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混進黨里、政府里、軍隊里和各種文化界的資產階級代表

　　人物，是一批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一旦時機成熟，他們就

　　會要奪取政權，由無產階級專政變為資產階級專政。”

　　話說1966年5月16日，劉少奇主持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討論通過了毛澤東親自主持起草、反復修改的《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通知》，即“五.一六通知”。《通知》宣布：

　　“中央決定撤銷1966年2月12日批轉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組關于當前學術討論的匯報提綱》。撤銷原來的‘文化革命5人小組’及其辦事機構。重新設立文化革命小組，隸屬于政治局常委之下。”

　　《通知》對文化革命的性質、革命的對象、運動的步驟、政策等各方面，都做了明確的規定。

　　毛澤東在審定修改《通知》的過程中，寫上了至關重要的幾段話，他寫道：

　　“高舉無產階級文化革命的大旗，徹底揭露那批反黨反社會主義的所謂學術權威的資產階級反動立場，徹底批判學術界、教育界、新聞界、藝術界、出版界的資產階級反動思想，奪取在這些文化領域中的領導權。而要做到這一點，必須同時批判混進黨里、政府里、軍隊里和文化領域的各界里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清洗這些人，有些則要調動他們的職務。尤其不能信用這些人去做領導文化革命的工作。而過去和現在確有很多人是在做這種工作，這是異常危險的。”

　　“中央和中央各機關、各省、市、自治區，都有這樣一批資產階級代表人物。”

　　“混進黨里、政府里、軍隊里和各種文化界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一旦時機成熟，他們就會要奪取政權，由無產階級專政變為資產階級專政。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們識破了，有些則還沒有被識破，有些正在受到我們信用，被培養為我們的接班人，例如赫魯曉夫那樣的人物，他們現在正睡在我們的身旁，各級黨委必須充分注意這一點。”

　　“我們對他們的斗爭也只能是一場你死我活的斗爭，我們對他們關系絕對不是什么平等的關系，而是一個階級壓迫另一個階級的關系，即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實行獨裁或專政的關系。”

　　中共中央同時還批轉了《中央工作小組關于羅瑞卿同志錯誤問題的報告》。

　　李作鵬在幾十年后回憶說：“1966年4月3日中央工作組寫的《關于羅瑞卿錯誤問題的報告》，那上面所點的揭發者，才是真正把羅瑞卿置于死地的人呢。中共中央在批轉的報告上加了按語，按語中說：‘中央認為，羅瑞卿的錯誤是用資產階級軍事路線反對無產階級軍事路線的錯誤，是用修正主義反對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的錯誤，是反對黨中央、反對毛主席、反對林彪同志的錯誤，是資產階級個人野心家篡軍反黨的錯誤。中央認為，這個小組會議開得很好，貫徹執行了懲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針，擺事實，講道理，對羅瑞卿進行了耐心的教育和嚴肅的批判。羅瑞卿不但不認真檢查自己的錯誤，反而于3月18日跳樓自殺(受傷)，走上自絕于黨、自絕于人民的道路。’ 這個文件的最后一句就是：‘為了教育干部，吸取教訓，并肅清羅瑞卿錯誤影響，中央決定將中央工作組的報告和中央批語發到縣委和團級黨委。這個報告所附的葉劍英、謝富治、蕭華、楊成武同志的4個主要發言，羅瑞卿3月12日的檢查以及葉劍英、蕭華、楊成武、劉志堅同志4月24日向主席、中央的報告，發給地委和師黨委，口頭傳達到縣、團級黨員干部。’ 我所說的這些，才是給羅瑞卿同志定的真正罪名。”

　　5月16日這一天，《人民日報》和《紅旗》雜志第7期發表了戚本禹的文章《評〈前線〉和〈北京日報〉的資產階級立場》。 戚本禹在文章中有一段批判廖沫沙的文字，他寫道：

　　“你們批判過廖沫沙嗎?沒有。廖沫沙(前北京市委統戰部長)，就是當年把刻骨的話 ‘換掉姓名掛在暗箭上’向文化大革命的主將魯迅進行攻擊的人。現在他又用同樣的手法，把暗箭射向黨、射向人民。請問《前線》、《北京日報》《北京晚報》：對這樣的人，你們什么時候作過批判?

　　腐爛的毒草，被廖沫沙說成是鮮艷的花朵：反黨、反社會主義的《海瑞罷官》是好得很，‘再寫一個’。反黨、反社會主義的《李慧娘》，是‘有鬼無害’，‘能鼓舞人們的斗志’。對于這些為右傾機會主義即修正主義逆流呼風喚雨，興風作浪，在社會上散發了大量毒素的作品，你們什么時候批判過?

　　你們明明知道，《不怕鬼的故事》的出版，是為了鼓舞人民向帝國主義、修正主義和一切反動派斗爭，卻偏偏要唱對臺戲，在《前線》上發表廖沫沙《怕鬼的“雅譃”》，惡意地向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進行攻擊，誣蔑我們偉大的黨和偉大的人民‘卑怯和愚蠢’，‘空口說大話’，‘顧前不顧后’，是‘口稱不怕鬼而實際上怕鬼怕得要死的人’。請問你們把這樣的文章發表出來，究竟是要干什么?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什么時候怕過鬼?你們對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的誣蔑，不是同帝國主義、修正主義、各國反動派一模一樣嗎?1963年5月6日，梁壁輝(即俞銘潢)在《文匯報》上發表了批判廖沫沙《有鬼無害論》的文章，接著其他報刊也展開了批判，而你們在這個時候仍然不肯發表批判他的文章。拖到后來，實在交不了賬了，這才迫不得已地幫助廖沫沙發表了一篇遮遮掩掩、欺騙群眾的假檢討《我的〈有鬼無害論〉是錯誤的》。什么‘忘記’了‘階級斗爭’呀，什么‘失去了警惕’呀，什么‘劃不清界限’呀，什么‘迷失了方向’呀，什么‘不自覺地給資產階級和封建勢力向黨和社會主義猖狂進攻作了幫手’呀，像煞有介事地給自己扣上了一堆輕松的帽子。

　　今年4月16日，《前線》、《北京日報》的‘編者按’似乎改變了自己以往的強調，說：他(指廖沫沙)決不是‘不自覺給資產階級和封建勢力向黨向社會主義猖狂進攻的幫手’，而是自覺地反黨反社會主義反毛澤東思想的一員主將。’但是，這仍然是一頂空洞的帽子。我們要問：這個廖沫沙究竟是干什么的?從他一系列反動的言行中，完全可以看出來，他是一個混進黨內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他是一個假洋鬼子、土鬼結成反共、反人民、反革命統一戰線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他的反動活動事實，你們比我們知道的要多得多，為什么你們不肯作一點揭發呢?看來你們是直到現在還被‘鬼’迷住了心竅。”

　　5月18日，林彪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發表了長篇講話，他說：

　　“毛主席經歷過的事情，比馬克思、恩格斯、列寧多得多。他們沒有經歷過像毛主席那樣長期、那樣復雜、那樣激烈、那樣多方面的斗爭。毛主席革命經驗之豐富沒有那一個人能超過。毛主席在全國、在全世界有最高的威望，是最卓越、最偉大的人物。毛主席的言論、文章和革命實踐，都表現出他的無產階級天才。有些人不承認天才，這不是馬克思主義。不能不承認天才。毛主席是天才。

　　毛主席廣泛運用和發展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在當代世界上沒有第二個人。19世紀的天才是馬克思、恩格斯，20世紀的天才是列寧和毛澤東。不要不服氣，不行就不行，不承認這一點我們就要犯大錯誤，不看到這一點，就不曉得把無產階級最大的天才舵手選為我們的領袖。”

　　“我們現在擁護毛主席，毛主席百年之后也擁護毛主席。毛主席活到哪一天，90歲，100多歲，都是我們黨的最高領袖。”

　　“毛主席的話，句句是真理，一句超過我們一萬句。”“他的話都是我們行動的準則。誰反對他，全黨共誅之，全國共討之。在他身后，如果有誰做赫魯曉夫那樣的秘密報告，一定是野心家，一定是大壞蛋，全黨共誅之，全國共討之。”

　　“革命的根本問題是政權問題，有了政權，無產階級、勞動人民就有了一切，沒有政權就喪失一切。生產關系固然是基礎，但是，靠奪權來改變，靠奪權來鞏固，靠奪權來發展。所以，無論怎樣千頭萬緒的事，不要忘記方向，失掉中心，永遠不要忘記了政權，要念念不忘政權，忘記了政權，就是忘記了政治，忘記了馬克思主義的根本觀點，變成了經濟主義、無政府主義、空想主義。那就是糊涂，腦袋掉了，還不知道怎么掉的。”

　　“我想用自己的習慣語言，政權就是鎮壓之權。”

　　“社會上的反動派，混進黨內的剝削階級代表人物，都要鎮壓，有的殺頭，有的關起來，有的管制勞動，有的開除黨籍，有的撤職。不然，我們就不懂得馬克思主義關于政權的根本觀點，我們就要喪失政權，就是糊涂人。”

　　“毛主席最近幾個月特別注意防止反革命政變，采取了很多措施。羅瑞卿問題發生后，他談過這個問題。這次彭真問題發生后，毛主席又找人談這個問題。調兵遣將，防止反革命政變，防止他們占領我們的要害部位，電臺、廣播臺、軍隊和公安系統都作了布置。毛主席在這幾個月中就是做這個文章，這是沒有完全寫出來的文章，沒有印成文章的毛主席著作，我們就是要學這個沒有印出來的毛主席著作。”

　　“毛主席為了這件事，多少天沒有睡好覺。這是很深刻很嚴重的問題。”

　　“現在毛主席注意這個問題，把我們一向不注意的問題提出來了，多次找負責同志談防止反革命政變問題。”

　　“政變，現在成為了一種風氣，世界政變成風。改變政權，大概是這樣的：一種是人民革命，從底下鬧起來，造反。如陳勝吳廣，太平天國，我們共產黨都是這樣。一種是反革命政變。反革命政變，大多數是宮廷政變，內部搞起來的，有的是上下結合，有的和外國顛覆活動或者武裝進攻相結合，有的和天災相結合，大轟大亂大鬧。歷史上是這樣，現在也是這樣。世界上政變的事，遠的不說，1960年以來據不完全的統計，僅在亞非拉地區的一些資本主義國家中，先后發生了61次政變，搞成了56次。把首腦人物殺掉的8次，留當傀儡的7次，廢黜的11次。”

　　“從我國歷史上看，歷代開國后，10年，20年，30年，50年，很短時間就發生政變，丟掉政權的例子很多。辛亥革命孫中山當了大總統，3個月就被袁世凱奪取了政權，4年后，袁世凱做了皇帝，又被人推翻，從此軍閥混戰了十幾年，兩次直奉戰爭，一次直皖戰爭。”

　　“這些歷史上的發動政變，應該引起我們驚心動魄，高度警惕。我們奪取了政權16年，我們無產階級的政權會不會被顛覆，被篡奪?不注意就會喪失。蘇聯便被赫魯曉夫顛覆了。”

　　“你們經過反羅瑞卿、反彭真、反陸定一和他的老婆，反楊尚昆可以嗅到一點味道，火藥的味道。資產階級的代表人物混到我們黨內來，混到黨的領導機關，成為當權派，掌握了國家機器，掌握了政權，掌握了軍權，掌握了思想戰線的司令部，他們聯合起來，搞顛覆，鬧大亂子。”

　　“筆桿子，槍桿子，奪取政權非這兩桿子不可，所以，值得我們注意。”“不然，一旦時機成熟，就會發生反革命政變。”

　　林彪還說：

　　“最近有很多鬼事，鬼現象，要引起注意。可能發生反革命政變。要殺人，要篡奪政權，要搞資產階級復辟，要把社會主義這一套搞掉。”“他們現在就殺人，用種種手段殺人。陸定一就是一個，陸定一的老婆就是一個，羅瑞卿就是一個。彭真手段比他們更隱蔽更狡猾。”

　　林彪的講話被批準為中央文件下發到縣團級。中央在文件中稱林彪這個講話，“是一個極為重要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文件”，“是活學活用毛澤東思想的典范”，還贊揚林彪“把毛澤東思想紅旗舉得最高”。

　　5月22日，中共中央組織部部長安子文、中共中央對外聯絡部副部長王力和戚本禹來到中南海田家英家中，安子文對田家英宣布說：

　　“我們是代表中央的3人小組，今天向你宣布：第一，中央認為你和楊尚昆關系不正常，楊尚昆是反黨反社會主義的，你要檢查。第二，中央認為你一貫右傾。現在，我們代表中央向你宣布：停職反省，把全部文件交清，由戚本禹同志代替你管秘書室的工作。你要搬出中南海。”

　　田家英問：

　　“關于編輯‘毛選’的稿件是不是也要交?”

　　安子文說：

　　“統統交!”

　　戚本禹問田家英：

　　“毛主席關于《海瑞罷官》的講話記錄，在你哪里嗎?”

　　田家英說：沒有。接下來，田家英開始向戚本禹交接，戚本禹一樣一樣做著登記，安子文和王力在一邊看著。5點多，安子文、王力先走了。田家英和戚本禹一直到天黑才交接完畢。

　　5月23日上午，田家英在“永福堂”住宅圖書室里兩排書架之間上吊自殺身亡，結束了他44歲的生命。他留下的遺言是：“相信黨會把問題搞清楚，相信不會冤沉海底。”

　　5月23日，劉少奇代表中共中央在政治局擴大會議上宣布說：

　　“停止彭真、陸定一、羅瑞卿同志的中央書記處書記職務。停止楊尚昆同志的中央書記處候補書記職務。”

　　調陶鑄任中共中央書記處常務書記兼任中央宣傳部部長;調葉劍英任中央書記處書記兼任中央軍委秘書長。

　　此前，中央書記處書記有：鄧小平、彭真、王稼祥、譚震林、李雪峰、李富春、李先念、陸定一、康生、羅瑞卿;候補書記有劉瀾濤、楊尚昆、胡喬木。

　　劉少奇還宣布：

　　撤銷彭真的北京市委第一書記和市長的職務;撤銷陸定一國務院副總理、中宣部部長職務。

　　調陶鑄任中央書記處常務書記兼中央宣傳部部長;葉劍英任中央書記處書記兼中央軍委秘書長。任命李雪峰兼任北京市委第一書記。

　　會議討論并決定在《紅旗》和《人民日報》上發表文章，系統批判彭真的錯誤。

　　這次會議把彭真的問題議了一下，然后由康生飛往杭州向毛主席匯報。

　　江青特意走到彭真面前，一本正經地問道：

　　“怎么樣?有什么感想?這可是你自己跳出來的，是不以人們的意志為轉移啊。不過，我告訴你，文化大革命剛剛開始，今后的道路還很長。這一次文化大革命，就是要把你們這一伙反革命黑幫徹底解決，不留下任何隱患。你要好好改造自己的思想，認認真真地交代問題，把炮制“二月提綱”的過程寫清楚。”

　　彭真在此時此刻雖然不能反唇相譏，卻是滿腔仇恨，把江青說的每一個字都銘刻在心里。

　　會議結束后，劉少奇對李雪峰說：

　　“讓吳德當第二書記，你們倆搭班子，要保持團結。現在北京的情況比較復雜，等部隊調動完畢后，公開宣布這個決定。”

　　5月2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通過了《關于陸定一同志和楊尚昆同志錯誤問題的說明》。說明中寫道：

　　中央書記處書記、中宣部長陸定一與其妻子嚴慰冰反革命案件有密切牽連;把活學活用毛澤東思想說成是“實用主義”、“庸俗化”、“簡單化”;大反斯大林，大反所謂“教條主義”，與中央唱對臺戲;反對林彪，對文化革命的態度與彭真相一致。

　　中央書記處候補書記、中央辦公廳主任楊尚昆不顧中央多次關于禁止安設竊聽器的決定，背著中央，私設竊聽器，私錄毛澤東和中央常委講話，盜竊黨的機密;同羅瑞卿等人關系極不正常，積極參加反黨活動;把大量的機密文件和檔案，擅自提供給別人抄錄，嚴重泄露黨的核心機密。

　　再說康生到杭州匯報了政治局擴大會議對彭真問題的討論情況，他把大家的意見歸納為10條，毛主席在聽取匯報時也插了許多話。

　　康生立即飛回北京，把10條內容和毛主席的指示，向政治局常委和書記處分別作了匯報。劉少奇主持常委擴大會議，決定把這10條內容和毛主席的指示綜合在一起，由王力執筆寫成一篇社論，發表在《人民日報》和《紅旗》雜志上。其內容依然分為10個方面：

　　第一，抗拒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第二，反對城鄉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第三，拋棄階級和階級斗爭的觀點，企圖和平演變。第四，變無產階級專政為資產階級專政。第五，為復辟資本主義、顛覆無產階級政權作輿論準備。第六，反對毛主席和黨中央提出的教育方針，實行資產階級的、修正主義的教育方針。第七，反對活學活用毛主席著作。第八，招降納叛，結黨營私。第九，對黨中央實行嚴密封鎖。第十，打著紅旗反紅旗。

　　在《人民日報》這篇社論里，有許多精彩的段落都是源自毛澤東的話。僅摘錄兩段如下：

　　“黨中央對前北京市委主要負責人的修正主義路線是逐步有所察覺的。但是他們修正主義本質的徹底暴露，還需要有一個過程，需要有一定的土壤和氣候。毒蛇也要在一定的氣候條件下才會出洞的。毒蛇一出洞，就立即被毛主席和黨中央把它捉住了，就立即被廣大的黨的干部、廣大的群眾打倒了。”

　　“毛澤東同志早就告訴我們，黨內如果沒有矛盾和斗爭，黨的生命就停止了。黨內的矛盾，在一定的條件下，可以由非對抗性矛盾變為對抗性矛盾。我們黨能夠及時地識破和摧毀由一小撮修正主義分子壟斷的前北京市委這個反動堡壘，恰好表明我們黨是強大有力的，表明毛主席和黨中央的領導是非常英明偉大的。”

　　此后，社會上出現了打倒“彭、羅、陸、楊反黨集團”的口號。

　　5月25日下午2時許，北京大學哲學系黨總支書記聶元梓(1937年投奔延安)、黨總支副書記趙正義、教師宋一秀、高云鵬、夏劍豸、楊克明、李醒塵7人，因對北京市委宋碩、北京大學黨委書記陸平和副書記彭佩云等人傳達的以彭真為首的北京市委關于文化革命的指示產生懷疑和抵制，在校內大飯廳東墻上貼出了一張大字報，標題為：《宋碩、陸平、彭佩云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干了些什么?》。大字報中寫道：

　　北京大學按兵不動，冷冷清清，死氣沉沉，廣大師生的革命被壓制下來，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原因在哪里?這里有鬼。

　　大字報中列舉了北京大學黨委一兩個月以來的工作，認為他們是在破壞文化大革命，是在負隅頑抗、螳臂當車、蚍蜉撼樹。

　　大字報中提出：一切革命的知識分子，是戰斗的時候了。

　　這張大字報剛剛貼出來，北京大學黨委對聶元梓7人立即組織了反擊，半天之內，北京大學學生和教師在全校貼出了1500張大字報與之辯論，聲勢之大反應之強烈，是前所未有的現象。

　　在這種情況下，康生讓他的夫人曹軼歐親自去看聶元梓7人的大字報。曹軼歐來到北京大學，讓她的秘書把這張大字報抄了回去。康生和陳伯達看了聶元梓7人大字報后，認為這張大字報是符合中央精神和毛主席指示的，應該給予支持。

　　5月25日晚上，陳伯達和康生分別給李雪峰打電話，讓他去北京大學處理一下圍繞聶元梓7人的大字報所出現的爭論問題。李雪峰說：

　　“我去不好吧，我當市委第一書記的決定，還沒有向群眾公布嘛。以什么身份去呢?”

　　陳伯達說：

　　“你應該去，去了給大家講一講嘛!”

　　于是，李雪峰就帶了十幾個華北局的干部，在晚上12點左右趕到了北大。他們一到學校，就被師生們團團圍住了。李雪峰召開了師生大會，他在會上說：

　　“同志們貼大字報是可以的，但要內外有別。大字報無論如何不能上街，這樣影響很不好。你們可以在飯廳門口搭個棚子專門貼大字報嘛。黨有黨規，國有國法，無組織無紀律是不行的!”

　　5月26日，劉少奇主持的歷時23天的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完成了毛澤東事先所確定的各項任務，宣告閉幕。

　　此后，康生、陳伯達乘飛機抵達杭州，將經過政治局常委討論同意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組成員名單，報請毛澤東批準。

　　他們又把聶元梓7人的大字報和北京大學的情形匯報給毛澤東。毛澤東看了聶元梓7人的大字報，給予了高度評價，他說：

　　“5月25日聶元梓的大字報是20世紀60年代的北京公社宣言，意義超過了巴黎公社。這種大字報我們寫不出來。這是第一張馬列主義的大字報”。

　　康生、陳伯達回到北京，向劉少奇等人傳達了毛澤東對聶元梓7人大字報的評價和指示。

　　事后，劉少奇問李雪峰對聶元梓大字報的評價，他感到很突然，就說：

　　“毛主席不是已經說了嗎?我還有什么可講的?要是讓我來處理這件事情，我不會把這張大字報公開的。這么一來，北京的學生基本上無法控制，我耽心這樣下去會波及到工廠和農村。如果全國都這么折騰，實際上就是天下大亂。”

　　劉少奇激動地說：

　　“絕對不能亂，亂了毛主席會怪罪于我的。現在北京這個家難當呀。我已經向毛主席說過，請他回來主持工作，他說：你們不是嫌我礙事嗎?你們放手干吧，天不會塌下來的。”

　　5月28日，中共中央發出《關于中央文化革命小組名單的通知》，通知中寫道：

　　“中央決定設立中央文化革命小組，隸屬于政治局常委領導之下。現將中央文化革命小組名單通知你們：

　　組長：陳伯達

　　顧問：康生

　　副組長：江青 王任重 劉志堅 張春橋

　　組員：謝鏜忠 尹達 王力 關鋒 戚本禹 穆欣 姚文元

　　華北、東北、西北、西南4大區參加的成員(4人)確定后，另行通知。”

　　此時，毛澤東的親人們都離開了中南海菊香書屋：前邊已經講過，李敏和丈夫孔令華早已在1963年搬出了中南海居住。毛岸青仍然住在醫院，他的愛人邵華在北京大學學習。兩個年齡最小的李訥和毛遠新也已經大學畢業，參加了革命工作。

　　李訥是在1965年夏從北京大學歷史系畢業后，被分配到《解放軍報》社工作，化名蕭力，吃住都在報社里。文化大革命開始后，李訥積極參加文化大革命，成為報社造反派組織的負責人。后來，她被調到毛澤東身邊當聯絡員，出入各名牌大學，把摸來的第一手材料向毛澤東匯報。

　　毛遠新是在1965年夏從哈爾濱軍事工程學院畢業后，按照毛澤東的指示，到防空導彈3營1連當兵。文化大革命運動開始后，他按照1965年畢業的大學生可以回母校參加運動的規定，回到了哈爾濱軍事工程學院。

　　江青自從擔任中央文革小組第一副組長以后不久，年近53歲的她基本上就吃、住、工作在釣魚臺11號樓了。

　　綠樹濃蔭下的釣魚臺，坐落在北京西郊玉淵潭附近，風景秀麗。釣魚臺因800年前金代章宗皇帝在此垂釣而得名。1958年建成釣魚臺國賓館，是建國10周年10大建筑之一。國賓館內布滿了一幢幢辦公兼休息使用的新式樓房，中央決策的參謀班子人員經常在這里辦公、休息、暫住。從50年代末開始，討伐修正主義寫作班子的秀才們就在這里安營扎寨。現在的中央文革小組，承擔著大量的日常工作，所以，也在這里占據著幾座辦公樓。

　　江青在11號樓的辦公室十分簡單，一張寫字臺，幾個沙發，墻壁上掛著毛澤東紅軍時期的一幅照片。此外，再沒有更多的鋪陳。她每星期至少有兩次去中南海見一見毛澤東。

　　據王稼祥的夫人朱仲麗在回憶中說：“毛澤東曾經在文化大革命中和別人這樣評價江青：‘ 她在30年代是追隨魯迅的，她在文藝上的革命觀點同時啟發了我。她在政治上很敏感，看問題有她自己的特色。正是因為她在30年代有那樣的膽量和水平，我們才在延安結合。這一點，總理知道，康生同志也知道。你們在適當的時候向全黨講一講江青同志的這個革命經歷。’”

　　欲知中央文化革命小組在后來的運動中發揮了怎樣的作用?請繼續往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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