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史先生(前北加里曼丹共產黨第二分局書記洪楚庭)將其文稿《北加里曼丹共產黨與北加里曼丹革命》一書電子版賜予烏有之鄉，本網站將予以連載。

　　第五章北加里曼丹共產黨在武裝斗爭低潮時期

　　（1974－1990年）

　　第一節 堅持武裝斗爭低潮初期的國內外環境

　　在1974年開始，國際社會主義和民族獨立解放斗爭還處於高漲，美蘇爭霸也越演越烈，特別是印支三國的抗美戰爭已非常高漲，緬甸、泰國、馬來亞和菲律賓的人民武裝斗爭還在堅持。在國內由於受到1973年投降路線的嚴重打擊，革命同志和群眾對革命和武裝斗爭的情緒是很低落的，但少數精干還是能夠堅持武裝斗爭;要重新發展武裝斗爭，主要要靠國外有利形勢的促進，國內一時還難有可供利用的機會。所以在當時的條件下堅持武裝斗爭的目的，是保留下一股武裝斗爭的火種，以等待時機和創設新的武裝斗爭條件。

　　第二節 牢內黨組織的瓦解

　　在“和平談判”之前，牢內大約有三幾百人堅持斗爭，在受到“和平行動”震撼之后，只剩下40多人。他們為了個人的尊嚴和清白，不愿屈辱的走出監牢，所以申請去社會主義國家的中國。但經過申請，中國不接受，也只好死了這條心。1977年12月10日，最后一批九位政治拘留者：黃冠俊、丘恒山、黃拔怡、王信龍、劉秀、陳仁福、古坤隆、錢學仙和盧文明(最后一個出)走出六哩集中營，最后結束了堅持10多年的監獄斗爭戰線，牢內黨組織也隨之瓦解。

　　第三節 西部黨組織的堅持與瓦解

　　經過了1973年的右傾投降主義路線的打擊破壞之后，北共中央第一分局的所有成員都放棄武裝斗爭，第一省委也只有曾佩雄和潘瑞清自愿留下堅持斗爭。而曾佩雄希望出去的，但看到沒有其他的領導愿意留下領導斗爭，他才主動的留下和同志們并肩的戰斗下去。

　　曾佩雄和潘瑞清共同領導留下的52同志，他們為了更好的領導和堅持斗爭，建立了西部黨的領導核心組，正組長曾佩雄，副組長潘瑞清，組員:楊祖國、黃元興、官木榮，他們分散在馬當、石角、西連路12哩和倫樂邊區等地活動。群眾普遍消極害怕，敵人實行不斷的政治進攻和瘋狂的軍事圍剿，也得不到領導的指示，處於孤立無援的狀態。從1974到1980年的6年里，犧牲和離隊的損失過半。

　　到了1980年中，國內很難再堅持下去，去聯絡領導人又受到責怪，所以只得獨立自主的決定把部隊剩下的人員撤到印尼邊區重建基地，經過約兩年的艱苦奮斗，基本上實現了糧食的自供自足。雖然解決了部隊生存的糧食問題，但是國內外的革命斗爭形勢還是更加的低落下去，黨和部隊不但不能得到新的發展，反而不斷的削弱下去。

　　重回印尼邊區重建基地的6年里，除了進行勞動生產，空余時間不少,就安排個人學習和集體學習,大家學了不少的毛語錄。定期開黨組織會、慶祝會、談心會等。定時收聽北京廣播電臺，如解放軍之聲、馬來亞革命之聲，等等。這使大家的思想理論水平得到提高和堅持斗爭得更好。

　　1981-1984年，先后曾派九個人到印尼西加群眾區去，以公開合法的形式開展群眾工作。1986年頭，農歷初四，我們全部的公開活動人員都被印尼情報部逮捕。隨后，印方又通過潘瑞清(已被捕的干部)表示愿意通過和談結束武裝斗爭。還在堅持武裝斗爭的10位同志，已感到堅持武裝斗爭的意義不大，也同意印方和談的建議。於是雙方通過和談和取得協議，并於1986年6月結束武裝斗爭,西部的黨組織也隨之最后瓦解。顯然地，在斗爭最困難的時刻，派太多人員出去公開合法活動，必將導致加速黨和軍隊的最后瓦解。

　　曾佩雄能夠在很孤立和很艱險的條件下，帶領同志們團結、英勇的戰斗了12年，而且內部不出現宗派和權力斗爭，這是很難能可貴的。這跟他能夠從革命和人民的利益出發尊重同志和堅持發揚民主作風，并能夠與大家同甘共苦，是密切聯系的。

　　第四節 東部黨組織的堅持與瓦解

　　(一)北共主席的3.9聲明

　　1974年3月4日黃紀作與砂拉越首席部長耶谷簽署的《諒解備忘錄》公開發表，文銘權主席1974年3月中通過馬來亞革命之聲電臺發表3.9聲明嚴正指出：“放下武裝，重返社會，為人民服務”，是犯上修正主義、投降主義和取消主義的錯誤，并號召同志們繼續堅持武裝斗爭。文主席的這個重要聲明，在同志們中,起了很大的震動作用，引起了同志們對對路線問題的熱烈討論。堅持武裝斗爭的同志們學習和討論文主席聲明之后，同志們更堅信停止武裝斗爭的作法是很錯誤的，是很缺乏根據的，更堅定了對武裝斗爭的信念。后來文主席還不斷的通過電臺表示黃紀作的路線是錯誤的，同時也使越來越多同志感到留下精干堅持武裝斗爭的政策也是有錯誤的一面。

　　(二)拉讓江下游出現小宗派活動

　　革命轉折后,1976至1977年,在下游第一軍區出現了劉吳“左”傾小宗派活動，給革命帶來了惡劣的影響。

　　帶頭搞“左”傾小宗派的是活學，他是第一軍分區的副領導，另外一個是吳云，他是一個層基干部。革命轉折后，他們立場就有了動搖。當時，活學對工作消極，不愛勞動學習，不愛到群眾中進行宣傳與組織工作，講究物質享受，更不重視世界觀的改造。吳云對工作散漫、不負責任，怕苦怕死，理論脫離實際，思想感情壓抑。他倆自高自大的個人英雄主義，為名為利的個人主義和形而上學的主觀主義，利用國內領導犯路線錯誤，以“馬克思主義”自居，和“捍衛文銘權路線”為藉口，在一部分同志當中挑撥是非,散布流言蜚語,散布對當時領導第一、二軍分區工作的溫賢定和拉讓江地區主要領導人洪楚廷的懷疑與不滿,帶領與影響一部分認識水平較低的同志，對繼續堅持與領導革命武裝斗爭的領導同志進行不正確的斗爭，逐步形成小宗派活動。

　　劉、吳他們的“左”傾小宗派活動惡性膨脹到了76年5月底達到最高峰。在這之前，他們單獨研究和批判路線，并秘密地制定對付領導的計劃。他們的行動計劃是：首先和溫賢定碰面時，要他明確表明對路線的態度。開展批判之后，還不能解決問題，就準備去找洪主任(楚廷)。若還不能解決問題時，再打算找OMT宣委王連貴。再不能解決問題，就按他們的辦法“革命”下去。在一切部署就緒后，5月底，他們來到溫賢定的住點。溫明確告訴活學，領導上已經搞通路線了，也認為留下精干的策略也是有錯誤的，并爭取8月份左右進行公開的批判。活學只再三強調他們那一部分同志要見溫賢定，都絲毫不透露包藏的用心與行動計劃。

　　5月27日，溫賢定去見劉、吳這些搞派別的同志們。在溫來到之前，活學早就布置好場所和不尋常活動。在進口處做起了門樓，上面大字寫著“堅決打倒修正主義!”在住點的會場周圍張貼許多顯目的標語,如:“打倒黃紀作叛徒!”“打倒投降主義者!”“堅決反對右傾機會主義!”“反潮流是馬克思主義的原則之一”等,大字報欄上貼滿了許多指責拉讓江地區領導和路線的大字報;例如:“自投降事件發生已近三年，但是黨內走修正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依然堅持其路線，對文主席的革命路線與指示不顧”，“向修主義當權派奪權!”誣陷溫賢定“會陷害同志，要警惕!”公然指說溫“沒有能力當領導，要由群眾來選舉”，古吹“誰反對錯誤路線的功勞大，就由誰來當領導…”，“若死不悔改，林彪、劉少奇等的下場就是你們的下場!”…。當領導同志進門時，他們中有同志就高喊：“打倒修正主義!”“徹底批判三省(即拉讓江地區)的錯誤路線!”頓時場面呈現一定的緊張氣氛。

　　溫賢定跟他們談路線問題時,他們有的一昧指責領導同志，有準備的直追問一些已經說明的問題，有意刁難與打擊領導同志，提高他們自己。

　　5.27的斗爭黑會，是一次不必要的錯誤斗爭，客觀上起著給敵人利用來打擊革命，對內起著消極的作用。但他們認為,這是“黨領導下”的一次勝利;認為是群眾起來斗修正主義的開始，是很好展現群眾力量的體現;認為5.27就是好,誰反對5.27斗爭，誰就是壓制新生事物，就跟誰斗到底!揚言什么，誰否定(甚至不尊重)5.27斗爭，誰就是修正主義!

　　后來，洪楚廷和溫賢定跟他們總結路線斗爭時，查問5.27斗爭，活學當時是主要負責，卻推說許多情況不懂，解釋說5.27不是斗爭，只是“提意見”，說什么“沒有人領導”,是同志們“自己隨便搞的”?……后來領導同志指出許多事實后,吳云等人才支支吾吾的說是“沒有很好準備”的斗爭。他們就是這樣搞兩面派，拉邦結黨斗領導，在搞宗派的道路上越走越遠。在跟領導同志分開后，吳云就公開向屬下提出要跟敵人“談判”,而他自己終于在77年6月27日，在制造的所謂“被捕”事件而投到敵人那里去了。同年12月22日，活學也帶了6個親信(一個是才入伍半年的新兵)向敵人投誠了。

　　劉、吳“左”傾小宗派活動所造成的危害是顯而易見的：給同志與群眾帶來了消極的影響，在客觀上起了敵人所不能起的作用;破壞了黨的民主集中制，破壞了黨的團結與統一;妨礙了學習與工作，給革命增添了困難;打擊了黨和領導的威信，削弱了黨的戰斗力。

　　從劉、吳“左”傾小宗派活動，從中我們可以認識與體會到：

　　(1)要重視改造資產階級世界觀與一切非無產階級思想，特別是個人主義、名利思想和主觀唯心，因為這些錯誤思想往往是產生宗派主義的思想根源。

　　(2)要注意處理好組織上的一些問題。干部的調配恰當與否，對內部與工作關系很大。若把思想問題較多的干部和同志放在一起，往往容易出些問題，因此要注意調配。使用干部要從多方去考慮，在用過程發現不恰當就因時因地及時處理。對鬧事的干部要正確區分其思想性質，若是有宗派性質的，就要注意把他們(尤其帶頭的)分開。同時，也不要讓他們遠離領導單獨工作，以防鬧獨立性和叛變投敵。

　　另外，要注意處理好組織地位問題。搞宗派者往往個人名利嚴重,疑心重，往往在組織地位容易引起信任與不信任問題。因此,處理組織地位問題，一定要嚴肅謹慎，若有差錯就及時糾正，不要讓其演變成嚴重化與復雜化。

　　(3)提高黨性，增強紀律性。黨內出現一些意見分歧和矛盾是不可避免的。大家要本著黨的利益,顧全大局，做到互相尊重,彼此諒解。有意見，不要輕易擴大到同志們與群眾中去，要堅持黨內來解決。有什么問題就誠懇的、坦率的把問題說清楚，認真正確地進行批判與自我批判,做到求大同存小異,維護黨的團結與統一。

　　(4)以最快的速度把損害、破壞減少到最低的程度。如果能透過劉、吳的鬧事、搞派性等種種現象，抓住其實質上搞宗派和不革命的本質，就不必花那么大的精力和代價，就可以減少不必要的損失與破壞。

　　(5)凡是真心要革命的同志，都要堅持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不要搞機會主義;要團結，不要搞宗派主義;有光明正大，不要搞陰謀詭計。

　　(三)在黨內進行批修

　　我們正式搞通了路線之后，立即進行批判錯誤路線的準備工作。在公開批判錯誤路線之前，秘密號召出去的同志重回部隊，并于1976年8月22日開始行動。我們也在8月22日正式響應文主席批修整黨的號召，公開正式的批判錯誤路線。我們分別的從政治上、軍事上、組織上和思想上進行批修，并于1978年底勝利結束。這次具有歷史意義的批修整黨，使我們對錯誤路線，對修正主義和宗派主義有著更深刻的認識，而且對戰略問題的錯誤也有更深的認識，也為了黨打下更堅實的政治思想和理論基礎。

　　(四)拉讓江中游9.19會議的勝利召開

　　為了總結斗爭經驗和制訂新的政策，1977年9月19日在拉讓江中游民族區召開了9.19會議。會議由洪楚廷主持，出席這次會議有堅持武裝斗爭的重要領導、黨員代表共22位。會議修改了黨的路線、方針和制訂了重建邊區武裝斗爭基地的新戰略任務，也決定恢復北共中央第二分局的活動，推舉洪楚廷為第二分局代理書記，王連貴為副書記，溫賢定為委員，也決定組織北加里曼丹人民軍總司令部，推舉洪楚廷為總司令兼政委，副政委為王連貴，副總司令為UBONG，司令員為溫賢定。這次會議是團結戰斗，是高舉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偉大旗幟，是更高舉武裝斗爭紅旗的一次勝利的會議。經過這次會議，我們的黨是更加的正確，黨和軍隊也更加的健全，更加能夠戰斗了。這次會議，更有力鼓舞了同志們，也更有力的推動了工作。

　　9.19會議-結束，就組成重建邊區基地突擊隊。經過了同志們四年多的艱苦奮斗之后，初步創造出一套糧食自力更生的辦法，并基本上實現了糧食的自給，初步解決了武裝斗爭的一大問題-糧食問題，為武裝斗爭開辟了更廣闊的發展前景，并促進了黨的鞏固。

　　(五)印尼邊區德卡蘭河基地會議

　　北共中央第二分局，自1982年2月5至24日，在印尼邊區德卡蘭河基地北加人民軍總部舉行二局的擴大會議。會議進行中，就受到敵人軍事圍剿的干擾，同志們發揚了團結戰斗的風格，將會議開完開好。

　　會議總結了四年多來的工作,研究了當時國內外形勢和任務,并通過了若干主要決議，如《關於若干問題的決議》、《干部革命的七項規定》、《游擊區政治和文化生活規定》等。

　　會議也肯定了四年多來的工作成績。認為：在國內外形勢更不利的壓力下，在武裝力量進一步削弱的情況下，我們大部分同志還能堅持革命，這是可貴的;我們仍然堅持了一定的華區農村、城市和伊班區的工作，并重建了邊區武裝基地，并經受馬印夾擊的初步考驗，還開展了一些戰斗;突破與文主席的聯絡，統戰工作也取得一定的成績;經濟工作也取得了更大的成績，等等。這些成績是取之不易的。

　　會議認為，發展革命力量是保存革命力量和鞏固建設基地，以及戰勝革命低潮的關鍵一環。會議號召各條戰線的同志們都來為發展革命力量和為打開北加新的革命局面做出最大的貢獻。

　　會議一致推選洪楚廷為北共中央第二分局書記，王連貴為副書記，溫賢定為委員。

　　(六)開展東北武裝斗爭

　　為了擴大黨和軍隊的活動，以利於堅持長期的斗爭，邊區會議決定組織突擊隊向東北挺進，即開展民都魯、美里、林夢和老越等地的武裝斗爭。

　　1984年2月12日，東北突擊隊在王連貴直接領導下宣告成立，并在俞詩東和劉華榮的直接帶領下於2月18日踏上東北的征途。這在武裝斗爭的征途上，應該是踏上了新的重要的一步。

　　東北突擊隊是在我們有了長期的革命和武裝斗爭經驗之后走上征途的,所以盡管對新區人地生疏，沒有什么群眾基礎，敵軍的大力阻擋和瘋狂的圍剿，但突擊隊表現英勇善戰，應付自如。在幾年的活動中，已深入廣泛的偵察了東北方，也接觸和宣傳了許多各族的群眾，還牽制了敵人的大量兵力，并創造了廣泛的回旋余地。可是，我們沒有一個傷亡，也沒有一個離隊。這有力的鼓舞了老區的同志們。

　　(七)邊區基地部隊的離隊浪潮

　　從1977年底至1985年中，我們在印尼邊區堅持了約8年的基地斗爭，它對一定時后的內部鞏固和保存是有效的;但在國內外革命和武裝斗爭形勢日益低落的情勢下，對推動革命和武裝斗爭的發展是不夠明顯的。

　　1985年中，堅持印尼邊區斗爭的意義已比較小，堅持的條件也比較差;把印尼邊區基地撤進國內邊區的民族區堅持，不但能夠利用木山和群眾更好解決糧食問題，也能更好的開展民族工作及其他的工作,因此，決定把印尼邊區基地撤進國內邊區。

　　當我們把部隊撤到國內邊區民族區時，我們的同志就接觸到暗藏在木山的政治部代理人與政治部人員和革命家屬又通過各種辦法極力鼓勵放棄斗爭，這時如果沒有高的革命和民族尊嚴與氣節，是很容易離隊與放棄斗爭的。

　　在這次離隊浪潮爆發前夕，我們邊區還有隊員41人，之后僅留下20人，出去的占21人，而且北共中央第二分局委員兼北加人民軍司令員溫賢定和北加人民軍副總司令烏榜 (Ubong)也離開了黨和軍隊。這是進入了革命和武裝斗爭低潮以來，我們的黨和軍隊所遭到的一次最大的削弱和最大的打擊。

　　(八)最后的戰略部署

　　經過了1985年離隊浪潮的大破壞之后，黨和部隊又相對安定下來;1987年初東北突擊隊又勝利歸來，并創設了開展新區的必須條件，所以為了黨和軍隊能更長期堅持斗爭下去，我們作了新的也是最后的一次戰略安排。

　　1987年中，我們又把僅存的50多位武裝人員分成幾乎對等的兩部分：一部分由洪楚廷帶領，堅持老區(拉讓江地區)的斗爭;一部分由王連貴帶領開展新區(主要是民都魯和美里)的革命和武裝斗爭。

　　經過新老區三年多的奮斗，顯示都能堅持斗爭下去，而且新區已活動到了林夢河，進了汶萊境內并上了長屋;還吸收了6位男女普南族青年(其中四位是本南人)參軍。

　　實踐證明，新的戰略安排,是有利於黨和軍隊的堅持和長期斗爭的。

　　(九)在武裝斗爭低潮時期黨的政治思想工作

　　在經過1973年錯誤路線的震動和激發之后，黨內同志們在政治思想覺悟上發生了新的變化，獨立的思考和見解都有突擊的表現，再也不那么盲從。黨內的民主生活，也得到更好的發揮;如更多的同志能夠參與各種決策的制訂,一些職位也更多的通過選舉產生。

　　在這個武裝斗爭的低潮時期，黨的政治思想教育內容與形式同過去不同斗爭時期所堅持的，還是大同小異。

　　黨還是以學習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為基本內容,主要學習毛選的老三篇(《為人民服務》、《紀念白求恩》、《愚公移山》)、《實踐論》、《矛盾論》、《論持久戰》、《抗日游擊戰的戰略問題》、《戰爭和戰略問題》，等等。也著重選學習列寧選集中的《左派幼稚病》，《論國家與革命》，《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垂死階段》，等等。通過以上學列著作的學習，為長期堅持革命和武裝斗爭，奠定了更堅實的理論思想基礎。

　　為了使同志們能夠明確的跟著黨的革命路線前進，黨還帶領大家學習和復習黨的總路線、總方針和組織方針，以及《關於積極建立邊區武裝斗爭基地以推動革命形勢的決定》，等等，以發揮出共同的戰斗力量。

　　為了堅定大家的革命和為人民服務的立場，黨還純正大家的革命動機和強化革命的動力，黨還鼓勵破私立公、狠斗私心一悶念，徹底為人民服務。當革命和武裝斗爭處於危亡關頭,黨更號召大家發揚革命和民族氣節，將斗爭進行到底，不成功也須成仁。

　　每天除了規定收聽北京廣播電臺和《馬來亞革命之聲》之外，有許多同志還收聽國內外的各種廣播電臺，除了充實革命的思想與知識，也更認清國內外革命斗爭的發展形勢。

　　在政治思想的形式上，黨內小組生活、思想和工作報告始終堅持，亮私會，寫日記，寫小字報，五好戰士評比會，各種座談會、研究會、紀念會也在部隊內長期堅持，這使黨軍的政治思想工作更充實和更豐富多采。

　　在出版上，黨內出版的《紅星》，軍隊出版的《人民軍報》也堅持出版到最后。這對強化黨軍的政治思想工作，對活學活用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對統一黨軍的思想和行動，以及對激發大家的戰斗熱情，都起了不可忽視的作用。

　　沒有以上種種政治思想工作，長期不斷的貫徹、充實和激勵，是無法堅持長期的武裝斗爭低潮的。

　　(十)北共中央第二分局被迫解散

　　1989年12月2日，馬共與馬來西亞政府簽訂了和平協約，結束長達40年的武裝斗爭。緊接，1989年12月15日，馬來西亞政府通過砂拉越政治部主動向我方建議通過和談以結束反馬的武裝斗爭。

　　我們接受和談建議，主要是根據以下情況：(1)整個國際社會主義和民族獨立解放運動已很低落，基本上是革命與戰爭已轉化為和平與發展。(2)我們的革命武裝斗爭受到1973年黃紀作的錯誤路線破壞之后，革命與武裝斗爭就很快被和平與發展的形勢所取代，到了這次的和談前夕，各民族群眾對反馬的武裝斗爭大都持消極態度。(3)在孤立而少支援，在多打擊而少鼓動的長期斗爭低潮中堅持艱險奮斗之后，還堅持斗爭的同志們也難於再承擔斗爭的義務。這是接受和談的主要根據。此外，我們也廣泛的爭取各方同志和群眾的意見，他們絕大多數都認為再堅持下去意義不大，前途也不樂觀，可以結束斗爭，我們才決定接受當政者的和談建議。

　　在和談中，大部分的時間都談如何結束武裝斗爭的問題。但當談到擬定和平協議時，對方突然要求我方解散北加里曼丹共產黨,經過激辨之后，我方被迫只得接受解散北加里曼丹共產黨中央第二分局。

　　當革命邁入了武裝斗爭的時期，砂盟和北共是隨著武裝

　　斗爭的發展而鞏固發展的，沒有了軍隊和武裝斗爭就沒有黨，

　　也就沒有了革命的一切。這是我們誓死都要堅持武裝斗爭的最大根據。

　　第五節 重建非武裝斗爭戰線的失敗

　　1973年我們利用《諒解備忘錄》把部分堅持武裝斗爭的人員遣送出去，希望這當中有部分人能參加公開合法斗爭，重建非武裝斗爭戰線，配合和支援武裝斗爭。后來十幾年的事實證明，這種希望只是一種幻想。

　　重建非武裝斗爭戰線和配合支援武裝斗爭，為什么是一個不折不扣的幻想?原因是復雜和多方面的，但主要是：(1)當我們把76%的武裝人員送出去,監牢的大部分人也不得不出來之后,整革命形勢已起了很大的變化，政治和軍事的主動權已控制在敵人的手中，革命和武裝斗爭已呈現空前的低落。而我們的敵人，為了打擊革命和武裝斗爭，早已下決心在我們的社會實行資本主義那一套。在1973之后，天更賜良機，使他們加快開發森林資源，以發展社會，更穩定了統治基礎，我們就更加被邊緣化。(2)統治當局，絕對不會讓我們從武裝和監獄出來的前領導和同志,重新組織起來進行革命的活動;一旦被發覺，必定堅決的打壓。從星、馬、砂拉越和汶萊，自從公開陣線的左派活動被鎮下去以來的幾十年，連左派的公開活動也幾乎不見蹤影，那么公開上的具有革命色彩的活動，就更難產生了。(3)從武裝出去的領導已失去同志和群眾的信任，很難起號召和組織的作用。(4)許多干部和同志遭受1973年“和平行動”打擊之后，悲觀消極，為了職業和家庭就忙得透不過氣來，心有余而力不足;少數職業和家庭生活沒有問題的，但他們已沒有心。(5)自從1973年以后，起初國內斗爭形勢雖不好，但國際斗爭形勢還可以。不過自1975年越南南方解放，隨之越南海上“船民”不斷涌現和中越邊境戰爭爆發之后，國內外革命斗爭形勢都日益往下滑落，就很難有好的可供推動武裝斗爭和公開合法斗爭的形勢可用。更何況，許多人對於1973年“和平行動”之后，國內的斗爭形勢已發生了質變，即革命和武裝斗爭已被和平與發展所取代的大變化都是后知后覺，再加上我們有不少的主客觀弱點，更無法與敵人爭一日之長。有以上深厚的因素，不能重新開展公開合法斗爭，不能重建非武裝斗爭戰線，絕非主要是有人堅持武裝斗爭所促成的。

　　從過去幾十年的公開合法斗爭的現實看，幾乎是一片空白，應該可以證明：停止武裝或削弱武裝斗爭去推動公開合法斗爭，不但推動不了公開合法斗爭，而且還大傷了武裝斗爭，甚至使革命更早宣布徹底的破產。什么“和平談判”和“和平行動”是無私的，是為了糾正武裝斗爭的錯誤和為了挽救革命，這是難於令人信服的。

　　第六節 革命武裝斗爭低潮中黨的鞏固與發展

　　在革命的武裝斗爭時期，黨的鞏固與發展，是隨著武裝斗爭的興衰而起落的，這是無法抗拒的必然規律。

　　在1973年武裝斗爭遭到重大挫折的時后，我們決心保留一股武裝精干的主要目的是促進和迎接新的革命形勢。但事實上，武裝斗爭經過了17年的艱苦奮斗，由於敵人的強大我方弱小，無法通過建基地和實行邊搞(主要是伊班民族工作)邊打(指殺奪武)以改變群眾對革命和武裝斗爭的消極態度。另一方面，所期望新的革命高漲，不但從未出現，而且每況愈下，甚至迎來一個偉大革命時代的即將終結，致使黨和軍隊都面臨生死存亡的關頭。

　　還有從另一方面看，在1973年之后，我們國內的政治斗爭已由和平與發展代替了革命與武裝斗爭，掌握這個政治主流是統治當局，而且他們是自覺和有能力的實行一定的社會發展和改良，以孤立和打擊我們，使我們長期處於被動和不利的地位。何況，我們的軍隊是弱小的，黨又不是執政黨，要順應群眾和平發展的需要，就難之更難了。

　　附錄

　　北加里曼丹共產黨委員會主席聲明

　　(1974年3月9日)

　　同志們,最近發生了一個背叛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的嚴重事件。在這之前，我們黨曾盡一切力量加以避免，然而由于種種原因一批人終於走上了向敵人服膝投降的道路。盡管我們相信，絕大多數人是被迫或被騙走上這條道路的。但作為真正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者，我們不能不嚴肅指出，這是一條背叛人民的道路。

　　我們決不回避事實，我們承認我國革命斗爭確實遭到了重大的挫折。我們是用一分為二的觀點去分析問題的，這個背叛當然是壞事，但是，也有一方面的好處。我們黨受到一定程度的破壞，我們相當部分的軍隊被瓦解了，武器被銷毀了。經過這個事件之后，我們的黨和軍隊那怕是在數量上減少了，卻是更加精干，更加可靠了。

　　我們黨從成立的那天起，就把徹底消滅人剝削人的社會制度作為我們神圣的歷史任務，并把完成真正的人民民主革命作為我們的最低綱領。“馬來西亞”反動政權是一個代表帝國主義和封建官僚買辦階級利益，壓迫和剝削工農群眾、小資產階級以及民族資產階級的反動專政工具。它對外投靠帝國主義，對內殘酷屠殺為維護人民利益而戰斗的共產黨人，野蠻鎮壓廣大勞動人民群眾。這個反動政權推行反人民的經濟政策，在它的庇護下，外國大財團都紛紛前來大量投資，每年從勞動人民身上榨取了巨額利潤，封建官僚買辦階級也大發橫財。所謂“獨立”后的這么多年，勞動人民生活不但沒有得到改善，反而，每況愈下，通貨膨脹，物資飛漲，廣大勞動人民陷入貧困的深淵。這個反動政權繼承英帝國主義的衣缽，正在卑鄙的、有計劃的把反動的奴化教育強加在各族人民頭上。毫無疑問，“馬來西亞”反動政權是我國人民當前的革命對象。

　　我們馬克思列寧主義者認為，資本主義制度是無法解決它越來越嚴重的政治、經濟危機的，更無法避免它必然要滅亡的命運。它滅亡的時間可能早些，也可能遲些，我們革命者的任務就是要加速它的滅亡。我們干革命為的是工農和其他勞動人民的徹底解放，為的是謀求廣大人民群眾真正利益。形勢變化了，我們的政策和策略可以改變。但是我們完成人民民主革命進而實現社會主義的基本綱領是不能改變的，同樣，“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的道路也是不能改變的。

　　當前世界的主要傾向是革命，國際形勢不斷朝著有利于人民的方向發展。在國內“馬來西亞”反動政權同各族人民之間的矛盾進一步激化。在這種形勢下，“馬來西亞”統治階級，在對外政策上被迫做了某些調整,高唱“中立”、“不結盟”的調子，在國內,則采取了某些改良措施，但它仍然極端反共反人民，仍然積極推行對外討好外資，對內加強剝削人民群眾的經濟政策，仍然肆無忌憚的實行種族主政策。因此,這個反動政權仍然是革命的對象。

　　無產階級的偉大導師馬克思和恩格斯根據巴黎公社的實踐，總結出一條經驗,指出“工人階級不能簡單的維護現成的國家機器,并應用它來達到自己的目的。無產階級必須用革命暴力摧毀和打碎舊的國家機器,實行無產階級專政”。無產階級的偉大導師毛澤東發展了馬克思列寧主義關于暴力革命的學說，為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開辟了爭取解放的唯一道路，即“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的道路。

　　“槍桿子里面出政權”，各國無產階級和勞動人民用他們的鮮血證明這是千真萬確的真理。在我們的近鄰，印度尼西亞，無產階級政黨在錯誤路線的指導下，走上了議會斗爭的道路，所以雖然有三百萬黨員，幾百萬工會會員，幾百萬農會會員以及幾千萬同情者，但在反革命武裝力量的進攻之下，幾十萬人頭落地，革命隊伍遭到了極其慘重的損失，免于遭難的兄弟黨同志，掩埋好烈士的尸首，擦干凈身上的血跡，總結了慘痛的經驗教訓，又繼續前進了。遠在拉丁美洲的智利，一度被修正主義者們吹捧為馬克思主義取得合法斗爭的榜樣，曾幾何時，一旦發生反革命政變，阿聯德政權一夜之間就垮臺了。同志們，這些事實有力的證明：“離開了武裝斗爭，就沒有無產階級和共產黨的地位，就不能完成任何的革命任務”，因此，所謂“停止武裝斗爭，在憲法范圍內，自由的參加合法的政治活動”是徹頭徹尾的修正主義道路，是背叛人民利益的道路。

　　要走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的道路，就必須要有一個用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武裝起來的黨，要有一個由這樣的黨領導的軍隊,要有一個由這樣的黨領導的統一戰線，這就是革命的三大法寶。無產階級的偉大導師毛澤東指出“統一戰線和武裝斗爭是戰勝敵人的兩個基本武器。統一戰線是實行武裝斗爭的統一戰線，而黨的組織則是維護統一戰線和武裝斗爭這兩個武器,以實行對敵沖鋒陷陣的英勇戰士，這就是二者的相互關系”。二十幾年來，我們付出了很大的代價，也取得了很大的成織。我們過去二十幾年的經驗證明，我們什么時后遵循上述教導去做，我們的工作就向前發展。我們什么時后違背上述教導，我們的工作就停滯不前。現在黨成立了，軍隊建立起來了，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實行武裝斗爭的統一戰線也初步形成了，我們的革命事業正在前進!我們能因為戰斗環境的困難而藉口改變斗爭的政策和策略而取消無產階級政黨嗎?我們能因為發生了某些可恥的叛變情況而親手搞垮自己的軍隊嗎?不能，絕不能。

　　同志們，武裝斗爭道路我們已經走了十多年了，我們的黨是在武裝斗爭的過程中成立的。在武裝斗爭的初期，我們自己只有一支僅數十人的小隊伍，武器又簡陋，后來，發展成為幾支在各個地區活動的較大的支隊。十多年來，印度尼西亞和“馬來西亞”兩國反動派，每年付出了數以千萬的經費，動員了數以萬計的反動軍隊，殘酷的、反復的“圍剿”我們，也沒有能夠阻止我們前進，這是因為我們得到廣大人民群眾的大力支持，如果他們不積極送衣、送糧、送子弟參軍，我們就不可能生存和發展。事實說明，人民群眾是站在我們一邊的，盡管我們前進的道路上碰到許多困難，但是，這些困難是完全可以克服的。要克服困難，當然要有正確的政策和策略,只有依據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的普遍真理并結合我們的具體情況才能制訂出正確的政策和策略,否定和篡改這些普遍真理只能炮制出修正主義、取消主義、投降主義的所謂政策和策略。同志們，敵人說我們被打垮了，是真的嗎?不是，我們幾百人的一支隊伍垮了，不是被敵人打垮的，幾百支用革命烈士鮮血換來的槍丟了，不是被敵人奪去的。同志們，我們沒有垮，只要我們還剩下一個人，我們就要堅持斗爭下去，革命的紅旗是永遠也倒不了的。黨不但沒有垮，在黨領導下，相當的一批武裝隊伍還存在，我們將繼續以武裝斗爭作為主要的斗爭形式，在廣大的農村地區，堅持和發展游擊戰爭，我們將繼續在城鎮中開展群眾運動，進行革命的宣傳和組織工作,積蓄力量，等待時機。

　　我們是革命樂觀主義者，我們清醒的看到，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在目前的情況下，我們的武裝斗爭，面對嚴重的困難，我們也做好思想準備，迎接更大的風暴。我們絕不會被敵人的囂張氣焰所嚇倒。它的反動統治極其不得人心，它正陷入內外交困的境地。敵人的瘋狂掙扎表明它的日子越來越不好過。黨在這里號召，在部隊里，在農村中的，在城鎮內的干部和黨員，要起模范帶頭作用，把所有游擊隊員和革命群眾團結起來，好好總結這次慘痛的經驗教訓,高高舉革命紅旗，繼續奮勇前進!黨將繼續率領群眾,走武裝奪取政權的道路。只要我們能繼續高舉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旗幟，只要我們緊握槍桿子，只要我們堅持自力更生的精神，只要我們真正相信群眾、依靠群眾，放手發動群眾，只要我們好好總結經驗，從過去的錯誤中吸取教訓，我們就一定能夠戰勝困難，取得新的勝利!

　　歷史潮流滾滾向前，讓一切反動派和牛鬼蛇神哆嗦吧!嚎叫吧!

　　北加里曼丹共產黨中央委員會主席 文銘權

　　一九七四年三月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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