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否破解遵義會議留下的歷史之謎-----

　　----紀念遵義會議召開八十周年

　　到今年的一月十五日，后來被稱為是挽救了中央紅軍，挽救了中國共產黨，挽救了中國革命的遵義會議，已經召開八十周年了。一九三五年的一月十五日至十七日，率領著從八萬六千人到被打得只剩下了兩萬多人的中央紅軍而走到了窮途末路的由博古等左傾機會主義分子所把持的黨中央，在貴州省的遵義召開了一次政治局擴大會議。這次會議，就是著名的遵義會議。而遵義會議的召開之所以挽救了中央紅軍，挽救了中國共產黨，挽救了中國革命，就是因為在這次會議上，博古等左傾機會主義分子不僅被轟下了臺，而且還更是“確立了毛澤東對全黨和全軍的領導地位”。

　　“遵義會議確立了毛澤東對全黨和全軍的領導地位”這種說法，盡管是顛撲不破的歷史事實，但由于實在是太過籠統，因而這才給象何方等這樣專門否定、貶低、矮化、丑化、甚至是妖魔化毛澤東的人，留下了可乘之機。領導地位并不等同于領導職務，毛澤東在遵義會議上，盡管只是被選舉為了政治局常委這樣的領導職務。然而遵義會議之后，盡管其中也曾經出現過一些小的波折，但是由于中國革命的嚴酷實踐，卻終究還是使毛澤東成為了全黨和全軍、乃至建國后又成為全國的最高領袖并直至逝世。因而也就很少有人去關注遵義會議上毛澤東只是被選舉為了常委這樣的領導職務，但后來卻又為什么會出現“遵義會議確立了毛澤東對全黨和全軍的領導地位”這樣的說法了。而毛澤東時代的黨中央，更是從來也都沒有公開過遵義會議召開的細節和全部內容。直到改革開放之后，當時的黨中央為張聞天徹底平反昭雪的悼詞，特別是張聞天曾經的秘書何方為了替張聞天鳴冤叫屈，寫出了一本名曰《黨史筆記-----從遵義會議到延安整風》的書，這才多少揭開了遵義會議召開的大致過程和一些詳細內容。然而直到今天，由于官方對遵義會議的全部詳細內容還是“猶抱琵琶半遮面”，特別是由于遵義會議的參加者不僅都早已全部作古，而且遵義會議的內容還更可能牽扯到當年黨內的路線斗爭，甚至是涉及到個人恩怨和個人的歷史榮譽等這樣的是是非非，因此八十周年之前召開的那場遵義會議，故而才會留下了不少的歷史之謎，所以也才需要今天的我們去破解。

　　何方在他所著的《黨史筆記-----從“遵義會議”到“延安整風”》這本書中，認為遵義會議是“確立了以張聞天為首的中央集體領導”。而“說遵義會議確立毛澤東在黨中央和紅軍中的領導地位(后來通常說成對全黨全軍的領導)，這是延安整風時定下的基調，寫進了《關于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從此成為歷史定論。一切黨史著作和許多老同志的回憶錄，都嚴格遵守了這一口徑。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的《關于建國以來若干黨的歷史問題的決議》，對此又加以強調和重申。長期以來，使這個問題不只是在學術界，就是在群眾中也已成為一種常識。但是只要詳加考察，就會看出原來這一論斷并不確切，只是一種個人崇拜影響下并不合乎事實的說法。”

　　作為在延安時期就參加了工作的老“革命”，何方的這種說法，還是有一定的可信度的。然而不管是何方的《黨史筆記-----從“遵義會議”到“延安整風”》這本書，還是已經公開的黨史資料，卻對延安整風之后為什么沒有產生“遵義會議確立了以張聞天為首的中央集體領導”之說，而卻只是形成了“遵義會議確立毛澤東在黨中央和紅軍中的領導地位”的說法，都沒有能夠給出任何令人信服的解答，從而也就更加重了遵義會議留下的歷史謎團。

　　一，遵義會議上，為什么會做出常委之一的“恩來同志是黨內委托的對于軍事指揮上下最后決心的負責者”和“常委中再進行適當的分工”與取消三人團，而由原三人團成員之一的周恩來這個加上博古和李德還都打不過蔣介石的人，繼續作為黨內所委托的對于軍事指揮上下最后決心的負責者這樣自相矛盾的決議?遵義會議后的常委分工中，為什么會選擇張聞天這個有著嚴重左傾錯誤前科的人擔任總書記，而卻只是決定毛澤東為周恩來軍事指揮上的幫助者?

　　遵義會議是一次政治局擴大會議。遵義會議作出的決議，據陳云的《遵義政治局擴大會議傳達提綱》手稿記載，其主要內容是：

　　一，毛澤東選為常委。

　　二，指定洛甫同志起草會議決議，委托常委審查通過后，發到支部中去討論。

　　三，常委中再進行適當的分工。

　　四，取消三人團，仍由最高軍事首長朱、周為軍事指揮者，而恩來同志是黨內委托的對于軍事指揮上下最后決心的負責者。

　　從陳云的《遵義政治局擴大會議傳達提綱》所記載的內容上不難看出，遵義會議所做出的這四項決議，是非常矛盾的。既然不僅“毛澤東選為常委”，而且還更是決定了“常委中再進行適當的分工”，但為什么卻在會議上就決定了周恩來“是黨內委托的對于軍事指揮上下最后決心的負責者”?這明顯地說明在“常委中再進行適當的分工”的時候，已經不可能再重新安排最高軍事領導人了。

　　眾所周知，毛澤東不僅親手締造了中央紅軍，而且更是親手開辟了中央蘇區。特別是在創建紅軍和開辟革命根據地的殘酷斗爭中，毛澤東不僅有能力率領中央紅軍接連粉碎了國民黨蔣介石的三次大“圍剿”，打得敵人是望風而逃。而且就連周恩來也更是知道，“澤東積多年的經驗偏于作戰，他的興趣亦在主持戰爭。”然而遵義會議上所做出的“而恩來同志是黨內委托的對于軍事指揮上下最后決心的負責者”這個決議，也就等于決定了不管常委如何再做適當的分工，但是在軍事指揮的問題上，毛澤東也只能最后服從于周恩來。

　　第五次反“圍剿”作戰開始后，毛澤東親手締造的中央紅軍在博古、李德和周恩來這組成的“最高三人團”的指揮下，不僅丟掉了毛澤東所親手開辟的中央革命根據地，而且還更是又將中央紅軍領入了絕境。因此這才要召開遵義會議，以研究如何才能把黨中央和中央紅軍帶出絕境的問題。凡中國人，就無人不懂得“人多出韓信”和“三個臭皮匠，賽過諸葛亮”這個道理。既然博古、李德和周恩來這三個人都不是蔣介石的對手。那么只剩下一個周恩來“是黨內委托的對于軍事指揮上下最后決心的負責者”，就能夠率領紅軍脫離險境了嗎?如果周恩來有這個能力，那么當初中央紅軍還會走入絕境嗎?既然已經決定“常委中再進行適當的分工”，但是為什么在遵義會議上決定取消三人團的時候，卻又急于民主決策做出了周恩來“是黨內委托的對于軍事指揮上下最后決心的負責者”?這樣的安排?這其中，會隱藏著怎樣的歷史詭秘呢?

　　金一南在在其所著的《苦難輝煌》一書中，專門披露了這樣一個對中國革命影響極其巨大、極其惡劣的歷史情節。一九三三年三月，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其實也就是蘇聯人專門給中共中央發來了這樣一份電報：“對毛澤東應采取盡可能忍耐的態度和對它實施同志式的影響，讓他有百分之百的可能性在黨的中央委員會或中央委員會政治局的領導下，擔任極為重要的工作。”

　　一九三三年三月的時候，博古、張聞天和陳云等臨時中央的負責人已經奉蘇聯人之命全部到達中央蘇區與周恩來、項英、任弼時等人會合在了一起。所以這封電報，可能除了毛澤東之外，黨內的其他核心人物都能看得到。因此說遵義會議之所以會做出的“毛澤東選為常委”、“常委中再進行適當的分工”和“而恩來同志是黨內委托的對于軍事指揮上下最后決心的負責者”這三項相互矛盾的決議。就是為了既能夠借助毛澤東的軍事智慧而使黨中央和中央紅軍既能擺脫目前的困境，又能夠很好地繼續遵從蘇聯人的旨意。果不其然，在接下來做出的常委分工決定，毛澤東也就只能成為周恩來軍事指揮上的幫助者了。而盡管周恩來不僅竭力推舉毛澤東接替博古出任黨的總負責，而且還更是與博古進行了促膝長談。然而博古雖然交出了黨的最高政治領導權力，但卻是在他和張聞天這兩個王明小集團中的重要人物之間完成了手手相傳。

　　遵義會議這一次政治局擴大會議，范圍擴大到了軍團的軍團長和政治委員這一級。但是在接下來進行常委分工的時候，那就只能是由常委們來參與了。遵義會議前的常委分別是博古、張聞天、周恩來和陳云。遵義會議后，又加上了毛澤東。

　　在常委分工的過程中，只有周恩來舉薦毛澤東來出任黨中央的最高負責人，而其他的三名常委均沒有表態。于是毛澤東這才不得不推薦由張聞天來取代博古。而在主要是由博古造成的如此慘重的失敗面前，黨內的其他同志，卻竟然還沒有真正覺悟。

　　在遵義會議這次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政治局選擇出來的最高軍事負責人是周恩來。在遵義會議后常委進行分工的時候，五名常委選擇的最高政治領導人是張聞天。然而不僅遵義會議后的事實證明了，而且僅是遵義會議前的歷史也早就能夠證明周恩來的軍事指揮能力，遠不如毛澤東。而張聞天的政治領導能力與毛澤東相比，更是相距甚遠。而正是由于他們的能力差，所以盡管他們占據了最高政治領導和最高軍事領導的職位，但卻由于承擔不起挽救中央紅軍，挽救中國共產黨，挽救中國革命的歷史重任。因此歷史這才自然而然地選擇了毛澤東，于是這也就有了后來的“遵義會議確立了毛澤東在黨中央和紅軍中的領導地位”之說。

　　遵義政治局擴大會議，是一次典型的民主式的會議。然而從遵義會議所做出的決議中不難看出，人們在民主選舉領導人的時候，選出來的往往都是那些誰也不敢管，誰也管不了的“武大郎”，而并不是那些能力很強并一貫正確的人。因為只有象“武大郎”這樣的人當了領導，由于不敢或是管不住自己，才能使自己得到更大的自由，才能使自己獲得更好地發揮、顯現才華的空間，甚至是取而代之。

　　二，陳云參加遵義會議時，是政治局委員，還是政治局常委?

　　曾經有很長的一段時間，公開的黨史資料和宣傳報道上，都認為陳云在參加遵義會議時，只是政治局委員，而不是政治局常委。對此問題，也從沒見陳云本人站出來沒有糾正過。而直到陳云逝世之后，許多黨史專家經過研究，認為在一九三四年一月十五日至十八日于江西瑞金召開的六九五中全會上，陳云和博古、張聞天、周恩來、項英、王明、張國燾一同當選為書記處書記，也就是政治局常委。因此陳云參加遵義會議時，身份應該是政治局常委，而并非是政治局委員。那么后來陳云為什么要回避他參加遵義會議時的政治局常委身份這個問題呢?這應該與他在遵義會議后決定常委分工的過程中，沒有表態支持周恩來推薦毛澤東接替博古的這個問題有關。

　　在遵義會議后決定常委分工的過程中，周恩來推薦毛澤東接替博古做黨的總負責。然而周恩來的這個建議，直到今天也沒有資料顯示得到了其他常委們的支持。于是毛澤東就只好推薦由張聞天接替博古，做黨的總負責。但由于博古依仗蘇聯人對他的賞識，卻并沒有馬上就把權力交出來。因此毛澤東推薦張聞天接替博古的這個決定，當時也沒有能夠通過。而直到遵義會議召開了二十多天之后，當長征隊伍走到一個叫“雞鳴三省”的地方時，周恩來與博古進行了一次長談，博古這才把權力交給了張聞天。

　　當年，在決定常委分工的過程中，是選擇毛澤東來接替博古，還是選擇張聞天來接替博古，那是每一名常委的正常權力。但是后來由于事實卻證明了，只有選擇毛澤東才是選擇了正確。而每一個人所做出的選擇是正確還是錯誤，又首先表示出的就是這個人的認識問題能力。所以，僅是為了掩飾自己認識問題的能力不足，不管是陳云和張聞天，還是犧牲過早的博古，都沒有談及他們在遵義會議后決定常委分工過程中的態度和表現。而毛澤東與周恩來為了團結黨內的大多數同志，也不可能主動去揭其他同志的歷史瘡疤。不管是誰擔任最高政治領導人和最高軍事領導人，但只要他能夠接受、遵從毛澤東的正確主張，把黨中央和中央紅軍帶出險境，也就可以了。

　　三，鄧小平真的參加了遵義會議嗎?

　　一九五五年十月，遵義會議紀念館開始對外開放。當時館內記載的遵義會議的參加者中，沒有鄧小平。

　　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三日，已經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總書記和國務院副總理的鄧小平在遵義會議的參加者楊尚昆以及李井泉等人的陪同下，來到了遵義會議紀念館參觀。在紀念館內，鄧小平煞有介事地向隨性和接待人員講起了當年他參加遵義會議的經過。可是當遵義紀念館的有關人員向楊尚昆詢問都有那些人參加了遵義會議時，楊尚昆都一一作了明確的回答。而當他們專門訂正鄧小平是否也參加了遵義會議時，楊尚昆的回答卻是好象不記不得他參加了這樣的含含糊糊。

　　對鄧小平是否參加了遵義會議的這個問題，楊尚昆的回答是含含糊糊，鄧小平的說法是煞有介事。然而在毛澤東、周恩來、朱德等人在世的時候，鄧小平卻從來沒有找他們為自己出具一紙證明來加以澄清。因此鄧小平參加遵義會議的問題，也就成了歷史之謎。

　　盡管萬里跋涉并遭到敵人的圍追堵截而犧牲甚大，但是由于犧牲的大多是戰士，而干部犧牲的卻較少，尤其是高級干部保存下來的比例，那就更大，所以類似鄧小平這樣資格、甚至資格比鄧小平高得多的人，如李維漢、葉劍英、鄧穎超、董必武等，可謂是比比皆是，怎么單單只有鄧小平有資格參加了遵義會議呢?中央縱隊的司令員兼政治委員的李維漢都沒有資格參加，新任的中央縱隊的秘書長鄧小平卻有資格參加，這豈不成了咄咄的歷史怪事。特別是后來出現的陳云《遵義會議傳達提綱》手稿，更是清晰地記載著遵義會議參加人員中，根本就沒有鄧小平。然而在鄧小平成為了黨的第一代領導集體的成員，尤其是在成為了黨的第二代領導集體的核心之后，為了給自己的臉上貼金，硬說自己參加了遵義會議。特別是有些無恥之人，為了攀附鄧小平，不是含含糊糊，就是東拉西扯地證明鄧小平也參加了遵義會議。其實，對于是否參加了遵義會議，鄧小平本人早就做了明確的回答。當寫了《我的父親鄧小平》一書的鄧小平的那個女兒在和鄧小平一起觀看歷史文獻紀錄片《鄧小平》的過程中，曾經非常天真地詢問鄧小平在長征途中都做了些什么時?鄧小平的久經風霜的那張臉，立刻就紅了，扭捏了一會，才極不情愿地回答到：“跟著走。”

　　遵義會議共召開了三天的時間，會上爭辯得非常激烈，當某位領導人講到精彩之處，特別是當通過了解散“最高三人團”的這個決議時，會場上一定是掌聲雷動。如果鄧小平當時真的參加了遵義會議，雖然由于不是會議代表而可能只是會議的工作人員，所以沒有舉手權。但是沒有舉手權，那還沒有拍手權嗎。因此，如果真的參加了遵義會議，那么在回答女兒的詢問時，鄧小平一定會毫不遲疑地回答說：“舉過手!”或是“拍過手!”。“跟著走”這三個字，充分地說明了鄧小平在兩萬五千里漫長的長征途中，沒有做過一點可以載入他個人史冊的東西。而對于任何一個參加過長征的老革命來說，遵義會議上拍過手，都是足以載入個人史冊的莫大光榮。

　　其他人參加遵義會議的問題，都早已成為了歷史的定論。而唯獨鄧小平，由于參加了遵義會議的說法，不僅只是出自鄧小平本人之口，而且楊尚昆的證詞更是含含糊糊，所以至今仍然還是一個歷史之謎。但是這個與遵義會議有關的歷史之謎，相信很快就會揭曉。

　　四，遵義會議后組成的“新三人團”中，為什么沒有朱德?

　　在討論是否攻打打鼓新場戰斗的政治局擴大會議后，經毛澤東提議并或政治局批準，成了了由周恩來、王稼祥和毛澤東三人組成的也就是后來被稱為是“新三人團”的軍事領導小組，全權負責軍事指揮。“新三人團”不僅是應毛澤東的要求成立的，而且組成人員還更是毛澤東親自選定的。但是在毛澤東所選定的這個“新三人團”中，為什么會拋開身經百戰的朱德?而卻選擇了對于軍事指揮一竅不通的王稼祥和也并不善于軍事指揮的周恩來?

　　從一九二八年上井岡山起到一九三二年十月召開的寧都會議，朱德的大部分時間，都是和毛澤東并肩戰斗在一起的。然而在遵義會議后組成“新三人團”的時候，毛澤東卻為什么甩開了朱德?

　　一九三五年三月四日，中革軍委發布命令，為了遵義戰役的順利實施而特設前敵司令部，委托朱德同志為前敵司令員，毛澤東為前敵政治委員。然而在三月十日于鴨溪召開的討論是否進行林彪和聶榮臻提議的攻打打鼓新場戰斗的政治局擴大會議上，卻只有毛澤東一人反對，顯見朱德并沒有支持毛澤東。從在鴨溪政治局擴大會議支持林彪和聶榮臻提出的攻打打鼓新場的戰斗方案，到以后的洛川會議反對毛澤東提出的堅持獨立自主的山地游擊戰的戰略，可見朱德也并沒有認識到毛澤東正確主張和宏偉戰略。

　　遵義會議前后，不管是王稼祥和陳云，還是張聞天和博古，甚至包括周恩來在內，這些在軍事指揮上只能是“瘸子打圍坐著喊”的人，如果對毛澤東的正確主張、特別是對毛澤東的高超軍事戰略理解不了，都是情有可原的。但是不僅和毛澤東并肩戰斗了四年多，而且又更是身經百戰的朱德如果對毛澤東的正確主張和高超戰略也理解不了，那是無論如何也說不過去的。然而與毛澤東并肩戰斗了四年多的朱老總，對毛澤東的宏偉戰略，還就是常常理解不了。可朱老總身經百戰的經歷，又在許多不明真相的紅軍指戰員中，還存在著廣泛的影響。所以一旦朱老總對毛澤東的軍事戰略不理解，勢必要嚴重影響毛澤東軍事戰略的貫徹實施。于是，就象毛澤東后來所說的“一張白紙，好畫最新最美的圖畫”那樣，具有強烈的革命熱情并對自己堅定支持的王稼祥和善于做具體協調工作的周恩來，就被毛澤東選為了“新三人團”的成員。而身經百戰的朱德，卻被排除在了“新三人團”之外。這樣，既不僅能培養、教育、鍛煉王稼祥，從而為黨培養優秀的后備干部，而且也更便于朱德在具體的軍事指揮過程中，發揮出他那那豐富的軍事指揮經驗和能力。

　　五，遵義會議后常委分工中既然決定由張聞天取代博古為中共中央的總書記，但為什么卻又說遵義會議“確立毛澤東對全黨和全軍的領導地位”?

　　遵義會議后進行常委分工的時候，無論是周恩來推薦了毛澤東來接替博古做黨的總負責，還是毛澤東推薦張聞天來接替博古，但因為博古依仗著有蘇聯人為他撐腰，都沒有同意。直到遵義會議召開了二十多天之后，周恩來與博古進行了一次長談，博古這才把黨中央的最高政治領導權力，交給了張聞天。

　　據金一南將軍在他所著的《苦難輝煌》一書中介紹，面對博古不愿意交出最高政治領導權力的這種狀況，當長征隊伍走到“雞鳴三省”這個地方時，周恩來與博古進行了一次長談：“南昌起義的失敗，我們就認識到，象我們這些人，搞不出個局面來，我們一定要從我們這些人之中再找另外一個人作為領袖。我們這些人，誰也當不成領袖。南昌起義的失敗，證明了這一條。廣州起義的失敗，證明城市暴動的失敗，只有在農村發展根據地。而這一套我們誰都不行，誰都搞不過老毛。博古同志，你作為一個黨的主要領導者，你不懂軍事。黨現在主要的指揮，全在軍事。因為你不懂軍事，所以你聽信李德，所以你跟李德綁在一起，所以你犯了很大的錯誤。你錯誤的原因不是說你弄錯了。是因為你不懂，你錯了!所以你要卸下包袱，你要把你的這東西(指黨的最高政治領導權)交給一個懂的人去領導，而誰懂?老毛懂，這個人能使我們走向勝利。從實質上看，你我都是做具體工作的，你我不具備領袖的素質，你我不具備當主帥的素質。不要說你不具備，我也不具備。我們這種號召力，我們這種影響力，我們都不及老毛。他行，我們不行，我們得服這口氣。”

　　作為遵義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決議決定的“黨內委托的對于軍事指揮上下最后決心的負責者”的周恩來，在遵義會議后，不僅是真誠地擁戴毛澤東的，而且更是真心實意地動員、說服其他的領導同志也要擁戴毛澤東。在周恩來的耐心動員、說服下，特別是在蔣介石的反面教育下，通過與左傾機會主義錯誤路線的對比，全黨同志和全軍指戰員逐步認識到了毛澤東的正確，一切都能自覺地按照毛澤東的意志和決策去執行，因而中國革命這才能一步步地從勝利走向了勝利。所以說，正是由于全黨和全軍在遵義會議上肯定并接受了毛澤東的正確主張，于是這才得出了“遵義會議遵義會議確立了毛澤東在黨中央和紅軍中的領導地位”這樣的歷史結論。

　　領導地位不同于領導能力，最高職務也代表不了最大的領導能力。而領導能力對于任何一個人來說，首先表現出來的就是認識問題的能力。所以當一個人一旦擁有了一定的地位之后，也就必然要千方百計地表示自己也具有相應的認識問題的能力。遵義會議之前，由于中國共產黨是被蘇聯人緊緊控制的而并不是一個獨立的政黨。所以不僅黨的路線、方針、政策，而且就連黨的領導人，也完全是由蘇聯人指定的。蘇聯人為了能夠牢牢地控制住中國共產黨，又必然會專門指定那些只會聽命于自己的草包出任中國共產黨的高層領導人。而排斥象毛澤東那樣不僅具有真才實干，而且更是具有獨立自主精神并能夠為中國革命開辟出通往勝利道路的人。因此在當時的那種情況下，領導地位根本就代表不了領導能力。可當年的中國革命若想取得勝利，又只能是靠領導能力而不能是靠領導地位來領導。所以遵義會議前后的事實還真的就證明了，不管是陳獨秀那樣的“家長制”，還是“最高三人團”這樣的中央集體領導，的確還不如毛澤東一人來領導。正是因為如此，所以柳亞子才留下了這樣的詩句，“不是一人能領導，哪容百族共駢闐。”

　　以往在總結黨的歷史的時候，對于中國共產黨在早期為什么會屢犯左傾錯誤的原因，總是用黨還處在幼年時期而不成熟一筆帶過。黨處在幼年時期而不成熟，那人也是處在幼年時期不成熟嗎?遵義會議召開時黨中央領導集體里，帶領中央紅軍進行長征的四位常委中，年齡最小的博古，已經二十八歲了，張聞天是三十五歲，陳云是三十歲，周恩來是三十七歲。而留守中央蘇區的常委項英是三十七歲，率領紅四方面軍進行長征的常委張國燾是三十八歲，在莫斯科任中共中央駐共產國際代表團團長的常委王明，是三十一歲。政治局委員中，毛澤東是四十二歲，王稼祥是二十九歲，而朱老總，更是虛歲都已經五十歲了。這些人中，不僅都早已過了成年人的年齡，而且也更是有著多年的革命經驗和學習經歷，因此說都是成熟的人。特別是那些左傾機會主義分子們排擠和打擊毛澤東等人的手段，更是巧妙極了!更是成熟極了!更是狠毒極了!

　　一九三一年四月，在中央紅軍即將開始第二次反“圍剿”的前夕，任弼時、王稼祥和顧作霖三人組成的中央代表團奉王明所把持的黨中央之命，到達了中央蘇區。此時中央蘇區的最高領導人，是蘇區中央局的代理書記項英。在二十萬國民黨軍的重兵壓境之下，項英被嚇破了膽，提議中央紅軍撤往四川。在毛澤東的耐心說服下，任弼時、王稼祥和顧作霖三人不僅同意了毛澤東提出的誘敵深入，在根據地粉碎敵人“圍剿”的作戰計劃，而且更是撤銷了項英的職務而由毛澤東代理。從一九三一年的四月到九月，中央紅軍在毛澤東的指揮下，接連取得了第二次和第三次反“圍剿”的勝利。兩次反“圍剿”的勝利，共殲敵五萬余人，繳槍四萬余枝。僅是第三次反“圍剿”的勝利，就繳獲了步槍一萬五千多支，機槍一百七十五挺，迫擊炮五十五門。接連的勝仗和大量的軍用物資繳獲，不僅使中央紅軍有了極大的發展，而且根據地也更是得到了擴大和鞏固。可是就在第三次反“圍剿”作戰剛剛勝利結束之后不久，一九三一年十一月初，在由任弼時、王稼祥和顧作霖三人組成的中央代表團的主持下，在后來被稱為是贛南會議的中央蘇區黨組織第一次代表大會上，毛澤東卻受到了無端的批判。而更為惡劣的是，在緊接著于一九三一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做出的由朱德任主席，彭德懷、王稼祥任副主席的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的成立決定上，更是撤銷了紅一方面軍司令部，而由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直接指揮中央紅軍。因此毛澤東的紅一方面軍總政委的職務，自然而然地也就失去了。可是在直接指揮紅一方面軍的中央革命軍事委員中，而僅在其后兩天便被選舉為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政府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和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政府人民委員會主席的毛澤東，卻只是十五名委員之一。左傾機會主義分子就是這樣采用釜底抽薪的手段，非常巧妙地剝奪了毛澤東參與軍事指揮的權力。

　　一九三一年十二月底，周恩來到達中央蘇區，就任了蘇區中央局書記一職。到達中央蘇區之后，急于建功立業，特別是急于在軍事上有所建樹的周恩來，馬上就提出了攻打贛州的動議。盡管此前曾經擔任過中共中央的最高軍事領導人，但是由于當時的黨中央是隱藏在上海灘的外國租界里，所以周恩來的軍事指揮，也就只能是連“瘸子打圍坐著喊”那樣都不敢喊的純粹的紙上談兵。因此對能否打下贛州，周恩來沒有多少的把握。于是，便只好問計于毛澤東和彭德懷等人。然而盡管毛澤東用詳盡科學的分析，指出了紅軍不可能攻克贛州的各種理由和條件。但是由于有彭德懷等人信誓旦旦的保證，于是一九三二年一月十日，周恩來還是以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的名義，下達了《攻取贛州的軍事訓令》，并任命了彭德懷為前敵總指揮。而毛澤東由于反對攻打贛州，于是不僅被趕到一邊去坐冷板凳，而且還更是受到了顧作霖等人“等打下贛州，再和他老毛算賬”這樣的威脅。

　　一九三二年二月十日，攻打贛州之戰正式打響。盡管有彭德懷保證的信誓旦旦和紅軍指戰員的無畏勇敢，但戰斗的結果卻果然不出毛澤東所料，周恩來、朱德、王稼祥、顧作霖和彭德懷指揮的中央紅軍不僅未能攻克贛州城，而且還更是被困于敵軍重兵防守的堅城之下而無法撤出。攻，無法攻克;撤，又怕敵人乘機追擊。無奈之下，周恩來只能派項英去請毛澤東前來解圍。而毛澤東當接到項英送來的紅軍被圍困在贛州城下無法撤出的消息后，連夜冒雨趕到贛州，巧施妙計，從而將處于困境之中的中央紅軍全部安全撤出。

　　贛州一戰的成功解圍，使周恩來不僅對毛澤東的軍事指揮才能有了更深的了解，而且在感情上的距離，也更是拉近了。于是便建議任弼時、項英等人允許毛澤東以中華蘇維埃臨時中央政府主席的身份，隨軍行動并參與軍事指揮。一九三二四月二十日，毛澤東指揮的紅一軍團和紅五軍團一部，攻克了閩南重鎮漳州。漳州一戰，紅軍不僅繳獲了大量的武器彈藥和其他軍用物資裝備，而且還更是繳獲了兩架飛機和一百多萬銀元與十多萬的美元。大量的繳獲不僅有力地保障了中央紅軍和中央蘇區的發展，而且還更是為躲藏在上海灘外國租界里的以博古和張聞天為首的黨中央，提供了大筆的經費。

　　出色的戰績，令周恩來對毛澤東欽佩不已，于是在周恩來一再建議并強烈堅持下，一九三二年八月八日，蘇區中央局以中革軍委主席朱德，副主席彭德懷和王稼祥的名義發布了正式任命毛澤東為紅一方面軍總政委的命令。

　　一九三二年十月三日，就在毛澤東指揮中央紅軍在前方浴血奮戰并取得節節勝利的時候，在后方坐享其成的任弼時、項英、顧作霖和鄧發等左傾機會主義分子以及劉伯承卻趕到前線與周恩來、毛澤東、朱德和王稼祥匯合而召開了寧都會議。在寧都會議上，這次任弼時、項英、顧作霖和鄧發等左傾機會主義分子由于手握博古和張聞天等人所把持的臨時中央發給他們的“尚方寶劍”，于是不僅群起而攻惡狠狠地批判了毛澤東，而且更是直接剝奪了毛澤東參與軍事指揮的權力而讓毛澤東專做政府的工作。令人遺憾的是，在寧都會議上，除了王稼祥為毛澤東爭辯了幾句之外，迄今為止，還沒有發現與毛澤東已經并肩戰斗了四年多的朱老總，能為毛澤東分辨幾句的史料。因此在寧都會議結束后，當王稼祥在送毛澤東去長汀福音醫院養病途中表示他還要為毛澤東爭取一下時，毛澤東傷感地對他說：“算了吧，我們是少數，還是服從多數把!”

　　一九三三年一月，博古、張聞天、陳云、楊尚昆和李維漢等人陸續來到中央蘇區。這些人下車伊始，不僅便再次開始了對毛澤東的排擠、迫害，而且還更是對毛澤東正確路線的追隨者羅明、毛澤覃、古柏、謝維俊和鄧小平等人進行了殘酷的打擊迫害。特別是身為中共中央組織部長的李維漢，不僅在政治上殘酷打擊迫害了鄧小平，而且更為無恥的是，在借政治上打擊迫害鄧小平的同時，李維漢還更是在生活上奪走了鄧小平的妻子金維映。左傾機會主義分子們，就是如此地不講道理，就是如此地不通人性。

　　延安整風運動中做出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和鄧小平時代做出的《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所明確的“遵義會議確立了毛澤東在黨中央和中央紅軍中的領導地位”之說，決不是為了粉飾毛澤東，也更不是鄧小平的心血來潮，而是顛撲不破的歷史事實。不僅創建了中國共產黨，締造了人民軍隊，推動了中國革命，締造了中華人民共和國，而且更是又曾經挽救了工農紅軍，挽救了中國共產黨，挽救了中國革命，挽救了中國人民，拯救了中華民族的毛澤東，是不需要任何粉飾的。但是中國共產黨的許多重要領導人的歷史錯誤，卻不能不掩蓋。中國共產黨偉大、光榮、正確的形象，決不能不維護。譬如張聞天，憑他在中國革命過程中所建立的那點歷史功績，就能有資格成為“忠誠的馬克思主義者和老一輩的無產階級革命家”?因此在當前由于對毛澤東的貶低、丑化、妖魔化，已經嚴重損害了中國共產黨執政的歷史合法性與合理性的情況下，通過澄清中國共產黨歷史上的若干事實以維護中國共產黨偉大、光榮、正確的形象，不僅是必要的，而且更是迫切的。所以，能否破解遵義會議留下的歷史之謎，也同樣是澄清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關鍵一環。只有徹底澄清了中國共產黨的歷史，才是真正維護了中國共產黨偉大、光榮、正確的形象。只有真正維護了中國共產黨偉大、光榮、正確的形象，才是在真正地維護中國共產黨執政的歷史合法性與合理性。

　　對于全人類的任何一個民族來說，最大的危機，就是形不成全民族的合力。而形不成全民族合力的突出表現，就是整個民族所呈現出的那一盤散沙的狀態。而一個民族之所以會成為一盤散沙，就是由于沒有形成全民族的統一信仰。而一個民族又之所以會沒有統一的信仰，就是由于意識形態的混亂。而一個民族之所以會出現意識形態的混亂，又不僅是沒有產生一種可供全民族信仰的思想或理論，而且還更在于沒有出現一個可供全民族崇信的偉大歷史人物。而對于由我們這個五十六個民族所組成中華民族來說，不僅只有毛澤東思想才是可供全民族信仰的思想，而且更是只有毛澤東，才有資格成為可供全民族崇信的歷史人物。因此，無論是處心積慮想要肢解、滅絕我們中華民族以圖稱霸世界的外部敵人，還是一心想要分裂、滅亡我們中華民族以求自保的那些買辦漢奸，都無不把矮化、丑化、直至是妖魔化毛澤東，當做是他們的主要手段和根本目的。而只要是矮化、丑化、妖魔化了毛澤東，不僅中國共產黨，而且就連整個中華民族，也肯定會不生自滅。

× 烏有之鄉 WYZXWK.COM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網刊微信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