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經是“明君”與“泥菩薩”和“漢獻帝”并稱的張聞天-----

　　------國殤尤憶國父難

　　到今年的九月九日，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父毛澤東離開他親手締造的共和國和他所深深摯愛的人民，已經整整三十八年了。毛澤東逝世之后，中國便開始了上演對開國領袖毛澤東進行矮化、丑化、甚至是妖魔化并進而試圖推翻中國共產黨既定歷史的人間丑劇。而在這出到目前不僅已經持續了三十多年，而且仍然還在繼續上演的人間丑劇中，一度擔任過中國共產黨的總書記的張聞天，被發揮出了極大的歷史作用。二○一四年六月十三日，一貫充當反毛、反共和反華急先鋒的香港鳳凰網再次舊聞新發，刊登出了一篇題為《誰才是遵義會議臺前幕后的“第一主角”?并非毛澤東》的文章。而曾經擔任過張聞天秘書的何方先生，更是以他所寫的圖謀徹底推翻中國共產黨既定歷史的《黨史筆記------從遵義會議到延安整風》這部書，上演了其中的一部重頭戲。

　　由于曾經的廣泛宣傳，所以長征途中的黨中央于一九三五年的一月十五日至十七日在貴州省遵義市召開的遵義會議，早就被中國人所普遍知曉。而遵義會議由于確立了毛澤東對全黨和全軍的領導，從而才挽救了中國工農紅軍、挽救了中國共產黨、挽救了中國革命的這一歷史結論，也更是早已載入了中國共產黨的《黨史》。但是由于毛澤東逝世之后不久便開始遭到了矮化、丑化、甚至是妖魔化，因此對以毛澤東為代表的黨的正確路線為主干而書寫的《黨史》，也有人試圖將其推翻。而在建國后曾經擔任過張聞天秘書的何方，就是這些人中的一位。

　　據何方先生本人的自述稱：曾經給張聞天當了十余年秘書的何方先生，在一九五九年廬山會議后，由于對張聞天進行了落井下石一般的揭發批判，故而內心感到十分的愧疚。改革開放之后獲得平反以來，為了贖回自己的罪過，于是何方先生便以研究張聞天的名義，開始了對張聞天的大肆褒揚。而經過深入地研究，何方先生不僅就好像發現了新大陸一般的發現了張聞天曾經擔任過中國共產黨的總書記、也就是最高領導人。而且還更是因此而得出了這樣的結論：一，“黨史學界普遍說的遵義會議確立了毛澤東對全黨全軍的領導，是延安整風后形成的個人崇拜的說法，并非歷史事實”;二，“遵義會議不可能確立什么人對全國紅軍的領導，即使只算中央紅軍，確定的最高統帥也是周恩來”;三，“遵義會議確立的全黨領導，是以張聞天為首的集體領導，毛澤東只是其中一員，說確立了他對全黨的領導不能成立”。

　　何方先生的研究成果，確實不僅是歷史上所曾經發生過的事實。而且過去長期所說的“遵義會議確立了毛澤東對全黨和全軍的領導”的這個提法也的確太過籠統，漏洞太多。不僅與當年中國革命的艱難曲折過程不相符合，而且也更不符合歷史發展的必然邏輯。因而這才讓象何方先生這樣一心要顛覆中國共產黨的歷史，一心要顛覆中國革命歷史的人，鉆了歷史的空子。然而正如何方先生所說的“遵義會議后黨的領導中一個關鍵性人物張聞天，過去長期受到壓制和埋沒”那樣，以往的“遵義會議確立了毛澤東對全黨和全軍的領導”這個太過籠統的提法，是不是也是為了“埋沒”一些什么呢?

　　其實，“遵義會議確立了毛澤東對全黨和全軍的領導”之說，是隨著當年中國革命形勢的發展自然而然地形成的。因此它既不是什么“延安整風后形成的個人崇拜的說法”，同時也更是為了維護中國共產黨的整體形象和許多黨的高級領導同志的個人形象而并不是為了樹立毛澤東的個人權威。所以“遵義會議確立了毛澤東對全黨和全軍的領導”之說早在延安時期，便得到了全黨同志、尤其是得到了黨中央高級領導同志的一致認同。然而既然何方先生與《張聞天傳》的作者和《張聞天選集》編輯組成員的程中原以及《張聞天在一九三五-----一九三八(年譜)》一書的主編張培森等人共同對“遵義會議確立了毛澤東對全黨和全軍的領導”這一歷史結論發起了質疑。那么因此也就非常有必要對遵義會議的真相，進行仔細深入的再探究了。

　　遵義會議上的選舉和會后常委分工決定的結果，的確如何方先生所研究的成果那樣，張聞天在會上被選為了總書記以取代博古。而在會議召開后的第二天的常委分工決定中，也更是明確規定了周恩來才是黨內所委托的對于軍事指揮下最后決心的負責人，而毛澤東則只不過就是周恩來在軍事指揮上的幫助者。因此說，何方先生得出的“遵義會議確立的全黨領導，是以張聞天為首的集體領導，而毛澤東只是其中一員”的這個結論，不僅表面上看的確是歷史事實，而且也更是高抬了毛澤東。因為當時在決定政治局常委的分工中，毛澤東只是周恩來在軍事指揮上的幫助者。對于是否也能夠對黨務工作和其他工作進行領導或幫助，則連提都沒有提。所以何方先生說毛澤東是領導集體中的一員，實在是抬高了毛澤東。但是由于“遵義會議確立了毛澤東對全黨和全軍的領導”和張聞天只不過就是過渡性質的臨時負責人的這個結論，不僅早就在全黨和全軍中形成了共識，而且也更是早就被載入了《黨史》。于是何方先生等人為了推翻這個歷史結論，不僅通過查閱大量的史料從而證明了張聞天的確是遵義會議上正式選出來的總書記而并不是過渡性質的臨時總負責，而且還更是用毛澤東曾經對張聞天和其夫人劉英的“明君”和“娘娘”這樣的稱呼，讓“確立了對全黨和全軍領導”的毛澤東，自己來“證明”張聞天在遵義會議后的總書記地位和遵義會議并沒有確立自己對全黨和全軍的領導。

　　何方先生的這種“以己之矛，攻己之盾”的手法，看起來的確是很有力，毛澤東也確實曾經稱呼過張聞天與其夫人劉英為“明君”和“娘娘”。然而即便如此，那也仍然排除不了張聞天這個總書記的過渡或是臨時的性質，否定不了“遵義會議確立了毛澤東對全黨全軍的領導”這一歷史結論。因為在毛澤東稱呼張聞天為“明君”之前，還曾經有人稱呼過張聞天為“漢獻帝”與“泥菩薩”呢。

　　一九三五年六月十二日，黨中央和其所直接指揮的紅一方面軍在走過了萬水千山之后，終于在四川的懋功與紅四方面軍會師了。與紅四方面軍的會師，給由于打不破蔣介石的圍剿而不得不放棄了中央蘇區并準備前往湘西與賀龍所部匯合的左傾機會主義分子們，帶來了莫大的喜悅。然而一、四兩個方面軍的會師，卻由于兩伙各懷鬼胎的機會主義分子走到了一起，因此帶給中國革命的不僅不是新的勝利，反而卻是更大的災難。

　　一、四兩個方面軍會師之后，張國燾和陳昌浩等人由于看到一方面軍損失慘重，于是便陡起了依靠四方面軍的兵強馬壯來篡奪黨的最高領導權的野心;而博古和張聞天等左傾機會主義分子們看到了四方面的軍兵強馬壯，也萌生了急于排擠張國燾而直接掌控四方面軍的邪念。如果從“有槍就是草頭王”這種流氓理論和“人不為己，天誅地滅”這種邪惡人生理念的角度來認識，不管是張國燾和陳昌浩，還是博古與張聞天，他們的想法和做法在理論上都還是能夠解釋通的。而也只有用這樣的理論和理念，才能夠解釋通他們這些人在兩軍會師之后的所作所為。

　　自一九三二年十月撤出鄂豫皖蘇區之后到一九三五年六月十二日等來黨中央和一方面軍，四方面軍在張國燾和陳昌浩、徐向前等人的領導下，不僅粉碎了蔣介石和四川軍閥的圍追堵截，而且隊伍更是從鄂豫皖蘇區突圍時的三萬，發展到了八萬六千多人。此舉充分表明了張國燾和陳昌浩、徐向前等人無論是在軍事戰略的制定上，還是在具體的軍事指揮上，的確是都要比博古、李德、周恩來和張聞天等人更勝一籌。從蘇聯回國之后不久，博古和張聞天等人就在蘇聯人的扶持下，登上了中共最高領導人和政治局常委這樣的寶座。但是蘇聯人把他們扶上中共最高領導人和政治局常委等寶座，是想通過他們來掌控中國革命的，而卻不是要他們來葬送中國革命的。中國革命的成敗如何，對于在帝國主義國家的團團包圍之中的蘇聯，是至關重要的。而博古和張聞天等人對中央蘇區的葬送，卻嚴重違背、甚至是干擾了蘇聯人的戰略意圖。對于蘇聯人的意圖，博古和張聞天等人應該是知道得一清二楚的。而對蘇聯人實現自己戰略意圖的絕決，尤其是在蘇聯留學期間所見過、甚至是還親自參與了的蘇聯人對像李立三這樣險些擾亂了蘇聯人戰略意圖的中國革命者的殘酷迫害，想起來都會令他們這些“斯德哥爾摩綜合癥”的嚴重患者不寒而栗。所以此時如果能夠直接掌控張國燾麾下的擁有八萬多兵力的四方面軍，從而能夠再次按照蘇聯人的戰略意圖來控制中國的革命。那么不僅就能逃避掉蘇聯人因他們葬送了中央蘇區而必然會施加到他們身上的嚴厲制裁，反而還一定會得到蘇聯人的進一步信任與獎賞;而張國燾由于是中國共產黨的創始人之一，因此不僅在黨內的資歷遠比博古和張聞天等人老得多。而且因為其直接統帥的四方面軍的實力又遠在一方面軍之上，所以又表明了其能力也遠比博古和張聞天等人大得多。故而此時的張國燾是擁有足夠的實力和能力，去問鼎中共最高領導人這個寶座的。因此，一、四方面軍的懋功會師，除了給兩個方面軍的全體指戰員帶來了無比的喜悅之外，也給兩伙機會主義分子們帶來了各自的鬼胎。

　　兩軍會師之后不久，博古的鐵桿支持者，中宣部長凱豐就用在《布爾什維克報》上發表的一篇題為《列寧論聯邦》文章，拉開了對張國燾等人進行批判的序幕。從此以后，博古和張聞天、凱豐等再次祭出了他們在剝奪李立三和毛澤東的權力時所施展過的“先批判，后奪權，殘酷迫害送蘇聯”的這個法寶，開始了對張國燾個人以及整個四方面軍所存在的嚴重的軍閥作風的指責。然而盡管當初博古和張聞天等人用這套流氓手段來排擠不僅創立了“黨指揮槍”的這一政治倫理、而且還更是始終以生命來捍衛這一政治倫理的毛澤東和與他們一樣以蘇聯人馬首是瞻的李立三，的確非常奏效。可是當博古和張聞天等這些年輕的機會主義分子遇到了堅信“有槍就是草頭王”這種流氓理論的張國燾這個老機會主義分子，那可不僅純屬就是小巫見大巫，而且還更是流氓遇流氓，就看誰更強。因此當博古和張聞天、凱豐等人把曾經在毛澤東和李立三身上施用過的這種流氓手段施加到張國燾的身上時，不僅未再見效，而且當遭到張國燾的反擊時，反而馬上就又變得束手無策了。

　　盡管遵義會議糾正了黨中央的錯誤軍事路線并調整了黨中央的領導機構，但是張國燾卻依仗著自己兵強馬壯，對此不僅根本就不予承認，而且還更是以清算黨中央政治路線的錯誤并追究博古和周恩來的責任為由，要求改變黨中央的領導機構進而試圖篡奪黨的最高領導權。在張國燾以武力為后盾而試圖篡奪黨的最高領導權時，黨中央領導集體中，除了毛澤東敢于站出來與張國燾進行了面對面的堅決斗爭外，而其他的那些中央領導人，卻不僅一個個都噤若寒蟬了。而且還更是把維護黨中央安全的希望，全都寄托在了毛澤東的身上。而正是在張國燾咄咄逼人地試圖篡奪黨的最高領導權的過程中，由于只有毛澤東敢于并能夠挺身而出堅決捍衛了黨中央，尤其通過堅決捍衛了“全黨服從中央”和“黨指揮槍”等這些中國共產黨和人民軍隊的根本政治倫理而捍衛了中國共產黨這一武裝政治集團的政治生命。因此說，遵義會議確立了毛澤東對全黨和全軍的領導地位，完全是符合歷史事實的。否則，不僅張國燾以武力為后盾試圖篡奪黨的最高領導權并要強行改變黨中央已經做出的戰略計劃從而導致黨和軍隊分裂的做法算不上是錯誤，而且即使今后任何一個擁有一定實力的軍事指揮員如果憑借軍事實力而向黨要權或是分裂黨，那同樣也就要算是順理成章的事了。

　　一、四兩個方面軍會師之后不久，張國燾便清楚地看出了，此時黨中央里的所有人和整個紅一方面軍，已經一切都以毛澤東的馬首是瞻了，而張聞天和周恩來不過就是徒具虛名而已。其實不用算張國燾也都清楚，在他篡奪黨的最高領導權的過程中，最大的阻礙就是毛澤東。而毛澤東由于黨性強，又根本就不怕他這個政治流氓。所以要除掉毛澤東，那就只有利用毛澤東的黨性來制服毛澤東。而利用毛澤東的黨性來制服毛澤東，那就只能借助于黨的總書記張聞天之手。可此時的張聞天不僅已經不再象遵義會議召開和會后決定常委分工時大多數人所想的那樣去限制毛澤東，反倒是對毛澤東事事聽從。而為了威逼張聞天來利用黨的總書記的身份來制服毛澤東，于是張國燾和陳昌浩指使手下的將領何畏等人，對張聞天進行了一次狠狠的圍攻。而何畏等人在對張聞天進行圍攻的過程中，不僅對張聞天進行了無端的辱罵和威脅，而且為了激起張聞天的嫉妒之心，還更是對張聞天進行了如此刻薄的嘲諷：“你像個什么總書記?我看你簡直就是個漢獻帝，是曹操手中的傀儡!”面對何畏等人的威脅、謾罵和嘲諷，張聞天是沒有任何辦法可施展的。因為事實也果然就是如此，在由于處在幾十萬敵軍重重包圍的險境之中而造成的黨的主要指揮全在軍事的歷史條件下，他這個對軍事指揮任嘛不懂而不過就是靠蘇聯人的賞識才當上了總書記的人，在蘇聯人已經指望不上了的時候，不對毛澤東言聽計從，又能怎么樣呢?不止如此，就在張國燾為了篡奪黨的最高領導權而步步緊逼的時候，張聞天由于不僅無計可施，而且還更是心驚膽顫，于是就想干脆把自己的這個總書記職務讓給張國燾得了。張聞天的這種做法，幸虧由于毛澤東的堅決阻止，故而未成。

　　張國燾伸手向黨要權、甚至是試圖篡奪黨的最高領導權的行為，幾乎就要徹底顛覆了中國共產黨的“全黨服從中央”和“黨指揮槍”等這些根本政治理論。而在黨的根本政治理論就要被徹底顛覆的情況下，黨的最高領導人卻維護不了、甚至是都不敢去維護這一政治理論，那還如何對全黨進行領導?而就象這樣只能算是戰場逃兵的行為，如今卻也都能被那些大肆吹捧張聞天的人說成了是《張聞天三次主動“讓賢”，讓誰汗顏?》以此來諷刺毛澤東。而象這樣罔顧歷史事實和就連文章的表面邏輯都不通的狗屁不如的東西，讓吹捧張聞天陣營中的一些自己人都為它感到了臉紅。因此《張聞天傳》的作者和《張聞天選集》編輯組成員的程中原這才不得不出來為他的同類們打圓場，說《張聞天三次“讓賢”的說法不確切》。

　　在張國燾逼迫自己退出中央政治局的過程中，博古也曾經試圖對張國燾進行一下回擊。可是當他的回擊遭到了張國燾的“你這個黨的敗家子，配談什么談軍事!”這樣更加猖狂的指著他鼻子的拍桌大罵時，不僅馬上就羞愧得啞口無言了，甚至更是嚇得以后都很少敢朝張國燾的面。而在黨中央的安全萬分危急的時刻，周恩來用他的一場大病，不僅躲開了張國燾等對他本人的追究，而且也更是避免了將不得不被迫退出中革軍委的尷尬。因此，“遵義會議確立了毛澤東對全黨和全軍的領導”之說，不僅在于遵義會議后毛澤東指揮中國工農紅軍戰勝了幾十萬國民黨軍的圍追堵截而勝利到達了陜北，而且還更是源于毛澤東早在“三灣改編”的時候便為中國共產黨注入的黨指揮槍的這一政治倫理和在萬分危急的險境之中堅決捍衛了這一政治倫理。

　　就像何方先生等人研究的結論那樣，不管是在指揮中央紅軍突破幾十萬敵軍的重重包圍時，還是在與張國燾進行斗爭的過程中，由于張聞天用他對毛澤東的唯計是聽、唯計是從，從而極好地完成了與毛澤東的相互支持與緊密配合。但是身為黨中央總書記的張聞天對毛澤東的唯計是聽、唯計是從，卻又招來了被王稼祥形容為不過就是個“泥菩薩”的這樣異常刻薄與無情的嘲諷。

　　王稼祥與張聞天，同是以王明為首的“二十八個半百分之百的布爾什維克”宗派集團的重要成員。由于有著同樣的經歷，所以王稼祥與張聞天之間，不僅在感情上也就必然會更為親近一些，而且還更是有著共同的目的。遵義會議后，就是因為張聞天無法有效地約束毛澤東從而不能完成蘇聯人的指示，故而才招來了王稼祥對他如此刻薄與無情的嘲諷。王稼祥對張聞天的這種帶有強烈的恨鐵不成鋼意味的嘲諷，暴露出的恰恰就是他們這些人在遵義會議的選舉、尤其是在遵義會議后決定常委分工的過程中所持的那種真實的心跡。而正是由于王稼祥把張聞天形容為是“泥菩薩”的這樣刻薄與無情的嘲諷，才使我們這些后人明白了遵義會議上和遵義會議后為什么會出現那樣的選舉結果和常委分工的決定。

　　遵義會議在是幾十萬敵軍的圍追堵截之中召開的，而在當時如此緊急的情況下之所以要召開遵義會議，就是在經過了湘江之戰的慘敗之后，為了解除“最高三人團”的軍事指揮權力以改變黨的最高軍事指揮機構。遵義會議前黨的最高軍事指揮機構，是連中革軍委主席兼中國工農紅軍總司令的朱德都排除在外了的由博古、李德和周恩來三個人所組成的“最高三人團”。解除“最高三人團”軍事指揮權力的理由，是因為他們在指揮第五次反“圍剿”作戰時打了敗仗，尤其是在指揮湘江之戰時遭到了慘敗。而解除了周恩來只是其中一員的“最高三人團”的軍事指揮權力，卻又決定周恩來一人為黨內所委托的對于軍事指揮下最后決心的負責人。在紅一方面軍仍然還處在幾十萬敵軍重重包圍的情況下，這樣的決定結果，就不能不讓人感到奇怪了。

　　自一九三二年一月的贛州之戰之后，到遵義會議召開之前，在中央紅軍與國民黨軍的作戰中，周恩來是無役不與。凡中國人，就一定曾經聽到過“三個臭皮匠(裨將)，賽過諸葛亮”的這句話。在“遵義會議”召開之前，就連由博古、李德和周恩來這三個人所組成的“最高三人團”，都被蔣介石打得屁滾尿流。那么“遵義會議”后只剩下了一個周恩來，那就更不可能是蔣介石的對手了。對于這一點，遵義會議上參加了選舉和遵義會議后參與了常委分工決定的那些人能夠不去想?能夠想不到嗎?盡管在較長時期內不論是黨內職務還是軍內職務，周恩來都高于毛澤東。但是職務的高低，卻代表不了軍事指揮能力的高低，代表不了為中國共產黨和中國革命所做出的貢獻大小。尤其是當時中共產黨黨內和紅軍隊伍中職務的高低，既不是由每個黨員的黨內資歷決定的，也不是憑每個黨員為中國革命做出的貢獻大小和個人的能力來安排的，而完全是由蘇聯人根據他們對中國共產黨控制的需要而指定的。在贛州失利和漳州大捷這樣的事實面前，不僅周恩來與毛澤東兩人的軍事指揮能力早已高下立判。而且就連那些做小買賣的人都知道，第一桶金是最難淘的。淘得第一桶金的過程，也是最好地展示一個人的能力的過程。在中國共產黨創建的早期還只有不到一千名黨員的時候，毛澤東就為黨發展了三百多名黨員。而后毛澤東赤手空拳，又為中國共產黨和中國革命創下了擁有七萬多兵力的中央紅軍和擁有五萬多平方公里面積再加上二百五十多萬人口的中央蘇區這樣一份偌大的“家業”。而當周恩來執掌了中央蘇區的最高權力之后，卻不僅沒有把它做大做強多少，而且還更是把中國革命帶到了山窮水盡的地步。那么在如此強烈的對比之下，在中央紅軍和中國革命都已經到了窮途末路的情況下，這些人為什么還要集體決策而做出了毛澤東只是周恩來軍事指揮上的幫助者的這樣一個決定呢?這樣的決策結果只能表明：其一，就是這些人仍然還在為共產國際、也就是蘇聯人負責和著想而并不是在為中國革命著想和負責;其二，就是這些人一貫嫉賢妒能的心理在作祟，而像顧作霖在攻打贛州之前就曾經揚言：“等打下贛州再和他老毛算賬”;其三，就是為了推卸他們葬送了五萬多紅軍指戰員和幾十萬根據地的人民群眾無辜生命的這個歷史罪責以便向蘇聯人交代。而如此的決定，倘若在周恩來的領導下，紅軍能夠僥幸脫離險境，則表明他們當初剝奪毛澤東軍事指揮權的做法是正確的。而倘若把機會留給毛澤東，如果毛澤東真的帶領中央紅軍脫離了險境，那也就等于是自證了他們當初的錯誤;而在做出了上述決定之后假如失敗了，那么由于他們已經采取了更換軍事指揮的措施，所以也不應該由他們來承擔失敗的責任。而失敗的責任，那就只能是去怪同樣也受到共產國際、也就是蘇聯人充分信任的周恩來無能了。特別是這樣的決定對于這些人來說還有一個根本性的好處，那就是既能利用毛澤東對中國革命事業的無限忠誠來榨取毛澤東的軍事智慧，而又不給毛澤東留下通過為中國革命建功立業和展示自己超凡的領導能力從而成為中國共產黨和中國工農紅軍最高領導人的機會。只有這樣，才能夠解釋這些人為什么既解除了博古、李德和周恩來的軍事指揮權并允許毛澤東參與軍事指揮，但卻又不賦予毛澤東最高軍事指揮權而卻把最高軍事指揮權交給了同樣要為第五次反“圍剿”作戰失敗和湘江慘敗負責的周恩來的這種做法。幸而此時的周恩來已經知道了什么叫做自知之明，知道并也肯于承認了自己的確不是蔣介石的對手并認為只有毛澤東才能打敗蔣介石。于是這才先是虛心地求教于毛澤東，積極采納毛澤東的意見。后來則干脆就在不聲不響之中把自己所掌握的黨內所委托的對于軍事指揮下最后決心的負責者的這個權力，移交到了毛澤東的手中。因此遵義會議的選舉結果和會后常委分工的決定，充分暴露出了張聞天等人此時盡管由于已經被蔣介石攆到了貴州的窮山惡水之間而再也聽不到了莫斯科的命令，但卻依舊還保持著的那種完全屈從于蘇聯人意志的純屬是嚴重的“斯德哥爾摩綜合癥”患者的心態。

　　一九三三年一月，在接連到達中央蘇區之后，博古和張聞天馬上就從周恩來的手中接過了對中央蘇區和中央紅軍的最高領導權，開始了對中央蘇區和中央紅軍的直接控制。然而盡管從周恩來的手中接過對中央蘇區和中央紅軍的最高領導權的過程很順利，但是博古和張聞天等人卻清楚地知道，由于中央蘇區是毛澤東親手開辟的，因為中央紅軍是毛澤東一手創建的。所以，此時的毛澤東雖然已經在蘇區中央局于一九三二年十月召開的寧都會議上被剝奪了對中央紅軍的軍事指揮權，但是由于毛澤東在中央蘇區和中央紅軍中的廣泛影響和個人的巨大威望還在，還正擔任著中華蘇維埃臨時中央政府的主席和中華蘇維埃臨時中央政府的人民委員會的主席。因此，如果想要實現對中央蘇區和中央紅軍的真正控制，那就只有徹底清除毛澤東在中央蘇區和中央紅軍中的廣泛影響，徹底清除毛澤東在中央蘇區的堅定支持者。于是，為了徹底清除毛澤東在中央蘇區和中央紅軍的廣泛影響。博古和張聞天、李維漢等人剛到中央蘇區，就開始了對堅決支持毛澤東正確路線的福建省委書記羅明和鄧小平、毛澤覃、謝唯俊與古柏等人加以“羅明路線”和“羅明路線在江西的代表”這個罪名進行了嚴厲的批判和殘酷打擊。特別是身為中央組織部長的李維漢，一方面嚴厲批判并殘酷地打擊鄧小平，一方面又勾引鄧小平的妻子金維映與鄧小平離婚并嫁給了自己。而對絕不向任何機會主義分子屈服的毛澤東本人，由于毛澤東的巨大威望和其他的一些原因，博古和張聞天等人也就只能逐步排擠了。一九三四年一月十五日至十八日。六屆五中全會在中央蘇區召開。在六屆五中全會上，雖然毛澤東被提升為了政治局正式委員，但博古和張聞天等人卻剝奪了同在中央蘇區的毛澤東參加六屆五中全會的權力。緊接著在一九三四年一月二十一日開始召開的中華蘇維埃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上，張聞天更是取代了毛澤東的人民委員會主席一職，而只給毛澤東留下了不負責任何具體工作而純屬是榮譽性的中華蘇維埃臨時中央政府主席的職務，從而在黨和政府的最高決策層中，徹底排擠掉了毛澤東。

　　據金一南將軍在他的《走向輝煌》系列講座的《量變與質變》這一講中披露：一九三三年的三月，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實際上也就是蘇聯人就毛澤東的問題專門給中共中央發來了一封這樣內容的電報：“對毛澤東應采取盡可能忍耐的態度和對它實施同志式的影響，讓他有百分之百的可能性在黨的中央委員會或中央委員會政治局的領導下，擔任極為重要的工作。”所以，無論是在一九三四年一月召開的六屆五中全會上，博古和張聞天等人既提升毛澤東為政治局的正式委員而又不讓毛澤東參加此次會議，還是王稼祥在遵義會議后對張聞天“泥菩薩”的嘲諷，實際上都是在貫徹或是為了能夠貫徹蘇聯人一九三三年三月發來的那封電報的指示。而就是由于有了蘇聯人這樣的明確指示和為了貫徹以及能夠貫徹蘇聯人的這個指示，所以才會出現遵義會議上那樣的選舉結果和會后那樣的常委分工決定。因此王稼祥對張聞天的“泥菩薩”這個嘲諷，就是由于對張聞天沒有能夠堅決貫徹蘇聯人這個指示的失望與怨恨。若非如此，那就根本無法解釋王稼祥為什么一方面在遵義會議上堅決支持毛澤東出來工作，而另一方面卻又在張聞天成為總書記之后，由于他對毛澤東亦步亦趨而又譏諷他為“泥菩薩”的這一現象。然而不管王稼祥如何對自己進行冷嘲熱諷，但是張聞天卻清楚地知道，在幾十萬敵軍的重重包圍之中，貫徹蘇聯人的指示已經是次要的事了，而挽救中央紅軍，挽救中國共產黨，挽救中國革命，當然也包括挽救自己的生命才是最要緊的。所以不管王稼祥如何冷嘲熱諷，張聞天不僅就是不為所動，反而還這樣堅定地回擊了王稼祥：“真理在誰手，我就跟誰走!”而毛澤東不管后來是否得知了蘇聯人發來的這封電報的存在和內容，但是他對張聞天在總書記的崗位上不僅沒有對自己的軍事指揮進行過多的干預，反而還給予了大力的支持從而對中國革命產生了一定的積極作用，還是非常感激的，故而這才會稱張聞天為“明君”。而至于毛澤東曾經稱張聞天的夫人劉英為“娘娘”，那不過就是一句傻子都聽得懂的玩笑話了。而只有弱智到極端或是想通過這件事來吹捧張聞天并貶低毛澤東而實在是到了黔驢技窮的情況下，才會把一句玩笑話也拿來當做是重要的歷史資料。

　　雖然在遵義會議上被選舉為了黨中央的總書記，但是張聞天卻是在遵義會議已經召開了二十多天之后，才從博古的手中接過了黨中央總書記的職權。而后來博古之所以能夠最終放棄總書記的職權，源于周恩來以現身說法地與他所進行的一次長談。而周恩來在與博古這次長談中的現身說法，不僅也是解開遵義會議迷霧的一把關鍵鑰匙，而且還更應該是“遵義會議確立了毛澤東對全黨和全軍的領導地位”之說的歷史依據之一。

　　由于在遵義會議之前，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人都是由蘇聯人所指定的。所以盡管在遵義會議上被那些急于求活的曾經的鐵桿同伙們給毫不留情地轟下了臺，可是不僅臉皮極厚，而且還更是依仗著有蘇聯人撐腰的博古卻不但沒有馬上投降，反而還拒不交出中共中央的文件和印章。而直到長征的隊伍于一九三五年的二月五日走到一個叫作“雞鳴三省”的地方時，由于周恩來與他進行了一次推心置腹的長談，因此博古這才把黨中央的文件和黨中央及總書記的印章交給了張聞天。而周恩來與博古所進行的這次推心置腹的長談，由于博古曾經親口對他的親信潘漢年進行過傳述，因此這才得以傳諸于世。而周恩來與博古進行的這次推心置腹的長談內容，目前最為權威與規范的說法就是當時周恩來曾經是這樣說的：“南昌起義的失敗，我們就認識到，象我們這些人，搞不出個局面來，我們一定要從我們這些人之中再找另外一個人作為領袖。我們這些人，誰也當不成領袖。南昌起義的失敗，證明了這一條。廣州起義的失敗，證明城市暴動的失敗，只有在農村發展根據地。而這一套我們誰都不行，誰都搞不過老毛。博古同志，你作為一個黨的主要領導者，你不懂軍事。黨現在主要的指揮，全在軍事。因為你不懂軍事，所以你聽信李德，所以你跟李德綁在一起，所以你犯了很大的錯誤。你錯誤的原因不是說你弄錯了。是因為你不懂，你錯了!所以你要卸下包袱，你要把你的這東西(指黨的最高領導權)交給一個懂的人去領導，而誰懂?老毛懂，這個人能使我們走向勝利。從實質上看，你我都是做具體工作的，你我不具備領袖的素質，你我不具備當主帥的素質。不要說你不具備，我也不具備。我們這種號召力，我們這種影響力，我們都不及老毛。他行，我們不行，我們得服這口氣。”

　　我國有句古話，叫作“旁觀者清，當事者迷”。連“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的周恩來，都已經認識到了自己的軍事指揮能力不如毛澤東，那么其他人能認識不到嗎?從周恩來與博古的這番談話的語氣中相信任何人都能聽得出，這些人在當時、或者是在更早的時候就已經認識到了這一點，只是由于嫉妒心過于強烈而不服氣和堅決貫徹蘇聯人的指示罷了。而既然已經認識到了自己的軍事指揮能力不如毛澤東，那么在遵義會議后決定常委分工的過程中，周恩來是否曾經力辭過“黨內所委托的對于軍事指揮下最后決心的負責者”的這一職務呢?那么在“黨現在主要的指揮，全在軍事”上的這種歷史條件下，張聞天又是否又真的具有承擔起總書記職責的這個能力呢?對此，不僅后來歷史已經做出了否定的回答。而且即使是在張聞天擔任總書記之后不久，何畏與王稼祥就用對張聞天“漢獻帝”和“泥菩薩”這樣的謾罵和冷嘲熱諷，清晰明確地告訴了大家。所以，“遵義會議確立了毛澤東對全黨和全軍的領導地位”之說，是自然形成的歷史事實。

　　盡管今天已經沒有必要去分析和評價參加遵義會議、尤其是在遵義會議后參與政治局常委分工決定的那些人的個人品質，但是“敵軍圍困萬千重”之中，這些人卻仍然做出了周恩來為黨內所委托的對于軍事指揮下最后決心的負責人，而毛澤東只不過就是周恩來軍事指揮上的幫助者這樣一個決定，只能是表明這些人在當時的這種情況下對蘇聯人還是非常地負責，而對中國革命卻又是相當地不負責。因為在軍事指揮上，周恩來根本就負不起必須要率領中央紅軍沖破幾十萬敵軍的圍追堵截的這個歷史重任。

　　在當年的中國革命過程中，張聞天可謂是一個非常特殊的人物。一九三一年便擔任了政治局常委的張聞天，是直到中國共產黨成立四年之后的一九二五年六月才加入了中國共產黨的。入黨之后不久的一九二五年十月，張聞天被黨組織派往蘇聯學習。一九三一年二月，張聞天從蘇聯回到了當時中共中央的所在地上海。由于有著深厚的蘇聯背景，所以剛一回到上海，也就是剛一參加中國革命的實際工作，張聞天就一步登天地登上了中共中央宣傳部長的高位。當年十月，又更是成為了臨時中央政治局的第二號常委。也正是因為有著如此奇特的經歷，所以張聞天才能在進入到了中央蘇區之后，被正式選舉為了中央政治局的第二號常委并頂替毛澤東出任中華蘇維埃臨時中央政府的人民委員會主席并在遵義會議后，又接替博古成為了中共中央的總書記。盡管在延安整風運動中，張聞天不得不進行了深刻的檢討并從此開始遭到冷落直至失去了總書記的職位，尤其是在廬山會議后更是被徹底打倒并遭到了嚴厲的批判。但是在死后，張聞天卻又獲得了極高的殊榮。一九七九年八月二十五日，中共中央為張聞天徹底平反昭雪并舉行了追悼大會。追悼會由陳云主持，鄧小平含淚為張聞天親致悼詞。在悼詞中，鄧小平不僅稱張聞天是我黨在一個相當長時期的重要領導人，而且還更是認為張聞天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是忠于黨、忠于人民的一生。”以后，中共中央又授予了張聞天以杰出的無產階級革命家、政治家、理論家和“忠誠的馬克思主義者”等無尚崇高的稱號。

　　張聞天在中國革命的歷史過程中所發揮過的最大作用，就是促成了遵義會議的召開并在遵義會議上堅決地支持了毛澤東重新參與對紅軍的軍事指揮。就是由于有了毛澤東對紅軍重新的軍事指揮，所以這才挽救了紅軍、挽救了黨、挽救了中國革命。如果單從張聞天促成了挽救了紅軍、挽救了黨、挽救了中國革命的遵義會議的召開并在遵義會議上堅決地支持了毛澤東重新參與對紅軍的軍事指揮這一點來認識，那么張聞天的確是對中國革命、對中華民族做出了卓越的貢獻。但是差點就葬送了紅軍、葬送了中國共產黨、葬送了中國革命的對毛澤東軍事指揮權的剝奪，卻也正是因為有了張聞天的積極大力參與才釀成的。

　　不管王明本人如何矢口否認，但是從一九三一年一月到一九三五年一月統治了全黨和全軍長達四年之久的左傾錯誤路線，的確是以他為代表的。然而這條統治了全黨和全軍長達四年之久的左傾錯誤路線盡管是以王明為代表的，但是把它推向全黨和全軍，卻是由博古、張聞天、任弼時、顧作霖和李維漢等人來完成的。遵義會議的召開，確實是挽救了紅軍、挽救了中國共產黨、挽救了中國革命;遵義會議能夠得以召開，張聞天也的確是功不可沒。但是如果沒有左傾錯誤路線的推行，那也根本就無需召開什么遵義會議了;假如中國革命的領導，哪怕只是中國革命過程中的軍事指揮始終由毛澤東來掌握的話，那么中國革命早就順風順水地前行了，何需還要等張聞天等人來促成遵義會議的召開?正是為了推行左傾錯誤路線的需要，所以張聞天才能在為中國革命寸功未立的情況下，就成為了中國共產黨的第二號領導人;就是由于張聞天在成為了中國共產黨的第二號領導人之后，竭力與博古等人一道繼續推行左傾錯誤路線，因此這才造成了二十幾萬名紅軍指戰員和大批的中國共產黨員的無畏犧牲并差點就葬送了中國工農紅軍、葬送中國共產黨、葬送了中國革命。所以不管張聞天如何促成了遵義會議的召開，無論張聞天在遵義會議上對毛澤東的支持如何堅定，也不過都是在將功贖罪。所以，不管是何方也好，還是程中原或張培森也罷，任何對張聞天的過度吹捧，都是對中國人民的無恥欺騙，都是對中國革命歷史的歪曲。特別是如果羞恥之心未泯，那么當張聞天頂著“革命的一生，是忠于黨、忠于人民的一生”和“杰出的無產階級革命家、政治家、理論家與忠誠的馬克思主義者”等這些無尚崇高的歷史光環，在另一個世界見到了馬克思和那些無謂犧牲了的二十幾萬名紅軍指戰員與大批中國共產黨員的冤魂的時候，那可就不再是什么“受盡迫害含冤而死”，而只能是羞愧而死了。

　　不僅是中國共產黨的創始人之一，而且還更是在中國共產黨的誕生之初就為黨的發展壯大做出了最大的貢獻，為中國革命創建了第一支人民軍隊，為中國革命開辟了第一塊根據地，為中國革命能夠取得勝利創立了完整的指導理論的毛澤東之所以在中國共產黨成立的十四年之后并晚于瞿秋白和向忠發、博古、張聞天才成為了中國共產黨的領袖，就是由于當時中國革命的過程中，曾經長期存在著只要按照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指引，只要模仿蘇聯的模式，只要靠著蘇聯人的指導幫助，中國革命就一定能夠取得成功這樣一個照貓畫虎一般的實用主義邏輯鏈條。而正是由于廣大的黨員和紅軍指戰員對這一邏輯鏈條的過度迷信，因此這才不僅導致毛澤東所創造的那種真正能夠把中國革命引向成功的理論卻很少有人相信，而且還更是造成了蘇聯人對中國共產黨和中國革命的輕易操控。然而由于蔣介石用對中國工農紅軍的窮追猛打從而造成的中國革命眼見陷于失敗的事實，所以這才不僅打斷了不只是王明、博古和張聞天等這樣的后生小子，特別是還更有周恩來和朱德等這樣老一代無產階級革命家都所一再宣稱的這個邏輯鏈條。而且還更是把廣大的黨員和紅軍指戰員，特別是那些黨的高級干部和紅軍的高級指揮員從對蘇聯人能夠對中國革命進行大力支援的幻想中，打得清醒了過來。而當博古等人所一再宣稱的那個中國革命一定能夠取得勝利的邏輯鏈條一被打斷，那么博古等人必然也就破了產;廣大的黨員和紅軍指戰員，特別是那些黨的高級干部和紅軍的高級指揮員對蘇聯人的幻想破滅了，當然也就會自己去選擇中國革命的方向和領導人。因此博古被已經清醒過來了的廣大的黨員和紅軍指戰員，特別是那些黨的高級干部和紅軍的高級指揮員轟下臺，也就是自然而然的事了。而此時張聞天盡管已經從左傾機會主義分子的陣營中分化了出來并由于左傾機會主義的錯誤政治路線還來不及清算的這個歷史原因而被選為了黨的總書記，但是由于他根本就不具備創立一種和開辟一條能夠超越毛澤東所創立的那種革命理論和所開辟的那他革命道路的那樣能力，因此也只能遵循毛澤東所創立的那種革命理論和沿著毛澤東所開辟的革命道路來履行其中國共產黨的總書記的職責。而如果他不這樣去做卻再去販賣蘇聯人的那套原汁原味的狗皮膏藥，那就也只能象博古那樣而被人轟下臺。特別是在左傾機會主義的軍事路線已經破產了之后，即使是張聞天想繼續象博古那樣做，也根本就不做不到了。血淋淋的教訓和瀕臨失敗的險境，不僅已經把廣大的黨員和紅軍指戰員的眼睛都擦亮了，而且也更使張聞天本人清楚地知道。如果不跟從毛澤東而象博古那樣完全執行莫斯科的路線，那么死亡不僅馬上就會降臨到普通的紅軍指戰員頭上，而且同樣也會降臨到他本人的頭上。

　　據王明在十多年之后的延安整風運動中揭發，當初在他和周恩來由于分別要去莫斯科和中央蘇區而離開上海之前，由他和周恩來這兩個現任的黨中央常委在指定由博古、張聞天、盧福坦、陳云、康生、李竹聲、黃平、劉少奇和王云程九人組成臨時中央政治局，其中博古和張聞天、盧福坦(之后不久陳云便取代了盧福坦)三人為常委的時候，就曾經明確地告訴了他們，他們的政治局委員及常委的身份不僅是臨時的，而且以后到了中央委員多的地方，還更是要馬上就把權力交出來。可是當博古和張聞天以及后來取代了盧福坦為常委的陳云以及劉少奇等人到了中央蘇區這個政治局委員、尤其是中央委員多的地方之后，卻不僅沒有把權力交出來，而且還更是以現任領導的身份，主持召開了六屆五中全會，從而堂而皇之地正式成為了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人。對于當初博古和張聞天以及陳云等人的政治局委員及常委的身份不僅是臨時的，而且到了中央委員或政治局委員多的地方要馬上把權力交出來這件事，博古和張聞天、陳云等人不說出來，那是由于為了維護他們已經騙取到手的黨內地位而不愿，可是周恩來為什么也沒有敢說出這件事呢?

　　在秘密的狀態下成立，特別是黨中央又長期地處于秘密狀態下的中國共產黨，當然會有著許許多多的秘密。對于黨的這些秘密，長期處在斗爭第一線并且在黨內很早就舉起了武裝斗爭旗幟的毛澤東當然不會知道很多。而很早便進入了黨的領導中樞且又長期處于地下斗爭狀態的周恩來又肯定會知道得很多。因此據說在周恩來病重期間，葉劍英特意給周恩來身邊的工作人員留下了紙筆并再三地叮囑他們，要二十四小時地守候在總理的身邊，一定要記下此時的周恩來所說過的每一句話。哪怕是昏迷中的話，也都要完整地記錄下來。然而令葉劍英失望的是，病重之中的周恩來，卻沒有留下一句話。因此周恩來身邊的工作人員在周恩來逝世之后交還給葉劍英的，卻仍舊還是他在周恩來生前時所留下的那幾張白紙。從而使不僅當了一生的參座而極其精明，而且還更是被毛澤東都譽為是“諸葛一生唯謹慎，路段大事不糊涂”的葉劍英，在這個問題上不只是鬧了個“瞎子點燈白費蠟”，尤其是還更顯得極其愚蠢了。

　　……如果不是王明在延安整風運動中的揭發，那么不僅當年博古和張聞天的政治局常委的身份只是臨時性的，而且到了中央政治局委員多的地方還要馬上交出權力的這個秘密，一定會被他帶進棺材。

　　周恩來帶著中國共產黨歷史上的太多秘密，去見馬克思了。在中國共產黨的歷史上，尤其是“八•七會議”之后到一九三三年初這一時期的黨中央，曾經制造了太多的秘密。而這一切，皆是因為一方面中國共產黨已經公開走上了武裝革命的道路。可是另一方面，黨中央卻又長期處于秘密斗爭的地下狀態才造成的。而當中國共產黨已經走上了公開的武裝革命道路并且又擁有了一定的武裝力量之后可黨中央卻又長期處于秘密斗爭的這種地下狀態，又是當時的中國共產黨和中國革命由于受蘇聯人的強力控制才導致的。

　　當年蘇聯大力支援我國革命的真實目的，是為了能夠在帝國主義國家的緊緊包圍中打開一個缺口。而我國這個被帝國主義國家控制的半封建半殖民地國家，恰巧就是帝國主義國家對蘇聯包圍圈上的最薄弱一環。而只要我國能夠擺脫帝國主義國家的控制，那么帝國主義國家對蘇聯的包圍自然也就崩潰了。因此蘇聯對我國革命支援的前提，就是中國革命必須要符合蘇聯的利益。而要想使我國革命符合蘇聯的利益，那就必須掌握我國革命的方向;而要掌控我國革命的方向，那就必須掌控中國共產黨;而要掌控中國共產黨，那就必須首先要掌控中國共產黨的主要領導，從而使之成為自己的代理人。就是在這樣的歷史背景之下，蘇聯才不僅為中國革命悉心培養了劉少奇、朱德、鄧小平、任弼時、劉安恭和劉伯承等一大批這樣的干部，而且還更是培養出了像王明、博古、張聞天、沈澤民、陳昌浩與楊尚昆等人這樣“二十八個半百分之百的布爾什維克”并又煞費苦心地將他們或是扶上中共最高領導人的寶座，或是安插在中國共產黨內和中國工農紅軍中的關鍵位子上，從而基本上實現了對中國共產黨和中國工農紅軍的全面掌控。

　　在中國共產黨的早期領導人中，從陳獨秀、瞿秋白到李立三再到張聞天，都是從舊知識分子轉化而來的。因此由于受儒家文化中的坐而論道那種習慣的影響，都非常缺乏社會實踐的經驗，尤其是極其缺乏社會實踐的能力。特別是象王明和博古這樣的人，更是就像毛澤東所說的，所以盡管這些人在理論上能夠對馬克思列寧主義有著很深刻的理解，但是由于他們對中國社會的實際缺少基本的正確認識，所以根本不可能創立一種能夠指導中國革命走向勝利的理論并為中國革命開辟出一條能夠通往勝利的道路。而黨的第三任領導人向忠發雖然是在實際的斗爭中逐步成長起來的，但是由于他的文化水平太低，所以不僅同樣不可能創立一種能夠指導中國革命走向勝利的理論并為中國革命開辟出一條能夠通往勝利的道路，而且就連負責黨的日常工作的最高領導人的實際責任都承擔不起來，因此這才導致李立三和周恩來、王明在此期間先后成為了中國共產黨的實際最高領導人。特別是這些人不僅不具備創立一種能夠指導中國革命走向勝利的理論并為中國革命開辟出一條能夠通往勝利的道路這樣的能力，而且就連在經濟上解決黨的生存問題的能力都不具備，所以這才由于不得不接受蘇聯人的經濟幫助，從而導致了早期的中國共產黨被蘇聯人所控制。而蘇聯人為了達到操控中國革命的目的，更是在給中國送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同時，也送來了狼外婆的禮物。

　　中國共產黨自創立的那一天起，就是一個意識形態高度統一的無產階級政黨，而絕不是后來象高崗所認為的那樣，分成了“白區黨”和“根據地黨”這樣的兩個部分。然而盡管象高崗這樣把中國共產黨這樣一個意識形態高度統一的無產階級政黨分成兩部分的認識是極其錯誤的，但是中國共產黨在歷史上曾經長期存在著白區的秘密地下斗爭和根據地的公開武裝斗爭這樣的兩種革命斗爭方式，卻也是實實在在的歷史事實。武裝奪取了政權的蘇聯人當然清楚地知道，中國革命單靠秘密的地下斗爭，是不可能取得勝利的。中國革命的成功，只有依靠公開的武裝斗爭。而在當時的中國進行公開的武裝斗爭，那就只有象毛澤東那樣，走農村包圍城市的道路。當然蘇聯人同時也更清楚，中國革命只要徹底走上毛澤東開創的以農村包圍城市的那種武裝斗爭的道路，那么他們也就無法再控制中國革命的方向和中國共產黨了。而要繼續控制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那么中國共產黨的主要領導人就不僅要由蘇聯人培訓出來的人來擔任，而且黨中央這個中國共產黨的中樞，最好就是隱藏在上海灘的外國租界里。只有這樣，才便于蘇聯人通過對中國共產黨的控制來達到掌控中國革命方向的這個目的。而象王明、博古和張聞天這樣被毛澤東稱為是出了家門進校門，出了校門就又進了機關門而缺少中國革命實際經驗且又在蘇聯接受了長期教育的“三門干部”，最適宜出任蘇聯人掌控中國革命方向的“二傳手”。

　　為了加強對中國共產黨的控制，蘇聯人在對中國共產黨人進行正面的思想控制的同時，還用對試圖擺脫蘇聯人控制的中國共產黨人進行殘酷打擊迫害的做法，進行嚴厲威脅。

　　從一九三○年六月開始，當時黨的實際最高負責人李立三不僅就在中國共產黨黨內推行起了左傾冒險主義路線，而且還更是想通過中國革命，把蘇聯也拖下水。李立三的左傾冒險主義做法，嚴重威脅到了蘇聯的利益。于是蘇聯人不僅馬上派周恩來和瞿秋白回國撤銷了李立三的職務并徹底清算立三路線，而且更是于一九三○年十二月以共產國際的名義，將李立三召到莫斯科進行殘酷迫害，并一直扣押了十六年而不準其回國。

　　就是為了能夠有效地控制中國共產黨，所以蘇聯人在制造了中國共產黨歷史上不少冤屈的同時，也使中國共產黨留下了太多的歷史秘密。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盡管中國共產黨曾經的中央軍委書記武懷讓和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的第一任中央委員會書記俞秀松與中國共產黨的第一批黨員，尤其還是張聞天和陳云等人的入黨介紹人的董亦湘等人在蘇聯被蘇聯人殘酷殺害的真相已經大白于天下了。但是在莫斯科中山大學曾經和王明產生過激烈分歧的瞿秋白的弟弟瞿景白的失蹤與曾經強烈反對過王明和博古等人上臺的上海“龍華二十四烈士”被捕的真相，直到今天卻仍然還是一個歷史之謎。

　　周恩來在“雞鳴三省”這個地方與博古進行的這次推心置腹長談的內容，特別是王稼祥對張聞天“泥菩薩”的這樣譏諷，不僅隱隱約約地透露了遵義會議的選舉以及會后常委分工決定過程的真相，而且還更是充分證明了“遵義會議確立了毛澤東對全黨和全軍的領導地位”之說，是歷史發展的客觀事實。所以何方先生的“遵義會議確立的全黨領導，是以張聞天為首的集體領導，毛澤東只是其中一員，說確立了他對全黨的領導不能成立”的這一結論，也就完全成了毫無意義的歷史濫言。

　　共產黨人是靠真理吃飯的，共產黨的領袖，更只能是靠真理來領導全黨，而絕不能靠權力來領導全黨。王明、博古、張聞天等人盡管在蘇聯學習多年，但是事實證明，他們學到的只不過就是一些馬列主義的教條和蘇聯人控制中共產黨和中國革命的旨意。第五次反“圍剿”作戰的失敗、特別是湘江作戰的慘敗，使張聞天認識到了只有毛澤東才掌握著能夠引導中國革命走向勝利的真理。因此，雖然也號稱是“忠誠的馬克思主義者”，雖然已經被歷史公認為是中國共產黨歷史上僅排在毛澤東之后的第二號偉人周恩來，盡管他們在遵義會議上被選舉為了總書記和遵義會議后常委分工的決定中，被民主決定為黨內所委托的對于軍事指揮下最后決心的負責人。但是由于張聞天和周恩來都已經認識到了自己的政治領導能力和軍事指揮能力與毛澤東相去甚遠，于是在遵義會議后的政治領導和軍事指揮的過程中，這才都已經能夠自覺地接受毛澤東的領導。因此這就像現代京劇《沙家浜》里刁德一提醒胡傳魁“這支隊伍是你當家，可是皇軍要當你的家”那句臺詞所說的那樣，無論是張聞天，還是周恩來，由于他們既沒有自己的政治路線，又沒有自己的軍事路線。既沒有政治領導能力，更沒有軍事指揮能力。而由于當時黨的指揮又全都在軍事上，所以毛澤東實際上也就成了對中央紅軍的軍事行動下最后決心的人。至于博古由于通過對第五次反“圍剿”作戰以來的一系列失敗進行了深刻的反思，由于做到了徹底的幡然悔悟，從而同樣也開始了自覺地接受毛澤東的領導。特別是接替了博古總書記職務的張聞天在自覺地接受毛澤東領導，在主動地追求真理的這方面，做得又比誰都要好。因此當王稼祥譏諷他不過就是個“泥菩薩”的時候，張聞天卻用“真理在誰手，我就跟誰走”這樣的堅定回答，有力地回擊了王稼祥對他的諷刺挖苦。

　　張聞天的黨的總書記的職務，是在延安整風運動開展起來之后的一九四三年里自動失去的。延安整風運動就象是一面照妖鏡，照出了那些假馬克思主義者，照出了象博古和張聞天等這些政治騙子的原形。逼迫得王明不得不揭發了當年博古和張聞天等人的政治局委員及常委的身份不僅是臨時的，而且以后到了中央政治局委員多的地方，還更是要馬上就把權力交出來的歷史真相。好在張聞天極其聰明，未等被轟下臺，在新的政治局和書記處選舉出來之后，馬上就主動放下了總書記的架子跑到晉西北搞調研去了。

　　毛澤東開展延安整風運動的目的，絕不是為了樹立自己的權威并謀求黨和人民軍隊的最高領導人的地位，而是為了清除黨內的非無產階級思想而完成黨在思想上的統一，而是為了提高全黨同志的認識，而是為了中國革命的勝利。毛澤東的權威與黨和人民軍隊最高領導人的地位，早已在蔣介石和日本侵略者的“幫助”下，早就通過領導中國革命逐步走向勝利的事實而自然樹立起來了。尤其是如果沒有樹立起巨大的權威并實際上已經身處黨和人民軍隊最高領導人的地位，毛澤東就是想發動延安整風運動，那也發動不起來。

　　在當時各敵后抗日根據地處于被日寇包圍分割的情況下，中國的抗戰和人民革命能否取得最后的勝利，關鍵取決于黨的正確領導。而黨的正確領導，又來自于黨的團結和統一。而實現黨的團結和統一，主要又取決于黨中央的權威。黨中央的權威，最初是來自共產國際，實際上是來自于蘇聯人的授權。而當只要按照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指引，只要模仿蘇聯的模式，只要靠著蘇聯人的指導幫助，中國革命就一定能夠取得成功的這樣一個照貓畫虎一般的實用主義邏輯鏈條被蔣介石的窮追猛打砸碎了之后，黨中央的權威，那就只能是來自于黨的領導是否正確了。而黨中央的領導正確與否，又主要取決于黨的最高領導人的個人能力。

　　當年中國革命所面臨的那種工農武裝割據的特殊形勢，尤其是蘇聯人的嚴重干預，不僅給博古和張聞天、甚至是給周恩來與朱德等人，都創造了成為中國共產黨領袖的歷史機遇，但是正如周恩來在與博古交談時所說的“你我都是做具體工作的，你我不具備領袖的素質，你我不具備當主帥的素質”那樣，由于他們都不具備領袖的素質，所以歷史才選擇了毛澤東。沒有毛澤東，當年的中國革命根本就不可能取得成功。所以就連鄧小平都曾經這樣講到：“沒有毛主席，至少我們中國人民還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長的時間。”然而在毛澤東逝世之后不久，一個極其荒謬的說法便出籠了。這個極其荒謬的說法，就是“毛澤東思想是集體智慧的結晶”。

　　因為毛澤東的社會主義建設理論，特別是由于毛澤東的文革思想，也就是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至今仍然還在遭到徹底的否定，所以目前主流所承認的毛澤東思想，也就只剩下了毛澤東的新民主主義理論。然而不用說毛澤東創立的指導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取得勝利的全部理論，僅是目前主流還認可的實事求是、獨立自主和群眾路線這一毛澤東思想的精髓與活的靈魂，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早期黨的高級領導人中，也沒有人能夠領會到。因此直到于一九三七年八月二十二日至二十五日召開的洛川會議上，當毛澤東提出了紅軍要堅持獨立自主的山地游擊戰，從而在戰略上配合國民黨軍抗戰的主張時，才只得到了與會二十二人中關向應與賀龍二人的堅決支持和聶榮臻的勉強支持。對毛澤東的這個主張，周恩來不僅反對得最為堅決，而且還更是和朱德等人提出了一個以運動游擊戰為主，在戰術、戰役上配合國民黨軍作戰的主張。周恩來和朱德所提出的這個主張，得到了大部分與會者的認同。所以等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底王明從莫斯科回來一提出“一切經過統一戰線，一切服從統一戰線”這個主張的時候，馬上就得到了黨內高層多數人的響應。而正是由于王明的這個主張，所以才不僅導致了高敬亭的被冤殺，而且還更是釀成了皖南事變的慘劇。

　　四萬多經過了萬里長征的紅軍戰士，就是四萬多顆中國革命的種子。如果這些革命的種子在運動游擊戰中拼光了，那么中國革命也就徹底失敗了。而開展獨立自主的山地游擊戰，既能發動群眾，建立敵后抗日根據地，壯大我黨我軍的力量。同時又能很好地在戰略上拖住日寇的侵略腳步，從而積極地配合國民黨軍的正面抗戰。然而毛澤東的這個正確主張，不僅象林彪、博古這樣的年輕人理解不了。而且即使象周恩來和朱德等這樣的老革命，同樣也不能理解。因此還得毛澤東耐心細致地說服教育他們，幫助他們提高認識問題的能力。

　　毛澤東雖然只是中國共產黨的創始人之一，然而僅僅才到一九二四年底黨的“四大”召開前中國共產黨還只有不到一千名黨員的時候，毛澤東就為黨發展了三百多名黨員;毛澤東是中國人民解放軍的主要締造者，從一九二七年九月九日發動了秋收起義起到一九三一年九月取得第三次反圍剿作戰勝利后，毛澤東就又為中國共產黨和中國革命創下了擁有七萬多兵力的中央紅軍和擁有五萬多平方公里面積再加上二百五十多萬人口的中央蘇區這樣一份偌大的“家業”;在左傾機會主義分子幾乎把毛澤東所創下的這份家業糟蹋光了的時候，毛澤東又憑借超凡的個人智慧和彌天大勇，挽救了中國工農紅軍，挽救了中國共產黨，使革命轉危為安。因此說“毛澤東思想是集體智慧結晶”，這不是純粹的胡說八道嗎。

　　當年中國革命艱難曲折的過程，早已給張聞天寫下了清晰的歷史定論。因此象何方與程中原、張培森等這樣的幾個跳梁小丑不管怎樣的信口雌黃，也撼動不了中國的歷史和中國共產黨的光榮歷史。而吹捧象張聞天這樣一個都無恥到了這種程度的人，只能表明他們這些人比張聞天還更無恥。

　　從張聞天一生的經歷中不難看出，張聞天的確是一個“悲劇性”的人物。張聞天的最大“悲劇”，就是在逝世之后，又被人拿來當做是否定、貶低、甚至是妖魔化毛澤東以及妄圖徹底顛覆中國共產黨歷史的一塊分量極重而又沾滿了糞便的石頭。而張聞天的“悲劇”，又完全是由于他的自不量力，特別是由于他隱瞞了當初王明和周恩來在指定他擔任臨時中央政治局常委的時候，不僅明確地告訴了他的臨時中央政治局常委的身份只是臨時的。而且到了政治局委員多的地方，還更要馬上就把權力交出來的這一情況而長時期欺騙了全黨同志才造成的。而因為象張聞天這樣一個靠欺騙手段而當上了黨的領導人的個人“悲劇”，又釀成了幾十萬共產黨人和紅軍戰士的悲壯命運。

　　由于曾經被何畏等人罵作是“漢獻帝”以及被王稼祥諷刺挖苦為是“泥菩薩”，所以張聞天給人留下的，好像就是一副忠厚而柔弱的文人形象。然而真實的張聞天，可是一個地地道道的派性斗爭高手。早在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期間，張聞天就和沈澤民、王稼祥、楊尚昆以及王明等人一道，積極地參與了和俞秀松、董亦湘等人的派性斗爭，從而不僅成為了以王明為首的“二十八個半百分之百的布爾什維克”的骨干成員之一，而且還更是因此而得到了蘇聯人的賞識。所以這才從蘇聯回國剛一參加中國革命的實際工作，便能夠一蹴而就地成為了中共中央的宣傳部長。

　　從蘇聯回國之后，盡管還未曾與毛澤東謀面，雖然對中國革命的實際情況還并不了解，但是張聞天就已經奉蘇聯人的旨意而洋洋灑灑地寫下了批判毛澤東的數萬字長文。而后來在慘烈的失敗面前，在殘酷的革命戰爭環境中，盡管張聞天陰差陽錯地成為了中國共產黨的總書記，但是由于他的個人能力不夠，所以只能聽命于毛澤東，因此這才被毛澤東稱為了是“明君”。然而遺憾的是，在中國的新民主主義革命取得了勝利而進入到了社會主義建設的階段之后，張聞天又忘乎所以了，因此這才不懂裝懂地在廬山會議上又與彭德懷等人相互配合，就事論事地攻擊起了我國社會主義建設事業蓬勃發展的大躍進運動。所以這才不僅受到了全黨同志和全國人民的嚴厲批判。而且還更是給象何方先生這樣的無恥小人，留下了對他進行揭發批判這樣落井下石的機會。

　　“明君”一詞中的“君”，是任何人都能夠理解的最高領導者;而“明”的最高境界，那就應該當屬是有自知之明了。正是因為張聞天在殘酷的現實面前還能夠有那么一點自知之明和一個中國人的自尊心和責任心，所以在當上了總書記之后，這才沒有像博古那樣不懂裝懂地進行瞎指揮并把中國革命的命運交給了一個外國人。因此這才盡管被別有用心的何畏等人罵作是“漢獻帝’并被王稼祥譏諷為是”泥菩薩”，但卻還是盡心盡力地聽從毛澤東的領導并因此而得到了毛澤東對他的“明君”這樣的首肯。所以正是由于張聞天的這“漢獻帝”和“泥菩薩”與“明君”的并稱，才真實地反映出了遵義會議的確就是確立了毛澤東對全黨和全軍的領導。而張聞天的這個黨的總書記，也確實不過就是個過度或是臨時性質的這一歷史事實。

　　當年中國革命的艱難，見證了毛澤東革命人生的艱難。而毛澤東革命人生的艱難，就在于一方面要領導全黨、全軍、全民族反抗國民黨的反動統治和殘酷殺戮，特別是更要領導全黨、全軍、全民族抵抗日本帝國主義者的侵略。而另一方面，又要創立毛澤東思想以指導中國革命并教育全黨、全軍、全民族，從而提高全黨和全軍同志以及整個民族的認識問題的能力。而當年的中國革命之所以會如此地艱難，就是由于黨的領導集體中象張聞天這樣的白癡與厚臉皮太多，所以這才釀成了當年中國革命過程中那么多的艱難曲折和慘痛。而這些艱難曲折和慘痛，卻是由毛澤東和廣大的革命者，尤其是那些革命先烈來承受的。特別是毛澤東，在當年中國革命的過程中不僅屢屢遭受來自黨內的打擊和戰友們的誤解，而且還更是承受了妻子、弟弟、妹妹、兒子、侄子等六位親人為中國革命而奉獻出了他們的生命之痛。

　　今年八月二十七日，《人民日報》上刊登了《人民日報》報社副社長張建星所寫的一篇題為《讀一位政治家，也讀一位父親》------重讀《我的父親鄧小平“文革”歲月》筆記的文章。在這篇文章中，作者不僅對鄧小平及其家人極盡溜須之能事。而且還更是想通過鄧小平晚年的兒孫滿堂和錦衣玉食與毛澤東的晚年家庭孤獨的對比，來拔高鄧小平和貶損毛澤東并宣揚他們那種與生俱來的歪曲的人生觀和價值觀。

　　毛澤東晚年的家庭孤獨，是因為毛澤東為中國革命貢獻出了六位親人、尤其是貢獻出了長子毛岸英的生命。這一點，恰恰證明了毛澤東的無私與偉大。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九•九國殤日”即將到來之日，為了通過貶損毛澤東而表現出對鄧小平及其家人溜須的情真意切，這樣的人，已經不能成其為人了。

　　從早年為了拯救中華民族和解民倒懸而開展了武裝革命，到晚年為了保住人民的社會主義江山而發動了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毛澤東和他的家人為了中華民族和中國勞動人民，付出了太多、太多。至今想起，都會令每一個真正的中國人泣淚交加。特別是在“九•九國殤日”即將到來之日，想起毛澤東為了中華民族和中國人民所承受的那種痛苦和艱難，更加令人痛徹心扉。

　　秋收霹靂卷巨瀾，

　　誓挽神州負自肩。

　　心系中華除魍魎，

　　神通馬列解民懸。

　　井崗創軍名工農，

　　黃浦建黨號共產。

　　失子喪妻不言悔，

　　國殤更憶國父難。

　　寫在二○一四年“九•九國殤日”到來之際的九月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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