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遵義會議80周年。對遵義會議的歷史地位，中共中央在1945年的歷史問題決議中有明確的論斷：它“是中國黨內最有歷史意義的轉變”;在1981年的歷史問題決議中又指出：“這在黨的歷史上是一個生死攸關的轉折點”。任何重要歷史事件都必須把它放在整個歷史發展進程中來考察，才能真正理解它的意義。既然遵義會議是黨的歷史上的轉折點，就要用長時段的眼光，從中國共產黨整個歷史發展進程來考察，對遵義會議以前和以后黨的狀況進行比較，看發生了怎樣的根本性變化，才能更清晰更深刻地認識這次會議的歷史地位。

　　分歧的實質

　　親身經歷過這場巨大變化的陸定一同志，在遵義會議9年后說過一段沒有引起人們足夠重視的話：“它在黨史上是個很重要的關鍵，在內戰時期黨內有兩條路線：一條是‘左’傾機會主義的路線，一條是以毛主席為代表的正確的路線。遵義會議是由錯誤路線轉變到正確路線的關頭。”他以一個過來人的身份指出：“不了解當時的情況，很難了解這個決議。”

　　這句話說到點子上了。那時共產國際剛剛解散，他的話還不便說得更明白。其實，他所說的“兩條路線”是兩種指導思想：前者就是把馬克思主義教條化，把共產國際的指示和決定神圣化，一切聽從它的指揮，在十年內戰時期表現為“左”的機會主義錯誤，王明和早期的博古是它的主要代表;后者是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革命實際相結合，獨立自主，堅持一切從中國實際出發，依靠中國人自己的力量去奪取勝利，毛澤東同志是它的主要代表。這是兩種截然不同的指導思想。遵義會議前，前者在中共中央占有優勢;遵義會議后，后者在中共中央取得了優勢地位。這個變化可以稱得上中國共產黨歷史上的轉折點，與黨和國家命運的關系太大了;而取得這個變化，實在極不容易。

　　為什么會出現把馬克思主義教條化、把共產國際指示神圣化的現象，而且長時間在中共中央居于統治地位?這反映了中國共產黨當時還處在不成熟的幼年時期，也緣于中國革命的極端復雜性和極端曲折性。

　　中國共產黨從成立時起就把馬克思主義的科學真理作為指導思想，從而使中國革命的面目為之一新。但正如列寧在1919年11月向東方的共產主義者所指出的那樣：“你們面臨著全世界共產黨人所沒有遇到過的一個任務，就是你們必須以共產主義的一般理論和實踐為依據，適應歐洲各國所沒有的特殊條件，善于把這種理論和實踐運用于主要群眾是農民、需要解決的斗爭任務不是反對資本而是反對中世紀殘余這樣的條件。這是一個困難而特殊的任務，但又是一個能收到卓著成效的任務”。而這個任務只能在實踐中經過反復探索才能完成。在開始時，很多人容易無視本國的特點，把書本上的東西當作教條加以絕對化。

　　再說共產國際和中國革命的關系。這是一個十分重要而又相當復雜的問題，需要進行具體分析。周恩來同志說過：“毛澤東同志說，它是兩頭好，中間差。兩頭好，也有一些問題;中間差，也不是一無是處。”這是一個實事求是、恰如其分的論斷。

　　“兩頭好”，包括它的早期。中國共產黨的成立，第一次國共合作的形成，共產國際都起了不可忽視的積極作用。對幼年時期的中國共產黨來說，共產國際的這種幫助十分重要，但確實也有一些問題。共產國際對中國的實際情況了解太少，派到中國來指導工作的代表很多并不高明，大革命的失敗同他們指導中的錯誤有重大關系。

　　“中間差”，主要是指土地革命時期我們黨內三次“左”傾錯誤都同共產國際有關。第一次“左”傾錯誤集中體現在1927年11月中共中央臨時政治局會議通過的《中國現狀與黨的任務決議案》中，認為“現時全中國的狀況是直接革命的形勢”，向全黨提出“創造總暴動的局面”的任務。這個決議案是在共產國際代表羅米那茲指導下起草的。第二次“左”傾錯誤(就是“立三路線”)也直接受到共產國際十次全會大力開展反右傾斗爭和共產國際給中共中央四封指示信的影響。指示信說：“中國進到了深刻的全國危機底時期。”“現在已經可以開始、而且應當開始準備群眾去用革命方法推翻地主資產階級底聯盟，去建立蘇維埃形式的工農專政。”當然，共產國際在這段時間里也不是一無是處，如中共六大在共產國際指導下指明的中國革命性質、形勢和策略方針是基本正確的。由于中國共產黨當時是共產國際的一個支部，共產國際對它不僅有巨大的思想影響，而且有嚴格的組織約束，重大問題必須執行它的指示并經過它批準，要突破和改變這種格局極為不易。

　　為什么盡管“左”的錯誤多次在中共中央居于支配地位，但中國內部仍能出現并發展起一批從中國實際出發、建立農村革命根據地的成功范例?那是因為不少在第一線做實際工作的領導人在實踐摸索中積累起新的經驗和認識，逐漸明白：只有這樣做才能生存和發展，否則只有走向滅亡。而當時中共中央一直留在中心城市上海，工作重心放在城市工作方面，同根據地的通信聯系十分不便，因而干預比較少。

　　這樣就逐步形成了中國共產黨內兩種不同指導思想之間的根本分歧。

　　矛盾的激化

　　從1931年1月中共六屆四中全會起，“左”傾教條主義在中央取得統治地位。在推行“左”傾教條主義錯誤方面，比起前兩次嚴重得多，所造成的危害要大得多，時間也長達4年之久。

　　剛從蘇聯回國不久、缺乏實際革命經驗、只會搬用那些書本教條來嚇唬人、主觀主義地發號施令的王明等人，得到共產國際代表和遠東局更大的支持，成為中共中央的主要領導人。他們自稱“百分之百的布爾什維克”，提出要“為中共更加布爾什維克化而斗爭”，把不顧敵我力量對比實際情況的“進攻路線”稱為“國際路線”，極端夸大革命力量，把反動統治勢力看得不堪一擊，認為革命和反革命之間已到了決戰階段;而把堅持從中國實際情況出發、趨利避害、靈活機動從而取得一系列反“圍剿”戰爭勝利的正確主張斥為怠工、逃跑的“右傾機會主義”，進行“殘酷斗爭、無情打擊”。他們有系統地向全國各地派遣中央代表、中央代表機關或新的領導干部，來貫徹他們的“反右傾”斗爭。

　　1933年初，以博古為首的臨時中央由于在城市工作中遭到嚴重失敗，被迫遷入中央蘇區，直接把持了革命根據地和紅軍的一切大權。這是以往不曾有過的。他們在反對“羅明路線”的口號下，嚴厲打擊、排斥以至懲辦從實際情況出發、堅持根據地歷來實行的正確主張的各方面領導人。毛澤東同志被剝奪黨、政、軍各方面的領導權，處于“靠邊站”的地位。由臨時中央召集的六屆五中全會是第三次“左”傾錯誤發展的頂點。會議盲目地判斷“中國的革命危機已到了新的尖銳的階段——直接革命形勢在中國存在著”，說第五次反“圍剿”斗爭“即是爭取中國革命完全勝利的斗爭”，說這一斗爭將決定中國的“革命道路與殖民地道路之間誰戰勝誰的問題”。在軍事上，共產國際遠東局派來的軍事顧問李德，把第一次世界大戰時期的經驗和從蘇聯軍事學校學來的條條硬搬到中國來，反對游擊戰，硬打陣地戰，同強大的敵人死拼。這種“左”傾錯誤氣焰之高、打擊異己手段之狠，在黨以往的歷史上不曾有過。盡管黨和紅軍中一些領導人仍提出不同意見，但并不能扭轉和改變這種狀況。最終，第五次反“圍剿”失敗，紅軍被迫長征。

　　這是中國共產黨繼大革命失敗后一次最重大的失敗，使黨和紅軍面臨極端嚴重的危機。但長征開始時，黨和紅軍的領導權仍掌握在“左”傾教條主義者手中。他們不顧周圍的實際情況，采取直線式行軍，又導致搶渡湘江時的慘重損失。進入貴州時，紅軍已處在千鈞一發的生死關頭。如果再沿著這條路走下去，黨和紅軍必將被完全斷送。事實是最好的教員。矛盾的激化也表明，長期存在的問題已到了非解決不可的時候了。黨和紅軍中大多數人在慘痛的事實教育下，認識到再也不能照那條錯路繼續走下去。這時，同共產國際聯系的電臺已在過湘江時被敵機炸毀。遵義會議就是在這種情況下召開的。這是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完全獨立自主地根據實際情況作出歷史性決斷的會議。

　　歷史的轉折

　　遵義會議直接解決的是軍事問題和組織問題，這是當時具有決定意義而又有可能解決的問題，但它的意義并不限于這兩個問題，這兩個問題反映的是兩種指導思想、兩種方法論的根本對立。陸定一同志在1944年講解遵義會議決議時說：“軍事問題的討論是放在第一位。但會議的本質是反機會主義的開始。”他舉例說：“過去估計敵我力量都不是從實際出發，如說國民黨已經崩潰了，帝國主義就要垮臺”“我們要學習毛主席，在工作中從實際出發”。毛澤東同志1963年同外賓談話時更明確地說道：“真正懂得獨立自主是從遵義會議開始的。這次會議批判了教條主義。教條主義者說蘇聯一切都對，不把蘇聯的經驗同中國的實際相結合。”這次會議解決了中國共產黨面對的一個根本問題：究竟一切按共產國際和“左”傾教條主義的指揮行事，還是獨立自主地從中國國情出發走自己的路。會后，黨和紅軍立刻呈現全新的面貌，顯示出強大的生機和活力，四渡赤水，直入云南，搶渡金沙江和大渡河，同紅四方面軍會合，又擺脫新發生的內部危機，揮師北上，到達陜北，取得長征的勝利。

　　當時擔任紅軍總參謀長的劉伯承同志回憶道：“遵義會議以后，我軍一反以前的情況，好像忽然獲得了新的生命，迂回曲折，穿插于敵人之間，以為我向東卻又向西，以為我渡江北上卻又遠途回擊，處處主動，生龍活虎，左右敵人。我軍一動，敵又須重擺陣勢，因而我軍得以從容休息，發動群眾，擴大紅軍。待敵部署就緒，我們卻又打到別處去了。弄得敵人撲朔迷離，到處挨打，疲于奔命。這些情況和‘左’傾路線統治時期相對照，全軍指戰員更深刻地認識到：毛主席的正確的路線，和高度發展了的馬克思主義的軍事藝術，是使我軍立于不敗之地的唯一保證。”

　　為什么同樣是這支中央紅軍，在長征初期處處被動挨打，造成重大損失，而在遵義會議后便有如生龍活虎，取得如此巨大的勝利?發生這樣令人耳目一新的變化，原因便在于從教條主義的僵硬束縛下解放出來，獨立自主地堅持從實際出發，敢于大膽地靈活地采取被實踐證明行之有效的決斷和行動，沖破萬難，終于闖出一條新路來。

　　新傳統的形成

　　當然，不可能在一次會議上解決所有問題，特別是全黨還來不及從思想根源上深入總結造成以往種種錯誤的教訓。這需要有一個過程。但只要將遵義會議以前和以后對比一下，就會清楚地看到：中國共產黨從指導思想到實際工作由什么占主導地位確實已起了根本變化，進入一個新的階段。

　　這以后，又經過瓦窯堡會議、抗日戰爭爆發、六屆六中全會、全黨整風到黨的七大。現在，很多人對那次整風運動的真實情況和深遠意義了解太少，有的還存在誤解或曲解，把某些支流說成主流。其實，那次整風運動最集中的內容不是別的，就是反對主觀主義尤其是教條主義，要求尊重客觀實際，把“實事求是”放在最突出的地位。它的方法是要求各級干部結合以往自己和黨的實際工作經歷中的成敗得失進行總結，看清楚只有當主觀符合客觀時才能取得成功，如果只憑主觀行事而違背客觀實際就會碰釘子或導致失敗。這自然比一般空泛的議論有效得多。陳云同志在1943年系統地讀了毛澤東同志起草的全部文件、電報后說：“感到里面貫穿著一個基本指導思想，就是實事求是。”整風運動的最大成果是什么?就是使這種觀念從此在中國共產黨內深入人心。這是它最重要的意義所在。這是又一次思想大解放。不了解這一點，就不可能真正懂得這次整風運動。接著，中共六屆七中全會擴大會議通過《關于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中共七大通過的《中國共產黨章程》明確規定：“中國共產黨，以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與中國革命的實踐之統一的思想——毛澤東思想，作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針。”劉少奇同志在七大所作關于修改黨章的報告中說：“這些理論與政策，完全是馬克思主義，又完全是中國的。”這個極端重要的結論得來不易。它是中國共產黨成熟的表現，又是從遵義會議起順流而下、水到渠成的結果。

　　實事求是、群眾路線、獨立自主的觀念，就這樣一步一步地深深鐫刻在中國共產黨人的心中，成為黨內公認的正路，形成全黨新的傳統。以后，在中國革命、建設、改革的各個時期，它成為一種無形的衡量是非的行為準則。人們有時對事情會有各種不同看法，但最終只能以是否符合這些準則來判斷什么是正確的、什么是錯誤的。這是一份極端寶貴的精神遺產。盡管以后歷史發展中還經歷過種種困難和曲折，但如果沒有遵義會議開始的這個根本變化和它產生的深遠影響，就很難想象中國共產黨能領導全國人民在此后幾十年歲月里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

　　正因為這樣，遵義會議才稱得上第一次歷史決議所說的“中國黨內最有歷史意義的轉變”，稱得上第二次歷史決議所說的“在黨的歷史上是一個生死攸關的轉折點”。

　　鄧小平同志在黨的十二大開幕詞中說：“中國的事情要按照中國的情況來辦，要依靠中國人自己的力量來辦。”“無論是革命還是建設，都要注意學習和借鑒外國經驗。但是，照抄照搬別國經驗、別國模式，從來不能得到成功。這方面我們有過不少教訓。把馬克思主義的普遍真理同我國的具體實際結合起來，走自己的道路，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這就是我們總結長期歷史經驗得出的基本結論。”這也是對遵義會議前后這段歷史作出的最好的結論。

　　(作者為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原常務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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