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遵義沉思

　　八十年前的遵義會議，無疑對中國共產黨和中國近代史的演變走向，具有重大影響，它改寫了一個民族的命運。沒有這次會議的成功轉變，蔣介石40萬大軍合圍剿滅殘余的3萬紅軍已是甕中捉鱉，幾乎十拿九穩。蔣介石如果完成了剿共大業，我們或許就看不到中國的民族獨立和人民解放了，當然，今天的很多身居高位手握重權的“紅幾代”或許連出生的機會都沒有。是“集體智慧”排擠掉毛澤東后的最高“三人團”走投無路了，才不得不同意毛澤東出來死馬當活馬醫，挽救紅軍。

　　果然，毛澤東指揮的紅軍開始出現變化，雖然第一仗土城之戰，由于情報不準，效果欠佳，紅軍對川軍郭勛祺旅、潘佐旅發起猛攻，后未料到川軍后續部隊有4個旅迅速增援，雙方形成對峙局面，戰斗沒有取得預期的效果，但是毛澤東發現敵情變化，果斷命令撤出戰斗，1月29日西渡赤水，進入四川，準備北渡長江，張國燾卻拒不執行中央南下接應的命令，紅軍在四川境內北渡長江困難重重。毛澤東就醞釀是否吸引敵軍到四川，紅軍轉道云南境內渡江北上。蔣介石也變化部署，再調重兵至川滇邊境，毛澤東鑒于敵軍主力已大部被紅軍吸引到川滇邊境，黔北兵力空虛的情況，決定紅軍出敵不意的回師東進，折回貴州。2月18日在太平渡、二郎灘第二次渡過赤水河，占領桐梓、婁山關、遵義城。歷時五天，擊潰和殲滅敵2個師又8個團，俘敵3000余，取得中央紅軍長征以來的一次最大的勝利，極大地鼓舞了士氣。為了調滇軍入川給紅軍進入云南北渡金沙江創造條件，3月16、17日從茅臺鎮三渡赤水河迷惑蔣介石。中央紅軍進入川南，再次擺出北渡長江的態勢。蔣介石不得不調動國民黨軍主力集中到川南，企圖再次對紅軍形成合圍，聚殲紅軍于長江南岸地區。完成戰略佯動后，毛澤東命令中央紅軍于3月20日～22日秘密、迅速地從太平渡、二郎灘、九溪口第四次渡過赤水河。鉆過鴨溪至白臘坎不足15華里國民黨軍封鎖線縫隙，轉移去黔西縣沙土鎮后山鄉。從后山的梯子巖、江口、大塘河3個渡口全部渡過烏江，進入息烽地域，跳出蔣介石精心設置的“絕境”。成功把幾十萬追兵甩在北岸，兵峰直逼貴陽。這時，正在貴陽督戰的蔣介石嚇得魂飛魄散，一面令守城部隊死守飛機場，并準備轎子馬匹，隨時準備逃跑。一面嚴令云南軍閥孫渡火速“救駕”。就在滇軍部隊東調急援貴陽之際，紅軍卻繞過貴陽，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向西直插云南。期待已久的渡江北上時機終于到了!紅軍一部進抵距昆明，沿途張貼標語虛張聲勢，造成了進逼昆明之勢。紅軍主力趁機掉頭向北日夜兼程以日行百里的速度直驅金沙江，寫下了軍事史上的神來之筆。

　　蔣介石也從紅軍一下子變得出神入化而意識到紅軍的指揮首腦發生了變化，老蔣無奈地看著“煮熟的鴨子飛了”。從此紅軍又開始壯大，55年授銜的元帥將軍得以施展才能的平臺。

　　從這個角度看，毛澤東是今天當權集團父母的再生父母!毫不為過。

　　我們知道毛澤東指揮紅軍，紅軍就打勝仗，就能幾萬人戰勝十幾萬，甚至幾十萬，就能以少勝多，以弱勝強，它的根本原因是什么，它的勝利法寶是什么?是毛澤東軍事思想!毛澤東掌握著真理，用毛澤東的軍事思想指導戰爭就能贏得勝利。那么，毛澤東的軍事思想的核心是什么呢?

　　二、以多勝少，以強勝弱

　　以多勝少，以強勝弱。

　　沒有搞錯吧?毛澤東指揮的紅軍一只是處于弱勢，上井岡山時幾百人，要應對近萬敵人的追殺，到第一、二、三次反圍剿時，也只有三四萬紅軍要對陣10萬、20萬、30萬敵軍的圍剿，遵義會議后，毛澤東重新統帥紅軍，也是3萬疲憊紅軍過招蔣介石40多萬裝備精良訓練有素的嫡系正規軍，何時占據過多數?何時擁有過強勢?

　　是的，在總數上，在戰略上，從1927年秋收起義至1947年戰略反攻共產黨的軍隊是少數和弱勢，蔣介石一直處于多數和強勢。但是，在戰役與戰術上就不一定了。

　　我們從戰爭的目的來感受一下毛澤東主席的軍事藝術。

　　戰爭的目的在于消滅戰爭。戰爭是政治斗爭最激烈的表現形式，對抗雙方是生與死的較量，它的緩沖回旋余地較小，只有投降背叛改變政治立場，才能換來茍活。因此，毛澤東指出：戰爭的目的，不是別的，就是“保存自己，消滅敵人”。

　　保存自己是消滅敵人的前提，消滅敵人是保存自己的保證。

　　保存自己與消滅敵人是既對立又統一的軍事思想，是戰爭指導的根本法則，

　　是敵我雙方在戰爭過程中直接追求的基本目標。

　　是實行作戰指導的基本出發點。

　　是檢驗作戰效果的根本標準。

　　這里所說的消滅敵人，主要是指解除敵人的武裝，剝奪敵人的抵抗能力，并不是指完全消滅敵人的肉體。保存自己，就是指包括個人自身在內的民族、國家、階級及戰斗整體，不被對方解除武裝和剝奪戰斗力。

　　這個道理看來很簡單，但是在戰爭過程中真正懂得它，實現它卻并不容易。

　　不懂得它的指揮者，在開始制定戰略的時候就犯錯，導致的結果必然是失敗。蔣介石的“4.12大屠殺”讓共產黨付出了慘痛的代價，毛澤東總結了過去只注意抓筆桿子，沒有去抓槍桿子，而處于政治斗爭的弱勢，由而提出了：槍桿子里面出政權的真理。

　　中央也接受毛澤東的主張。開始重視武裝斗爭。然而，在武裝斗爭的進攻方向選取上，中央最高層只看到了俄國十月革命一聲炮響，攻打冬宮，中心開花，一夜之間革命就勝利了，很爽!于是就依葫蘆畫瓢：武裝暴動，奪取大城市。

　　至于中國是什么具體情況，那些吃洋面包的理論家既不知道，也沒有興趣知道，他們感興趣的只是下命令。組織武裝力量哪怕是只有百十個人，也命令他們去攻占大城市，完全不考慮可不可能實現。這個戰略上的錯誤不知犧牲了多少英勇的同志。它等同于拿寶貴的革命力量去做毫無意義的犧牲。

　　那么，中心開花，一夜之間取得革命勝利這種戰略是否不可能呢?也不是，這要有條件，俄國十月革命能一夜勝利，那是他們創造條件把統治集團臨時政府的窩一鍋端了。真正實現了中心開花。一次解決了反動勢力的指揮中心。其他小啰啰就樹倒猢猻散了。

　　在中國，如果王明等“大領導”你能在蔣介石的行宮中心開花，當然也可以確定這個戰略方向。問題是你王明指揮的武裝力量距離蔣介石十萬八千里，連他邊都攏不到，你攻打的大城市沒有一個是能摧毀反動勢力指揮中心的，你吹什么中心開花呢?做什么占領大城市的美夢，先不說你有不有能力攻下大城市，就算你占領了某座大城市，蔣介石還唯恐你不守著這座城市，只要你們呆在城市里，他就可以很順利地調動幾十萬甚至上百萬軍隊鐵桶合圍，然后一個不剩地剿滅干凈，一勞永逸。

　　可見，中央最高層的教條和膚淺，注定他們只能是智者的陪襯。

　　只有毛澤東不機械地執行命令，1927年9月9日秋收起義的起義軍不過五千余人，未到長沙就只剩1500人，顯然已不可能攻占長沙，毛澤東當機立斷改變了攻打長沙的計劃，通知起義各部隊到瀏陽縣文家市集結。召開前敵委員會會議。根據敵強我弱的形勢，決定保存實力，向敵人統治力量薄弱的農村中去堅持武裝斗爭，發展革命力量。

　　起義部隊9月29日到達永新縣三灣村時，已不足千人，在這里毛澤東進行了著名的“三灣改編”，把支部建在連上，確立的“黨指揮槍” 、“官兵平等”的方略，從政治上組織上保證了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奠定了政治建軍的基礎。之后向井岡山進軍。開創了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第一個農村革命根據地。毛澤東非常清醒，在權衡力量不夠，無法消滅敵人時，保存自己是主要任務。

　　毛澤東把紅軍的生存擺在首位，只有紅軍生存下來，才能發展壯大，才能消滅敵人。

　　在井岡山的斗爭實踐中，朱孔陽的綠林武裝在井岡山對付官軍的辦法很有啟發，朱孔陽利用熟悉地形環境等有利條件，機動靈活地在莽莽群山中與官軍周旋，使官軍疲于奔命，對他卻奈何不得。這位綠林好漢有一句對付圍剿的名言：“不需能打仗，只要會打圈。”樸素的道理說的簡明而深刻。

　　只要會打圈，避其鋒芒不與他交火，就可以生存下來，這是防御，當然這是消極的防御。毛澤東卻把消極的防御和積極的進攻結合起來，指出：“我們工農革命軍既要會打圈，又要會打仗。打圈是為了避實擊虛，殲滅敵人，使根據地不斷鞏固擴大。”“總之，打得贏就打，打不贏就走，賺錢就來，蝕本不干，這就是我們的戰術原則。”

　　當敵人大軍壓境時，紅軍主動撤退避其鋒芒;敵人安營休息時，紅軍小股交火造勢驚擾;敵人疲憊不堪時，紅軍出其不意猛攻狠打;敵人沮喪退卻時，紅軍乘勢追擊擴大戰果。由此“敵進我退，敵駐我擾，敵疲我打，敵退我追”，這一游擊戰爭的“十六字訣”給紅軍的發展和壯大確定了戰術保證。游擊戰使弱小的紅軍靈活機動，收放自如，進攻時似從天而降，撤退時像入地無蹤。

　　紅軍保存了自己的力量后，如何消滅敵人呢?毛澤東是有講究，有標準的，而且標準較高，與敵軍陣地交火，激烈戰斗之后把敵人打跑了，算不算勝利呢?大家都認為應該是“我們贏了”，但是按毛澤東的標準這不是勝仗，算敗仗!因為紅軍根據地在偏遠山區農村，沒有軍事工業和其他軍事物資做來源補充，經過對峙的陣地戰把敵人打跑了，戰斗雖然贏了，但彈藥消耗了不少，沒有得到繳獲補充，還是“蝕本”的。這違背了“打得贏就打，打不贏就走，賺錢就來，蝕本不干”的戰術原則。所以，在毛澤東的標準中，這樣的擊潰戰不能算勝仗，應該劃為敗仗一類。

　　毛澤東幽默地告訴紅軍戰士，我們的軍事工業在倫敦和漢陽的兵工廠，并且經過蔣介石的運輸隊送來。是啊，既然敵人送來了，紅軍就要把這些軍事物資留下。敵人三個人送來的物資，紅軍安排三個人接待敵人可能未必有把握把他們留下，這或許要八九個人這樣絕對的優勢，才能穩穩當當地留下物資，可見集中兵力形成優勢是多么重要。因此，每次蔣介石出動幾倍甚至十倍大軍來圍剿紅軍時，毛澤東在戰略上雖然藐視敵人的，但在戰役戰術上，卻很重視對手。在戰略總數上沒有優勢，就在戰役局部上集中優勢。

　　紅軍被敵人逼迫到被動地位是常有的事，重要的是要迅速地恢復主動地位。主動地位不是空想的，而是具體的，物質的。其中最重要的，是保存并集結規模最大并富有活力的軍隊。就是攥緊紅軍的拳頭。

　　十幾萬的敵人來了，三萬多紅軍當然不占優勢，顯然，硬打是要吃虧的，怎么辦?簡單，“打得贏就打，打不贏就走”。走，撤退，進入戰略防御。怎么走，往哪里退?這就由不得敵人，這要按照紅軍的意圖，朝有利于紅軍的地形走，走到對紅軍有利的地區，正如蔣介石的“圍剿”西路軍總司令陳銘樞所說的“國軍處處黑暗，紅軍處處明亮”。紅軍由被動變主動，調動敵人，運動起來。敵軍的感受是：“肥的拖瘦，瘦的拖死”。

　　在運動中使敵人疲憊沮喪士氣低落，

　　在運動中使敵人戰線拉長顧此失彼，

　　在運動中使敵人聯系中斷孤立無援，

　　在運動中把敵人引入紅軍重兵部署的伏擊圈。

　　這樣紅軍就在戰役或戰斗上，把弱勢改變為強勢。

　　毛澤東通過運動，運動中集中自己，運動中調動敵人，創造出紅軍以強勝弱，以多勝少的戰役優勢后，紅軍便由戰略防御轉入戰略進攻，由運動戰轉入殲滅戰，對進入伏擊圈的敵人，進行出其不意的猛攻，快速全殲敵軍，繳獲全部武器輜重，補充紅軍。完成一個戰役勝利。

　　紅軍從弱勢戰略防御中取得的勝利，基本上都是通過集中兵力各個擊破取得的，積小勝變大勝。

　　在毛澤東的軍事思想指導下，1930年11月第一次反圍剿，“進剿”軍雖有十萬之眾，四萬紅軍運動中集中兵力，一戰吃掉了張輝瓚師的主力，兩個旅和一個師部，連師長在內九千人全部被俘。嚇得譚道源師向東韶逃跑。紅軍又追擊譚師消滅它一半。五天內打兩仗(1930年12月30日至1931年1月3日)，于是各路敵軍都怕當張輝瓚第二，紛紛撤退，第一次反“圍剿”勝利。

　　1931年4月第二次反“圍剿”時敵軍二十萬人，紅軍3萬多，毛澤東集中兵力，運動中尋找弱敵王金鈺、公秉藩(共11個團)打第一仗。全勝后，接著打郭華宗師、打孫連仲部、打朱紹良等。十五天中(1931年5月16日至31日)，轉戰七百里，打5個勝仗，繳槍二萬多枝，取得了第二次反“圍剿”的勝利。

　　可見毛澤東在軍事上總能觀瀾全局，面對強敵毫無畏懼沉著應對，戰略上是以一當十藐視敵人，戰術上卻以十當一重視對手，集中優勢兵力，運動中尋找機會，不打擊潰，力求全殲，形象地告訴我們：“傷其十指，不如斷其一指!”形成優勢后，轉入反攻戰略，以多勝少，以強打弱，迅速殲滅敵人，成建制地注銷敵軍的番號。

　　毛澤東藝術地將敵軍對紅軍的一個大“圍剿”，改為紅軍對敵軍的許多各別的小圍剿。

　　將敵軍對紅軍的戰略上的分進合擊，改為紅軍對敵軍的戰役上的分進合擊。

　　將敵軍對紅軍的戰略上的優勢，改為紅軍對敵軍的戰役上的優勢。

　　使戰略上處于強者地位的敵軍，在戰役上處于弱者的地位。同時，將紅軍戰略上的弱者地位，改變為戰役上的強者的地位。

　　形成“圍剿”中的圍剿，封鎖中的封鎖，防御中的進攻，劣勢中的優勢，弱者中的強者，不利中的有利，被動中的主動。

　　這就是毛澤東不斷地創造“以少勝多，以弱勝強”軍事奇跡的奧秘!他一直都在用“以多勝少，以強勝弱”繪制著“以少勝多，以弱勝強”的壯麗畫卷!

　　三、軍事較量的形式

　　軍事斗爭的方法是武裝手段，目的是控制政權，形式是圍剿與反圍剿。

　　政權的更替或奪取一般有兩個途徑。

　　一個是在統治集團的內部分化瓦解對手，制定計劃實施擒王行動，中心開花，通過內部極小范圍的精準手術，直接解決政治對手的最高指揮中心，變更最高領導人，改變政治主張。堡壘從內部往往比較容易攻破。這個代價小，社會震蕩小，多以政變或偷襲的方式得手，是非常有效的智取之法。

　　另一個是從政權體制外部獨立出政治軍事力量，經受政權機器持續的軍事圍剿，仍能生存壯大，通過長期發展，政治軍事實力足夠強大后，從外部直接摧毀舊政權，成立新政府，實施新的政治主張。這個代價巨大，社會震蕩驚人， 多要經過長期殘酷的斗爭方能實現， 是非常宏偉的強奪之策。

　　這兩個各不相同的途徑都需要不同的具體條件。第一種方式需要在統治集團高層有資源，有人脈，有干將等，統治集團內部政治分化的環境，對手蹤跡變化的準確信息和針對對手周密隱蔽的行動計劃。

　　第二種方式則需要政權機器部分地喪失對國家的控制能力，大批底層民眾進入生死掙扎線，地方政權相互混戰動蕩的亂世環境，符合底層民眾愿望的政治綱領，久經考驗的骨干團隊和雄才睿智的政治領袖。

　　如果不具備客觀條件，脫離了具體情況，閉門造車盲目空想都是不可能成功的。

　　中國共產黨的武裝斗爭初期最高領導者王明博古之流的錯誤就在于，脫離實際的教條。明明是遠離統治集團內部的外圍武裝暴動，卻天天盤算著中心開花，臆想著一夜成功的黃粱美夢。

　　毛澤東正是清楚地看到了，從蔣介石內部實行斬首的擒王行動不具備條件，而紅軍攻打大城市也還沒有這個實力。客觀情況迫使紅軍首先需要立足生存，因而，毛澤東明智地帶領紅軍到敵人薄弱的農村去建立根據地，武裝割據發展壯大。

　　一支人民的軍隊，在反人民的反動政權中，當然是刺眼的。拔掉紅軍這個眼中釘是蔣介石整天琢磨的大事，于是反動軍隊對紅軍的“圍剿”就成為一種常態。

　　重兵壓境的封鎖和“圍剿”，確是給迷霧中的紅軍將士帶來過疑問，林彪：“紅旗究竟能打多久?”的迷茫，得到的是毛澤東自信的回答：星星之火可以燎原!這就是戰術家和戰略家的差距。

　　毛澤東把武裝斗爭、土地革命、建立政權結合起來，使之建成支持長期革命戰爭的戰略基地。果然在游擊戰，運動戰，殲滅戰的戰爭詩篇中，紅軍不斷發展壯大，星星之火已有燎原之勢。隨著革命戰爭、人民武裝和根據地的發展，逐步造成農村包圍城市的戰略態勢，最后奪取全國勝利。中國革命“農村包圍城市，最后奪取全國勝利”的正確道路展現在了共產黨的眼前。

　　由于毛澤東領導的共產黨革命武裝是不依附于國民黨的獨立軍事武裝，從創建之日起，就必然受到反動勢力的敵視和仇視，任何一個紅軍或游擊隊的周圍，任何一個革命根據地的周圍，經常遇到敵人的“圍剿”。敵人總是盯著紅軍，“圍剿”紅軍。紅軍則不斷地反“圍剿”。這種內戰形式一直延續到1937年，

　　第二次國共合作，為了民族的存亡，共產黨與國民黨結成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戰爭的對手換為日本侵略者，新的“圍剿”與反“圍剿”再度演繹。日軍對八路軍的“圍剿”，與八路軍的反“圍剿” 的戰爭形式持續八年。

　　抗戰勝利，《雙十協定》還沒有簽字幾天，蔣介石又開始全面“圍剿”解放軍，解放軍的反“圍剿”再寫新篇，

　　至1947年，蔣介石通過20年的努力，終于“剿”出了一只總兵力超過國軍的共軍。從此解放軍的戰略地位發生改變，轉入戰略反攻階段，蔣介石的國軍開始成為解放軍的圍剿對象。

　　解放軍開始圍剿國軍，效率就高多了，2年就把蔣介石剿到了臺灣。建立了新中國!中國人民從此站起來了!

　　“圍剿”與反“圍剿”伴隨革命武裝的成長壯大，是革命戰爭的主要形式。

　　四、辯證唯物主義的真理

　　軍事斗爭中，敵我雙方的較量勝負變數多，戰斗精神常能發揮巨大作用，如戰斗動員中鼓勵戰士的：狹路相逢勇者勝!“勇敢”的精神力量有時看起來超越武器。特別是毛澤東思想武裝的人民軍隊，戰士們的偉大精神折服了不少學者。

　　馬克思的辯證唯物主義認為：物質是第一性的，意識是第二性的，意識是高度發展的物質——人腦的機能，是客觀物質世界在人腦中的反映。事物都是一分為二的，是辯證的。事物矛盾雙方既斗爭又統一，促使事物不斷地由低級向高級發展。因此，事物的矛盾規律，即對立統一的規律，是物質世界運動、變化和發展的最根本的規律。

　　在軍事戰爭中，我們肯定物質的作用，同時也肯定精神意識的作用，肯定意識對物質的反作用。提倡軍人要有敢于犧牲，勇敢戰斗，所向無敵的精神。不能否認這種精神在軍事較量中發揮了巨大的作用。也創造了不少的奇跡。

　　精神的神奇作用，讓一些學術愛好者以為掌握了新真理。他們對馬克思辯證唯物主義關于物質世界運動本質闡述的正確性提出了質疑，列數了很多精神力量改變事物發展的例證，抗美援朝志愿軍的勝利，就不容置疑地佐證了精神的巨大力量。中國人民志愿軍從武器裝備到后勤保障，從工業體系到綜合國力，從兵器火力到軍種協同，都遠不及剛打贏第二次世界大戰，滅了德國日本的頭號軍事工業科技霸主美國，更何況對手是美國為首的整個西方集團16國聯軍，不僅有世界上最強大的陸軍，海軍，空軍，還有原子彈。論物質相差好幾個等級。

　　但是只有步槍山炮的志愿軍，硬是把擁有飛機大炮坦克軍艦外加核武器的16國聯軍，從鴨綠江邊趕到了三八線以南。抗美援朝戰爭的勝利，當然是志愿軍偉大精神創造的軍事奇跡。

　　由此，有學術愛好者，從唯物論和唯心論的角度來重新認識世界，對辯證唯物主義的物質是第一性的，意識是第二性的一元論提出異議，認為抗美援朝的勝利就是精神的勝利，是唯心論的勝利。據此提出唯心論或二元論。這顯然具有從根本上動搖或否定馬克思主義的傾向。也是從哲學上否定毛澤東思想唯物辯證法的暗招，因此有必要厘清這個哲學問題。

　　精神的巨大作用究竟是通過什么，從哪里釋放出神奇的力量?

　　一個一米八幾的大漢同一個一米五幾的小個子打架，大漢在體格力量上有物質優勢是不容置疑的，但不一定在雙方打斗時他就能贏，有時我們可能會看到這個小個子追著大漢滿大街逃跑。什么原因呢?小個子勇敢，不要命。我們知道，在生活中，兩個人打架，是膽小的怕膽大的，膽大的怕不要命的。膽小的精神氣勢上不及膽大的，膽大的精神氣勢上不及不要命的。勝負好像是精神決定了。其實不然。

　　膽小的為什么會怕膽大的呢?是膽小的在打架的物質投入上有顧忌，手上腳上破點皮，流點血他可以接受，但如果攻擊可能出現斷手斷腳的代價，他就無法承受了，因而膽小者投入戰斗的物資只是整個身體物資的較少部分。當對手攻擊兇猛，可能傷殘他的手腳時，他就奉陪不起了，就會選擇逃遁或認輸。

　　而膽大者在打架時傷手殘腳也不在乎，在打架物質的投入上就要慷慨的多了，手腳都可以計入戰斗成本，戰斗物質大大地超過了膽小者。具備了贏得勝利的物質優勢。然而，這些能把身體大部分本錢投入戰斗的膽大者，遇上了不要命的對手，他就沒有優勢了。

　　對方不僅打架中可以斷手斷腳毫不猶豫，甚至格斗殘酷到傷肝傷腎，斷頭丟命都在所不惜，可見，亡命之徒在搏斗的物質投入，是他所能投入的全部，包括生命。亡命之徒在格斗中自己的生命都可以不要，已經做了犧牲生命的準備，那么在攻擊對手時，自然不會給對手留生的機會。出手必狠，下手必重。碰到這樣的對手，膽大者也只能認輸了。

　　可見，膽大者或亡命之徒的勝利，本質上是投入戰斗的物質力量增加了，而獲得的戰略優勢，這個優勢是具體的，物質的。精神只是改變了物質的戰斗屬性，是加入戰斗序列增加戰斗力，還是置身事外無視自身的成敗。精神意識起到策動的作用。

　　在朝鮮戰場，美軍雖然有機械化裝甲武器，有飛機等現代化的空軍，但是美軍士兵多是貪生怕死之流，不要說犧牲生命，就是傷手傷腳都不愿付出的，他們投入戰爭的物質也只有那些冰冷的武器。我們如果庸俗些，用資本主義金錢來核算物質的總量做比較，我們發現美軍除了槍械，坦克，裝甲車，飛機等物資能計入戰爭投入的物質外，那些貪生怕死的士兵是沒有什么愿意投入增加美軍的戰斗力。

　　而中國軍隊雖然武器落后很多，其物資價值少于敵軍，但志愿軍將士，大多都有犧牲精神，都抱有犧牲生命也要血戰到底的決心和準備。每個將士的手腳，肝腎，甚至生命是多么巨大的戰爭物質投入的增加，這些折算成金錢是遠大于美軍武器價值的天文數字。

　　由此可見志愿軍的戰爭物質投入是遠大于美國等16國聯軍的。有犧牲精神準備的志愿軍將士未必會犧牲，而貪生怕死的美國大兵也未必就能逃脫死亡。這就是辯證法。戰爭的結果是志愿軍把美軍從鴨綠江邊趕到三八線以南，定格在板門店的停戰協議上。

　　抗美援朝的勝利是志愿軍偉大精神的勝利，也是物質力量的勝利，是唯物辯證法的勝利。物質是第一性的，意識是第二性的，意識只能在物質存在的基礎上反作用與物質，意識不能增加物質，只能改變物質的屬性，把原來沒有參與某事物發展的物質，通過意識促使物質參與某事物的發展，而改變事物發展的力量對比。表現出巨大的作用，這些巨大作用，依然是通過物質力量釋放出來的。精神力量的本質是物質的力量。

　　這表明辯證唯物主義是放之四海而皆準的真理。

　　毛主席在政治斗爭和軍事斗爭中，總是全面地考慮各種因素，抓住事物的主要矛盾，用對立統一的唯物辯證法，把握變化主動，引導事物發展，把總數上的少數，變為局部上的多數，把戰略上的弱勢，變為戰役上的強勢。

　　毛澤東主席藝術地將敵人對我們的一個大“圍剿”，改為我們對敵人的許多各別的小圍剿。

　　將敵人對我們的戰略上的分進合擊，改為我們對敵人的戰役上的分進合擊。

　　將敵人對我們的戰略上的優勢，改為我們對敵人的戰役上的優勢。

　　使戰略上處于強者地位的敵人，在戰役上處于弱者的地位。同時，將我們戰略上的弱者地位，改變為戰役上的強者的地位。

　　形成“圍剿”中的圍剿，封鎖中的封鎖，防御中的進攻，劣勢中的優勢，弱者中的強者，不利中的有利，被動中的主動。

　　這就是毛主席不斷地創造“以少勝多，以弱勝強”軍事奇跡的奧秘！

　　鋼筋水泥(2015年01月16日遵義)

× 烏有之鄉 WYZXWK.COM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網刊微信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