共反人民的基本政策。但是不能否認的是，這一系列措施是有欺騙性的,對穩定其反動統治有一定的作用。這些措施的推行，使人民和統治者之間的矛盾已有緩和的趨勢。

　　拉扎克集團內部的大馬來族主義思想頑固地一再冒頭，不斷地可以從其統治、經濟、文化教育各方面的措施看得出來(主要表現在經濟和其他文化教育兩個方面)。但統治集團也看出這些反動措施是不得人心的。這可以從一些反動頭子最近的講話看得出來。雖然大馬來族主義在統治集團內是深根蒂固的，只要他們設法“補救”，還可以制造出一些騙人的假象。

　　(三)

　　事物是復雜的，我們的頭腦也要復雜些，才能跟上形勢。形勢的發展具有一定的規律性，但其具體內容也是復雜的。從總的規律來說，革命總是要向前發展的，要從低潮走向高潮，最后取得勝利。但整個時期有不同的情況，發展過程也有順利和不順利的區別，因而各個具體階段也有高潮低潮之分。

　　武裝斗爭的開展標志著我國革命進入一個新階段，黨的成立使我國革命斗爭又向前跨進了一大步，最近武裝部隊的統一，對我國武裝斗爭也必將發揮積極的作用。但這些并不意昧客觀條件總是有利于我們的，總是不變的。我們所處的國內外形勢是在不斷地變化的，因此我們看問題，就要看到方向和前途，要看到當前的實際情況，又要估計到將來可能出現的變化。如果我們這樣看問題，我們在估計革命高潮或低潮時就要承認其發展必然是波浪式的，有高有低，高潮之后會走向低潮，低潮之后必然會走向高潮，這樣經過多次的反復，一直到革命取得勝利。然后另一個新的革命又開始了。其高低程度，持續時間的長短和反復的次數要看各種因素而定。

　　我們的黨是一個年輕的黨，但他的前身砂拉越解放同盟卻是經歷了十余年革命斗爭的無產階級事業可靠堅定的組織者和領導者。二十年來的斗爭歷史證明了我們的組織和同志有能力擔負起這個無產階級革命先鋒隊組織。我相信我們的同志有能力擔負起這個無產階級革命先鋒隊要求他們擔負的任務的。我相信即使我們遭到嚴重的挫折或失敗，我們的前途還是光明的。但這并不能保證我們的同志在某些這樣或那樣的問題上絕對沒有問題，絕對不犯錯誤。只要我們不是唯心主義者，我們同時也要承認如果搞不好，我們還可能失敗。如果客觀條件不順利而主觀上又犯錯誤的時后，低潮就會到來，而且持續的時間就會比較長。相反，如果客觀不順利而主觀上不犯錯誤的時后，低潮即使到來，持續時間肯定會大大縮短。

　　革命戰爭發展規律也一樣，不會平穩地順利地一直朝高潮發展的，不可能也不會在經過一個或幾個低潮之后，就絕對地無條件地向高潮發展。這和主客觀的因素都有關系。從我國革命斗爭形勢來看，我們的武裝斗爭和過去中國人民的解放戰爭，和越南人民抗美救國戰爭和當前柬埔寨反美愛國戰爭還是不同的，他們所處的形勢不同，國際條件不同，國內條件不同。雖然他們的發展不是一帆風順的，也是波浪式地向前發展的，但就其同過程來說，高潮低潮的反復性較少，發展的趨勢也比較平穩。我們的情況如何呢?在印尼對抗“馬來西亞”時期，國際形勢和東南亞地區形勢都對我們十分有利，可惜的是形勢發展得太快，而且對我們來說變化得很突然。印尼“9.30”事件后情況便不同了，而現在我們還要準備面對更艱苦,更長期及曲折的斗爭。我們已經渡過十分艱苦的低潮時期，我們的工作已有一些進展，但真正的低潮還沒有過去，而形勢又有新的發展。新的形勢要求我們要有更加靈活的政策和策略。如果我們的政策和策略不能適應新形勢,我們就要再一次面臨更嚴重的時刻,低潮還可能逆轉走向更低潮。

　　(四)

　　我們說了形勢，也談了革命發展的規律，這里談一談我國階級

　　形勢發展情況。這個問題是和歷史的以及當前形勢的因素密切聯系在一起的。我國各階級之間的關系比較密切，彼此影響很大。這是由于我們原來殖民地地位的改變，反動統治集團重新組合結果。由于統治集團推行各種反動措施，加速分化一批新的大小資產階級的結果。

　　目前的階級分化形勢是：官僚買辦(馬、華、伊等族)逐步形成，并成了一個比較穩定階級，但他們剛上臺，反動本性還未徹底暴露，還有一些欺騙性。反動當局推行的所謂社會結構改革，將從小資產階級和農民中產生一批新人的人為制造出來的資產階級(主要是馬來族)。其發展結果必然造成舊的資產階級(主要是華族民族資產階級)的分化。極少部份上升為官僚買辦，一部分勉強維持，一部分破產下降其他階級成分。這些變化形成了各階級間比較復雜的關系。目前反動統治集團所搞的“中立”“緩和”為加速新的一批資產階級的形成提供了方便條件，又由于局勢在一定時期內存在著趨向緩和的形勢。他們的一些改良和欺騙性政策可能起一定的作用,減緩了舊的資產階級的分化。使它和他們越來越尖銳的矛盾納入可以控制的軌道上。於是造成這樣一種局面，新上的大小資產階級和官僚買辦階級暫時處于水乳相融的時期,而原來的民族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上層同反動統治集團的矛盾即可能暫時處于相對緩和的狀態。

　　由于形勢的發展,反動統治集團統治策略的變化，國內形勢的變化,我們以工農聯盟基礎的統一戰線具有更復雜的內容。農民和其他勞動人民是我們可靠的同盟。但因為我們各階級關系的變化,使得農民和資產階級的關系密切起來，使得資產階級對農民具有不可忽視的影響和作用，所以對資產階級統戰工作就有必要更加重視。

　　(五)

　　對農民的統戰工作(特別是對兄弟民族的工作)過去我們已經談得不少，這里我們談一談爭取資產階級問題(主要是民族資產階級。按照毛主席的領導，要爭取民族資產階級必須有一定的條件,“這些條件是：(1)我們有充足的力量;(2)尊重他們的利益,(3)我們必須對頑固派作堅決的斗爭，并能一步一步地取得勝利。”就這三個問題談一談我們的實際情況吧!

　　1. 關于我們的力量問題。我們的武裝力量比敵人小，這點是事實。這就決定我們不能爭取資產階級了嗎?不是的，只要把廣大小資產階級和下層勞動群眾爭取過來，我們就有可能把民族資產階級吸引過來。搞得好，甚至還可能把那些和官僚買辦階級有矛盾較大的資產級吸引過來。我們公開搞聯合黨時的情況就是這樣，現在情況雖然不同，一方面是敵人加強鎮壓，一方面是我們的斗爭已進入武裝斗爭階段。在武裝斗爭初期階段，我們的武裝力量雖然還不是很大，基礎也沒有現在好，在那時后，資產階級正在猶疑或者害怕。既然是這樣，支持我們的群眾還是超過支持敵人的群眾，后來，王其輝等人背叛人民倒向敵人，中小資產階級的相當大的一部分終于跟著他走了。這是因為:1，他們的階級本性所決定;2，敵我矛盾尖銳化;3，國內形勢發生很大的變化;4，則和我們的政策有關系，在這個因素則完全可以按照我們對勢力，對其他特點的估計來作出的。比如說，我們是否可以根據這樣的原則:(1)繼續爭取或中立王、楊等,(2)如爭取中立已不可能，盡量延緩他們背叛;(3)從群眾的覺悟水平出發，提出當時絕大部分群眾能夠接受的口號，王、楊面對這樣的抉擇;要嘛就得繼續跟我們走，要嘛暴露其背叛人民投敵的真面目而給予孤立，這樣，受蒙騙跟著他們走的群眾就能減少到最低限度。上述幾個原則，我想當時還是可行的。總之，有正確的政策策略，我們就會有更大的力量，更有條件做好統戰工作。

　　在估計革命力量,特別是估計支持革命運動的群眾力量時,不要

　　以僵硬的觀點去看待他們對待革命的態度，但他們在不同的時期里也是會分化的。力量的對比不是一成不變的。在估計資產階級對待革命的態度時，固然要看到群眾對他們所起的作用。在估計群眾力量時也要看到資產階級的影響。我們的政策問題稍處理不好，影響很大，革命力量之間的變化就會很快。現在用不著回避，我們的革命力量是比過去小了。我們的情況是比過去困難了。

　　2. 中間力量的利益是什么?在談判到這個問題的時后，我們不要忘記凡是英殖民主義者統治比較久的地區。議會道路的影響就比較深，這些地方的民族資產階級都比較難爭取，我國的情況就有這個特點。

　　不言而喻，在當前形勢下，我國民族資產階級從他們的階級立場出發，他們只能接受議會斗爭的道路。所以問題不在於我們是否反對他們參加，而在于他們以什么態度在限制范圍內去反對反動派，在于他們是否堅持反殖、反帝、反大馬。問題是他們究竟是站在我們一邊還是站在反動派的一邊。如果革命力量還小的時后，我們提過高的要求，提出他們不能接受的口號(正如我們已經做過的那樣了)，就會加速他們改變原來就不堅決的反帝、反殖、反大馬的立場。在這樣的時后，當他們能在敵人的政策中得到一定的利益時，他們對反動派就會有幻想，就會把敵人給他們的議會道路作為至高無上的利益。這時要是我們反對競選，勢必造成和他們決裂的局面。決裂之前可以肯定廣大人民群眾是站在我們一邊的，決裂之后群眾就分化了。接受和資產階級作這種決裂的群眾究竟是少數還是多數呢?幾年來的發展已經可以看出一些眉目，我們是吃了虧的。

　　從形勢的發展可以看出，在我們當前的條件下，資產階級對中下層的群眾還是有相當的影響。但隨時間的發展，資本主義制度的發展當然會使敵人的真面目越來越暴露，官僚買辦和民族資產階級的矛盾就會發展起來，但這需要時間，敵人越狡猾，需要的時間就會越長。

　　3. 怎樣才能向頑固派進行堅決的斗爭并一步一步取得勝利呢?目前堅決擁護(為了避免誤解起見，編者特在“擁護”之前加上“堅決”二字)武裝斗爭的群眾還不能說是多數。隨著斗爭的深入發展,武裝力量雖然會逐步發展，支持我們武裝斗爭的群眾必然會逐漸增加。不用說武裝斗爭是進行堅決斗爭的最高形式，但用合法、半合法等較低形式也可以作堅決的斗爭，并取得勝利。如果以大多數群眾能接受的方式，為維護他們的利益進行堅決的斗爭，就能取得勝利并引導群眾逐步站在我們這一邊，支持我們的事業。

　　斗爭形勢有高有低，領導群眾進行斗爭，只能從較低的形式開始，逐步趨向更高形式的斗爭。斗爭形式不能脫離群眾的覺悟程度。有的群眾能接受武裝斗爭形式，有的只能接受較低的合法、半合法的斗爭形式。接受較低斗爭形式的群眾還是大多數，因此，我們現階級的政策，特別是合法斗爭的政策，要適應大多數群眾的覺悟程度，就不能提出過高的要求，才有可能進行斗爭,有可能取得勝利，從而引導他們前進。

　　合法、半合法的斗爭，對于動員廣大群眾支持我們的武裝斗爭,對于爭取資產階級具有重大意義的。反過來，武裝斗爭的發展對于群眾的鼓舞，對于他們斗爭的聲援是不可缺少的。不論武裝斗爭還是合法、半合法的斗爭，都要開展群眾運動，爭取廣大群眾參加，才能發展和壯大。我們要向敵人進行堅決的斗爭，并取得勝利，就要進行武裝和非武裝的、合法半合法斗爭。在目前情況下，要爭取民族資產階級和廣大人民群眾，則非要合法半合法的群眾斗爭不可。特別是我們的武裝力量還小的時后，更要這樣做。

　　上面說這許多，我想大概的結論是：(一)至少在目前，只要沒有突變，沒有階級形勢的新變化，把我們的政策建立在與形勢和緩趨向相反的設想基礎之上是不現實的;(二)對斗爭高潮低潮的發展要有正確的認識。要認識到它的反復性，波浪式前進的規律;(三)不論是搞武裝斗爭或搞合法斗爭都要依靠群眾,搞群眾斗爭，搞好統一戰線的工作才有可能壯大武裝力量。當我們力量還小的時后,要充分重視合法、半合法斗爭的重要性。

　　(六)

　　下面再談一談合法、半合法斗爭的形式和內容。

　　從形式出發，從我們的具體條件看,我們強調要注意合法、半合法的斗爭，并不是不要武裝斗爭。相反，在當前條件下，合法斗爭搞得好，武裝斗爭就會更有群眾基礎，就會搞得有聲有色,以前我們在聯合黨中的做法和過去許多公開斗爭，都是在當時條件下教育群眾和爭取群眾的成功的合法斗爭方式。在現在條件下,不能生搬硬套過去的做法。合法斗爭的重要性要求我們根據新條件，創造新的合法斗爭方式。泰國全國性抵制日貨的運動也是一種非常出色的合法、半合法斗爭方式。它非常有效起了動員全國各階層人民團結起來進行斗爭的作用。最近，我們在古晉的街邊小販請愿的斗爭，要求雖很低，規模雖很小，卻也是團結群眾進行斗爭的一種很有效的方式。這一斗爭不知是不是我們同志搞的,如果是的話，只要繼續這樣做，積許多這樣的小勝利，以后就有可能進行大規模的斗爭。(順便提一提，可以不可以利用中馬建交搞一個各階層都能接受的規模較大的合法活動。)當然在斗爭中要特別注意有理、有利、有節的原則是十分重要的。要確保取得勝利，才有可能繼續領導斗爭。

　　至于議會斗爭，你們的看法可能和我不一樣，我想議會斗爭是合法斗爭中比較重要的斗爭形式。如果我們不利用這一斗爭形式。其他形形色色的資產階級分子必然會利用。究竟是讓他指手劃腳地領著群眾走資產階級的道路，還是把領導權掌握過來，引導群眾站在我們這一邊?我想，只要我們頭腦清醒，不要幻想通過議會斗爭取得無產階級的專政，議會斗爭還是可以搞的。(這一點在以前我曾同意)我們搞議會斗爭不應該，也絕不可排斥我們暴露反動政權的本質，揭露他們所吹噓的“議會民主”和“議會道路”，揭露他們的各種欺騙性措施。在一定時期內，特別是形勢不利於我們開展普遍的游擊活動時，群眾還猶疑不決，不理解我們或一時看不到武裝斗爭的前途時，而武裝斗爭又處于低潮時，合法、半合法斗爭的重要性就會更加突出。相反你們是會有體會的。(較早時老大他們關于不退出聯合黨的決定我完全同意，很欣賞。)

　　那么武裝斗爭應該擺在什么地位呢?當然是應該把它作為最后解決問題的基本手段，以長遠的觀點來看，我們還是必須著眼于我們已經進行了整整十年的游擊戰、持久戰。著眼于我們的特殊條件所要求的依靠發動絕大多數偏僻地區兄弟民族參加戰爭解決問題。戰爭越是持久，兄弟民族參加戰爭的問題就越顯出其重要性，就越能證明爭取他們，發動他們參加戰爭就不能取得革命勝利觀點的正確性。(關于建立根基地、游擊戰、持久戰的問題，請你們研究毛著)。

　　上面說的關于形勢，關于斗爭高潮低潮的發展規律以及合法斗爭、議會斗爭等等，你們可能有不同看法，正因為如此，提出來，就當作參考材料吧!

　　附錄二

　　《諒解備忘錄》

　　翌日(10月20日)黃紀作就跟首席部長簽署《諒解備忘錄》。全文如下：

　　砂勞越首席部長與北加里曼丹人民軍

　　主任兼政委黃紀作簽署之諒解備忘錄

　　一九七三年十月十日黃紀作氏在一封致首長的私人函件中，表示為了“恢復本州和平及終止戰爭，以便進行建設與發展”，他及他同僚愿意放下武器。該函於一九七三年十月三日收到。在黃氏請求下，首長於一九七三年十月十九日，二十日及二十三日，在成邦江政府政府跟黃氏舉行會議。在這項會議中，黃紀作氏提議在下述考慮下，他所指揮的北加人民軍各單位愿意放下武器，重返社會為人民服務：

　　第一部份

　　(一) 北加人民軍隊的馬來西亞公民地位受到保證，北加人民軍印尼國藉隊員，在申請時給予馬來西亞公民權。

　　首長解釋在發給公民權方面涉及三類人士，第一類為那些人士他們是馬來西亞公民。第二類為那些他們想成為馬來西亞公民之印尼國藉人。第三類(如有)由其他外國人士組成。至于那些真誠為馬來西亞公民，首長保證他們將在馬來西亞憲法下享有公民權利。至于第二類人士，根據黃氏估計大約二十人，首長解釋根據馬來西亞與印度尼西亞兩國政府協議規定,應該把這些人遣送回國。可是，首長保證，由于情況改變，將把他們的馬來西亞公民權申請，將在適當憲法條文下加以考慮。首長進一步闡明，所有重返社會的人士，將各自受到像看待任何其他公民權或其他居住在砂羅越外國人士同樣的公平的對待。

　　(二) 加人民軍隊員獲有機會參與砂羅越聯合政府的管理。

　　在這項會議中，已向黃氏解釋他們在從事合法活動方面，享有像任何其他馬來西亞公民同樣的權利。黃紀作氏在說明他這項請求時稱，砂羅越聯合政府成員黨在下屆大選中可以考慮他的一兩名人士作為候選人，至于這一點，首長答復稱，候選人提名一事完全由有關成員黨來決定。政府不會選擇候選人。他的一兩名人被提名為候選人的可能性，可以由有關政黨來考慮。

　　(三)在維護公安法令下拘留人士，在和平實現及人民利益下，應準他們重返社會。

　　首長解釋維護公安法令授權有關當局可拘留任何人，如果他在砂羅越活動威脅到國家安全。政府經常檢討拘留人士案情，實際上，其中許多人已獲得釋放。那些尚被拘留的人士，如果政府認為他們不再對國家安全有所威脅，一定會考慮釋放他們。因此這完全需看拘留人本身去接受國內情況的改變，決定作為效忠與愛好和平的馬來西亞公民而生活。

　　(四)管制區將在恢復和平時撤銷

　　首長保證在州內和平全面恢復時將顧到情況的改變而對撤銷管制區問題作有利考慮。

　　(五)在過去殖民地統治時被遞解出境赴外國的人士，在申請時答應給

　　他們馬來西亞公民權。

　　首長解釋了有關這項問題的國際慣例，并保證在馬來西亞跟中

　　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外交關系時，將檢討這問題。

　　(六)政府考慮北加里曼丹共產黨合法化

　　首長解釋在目前的情況下，聯邦政府認為不允許任何共產黨組織注冊，跟國家利益不符。首長進一步解釋聯邦政府不可能改變這項政策，而且群眾也不會接受這項政策的改變。首長相信在本國憲法現有體系內，任何人能夠在不損失及本國安全情況下進一步貫澈人民的利益。

　　(七)他們組織內那些人員如要移居其他國家，應給他們必要的移居許可。

　　首長肯定這種請求將獲得認可。

　　第二部份

　　設立一隊出于自愿的先鋒工作隊，以協助政府為群眾利益實現政府發展計劃。

　　首長歡迎這項有建設性建議，并進一步解釋稱，目前州內已設有一個宗旨相似的這種團體。

　　雙方同意北加共產黨員擁有之所有武器彈藥，應在雙方管制下與監督下銷毀。

　　上述諒解已記錄在案，并於一九七三年十月二十日在成邦江政府官(現已改名為和平館)達成。

　　拿督哈志阿都拉曼耶谷 黃紀作氏

　　砂羅越首席部長兼行動主任 北加人民主任兼政委

　　(附錄三)

　　北加里曼丹共產黨中央委員會主席聲明

　　(1973年3月9日)

　　同志們，最近發生了一個背叛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的嚴重事件，在這之前，我們黨曾盡一切力量加以避免，然而由于種種原因一批人終於走上了向敵人屈膝投降的道路。盡管我們相信，絕大多數人是被迫或被騙走上這條道路的。但作為真正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者，我們不能不嚴肅指出，這是一條背叛人民的道路。

　　我們決不回避事實，我們承認我國革命斗爭確實遭到了重大的挫折。我們是用一分為二的觀點去分析問題的，這個背叛當然是壞事，但是，也有一方面的好處，我們黨受到一定程度的破壞。我們相當部份的軍隊被瓦解了，武器被銷毀了。但是，經過這個事件之后，我們的黨和軍隊那怕是在數量上減少了，卻是更加精干，更加可靠了。

　　我們黨從成立的那天起，就把徹底消滅人剝削人的社會制度作為我們神圣的歷史任務，并把完成真正的人民民主革命作為我們的最低綱領。馬來西亞反動政權是一個代表帝國主義和封建官僚買辦階級利益，壓迫和剝削工農群眾、小資產階級以及民族資產階級的反動專政工具。它對外投靠帝國主義，對內殘酷屠殺為維護人民利益而戰斗的共產黨人，野蠻鎮壓廣大勞動人民群眾。這個反動政權推行反人民的經濟政策，在它的庇護下，外國大財團都紛紛前來大量投資，每年從勞動人民身上榨取巨額利潤，封建官僚買辦階級也大發橫財。所謂“獨立”后的這么多年，勞動人民生活不但沒有得到改善，反而每況愈下，通貨膨脹，物資飛漲，廣大勞動人民陷入貧困的深淵。這個反動政權繼承英帝國主義的衣缽，正在卑鄙的、有計劃的把反動的奴化教育強加在各族人民頭上。毫無疑問，馬來西亞反動政權是我國人民當前的革命對象。

　　我們馬克思列寧主義者認為，資本主義制度是無法解決它越來越嚴重的政治、經濟危機的，更無法保證它必然要滅亡的命運。它滅亡的時間可能早些，也可能遲些，我們革命者的任務就是要加速它的滅亡。我們干革命為的是工農和其他勞動人民的徹底解放，為的是謀求廣大人民群眾真正利益。形勢變化了，我們的政策和策略可以改變。但是我們完成人民民主革命進而實現社會主義的基本綱領是不能改變的，同樣，“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 的道路也是不能改變的。

　　當前世界的主要傾向是革命，國際形勢不斷朝著有利于人民的方向發展。在國內，馬來西亞反動政權同各族人民之間的矛盾進一步激化。在這種形勢下，馬來西亞統治階級，在對外政策上被迫做了某些調整，高唱“中立”、“不結盟”的調子，在國內，則采取了某些改良措施，但它仍然極端反共反人民，仍然積極進行對外對好外資，對內加強剝削人民群眾的經濟政策，仍然肆無忌憚的實行種族主義政策。因此，這個反動政權仍然是革命的對象。

　　無產階級的偉大導師馬克思和恩格斯根據巴黎公社的實踐，總結出一條經驗，指出“工人階級不能簡單的維護現成的國家機器，并應用它來達到自己的目的。無產階級必須用革命暴力摧毀和打碎舊的國家機器，實行無產階級專政。”無產階級的偉大導師毛澤東發展了馬克思列寧主義關于暴力革命的學說，為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開辟了爭取解放的唯一道路：即“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的道路。

　　“槍桿子里面出政權”，各國無產階級和勞動人民用他們的鮮血證明這是千真萬確的真理。在我們的近鄰，印度尼西亞無產階級政黨在錯誤路線的指導下，走上了議會斗爭的道路，所以雖然有三百萬黨員，幾百萬工會會員，幾百萬農會會員以及幾千萬同情者，但在反革命武裝力量的進攻之下，幾十萬人頭落地，革命隊伍遭到了極其慘重的損失，免于遭難的兄弟黨同志，掩埋好烈士的尸首，擦干凈身上的血跡，總結了慘痛的經驗教訓，又繼續前進了。遠在拉丁美洲的智利，一度被修正主義者們吹捧為馬克思主義取得合法斗爭的榜樣，曾幾何時，一旦發生反革命政變，阿聯德政權一夜之間就垮臺了。同志們，這些事實有力的證明：“離開了武裝斗爭，就沒有無產階級和共產黨的地位，就不能完成任何的革命任務”。因此，所謂“停止武裝斗爭，在憲法范圍內，自由的參加合法的政治活動”，是徹頭徹尾的修正主義道路，是背叛人民利益的道路。

　　要走“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的道路，就必須要有一個用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武裝起來的黨，要有一個由這樣的黨領導的軍隊，要有一個由這樣的黨領導的統一戰線，這就是革命的三大法寶。無產階級的偉大導師毛澤東指出：“統一戰線和武裝斗爭是戰勝敵人的兩個基本武器。統一戰線是實行武裝斗爭的統一戰線，而黨的組織則是維護統一戰線和武裝斗爭這兩個武器，以實行對敵沖鋒陷陣的英勇戰士，這就是二者的相互關系”。二十幾年來，我們付出了很大的代價，也取得了很大的成織。我們過去二十幾年的經驗證明，我們什么時后遵循上述教導去做，我們的工作就向前發展;我們什么時后違背上述教導，我們的工作就停滯不前。現在黨成立了，軍隊建立起來了，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實行武裝斗爭的統一戰線，也初步形成了，我們的革命事業正在前進!我們能因為戰斗環境的困難而藉口改變斗爭的政策和策略而取消無產階級政黨嗎?!我們能因為發生了某些可能的叛變情況而親手搞垮自己的軍隊嗎 ?不能!絕不能!!

　　同志們，武裝斗爭道路我們已經走了十多年了，我們的黨是在武裝斗爭的過程中成立的。在武裝斗爭的初期，我們自己只有一支僅數十人的小隊伍，武器又簡陋，后來，發展成為幾支在各個地區活動的較大的支隊。十多年來，印度尼西亞和馬來西亞兩國反動派，每年付出了以千萬元的經費，動員了數以萬計的反動軍隊，殘酷的、反復的“圍剿”我們，也不能阻止我們前進，這是因為我們得到廣大人民群眾的大力支持。如果他們不積極送衣、送糧、送子弟參軍，我們就不可能生存和發展。事實說明，人民群眾是站在我們一邊的，盡管我們前進的道路上碰到許多困難，但是，這些困難是完全可以克服的。要克服困難，當然要有正確的政策和策略，只有依據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的普遍真理，并結合我們的具體情況，可能制定出正確的政策和策略，否定和篡改這些普遍真理只能炮制修正主義、取消主義、投降主義的所謂政策和策略。同志們，敵人說我們被打垮了，是真的嗎?不是我們幾百人的一支隊伍垮了，不是被敵人打垮的，幾百支用革命烈士鮮血換來的槍丟了，不是被敵人奪去的。同志們，我們沒有垮，只要我們還剩下一個人，我們就要堅持斗爭下去，革命的紅旗是永遠也倒不了的。黨不但沒有垮，在黨領導下，相當的一批武裝隊伍還存在，我們將繼續以武裝斗爭作為主要的斗爭形式，在廣大的農村地區，堅持和發展游擊戰爭，我們將繼續在城鎮中開展群眾運動，進行革命的宣傳和組織工作，積蓄力量，等待時機。

　　我們是革命樂觀主義者，我們清醒的看到，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在目前的情況下，我們的武裝斗爭，面對嚴重的困難，我們也做好思想準備，迎接更大的風暴。我們絕不會被敵人的囂張氣焰所嚇倒。它的反動統治極其不得人心，它正陷入內外交困的境地，敵人的瘋狂掙扎表明它的日子越來越不好過。黨在這里號召，在部隊里的，在農村中的，在城鎮中的干部和黨員，要起模范帶頭作用，把所有游擊隊員和革命群眾團結起來，好好總結這次慘痛的經驗教訓，高高舉起革命紅旗，繼續奮勇前進!黨將繼續率領群眾，走武裝奪取政權的道路。只要我們能繼續高舉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旗幟，只要我們緊握槍桿子，只要我們堅持自力更生的精神，只要我們真正相信群眾、依靠群眾，放手發動群眾，只要我們好好總結經驗，從過去的錯誤中吸取教訓，我們就一定能夠戰勝困難，取得新的勝利!

　　歷史潮流滾滾向前，讓一切反動派和牛鬼蛇神哆嗦吧 !嚎叫吧 !

　　北加里曼丹共產黨中央委員會主席

　　文銘權

　　(附錄四)

　　1973年 “斯里阿曼” 和談

　　-王連貴

　　（一）“和談” 的形式

　　1973 年 10 月 10 日，北加人民軍主任兼政委黃紀作，寫信給砂州首席部長耶谷， 表示和談的意愿。10 月 13 日 耶谷收到黃紀作的信。10 月 19 日 黃紀作和黃紀權等四人到達成邦江。10 月20 日開始談判，并簽了 “諒解備忘錄” 。10 月 25 日 第一批紀作身邊的同志開始放下武器撤出。

　　黃紀作早期是砂盟的中央委員，以及之后成為北共中央主要領導人之一。這么重要的一個領導人，置民主集中制的組織原則不顧，去和長期激烈對敵的敵人談判，可以不必經過與其他高級干部的集體討論決定。在沒有和西部主要領導林和貴，以及東部主要領導洪楚廷的商量，就自行采取這么重大的行動。這樣的談判形式是不可思議的，不論談判的原因是什么，不論其結果怎樣，這樣的談判形式是絕不允許的，在組織原則上是錯誤的，是非常嚴重的錯誤。

　　再說，談判僅僅一次和一天就簽訂協議，太輕率了!

　　照理一個組織的這么重要領導人的這么重要的一種主張和決定(與敵人談判)，一定首先在最高層組織中進行反復重的研究，方可做出決定。如果集體決定要談判，也得經過多次和相當時間的談判。

　　即使黃紀作是以個人身份出去和政府談判，也由于他在組織中的極重要地位，也會因而對組織產生巨大影響，也是不應該的，何況他以北加人民軍主任兼政委的身份，就更加不應該了。

　　所謂的對某個中央領導人沒有信心和不信任，以及跟其他中央領導人聯絡有困難等等原因，因而自作主張，私自行動，搞個“米已成飯”、“突然擊”，這未免太過不尊重其他領導和其他同志，這是極端不負責任的作法，難免被人懷疑為借口之詞。

　　（二） “和談”的時機

　　革命過程中，與敵方舉行公開或秘密的談判是允許的，問題是什么時候談判比較恰當。

　　1973年10月，黃紀作于耶谷政府舉行的和談時機會恰當嗎?

　　第一，當時黃紀作個人的處境

　　黃紀作與林和貴1972年開會分手后，便準備倒回第二省，要去第三省與洪楚廷會合，路途中曾與敵兵駁火，并犧牲個別同志，加上敵情緊，到接近成邦江時，派黃吳等七位同志去與第三省同志聯絡，又有同志犧牲和被捕，連黃也意想不到投敵。在這樣的處境下，黃紀作出去和敵人談判，不能不令人對他產生各種懷疑，例如怕死、擺脫個人困境，等等。加上在那之前，他領導下第二省國內和邊區的武裝斗爭，都面對一系列的挫折打擊，已走向低潮。

　　第二，當時國內革命形勢

　　1973年，砂拉越革命組織還是堅持爭取砂拉越獨立，反對“馬來西亞”的斗爭和革命戰爭。

　　1973年第一省武裝斗爭形勢還好。第一省邊區武裝斗爭失敗，以及第一省內遭內奸破壞后，1968年林和貴等同志回國整頓，恢復工作后，經過幾年的奮斗，到1973年武裝部隊已經發展到約四百人，成立了六個中隊，非武裝和地下工作也都有相當的恢復。從上到下，沒有想放下武器和政府談判的問題。

　　1973年第三省武裝斗爭形勢也還好。自從1968年開心建立武工隊開展武裝斗爭后，第三省革命斗爭也從低潮中恢復過來。到1973年三支武工隊人員已經發展到四百多人，非武裝和地下工作也都有了相當的發展。從上到下，也都沒有人想放下武器和政府談判。

　　獄中同志在極端不自由和殘酷的逼害下，仍然有幾百人堅持斗爭和革命，甚至還準備越獄和準備把牢底座穿。

　　黃紀作領導的第二省武裝斗爭確實遭到很大挫折，從高峰時的近百人的部隊，到1973年僅剩下約20人。

　　總之，雖然國內武裝斗爭面對局部的挫折和遇到不少困難，然而大體上還是處在發展和高漲時期。在這種情況下，這樣的時候，提出全面停止武裝斗爭的和談，很顯然是不恰當的。

　　第三，當時的東南亞武裝斗爭形勢

　　1973年是東南亞各國人民武裝發展比較高潮的時期。馬來西亞人民解放軍的多支突擊隊，紛紛南下，在國內的幾個州，不時展開戰斗。泰國、緬甸和菲律賓等國的人民武裝斗爭也在蓬勃發展。尤其是越南南方、柬埔寨和老撾人民的反對美國帝國主義的解放戰爭正打得烽火連天，取得巨大的勝利的時刻，根本沒有和談的氣氛。

　　從當年黃紀作個人處境，以及當年砂拉越的武裝斗爭的形勢，和當年東南亞各國人民革命武裝斗爭的大好形勢看，1973年和談的時機是不恰當的，是錯的。

　　（三）“和談”的內容

　　1973年黃紀作與政府的談判內容是，“停止武裝斗爭，參加和平建設”。黃紀作私下也是主張全面停止武裝斗爭，出去搞和平斗爭。后來經以洪楚廷為首的第三省領導的反對，才改變原來主張，同意留人。

　　由于砂拉越是英國的殖民地，而且不論是砂解放同盟還是北共，都是堅持爭取砂拉越獨立的。因此，任何反對原來宗旨，站到對立的主張和行為都是被背叛，都是錯誤的。

　　因此，在1973年的“諒解備忘錄”下出去，而放棄原來宗旨、贊成大馬的，都是對自己原來立場的背叛。由于有留下部分繼續堅持反對馬獨立斗爭，所以沒有完全錯;堅持留下武裝斗爭者沒錯;出去而繼續原來宗旨者，不站到對立面者也沒錯;而走第三條道路者，則另當別論。

　　（四）“和談”的影響

　　從1973年10月21日黃紀作簽署“諒解備忘錄”到1974年7月4日的8個多月時間里，第一省出去者305人，第三省出去者265人，總共570人，留下堅持武裝斗爭第一省52人，第三省121人，總共173人。就是說我們的武裝力量損失了月百分之七十六。這無疑是個巨大削弱和打擊，至于對革命士氣的打擊，那就更難以估量了!

　　和談后，革命的一條重要戰線-監牢戰線，沒有了。長期堅持獄中斗爭的同志們所受的打擊之大，難以形容，其對革命造成的損害，不言而喻。

　　至于和談對廣大革命群眾，更是不可理解，產生對革命的不利影響，可謂至深且

　　巨。

　　對國際革命也會產生少許不好影響。

　　和談的最大收獲者是政府方面。在短短的時間內，不費一槍一彈，只花少少一點錢，就極大削弱了其對手，不論是軍事方面還是政治方面(包括心理戰方面)，政府在和談后，對繼續留下堅持武裝斗爭的同志瘋狂的進攻，都是前所未有的。

　　實踐證明了，和談對砂拉越革命的打擊是非常巨大的，和談極大的幫助了敵人，和談大大提前了革命低潮的到來，和談加速了武裝斗爭的失敗。

　　實踐也證明，和談并沒有實現搞非武裝斗爭的承諾。今天，馬來西亞政府也還不允許完全放下武器的馬共搞非武裝斗爭。由此看來，遠在1973年要全面停止武裝斗爭，出去搞非武裝斗爭，只能是一種不實際的幻想。

　　當然，由于有了利用《諒解備忘錄》的政策，出去的同志避免了被叛徒、逃兵的包袱，有的同志還有了解脫的出路，部分群眾也避免了被進一步鎮壓和得到解脫，這也是事實。

　　總之，人們可以從和談中吸取很多經驗教訓。

　　（五）“和談”的原因

　　在長期革命過程中，總是會遇到這樣那樣的曲折，這是任何國家和革命組織所不能避免的，而1973年和談時砂拉越革命過程中一次較大的曲折，其原因是多方面的：

　　第一，由于和談是由黃紀作提出的，并未經與其他領導協商前已簽下《諒解備忘錄》，所以黃紀作應負首要責任。至于紀作為什么會去和談，根本原因應該是他自身的思想意識和方法決定的，因為同樣一種客觀環境，不同的人以不同的意識和方法去面對，會產生完全不同的結果。客觀的原因是，紀作當時所面對的處境和之前所面對的部隊內部情況和群眾情況，以及敵情，等等造成。

　　第二，其他內部原因

　　黃紀作首先找到黃紀曉，紀曉不但沒有反對，而是積極配合執行。假設紀曉堅持反對立場，甚至抵制，那紀作會不會有所改變呢?或者紀作即使堅持和談，影響會不會不一樣呢?因為紀曉當時是北加人民游擊隊的總司令，西部的重要領導人。

　　之后，紀作又找到第三省領導黃理生，以洪楚廷為首的第三省領導，當時雖然反對全面停止武裝斗爭是對的，然而提出利用《諒解備忘錄》和精兵簡政的政策，加上其他種種原因，還是較快的配合了黃紀作的行動。

　　林和貴當時對紀作的和談，在主要干部中進行批判，而他自己卻沒有堅定的立場，采取見機行事的態度，加上他的某些嚴重缺點，造成他對干部和戰士缺乏凝聚力，而造成在關鍵時刻的眾叛親離，最后，甚至在文銘權公開批判和談的情況下，他仍然出去，這顯然是不對和不應該的。

　　當然，如果當時除了主要領導以外的廣大干部和戰士水平更高些，局面也可能較好些。

　　身為當時最高領導人的文銘權，由于長期在中國，極少與國內聯絡，不可避免的也應該負他所應負的責任。

　　第三，政府方面，除了長期軍事鎮壓外，同時重視政治攻勢所起的作用。尤其是

　　當時耶谷的政治手段的圓滑的配合。和談是雙方的，單方面構不上和談。

　　第四，我們的群眾基礎不夠，也是原因之一。

　　（六）其他值得探討的問題

　　第一，假設紀作1973年沒有出去和談，而是按照原先他和和貴開會計劃的，他和紀曉到第三省結合，爭取建立魯讓根據地，結果會怎樣呢?如是這樣，第三省武裝斗爭很可能提前向第四省發展，甚至有可能向沙巴發展，以及重回印尼邊區發展。第一省方面也可能重新向印尼邊區發展，砂拉越的武裝斗爭就不至于在1973年遭受重大挫折而是提前倒退，還有可能砂拉越的武裝斗爭再較好的堅持多幾年，給敵人更大打擊的，如到時需要和談，才有計劃的組織代表團之類的進行和談，結果應該會較好。

　　第二，有一種說法認為：后來的實踐證明，武裝斗爭也是不能堅持，也是失敗走不通，因此1973年的和談放棄武裝斗爭沒有錯。

　　1973年和談后，武裝斗爭繼續堅持了17年，還是失敗了，這是事實。但是，這個事實不能用來做為證明，當年和談停止武裝斗爭是否正確的根據，因為17年前與17年后的國內外形勢與武裝斗爭形勢，有了很大的變化和不同。和談17年后的1990年，武裝斗爭失敗了，當年不利的國內外形勢造成武裝斗爭的失敗。然而1973年和談時的國內外形勢，對武裝斗爭還是比較有利的。當年我們的武裝斗爭總的方面還處在有利的高漲時期，東南亞各國武裝斗爭也正蓬勃發展。

　　再說，紀作在第三省領導反對全面停止武裝斗爭而主張“出多留少”后，也改變原來的主張，贊成大部分出去搞非武裝，留下少數堅持武裝斗爭。

　　我以為，看待歷史，應客觀的、具體的、社會的、發展的進行分析。現在行不通的，不等于過去也行不通;現在行不通的，也不等于將來也行不通。事物總是隨著時間的轉移而不斷發展變化的。

　　第三，有一種說法認為，1973年和談減少了部分同志的犧牲，似乎和談不僅是 “對”的，還有“功”。

　　如果站在個人立場講，這不但是事實，而且應該感謝和談。但是，如果站在革命的當時耶谷的政治手段的圓滑的配合。和談是雙方的，單方面構不上和談這對革命應該是不對的。再說，為了一時減少部分人的流血犧牲而使革命道路更加曲折和遙遠，所造成的犧牲損失是難以估量和更為巨大的。

　　再說，戰爭就是要流血犧牲，不是你死就是我活，這是戰爭的本質。從古至今，那有不流血犧牲的戰爭，保存自己，消滅敵人，減少戰爭中我方的犧牲，盡可能的多消滅敵人，是軍人的責任，保存自己，是為了消滅敵人，是為了爭取戰爭的勝利。減少犧牲，如果是因為軍隊指揮員自身的怕死或怕隊員的犧牲而向敵軍投降，這無疑是不允許和不對的。軍隊是絕不容許投降的，如果允許投降，這只軍隊就比敗無疑。

　　要革命就要付出犧牲的代價，要進行革命戰爭就要付出流血犧牲的代價。沒有犧牲，不可能有革命的勝利和成功，害怕犧牲就不能革命，害怕流血犧牲，就不要進行革命戰爭。當革命者被迫改變斗爭形式時，被迫采取武裝斗爭時，你害怕流血犧牲嗎?你只能放棄革命，甘當奴隸。當一個國家被另一個國家的軍隊入侵時，這個國家的政府由于怕流血犧牲，不進行反侵略戰爭，對嗎?除非甘當亡國奴。

　　為了正義，為了大多數人的利益而流血犧牲，從來就被認為是光榮的，馬來青年英雄羅斯里·多比的斗爭沒有成功，失敗了。然而他的流血犧牲仍然是光榮的，有意義的，仍然是英雄，永垂不朽。害怕流血犧牲，而放棄革命立場之舉，不值得宣揚。

　　像砂拉越這樣一個民族，而且民族問題比較復雜的落后小島國，要進行革命斗爭，尤其困難曲折。因此，在斗爭中犯錯更難避免。我們不必回避錯誤，應勇于面對現實。

　　世界上從來沒有沒有缺點的人，從來也沒有不犯錯誤的人，尤其是那些干大事的人，當領導的人，更如此。

　　(附錄五)

　　小船哀歌

　　-海巖

　　~ 記1974年2月7日晚上提前離開椰林青山河口小船遇襲經過

　　1974年2月7日(農歷正月15日)。青山河口的海面上，映照著七彩繽紛的晚霞。與往常不尋常之處，就是“老虎船”的巡邏忽然頻繁了許多。同時河岸上還靠著好幾艘民防隊使用的長舟。

　　老虎船的馬達聲，劃破了落日的海空，增添岸上人們不安的心情的海風雖然不是強勁地吹襲海岸，海面上也沒有掀起驚濤駭浪，但是，河口上捕魚的漁夫，心里的恐懼感，并沒有消除。他們在慌忙收起魚網后，便趕忙回航。漸漸地，暮色已降臨。西邊的天際的晚霞，已逐漸消失。

　　在水塘路附近的一個山頭上，天明和松青兩位同志不知正在商量什么?只見一位女同志走過說道：“這兩三天海岸上老虎船加緊巡邏。今晚要出去，將會有風險。”只見松青同志若有所思，語言中帶有點傷感地說：“我兩個兄弟已為革命犧牲，我還能怎么樣?”接著便說起幾天前黃同志簽署的那封信。只見天明同志語調堅定地說：“我們離開中心的時候，領導同志有指示，在沒有得到他的指示，不可自作主張，出去參加 ‘和談’ ”。松青同志緩緩地說：“信中已說得很清楚，政府軍已掌握我們在這里的情報，如果在所限定的時間沒有出來參加 ‘和談’，軍方便將要派軍隊來圍剿，后果你們自負。”天明同志認為，我們不可參加 ‘和談’。松青同志深知情況嚴重，不要參加 ‘和談’，必須迅速轉移。天明同志說船已找到了，是他的一位親戚的小摩多艇，大概只有四馬力，二十個人是勉強容納的下。這位女同志聽完之后，便轉身往營地收拾東西。天明和松青望著她背影，知道她的母親不愿她跟部隊轉移，要她留下來。她聽到這幾天海上老虎船活動頻繁的消息后，心里也猶豫不決。眼看今晚的轉移行動，已經安排好了，只好服從決定。

　　轉移行動原訂九點多鐘，由于船主的緊急通知，潮水退很快，八點半之前，必須離開。松香同志看一下手上那個他弟弟不久前寄給他的手表，已快八點半了，於是便集合隊伍。

　　松青點名三位同志留下，等待中心派人聯絡。其他二十名同志，現在就開始下山到椰林小河邊，載我們的小船在那里等待。隊伍很快在經過半山腰的胡椒園后，便到達椰林里小河邊。

　　這時，船主已在船頭等待，不斷催促大家快上船。松青在船邊指揮，叫女同志先上船進入船里，持自動槍的同志都集中在船頭。背包全部集中在船頭中央，用膠布蓋好。一切安排妥當之后，船主嚴肅地向大家交待，在遇到老虎船的時候，大家要保持冷靜，不可以開槍。交待完之后，小船便緩緩往前開走。

　　小船在快到河口時，忽然擱淺了。只見幾個男同志跳下水去，用力推著小船，幸好提前離開椰林，老虎船已在等候，在退潮水的協助下，小船很快脫離險境。

　　小船順利到了小河口和砂拉越河接壤處。遼闊的河口和里里外外的大海，除了陣陣的浪濤聲和噠噠噠…的馬達聲之外，隱隱可以看到六艘老虎船橫排在河口的海面上，射出一道的探照燈光，似乎在尋找著獵物。

　　小船離開小河，船主便熄了燈，駛進湍急的河水，沿著河邊，逆流而上。這時，有的同志便產生疑問，我們去的方向，怎么會是古晉?我們真正的目的地在那里?有的同志看到老虎船在遠處的排陣心里開始緊張，深感今晚將會有事情發生。

　　小船繼續緩慢地朝前駛。不久，便到了“哥比”地區，長堤碼頭已遙遙可望。

　　忽然，一道燈光，像閃電似的，向小船這里掃過來，小船暴露了。於是，所有的燈光都朝小船射過來。船主還是那句話：不要開槍，不要緊張，其實船上的同志都開始緊張起來。守在河口的六艘老虎船像獵犬發現獵物似的，直朝向小船沖過來。還有很多艘民防隊的長舟也從四面八方像箭般朝向小船撲過來。眼前的小船，就向一只小白兔，束成一團，在獵人和鷹犬的追逐下，已經無力跑動。

　　突襲小船：三人犧牲

　　老虎船和長舟越來越逼近。松青和船頭的同志是否已上橋準備戰斗?不過，在老虎船上的正規軍人，手握“M16”機槍，已經都上橋，只等聲號令，便可朝小船開槍。小船在一陣用馬來話“停下來，停下來!”喊叫聲中，只好停下來。就在這一瞬間，槍聲四起。對于大多數未曾參加過戰斗的年輕戰士們感覺上槍聲和爆竹聲似乎是一樣。尤其是子彈打在水面上所發出的啪啪聲響。一陣又一陣的子彈聲不絕於耳。但是大多數是打在水面上，可能是要起著阻嚇作用，不過也有一些是針對著小船上的目標，松青同志和春明同志相信是在第一陣槍響時，就被擊中。使到船頭的同志不能還火。當時，松青同志手中的槍已經上橋，做好戰斗的準備，無耐，有作戰經驗的政府軍，一開槍掃射，目標就是船頭地方。松青的頭部和胸部，在中彈后，鮮血直噴了出來，把身邊一位女同志，嚇得臉發青。春明同志也同時中彈，躺在船頭邊，衣服染紅了鮮血，顯然是胸部部位中彈。

　　在船頭另一邊的天明同志看見兩位同志犧牲的慘狀，氣憤的情緒像火山爆發般滿臉通紅，要拼到底!他不顧個人安危，站了起來，拿起掛在胸前的沖鋒槍“史登”準備要開槍，但是，由于動作太慢還來不及上喬，坐在他左右兩旁的“老叔”和警衛員少鋒兩位同志，便趕忙站起來阻止。“老叔”用盡力氣地要搶槍，口中不停地大喊：“不可以開槍，不可以開槍，船上十多條生命重要。”正當兩人在劇烈的爭著槍的時后，少鋒同志於是從天明同志手中“史登”槍的子彈盒的開關一壓，整條子彈盒便被拉了下來。天明同志這時更氣得大喊，為什么不讓我開槍。船主眼見情況危急，便當機立斷地喊叫：“不要打了!我們投降!我們投降!”船主的白色背心和喊叫聲似乎起作用，槍聲減弱了。由于駕駛盤失去操控，小船隨著潮水的沖擊不斷地在打轉，眼看小船就要被潮水沖走，船主趕忙宿回船里，緊握駕駛盤，小船才穩定了下來。就在這時后，船艙里傳來一位女同志叫喊聲：“華健!華健!”的名字。這時大家都把目光望著華健同志。只見華健同志已合上雙眼，但身體緊靠在旁邊一位女同志的懷里。這位女同志眼見華健已不再醒來，眼淚隨著奪眶而出，痛苦起來。同志們知道華健已光榮犧牲了，大家都淚瑩滿眶，傷心地說不出話來。在同志們的心目中，華健同志是一位充滿豪情壯志的女青年，為了追求偉大的理想，她忠心耿耿為革命事業獻出青春年華。她在學生時代便積極投入學運工作，在新加坡義安學院升學時期，她也參予當地學潮活動，即被當地政府驅逐出境，永遠禁止入境新加坡。回國后，又在組織的指示下，負責學運工作直到1968年間，領導回國整頓內奸破壞的革命組織，她來到海口區的領導中心參加學習班。之后，受領導上的安排，留在中心，參加宣傳出版工作。1970年發生“2.24”巨網軍事行動時，她和同志們一起，在重受包圍，生活條件極差環境里，終於勝利突圍出來。經過幾個月的隱藏之后，又再回到實巴岸領導中心工作。不久，領導中心又轉移到馬當山區，她也跟隨一起轉移。1973年尾，發生“和談”事件后，領導同志不接受“和談”，結果，安排天明和松青同志帶領一小隊到青山地區隱藏，等待時機，從新建立中心。由于行蹤暴露，不得不再轉移。不幸，就在這次轉移中，在小船上被襲擊，光榮犧牲了。

　　再見！同志們！

　　小船受傷了。它仍戴著悲痛的同志們，載著三位光榮犧牲的同志的遺體，在老虎船和長舟的押送下，堅持到“哥比”長橋碼頭。小船靠碼頭后，老虎船靠近小船邊，這時，一位面孔很熟“投敵前份子”大聲向小船喊叫，命令船里的同志都上岸。

　　上了碼頭上，只見有政治部官員和軍警人員已在那里等候。他們似乎已料到今晚會發生的一切。在嚴厲的監視下，每個人都打開自己的背包和物品，然后一一點算。天明同志很快就被單獨帶走，受傷的同志，也被安排上快艇朝朋嶺方向駛去。到了海關碼頭，便在海關碼頭上等候多時的紅十字車，載去中央醫院。其他的同志都載去六哩拘留營。彈痕累累的小船和船主，駕駛員一起都被扣留起來。

　　小船在槍炮聲中，巧幸沒有沉沒，保護著船上同志們到達碼頭。同時，小船也見證當晚悲慘的一幕。對於所有幸存者在短短幾個小時的河上驚魂的情景，卻留下畢身難予磨滅的記憶。

　　安息吧!朱云輝同志(松青)、韓佑快同志(春明)和黃佳美同志(華健)。

　　青山小分隊隊員名單：

　　(1974年)

　　1. 陳祿貴(天明) 13. 鄭美云(亞軍)

　　2. 朱云輝(陳松青烈士) 14. 林干友(林華)

　　3. 黃佳美(華健 烈士) 15. 李燕玲(李秀云)

　　4. 許日豐(方進) 16. 潘秀鳳(鄭堅)

　　5. 楊和本(春德) 17. 蔡錦華(少鋒)

　　6. 陳傳禹(許耿) 18. 郭翠治(李明)

　　7. 沈美全(許紅) 19. 林秀朗(征程)

　　8. 許其宗(許明) 20. 楊和勝(雪明)

　　9. 鄭惠蘭(永光) 21. 德山

　　10. 楊蓮花(白揚) 22. 韓佑快(春明)(烈士)

　　11. 張秀蓮(林莫) 23. (少光)

　　12. 陳鳳金(秀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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