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學社會主義理論自馬克思、恩格斯創立以來，中間經過列寧、斯大林的實踐，又經過新中國改革開放前后兩個歷史時期，至今已近170年。鄧小平在改革開放初期曾說過：“社會主義是什么，馬克思主義是什么，過去我們并沒有完全搞清楚。”[①]黨的十五大報告指出，鄧小平理論就是抓住“什么是社會主義、怎樣建設社會主義”這個問題展開的，并因為把對社會主義的認識提高到一個新的科學水平而成為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發展的新階段。說過去對于什么是社會主義沒有完全搞清楚，并不是說一點沒有搞清楚，更不等于說根本沒有搞清楚;說鄧小平理論把對社會主義的認識提高到了一個新的科學水平，說明原先對社會主義的認識已經有了一定的科學基礎。毛澤東在對什么是社會主義、怎樣建設社會主義的探索中雖有失誤，但也提出和回答了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沒有條件或雖有條件而未能很好解決的許多重大理論問題，為科學社會主義的發展做出了重要貢獻，也為后來鄧小平理論把對社會主義的認識提高到一個新的科學水平提供了一定的理論準備和經驗積累。

　　縱觀毛澤東的一生，他在關于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根本目的是為了解放和發展生產力、提高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和文化需要這個問題上，頭腦始終是清醒的，認識也是明確的，從沒有發生過動搖。早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他就一再指出：革命“是為著推翻妨礙生產力發展的力量”，目的是為著解放生產力，發展經濟。”[②]革命的“目的不在于建立一個新的政府、一個新的生產關系，而在于發展生產。”[③]“中國工人階級的任務，不但是為著建立新民主主義的國家而斗爭，而且是為著中國的工業化和農業近代化而斗爭。”革命勝利后要“在若干年內逐步地建立重工業和輕工業，使中國由農業國變為工業國。”[④]新中國建立初期，他又反復強調：“我們的目標是要使我國比現在大為發展，大為富、大為強。”[⑤]社會主義改造開始后，他進一步指出：“革命的目的是為了解放生產力。”[⑥]他把黨在過渡時期總路線中的工業化和“三大改造”的關系，比喻為“主體和兩翼”的關系[⑦]，指出社會主義改造是為著工業化、圍繞工業化的。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后，他又指出大規模的階級斗爭已基本結束，我們的任務要“轉到搞建設，率領整個社會，率領六億人口，同自然界作斗爭，把中國興盛起來，變成一個工業國。”[⑧]“要使幾億人口的中國人生活得好，要把我們這個經濟落后、文化落后的國家，建設成為富裕的、強盛的、具有高度文化的國家”。[⑨]可見，他對社會主義探索的失誤并不發生在要不要發展生產力的問題上，只要對他的探索歷程稍加分析便會看出，他的失誤主要出在用什么方法促進生產力的發展，如何在我們這樣一個經濟、文化落后的大國盡快實現工業化和現代化的問題上;同時，他對科學社會主義發展所作的貢獻，有很多也恰恰表現在這個問題上。

　　《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以下簡稱《歷史決議》)指出：“因為毛澤東同志晚年犯了錯誤，就企圖否認毛澤東思想的科學價值，否認毛澤東思想對我國革命和建設的指導作用，這種態度是完全錯誤的。”[⑩]這段話表明，毛澤東晚年的許多正確思想是和他的錯誤攪在一起的。因此，回顧和總結他對社會主義的探索，應當把取得的正確認識從錯誤中剝離出來，不因為肯定他的正確思想而否認同時存在的某些錯誤，也不因為承認他的錯誤而忽視甚至否定至今仍然具有現實指導意義的正確思想。只有這樣，我們才能更加深刻地理解以毛澤東為核心的黨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是如何帶領全黨全國人民進行社會主義探索并取得獨創性理論成果，為新的歷史時期開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提供寶貴經驗和理論準備的，以鄧小平為核心的黨的第二代中央領導集體又是如何繼承和發展毛澤東思想的;才能更加確切地認識改革開放前后兩個歷史時期為什么本質上都是黨領導人民進行社會主義實踐探索的歷史，從而更加牢固地樹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

　　一

　　毛澤東對什么是社會主義、怎樣建設社會主義探索的一個重要貢獻是，提出促進社會主義社會生產力的發展，必須繼續變革生產關系、調整上層建筑，依靠和發動群眾，提高人的思想覺悟。

　　在探索社會主義過程中，毛澤東最大的失誤是發動“大躍進”和“文化大革命”。然而，前者的失誤，原因主要在急于求成，是試圖通過群眾運動來實現經濟建設的高速度，忽視了客觀經濟規律，不是要將黨和國家工作的重點由經濟建設轉移到階級斗爭;后者的失誤，雖然是將黨和國家的工作重點由經濟建設轉移到了階級斗爭，但根源在于對階級斗爭形勢和黨內錯誤思想、錯誤作風問題估計得過分嚴重，本意是要通過抓階級斗爭來促進經濟建設和各項事業的發展，并非拋棄社會主義必須建立在高度發達的生產力基礎之上這一馬克思主義的基本觀點。

　　在社會主義社會，生產關系與生產力、上層建筑與經濟基礎之間還有沒有矛盾?還要不要通過變革生產關系和調整上層建筑來推動生產力的發展?如果需要，在變革和調整中還要不要發動群眾、尊重群眾的首創精神、調動群眾中蘊藏的積極性?對這些問題，科學社會主義理論的創始人馬克思、恩格斯沒有條件提出，俄國十月革命的領導人列寧沒有來得及系統闡述，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蘇聯的領導人斯大林未能給予正確回答，是毛澤東運用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觀察、分析社會主義社會而作出正確回答和系統闡述的。

　　毛澤東指出：“在社會主義社會中，基本的矛盾仍然是生產關系和生產力之間的矛盾，上層建筑和經濟基礎之間的矛盾。不過社會主義社會的這些矛盾，同舊社會的生產關系和生產力的矛盾、上層建筑和經濟基礎的矛盾，具有根本不同的性質和情況罷了。”[11]他解釋說：在社會主義中國，人民民主專政的國家制度和法律、以馬列主義為指導的社會主義意識形態，這些上層建筑是和社會主義的經濟基礎即社會主義的生產關系相適應的;但是，“資產階級意識形態的存在，國家機構中某些官僚主義作風的存在，國家制度中某些環節上缺陷的存在，又是和社會主義的經濟基礎相矛盾的。”[12]這種矛盾運動，仍然是社會主義社會向前發展的動力。從這個基本觀點出發，他認為社會主義的生產力要發展，經濟基礎要鞏固，仍然要不斷變革與生產力不相適應的生產關系、調整與經濟基礎不相適應的上層建筑，并在這種變革和調整中放手發動群眾，發揮群眾的首創精神。

　　后來，隨著“左”的指導思想的發展，毛澤東把階級斗爭當成了社會主義時期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之間矛盾的主要表現，并錯誤地提出“以階級斗爭為綱”的口號，但他抓階級斗爭的目的絕不是要取消生產、放棄生產，而是為著促使生產關系、上層建筑適應生產力的發展。用他自己的話講，叫“抓革命，促生產”。實際情況正是這樣。比如他抓農業合作化、農村社會主義教育等生產關系、上層建筑的變革、調整時，總是把增產還是減產作為檢查運動成功與否的主要標準，要求農業生產合作社“必須比較單干戶和互助組增加農作物的產量”，[13]說“如果生產搞壞了，下降了，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就是失敗了。”[14]他發動“文化大革命”也不是要搞什么“民粹主義”，不是要“越過工業化”搞社會主義。否則，無法理解他在“文化大革命”期間，為什么會同意周恩來重申他“文化大革命”前提出的本世紀內(指20世紀——筆者注)全面實現四個現代化、使我國國民經濟走在世界前列的奮斗目標，為什么會支持鄧小平重新出來工作并作出“把國民經濟搞上去”的指示。

　　實踐已經證明，在社會主義制度建立和剝削階級作為階級消滅后，再把階級斗爭作為主要矛盾，靠抓階級斗爭來促生產，不僅促不了生產，相反只會把生產搞糟搞亂。但是，革命的含義不僅限于階級斗爭，不是僅僅指一個階級推翻另一個階級。毛澤東在解釋自己關于“一千年、一萬年以后還有革命”的說法時就講過，他說的革命，“是講的改變生產關系的革命”，因為“生產力與生產關系是有矛盾的。”[15]他還講過：“社會主義制度下，雖然沒有一個階級推翻另一個階級的革命，但是還有革命，技術革命、文化革命，也是革命。”[16]改革開放后，鄧小平反復強調：“改革是中國的第二次革命”;[17]指出“改革的性質同過去的革命一樣，也是為了掃除發展社會生產力的障礙”;[18]“革命是解放生產力，改革也是解放生產力。”。[19]而改革說到底，不就是變革、調整與生產力不相適應的生產關系和上層建筑嗎?在這個意義上，“抓革命”仍然不失為“促生產”的強大動力。事實上，我們今天也在“抓改革，促生產”?？梢?，鄧小平把“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當成社會主義的本質之一，正是對毛澤東關于社會主義社會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矛盾運動學說的繼承和發展。

　　改革開放以來，我們黨通過總結歷史經驗，否定了過去那種利用大規模群眾運動進行經濟建設的辦法，強調經濟建設必須遵循客觀經濟規律，但從來沒有否定過毛澤東關于社會主義經濟建設一定要尊重群眾首創精神和放手發動群眾、調動群眾積極性的思想，相反，總是強調實事求是、群眾路線、獨立自主是毛澤東思想活的靈魂，要求全黨無論在建設還是改革中都要為了群眾、依靠群眾，都要堅持運用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的工作方法。鄧小平指出：“生產關系和上層建筑的改革，不會是一帆風順的，它涉及的面很廣，涉及一大批人的切身利益，一定會出現各種各樣的復雜情況和問題，一定會遇到重重障礙。……只要我們信任群眾，走群眾路線，把情況和問題向群眾講明白，任何問題都可以解決，任何障礙都可以排除。”[20]他還說：“改革開放中許許多多的東西，都是由群眾在實踐中提出來的。……絕不是一個人的腦筋就可以鉆出什么新東西來，是群眾的智慧，集體的智慧。”[21]可見，在搞建設、搞改革要不要依靠和發動群眾的問題上，鄧小平理論與毛澤東思想同樣是既一脈相承又與時俱進的，有些地方甚至連語言都很近似。

　　在用什么發動群眾、調動群眾積極性的問題上，毛澤東從馬克思主義關于意識形態對經濟基礎具有反作用的原理出發，提出不能單純就經濟抓經濟、就技術抓技術，不能只講物質利益原則和個人利益至上，還要抓思想政治工作和人的覺悟的提高。他說：“政治工作是一切經濟工作的生命線”;[22]“思想工作和政治工作，是完成經濟工作和技術工作的保證，它們是為經濟基礎服務的。”[23]他的這一觀點與列寧關于“政治是經濟的集中表現”，“政治同經濟相比不能不占首位”，“一個階級如果不從政治上正確地看問題，就不能維持它的統治，因而也就不能完成它的生產任務”的觀點，[24]是完全一致的。他批評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過分強調物質利益原則和個人利益的偏向，指出：“我們要教育人民，不是為了個人，而是為了集體，為了后代，為了社會前途而努力奮斗。要使人民有這樣的覺悟。”[25]“應當強調艱苦奮斗，強調擴大再生產，強調共產主義前途、遠景，要用共產主義理想教育人民。要強調個人利益服從集體利益，局部利益服從整體利益，眼前利益服從長遠利益。要講兼顧國家、集體和個人，把國家利益、集體利益放在第一位，不能把個人利益放在第一位。不能像他們(指蘇聯——筆者注)那樣強調個人物質利益，不能把人引向‘一個愛人，一座別墅，一輛汽車，一架鋼琴，一臺電視機’那樣為個人不為社會的道路上去。”[26]他把“以集體利益和個人利益相結合的原則為一切言論行動的標準”，稱為社會主義精神，[27]要求在全黨全社會提倡這種精神。他把階級斗爭、生產斗爭、科學實驗概括為三大革命實踐活動，認為“只搞生產斗爭、科學實驗，不抓階級斗爭，人的精神面貌不能振奮，還是搞不好生產斗爭、科學實驗的。”[28]他把馬克思主義的認識論概括為“物質變精神、精神變物質”，[29]指出“代表先進階級的正確思想，一旦被群眾掌握，就會變成改造社會、改造世界的物質力量。”[30]他大力推動向雷鋒、大慶、大寨等先進典型的學習，積極倡導為人民服務和艱苦奮斗的精神與風尚。所有這些都表明，他抓思想政治工作，抓人的思想覺悟的提高，目的同樣是為著促進生產力的發展。

　　在糾正過分看重物質利益、個人利益和忽視思想政治工作、忽視人的思想覺悟提高的偏向時，毛澤東也產生了另一種偏向。但無論怎樣，他關于在社會主義社會不能僅僅靠物質利益原則、不能用個人利益至上來調動人的積極性的觀點，關于思想政治工作要為經濟基礎服務并結合經濟工作一道去做的觀點，都是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論述中沒有涉及或很少涉及的，是合乎社會主義經濟發展規律的，也是被鄧小平和此后歷屆黨中央所繼承和發展的，至今仍然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事業中發揮著重要作用。鄧小平常講：“我們要建設的社會主義國家，不但要有高度的物質文明，而且要有高度的精神文明。”“黨和政府愈是實行各項經濟改革和對外開放的政策，黨員尤其是黨的高級負責干部，就愈要高度重視、愈要身體力行共產主義思想和共產主義道德。否則，我們自己在精神上解除了武裝，還怎么能教育青年，還怎么能領導國家和人民建設社會主義!”“毛澤東同志說過，人是要有一點精神的。……搞社會主義建設，實現四個現代化，同樣要在黨中央的正確領導下，大大發揚這些精神。”[31]他針對“八九”政治風波的教訓，批評在抓改革開放和抓思想政治工作、打擊經濟犯罪這兩手時，存在“一手比較硬，一手比較軟”的問題;指出：“建國以來我們一直在講艱苦創業，后來日子稍微好一點，就提倡高消費，于是，各方面的浪費現象蔓延，加上思想政治工作薄弱、法制不健全，什么違法亂紀和腐敗現象等等，都出來了。”“十年最大的失誤是教育，這里我主要是講思想政治教育”。[32]他還告誡全黨：“風氣如果壞下去，經濟搞成功又有什么意義?會在另一方面變質，反過來影響整個經濟變質，發展下去會形成貪污、盜竊、賄賂橫行的世界。”[33]可見，在抓經濟建設要不要同時抓思想教育的問題上，鄧小平理論對毛澤東思想也是既一脈相承又與時俱進的。

　　二

　　毛澤東對什么是社會主義、怎樣建設社會主義探索的另一個重要貢獻是，提出促進社會主義社會生產力的發展，必須不斷改進勞動生產中人與人的關系，保證黨的各級干部始終以平等態度對待勞動者、堅持為人民服務的宗旨和保持與人民群眾的密切聯系。

　　毛澤東對于馬克思、恩格斯關于社會主義社會要“在實行全部生產資料公有制(先是國家的)基礎上組織生產”[34]等論斷，存在理解上的片面性和絕對化，認為個體經營和私人企業與社會主義都是不相容的。但他在生產資料所有制變革后還要不要進一步改進勞動生產中人與人的關系，以及如何改進這個關系的問題上，卻進行了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沒有做過的探索，深化和發揮了他們未能展開的思想，為科學社會主義理論增添了新的寶貴內容，也為防止社會主義制度的和平演變指明了重要途徑。

　　在1958年8月一次中央會議上，毛澤東說：“所有制改變以后，人們的平等關系不會自然出現的。”[35]過了一年多，他在讀蘇聯的《政治經濟學教科書》時又講：“在勞動生產中人與人的關系，也是一種生產關系。……生產關系包括生產資料所有制、勞動生產中人與人的關系、分配制度這三個方面。所有制方面的革命，在一定時期內是有底的，例如集體所有制過渡到全民所有制，整個國民經濟變成了單一的全民所有制以后，在相當長的時期內，它還是全民所有制。但是，人們在勞動生產和分配中的相互關系，總要不斷地改進，這方面很難說有什么底。……可以設想，將來全世界實現共產主義以后，人們在勞動生產和分配中的相互關系，還會有無窮的變化，但是所有制方面不會有多大變化。”[36]

　　人與人在勞動生產中的關系，是馬克思主義關于生產關系概念中的三個組成部分之一。這種關系在資本主義社會里，主要表現為資本、土地等生產要素的擁有者與作為勞動力出賣者的勞動者之間的對抗性關系。在社會主義社會，特別是我國的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由于生產力不夠發達，多種所有制和各種生產要素擁有者之間的關系還不會很快消失，工人與農民之間、體力勞動者與腦力勞動者之間的關系還將存在一個很長時間，但是，人與人在勞動生產中的關系更多地和集中地表現為管理者與被管理者之間的非對抗性關系。另外，由于社會主義國家里的共產黨是執政黨，全民所有制和集體所有制企業以及上層建筑各領域的管理者，絕大多數都是共產黨員和黨的干部，因此，這種管理者與被管理者的關系基本體現在黨員、黨員干部與人民群眾的關系上。正因為如此，毛澤東認為，改進勞動生產中人與人關系，關鍵在于保持黨與人民群眾的密切聯系，保證黨的干部以平等態度對待人民群眾。

　　毛澤東把改進勞動生產中人與人的關系看成是鞏固社會主義制度、促進社會主義建設的重要措施。他指出：“黨群關系好比魚水關系。如果黨群關系搞不好，社會主義制度就不可能建成;社會主義制度建成了，也不可能鞏固。”[37]他說，“所有制問題基本解決以后，最重要的問題是管理問題……這也就是人與人的關系問題。這方面是大有文章可做的”，而且“我們做了很多文章”。[38]例如，要領導者采取平等態度待人，一年、兩年整一次風;進行大協作;對企業的管理采取集中領導和群眾運動相結合，工人群眾、領導干部和技術人員三結合，干部參加勞動，工人參加管理，不斷改革不合理的規章制度，等等。他認為：“這些方面都是屬于勞動生產中人與人的關系。這種關系是改變還是不改變，對于推進還是阻礙生產力的發展，都有直接的影響。”[39]在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時，他還舉了一個例子，說干部不放下架子，不同工人打成一片，工人就往往不把工廠看成自己的，而看成干部的。干部的老爺態度使工人不愿意自覺地遵守勞動紀律。

　　為了解決勞動生產中人與人關系方面的問題，毛澤東把重點放在防止管理者，即黨的各級領導干部官僚化和利用手中權力搞腐化上。他說：“縣委以上的干部有幾十萬，國家的命運就掌握在他們手里。如果搞不好，脫離群眾，不是艱苦奮斗，那末，工人、農民、學生就有理由不贊成他們。我們一定要警惕，不要滋長官僚主義作風，不要形成一個脫離人民的貴族階層。”[40]他反復提醒廣大領導干部，要他們“以真正平等的態度對待干部和群眾。必須使人感到人們互相間的關系確實是平等的……任何人不論官有多大，在人民中間都要以一個普通勞動者的姿態出現。決不許可擺架子。一定要打掉官風。”[41]他尤其痛恨貪污腐化分子和官僚主義者，強調必須徹底破除等級森嚴、居高臨下、脫離群眾、不以平等態度待人、靠資格和權力吃飯的作風，破除上下級之間的“貓鼠關系”和“父子關系”;“毫不遲疑地開除一批喪失無產階級立場的貪污蛻化分子出黨，撤銷一批嚴重的官僚主義分子和那些居功自傲、不求上進、消極疲塌、毫不稱職的分子的領導職務(其中有些也應當開除出黨)”。[42]他把整風作為克服和糾正官僚主義、享樂主義的有效途徑，說“整風是用批評和自我批評解決黨內矛盾的一種方法，也是解決黨同人民之間的矛盾的一種方法。……要經過整風，把我們黨艱苦奮斗的傳統好好發揚起來。”[43]為了密切黨與人民群眾的關系，他特別提出要廢除阻礙領導人接觸群眾的警衛制度，說“搬蘇聯的警衛制度，害死人，限制了負責同志的活動，前呼后擁，不許參觀，不許上館子，不許上街買鞋。”“那些規章制度束縛生產力，制造浪費，制造官僚主義。”[44]

　　只要回顧我們黨在改革開放前開展的的各種整風運動就會看到，這些運動盡管不同程度地受到“左”的思想干擾，有的失之于簡單粗暴，打擊面過寬，傷人過多，但它們基本圍繞一個主題，即如何確保黨不改變無產階級先鋒隊的性質，不改變為人民服務的宗旨，不脫離廣大人民群眾。改革開放后，鄧小平一方面指出過去整風運動中“左”的錯誤，另一方面繼承、發展毛澤東關于不斷改進勞動生產中人與人關系的思想，提出擴大社會主義民主，推進社會主義政治體制改革。他說：“從黨和國家的領導制度、干部制度方面來說，主要的弊端就是官僚主義現象，權力過分集中的現象，家長制現象，干部領導職務終身制現象和形形色色的特權現象。”[45]“進行政治體制改革的目的，總的來講是消除官僚主義，發展社會主義民主，調動人民和基層單位的積極性。要通過改革，處理好法治和人治的關系，處理好黨和政府的關系。”[46]改革開放以來，我們黨一方面摒棄了過去整風運動中那些“左”的做法，另一方面繼承、發揚不斷整風、開展批評與自我批評的優良傳統，狠抓黨的自身建設，先后進行了1984年的整黨、1990年的“黨員重新登記”、1999年的“三講”教育、2003年的“保持先進性教育”、2008年的“科學發展觀教育”等活動，目前又在進行以解決形式主義、官僚主義、享樂主義和奢靡之風這“四風”為主要任務的群眾路線教育。這些活動盡管具體內容不同，但同樣圍繞一個主題，即如何保持我們黨的性質、宗旨和優良作風不變;盡管沒有也不可能一勞永逸地消除官僚主義和消極腐敗現象，但對于我們黨經受長期執政、市場經濟、對外開放和世界社會主義運動遭受嚴重挫折和進入低潮的種種考驗，始終堅持黨的無產階級先鋒隊性質和為人民服務的宗旨，密切黨與人民群眾的聯系，起到了并繼續起著重要作用;對于廣大黨員特別是黨員領導干部防止官僚主義、腐化變質，也起到了并繼續起著警鐘長鳴的作用。所有這些都充分反映，毛澤東關于在生產資料公有制建立后仍然要不斷改進勞動生產中人與人關系的思想，意義重大而深遠，需要我們深入研究，并結合新的情況加以發揚光大。

　　三

　　毛澤東對什么是社會主義、怎樣建設社會主義的探索還有一個重要貢獻，就是提出促進社會主義社會生產力的發展，必須認真解決分配領域中的問題，注重共同富裕，防止兩極分化。

　　馬克思在《哥達綱領批判》中，就分配問題提出過兩個十分重要的觀點。一是講“消費資料的任何一種分配，都不過是生產條件本身分配的結果;而生產條件的分配，則表現生產方式本身的性質。”因此，不能“把社會主義描寫為主要是圍繞著分配兜圈子”。[47]二是講共產主義社會的第一階段即社會主義時期，“是剛剛從資本主義社會中產生出來的，因此它在各方面，在經濟、道德和精神方面都還帶著它脫胎出來的那個舊社會的痕跡”。在這個社會里，消費資料分配所“通行的是商品等價物的交換中通行的同一原則，即一種形式的一定量勞動同另一種形式的同量勞動相交換。”“這種平等的權利，對不同等的勞動來說是不平等的權利”，“在這里平等的權利按照原則仍然是資產階級權利”。然而，“這些弊病，在經過長久陣痛剛剛從資本主義社會產生出來的共產主義社會第一階段，是不可避免的。權利決不能超出社會的經濟結構以及由經濟結構制約的社會的文化發展。”只有在共產主義的高級階段，在社會強制的分工已經消失，勞動不再僅僅是謀生的手段，腦力勞動、體力勞動不再對立，社會生產力和財富都得到極大增長的時候，“只有在那個時候，才能完全超出資產階級權利的狹隘眼界，社會才能在自己的旗幟上寫上：各盡所能，按需分配!”[48]對于馬克思提出的這兩個涉及社會主義根本原則的重大理論問題，毛澤東作為一個為中國人民的解放和幸福而奮斗終身的偉大的共產主義者，不可能不給予特別的關注，不進行深入的探索，不得出自己的結論。在探索中，他有過認識上的反復和失誤，但也作出過重大貢獻，留下了寶貴的經驗和教訓。

　　在對農業、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過程中，毛澤東產生過求快求純的偏向。例如，把原本打算用十幾年完成的事，用不到3年時間便完成了，導致工作過粗，留下不少后遺癥。再如，認為公有程度越高越有利生產力的發展，導致城市里的工商企業基本變成為國家辦的全民所有制和街道辦的集體所有制，農村生產合作互助組剛變為初級生產合作社不久，很快又變成取消土地、耕畜作價入股的高級生產合作社，接著又變為基本以鄉鎮為單位的政企合一的人民公社。后來雖然通過調整，將基本核算單位由公社退到相當于原來高級社的大隊，又退到相當于原來初級社的小隊，但仍不適應農村生產力發展的水平和農業生產的特點。然而，他高度重視馬克思關于消費資料分配是生產條件分配結果的思想，始終堅持不能只講消費品分配而不講生產資料分配的馬克思主義基本觀點，畢竟抓住了分配問題的核心與關鍵。由他領導的社會主義改造運動，通過“和平贖買”的方式，實現了生產資料的國有化和公有化，用較短時間建成了獨立、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不僅促進了當時國民經濟的發展，而且為改革開放后建立公有制為主體多種經濟成分共同發展、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形式并存的基本經濟制度和分配制度，以及農村統分結合的雙層經營體制，奠定了制度基礎和物質基礎。

　　在按勞分配問題上，毛澤東本來是十分清楚的。早在延安時代他就說過：“平均主義的薪給制抹殺熟練勞動與非熟練勞動之間的差別，也抹殺了勤惰之間的差別，因而降低勞動積極性”。[49]在新中國成立初期的合作化運動中，由互助組變為農業生產合作社的速度一度過快，忽略了農民特別是中農對于自己勞動成果，如耕畜、家畜入社的顧慮，許多地方發生大批賣耕畜、殺羊、砍樹等現象。他對此指出：“生產關系要適應生產力發展的要求，否則生產力就會起來暴動。”[50]他出現的認識反復，主要在生產資料的社會主義改造之后。

　　在“大躍進”高潮中，毛澤東肯定并推廣了一些地方出于興修水利原因將一鄉甚至幾鄉的高級社合并為人民公社的做法，以及出于解放婦女勞力的原因而興辦的公共大食堂，一度提出“可以搞供給制”、“吃飯不要錢”等錯誤主張。他還十分欣賞張春橋根據他的思想所寫的《破除資產階級的法權思想》一文，讓《人民日報》予以轉載。然而，當基層出現“完全的供給制”，把個人財產和私人債務統統“共了產”的情況后，他很快明確表示反對，說這種“共產”是對勞動人民勞動所得的“侵略”，指出“要把勞動力多的農戶的積極性調動出來，使他們收入多點，工資多點，不要平均主義。多勞多得是社會主義原則。”[51]在1958年底糾“左”的第一次鄭州會議上，他進一步指出：“現在有一種偏向，好像共產主義越快越好。實行共產主義是要有步驟的。”[52]“商品生產不能與資本主義混為一談”。“要大大發展商品生產。”[53]在隨后的武昌會議上他又說：“資產階級法權有一部分在社會主義時代是有用的，必須保護，使之為社會主義服務”。[54]三個月后的第二次鄭州會議上，他更加明確地提出：一些領導干部之所以在公社內部實行貧富拉平、平均分配，原因在于“他們誤認社會主義為共產主義，誤認按勞分配為按需分配，誤認集體所有制為全民所有制。他們在許多地方否認價值法則，否認等價交換”。“平均主義傾向，即是否認各個生產隊和各個個人的收入應當有所差別。而否認這種差別，就是否認按勞分配、多勞多得的社會主義原則。”[55]

　　在廬山會議打斷了糾“左”進程的情況下，毛澤東仍然肯定價值法則、商品經濟、按勞分配，不過強調的重點發生了變化。1959年年底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時他說：“反對平均主義，是正確的;反過頭了，會發生個人主義。過分懸殊也是不對的。”“社會主義社會里面的按勞分配、商品生產、價值規律等等，現在是適合于生產力發展的要求的，但是，發展下去，總有一天要不適合生產力的發展，總有一天要被生產力的發展所突破，總有一天它們要完結自己的命運。”[56]但當批判右傾機會主義的運動使原本已經十分困難的經濟形勢進一步惡化時，他又反過來批評平均主義傾向，強調要遵守按勞分配原則。他在1961年3月一次中央的會議上說：“隊與隊之間的平均主義，隊里邊人與人之間的平均主義，從開始搞農業社會主義改造，搞集體化、搞公社化以來，就沒有解決的”。“勞動力少的戶跟勞動力多的戶吃糧都一樣，他橫直有的吃，所以就不積極。而勞動力多的戶，他們想，反正吃糧都一樣，我干也是白費了，所以他也不積極了”。[57]他主張要確保“五保戶”、酌量照顧困難戶，其他統統按勞分配。他說：基本原則“叫做不勞動者不得食，各盡所能，按勞付酬”。[58]“工分拉平分配，這是破壞農民的積極性”;[59]口糧不分勞動貢獻，一律按每人每年360斤分配的辦法不行，“有了這些基本口糧，就可以不做工了。最好定一百八十斤，吃不飽就得努力。”[60]“懶漢、投機倒把的人不給基本口糧，盲流也不給?；究诩Z定多了不好，就沒有積極性了。”[61]他還同意解散“大鍋飯”性質的公共食堂，決定把公社的基本核算單位由過去上百戶數百戶的大隊降為二十戶左右的生產隊，即“三級所有，隊為基礎”。

　　到了1962年，毛澤東針對所謂的“單干風”、“黑暗風”、“翻案風”重提階級斗爭后，指導思想進一步向“左”傾斜，直至發動“文化大革命”，并再次提出“資產階級法權”問題。他說：“現在還實行八級工資制，按勞分配，貨幣交換，這些跟舊社會沒有多少差別。所不同的是所有制變更了”;還說：“我國現在實行的商品制度，工資制度也不平等，有八級工資制，等等。這只能在無產階級專政下加以限制。”[62]

　　對于毛澤東在按勞分配問題上認識反復的原因，薄一波在《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一書中曾作過中肯的分析，指出這主要是由于他不適當地沿用革命戰爭年代實行供給制的經驗，受中國文化中農民平均主義和大同思想的影響，以及誤讀馬克思的“資產階級法權”概念等等。[63]而其中第三條，可以說是所有原因中最為重要的原因。從他多次把“資產階級法權”說成“資產階級的法權制度”，“資產階級法權”分為一部分要破除、一部分要保護，[64]等等表示，可以看出他對這個概念的內涵沒有能準確把握，是把不同性質的問題混淆了，與馬克思原意顯然有差距。另外，他過分強調“資產階級法權”概念中的“不平等”一面，認為這是資本主義復辟的溫床，要“在無產階級專政下加以限制”，這就把要到社會主義的高級階段或共產主義社會才做的事，提前拿到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來做了。正是由于他的這個認識偏差，導致改革開放前分配領域很長時間向平均主義傾斜，客觀上束縛了生產力的發展。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后，我們黨對于過去在“資產階級權利”問題上的誤讀，從理論和實踐兩方面都給予了糾正。鄧小平最先提出讓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區先富起來的大政策，指出：“過去搞平均主義，吃‘大鍋飯’，實際上是共同落后，共同貧窮，我們就是吃了這個虧。改革首先要打破平均主義，打破‘大鍋飯’”。[65]在隨后進行的經濟體制改革中，農村集體經濟實行了聯產承包責任制，城市國有企業、集體企業實行了各種有利于提高生產效率的獎勵制度、承包制度，并允許和鼓勵個體經濟、私營經濟的發展，允許和鼓勵資本、技術、管理等生產要素參與分配。實踐說明，這些政策和制度完全適合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生產力水平，有利于“讓一切勞動、知識、技術、管理和資本的活力競相迸發，讓一切創造社會財富的源泉充分涌流。”(黨的十六大報告語)但與此同時，城鄉之間、地區之間、不同行業和社會階層之間，也出現了收入差距擴大的趨勢。

　　只要實事求是地分析就會看到，盡管毛澤東關于按勞分配和“資產階級法權”問題的思考存在偏差，今天多種分配方式并存情況下的貧富懸殊也主要不來源于按勞分配，但他高度重視馬克思關于“資產階級權利”的思想，反復強調社會主義社會實行的等價交換原則仍然存在形式平等而事實不平等的問題，要求在分配問題上兼顧國家利益、集體利益和個人利益，指出實行按勞分配時一定要注重共同富裕，卻是很值得我們認真思考、深入研究的。早在新中國成立之初，他就說過我們國家雖然又不富又不強，但實行社會主義制度，可以一年一年走向更富更強。“這個富，是共同的富，這個強，是共同的強”。“這種共同富裕，是有把握的”。[66]在關于農業互助合作的談話中他又說：“資本主義道路，也可增產，但時間要長，而且是痛苦的道路。”[67]這里所說的“痛苦”，我理解就是指搞私有化必然導致兩極分化，造成勞動人民的普遍貧困和社會動蕩。他曾就分配領域中的問題說：“我們的提法是既反對平均主義，也反對過分懸殊。”[68]他認為如果只講按勞分配而不講共產主義因素，人們由于先天條件、家庭負擔方面的差別，收入差距難免逐漸拉大，久而久之勢必兩極分化。20世紀50年代初的土改完成，他要求后迅速推進農業合作化是出于這個考慮;20世紀60年代初面對經濟困難，他堅決反對分田單干(即今天所說的包產到戶)同樣是出于這個考慮。他總擔心過分強調等價交換、按勞分配，管理者和腦力勞動者相對于體力勞動者具有的事實上的優勢，會形成一個“脫離人民的貴族階層”，[69]最終導致資本主義制度復辟。他一度提出取消薪金制、恢復供給制，批評蘇聯“勞力與勞心是分離的，教育與生產是分離的”，[70]是出于這個考慮;晚年提出要“限制資產階級法權”，同樣是出于這個考慮。他的這些思考存在理論上的誤區和脫離實際的一面，但也深刻揭示了社會主義社會在分配領域實行等價交換原則可能帶來的問題，有助于我們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防范貧富懸殊和兩極分化。

　　鄧小平早在改革開放初期就一再強調：“一個公有制占主體，一個共同富裕，這是我們所必須堅持的社會主義的根本原則”。[71]他說，讓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區先富起來是“加速發展、達到共同富裕的捷徑”，[72]對一部分先富裕起來的個人和地區要“有一些限制，例如，征收所得稅”[73]，“先富起來的地區多交點利稅”。[74]他把“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最終達到共同富裕”納入對社會主義本質的概括，指出：“社會主義的特點不是窮，而是富，但這種富是人民共同富裕。”[75]他反復提醒大家，改革不能搞兩極分化。他在晚年進一步指出：“中國搞資本主義行不通，只有搞社會主義，實現共同富裕，社會才能穩定，才能發展。”[76]“中國發展到一定的程度后，一定要考慮分配問題。……如果僅僅是少數人富有，那就會落到資本主義去了。”[77]“十二億人口怎樣實現富裕，富裕起來以后財富怎樣分配，這都是大問題。……解決這個問題比解決發展起來的問題還困難。”“我們講要防止兩極分化，實際上兩極分化自然出現。”“分配不公，會導致兩極分化，到一定時候問題就會出來。”[78]只要把鄧小平的這些論述與毛澤東的思考加以比較便不難看出，他們的主張雖然在對待生產資料所有制中的公私比重，以及實現共同富裕的路徑問題上有差別，但在社會主義必須堅持生產資料公有制、必須堅持共同富裕這這一點上，則是完全一致的。

　　在社會主義社會尤其是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如何處理好消費資料的分配，本來就是一個十分復雜而敏感的問題。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有了非公有制經濟和非勞動所得，處理這個問題變得更加復雜、更加敏感。近些年，黨中央關于效率與公平、先富與共富、資本與勞動相互關系的提法在不斷變化，相關政策也在不斷調整。1993年黨的十四屆三中全會提出“效率優先、兼顧公平”的口號，1997年黨的十五大強調“允許和鼓勵資本、技術等生產要素參與收益分配”。進入21世紀后，城鄉差別迅速擴大到3.1:1，基尼系數也達到0.4以上。在這個背景下，黨的十六大一方面堅持“效率優先、兼顧公平”的提法，另一方面提出“初次分配注重效率”，“再分配注重公平”，強調要“以共同富裕為目標，擴大中等收入者比重，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水平”。2007年，城鄉差別進一步擴大到3.3:1，基尼系數從各種統計方法看都超過了0.45這個國際通行的警戒線。于是，黨的十七大報告突出了“共同富裕的道路”，把它放進科學發展觀的四個基本觀點中;并且不再提“效率優先、兼顧公平”的口號，明確指出：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處理好效率和公平的關系，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要求逐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國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和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逐步扭轉收入差距擴大趨勢。2012年，黨的十八大報告進一步提高了“共同富裕”的地位，把“逐步實現全體人民共同富裕”寫入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定義;在部署分配制度改革時，除重申黨的十七大提出的提高“兩個比重”外，又提出了實現居民收入增長和經濟發展同步、勞動報酬增長和勞動生產率提高同步。這個過程說明，我們黨自改革開放后，一直試圖找到效率與公平、先富與共富、資本與勞動相互關系的最佳平衡點。

　　實踐反復告訴我們，搞純而又純的公有制和共同貧窮不是社會主義，但削弱公有制的主體地位、搞貧富懸殊同樣不是社會主義，搞私有化和兩極分化更不可能是社會主義。回顧毛澤東當年關于社會主義社會如何防止貧富懸殊、兩極分化的探索和思考，總結其中的經驗和教訓，對于我們今天貫徹落實好黨的十八大精神，切實處理好效率與公平、先富與共富、資本與勞動的關系，堅持公有制為主體多種經濟成分共同發展、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并存的基本經濟制度和分配制度，堅定不移走共同富裕的道路，無疑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列寧說過：“判斷歷史的功績，不是根據歷史活動家沒有提供現代所要求的東西，而是根據他們比他們的前輩提供了新的東西。”[79]毛澤東的貢獻就在于，他指出了前人沒有指出的社會主義所有制基本建立后，促進生產力發展的一些重要方法;而正是在這些方法上體現著對科學社會主義的一些重大理論貢獻。他的這些貢獻有時雖然同錯誤連在一起，有的還受到歷史條件的局限，但其中的正確認識是合乎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的，也是經得住實踐檢驗的。我們在實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形勢下，應當結合新的實際，對這些思想加以認真梳理，去除附著在上面的某些錯誤，分析受到歷史局限的某些內容，汲取其中的精髓，使它們在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事業中發揮積極作用。我認為，這是對他誕辰120周年最好的紀念。

　　1962年，毛澤東在“七千人大會”上指出：“對于建設社會主義的規律的認識，必須有一個過程。必須從實踐出發，從沒有經驗到有經驗，從有較少的經驗，到有較多的經驗，從建設社會主義這個未被認識的必然王國，到逐步地克服盲目性、認識客觀規律、從而獲得自由，在認識上出現一個飛躍，到達自由王國。”[80]江澤民同志在黨的十五大報告指出歷史新時期是逐漸搞清楚什么是社會主義、怎樣建設社會主義這個根本問題的進程時，也說過這個進程“還將在今后的實踐中繼續下去。”[81]在中國共產黨成立90周年慶祝大會上，胡錦濤同志又指出：毛澤東思想不僅系統回答了在一個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東方大國如何實現新民主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的問題，而且“對建設什么樣的社會主義、怎樣建設社會主義進行了艱辛探索，以創造性的內容為馬克思主義寶庫增添了新的財富。”[82]黨的十八大之后，習近平總書記進一步指出：改革開放前后兩個歷史時期“本質上都是我們黨領導人民進行社會主義建設的實踐探索”。“兩者決不是彼此割裂的，更不是根本對立的。不能用改革開放后的歷史時期否定改革開放前的歷史時期，也不能用改革開放前的歷史時期否定改革開放后的歷史時期。”[83]這就告訴我們，搞清楚什么是社會主義、怎樣建設社會主義，是一個不斷探索、不斷認識、不斷總結的過程;今天我們不僅需要總結改革開放35年來的探索歷程，也需要把改革開放前后兩個歷史時期的探索貫通起來總結。只要我們在總結中既不固步自封也不妄自菲薄，既勇于修正錯誤也勇于堅持真理，就一定會在什么是社會主義、怎樣建設社會主義的問題上，由必然王國向自由王國再大大邁進一步。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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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鄧小平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論述專題摘編》，中央文獻出版社1995年版，第30—31頁。

　　[22]《毛澤東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49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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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列寧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407、408頁。

　　[25]《毛澤東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3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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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毛澤東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50頁。

　　[28]《毛澤東傳(1949-1976)》(下)，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年版，第1326頁。

　　[29]《毛澤東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90頁。

　　[30]《毛澤東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20頁。

　　[31]《鄧小平文選》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67、368頁。

　　[32]《鄧小平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06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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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601頁。

　　[35]《毛澤東傳(1949-1976)》(上)，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年版，第833頁。

　　[36]《毛澤東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35—136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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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毛澤東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34、135頁。

　　[39]《毛澤東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35頁。

　　[40]《毛澤東著作專題摘編》(下)，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年版，第2155頁。

　　[41]《毛澤東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54—355頁。

　　[42]《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3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89年版，第76—77頁。

　　[43]《毛澤東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84頁。

　　[44]《毛澤東傳(1949-1976)》(上)，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年版，第790—791頁。

　　[45]《鄧小平文選》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27頁。

　　[46]《鄧小平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77頁。

　　[47]《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365、366頁。

　　[48]《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363、364、365頁。

　　[49]《毛澤東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64頁。

　　[50]《毛澤東傳(1949-1976)》(上)，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年版，第370頁。

　　[51]《毛澤東傳(1949-1976)》(下)，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年版，第886-887頁。

　　[52]《毛澤東傳(1949-1976)》(下)，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年版，第894頁。

　　[53]《毛澤東傳(1949-1976)》(下)，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年版，第898頁。

　　[54]《毛澤東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49頁。

　　[55]《毛澤東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0、11頁。

　　[56]《毛澤東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30、137頁。

　　[57]《毛澤東傳(1949-1976)》(下)，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年版，第1142頁。

　　[58]《毛澤東傳(1949-1976)》(下)，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年版，第1124頁。

　　[59]《毛澤東傳(1949-1976)》(下)，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年版，第1155頁。

　　[60]《毛澤東傳(1949-1949-1976)》(下)，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年版，第1178頁。

　　[61]《毛澤東傳(1949-1949-1976)》(下)，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年版，第1178頁。

　　[62]《毛澤東傳(1949-1976)》(下)，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年版，第1714頁。

　　[63]參見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下)，中共黨史出版社2008年版，第538—545頁。

　　[64]《毛澤東傳(1949-1976)》(下)，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年版，第904頁。

　　[65]《鄧小平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55頁。

　　[66]《毛澤東傳(1949-1976)》(上)，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年版，第445頁。

　　[67]《毛澤東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99頁。

　　[68]《毛澤東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30頁。

　　[69]《毛澤東著作專題摘編》(下)，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年版，第2155頁。

　　[70]《毛澤東傳(1949-1976)》(下)，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年版，第833頁。

　　[71]《鄧小平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11頁。

　　[72]《鄧小平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66頁。

　　[73]《鄧小平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11頁。

　　[74]《鄧小平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4頁。

　　[75]《鄧小平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65頁。

　　[76]《鄧小平年譜(1975—1997)》(下)，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年版，第1312頁。

　　[77]《鄧小平年譜(1975—1997)》(下)，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年版，第1356頁。

　　[78]《鄧小平年譜(1975—1997)》(下)，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年版，第1364頁。

　　[79]《列寧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54頁。

　　[80]《毛澤東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98頁。

　　[81]《十五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上，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1頁。

　　[82]《十七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下)，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436頁。

　　[83]《人民日報》2013年1月6日第一版。

　　(作者系中國社會科學院原副院長，研究員)

　　(來源: 《馬克思主義研究》2013年第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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