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中有好多好多會議/都可以省略/但這個會議萬萬不可……/開會原本是路途之上很重要的事情/只是有些弄不清楚/哪個會議的意義/能夠是又深又遠/因為意義這個東西/要事后很久很久/才能知道。”

　　——一位詩人寫在遵義·代題記

　　(一)

　　遵義以南50多公里的小山村里，那晚緩緩移出一襲微弱的燈光。那是一盞馬燈。它的主人是時年42歲的毛澤東。

　　此時已是深夜，黑暗無光的村落足以說明大多數(shù)人已進入了深度的睡眠。而面容清瘦，滿身煙味的毛澤東卻沿著村頭這條幾乎消失于茫茫暗夜的無名小路，若有所思而又無比堅定地向前行走著。

　　這是一條再普通不過的山村小道，誰也想不到，在那盞馬燈伴隨著那個身影在那個夜晚走過之后，這條小道就和未來中國的命運緊緊相連。

　　如果算一下日子，那天是1935年的3月10日。對于毛澤東來說，進入貴州的這些日子太不平靜。將近兩個月前的遵義會議上，他被選為中央政治局常委;大約一個月前，在“雞鳴三省”的地方召開的著名扎西會議上，他在常委分工中成為周恩來“軍事指揮上的幫助者”;就在一個星期前，他被任命為中央紅軍前敵司令部政委。而幾個小時前，在這個叫做茍壩的小村召開的中央政治局會議(史稱茍壩會議)上，與會者討論進攻打鼓新場(今貴州金沙)的作戰(zhàn)計劃，他提出關(guān)于不能強攻固守之敵，要在運動中消滅敵人的建議。他沒想到，這個建議卻遭到與會者的一致否決。他以辭去前敵司令部政委據(jù)理力爭，結(jié)果非但沒能爭取到大家，而且會議還通過急轉(zhuǎn)直下的表決，作出了取消他剛剛就任不到7天的前敵司令部政委職務的決定。

　　夜色漸濃，毛澤東心潮翻滾，紅軍的命運在腦海里激蕩。在他看來，今天的高級軍事會議，雖然不能說是犯了個低級錯誤，但進攻打鼓新場國民黨之黔軍的決議，起碼是過于倉促，過于武斷了。他完全能夠理解紅軍指戰(zhàn)員一心要擴大戰(zhàn)果、渴望戰(zhàn)斗的心情。甚至，他也贊同有些領導人的考慮，占領物產(chǎn)豐富、商業(yè)繁華的打鼓新場使紅軍得到更多的后勤補給，有利于開辟新的革命根據(jù)地。問題是，諸多的不利因素被大家輕而易舉地忽視了。一方面，紅軍經(jīng)過長途奔襲特別是遵義戰(zhàn)役之后，隊伍雖然稍稍恢復了元氣，大家心氣很高，但綜合力量比較疲憊，而且處境孤立，缺少外援;另一方面，打鼓新場的國民黨黔軍固守和經(jīng)營多時，外有城墻，內(nèi)修碉堡工事，而且各方援軍就近機動，召之即來。就是在這種極不對稱的情況下，3月10日1時紅一軍團林彪、聶榮臻發(fā)來“萬急”電報，建議“野戰(zhàn)軍應向打鼓新場三重堰前進，消滅西安寨、新場、三重堰之敵”，并制訂了詳盡的作戰(zhàn)方案。在由20多人參加的高級軍事會議上，與會者就打與不打爭執(zhí)不下，會議時間一拖再拖。

　　“你們硬要打，我就不當這個前敵司令部政委了!”毛澤東來了脾氣，對主持會議的張聞天說。

　　“少數(shù)應該服從多數(shù)，不干就不干!”有人毫不客氣地頂了回去。會議非但沒有聽取毛澤東的意見，還舉手形成了進攻打鼓新場的決議，而且免去了毛澤東的前敵司令部政委職務。

　　作戰(zhàn)命令即將發(fā)出，打鼓新場之戰(zhàn)箭在弦上，一觸即發(fā)。

　　毛澤東覺得，如果兩軍對壘，紅軍將很快陷于南北夾擊、腹背受敵之境，甚至隨時面臨全軍覆沒的危險。以卵擊石，怎能不令他心急如焚、憂思忡忡。必須即刻上路，去找周恩來進行最后的說服，作最后的努力——盡管，此時理解他的可能只有這盞馬燈!

　　(二)

　　一盞昏黃的馬燈，帶著堅定的理念，領著被視為異端的提議，在漆黑的山道上蠕動。那是新中國暮色低沉的前夜，也是毛澤東一生中灰暗的日子。好在，手里的馬燈還亮著。

　　在那條僅僅兩公里長的鄉(xiāng)間小路上，不知毛澤東走了多久，也不知他走得何其艱難。這正如從瑞金出發(fā)一路走來的紅軍，不知經(jīng)歷了多少坎坷泥濘、圍追堵截、夾擊轟炸，但救亡圖存的信念始終如青春的脈搏從未停息地跳動著。也正如毛澤東本人在那段時間的經(jīng)歷一樣，在不被理解中苦苦堅持，在挫折困難中咬牙挺住，在失敗失落失意中起死回生、繼續(xù)前行。

　　1934年10月，在第五次反“圍剿”失敗之后，中共中央、中革軍委率紅軍主力五個軍團及中央、軍委機關(guān)和部隊86000多人，分別自瑞金等地出發(fā)，“戰(zhàn)略轉(zhuǎn)移去遠方”。繼而，挺進湘西，沖破四道封鎖線，改向貴州，渡過烏江，奪取遵義。一路狂飆突進，縷縷的希望燃燒著戰(zhàn)斗的激情，可喜的勝利伴隨著巨大的犧牲。到遵義會議召開之前，中央紅軍只有37000人的有生力量，約有49000多個鮮活的生命血灑沃土、長眠大地，永遠成了革命的根須。

　　遵義戰(zhàn)役之后，蔣介石親臨貴陽督戰(zhàn)，調(diào)集其滇、川、黔各部，擺兵布陣，把剛剛在勝利之中得以喘息的中央紅軍陷入大大小小、或明或暗的包圍圈之中。而當時的紅軍將領，無論是領導能力還是決策方式，都與戰(zhàn)局和形勢的變化不相適應。軍事“三人組”時期，李德、博古專權(quán)，政治局不討論重大軍事決策，在戰(zhàn)略指導和作戰(zhàn)指揮中屢有失誤、屢遭失敗。遵義會議作出決定，一切重大決策都要經(jīng)過政治局討論。但情況又從一個極端走向了另一個極端，隊伍往往是白天行軍、晚上研究重大問題，20多人的會議七嘴八舌、枝蔓橫生，有時爭論不休，有時議而不決，耗費精力、貽誤戰(zhàn)機在所難免。

　　遵義戰(zhàn)役的勝利來之不易!紅軍的戰(zhàn)略機遇來得殊為難得!它必須也只能成為下一個勝利的出發(fā)地，而萬不可成為一支隊伍走向傾覆的絕響，一群熱血戰(zhàn)士集體光榮前的回光返照!

　　一支以拯救黎民百姓為己任的隊伍，此時面臨的最迫切的問題就是自我拯救。幼年的紅軍，必須盡快地自我完善和發(fā)展，尤其是在軍事思想、全局觀念和戰(zhàn)役決策等極其重大的問題上，必須擁有比這盞馬燈還要明亮百倍的眼睛，必須以真理的目光作出歷史性的選擇!

　　(三)

　　歷史，其實就是一次又一次的選擇，而且是一次又一次艱難的選擇。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遵義召開會議，增補毛澤東為中央政治局常委。紅軍選擇了毛澤東。史學家說，遵義會議確定了毛澤東在黨中央和紅軍中的領導地位。這種觀點，于今已成共識。

　　但是，當我們走進茍壩會議的深處，就會漸漸發(fā)現(xiàn)，這種說法必須基于一個辯證、務實的理念：茍壩會議，是遵義會議的繼續(xù)，也是遵義會議的收官之作。換言之，遵義會議的精神，在茍壩得到了落實;遵義會議的主張，在茍壩得到了貫徹;遵義會議的選擇，在茍壩得到了更加具體的確認。

　　這是歷史留下的一道非常值得耐人尋味的連環(huán)選擇題。

　　對于宏大的歷史來說，遵義會議無可置疑地成為了黨和紅軍的偉大轉(zhuǎn)折。通過這次會議，產(chǎn)生了新的黨中央負責人;通過了遵義會議決議;取消了黨中央領導軍事的最高核心軍事“三人組”。但對于毛澤東本人來說，只是通過遵義會議成為了中央政治局常委，并沒有明確領導工作。何況，他“出山”10多天后的1月27日提出的土城青杠坡阻擊戰(zhàn)也沒打好，以至于本來對他進入中央政治局就想不通的博古等人，更是頗有微詞。

　　歷史還在選擇。在2月5日的扎西會議上，常委分工“以澤東同志為恩來同志的軍事指揮上的幫助者”。毛澤東，站在了軍事指揮的前沿。但是，怎么實施軍事上的“幫助”，似乎仍然模糊不清。

　　歷史繼續(xù)選擇。3月4日，在鴨溪根據(jù)敵情和紅軍的現(xiàn)狀，中革軍委決定設前敵司令部，委托朱德為前敵司令員、毛澤東同志為前敵政治委員;幾天之后的3月10日，他在茍壩會議上又被免去這一職務。

　　“亦余心之所善兮，雖九死亦猶未悔”。被免了職務的毛澤東，并沒有放棄自己的主張;長征中身心困頓的毛澤東，那夜無法安睡。他提著馬燈來了!

　　我們無法透過歷史的暗夜去猜度一個人的思緒。走在這條鄉(xiāng)間小路上，毛澤東的心情是怎樣的呢，復雜?灰暗?沉重?未知可否，更或許，兼而有之。

　　總之，這天晚上，這條路承載了他所有的心情。很難說這條路的那一端是喜是憂，更遑論這段路同后來的勝利與光榮有著什么必然的聯(lián)系。

　　但有時候，歷史就需要有那幾個應有的、必不可少的腳印;有時候，在抵達真理的過程中，必須踏平坎坷，方見風景;有時候，必須走過最漫長、最恍惚的道路，才能擁抱勝利的晨曦。

　　(四)

　　歷史湮沒了很多細節(jié)。在80年春秋更替中，我們早已無從得知那天晚上毛澤東同周恩來分析戰(zhàn)況時的神色和情景，只能從后來成為國務院總理的周恩來口中，約略地親近那個獨特的夜晚——“毛主席回去一想，還是不放心，覺得這樣不對，半夜提著馬燈又到我那里來，叫我把命令暫時晚一點發(fā)，還是想一想。我接受了毛主席的意見，一早再開會，把大家說服了。”

　　時而亂云飛渡，時而大浪淘沙;時而水落石出，時而吹糠見米。歷史如此無情，又如此多情。

　　次日，茍壩會議繼續(xù)進行。會上，周恩來、朱德同紅軍將士們擺情況、講形勢，力陳利弊，張聞天等領導人也從善如流。如此一來，前一天通過的關(guān)于進攻打鼓新場之敵的作戰(zhàn)計劃，徹底翻了盤。接著，會議又恢復了毛澤東的中央紅軍前敵司令部政委職務。這種情況下，毛澤東因勢利導，同大家一五一十地分析戰(zhàn)機稍縱即逝、瞬息萬變的局勢，指出決策指揮上的弊端。

　　戰(zhàn)局果如毛澤東分析的那樣。就在中革軍委發(fā)出《關(guān)于我軍不進攻打鼓新場的指令》同時，國民黨之滇軍孫渡所部已經(jīng)從黔西、大金沙方向向打鼓新場進發(fā)，川軍郭勛祺部、周渾元部、吳奇?zhèn)ゲ空⒁曧耥瘢瑪橙艘园藥熤姷谋φ艡C對紅軍形成合圍。

　　而此時，由于作戰(zhàn)計劃的臨時改變，紅軍以靜制動，躲過了堪可滅頂?shù)慕匐y。

　　馬克思說：“哲學家們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釋世界，而問題在于改變世界。”可以說，那一夜毛澤東改變了世界。

　　茍壩會議，一個勝利的大會!毛澤東在遭受孤立時的堅持，不僅挽救了紅軍，彰顯了卓越的戰(zhàn)略眼光和軍事才能，也進一步樹立了他在紅軍中的威望。從茍壩會議開始，毛澤東正式成為新的軍事三人組的主要指揮者，成為革命隊伍的核心。

　　歷史選擇了毛澤東。走近茍壩村的一草一木，我們對歷史的選擇有了更為深切的感受。毛澤東沒有辜負歷史的選擇，在此后的軍事生涯中，他指揮紅軍“四渡赤水出奇兵”，把戰(zhàn)爭藝術(shù)演繹得出神入化。最終，他和他的戰(zhàn)友們擺脫了國民黨40萬大軍的圍追堵截，乘著勝利一路北上，直到黃土高原的吳起小鎮(zhèn)“鑼鼓響，秧歌起”，直到“三軍過后盡開顏”……

　　(五)

　　站在這座作為“茍壩會議會址”的老式黔北農(nóng)家四合院前，總想遙望會場之外的那條小路，而走至這條被稱作“毛澤東小路”的山間道路上，又自然而然地讓我想起那個遙遠的夜晚，那盞在小路上緩緩移動的馬燈，那個為了堅持正確道路而在深夜與春寒一起前行的人。

　　假如那天毛澤東沒有走在這條路上呢?也許會如黨史專家所說，歷史的結(jié)局會改寫成另外的樣子。事實上，毛澤東有許多理由不來的。意見講了，利害關(guān)系也辯論了，該盡的“義務”盡到了;多日行軍作戰(zhàn)，困頓無以復加，終于可以養(yǎng)養(yǎng)神、補補覺了;職務剛剛?cè)蚊直幻馊?，他甚至有理由長吁短嘆。還有，就在會議召開前20多天，夫人賀子珍在不遠處的白沙村剛剛分娩，他還沒能照顧妻子，還沒來得及品味做父親的喜悅。但是這些，他都暫且放下了，唯一放不下的還是革命隊伍生死存亡的大事。是啊，誠如金一南在《苦難輝煌》中所言，“皆從個人苦樂出發(fā)，中華民族永遠出不了孫中山、毛澤東。”

　　在這條路上，在這個夜幕沉沉的時刻，絕不能沒有毛澤東，絕不能沒有那盞馬燈。這是思想的燈盞、智慧的燈盞，這是為真理而不顧小我、勇于擔當?shù)臒舯K，這是為了革命事業(yè)隨時可以奪門而出、沖向暗夜的燈盞。

　　對于提燈夜行的這段往事，毛澤東是記憶深刻的。在1943年延安整風中和后來的幾個特殊歷史時期，他都提到茍壩會議，并語重心長地講過許多閃爍哲思的話語。重溫往事，其實也是在溫故知新。具有獨特意義的往事，往往也蘊含著意義獨特的啟示。

　　茍壩會議前后，形勢是極其復雜的，戰(zhàn)局是極其殘酷的，各種思潮和動機也是混雜激蕩的。毛澤東的過人之處就在于，在俯瞰與眺望中發(fā)現(xiàn)真相、理清真知，在由宏入微的分析中辯證、發(fā)展、聯(lián)系地探求真理，從而掌握指導實踐的法寶利器。

　　真理有時會被陰云遮蔽，會被冷雨淹沒，甚至有時會被孤立，被排擠。真正的革命者、真正的共產(chǎn)黨人，往往會以排除萬難的彌天大勇堅持真理，就如毛澤東手提馬燈走暗夜也要說出真理，堅持、堅持、再堅持，力爭不讓真理失真失效;就如今天我黨在大事面前倡導久久為功，在難事面前提出抓鐵留痕，在通往成功的路上力挺“打通最后一公里”。

　　歷史反復證明，真理最開始常常在少數(shù)有崇高理性的人手里，而真理的流布與踐行，需要人們與崇高的理性同頻共振。真正的革命者、真正的共產(chǎn)黨人，往往會在真理面前放下一切狹隘與成見，心底無私、從善如流，甚至敢于否定既有的偏私。這就如當初否定毛澤東提議的紅軍將領們一樣，在是非辨析、利益權(quán)衡中自覺糾正偏差，主動靠近真理、擁抱希望;就如今天我黨在新形勢下自覺地照鏡子、正衣冠、洗洗澡、治治病，面對痼疾頑癥不惜壯士斷腕、刮骨療毒!

　　“一切真歷史都是當代史”。哲學家克羅齊的話是否可以這樣理解：一切歷史都能讀出當代意義和當下啟示。

　　面對我黨我軍生死攸關(guān)的這段歷史，面對80年前長征路上留下的這個細節(jié)，我們每個人是否都應當“低下頭并且記往”，記住那盞搖曳的馬燈?記住那條漫漫的小路?記住一個堅定的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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