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我們看到，中國的文化大革命，僅僅是世界革命大潮的一朵浪花，那么就可以對它的來龍去脈和未來大勢有更為明晰的判斷。

　　很多把文革等同于毛澤東個人權謀的所謂學者，避而不談六十年代其實是一個全球革命的年代。從亞非拉的廣闊大陸，到西方國家的大都市和校園，是一派“國家要獨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的景象。正如毛在詩中描述的：“四海翻騰云水怒，五洲震蕩風雷激。”戰后二十多年，西方經濟長期穩定增長，進入六十年代開始衰退。西方福特主義生產方式發展到全盛、并盛極而衰的轉折點。以勞動工序無限細分、機器技術專用化、勞動過程無限單調化、工人技能不斷降低、大眾消費主義為特點的西方福特主義社會生產調控方式即將顯露危機。同時，蘇聯社會主義體制也暴露出弊病，而中國社會主義的獨立探索和大膽實驗引起了西方進步人士的注意。而西方反體制運動，又和世界上非西方國家人民的反帝斗爭，和以中國人民為主的反修斗爭緊密地連在一起。國際形勢已經發展到了一個新的轉折點，用毛的話說是“東風壓倒西風”，也就是說社會主義的力量對帝國主義的力量占了優勢。

　　毛在準備和部署文革的同時，多次發表支持世界人民革命斗爭的言論，包括一九六三年和一九六八年兩次發表聲明支持美國黑人反對美帝國主義種族歧視的正義斗爭和革命暴動，其中在六八年四月十六日發表的《支持美國黑人暴動的聲明》中明確指出：“世界革命進入了一個偉大的新時代。美國黑人爭取解放的斗爭，是全世界人民反對美帝國主義的總斗爭的一個組成部分，是當代世界革命的一個組成部分。”

　　文革的火炬在全世界引發了激動的回應。當年的青年學生陳映真回憶起他在被窩中激動地收聽“九評”的廣播：這文革非但翻動過中華萬里江山、神州大地，也曾越過封斷的海峽，強大地影響了臺灣，引發了“現代詩論戰”和“鄉土文學論戰”等重要的思想運動。在東京大學，學生占據系辦公室，批判權威教授，要求教育革命;在法國，“巴黎五月”使戴高樂下臺，開展了新的思想運動;在美國，民歌復興運動、言論自由運動、反越戰運動、反種族歧視運動……(《我在臺灣所體驗的文革》)

　　這場世界革命的斗爭場所遍布于廣闊的第三世界民族解放戰場，和帝國主義國家、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都市與校園。因此，中國文革也和世界革命的浪潮同長同消，和世界反帝反殖、反資反修的革命斗爭命運與共，而不會有單獨的和局部的勝利。文革群眾運動失利的悖論，群眾運動內部派別激烈沖突的悖論，也就是在世界范圍內革命與戰爭的悖論。

　　同樣地，文革群眾運動進入六十年代末形勢急轉直下的一個重要原因，也要從世界范圍內的反帝、反修、反體制運動的失利和退潮中去尋找。

　　一九六八年以后，戰爭引起革命的可能漸漸壓過了革命制止戰爭的前景，特別是由于中國周邊的戰爭可能性驟然加大，帝國主義(包括社會帝國主義)中心先發生革命、從內部自行瓦解的可能性漸漸消失，中國的文革運動也因此被迫做出調整。

　　西方反體制運動在資本主義內部制造震蕩，并有可能從堡壘內部瓦解資本主義核心部分的前景，為文革的大民主提供了極大的活動空間。但是，進入六十年代末，西方反體制運動開始落潮，中國文革的這個空間也漸漸閉合。文革中建立巴黎公社式嶄新社會的思潮和群眾運動的高潮與西方反體制運動的動蕩的高潮于一九六七年至一九六八年同時達到波峰。巴黎“五月風暴”未能對體制產生轉變性作用;在西德、意大利和日本等地的群眾性的抗爭漸漸低落，轉變成少數孤立的紅軍分子的城市游擊戰爭;美國尼克松當選總統后開始大規模擴大印支戰爭;在這樣的情勢下，西方內部的革命制止帝國主義戰爭的可能性越來越小，世界大戰的可能性越來越高。

　　另一方面，蘇聯東歐內的僅有的幾起群眾運動，遭到蘇聯統治集團的消防式的鎮壓，沒有發生革命制止戰爭的情況，反而是出現了蘇聯戰爭機器制止革命的反常現象。一九六八年八月蘇軍出兵捷克斯洛伐克，對中國文革的命運產生了極大的影響。蘇聯領導集團所推銷的“有限主權論”和“國際專政論”，矛頭直接對準中國，準備對中國采取帝國主義式的戰爭侵略。一九六八年三月以后，蘇軍在中蘇邊境地區進行了一系列武裝挑釁。蘇聯統治集團還發出訛詐，聲稱要對中國采取先發制人的外科手術式的核打擊。一時間，社會帝國主義在北面的戰爭威脅甚至超過了帝國主義在南面的威脅，中國被迫做出了“大打、早打、打核戰”的準備。這也是促使文革中的群眾運動在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迅速退潮的一個重要原因。

　　文化大革命是六十年代發生在全世界范圍內的一場新型革命的組成部分，是對西方資本主義和蘇式社會主義的挑戰，是社會主義革命史的一個新里程碑。馬克思曾經指出，中國革命會引起英國革命。毛早在一九四○年，就已經在《新民主主義論》中指出，中國革命以及當時全世界各國人民的革命都不是孤立的，而是有機地聯系在一起。

　　中國是占人類人口近四分之一的大國。正如同中國無法從世界的影響中抽身退出，中國也能夠對世界的走向發生很大的影響。文革退潮，乃至在八十年代初遭到徹底否定，與世界上人民革命斗爭低落固然有關，但反過來說，否定文革對八十年代國際上里根、撒切爾為代表的右傾保守浪潮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外交上，中國從為世界被壓迫人民和被壓迫民族的正義斗爭仗義執言并無私援助的立場，改為所謂“理性”、“現實”的路線，也是造成世界上人民革命正義斗爭低落，且各自為戰、孤立無援的一部分原因。

　　今天，這個世界大氣候的后果又反過來施加在中國身上，造成帝國主義對中國的步步進逼，以及迫不及待的西化、分化攻勢。同樣地，自八十年代以來，新自由主義浪潮已經在世界范圍內積累了深刻的矛盾，最終在2008年引發了全球性的危機。如果我們論定世界歷史又已經到了重大轉折點，那么當然就不應該低估這一形勢對中國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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