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如發生反共的右派政變，我斷定他們也是不得安寧的，

　　很可能是短命的，因為代表90%以上人民利益的一切革命者

　　是不會容忍的。那時右派可能利用我的話得勢于一時，左派

　　則一定會利用我的另一些話組織起來，將右派打倒。”

　　話說1966年6月22日上午，毛澤東在滴水洞1號樓看見大門口旁邊擺著一個輪椅，感到很有趣，就想坐一坐，出去轉一轉。他從1號樓出來，張耀祠、高文禮、中辦警衛局處長曲琪玉、新華社攝影記者錢嗣杰4人陪同他，來到了大門口，讓他坐在了輪椅上，由曲琪玉、高文禮2人推著，毛澤東顯示出一種天真的童趣。

　　眾人擁著毛澤東出了大門，順著馬路前行。毛澤東坐在輪椅上，左看看，右瞧瞧。馬路左側緊靠大山，右側是一條20米寬的深溝，小小的溪水在溝底流淌著。再往右，仍是大山。在毛澤東的記憶里，大雨滂沱時，山洪便直瀉而下，匯入這條小溪，轟轟作響，直往韶山奔去。毛澤東環視著群山，青山依舊，溪水如常，他沒有多少興趣了，就“唉”了一聲，說：

　　“我們還是往回走吧。”

　　這樣，走了不過300米遠，大家推著毛澤東又從原路返回了1號樓。

　　6月23日，李雪峰召開有關方面人員會議，動員大、專院校師生抓捕參與批斗干部和教師的壞人和反革命分子。他說：

　　“毛主席早就說過‘一個游魚三尺浪潮 ’，有幾個反革命分子并不可怕，抓出來就是了。現在我們對文化革命一定要加強領導，絕不能讓各種‘游魚類’制造混亂。黨員干部要挺起腰桿來，加強黨的領導。我們不可一日無黨組織!黨組織垮了的那些單位，要像救火那樣迅速派出工作隊!”

　　26日下午，毛澤東在滴水洞1號樓前，接見了湖南省委開會的全體人員，并一塊合了影。

　　原來，湖南省委因毛澤東住在滴水洞，就有意把工作會議安排在離滴水洞不遠的韶山賓館召開。湖南省委書記王延春得知毛澤東要在28日走，便請毛澤東跟他們開會的人們照個相，毛澤東欣然同意了。

　　在接見結束時，毛澤東對大家說：

　　“以前我帶你們長征，現在，我又要帶你們‘長征’了。”

　　此時，滴水洞的工作人員也向張耀祠提出請求說：

　　“我們大家都想和毛主席照個相。”

　　張耀祠說：

　　“你們等著，我跟毛主席說說。”

　　張耀祠向毛澤東說明了大家的愿望，毛澤東說：

　　“好嘛!”

　　于是，毛澤東又跟工作人員們合了影。

　　6月27日，以葉林為首的清華大學工作組召開師生批判大會，批判21歲的青年學生蒯大富。

　　蒯大富是清華大學化學系3年級的學生，他爺爺是新四軍老戰士，他父母都是40年代的老黨員。蒯大富仗著自己“根正苗紅”，不懼怕劉濤、賀鵬飛這樣的高干子弟，不把駐清華大學工作組放在眼里，始終堅持反工作組的立場。6月21日，蒯大富在一張大字報上批了這樣一句話：“要向工作組奪權”，被工作組視為“右派學生要奪權”，“是一種反革命行為”。從6月24日開始，工作組多次召開大會斗爭蒯大富，提出“要把蒯大富當活靶子打”，“小牛鬼蛇神”“要奪共產黨的權”，“是反面教員”。

　　王光美沒有在這次批判大會上露面，她在校園里收聽了大會的實況轉播。劉少奇的女兒劉濤和賀龍的兒子賀鵬飛在大會上先后發言，批判了蒯大富。

　　蒯大富此后宣布絕食，以抗議工作組。蒯大富被關押了18天，并被開除團籍。工作組在各系各班抓“蒯氏人物”。

　　據吉林人民出版社1996年出版的《共和國史記》一書記載：“清華大學工作組進行的反蒯斗爭中，有數百人被當作反革命和右派受到斗爭，被斗者有一人自殺身亡。”

　　6月28日，毛澤東在滴水洞已經住了11天了，這天上午，他同省委接待處的工作人員合影留念。照完相，工作人員未經毛澤東同意，悄悄地把其他人員叫走，只留下少數干部和毛澤東照相。毛澤東環顧了一下，發現其他人不在了，便帶著責備的口氣說：

　　“哼!你們把他們都趕走了。”

　　毛澤東坐在坪里不停地朝山上仰望，沉思良久。一會兒，他又進了1號樓，坐下來，點上煙。服務員見毛澤東又折了回來，便急忙端上茶。毛澤東呷了幾口，把煙滅掉，然后才依依不舍地離開了滴水洞。

　　他在臨上車時，握著管理員廖時禹的手，深情地說：

　　“我還要回來的。”

　　毛澤東在長沙大托鋪鐵路支線上了專列，他自言自語地說：

　　“又要到白云黃鶴的地方了。”

　　一路上，毛澤東顯得一副很沉悶的樣子。

　　6月28日晚，毛澤東回到武漢，下榻在東湖賓館。他看到陳伯達等人報送的關于北京大學“6.18”事件及劉少奇的批示后，勃然大怒，說道：

　　“怪不得到處鎮壓群眾，現在才明白有一個資產階級司令部。”

　　于是，當即批示道：

　　“6.18事件不是反革命事件而是革命事件。”

　　6月30日，毛澤東給劉少奇、鄧小平寫了一封回信。

　　原來，劉少奇、鄧小平曾經給毛澤東寫信說，要在7月1日發表他1962年《在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講話》。毛澤東的那篇講話，著重講了黨的民主集中制問題。

　　毛澤東在給劉少奇、鄧小平的復信中寫道：

　　“來信早已收到。經過考慮，那篇講話現在發表，不合時宜。在這次文化大革命過去之后，一定有許多新的經驗可以對這篇講演加以修改，那時再議是否發表不遲。”

　　6月間，毛澤東、中央軍委批準炮兵司令員吳克華的建議，以原中國人民公安部隊領導機關及炮兵管理戰略導彈部隊的機構為基礎，組建戰略導彈部隊的領導機關。這個領導機關的名稱，根據周恩來的提議，稱為第二炮兵。

　　1966年7月1日，中國人民解放軍第二炮兵領導機關正式成立，由向守志任司令員，李天煥任政委。機關設立了司令部、政治部和后勤部。

　　7月初，陶鑄以中共中央的名義，批準了王任重的“七.三”指示，對革命組織進行了大規模的圍剿。

　　7月初，周恩來出訪結束后回國。他是在6月16日到7月1日，先后訪問了羅馬尼亞、阿爾巴尼亞和巴基斯坦。他回國后看到了《紅旗》雜志1966年第14期社論中，提出“對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展開了群眾性的批判”這樣的文字，他不理解了，就把《紅旗》雜志負責人王力找去，問道：

　　“黨內路線問題只有‘左’、右傾機會主義的提法，怎么用了資產階級，還‘反動’呢?”

　　王力回答說：

　　“這是主席定的。”

　　周恩來說：

　　“我要去問主席。”

　　周恩來到武漢見到了毛澤東，匯報了他的歐亞之行。毛澤東稱贊他6月27日在阿爾巴尼亞首都地拉那的群眾大會上發表的關于中國文化大革命的講話。毛澤東說：

　　“你講得好，在世界上把我們這場大革命的意義和目的，都講清楚了。不是很多人都不理解嗎?讓他們好好學習一下你的講話吧。這是在向全世界的修正主義者宣戰啊!”

　　周恩來向毛澤東提出了他的疑問，毛澤東耐心地作了解答。后來，周恩來回到北京，告訴王力說：

　　“主席同我用英文講了‘反革命路線’、‘反對革命路線’、‘反動路線’這3個詞的區別。我對主席說‘我懂了’。”此是后事。

　　再說7月8日，毛澤東從6月28日到這一天，在武漢已經住了10天了，他看了不少材料，感到問題最大的是林彪5月18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的那個講話。林彪是專講天才和政變問題的。毛澤東不同意這個講話，但又不好對別人說，于是，他經過深思熟慮之后，就給擔任中共中央文化革命領導小組第一副組長的夫人江青寫了一封信。他在信中寫道：

　　江青：

　　6月29日的信收到。你還是照魏、陳二同志的意見在那里住一會兒為好。

　　我本月有兩次外賓接見，見后行止再告訴你。自從6月15日離開武漢以后，在西方的一個山洞里住了十幾天，消息不大靈通。28日來到白云黃鶴的地方，已有10天了。每天看材料，都是很有興味的。

　　天下大亂，達到天下大治。過七八年又來一次。牛鬼蛇神自己跳出來。他們為自己的階級本性所決定，非跳出來不可。我的朋友的講話，中央催著要發，我準備同意發下去，他是專講政變問題的。這個問題，像他這樣講法過去還沒有過。他的一些提法，我總感覺不安。我歷來不相信，我那幾本小書，有那么大的神通。現在經他一吹，全黨全國都吹起來了，真是王婆賣瓜，自賣自夸。我是被他們逼上梁山的，看來不同意他們不行了。在重大問題上，違心地同意別人，在我一生還是第一次。叫做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吧。

　　晉朝人阮籍反對劉邦，他從洛陽走到成皋，嘆道：世無英雄，隨使豎子成名。魯迅曾對于他的雜文也說過同樣的話。我跟魯迅的心是相通的。我喜歡他那樣的直率。他說，解剖自己，往往嚴于解剖別人。在跌了幾跤之后，我亦往往如此。可是同志們往往不相信。

　　我少年時曾經說過：自信人生二百年，會當擊水三千里。可見神氣十足了。但又不很自信，總覺得山中無老虎，猴子稱大王，我就變成這樣的大王了。但也不是折中主義，在我身上有些虎氣，是為主，也有些猴氣，是為次。我曾舉了后漢人李固寫給黃瓊信中的幾句話：峣峣者易折，皎皎者易污。陽春白雪，和者蓋寡。盛名之下，其實難副。這后兩句，正是指我。我曾在政治局常委會上讀過這幾句。人貴有自知之明。今年4月杭州會議，我表示了對于朋友們那樣提法的不同意見。可是有什么用呢?他到北京5月會議上還是那樣講，報紙上更加講得很兇，簡直吹得神乎其神。這樣，我就只好上梁山了。我猜他們的本意，為了打鬼，借助鐘馗。我就在20世紀60年代當了共產黨的鐘馗了。事物總是要走向反面的，吹得越高跌得越重，我是準備跌得粉碎的。那也沒有什么要緊，物質不滅，不過粉碎罷了。

　　全世界100多個黨，大多數的黨不信馬列主義了，馬克思、列寧也被人們打得粉碎了，何況我們呢?我勸你也要注意這個問題，不要被勝利沖昏了頭腦，經常想一想自己的弱點、缺點和錯誤。這個問題我同你講過不知多少次，你還記得吧?4月在上海還講過。

　　以上寫的，頗有點近乎黑話，有些反黨分子，不正是這樣說的嗎?但他們是要整個打倒我們的黨和我本人，我則只說對于我所起的作用，覺得有一些提法不妥當，這是我跟黑幫們的區別。

　　此事現在不能公開，整個左派和廣大群眾都是那樣說的，公開就潑了他們的冷水，幫助了右派，而現在的任務是要在全黨全國基礎上(不可能全部)打倒右派，而且在七八年以后，還要有一次橫掃牛鬼蛇神的運動，爾后還要有多次掃除。所以，我的這些近乎黑話的話，現在不能公開，什么時候公開也說不定。因為，左派和廣大群眾是不歡迎我這樣說的。也許在我死后的一個什么時機，右派當權之時，由他們來公布吧。他們會利用我的這種講法去企圖永遠高舉黑旗的，但是這樣一做，他們就要倒霉了。

　　中國自從1911年皇帝被打倒以后，反動派當權總是不能長久的。最長的不過20年(蔣介石)，人民一造反，他也倒了。蔣介石利用了孫中山對他的信任，又開了一個黃埔軍校，收羅了一大批反動派，由此起家。他一反共，幾乎整個地主資產階級都擁護他，那時共產黨又沒有經驗，所以他高興地暫時得勢了。但這20年中，他從來沒有統一過，國共兩黨的戰爭，國民黨和各派軍閥的戰爭，中日戰爭，最后是4年大內戰，他就滾到一群海島上去了。

　　中國如發生反共的右派政變，我斷定他們也是不得安寧的，很可能是短命的，因為代表90%以上人民利益的一切革命者是不會容忍的。那時右派可能利用我的話得勢于一時，左派則一定會利用我的另一些話組織起來，將右派打倒。

　　這次文化大革命，就是一次認真的演習。有些地區(例如北京市)，根深蒂固，一朝覆亡。有些機關(例如北大、清華)，盤根錯節，頃刻瓦解。凡是右派越囂張的地方，他們失敗就越慘，左派就越起勁。這是一次全國性的演習，左派、右派和動搖不定的中間派，都會得到各自的教訓。

　　結論：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還是這兩句老話。

　　久不通信，一寫就很長，下次再談吧!

　　毛澤東

　　1966年7月8日

　　毛澤東將信寫好后，給正在武漢的周恩來和王任重看過。他還讓周恩來把信帶到上海交給江青;又委托周恩來到大連去，向林彪說明這封信的內容。后來，江青建議將這封信的原稿在黨內最高層部分人中傳閱，毛澤東同意了。爾后，毛澤東又應林彪和葉群的要求，同意在江青、葉群、戚本禹的監督下把原件燒掉了。

　　7月間，江青在中央文革小組的一次會議上說：

　　“這次文化革命既然是革命，同志們就要做好殺頭、坐牢和開除黨籍的準備。愿意革命的請跟我們走，不愿意革命的現在離開中央文革小組還不晚。”

　　關鋒、王力聽了江青的話，都說：

　　“江青同志是在開玩笑吧。”

　　康生說：

　　“絕對不是開玩笑，完全有這種可能。我們的毛主席曾經準備好了被赫魯曉夫那樣的人趕下臺的準備，他和林彪等同志談話的時候，幾次掉淚。同志們，是哭了啊。這場文化大革命可是史無前例的，要觸動許許多多的人的既得利益，這些人不抵觸那倒是千奇百怪的了。所以，斗爭發展到一定的階段的時候，很可能要流血，要發展到武裝斗爭。”

　　康生還說：

　　“腦袋掉了不過是碗大的一塊疤，沒有什么了不起。如果用我康生的血能換來群眾斗爭的勝利的話，我情愿馬上去死。”

　　有些人還是不相信康生的這些話。陳伯達把這些話反映到毛澤東那里，毛澤東就對他說：

　　“你這個老夫子怕不怕呀?康生講的這些是可能的。我這個人打了一輩子仗，習慣了。黨內走資派要造反，我就上山和他們打游擊去。這場文化大革命實際上就是第二次革命，是真正意義上的無產階級革命，你沒有這個思想準備是不行的。說是文化革命，也就是政治斗爭。”

　　7月15日，毛澤東對張耀祠說：

　　“你們去看看武漢大學，看他們現在干什么。”

　　于是，張耀祠和另外3個衛士到了武漢大學，他們看到好多學生在扎木排。張耀祠問：

　　“你們扎這個干什么用啊?”

　　一個學生說：

　　“我們明天要橫渡長江，這個木排用于插彩旗的。”

　　張耀祠回到東湖賓館，把這個情況告訴了毛澤東，毛澤東也沒說什么。

　　7月16日早晨6點，毛澤東對張耀祠說：

　　“上午8點去游長江。”

　　張耀祠聞聽，不敢怠慢，馬上同湖北省公安廳副廳長徐耘云取得了聯系，告知他毛澤東要去游長江。張耀祠又與警衛部門進行了各種準備工作。

　　上午9點20分，毛澤東穿著睡衣，在王任重陪同下，乘坐轎車來到長江邊。

　　這一天天氣很好，毛澤東下了車，舉目四望，然后，邁步登上事先準備的渡船，開始檢閱武漢大學經過嚴格挑選出來的5000名游泳健兒。

　　大學生的游泳方隊，推著迎風飄揚的彩旗，伴著高音喇叭里激越的革命歌曲和嘩啦啦的江水，向前游動。毛澤東站在船頭上，興致勃勃地看著他們，臉上充滿了欣喜的容光。

　　突然，大學生們發現了毛澤東，他們大聲地喊著：

　　“啊!是毛主席，是毛主席，果然是毛主席!”

　　頓時，整個江上歡呼起來，兩岸的群眾也歡呼起來!

　　在漢口等待毛澤東接見的3批外賓，在外辦廖承志、外交部韓念龍的陪同下，也來乘船觀看學生們橫渡長江。外賓們也看見了毛澤東，熱烈地鼓起掌來。毛澤東扭過頭，向外賓們揮手致意。

　　毛澤東看完大學生渡江后，乘船向上游駛去，到達武漢大壩。他說：

　　“我最喜歡今天這樣的游泳，走吧，我們都下去，都去感受一下長江的浪濤。”

　　衛士和工作人員，一個個躍入水中，毛澤東也興奮地下了水。他雖然已經是一位73歲的老人了，但他的精力、興趣不減當年。他一會兒搏擊奮進，一會兒又仰著身體翹起雙腳，雙手交叉放在胸前，好像躺在床上休息一樣，一動不動地隨著波浪一起一伏地漂著走。衛士們以為他累了，哪知他忽然一個側身，沖破波浪，揮臂向前，把小伙子們撇在了后面。衛士們奮力趕上去，毛澤東對他們說：

　　“游泳是很好的休息，輕松自在，沒有其它任何雜念，一切都順其自然。長江又寬又深，水流湍急，是游泳的好地方。”

　　他還說：

　　“橫渡萬里長江，不僅可以鍛煉身體，而且更能鍛煉一個人意志。如果在游泳池里面游泳，那就沒有多大意思了，要到大江大海中去游，到大風大浪中接受鍛煉。”

　　毛澤東一直游到武漢鋼鐵公司附近才上船，游程15公里，歷時1小時零5分鐘。

　　毛澤東在船上對王任重說：

　　“長江，別人都說很大，其實，大，并不可怕。美帝國主義不是很大嗎?我們頂了他一下，也沒有啥。所以，世界上有些大的東西，其實并不可怕。”

　　7月16日下午，毛澤東派秘書給來到武漢等待陪同他接見出席亞非作家會議代表的郭沫若送去一封信。郭沫若打開一看，是一幅毛澤東手書的《西江月.井岡山》。

　　原來早在1965年初夏，郭沫若到井岡山觀光，作了《七律.黃洋界》一首。當地負責人告訴郭沫若，他們計劃在黃洋界立一塊紀念碑，可是找不到毛澤東那首《西江月.井岡山》的手跡，希望郭老幫忙。郭沫若回京后，也沒有找到毛澤東的這幅手跡，于是就給毛澤東寫了一封信，他在信中并沒有提立碑之事，只是說自己希望得到這幅手跡。郭沫若知道，如果提出立碑的事，毛澤東是不會同意寫的。即便如此，他將信發出后，也沒有得到回音。

　　且說毛澤東的這幅手書是寫在8開宣紙上，共10幾張。郭沫若高興極了，他激動地對毛澤東的秘書說：

　　“請你回去代我謝謝毛主席。”

　　送走毛澤東的秘書，郭沫若讓他的秘書把手書擺在地毯上，請攝影記者拍成照片，寄給了井岡山管理局。后來，他回京后又將原件送榮寶齋裝裱加框，掛在自己辦公室正中的墻壁上。

　　郭沫若后來曾經這樣評價毛澤東的書法：“毛澤東的書法和他的文章、詩詞一樣，豪邁瀟灑，深邃流暢，奔放自如，自成一體，風格獨創，使你百看不厭，給你一種美的享受。有人形容毛澤東是書法是‘龍飛鳳舞’，我看一點也不過分。”

　　7月中旬，王力和賈一學、李鑫3人聯名寫出了一篇讓王力終身引以為豪的長篇文章，題目為《無產階級專政和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發表在《紅旗》雜志第15期上。這篇文章從8個方面闡述了文化大革命的意義。文章中寫道：

　　“第一，我國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是國內階級斗爭的必然發展，是社會主義革命的必然發展，是無產階級革命的新的高級階段。第二，我國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是歷史上最廣泛、最深刻、規模最大的革命群眾運動。第三，我國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是防止反革命修正主義篡奪領導權的斗爭。第四，我國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創造了我國的無產階級專政制度下的大民主的新經驗，創造了實行民主集中制的新經驗。第五，我國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為培養和造就一支工人階級的知識分子隊伍打下了基礎。第六，我國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是使我國社會生產力發展的一個強大推動力。第七，我國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也是一場反對以美國為首的帝國主義和反對以蘇共領導為中心的現代修正主的斗爭。第八，我國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推動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大發展。”

　　這篇文章最后還有精彩的幾句話：

　　“對于我國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全世界革命人民，同聲贊揚。勃列日涅夫、柯西金、謝列平之流的叛徒，伙同約翰遜、臘斯克之流的帝國主義者，切齒咒罵。他們開動了全部的宣傳機器，用最惡毒的語言，掀起了反華歇斯底里，大肆攻擊中國的文化大革命。這些反動家伙為什么這樣暴跳如雷呢?就是因為中國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燎原大火，不能不傳播到世界人民中去，不能不對各國人民的革命斗爭發生巨大的影響，不能不沖擊和震撼帝國主義和現代修正主義搖搖欲墜的統治。史無前例的中國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更加響亮地敲響了帝國主義和現代修正主義的喪鐘。”

　　7月中旬，劉少奇在懷仁堂主持召開中共中央工作會議，周恩來、鄧小平、康生、謝富治、陶鑄等人都參加了會議。與會者就派工作組等一系列問題展開了激烈的辯論。李雪峰多次發言，表示支持劉少奇、鄧小平等人在文化大革命問題上的一系列措施，他認為派工作隊進學校是正確的，起了“積極決定作用”。

　　陶鑄和陳毅在發言中也全力支持李雪峰的意見。后來過了很長時間，陳毅見了李雪峰，還說：

　　“7月會議上除了你以外，就數我講得多!”

　　7月18日，毛澤東從武漢啟程，和江青一起回到了他已經離開了半年的北京。

　　這一天是劉少奇在懷仁堂主持的中央工作會議的最后一天，江青不聲不響地來參加會議。她從李雪峰身后穿過去到記錄者的旁邊，會議快要結束的時候她又不聲不響地走了。一種要出事的預感，襲上了李雪峰的心頭。

　　江青從懷仁堂出來，又深入到北京大學、北京師范大學、北京廣播學院等高等學院，發動學生起來鬧革命。

　　自此以后，江青一直到中共中央“九大”，都沒有離開過北京。這是她自1949年3月跟隨毛澤東進北平以后絕無僅有的現象。幾年間，秘書跟著她，沒有見過她乘過什么飛機，坐過什么專列，也沒有見到她去過外地的豪華住處。在1967年的1年中，江青除了到人民大會堂、工人體育館等處開會或會見什么人以外，就是在她的住處釣魚臺11號樓和中南海豐澤園“兩點一線”之間奔走。這是后話。

　　再說劉少奇聞訊毛澤東回到了北京，便前往毛澤東住處，打算匯報前一段的工作。可陳伯達、康生已先于他見到了毛澤東，正在談話，秘書就請他改日再來。

　　7月間，章含之因對很多現象看不慣，想不通，她就給毛澤東寫了一封信，要求見毛澤東。毛澤東不見她，要秘書給章含之打電話，傳達他的話。于是，秘書在電話中對章含之說：

　　“主席說他現在不便見你。他要你經風雨，見世面。他還說要‘今日有酒今日醉，明日憂來明日愁’。要你多保重，等他空閑一點再見面。”

　　7月20日，中共中央發出《關于成立毛澤東著作編輯委員會的通知》，通知公布了這個委員會的組成人員名單，他們是：

　　主任：劉少奇

　　副主任：康生 陳伯達 陶鑄

　　委員：李井泉 李雪峰 劉瀾濤 宋任窮 王任重 魏文伯 胡喬木 蕭華 劉志堅 張平化 熊復 王力 戚本禹 劉漢

　　7月20日，中共中央發出通知說：中共中央宣傳部已經改組，由陶鑄任部長，陳伯達任顧問。

　　欲知毛澤東回到北京后有何重大舉措，請看下一章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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