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些作者寫文章喜歡引用歷史資料，這本無可非議。但以史亂政之事自古有之，尤以當今為甚。歷史虛無主義者往往就是編造一段歷史，作為論據(jù)，借以推出自己的政治觀點。對此，自認左翼的人應有一個清醒的認識，寫文章的時候，牽扯重大政治問題，選用史料務須嚴謹，尤其是涉及已有定論的政治觀點，有時直接牽扯對毛主席的負面評價，最好還是進行一番考證，掌握第一手資料后再下結論。否則寫出來的文章經(jīng)不住歷史的推敲，將會謬種流傳、貽笑大方。

　　最近秋石客寫的文章《秋石客：歷史呼喚新的遵義會議》，就有這方面毛病。

　　例如，文章中對張國燾路線的說法提出質疑：

　　“同羅章龍—樣，張國濤事件嚴格地講也是宗派主義，說是路線斗爭也牽強。”

　　——是否“牽強”，當然需要史料加以佐證。我們看一下秋石客如何佐證：

　　“1935年6月，紅一方面軍和紅四方面軍在兩河口勝利會師，中共中央領導人毛澤東、朱德、周恩來、張聞天、秦邦憲與紅四方面軍領導人張國燾舉行了會談。隨后，中央軍委決定，把紅一、紅四方面軍分成左右兩路，共同北上，右路軍由毛澤東、周恩來率領，左路軍由朱德、張國燾率領。”

　　——這段描述大體上符合史實。但底下一段用來證明“牽強”的關于“密電”的描寫，就經(jīng)不住推敲：

　　“張國濤的黑色事跡之一是長征中的‘密電’加害中央。1935年長征期間，就在紅軍主力合師一股這樣的大好時刻，卻發(fā)生了驚天動地的所謂關于密電--據(jù)中共黨史說，張國燾自峙兵多將廣，想以武力將中央紅軍吃掉。那麼證據(jù)何在呢?據(jù)說中央派駐紅四方面軍左路軍任參謀長的葉劍英親眼看見了張國燾發(fā)給陳昌浩的一封密電，上稱要對中央紅軍“武力解決”。 毛澤東對此不得不信和防范，率領一、三軍團連夜離去。以后毛澤東常贊葉‘呂端大事不糊涂。’葉劍英當上了元帥。此事是有‘謎’和疑點的，因為除葉一人堅稱確有此電之外，其它當事人(張國燾和陳昌浩)和在場者(朱德、劉伯承和徐向前)都不知道。連經(jīng)手電文的機要局人員也沒見過。空口無憑，查無實據(jù)。后來張國濤到了陜北，此惡行如有即當清算，可沒人提及，可見證據(jù)不足（引文中黑體是我加的。以便分析時更容易抓住重點)。”

　　——其中“張國濤到了陜北，此惡行如有即當清算，可沒人提及，可見證據(jù)不足”，這是秋石客在段落最后證明“牽強”的主要論據(jù)。

　　但秋石客怎知“無人提及”？

　　毛主席當時就說了：

　　“左路軍和右路軍的問題的時候,葉劍英同志便將秘密的命令偷來給我們看,我們便不得不單獨北上了。因為這電報上說：‘南下,徹底開展黨內(nèi)斗爭’。當時如果稍為不慎重,那么會打起來的。”

　　這是1937年3月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毛主席講話中的一段。當時參加會議的有57個人，還有書面發(fā)言者3人，合計60人。四方面軍直接參會的主要將領，有周純?nèi)?1955年授上將銜)、何為(后叛變)等人。張國燾當然也在場，做的第一個報告。怎能說“無人提及”？毛主席不僅提及而且是當著張國燾的面、當著其他50多個人的面提及的!張國燾沒有反駁;幾十年后寫的回憶錄，盡管全書竭盡所能自我吹噓、攻擊毛主席，但也避開此事，等于默認;其他參會50幾個人，在毛主席去世前也均無異議。會場上應到未到的有祁連山下徘徊尚未歸隊的兩個人：陳昌浩和徐向前。陳昌浩因自知罪責重大，跑到湖北老家，想重新開辟一塊根據(jù)地沒有成功，會議開完之后才輾轉來到陜北，給中央寫過數(shù)萬字的報告(現(xiàn)未解密，僅可見部分摘要)，未提此事。徐向前見到耿飚時間比陳昌浩稍早，抵達延安還要晚些。一直謹言慎行，從不提此事。直到毛主席去世后，據(jù)說有過和葉劍英當面對質，否認歷史定論。但此事也許和文革后恢復國家主席設置，原西路軍三十軍政委李先念要當國家主席有關。當時(上世紀八十年代初)，原中央紅軍的將領在九一三事件后已經(jīng)大部凋零，原四方面軍許多將領掌控中國主要權力，李先念就曾牽頭質疑過西路軍的歷史，為掌權者鼓氣。但他呈中央的報告明顯受擔任過徐向前秘書的國防科大教授朱玉《“西路軍”疑》影響(也有說李先念報告由朱玉捉刀代筆，未證實)。這個朱玉為李先念作傳，為徐向前寫回憶錄，偽造歷史的痕跡非常明顯。他的文字攪亂歷史定論，非常值得懷疑。

　　后來，李先念在給中央的一封信中斷言：“大量史實證明：西路軍執(zhí)行的任務是中央決定的。西路軍自始至終都在中央軍委領導之下，重要軍事行動也是中央軍委指示或經(jīng)中央軍委同意的。”

　　這種說法把復雜的歷史簡單化，存在很多問題。例如四方面軍開始渡河時間據(jù)張國燾正式取消另立的中央僅四個月，另立中央造成的思想、組織混亂在紅軍中還未及整肅。當時中央和中央承認的西南局負責人張國燾駐地沒有在一起，中央和軍委也不是完全重合，是分開的，而且都有電臺。張國燾就多次盜用朱德、彭德懷名義發(fā)出與中央指令相違背的電令，部隊也有機斷獨行的權利，有時又寧愿執(zhí)行張國燾的命令不愿執(zhí)行毛主席的命令，或借口執(zhí)行毛主席命令，實際上是執(zhí)行張國燾逃跑路線(例如打涼州，兵力13：1占絕對優(yōu)勢，武器也占絕對優(yōu)勢，大軍過而不打，確定不打、造成既成事實也不及時電告中央，還讓中央去電詢問情況，最終部隊一點點被拖垮，還提出各種不切合實際的要求)。對這種狀態(tài)，李先念作為渡河部隊首長之一(三十軍政委)，應當是清楚的。因此用“中央軍委”四個字無法概括當時的實際指揮系統(tǒng)，說“自始至終都在中央軍委領導之下”無法說明當時復雜的背景。

　　作為張國燾偽中央中央委員的李先念，和渡河部隊軍事上的總指揮徐向前，事后想要掩蓋打敗仗的原因，也情有可原;對曾破格提拔自己的老領導、老上級張國燾，心懷感激也符合人之常情(張國燾殺了一大批四方面軍的高級領導人，提拔了一批年青人當軍事骨干，當年剛三十歲來歲的李先念被提拔為三十軍政委)，想為張國燾說些好話、對毛主席心存怨懟，也可以理解。但當時定性說“執(zhí)行張國燾逃跑路線”——類比斯大林在德國入侵后立即將西方面軍司令員參謀長送上軍事法庭槍決處死——是一個負責者承擔最輕責任的結論。實際上是出于團結的目的保護四方面軍部隊尚存的指揮人員，不使這些指揮人員因個人的失誤承擔責任、背上包袱。實際上，事后也基本上沒有追究軍事指揮者個人應付的具體責任。

　　但想替張國燾翻案，推翻己有的結論，連最輕責任都不愿承擔，這個案恐怕不好翻。翻的結果，只會促使后人研究歷史資料，探究歷史的真相。

　　比如真相之一——在對“著名軍事家”徐向前河西作戰(zhàn)史研究后，第一手資料告訴我，軍事家徐向前竟然上了官宦子弟出身、幾乎完全不懂軍事、又缺少實戰(zhàn)經(jīng)驗的馬步青的大當，在馬步青用涼州倉促擺下的“空城計”前，幾乎被嚇破了膽，指揮部隊張惶西逃，成為中國幾千年戰(zhàn)爭史中絕少的經(jīng)典案例、千古笑柄。對李先念沒有深入研究。但看到他的報告和信流傳到社會，竟成為一個源頭，被否定毛主席、改變歷史定論的歷史虛無主義者大加利用，編造出毛主席“排斥異己”，“借馬家軍的刀殺西路紅軍”，“張國燾受到不公正待遇”等大量謠言。報告和信成為產(chǎn)生謠言的“空穴”、起源地，造成社會思想的極大混亂，應當是事實。這是完全不應該發(fā)生的。

　　秋石客也知道“1937年3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延安召開擴大會議”，但他只知其一不知其二：1937年3月31日中央政治局對張國燾路線已下過定論。這個定論是張國燾、陳昌浩當時全都承認、符合歷史事實、不可更改的定論：

　　“主張向中國西部荒僻地區(qū)，實行無限制的退卻。這是張國燾同志右傾機會主義路線的實質”——《中央政治局關于張國燾同志錯誤的決議(一九三七年三月三十一日)》，見《中央文件匯編11分冊》164頁)。什么是“無限制的退卻”，無非是“不顧一切地逃跑”客氣、文雅點的說法——這條路線的實質就是逃跑主義路線！

　　接下來看看秋石客還寫了點什么。

　　“面對張國燾的分裂行徑，中央進行了堅決的斗爭，命令張國燾立即取消其非法組織，率部北上。共產(chǎn)國際也反對其另立“中央”。無奈，張國燾只好表示原則上同意中央的路線。為了在陜北站穩(wěn)腳跟，中央派紅四方面軍主力，即后來的西路軍率軍西進，與“馬家軍”作戰(zhàn)。“馬家軍”素以驍勇善戰(zhàn)聞名，中央對西路軍的命令又朝令夕改，戰(zhàn)略戰(zhàn)役目的模糊，結果西路軍2萬余人全軍覆沒。這下張國燾對抗中央的底氣不足了。中央捉住機會，把西路軍失敗的原因歸結為張國燾的“分裂主義路線”，把西路軍定性為張國燾妄圖割據(jù)新疆的實施部隊。”

　　——前面三句話(三個句號)基本正確，但僅僅三句，后面問題就來了：派過河的只是一部分主力，不是全部主力，而且過河時間比中央要求的時間早了一個月，過河兵員也超過中央要求。中央要求先過河一個軍，三十軍，但張國燾電令全軍渡河。結果除三十軍，五軍、九軍、前敵指揮部，除去作戰(zhàn)部隊，還有婦女兒童，大量輜重，大搬家似的，企圖全都渡河而去。還有河防的四軍，也渡了大約一半，后來被中央去電追回河這邊。還想多追回一部分，與一方面軍合擊追尾的胡宗南部隊，但胡軍已經(jīng)抵近，無法渡河。合擊胡軍的海打戰(zhàn)役就此泡湯。這些全有史料佐證。

　　關于四方面軍渡河，在同一個會議上，毛主席也有段話：“渡河的時候,他要全部過去,過了三軍我們才知道,于是只好順水推舟,‘批準’了。后來我們打電報問西路軍的情況,他只回答‘與回民很好’,實際上是假報告。”

　　毛主席說的話符合歷史，有第一手資料可以證明。

　　這就是秋石客說的“中央派紅四方面軍主力”幾個字的真實情況。

　　在中國地圖上，黃河是個“幾”字形，渡河點在反映黃河南北走向“幾”字左面一撇的內(nèi)側，要過河不管向南向北，都只能先西渡。但西渡不是秋石客說的“西進”。中央設計寧夏戰(zhàn)役是先西渡，再向北，然后和一方面軍配合拿下定遠營，取得共產(chǎn)國際支援的大批軍用物資，然后打下銀川，就可以初步建立一個使陜北(過寧夏、蒙古與蘇聯(lián)接壤)與國際相連的根據(jù)地，怎么能說“戰(zhàn)略戰(zhàn)役目的模糊”?

　　再說說和“素以驍勇善戰(zhàn)聞名”的“馬家軍”作戰(zhàn)。

　　秋石客大概沒研究過“馬家軍”的地域和統(tǒng)屬。從地域上，“馬家軍”分“寧馬”、“甘馬”、“青馬”。“寧馬”——寧夏馬鴻逵、馬鴻賓(1949年起義)的部隊。曾落敗于彭德懷的中央紅軍，失去河東大片土地，使中央紅軍在河東建立了幾處根據(jù)地。但和四方面軍基本上未交手。“甘馬”——甘肅馬步青的部隊，主要駐地在涼州，現(xiàn)武威市，當時幾乎傾巢而出，沿黃河布防，四方面軍一渡河打得就是“甘馬”，短時間“甘馬”被打得落花流水，潰不成軍，將領不知下屬在哪里，根本談不上“驍勇善戰(zhàn)”。“青馬”——青海馬步芳的部隊，以民團為主，馬步芳搞得是保甲制度，兵員多為當?shù)剞r(nóng)牧民，武器、馬匹多為自備，一般非常落后，老式毛瑟槍(民間稱叉子槍)、冷兵器。農(nóng)牧民自有堅韌、吃苦、頑強的天性，但“善戰(zhàn)”未必。前來支援青馬河防的民團在紅梁山初遇四方面軍，稍有接觸就聞風而逃，奔逃者把自己的馬都踩死了幾匹。說馬家軍“驍勇善戰(zhàn)”，無非是四方面軍某些指揮者為后來失敗尋找的理由。看看徐向前過涼州時多么趾高氣揚，還命人給馬步青送上一挺機關槍作禮物，完全無視毛主席攻擊涼州的電令，“向涼州進，作戰(zhàn)時集中優(yōu)勢兵力……”，一心一意想要向西退卻。

　　其實，不執(zhí)行毛主席的命令，放棄進攻涼州，以優(yōu)勢兵力過而不打，就已經(jīng)喪失了戰(zhàn)機(甘馬主力尚未回防，青馬民團也未抵達)，失去了自我補給的條件(涼州有大批物資，還可補充兵員又有飛機場可直飛蘇聯(lián))，失去了建立根據(jù)地打通國際(經(jīng)涼州以北、過綏遠西——現(xiàn)內(nèi)蒙，據(jù)蘇聯(lián)控制的蒙古只有四百多公里，比去新疆近的多)的絕好時機，已經(jīng)注定了西路軍失敗的命運。這當然不止是“分裂主義路線”，實質還是畏懼作戰(zhàn)、企圖避戰(zhàn)逃跑，說“右傾逃跑主義路線”恰如其分。

　　看看當時國民黨報紙上登出來的照片：一棵大樹上掛著十幾個自縊身死的西路軍戰(zhàn)士。他們不是被打敗的，是被完全不顧毛主席“到安西有八天壞路，人煙稀少，安西亦荒僻，將來只能去一部。安西、哈密間是一千五百里沙漠地，絕無人房”的警示電報，服從了執(zhí)意領著戰(zhàn)士向西逃跑的指揮員的命令，一邊步行一邊作戰(zhàn)，直到彈盡糧絕。與其說他們是被馬家軍殺死、被饑餓和寒冷殺死，倒不如說他們是被一心打算逃跑的命令殺死的。下達這種命令的首要人物，就是西路軍軍事上的總指揮徐向前。多種資料顯示，徐向前是西路軍里張國燾命令最堅定的執(zhí)行者，也是張國燾逃跑主義路線最堅定的擁護者，而不是陳昌浩。在四方面軍渡河之前的珉州會議上，已經(jīng)出現(xiàn)了陳昌浩否定張國燾命令、和張國燾決裂的跡象?？纯葱煜蚯盎貞涗?，凡涉及陳昌浩的地方都要強調(diào)陳昌浩的決定權，無非是推脫自己的責任，想讓陳昌浩負全責;在過涼州前對軍政會議的一段敘述文字，又為什么要修改中央電文的時間、內(nèi)容?在戰(zhàn)役（平大古涼戰(zhàn)役）決戰(zhàn)前最后一個軍事會議上，軍事總指揮本應當做出戰(zhàn)前動員、安排作戰(zhàn)部署、分析敵軍情報、驗證自己在戰(zhàn)役計劃提出并上報中央“涼州空虛”的判斷，結果只字不提攻打涼州的作戰(zhàn)任務，反而修改中央電文的時間、內(nèi)容，還擺出一堆拿不上桌面的理由，無非是企圖篡改歷史、掩蓋他臨戰(zhàn)退縮，反對攻打涼州的事實。過了涼州，陳昌浩即后悔上了徐向前的當，開始與徐的“右傾”做斗爭(陳的報告與徐的回憶錄可相互驗證)，但為時已晚。打仗不是演戲，戰(zhàn)機失去就不會再有，甘馬主力渡過了混亂期，已經(jīng)回防涼州。涼州成了真正的“金城湯池”，固若金湯。所有人如果真正透徹了這段歷史，一定會為徐向前丟失了一次改寫中國歷史的機會而無比惋惜。事后徐向前是不是也感到惋惜?不知道。我們看到的是他試圖用文字掩蓋這段歷史。如果他不這樣做，人們反倒會感到他的襟懷坦蕩;把讀者當傻瓜，以為讀者毫無分析能力，便讓人鄙視此人的胸襟。

　　說起徐向前和曾為徐部下的李先念，這二位對中國革命均有重大貢獻。他們是偉大的民主革命者，這是毫無疑問的。但這二位又不禁讓人聯(lián)想起文化革命期間“七老帥大鬧懷仁堂”事件，這二位均郝然入列。他們以后還有過互相證明歷史的情節(jié)。他們?yōu)槭裁匆篝[，相互證明?無非是為了維護民主革命結束后已經(jīng)得到的榮譽和地位，繼而得到更多的東西，還擔心社會主義革命(文革)沖擊他們的既得利益。這么一來，他們是不是共產(chǎn)主義者、馬列主義者，就必需要打個問號。

　　研究這些民主革命有過重大貢獻的老帥文革期間或文革之后的心態(tài)，比研究造反派和?；逝傻亩窢幐幸饬x。因為有許多否定毛主席、否定文革的歷史虛無主義源頭，往往與文革后存活于世、不多幾個老帥有關。

　　秋石客常寫文章歌頌毛主席、支持文革，但有時缺少深入，遇到具體問題反倒站在否定毛主席、反對文革者一邊。這種抽象肯定具體否定，我以為或許不是出于立場，不是有意為之。主要還是行文時過于草率，缺少深入細致的研究精神。建議今后凡涉史的文章，盡可能多做考證，以免信謠傳謠，將謠言擴散，那就不太好了。如有閑暇，不妨研究一下抓捕“王張江姚”初期行動 “華葉李”三人核心中李先念起的作用，還是很有意思的。

　　最后告誡年青的朋友，研究歷史切忌不要把黨史中的人物臉譜化：非紅即黑，非奸即忠。真實歷史非常復雜。要透過歷史，看到趨勢，解讀事件真實原因，唯一的辦法是基于歷史唯物主義和辯證唯物主義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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