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時代的中國也許沒有太多精英主義色彩，因為自20世紀50年代后半期起，毛澤東便開始探索如何破除“資產階級法權”，即改變人與人之間不平等的關系，后來這種探索也被叫作“反修防修”。

　　1957年，毛澤東提出，雖然生產資料所有制方面的社會主義改造完成了，但“人的改造則沒有完成”。次年，在評論斯大林《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一書時，他進一步指出：經過社會主義改造，基本上解決了所有制問題以后，人們在勞動生產中的平等關系，是不會自然出現的。資產階級法權的存在，一定要從各方面妨礙這種平等關系的形成和發展。在人與人之間的相互關系中存在著的資產階級法權，必須破除。例如，等級森嚴，居高臨下，脫離群眾，不以平等待人，不是靠工作能力吃飯而是靠資格、靠權力，干群之間、上下級之間的貓鼠關系和父子關系，這些東西都必須破除，徹底破除。破了又會生，生了又要破。

　　那時，他用來破除資產階級法權的手段是搞整風，搞試驗田，批判等級制，下放干部，兩參一改(干部參加勞動，工人參加管理，改革不合理的規章制度)，等等。

　　其后，1963—1966年在全國城鄉開展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也是為了解決這個問題。但在他看來，這些措施都不足以打破“資產階級法權”、消除“資本主義復辟”的危險。

　　毛澤東于“文化大革命”前夕發表的《五七指示》 是他晚年的理想宣言，從中我們可以看出毛澤東憧憬的是一個逐步消滅社會分工，消滅商品，消滅工農、城鄉、體力勞動和腦力勞動這三大差別的扁平化社會，其目標是實現人們在勞動、文化、教育、政治、物質生活方面全方位的平等。

　　“文革”前期對所謂“走資派”的批判以及“文革”后期對“新生事物”(“五七”干校，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革命樣板戲，工農兵上大學、管大學，工宣隊，貧宣隊，赤腳醫生，合作醫療，老中青三結合，工人—干部—知識分子三結合，等等)的扶持都可以看作實現毛澤東理想的途徑。

　　不過，經過八年“文革”后，毛澤東認為，靠一次“文革”還不能實現他的目標。在1974年關于理論問題的談話中，他透露出壯志未酬的感慨：中國屬于社會主義國家。解放前跟資本主義差不多。現在還實行八級工資制，按勞分配，貨幣交換，這些跟舊社會沒有多少差別。所不同的是所有制變更了。我國現在實行的是商品制度，工資制度也不平等，有八級工資制，等等。這也成為他“繼續革命”的理論依據。毛澤東逝世前，于1975年10月至1976年1月間又多次談到“資產階級法權”問題，他的結論是：一百年后還要革命，一千年后還要革命。

　　簡而言之，由于毛澤東晚年一直致力于破除“資產階級法權”，用種種方式促進人們在經濟、社會、政治、文化地位上的平等(當然“階級敵人”除外)，中國沒有形成森嚴的等級制，解放前遺留下來的“舊精英”與解放后形成的“新精英”都受到了抑制。

　　來源：本文摘自王紹光教授新著《中國•政道》，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4年10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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