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1929年春從莫斯科回國,被調任紅四軍參謀處長,后任一方面軍參謀處長,代參謀長,一直在毛澤東身邊負責司令部戰斗文書擬制工作。耳提面命地接受毛澤東的指揮和教育,毛澤東的偉大之處,我有著深切的體會。
高超的領導藝術
毛澤東同志的領導藝術,從本質上說,是從中國的實際出發,運用馬克思主義的認識論和辯證法獨創性地解決中國革命基本問題的領導藝術。中國革命的勝利,尤其是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如果沒有毛澤東同志多次從危機中挽救革命,如果沒有以他為首的黨中央的正確領導,我們黨和人民可能還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長時間。
1930年立三冒險主義占據了中央領導機關,6月11日通過了“左”傾的《新的革命高潮與一省或幾省的首先勝利》決議案,對中國革命形勢、性質任務,提出了整套錯誤主張。在此之前,派了涂振農到福建汀州給紅四軍傳達他的命令,其主要內容:一是要無條件地擴大紅軍,在8月底以前擴大到50萬;二是紅軍編制要適應進攻時代;三是批評紅四軍不打硬仗,“放棄了大城市”;四是指令紅四軍要“向長江流域發展”,奪取南昌、九江,“一面屏蔽武漢,一面脅迫南京”。對李立三的整個方案,朱毛是持懷疑態度的。毛澤東分析了形勢,預見到了國民黨新軍閥必然進行大規模的進攻,紅軍將開始用運動戰方式同敵人作戰。但在敵軍強大、紅軍弱小的情況下,就驅使紅軍去打大城市,這是錯誤的。而這又是黨中央的命令,如何能既不同中央決定公開對抗,又能團結爭取受立三主張影響的同志,使紅軍不受挫傷而能順利地向運動戰發展,這是當時紅軍中遇到的大難題。毛澤東同志正確地解決了這個問題。1930年6月22日毛澤東向紅四軍、紅十二軍發出向廣昌集中的命令,命令內稱:“本路軍有配合江西工農群眾奪取九江、南昌,以建立江西政權之任務,擬于7月5日以前全路軍開赴廣昌集中。”這里只把黨中央給予的奪取九江、南昌這一任務傳達了,但并未作進一步的部署和說明。到江西廣昌集中后,7月11日發出向樟樹推進的命令,只說“進略樟樹,窺襲南昌”。頒發了一個推進計劃表,后面附有一張行軍路線圖(用油印套色繪印)。在向北推進中,一軍團于7月20日進入永豐城。20日午后7時30分發出第二期推進計劃表。當時行動命令都是在毛澤東同志授意下,由朱云卿參謀長主持,由我起草,然后送呈毛澤東同志審查修改后才發出的。當時命令措詞和使用推進計劃表方式,是在毛澤東同志意圖下經過考慮有意安排的,實際上并沒有具體部署進攻南昌,這就是“推”字的文章。占領永豐后向七琴前進。七琴守敵較多,約七、八百人,有電話等通訊設備,被我順利地擊潰,大部就殲。接著,我軍繼續向樟樹前進。7月24日順利占領樟樹鎮,擊破敵兩個營,繳槍約200枝,俘虜敵兵100余。
在打七琴時,從繳獲敵軍的作戰文件(包括電稿)中,對江西省內的蔣匪軍的配置情況,大體都了解了。當時附近敵軍的布署是:撫州地區1個旅(旅長朱耀華),吉安北阜田地區1個旅(旅長戴岳),南昌地區1個旅(兩個團,分散的)。以上3個旅都屬張輝瓚的十八師,這是能機動的。此外,在吉安的鄧英師3個團和贛州的守敵,是不能機動的。
我軍一到樟樹,毛澤東同志立即召集各軍首長開會,討論行動問題。會議開得比較順利,很快就決定了全軍團西渡贛江向湘贛邊界轉移。也就是說并不乘勝北上打南昌,也不在樟樹附近等待由撫州、阜田兩處可能來增援南昌之敵,而是佯攻南昌,再向敵薄弱處發展。于7月30日到達萬壽宮、石子凌、生米街,離南昌約30里一帶地區,派出一部兵力進迫南昌對岸之牛行車站。8月1日派少數兵力向牛行車站打槍示威,以紀念“八一”南昌起義。敵人未還一槍,更不敢出擊。我軍完成“八一”示威任務后,遂向奉新、安義散開工作,進行宣傳,發動群眾并籌款。
南昌沒有打,只以少部兵力逼近示威,這樣,既避免因強攻大城市所造成的不必要的損失,又沒有對抗中央的命令。在關鍵的時候,從實際情況出發,高瞻遠矚作出英明的決策,對錯誤的主張敢于斗爭,善于斗爭,這就是毛澤東同志高明之處。
毛澤東同志還善于做人的思想工作,團結干部,不斷壯大革命隊伍,擴大革命力量。1930年8月中旬,紅一軍團主力由奉新、安義西移,進至接近湖南邊界處。紅一軍團指揮機關進駐萬載時,搜集到7月30日和8月1日的上海報紙,知道我紅三軍團曾一度打進長沙,后被敵軍反攻,又退了出來。又有消息說,敵何鍵部正向紅三軍團前進,為了和紅三軍團會合并配合紅三軍團在運動戰中殲滅敵軍,紅一軍團決定向湖南西進。在西進路上得到情報,湘贛邊的文家市有敵一個旅,軍團決定于8月20日拂曉,以突然襲擊包圍殲滅之。戰斗勝利了,全殲了文家市之敵。打下文家市的當天,毛澤東就率領前委機關趕到永和市去,三軍團亦由長壽街趕來集中。一、三軍團領導機關在永和市會師后,成立了紅一方面軍及其領導機關--總前委、總司令部、總政治部。朱德任紅一方面軍總司令,彭德懷任副總司令,毛澤東同志任總前委書記、總政治委員,朱云卿任參謀長,楊岳彬任政治部主任。總司令部總政治部由原紅一軍團司令部、政治部組成,并仍兼紅一軍團司令部、政治部(當時干部少,由紅四軍司政機關升為紅一方面軍總司令部、總政治部,并未增加一個干部)。此外,還組織了中國工農革命委員會,統一指揮紅軍和地方政權,委員35人,毛澤東同志為主席。
永和會師后,一、三軍團統一指揮的問題解決了。戰略上集中兵力,這是紅軍由游擊戰向運動戰發展中的一大問題,這一問題的解決對后來中央蘇區粉碎敵人的一、二、三、四次“圍剿”起了關鍵性的作用。但是,在新的情況下,新的矛盾又發生了。由于一部分領導干部,堅持進攻中心城市的主張,因而就在打不打長沙的問題上展開了激烈的爭論。號稱三軍團“理論家”的一個領導干部,在總前委會上說什么:“三軍團一個軍團也能打下長沙,現在兩個軍團會合了,還怕什么!你們一軍團不敢打,就站在一邊看,我們三軍團單獨打。”“你們既不打南昌,又不打長沙,還執行不執行中央命令?”
其實,三軍團第一次進攻長沙,雖然僥幸攻進,但敵人一集中兵力反攻,就把我軍包圍在長沙城內。后雖突圍出來,據當時參加第一次打長沙的同志回憶:被他們帶去的地方武裝約一萬多人(沒有準確的統計),都來不及撤退,有一批被圍在城內,慘遭殺害。敵人挨家挨戶搜查,致使長沙城內以至城郊我地下黨也同時遭到破壞,許多優秀的共產黨員英勇犧牲了。
為了團結三軍團,毛澤東同志以最大的忍耐進行說服和等待,先決定方面軍“向長沙前進”(紅一方面軍司令部1930年8月24日于永和市發出的命令),應于8月28日進到長沙東南郊距城約20里左右的楓樹河、新橋、落霞坪、茭中鋪、龍頭一帶。29日到達上述地點,先頭部隊一部分展開成戰斗隊形,并分別派出少數兵力向長沙進行威力偵察。后來有人借口第二次打長沙時成立了總前委,毛澤東同志是總前委書記、總政治委員,就說第二次打長沙的錯誤,是他執行了立三路線;也有人說第二次打長沙是毛澤東同志統一領導的,因而是正確的。這兩種說法都不符合事實,都是錯誤的。
在圍長沙的過程中,我們于9月1日截到一個敵軍的傳令兵,繳到一件作戰命令。從這份命令中清楚地知道敵軍擬集結10個團的兵力從長沙南鐵路線上的猴子石出擊。當夜我們調整部署,以三軍團監視正面之敵,一軍團3個軍布置在敵出擊線側面,準備迎擊。
第二天等了一天,敵人沒有出來。
當晚,又開會(幾乎每晚都開會,都爭論)。少數領導干部又提出來,說敵人遺失作戰命令,一定會改變行動,我軍不能再等,吵著要去打長沙。爭論的結果,采取妥協的辦法,決定留下紅三軍作為方面軍的總預備隊(這種作戰部署是總司令部有權決定,在總前委會上也無法反對的),仍控制在猴子石側面,紅三軍團和紅一軍團的四軍、十二軍展開向長沙進攻。
第三天下午3時許,敵陶廣師之1、2旅及補充第6團、特務營、工兵營等沿猴子石出擊了。至5時許,敵人出來約2個多團,后續部隊尚未出城。我紅三軍因時近黃昏不便再等,即大舉出擊。紅四軍,紅十二軍各有一部參加戰斗一直壓殲敵軍于湘江邊上,敵軍官兵被擊落水死者約七、八百人,俘虜千余人,出擊的敵軍基本上全部被殲。這一仗給長沙守敵以重創,我軍部隊得到補充和鍛煉。戰后查明,敵軍雖遺失了作戰文件卻并未發現,只是因為腐敗透頂的反動軍隊傳達命令遲緩,才推遲了一天,如果我們在戰役指導上不受干擾,繼續將主力部署在猴子石一側,還會給敵人更大的打擊。
消滅猴子石出擊的敵人之后,有人又吵著要打長沙。我軍發起兩次強攻,想了許多辦法,但仍無法沖破敵人電網。結果一個突破口也沒有打開。
怎么引導圍攻長沙的部隊撤下來呢?毛澤東同志因勢利導、先提出攻城部隊暫時撤離攻擊位置,向長沙東南近郊“散開”,誘敵出擊,以便在運動戰中殲滅之。這是第一步。這一建議,并沒有放棄打長沙,所以要求打長沙的干部接受了。紅一方面軍從8月29日推進到長沙近郊新橋地區后,不斷移動小打,同長沙的敵軍周旋達半個月之久。當時從長江局傳來張桂軍已進到湘潭的消息。文章好做了,毛澤東同志當即提出先消滅張桂軍和何鍵出擊部隊再奪取長沙,進攻武漢。而要消滅張桂軍和何鍵出擊部隊,就得將紅一方面軍部隊調到機動位置,以便在敵軍分路來犯時各個殲滅之。這當然是無可非議的。這樣,毛澤東同志就下令紅一方面軍“占領萍(鄉)、攸(縣)、醴(陵》、株(州)等處待機”(見紅一方面軍總部9月12日命令)。這是第二步。分散到萍、醴、攸后,毛澤東又以一、三軍團給養業已告罄,當時每月需款40萬元,必須在三縣(均是白色區域)大力籌款20萬(僅半個月軍費),同時要在三縣幫助地方發動群眾,建立黨團組織,建立政權,建立赤衛隊,對于奪取湖南政權,打通湘贛聯系也是非常重要的為理由,提出部隊就地開展群眾工作,并得到了大家的贊同。于是決定兩個軍團從9月14日起,以12天時間在三縣籌款。12天后,一軍團沿株萍路進攻吉安,三軍團由袁州進攻樟樹。這是第三步。9月13日,方面軍總部在株洲發出命令,命令前面說:“……奪取南昌、南潯路以至湖口”,后面說:“……決定了奪取南昌的第一期方案;以第一軍團攻取吉安,三軍攻取峽江、新贛”,這樣,經過一系列會議,一次又一次爭論,終于把整個方面軍從長沙周圍撤出,并從湖南帶到了江西。而這正是毛澤東同志在打文家市時就想好了戰略計劃腹案的實現。這一戰略計劃是到湖南去,配合三軍團狠打何鍵部隊,然后引導三軍團沿株萍路回師攻吉,準備在贛南閩西紅色根據地內進行反“圍剿”作戰。
事情總是復雜曲折的。總部9月29日下午在宜春發出30日向吉安前進的命令后,當晚得到了中央長江局軍事部負責人周以栗同志的來信,大意說,長江局查明張桂軍并未來到湘潭,一方面軍仍應回打長沙。本來總部在發出向吉安前進的命令中就指定紅三軍派部隊去迎接并護送周以栗到總部來。當晚周以栗帶著長江局的命令來了,準備說服毛澤東把部隊開回去打長沙。周以栗一到宜春,毛澤東同志就熱烈地歡迎他,并同他通宵交談,把他說服了。這位長江局代表竟放棄了原來的意見,眉開眼笑地完全接受了毛澤東同志的正確主張,并成為一個積極的擁護者,心悅誠服地稱贊毛澤東同志馬列主義的領導,后來就是他在青塘會議上說;“山溝里有馬列主義!”
在宜春開了一個會,就是有名的袁州會議。這次會議是毛澤東同志說服周以栗,并在周以栗的支持下召開的,主要是決定不回長沙,也不馬上去打南昌,而先去打孤立無援被我長期圍困的吉安。這是在戰略轉變中,又一次具有重大意義的會議。把熱衷于攻打長沙的紅三軍團“循循善誘”地引導開到江西來,這對爾后三次反“圍剿”的勝利有決定性的作用。這是具有戰略遠見的決策。
天才的軍事指揮藝術
毛澤東同志是世界罕見的偉大統帥,具有用兵如神的指揮藝術,他在一、二、三次反”圍剿“作戰中,指揮紅軍以少勝多,粉碎敵人“圍剿”的戰例,在世界戰爭史上堪稱奇跡。
毛澤東同志善于把握戰爭全局,科學地確定戰略方針,從而贏得戰爭的主動權。1930年10月,蔣介石興兵10萬向中央蘇區進犯,聲稱3-6個月消滅紅軍。當時紅軍只有4萬多人,武器裝備極差,怎么打法,真正能夠拿出主意來的是毛澤東。但是當毛澤東提出“誘敵深入”方針時,大多數人又不能理解。10月25日總前委和江西行動委員會在新余羅坊開了個聯席會議,討論如何迎擊敵軍前來“圍剿”的戰略問題。毛澤東費了許多唇舌說明面對敵人首次“圍剿”,必須實行戰略退卻,“撒開雙手誘敵深入”,充分利用根據地的有利條件,實行人民戰爭殲滅敵人的道理。他認為“將欲取之必先與之”,不要怕喪失土地,一時的喪失換取消滅敵人,然后再收回失去的土地,只有先退一步才能取得戰略上的主動,他要求干部不要忘記井岡山的經驗,要造成“敵疲我打”的形勢,必須實行戰略退卻。10月30日,總前委會議通過了毛澤東提出的“誘敵深入”的作戰方針。毛澤東同志后來在總結經驗時談到“人民由于沒有經驗而不相信戰略退卻的必要,莫過于江西第一次反對‘圍剿’的時候。當時吉安、興國、永豐等縣的地方黨組織和人民群眾無不反對紅軍的退卻。”根據這一作戰方針,紅軍在11月5日全部渡過贛江,抓緊時間打土豪籌款,使進剿的敵人第一次撲空。11月中旬紅軍第二次大踏步后退,進入蘇區中部待機,使尾追敵人第二次撲空。12月1日,紅軍再向蘇區底部收縮,使尋找紅軍主力決戰的敵人第三次撲空。12月底進攻的敵人已疲憊不堪,紅軍則進行戰略反攻,一舉殲滅了敵人主力十八師,活捉了敵軍前線總指揮張輝瓚。接著乘勝追殲,5天打兩仗,俘敵萬余。依靠毛澤東“誘敵深入”的戰略思想指導,勝利結束了第一次反“圍剿”作戰。
毛澤東同志還善于在打第一仗之先,就想到第二、第三、第四以至最后一仗大體上的打法,謀劃一個連續作戰的戰役設計。1931年2月,蔣介石派何應欽組織南昌行營,隨后,興兵20萬,采取穩扎穩打步步為營的方針,發動第二次反革命“圍剿”。紅軍雖然有了第一次反“圍剿”的經驗,但是這時王明“左”傾冒險主義的主張貫徹到了蘇區,帶來了干擾。他們開頭提出逃跑,后來又在打強敵和弱敵上展開爭論。毛澤東同志堅決地進行了斗爭,在敵人多路進攻情況下,提出先打數量雖多,但來自北方、表現恐懼的王金鈺第五路軍,然后向東發展,擴大戰果,在閩、贛交界之建寧、黎川、泰寧地區征集資材,便于打破下一次“圍剿”的方案,得到了大多數人的贊同。毛澤東指揮紅軍隱蔽集結,迫敵而居,待公秉藩、王金鈺兩師移動時,進行伏擊,包圍殲滅,接著橫掃而東,15天打了5個大勝仗,敵20萬兵土崩瓦解,蔣介石氣急敗壞地跑到南昌召開軍事會議,大罵部屬無能,毛澤東卻寫詞《漁家傲》諷刺“有人泣”,“為營步步嗟何及”。
毛澤東用兵還常“避實就虛,出奇制勝”。1931年6月,蔣介石親任“剿匪”總司令,調動30萬兵力,采取長驅直入方針,分7路向蘇區發動第三次“圍剿”,限令“3個月內消滅共軍”。面對10倍于我的敵人,毛澤東鎮定自若指揮紅軍先向蘇區后部收集,然后從敵人縫隙中穿插過去,繞至敵后,向敵后方聯絡線上橫掃過去,讓敵主力深入贛南根據地而置于無用之地,打其薄弱處,初戰將敵挺進第三縱隊大部殲滅。然后及敵回頭向北,狼奔豕突,已甚疲勞,乘隙打其可打者,實施戰略反攻,敵軍7路有4路遭到了毀滅性打擊,徹底粉碎了敵人的“圍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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