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一四年十二月十三日，在首個南京大屠殺死難者國家公祭日公祭儀式上，習近平總書記發(fā)表了重要講話。在講話中，習近平總書記對當年在南京大屠殺中的死難者表示了沉重的哀悼。尤其是針對國內(nèi)幾十年來的一片歌舞升平和日本對當年侵略我國的戰(zhàn)爭罪行一再否認，習近平總書記在講話中還更是這樣強調(diào)到：“忘記歷史意味著背叛，否認罪責就意味著重犯”。

　　習近平總書記的這篇講話，真是義正詞嚴，擲地有聲，喚人猛醒，耐人尋味。這也是在二○一四年的這一年之內(nèi)，習近平總書記在繼出席于七月七日舉行的抗日戰(zhàn)爭七十七周年紀念活動上的講話和在九月三日舉辦的紀念中國人民抗日戰(zhàn)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zhàn)爭勝利六十九周年座談會上的講話之后，第三次對日本發(fā)出的嚴正警告。

　　的確，今天的中國人，絕大多數(shù)都陶醉在中國的GDP已經(jīng)是世界第二這樣的成就之中，還沉浸在前幾年那個賠本賺吆喝的“奧運盛世”和“崛起”的夢境里。因而對歷史上日本對我國的侵略蹂躪，對南京大屠殺，知道的人太少，吸取歷史教訓的人太少，關(guān)注的人則更少。而當今的日本，左右日本社會和政局的右翼卻不僅始終堅決用“事變”、“進入”等這樣的概念來矢口否認當年對我國的侵略行徑，否認南京大屠殺的歷史罪行。而且當今日本政府的所作所為，更已經(jīng)不是什么意味著重犯，而是已然在重犯。盡管到目前為止還沒有發(fā)生什么象北京大屠殺或是下一場南京大屠殺那樣的現(xiàn)實慘劇，但是我國的神圣領土釣魚島卻被日本霸占了，我國的東海被日本分割了，在我國領海里捕魚的我國漁民，遭到日本海上警察的恐嚇、驅(qū)趕不僅是經(jīng)常的事，而且更是有人被日本的海上警察抓走、扣押并遭到日本有關(guān)方面的強行起訴了。

　　由于今年的十二月十三日是國家設立的首個南京大屠殺死難者國家公祭日，所以不只是社會上的一些專家學者，而且就連中國人民解放軍中的包括那些將軍級人物在內(nèi)的軍中文人，不管是鷹派也好，還是鴿派也罷，都紛紛撰文紀念南京大屠殺中的那些死難同胞，探尋導致南京大屠殺發(fā)生的內(nèi)在原因，總結(jié)南京大屠殺發(fā)生的歷史教訓，憤怒地聲討日本侵略者的歷史罪行，嚴正地要求把歷史上日本的那些殘殺我們中國人的惡魔牢牢釘在歷史的恥辱柱上。然而在當前日本依仗美國的撐腰不僅已經(jīng)侵占了我國的神圣領土釣魚島，而且還更是屢挑事端、步步緊逼的情況下。只去牢記歷史，不敢去正視現(xiàn)實中存在的問題，不敢想方設法去解決現(xiàn)實中存在的問題，那是遠遠不夠的。所以這種充分運用指東打西、聲東擊西戰(zhàn)術(shù)來總結(jié)歷史教訓的做法，也不是真正地為了吸取歷史上的教訓，而不過就是為了轉(zhuǎn)移當下中國人民對東海、南海局勢的關(guān)注和維護自己的顏面罷了。

　　日本對我國的侵略不僅由來已久，而且其否認侵略行徑的蓄謀更是由來已久。因此不管是對侵占了我國東北的“九•一八”，還是為了轉(zhuǎn)移國際上對日本“九•一八”侵略行徑的關(guān)注力而侵略我國上海的“一•二八”、乃至對全面侵略我國的“七•七”，日本均稱之為是“事變”、“進入”而不是侵略。可是當時的蔣介石，為了掩飾他在日本人的侵略面前不敢抵抗的猥瑣、懦弱與無能，也順水推舟，于是因襲了日本人的說法，把遭到日本的侵略，也說成了是“事變”。以便通過這樣瞞和騙的這種方式，來給自己統(tǒng)治下的中國人民一個交代，以維護其個人的顏面，以維護其繼續(xù)執(zhí)政的地位和國民黨對我們中國繼續(xù)繼續(xù)統(tǒng)治的合法性與合理性。

　　早在一九二五年，魯迅在《論睜了眼看》一文中，就尖銳地指出了我們中國人的這樣一種劣根性：“中國人的不敢正視各方面，用瞞和騙，造出奇妙的逃路來，自以為正路。在這路上，就證明著國民性的怯弱，懶惰，而又巧滑”。

　　目前前盡管美日聯(lián)軍還沒有兵臨我國的城下，但卻把日本侵占的我國領土釣魚島納入到了《日美安全保障條約》的適用范圍。因此如何收復被日本侵占的釣魚島，對我們中國，尤其是對目前的當政者來說的確是一個極其艱難的考驗。是迎接考驗?還是象魯迅先生所說的那樣“用瞞和騙，造出奇妙的逃路來”?特別是怎樣選擇，對于當政者來說，又是一個更大的考驗。

　　釣魚島被侵占的問題，是歷史遺留的問題。而歷史之所以會給中華民族的子孫后代留下象釣魚島被侵占等這樣的太多問題，就是由于我們中國在歷史上曾經(jīng)太弱。這個弱，既是由于歷史上我們中國的國力太弱，也更因為我們中國人的性格曾經(jīng)太弱。所以面對釣魚島被日本侵占，當時的我國最高領導人卻竟然提出了“主權(quán)屬我，擱置爭議，共同開發(fā)”的這樣一個極其愚蠢、極其軟弱的解決辦法。

　　“主權(quán)屬我、擱置爭議、共同開發(fā)”這種提法的本身，就非常矛盾。既然“主權(quán)屬我”，那么就不可能存在所謂的爭議問題，而只能是存在領土是否被侵占的問題;“擱置爭議”，就等于是承認了中日之間存在著領土爭議。既然是有爭議，那么就既存在著釣魚島屬于我國的法理依據(jù)，也存在著屬于日本的法理依據(jù)。因此“擱置爭議”，就是等于是變相否定了釣魚島自古以來就是我國神圣領土的說法。而“擱置爭議”這種主張，實際上就是不敢承認國土被日本侵占的事實，就是在回避問題和矛盾，就是典型的用瞞和騙的這種實用主義手法，造出的奇妙的逃路;而至于“共同開發(fā)”，那就更是等于在事實上承認了日本對我國領土釣魚島侵占的合理合法。只是由于我國的政府和媒體卻又一直宣稱釣魚島自古以來就是我國的神圣領土，因而這才又不得不強作硬氣地強調(diào)一下“主權(quán)屬我”。因此“主權(quán)屬我、擱置爭議、共同開發(fā)”的這個主張，實際上就是由于是虛榮心和極端自私自利之心在作祟，因而不敢面對現(xiàn)實，不敢對歷史負責，不想為中華民族著想，不敢承認是遭到了日本的侵略而維護自己的顏面罷了。

　　出于中國人性格柔弱的這種劣根性，我們好多的中國人都形成了一種怨婦般的心態(tài)，因此不僅非常看重日本人對侵略我國這段歷史的態(tài)度，而且還更是非要把當年日本的那些殘殺我們中國人的惡魔，釘在由我們中國人豎起的歷史恥辱柱上。把當年日本殘殺我們中國人的惡魔釘在由我們中國人豎起的歷史恥辱柱上，就能讓日本人不再侵略我們了嗎?所以，譴責日本曾經(jīng)對我國進行侵略的歷史罪行，莫不如真正地反思一下人口世界第一的我們中國人，為什么會屢屢挨打?為什么會屢屢任人宰割、飽受欺凌?從中總結(jié)出造成挨打的原因并找到防止再次挨打的辦法。日本人承認不承認對我國的侵略，相信不相信南京大屠殺的存在，這并不重要。關(guān)鍵是我們中國人不僅必須要相信，而且特別是還更要牢牢地記住并找出切實的解決辦法，從而讓象南京大屠殺這樣的民族傷痛和恥辱，永不再來。

　　南京大屠殺發(fā)生于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爆發(fā)的前夜，而后由于德日意法西斯的侵略欲望和野心越來越強烈而導致的侵略行徑越來越大，因而終于引起了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的爆發(fā)。于是我國的抗日戰(zhàn)爭，也就成了世界反法西斯戰(zhàn)爭的一個主要部分。然而在抗日戰(zhàn)爭中，我們中華民族為什么會遭受南京大屠殺這樣極其巨大的民族傷痛和蒙受這種空前的民族恥辱。空軍大校、海洋安全與合作研究院院長、中國人民解放軍國防大學教授戴旭在二○○五年曾經(jīng)寫過一篇題為《對日本，菩薩心腸還是霹靂手段-----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中、蘇、美對日戰(zhàn)略分析》的著名文章。在這篇文章中，戴旭大校認為“中國對日本一直是‘菩薩心腸’”，“蘇聯(lián)對日本是單一的、干脆的‘霹靂手段’”，而“美國對日本則是剛?cè)岵④浻布媸?rdquo;。

　　就“中國對日本一直是‘菩薩心腸’”之論，戴旭大校進一步這樣解釋到：“自晚清以來，中國對日本一直剜肉投股，先讓琉球后割臺灣，還車載斗量送上巨額銀兩，希望日本這只中山狼能夠填飽肚子，感念大中華的溫厚寬仁，從此心生感恩之心不再得寸進尺。”

　　晚清以來，“先讓琉球后割臺灣，還車載斗量送上巨額銀兩”，如果這是大清王朝的主動自覺行為，日本人或許還能“從此心生感恩之心不再得寸進尺”。然而“先讓琉球后割臺灣，還車載斗量送上巨額銀兩”，卻并不是大清王朝的主動自覺行為，而是在被日本嚇怕打怕之后的不得已而為之。如此讓日本人“心生感恩之心”，那不就成了強人所難嗎?

　　大清王朝能有“普善心腸”?蔣介石能有“普善心腸”?絕對沒有。太平天國起義被鎮(zhèn)壓下去之后，大清王朝不僅幾乎將天京(南京)城里的太平天國余部殺光了，而且還更是追殺了其他太平天國的余部幾十年;蔣介石在屠殺中國共產(chǎn)黨人和革命群眾的時候，不僅“寧可錯殺三千，決不放過一個”，而且在攻占各地蘇區(qū)之后，更是“茅草要過火，石頭要過刀”。對自己統(tǒng)治下的人民和自己同胞的大清王朝和蔣介石對日本人能有“普善心腸”?只不過就是由于沒有“霹靂手段”而屢屢被打被羞之后，不得不“運氣鼓起癟肚子，裝飽漢”，以掩飾自己不得不唾面自干的無能無恥狀態(tài)而已。

　　對敵人是否能夠使用“霹靂手段”，關(guān)鍵在于自己是否擁有“霹靂手段”。在屢屢挨打之后，中國人為什么還不去尋求擁有“霹靂手段”?就是因為中國人有一個“記吃不記打”這樣的劣根性。

　　在挨了“第二次鴉片戰(zhàn)爭”這次打之后，當時的一些有識之士也認識到了現(xiàn)代工業(yè)和科學技術(shù)的重要作用，也認識到了我國與西方列強之間在現(xiàn)代工業(yè)和科學技術(shù)方面的巨大差距。于是以奕昕、曾國藩、左宗棠、李鴻章等人為代表的一些有識之士開始了向西方列強學習，興辦了一批以軍事工業(yè)為主的現(xiàn)代化的工礦企業(yè)。以“師夷長技以制夷”為號召，掀起了一場以“自強”為目標、以防止挨打為目的的“洋務運動”。可是當我國的近代國防工業(yè)剛剛有了一點基礎，國防力量剛剛有所增強的時候，在國家、民族的危機剛剛有所緩解之后，中國人“記吃不記打”的老毛病就又犯了。于是，“洋務運動”的發(fā)展目標，也就從為了防止挨打的“自強”，調(diào)整為了以滿足人民生活需要的，以經(jīng)濟建設為主的“求富”。然而“洋務運動”的發(fā)展目標調(diào)整之后沒有幾年，大清王朝在中日甲午戰(zhàn)爭中就被日本打敗了，中國人又挨了一次打。

　　從一八四○年到一九四五年，一百零五年的時間里，中國人挨了許多次的打。特別是日本全面侵華戰(zhàn)爭，中國人更是挨了長達十四年之久的打。盡管中國近現(xiàn)代的百年挨打，主要的原因是中國人的性格問題。但武器裝備的落后，也不能說就不是導致挨打的另一個重要因素。八年抗戰(zhàn)，盡管我國軍民英勇不屈地“大刀向鬼子們的頭上砍去”，但是由于武器裝備之間的巨大差距，我國還是付出了軍民被殺死一千五百多萬人，被殺傷兩千多萬人的慘重代價，才取得了打死四十五萬多一點日本鬼子這樣的戰(zhàn)績。因此馬克思的“批判的武器代替不了武器的批判，物質(zhì)的力量只有靠物質(zhì)力量去摧毀”這個論述，就構(gòu)成了人類世界的絕對真理。而斯大林所說的“沒有重工業(yè)，那我們就不會有一切現(xiàn)代化的國防武器，那時我們的地位就會和目前中國所處的地位多少相似。中國沒有自己的重工業(yè)，沒有自己的軍事工業(yè)，現(xiàn)在只要誰高興，誰就可以蹂躪它”這個現(xiàn)象，更是成了絕對的歷史事實。因此新中國成立后，為了防止中華民族的再次挨打，毛澤東寧可中國人民的生活改善得慢一點，也要優(yōu)先發(fā)展我國的重工業(yè)，特別是優(yōu)先發(fā)展我國的國防工業(yè)。寧可勒緊褲腰帶，也要搞出“兩彈一星”。對此，陳毅元帥的態(tài)度最為堅決：“中國人就是把褲子當了，也要把原子彈搞出來。”然而從一九四五年到一九七八年，才剛剛過去三十三年，曾經(jīng)挨過打的中國人大部分盡管還在，可是對中華民族曾經(jīng)的挨打，大部分的中國人卻都象“小崗村的十八條好漢”那樣，都把它忘卻了，而只是記住了毛澤東時代為了研制出“兩彈一星”而造成的窮。于是為了吃，在大部分中國人的一片歡呼之中，毛澤東時代開始建設的包括反導項目“六四○工程”和新一代核潛艇與先進戰(zhàn)斗機、武裝直升機在內(nèi)的八十七項尖端武器項目和大型飛機“運十”、曙光計算機、工業(yè)自動化、自動數(shù)字焊接系統(tǒng)、數(shù)控機床、大型民用火箭和大型工業(yè)裝備等多項高端民用工業(yè)項目下馬了，而以解決少數(shù)人先富起來這個問題為目的的以經(jīng)濟建設為中心的改革開放，就此開始了。然而又一個二十年才剛剛過去，不僅我國的釣魚島被日本給侵占了，而且我國駐南聯(lián)盟的大使館，還更是被美軍的飛機給炸了。然而盡管如此，當今不是還有許多人在拼命地否定、貶低、矮化、甚至是妖魔化毛澤東嗎?就是為了解決歷史遺留的貧窮落后問題，就是為了解決中華民族當時說面臨的嚴重現(xiàn)實威脅，就是為了中華民族的后代子孫永不再任人宰割、飽受欺凌，就是為了中華民族也擁有“霹靂手段”從而能夠洗雪中華民族曾經(jīng)飽受的那些民族恥辱，因而讓當時的中國人少吃了幾塊肉，所以毛澤東這才被中國人自己給否定、貶低、矮化、甚至是妖魔化了幾十年。由于這樣的原因就對毛澤東進行否定、貶低、矮化、甚至是妖魔化，可見否定、貶低、矮化、甚至是妖魔化毛澤東的那些中國人，“記吃不記打”的這種劣根性，都已經(jīng)惡劣到了什么樣的程度。因此習近平總書記一年之內(nèi)三次親自出席與抗日戰(zhàn)爭有關(guān)的紀念活動并均發(fā)表了重要講話，既是為了嚴正警告蠢蠢欲動的日本當局，也更是為了能夠警醒那些有著“記吃不記打”這種嚴重劣根性的中國人。

　　今天的中國，早已是離開了毛澤東的道路而改革開放了的中國。今天的中國，是高舉著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及科學發(fā)展觀大旗及儒學熱的中國。然而今天的中國，卻又不僅是一個釣魚島被日本侵占的中國，而且還更是一個在國際上屢屢受辱的中國。

　　在我國的漢族地區(qū)，尤其是在漢族聚集地區(qū)的農(nóng)村，過于由于養(yǎng)豬幾乎是一種普遍現(xiàn)象，所以父母會常常會用這樣一個生動而又形象的比喻來批評教育經(jīng)常犯錯誤的孩子：“我看你就象是那頭豬，純粹就是記吃不記打。”而“記吃不記打”，就是中國人愚蠢的這種劣根性的主要表現(xiàn)之一。因此所謂的“以經(jīng)濟建設為中心”的改革開放，完全就是在“凡是和美國搞好關(guān)系的國家，都富起來了”的這種純屬是“記吃不記打”的劣根性的推動下，或者說是有人看透并利用了中國人的這種劣根性，才推動的。

　　釣魚島被日本侵占的問題，是當今中國最難解開的一個國際難題。如果繼續(xù)擱置爭議或者象一些漢奸建議的那樣干脆放棄釣魚島，對于既曾經(jīng)任人宰割、飽受欺凌，又曾經(jīng)由于打敗過包括美國和蘇聯(lián)這兩個最強大的霸權(quán)主義國家在內(nèi)的全世界所有的帝國主義國家而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中華民族，特別是對那些崇信毛澤東的中國社會底層的勞動人民大眾來說，在情感上又是無論如何也接受不了的。那么如何收復被日本侵占的神圣國土，辦法總是有。只要迎回毛澤東思想，除了“少數(shù)人先富起來”這個問題之外，不僅目前中國所出現(xiàn)和所面臨的其他所有問題都會迎刃而解，而且就連美國目前正在發(fā)生的因為種族問題而引發(fā)的抗暴運動，都可能從根本上也就省卻了。可是盡管這個解決的辦法中國人都知道，只是當下的中國卻做不到或是根本就不想這樣去做。

　　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以及社會主義道路千好萬好，就是有一點不好，就是不讓也不能實現(xiàn)“少數(shù)人先富起來”。因此盡管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以及社會主義千好萬好，但毛澤東去世后不久，有些人出于“記吃不記打”這個劣根性的驅(qū)動，為了實現(xiàn)自己的先富起來，于是便告別了社會主義道路，拋棄了毛澤東思想并否定、貶低、矮化、甚至是妖魔化毛澤東，制定并強力推出了“少數(shù)人先富起來”的這一國策。而絕大多數(shù)的中國人同樣在“記吃不記打”的這個劣根性的驅(qū)使下，特別是在鄧小平理論的引導下，更是產(chǎn)生了自己就是先富起來的那少數(shù)人中的一個這樣的幻覺，因此便采取“摸著石頭過河”的方式，喜滋滋地走上了“少數(shù)人先富起來”的“奔小康”之路。

　　與吃苦耐勞這樣的民族特征相比，更多的中國人實際上更是怕苦耐辱。因為在儒家文化這種只講求生活方式而卻沒有生產(chǎn)方式和戰(zhàn)斗方式的腐朽文化的毒害下，我們中國人普遍的人生的目的，就是吃和穿。因此在我們中國，這才不僅出現(xiàn)了“為了吃，為了穿，晝夜都要忙”這樣的電影插曲，而且還更是早就形成了“人生在世，吃穿二字”這樣的人生格言。由于沒有生產(chǎn)方式，特別是由于沒有戰(zhàn)斗方式而只有生活方式的這種儒家文化，更是造成了人們的價值觀極度扭曲，尊嚴觀念和榮辱感更是嚴重錯位。于是在有的人看來，肚子比褲子更為重要。著名的電影演員張國立扮演完電影《一九四二》中“老東家”這一角色之后，在談及演出的感受時，才會這樣說到：“人的尊嚴是從肚子開始的”。

　　人之所以不同于動物，區(qū)別之一，就是凡是人，就存有羞恥之心。因此對于人來說，褲子比肚子更為重要。

　　戰(zhàn)爭之所以要讓女人走開，就是戰(zhàn)爭不僅也會奪去女人的生命，而且更常常會讓女人遭到侮辱。一個民族的女性遭到侮辱，就是整個民族遭到了侮辱。所以對于任何一個民族來說，褲子遠遠要比肚子重要得多。所以由于接受了儒家文化而變得懦弱無能的漢族男人，因為保護不住自己女人身上的褲子，于是便發(fā)明創(chuàng)造了貞操這樣的概念和觀念，逼迫自己的女人自己去用自己的生命來保住自己身上的褲子，從而也就保住漢族男人的尊嚴。尤其是象明朝末代的那個崇禎皇帝，由于自己的無能而不僅葬送了大明王朝的江山社稷，而且在臨上吊之前，還更是逼死了自己的妻子并要殺死自己的女兒長平公主以保住自己的尊嚴。因此就連在戰(zhàn)場上征殺了十多年，見過無數(shù)的死人而且也更是親手殺了數(shù)不清的人的李自成都這樣說：“上太忍”。

　　雖然褲子是如此的重要，但是由于儒家文化而造成的尊嚴觀念和榮辱感的嚴重錯位，特別是因為受“倉廩實而知禮節(jié)”這種觀念的影響。因此對于有的人來說，只要能夠吃得好，穿不穿褲子并不重要。而至于整個民族穿不穿褲子，那就更無所謂了。所以安徽省鳳陽縣小崗村的“十八條好漢”這才為了吃，寧愿冒著“被殺頭”的危險去分田單干，而也不愿為民族去做出什么丁點的貢獻。

　　在毛澤東時代，中國人民“發(fā)揚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和“生命不息，沖鋒不止”的精神，不僅保衛(wèi)了我們的中華民族。而且更是發(fā)揚“孟泰精神”、“雷鋒精神”、“大寨精神”、“大慶精神”和“紅旗渠精神”，戰(zhàn)天斗地、艱苦奮斗、無私奉獻，強盛了我們的中華民族。可是改革開放之后，由于冒著“被殺頭”危險去分田單干根本不愿為民族去做出什么丁點貢獻的小崗人被宣揚成了什么是改革先鋒。所以雷鋒也就成了傻子，大災之年硬是用“三不要和三不少”的這種精神為國家、為民族做出了無私奉獻和靠“干打壘精神”硬是開發(fā)出了大慶油田的的大寨人和大慶人的那種做法，更是被諷刺、挖苦成了是“越窮越光榮”。

　　全世界的所有民族，無不都是在與遠古洪荒猛獸的一路血戰(zhàn)前行中才走到今天的。特別是那些曾經(jīng)強大、已經(jīng)強大或正在強大的民族，更是如此。然而人類不管是戰(zhàn)勝洪荒猛獸，還是抵御外來侵略，無不憑借的是團結(jié)的精神，依靠的是集體的力量。因此為了能夠走向未來，全世界的每一個民族宣揚的無不是這種團結(jié)的精神，強化的無不是這種集體的力量。特別是經(jīng)過私有化改革開放的這三十多年的實踐檢驗，證明私有化的改革開放已經(jīng)給我們這個國家造成了領土被侵占、領海被分割、使館被炸毀、領事被毆打這樣嚴迫的國際窘境并預示出了更大的危險即將到來的征兆。因此，中華民族若想避免再一次的任人宰割、飽受欺凌，那就只有趕快凝聚起來，趕快強盛起來。而要凝聚起來、強盛起來，那就只有趕快迎回毛澤東思想并發(fā)揚當年大寨人、大慶人和紅旗渠人的那種戰(zhàn)天斗地、艱苦創(chuàng)業(yè)、無私奉獻的精神。可是當今的中國，私有化的改革開放不僅更在進一步的深化，而且在二○一四年八月為了紀念鄧小平周年而開始播出的電視連續(xù)劇《歷史轉(zhuǎn)折中的鄧小平》中，不管是為了個人吃喝而冒著“被殺頭”的風險而分田單干的小崗人，還是為了追求個人富裕而拋棄國家、民族的那些“舍生忘死”的逃港人，仍然還在都被當作是我們這個民族的正能量來繼續(xù)宣揚。既然小崗人和逃港人由于都是正能量而至今仍在大肆宣揚，那么與小崗人、特別是與逃港人的表現(xiàn)完全相反的大寨人、大慶人和紅旗渠人等，當然也就只能是作為“負能量”而繼續(xù)批判了。然而人民就是人民，人民早就把大救星和大寨人、大慶人牢記在了自己的心里。而小崗人和小人，也早就被掃進了歷史的垃圾堆。

　　長久以來，古今中外，人們敬佩、贊頌、崇拜、學習、模仿的，無不是那些愛國家、愛民族、愛他人、為國家為民族做出過貢獻、具有高尚情操和遠大理想的人，并更是因此形成了一種正確的價值觀念和判斷是非善惡的標準。但唯獨改革開放后的中國，卻把人類世界的所有判斷是非善惡的標準，都徹底完全地顛倒了。因此改革開放后的中國，也就形成了一種逆向種族主義思潮和事實。而象這樣，就是典型的在宣揚逆向種族主義。

　　當年小崗村的“十八條好漢”，坑了我們這個國家，坑了我們這個民族，當然也坑了他們小崗人自己。為了追逐個人的吃喝與富裕，小崗人在上個世紀七十年代末，就開始了自己所始終追求的分田單干。可是小崗人三十多年的分田單干，卻不僅還是沒有做到“交足國家的，留夠集體的”，而且就連“剩下全是自己的”那些也不多。所以直到前幾年，小崗村仍然還有象殷廣勇這樣窮得因為沈浩送給他的是成桶而不是零散的豆油和一件外套并給他家辦了低保，而泣不成聲的人。因此，小崗村的這三十多年，實際上還是賴著國家的，騙著別人的，根本沒有自己的。而前幾年對沈浩事跡的廣泛宣傳，卻無意間把騙子們?nèi)嗄陙碛镁木幵斓闹e言給小崗村這個涂上了層層艷麗色彩的“破包子”，一下子給捅露了餡。

　　自私自利的小崗人不愿意為國家、為民族做貢獻，甚至是都怕自己身邊的人沾了自己的便宜，那是小崗人自己的事。但是就象毛澤東在批判電影《武訓傳》的過程中，在《在審閱楊耳〈評武訓和關(guān)于武訓的宣傳〉稿時加寫的幾段文字》這篇文章中所寫的那樣“武訓自己一個人想得不對，是極小的事，沒有什么影響。后人替他宣傳就不同了，這是借武訓來宣傳自己的主張，而且要拍成電影，寫成著作或論文，向中國人民大肆宣傳，這就引起了根本問題了。”

　　相信每一個中國人都不愿承認中華民族是一個劣根民族，不愿意承認中國人有國民劣根性，不愿承認十三億的中國人是“垃圾人口”。可是看看當今我國主流媒體上對漢奸文化的宣揚和對愛國者的聲討，不是人類的垃圾，根本就不可能這樣去做。不是漢奸的把持，根本更做不到。漢奸文化的出現(xiàn)和泛濫，是造成目前我國漢奸自發(fā)產(chǎn)生并極其猖獗的根本原因，而漢奸的自發(fā)產(chǎn)生并極其猖獗，又是導致目前我國在解決釣魚島問題和處理國際問題上非常被動艱難的關(guān)鍵因素。

　　釣魚島問題，表面上看是我國和日本在博弈。而實際上，卻是我國在與美國進行激烈的明爭暗斗。由于當年毛澤東把釣魚島的問題，是放在對美戰(zhàn)略的這個大的框架內(nèi)來進行的，所以隨著中美關(guān)系的解決，釣魚島的問題自然也就迎刃而解了。所以在一九七二年中日兩國正式恢復邦交關(guān)系的談判中，毛澤東從世界、尤其是從對美戰(zhàn)略的這個大局出發(fā)，才同意將釣魚島列島歸屬問題掛起來并留待以后條件成熟時再加以解決。因此在上個世紀的七十年代，隨著美國的觀念和態(tài)度的轉(zhuǎn)變以及同我國關(guān)系的改善，于是釣魚島的問題也隨之出現(xiàn)了徹底解決的機會。盡管美國根據(jù)一九七一年六月十七日和日本簽訂的《歸還沖繩協(xié)定》，而把釣魚島的行政管轄權(quán)隨同沖繩的行政管轄權(quán)一并移交給了日本政府。但是由于美國在其后不久和我國簽署的《中美上海聯(lián)合公報》中卻是如下表述的，因此解決釣魚島的問題，也已經(jīng)不再是什么難事。

　　一九七二年二月二十八日，來我國進行了八天國事訪問的美國總統(tǒng)尼克松，在訪問的最后一天，與我國政府在上海簽署《中美上海聯(lián)合公報》。在公報中：

　　美國方面聲明：

　　“美國支持全世界各國人民在沒有外來壓力和干預的情況下取得個人自由和社會進步。”

　　“應該允許印度支那各國人民在不受外來干涉的情況下決定自己的命運;美國一貫的首要目標是談判解決;越南共和國在一九七二年一月二十七日提出的八點建議提供了實現(xiàn)這個目標的基礎;在談判得不到解決時，美國預計在符合印度支那每個國家自決這一目標的情況下從這個地區(qū)最終撤出所有美國軍隊。”

　　“各國不論社會制度如何，都應根據(jù)尊重各國主權(quán)和領土完整、不侵犯別國、不干涉別國內(nèi)政、平等互利、和平共處的原則來處理國與國之間的關(guān)系。國際爭端應在此基礎上予以解決，而不訴諸武力和武力威脅。美國和中華人民共和國準備在他們的相互關(guān)系中實行這些原則。”

　　“••••••••，••••••••。”

　　考慮到國際關(guān)系的上述這些原則，

　　雙方聲明：

　　“中美兩國關(guān)系走向正常化是符合所有的國家的利益的;”

　　“雙方都希望減少國際軍事沖突的危險;”

　　“任何一方都不應該在亞洲—太平洋地區(qū)謀求霸權(quán)，每一方都反對任何其他國家或國家集團建立這種霸權(quán)的努力。”

　　“任何一方都不準備代表任何第三方進行談判，也不準備同對方達成針對其他國家的協(xié)議或諒解。”

　　“任何大國與另一大國進行勾結(jié)反對其他國家，或者大國在世界上劃分利益范圍，那都是違背世界各國人民利益的”。

　　在毛澤東思想的震懾下，在毛澤東思想的感召下，在毛澤東思想的引領下，不僅是在西方那充滿了獸性的叢林文化滋養(yǎng)下長大的美國人，而且更是曾經(jīng)殘酷地販賣、奴役黑奴的美國，更是曾經(jīng)在全世界到處殺人放火、搶占勢力范圍的美國，更是曾經(jīng)把維護西方叢林文化的那種獸性理念，當做是自己義不容辭責任的西方資本主義世界的霸主美國，都恢復了能夠接受毛澤東首創(chuàng)的“和平共處五項原則”這樣的人類善良和正義，都能夠莊嚴公開地做出“大國在世界上劃分利益范圍，那都是違背世界各國人民利益的”這樣的表示。所以，如果當初我們中國能把毛澤東思想堅持下去，那么當今的世界肯定會成為一個充滿了愛的世界。因而哪里還會有什么中國的釣魚島被侵占，哪里還會有什么糾紛與爭端。然而等到了我國已經(jīng)臨近改革開放的一九七八年，在我國急于要和日本簽署《中日和平友好條約》的時候，日本的一些國會議員卻趁機提出了要我國承認日本對釣魚島列島擁有主權(quán)這樣的要挾條件。而日本政府也順應了這些人的要求并抓住了我國急于要和日本簽署《中日和平友好條約》的這種卑微心理，于是開始出動巡邏艇和軍用飛機對我國在釣魚島海域從事捕撈作業(yè)的漁民進行監(jiān)視。一九七九年五月，當我國的改革開放正式開始之后，日本政府更是出動巡視船將人員和器材運到釣魚島上并在那里修建了直升機場，同時還更是向釣魚島海域派出了調(diào)查團和測量船。從此，日本不僅開始了對我國領土釣魚島的霸占，而且對我國的態(tài)度，也是越來越囂張狂妄。

　　釣魚島問題盡管是歷史遺留的問題，但是毛澤東給中華民族后代子孫留下的，至少也也是收回被占領土法理和情理依據(jù)。可設計師給繼任者留下的，卻是越來越難以解開的歷史難題。特別是毛澤東還更是曾經(jīng)不僅用戰(zhàn)爭的方式，從蘇聯(lián)這個全世界最兇惡的霸權(quán)主義國家的手里，收復了被占的領土珍寶島，而且還更是頂著戰(zhàn)爭、甚至是核大戰(zhàn)的天大風險，拒絕與蘇聯(lián)簽訂邊界條約，從而為中華民族留下了收復被沙俄從滿清政府手中割走的我國領土的法理和情理依據(jù)。可是到了上個世紀的九十年代初，就在蘇聯(lián)解體前夜的一九九一年的五月十六日，在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的指導下，我國卻與蘇聯(lián)政府簽訂了《中蘇國界東段協(xié)定》，由此正式承認了沙俄以及后來的蘇聯(lián)對我國神圣國土的霸占。

　　在目前我國始終堅持的“擱置爭議、共同開發(fā)”的做法都已經(jīng)無法滿足日本侵略的欲望和野心的情況下，除非我國繼續(xù)退讓，否則由于釣魚島的問題，中日、甚至中美之間必有一戰(zhàn)。戰(zhàn)爭既是解決分歧與爭端的最后辦法，也是最有效的辦法。然而無論古今中外，若想取得戰(zhàn)爭的勝利，那只有象“我們?nèi)f眾一心冒著敵人的炮火前進”那樣。然而當今的中國，卻由于“少數(shù)人先富起來”這一國策的一再推進，早就造成了社會撕裂的嚴峻現(xiàn)實和正面臨著民族分裂的嚴重威脅。

　　“少數(shù)人先富起來”，必然會因為產(chǎn)生貧富差別而造成社會的撕裂。在我們這個由多民族所組成的國家中，必然還會導致民族的分裂。窮與富是一個相對的概念，少數(shù)人先富起來，多數(shù)人自然就會先窮下去。而巨大的貧富差距所造成的人們生活境遇的迥然不同，必然也會導致人們的心態(tài)不同。先富起來的少數(shù)人，特別是那些利用權(quán)力先富起來的少數(shù)人，當然是會感念推出了“少數(shù)人先富起來”這一國策的政府。可是先窮下去的多數(shù)人，也必然會產(chǎn)生被政府拋棄了的那種感受。因此一旦發(fā)生對外戰(zhàn)爭，特別是當國家遭受到外來侵略的時候，又怎么指望這些先窮下去的多數(shù)人能與政府同心同德奮起反抗外來侵略。袖手旁觀，都算是好樣的。不成為帶路黨，那就更加不錯了。而政府也由于清楚地知道自己的確是曾經(jīng)拋棄了那些先窮下去的多數(shù)人，所以即使是先窮下去的多數(shù)人真心對自己的擁護和幫助，也因此而不敢接受。二○一二年九月，當日本政府用釣魚島國有化的辦法來加劇局勢的緊張以試探我國政府的反映，而我國政府卻由于找不出應對的辦法而陷入尷尬萬分境地的時候，我國民間那些先窮下去的社會底層勞動人民大眾，卻自發(fā)地舉行了“保釣抗日大示威”，以表示對政府的堅決支持并對日本政府的回擊。然而就是由于政府自己感到確實是曾經(jīng)愧對了那些先窮下去的多數(shù)人，于是這才不僅不敢接受，反而還更是出動了大批身穿防爆衣褲，手戴防割手套，頭戴防暴頭盔，拿著防暴槍支，攜帶防爆拒馬的防暴警察，對那些赤手空拳，至多也就是舉著毛主席的畫像和呼喚毛澤東思想回歸的標語進行“保釣抗日大示威”的人民大眾，進行了嚴厲的大示威。

　　當今的《毛澤東思想》，并不等于毛澤東的思想。在維護國家主權(quán)和民族尊嚴的問題上，在對待外來威脅的問題上，由于毛澤東的一貫做法就是“針鋒相對，寸土必爭”。于是為了消除外來的威脅，在毛澤東的時代，我國不僅曾經(jīng)幾次斷然選擇了戰(zhàn)爭的方式，而且一九五○年的抗美援朝，毛澤東指揮的中國人民志愿軍使用著繳獲來的“萬國牌”武器，一舉打敗了包括美國在內(nèi)的當時全世界所有的帝國主義國家;一九六二年，面對印度反動派對我國領土的不斷蠶食，毛澤東麾下的中國人民解放軍發(fā)揚“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精神，打得有美、英、蘇等全世界所有大國支持的印度反動派落荒而逃;一九六九年珍寶島一戰(zhàn)，用毛澤東思想武裝起來的中國人民解放軍憑著“生命不息，沖鋒不止”這樣的精神，打敗了蘇聯(lián)這個全世界最兇惡的霸權(quán)主義國家。

　　不管是社會文人還是軍內(nèi)文人，無論是鷹派還是鴿派。都不僅不是財富的創(chuàng)造者，反而還是財富的消費者。人民供養(yǎng)著你們，就是為了讓你們用你們的智慧和所學，能夠正確地總結(jié)歷史上的經(jīng)驗教訓以喚醒茫然的人民大眾，能夠為民族、為人類確立、弘揚那種正確的價值觀、人生觀和世界觀，能夠維護社會的道德和正義，能夠維護人間的正氣與倫理，能夠及時發(fā)現(xiàn)、歸納現(xiàn)實中出現(xiàn)或遇到的問題，能夠提出正確的政策、策略和解決意見，能夠為人類探尋出一條真正能夠通往未來的道路。然而改革開放以來，在我國卻不僅發(fā)生了屢屢回避現(xiàn)實的問題和矛盾這樣的事，而且還更是出現(xiàn)了嚴重篡改歷史和錯誤總結(jié)歷史上的經(jīng)驗教訓等這樣的荒謬做法

　　對于釣魚島被日本侵占的原因，有一種觀點認為是由于日本被打敗之后，美國邀請我國出兵占領日本，而蔣介石為了打內(nèi)戰(zhàn)而沒有派兵去占領日本而造成的。

　　蔣介石膽小懦弱和腐敗無能，這的確是客觀的歷史事實。蔣介石為了一己之私、一黨之私而不顧民族的利益發(fā)動了極其反動的內(nèi)戰(zhàn)，更早已是歷史的定論。然而如果就此便把釣魚島被日本侵占的原因也推給蔣介石，那既是不公允的，也更是在錯誤地記述、分析和總結(jié)歷史。

　　在當時的現(xiàn)有條件下，蔣介石敢接受美國的邀請而派兵去占領嗎?又有哪位國民黨軍的將領真的敢?guī)Пフ碱I日本?國民黨軍的士兵又哪個有這樣的膽量?

　　雖然當年我國坐著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的蹭車，也在一九四五年取得了抗日戰(zhàn)爭的最后勝利。但是直到日本宣布投降，在我國(不包括東北地區(qū))還駐扎著一百多萬的日本陸海空軍。在美軍已經(jīng)占領琉球并打到日本家門口了的情況下，可我國除了敵后抗日戰(zhàn)場的八路軍和新四軍進行了局部的反攻之外，幾百萬的國民黨軍卻仍然還蜷縮在大西南。不僅沒有收復過一座被日軍占領的大中城市，而且僅是在一九四五年的七月十五日至八月十二日這日本鬼子投降前的不到一個月的時間里，還被日軍攻占了十八座縣城。以至于在日軍奉日本天皇的命令投降而蔣介石又不準許八路軍和新四軍受降的情況下，想投降的日軍竟然都找不到受降的國民黨軍隊。而就是由于蔣介石不許日軍向八路軍和新四軍投降而國民黨的軍隊又沒有及時地趕來受降，所以在敵后戰(zhàn)場，八路軍和新四軍的抗日戰(zhàn)爭，又多進行了一兩個月的時間。

　　日本早在八月十五日就宣布投降了，可直到九月九日，由于借助美國空軍的飛機把蔣介石的部隊空運到南京，蔣介石政府這才完成了南京受降。而北平的受降，則更是延遲到了十月十日。由于國民黨軍并不具備依靠自己的力量而取得抗日戰(zhàn)爭勝利的這個能力，因此也就更沒有接受日軍投降的這個心理準備。看看何應欽在南京受降儀式上對岡村寧次的那種奴顏婢膝的樣子，就知道包括蔣介石在內(nèi)的國民黨所有軍人對日本人的心理畏懼了。在日本留過學的蔣介石，可是深知日本人的國民性的。雖然日本軍隊的武裝被美軍解除了，可是日本民眾拎著菜刀，也照樣能把蔣介石的那些熊兵給收拾了。在這樣的情況下，派少量的軍隊去占領日本，無異于就是羊入狼口。特別是美國還更是不僅只允許蔣介石政府派只能派一個軍的三萬多兵力去占領日本，而且占領軍的軍費還要蔣介石政府自己來承擔。而這對于窮困潦倒的蔣介石政府來說，也是一筆不小的負擔。因此對蔣介石是為了打內(nèi)戰(zhàn)才沒有派兵去占領日本的這種說法和認識，是不符合歷史事實的。而這樣的說話和認識，那也就實在是太冤枉蔣介石了。雖然蔣介石反共反人民并要堅決打內(nèi)戰(zhàn)，這的確是歷史事實。特別是為了限制八路軍和新四軍力量的發(fā)展，蔣介石還更是不許日軍向八路軍和新四軍投降，但是打內(nèi)戰(zhàn)卻并不是造成蔣介石沒有派兵去占領日本的必然條件。所以釣魚島被日本侵占的這筆賬，無論如何也不應該算到蔣介石的頭上。而且當時蔣介石即使是出兵去占領了日本，那么也不過就是給美國人“打工”。象這種狐假虎威的占領，根本就不可能對日本人起到什么威懾作用。特別是四年之后我國更是發(fā)生了政權(quán)更迭，那么美國能允許共產(chǎn)黨的軍隊去接替國民黨的軍隊繼續(xù)存在于日本嗎?所以象把釣魚島被日本侵占的責任都算到了蔣介石頭上這樣對歷史問題所進行的反思、分析和總結(jié)，不過就是用華美的辭藻和工整的語法而堆砌起來的優(yōu)美動聽的謊言。然而這種現(xiàn)象，卻是在我國目前體制內(nèi)的那些專家、學者和教授身上所表現(xiàn)出來的普遍狀態(tài)。拋開立場問題，就是這樣的個人能力和素質(zhì)，這些人就愧對了養(yǎng)育他們的中華民族。而象在釣魚島問題上抓蔣介石來給真正的歷史罪人當替死鬼的這樣做法，實際上就是繼續(xù)用瞞和騙，在為自己造出奇妙的逃路。至于中華民族的出路在哪里，那就由它隨意去吧了。

　　雖然中華民族是一個勤勞、勇敢和智慧的民族，但中國同樣也有象“記吃不記打”這樣的極其自私和愚蠢的小人。勤勞、勇敢和智慧，使中華民族誕生了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而“記吃不記打”這樣的極其自私和愚蠢的小人，卻引領中國走上了“少數(shù)人先富起來”的這樣導致出現(xiàn)巨大貧富差別的邪路。今天的中國，雖然主要靠出賣自然資源和破壞自然環(huán)境特別是靠殘酷壓榨出來的國內(nèi)“人口紅利”從而使GDP已經(jīng)高達全世界的第二，盡管還不僅擁有毛澤東留下來的“兩彈一星”與核潛艇，而且更是就連排水量高達一萬二千噸的海警船目前也已經(jīng)下水，預計明年春天就可入役。但是由于丟棄了毛澤東思想這個最為強大的精神力量，因此不用說收復被日本占領的釣魚島，就連能否保住臺灣島，都已經(jīng)成了未知數(shù)。

　　在儒家思想成為了我們中國的意識形態(tài)之后，我們中國挨了一千多年的打。象“五胡亂華”和“靖康恥”那樣的民族命運，實在是太過悲慘了。特別是當西方歐美世界以及日本完成了工業(yè)革命之后，我們中國又是挨遍了全世界列強的打。“八國聯(lián)軍侵華”和日本的全面侵略，險些造成中華民族的亡國滅種;在毛澤東思想成為中國共產(chǎn)黨的意識形態(tài)之前，中共產(chǎn)黨所領導的中國革命，是屢受挫折，幾乎陷于失敗。而自從毛澤東思想成為了中國共產(chǎn)黨的意識形態(tài)之后，中國革命便開始了從勝利走向勝利。當年就是在毛澤東思想的鼓舞、感召和指引下，中國人民這才打敗了日本侵略者而堅持到了抗戰(zhàn)的最后勝利，這才打跑了美國野心狼，這才戰(zhàn)勝了蘇修新沙皇;然而自從有了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的指導再加上儒學熱之后，我們中國所處的國際環(huán)境，就是目前這樣的狀態(tài)。在我們中國今天所遭受到的外來威脅同當年一樣又是極其嚴峻的情況下，由于有著沉痛的歷史教訓和深刻的歷史經(jīng)驗一同都擺在那里，所以，何去何從，相信今天的每個中國人都會做出正確選擇。是為了一己之私而繼續(xù)走“少數(shù)人先富起來”的改革開放之路?還是為了中華民族的千秋萬代著想而趕緊迎回毛澤東思想?繼續(xù)走私有化的改革開放之路或是迎回毛澤東思想，不僅關(guān)系到中華民族的子孫萬代，而且也肯定要關(guān)系到每個中國人的歷史榮辱。對于我國社會底層的勞動人民大眾而言，其他人迎回不迎回毛澤東思想并不重要，因為當苦難降臨的時候，他們自然而然地就會象在“保釣抗日大示威”中那樣，再次想起并充分運用毛澤東思想。千百年來，盡管我國社會底層的勞動人民大眾曾經(jīng)遭受過無盡的苦難，但也卻戰(zhàn)勝了無盡的苦難，并且還更是曾經(jīng)數(shù)次把我們中華民族從任人宰割、飽受欺凌的苦難回來屈辱中，奮力拯救了出來。然而對于少數(shù)先富起來的那些人、尤其是對多達一百多萬的那些裸官來說，是否迎回毛澤東思想?yún)s至關(guān)重要。只要主動迎回了毛澤東思想，自然就會得到我國善良的社會底層勞動人民大眾的原諒。

　　由于我們中華民族的歷史太為漫長，因為我們中國的人口歷來太多，特別是由于漢奸太多而又導致我們中華民族在歷史上挨了太多的打，所以我們這個民族歷史上的罪人，當然也就不會太少。然而不管歷史上的民族罪人如何再多，特別是我們中華民族也早就不在意歷史罪人的排行榜上是否還會多上幾個人的名字。但是恐怕相信今天任何的一個中國人，也不愿自己榜上有名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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