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關于反對敵人五次圍剿的總結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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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7） 中央關于反對敵人五次“圍剿”的總結決議　　

－－遵義會議、一九三五年一月八日政治會議通告

    聽了××同志關于五次“圍剿”總結的報告及×××同志的付報告之后，政治局擴大會議認為××同志的報告基本上是不正確的。｛評論一：定性！｝

    （一）黨中央關于敵人五次“圍剿”的決議中，曾經清楚地指出五次圍剿是帝國主義與國民黨的反動對于蘇維埃革命運動的更加殘酷的進攻，但同時指出了在這劇烈的階級決戰中，帝國主義、國民黨內部的弱點與革命形勢的新的緊張化，這造成了國內階級力量的對比有新的有利于我們的變動。得出了“在五次圍剿中間我們有著比以前更加充分的取得決戰勝利的一切條件”的反動結論（一九三四年七月廿日中央決議）。而××同志在他的報告中過分估計了客觀的困難，把五次“圍剿”不能在中央蘇區粉碎，原因歸之于帝國主義、國民黨反動力量的強大，同時對于目前的革命形勢卻又估計不足．這必然會得出客觀上五次圍剿根本不能粉碎的機會主義的結論。｛評論二：指出得出結論“基本上是不正確的”的根據。即對有了點力量下的沾沾自喜，以及由此而來的狂妄自大；受到點挫折后的悲觀失望，以及由此而來的全無信心、搬家逃跑。此點恰如鄧小平“遺囑”以及如今改開中的中國。｝

    （二）黨中央根據于自己的正確估計，定出了反對敵人五次圍剿的具體任務。一年半反對圍剿的困苦戰爭，證明黨中央的政治路線無疑是正確的。｛評論三：苦澀的“正確”！十萬對一百萬，紅櫻槍步槍對飛機大炮，堅守一年半，蘇區人民的確偉大！（對比“皖南事變”）。｝特別中央蘇區的黨在中央直接領導之下，在動員廣大工農群眾積極參加革命戰爭方面，得到了空前的成績，擴大紅軍運動成為群眾的熱情，動員工農群眾的分子武裝上前錢，達到了十萬人以上，使紅軍大大的擴大了。模范亦少數開始成為紅軍的現成后備軍，赤少隊的群眾武裝組織有了極大的發展。黨在“一切為了前線上的勝利”的口號下解決了前方紅軍財政上的糧食上的與其他一切物質上的需要。蘇區內部階級斗爭的深入，蘇維埃的經濟建設以及蘇維埃政府與群眾的關系徹底的改善，更大大的發展了廣大群眾參加革命戰斗的熱情。一切這些造成了徹底粉碎五次圍剿的有利條件，而××同志在他的報告中，對于這次順利的條件，顯然是估計不足的．這種估計不足，也必然得出在主觀上我們沒法子粉碎圍剿的結論。

    （三）應該指出在我們的工作中還有許多嚴重的缺點：黨對于擴大白區工農群眾的反帝反國民黨與日常斗爭的領導依然沒有顯著的進步，游擊戰爭的發展與瓦解白軍士兵工作依然薄弱，吾蘇區紅軍在統一戰略意志之下的相互呼應與配合還是不夠，有些弱點無疑也要影響到反對五次圍剿的行動，成為五次圍剿不能粉碎的重要原因。但決不應該以為這些弱點的存在，乃是不能粉碎五次圍剿的主要原因，而××同志在報告中與結論中都夸張這些工作的弱點，對軍事領導上戰略戰術基本上是錯誤的估計，與又不認識，與又不承認，這使我們沒有法子了解我們紅軍主力不能不離開中央蘇區與我們不能在中央蘇區粉碎圍剿的主要原因究竟在哪里，這就掩蓋了我們在軍事領導上戰略戰術上的錯誤路線所產生的惡果，紅軍的英雄善戰，模范的后方工作，廣大群眾的擁護，如果我們不能在軍事領導上運用正確的戰略戰術，則戰爭決戰的勝利，是不可能的，五次圍剿不能在中央蘇區粉碎的主要原因正在這里。｛評論四：舉出優點缺點，評價其重要性，以便于找出最根本的原因。｝

    （四）國民黨蔣介石以及他的帝國主義軍事顧問等，經過四次圍剿失敗之后，知道用“長驅直入”的戰略戰術同我們在蘇區內作戰是極端不利的。因此五次圍剿中，采取了持久戰和堡壘主義的戰略戰術，企圖逐漸消耗我們的有生力量與物質資源，緊縮我們的蘇區，最后尋求我主力作戰，以達到消滅我們的目的。｛評論五：知彼！｝

    在這種情況下，我們的戰略路線應該是決戰防御（攻勢防御），集中優勢兵力，選擇敵人的弱點，在這運動戰中，有把握地消滅敵人之一部或大部，以各個擊破敵人，徹底粉碎敵人的圍剿。｛評論六：“攻勢防御”還是最好的能夠得到人民真心支持的最根本戰略！｝然而在反對五次圍剿戰爭中，都以單純防御路線（或專守防御）代替了決戰防御，以陣地戰堡壘戰代替了運動戰，并以所謂“短促突擊”的戰術原則來支持這種單純的防御戰略路線。這就使敵人持久戰與堡壘主義的戰略戰術，達到了他們的目的，使我們的主力紅軍受到一部分的損失，并離開了中央蘇區根據地。應該指出，這一路線同我們紅軍取得勝利的戰略戰術的基本原則，是完全相反的。｛評論七：經驗與事實！｝

    （五）目前在中國國內戰爭的階段上，在我們還沒有大的城市工人的暴動白軍士兵的嘩變的配合，在我們紅軍數量上還是非常不夠，在我們蘇區還只是中國的一小部分，在我們還沒有飛機大炮等特種兵器，在我們還處于內線作戰的環境，當著敵人向我們進攻上舉行“圍剿”時，我作戰戰線，雖然是決戰防御，即使我們的防御不是單純的防御，而是為了尋求作戰的防御，是為了轉入反攻的防御，單純防御可以阻擋削弱敵人力量，可以在某一時期內保持土地，但最終的粉碎敵人的“圍剿”以保衛蘇區是不可能的，最后勝利的前途是沒有的，只有從防御轉入反攻（戰役的與戰略的）以至進攻，取得決戰的勝利。大量消滅敵人的有生力量，我們才能粉碎敵人，保衛蘇區，發展蘇區革命這動。｛評論八：知己！｝

    在這一戰略戰線之下，當我們還沒有發現和造成敵人的弱點時，我們對于進攻的敵人不應該與之進行無勝利把握的決戰。我們應該以次要力量（如游擊隊群眾武裝，獨立營團，部分主力紅軍等），在各方面迷惑或引誘敵人，在這方面，主要的運動鉗制敵人，而主力則退至適當距離或轉移到敵人側翼后方，隱蔽集結，以尋找有利時機，攻擊敵人，在內線作戰下，當敵人以絕對的優勢兵力向我們前進時，紅軍的退卻與隱蔽，足以疲勞敵人，使敵人驕羚懈怠發生過失與暴露弱點，這就是創造了轉入反攻取得決戰勝利的條件，要最審填地分析與判斷敵情，以便適時恰當的布署戰斗。不要與由于敵人向我們挑釁與佯攻，而不必要地調動我們的力量與投入戰斗，使我們疲于奔命，失去了在一定方向取得決戰勝利的機會，為了求得勝利，當敵人按照某計劃前進時，我們在突擊向用不著去阻止它，應該待到進至適當距離，然后包圍消滅之（即誘敵深入）。為了求得勝利，即使暫時放棄一部分蘇區的土地，甚至主力暫時離開蘇區根據地，都是在所不辭的，｛評論九：這應該是毛澤東被排擠的第二位的原因。由于紅軍官兵出于本能的并不愿意多跑路；由于蘇區人民出于本能的不愿意暫時放棄家園，如果如××同志所說，以十萬對百萬就能夠“御敵于國門之外”是有很大可能成為現實的，那么，紅軍官兵與蘇區百姓必定認為能如此最好。而事實證明，此種可能性是不存在的。結果當然就是蘇區整體的消失。更何況××同志還有共產國際的大背景此第一原因呢。實際上，如果能夠將敵我大致態勢等真相告訴紅軍官兵與蘇區百姓，他們是必定能夠以根據地創建的歷史而得到理解的，因為這有過去的事實為證。但能夠這樣做并得到好的結果的前提，是紅軍各級指揮員和蘇區各級領導者的首先理解和真心支持，否則難矣。所以，人民的每一個教訓的得出都是通過鮮血的付出而得到的。結合今天中國的改開，似乎又讓人看到了當年的蘇區了。當鄧小平以××同志相同的手法告訴人民，可以“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甚至就是在政府、共產黨領導層采用“依法搶劫”的方式，利用權力把屬于整個國家和人民的財產放進這些官員、國企領導層個人的口袋時，人民雖然不滿但仍然服從并相信共產黨。）然后先富帶后富，最后就能實現“共同富裕”時，人民確實也認為這是有可能的。而改開30年的事實說明，此種可能性同樣是不存在的。更何況經濟發展或富裕只不過是一個社會進步的一個方面而已。以整個社會的公平正義的倒退來換取極少數人的經濟發展或富裕，正是資本主義制度的正統。這是已經被歷史證實為罪惡了的，也是本質上反人民的。這一點鄧小平不可能不知道，因而說它鄧小平完全是有意為之，就是顯然的了。當然，確實實現了并且早已經實現了的是鄧小平的家人后輩們，扎扎實實地成為了具備未明數字資產的先富階級了。無論鄧小平是有意還是無意，這個事實的存在，說它鄧小平是共產黨和共產主義信仰的背叛者和埋葬者，人民就一點都沒有冤枉它鄧小平。鄧小平顯然要遠比××同志可惡。道理簡單，××同志如此做只能算是錯誤，因為其結果對于他沒有益處。而對于鄧小平則不同，將個人和家庭利益摻合到國家大事之中，如無此點也許能夠讓人民理解為過錯；有了此點，這就只能算成有意而為之的罪惡。他就是跳進黃河都絕對洗不清。｝因為我們知道，只要我們能夠消滅敵人，粉碎敵人的“圍剿”而避免一切被動的與不利的結果。

    然而在五次戰爭中，對于這些原則都統統是違反的。共產國際去年二月來電說得很對，“我們覺得似乎在目前這時期中，軍事指揮所采用的計劃和步驟，差不多可以說常常是敵人迫近而產生的。敵人和我們挑撥，使我們常常必要的改組我們的力量。因而我們的力量由于繼續不斷地變動，就不能積極地加入決戰。我們覺得應該在那些我們已經獲得了某些勝利的地方擊敗敵人，不要企圖在全部戰線上同時擊敗敵人。”單純防御路線的領導者，對于共產國際的這種指示是無法了解的，所以不但去年二月以前是如此，直至主力紅軍退出蘇區仍是如此。甘心情愿把自己處于被動地位的單純防御路線，并不是，也不能企圖在全部戰線同時擊敗故人，而且企圖在全部戰線同時阻止敵人。×××同志過去提出過的“全面出擊”的口號，在五次戰爭中則變為全線防御，而在戰略上則一者都是錯誤的。“不放棄蘇區寸土”的口號，在政治上是正確的，而機械地運用到軍事上尤其在戰略上，則是完全錯誤，而適足成為單純防御路線的掩蓋物。

    （六）為了求得決戰的勝利，在決戰方面，集中優勢兵力是絕對必要的。在目前敵我力量對比上，敵人的兵力是絕對占優勢，他們常常拿多于我們數倍至數十倍的兵力向我們進攻。然而這對于我們不是可怕的。由于敵人是處于外線，戰略上采取包圍與分進合擊的方針，這就造成了我們各個擊破敵人的機會，使我們在戰略的內線作戰下，能夠收到戰線的外線作戰（局部的外線）的利益，即是以我軍的一部鉗制敵人一路或數路而集中最大力量包圍敵人一路而消滅之，用這種辦法去各個擊破敵人，粉碎敵人的“圍剿”。｛評論十：雖然從戰略總的層面說來，是敵人人多，自己人少。通過一些戰略戰術的協同，達到在局部以人多欺負人少之戰役目的！此法不能說不高！縱觀“改開”30年，鄧小平恰恰也是采用了此法。其中的局部恰恰是作為國家、社會組織核心的最高領導層。其能夠如此做成功的原因，則是依據著在中國盤據了數千年的封建官國傳統和人民（尤其是組織各領導層）的不覺醒！所以，可以說正是毛澤東把中國傳統官場統治人民手法，以創新的方式應用于人民的解放事業上。而鄧小平不過是走回即倒退到了中國傳統官場統治手法來治官治民罷了！同時，不得不說，如何在官場上從根本上解決“在核心局部以人（官）多欺負人少”的機制問題，恰恰是導致極為偉大的文化大革命，由于走資派的反攻倒算最終失敗的體制原因！這是在涉及廣大人民根本利益的問題上，以官員代表（小）民主取代人民（大）民主的結果！而“改開”中出現的眾多“窩案”，清楚地以事實表明了這一點。當然，公開是必需的第一步。而人民（大）民主要能夠不被官員代表（小）民主的意志強奸，則人民就必須知道展示力量、發出強音、直至做出行動。這只有在人民覺醒的前提下才能做到，這也就是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的根本原因了。所以說，鄧小平們從根本上全盤否定文化大革命，是整個中國走向邪路的首要原因。｝在戰略的內線作戰情況下，只有集中優勢兵力尋求戰線的外線作戰取得勝利，才能使紅軍經常握住主動權，敵人則迫使他陷入被動地位，而最后打破他的整個計劃。　　

    但是過去單純防御路線的領導者，為了防御各方面敵人的前進，差不多經常分散（主要是一三軍團的分散）兵力。這種分散兵力的結果，就使我們經常處于被動地位，就使我們的兵力處處薄弱，而便于敵人對我們各個擊破。五次戰爭中，許多次的戰役（如三河口戰役，團村戰役，建寧役戰，溫防戰役等等）都由于我們主力不集中而未能得到偉大的勝利。單純防御路線的領導者給紅軍的中心任務，是阻止敵人的前進與企圖以“短促突擊”消滅部分的敵人，而不是爭取主動權，不是爭取決戰的勝利。其結果就是紅軍消滅敵人的數量數少，而蘇區也終于受敵人的蹂躪。

    （七）在運動戰中消滅敵人，是我們工農紅軍的特長。共產國際在敵人五次“圍剿”開始時（前年十月來電）即向我們指出：“我們的行動不應該釆取陣戰方式，而應當在敵人的兩翼采取運動戰。”去年三月來電又重復的說：“很明顯的，根據過去的經驗，我們的隊伍在運動戰中已經獲得了許多偉大的勝利，但不能在強攻敵人堡壘地帶的作戰中，獲得勝利。”國際這些指示，是完全正確的。在五次“圍剿”敵人堡壘主義下，我們雖沒有象在一二三四次戰爭中當敵人“長驅直入”時釆取大規模運動戰的機會，然而運動戰的可能依然存在，事實上已經多次的證明了（溝口、團村、將軍殿、建寧、湖坊、溫坊各役，特別是十九路軍改變時）。然而五次戰爭中，由于對堡壘主義的恐懼所產生的單純防御路線占華夫同志的“短促突擊”理論，卻使我們以運動戰接受到陣地戰，而這種陣地戰的方式僅對于敵人有利，而對于現時工農紅軍是極端不利的。

    強攻敵人的堡壘，在目前技術條件下，是應該拒絕的。只有這堡壘不堅固或孤立的情況下，為了打擊敵人增援部隊，或為了調動敵人的情況下，才容許攻擊敵人的堡壘。五次戰爭中輕易強攻堡壘，其沒有任何效果是不足為奇的，因為這是把戰爭當兒戲。

    對于五次戰爭中運動的可能估計不足，因而把敵人五次“圍剿”絕然的分開，因而絕然否認過去運動戰的經驗，絕然否定誘敵進來給以消滅的戰法，并且不得不在實際上拒絕共產國際的正確指示，在這單純防御與短促突擊的領導者是自然的道。

    （八）由于對敵人堡壘主義的估計過高與對運動的估計不足，便產生了勝利只能起始于戰術上的理論，以為只有戰術上的勝利，才能轉變為戰線上的勝利，然而由戰線的勝利才能起戰線上有利于我們的變化（華夫同志的文章及××，××兩同志給林彪，×××兩同志的信），以為“在堡壘主義之下，只能有許多小的勝利，而不能有痛快林離的勝利”（見××同志政治局發言及××同志紅軍報的文章），認為只有分兵抵御與短促突擊才能對付堡壘主義。所有這些革命戰爭中機會主義戰略戰術的理論與實際，在五次戰爭中是完全破產了。

    我們不能否認堡壘主義造成了粉碎敵人五次“圍剿”的新的困難。然而他們最近卻以左的空談輕視堡壘主義，（見××同志紅軍報文章），不否認而且應準備紅軍的技術條件（飛機大炮）特別是堡壘主義內部工農士兵暴動，以戰勝將來敵人更堅固的堡壘，但就在現時條件下，堡壘主義也是能夠粉碎的。堡壘主義疲勞了敵人的精力并分散了兵力，養成了敵人對于堡壘的依賴性，使他們脫離了堡壘即失去其勝利的信心，同時敵人無法不脫離堡壘向我們前進，又無法在全國范圍內遍筑足以限制紅軍活動的堡壘。一切這些造成了使我們能夠克服堡壘主義的順利條件。因此我們紅軍粉碎堡壘主義的方法，依然是依靠于運動戰，依靠在堡壘線前左右發展游擊戰爭以配合紅軍的行動，以及依靠深入的軍士兵運動。所謂運動戰粉碎堡壘主義，在堡壘線內即是待敵人前進時大量消滅敵人的部隊，在堡壘線外，即是在紅軍轉到廣大堡壘主義地帶活動時，迫使敵人不得不離開堡壘來和我們做運動戰，只要我們靈活的、藝術的，出奇制勝的運用運動戰的戰略戰術原則，我們就一定能夠粉碎敵人的堡壘主義。而且只有正確的戰略方針，才能正確的領導戰線（爭），并正確地運用戰術，以粉碎堡壘主義與粉碎“圍剿”單純防卸與“短促突擊”，勝利主要不依靠于戰略戰役的正確指導，而僅僅依靠于戰術，事實上只是對于堡壘主義的投降，至底不能粉碎堡壘主義。

    （以下略）

（九）在持久與速決戰問題上（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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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8） 中央關于反對敵人五次“圍剿”的總結決議（一九三五年一月八日）

    一一遵義會議，一九三五年一月八日政治局會議通過    ※本文的第一至第八部分編入《毛澤東思想萬歲》第一冊

（九）在持久與速決戰問題上，單純防御路線的領導者的了解也是錯誤的。必須明白中國國內戰爭不是一個短時期的戰爭，而是長期的持久的戰爭，｛評論十一：同理，喚起民眾的真正覺醒也是一個更為長期的持久戰爭。其辦法可以采用毛澤東“文化大革命”的原則辦法，即“喚起民眾、組織起來、造反有理、監督政府直至取代政府”；再加上毛澤東的“有理有利有節”和“針鋒相對”原則辦法。｝蘇維埃革命，就在不斷的粉碎敵人的“圍剿”中發展與鞏固起來的。因此在有利的條件之下，我們完全應該從防御轉入反攻與進攻，消滅敵人，粉碎“圍剿”（如一二三四次戰爭及五次戰爭廣昌戰役以前）。在不利的條件下，我們可以暫時的退卻，以保持我們的有生力量，在另一有利的條件下轉入反攻與進攻（如五次戰爭廣昌戰役以后）。這是第一個基本原則。但同時必須了解另一個原則，即為了進行長期的持久戰，對于海一次“圍剿”與每一個戰役，必須極力爭取戰局的速決。因為在現時，敵我力量的對比上，對于一次“圍剿”與每一個戰役釆取持久戰的方針，對于我們是極端不利的。｛評論十二：此為弱者對付強者的最佳辦法，即“打了就跑”。我打你時一打一個準，你打我時抓瞎。｝當著敵人以持久戰來對付我們的時候（如五次“圍剿”），我們必須運用正確的戰略方針，打破敵人這種計劃，在我們可以支持的時間之內取得決定的勝利，以粉碎敵人的“圍剿”。拿我們的人力物力及軍火補充的數量同國民黨所有的去比較（即同敵人拚消耗，見××同志紅星報的文章），這種持久戰的了解是根本錯誤的。在這些方面現時我們正處在絕對的劣勢，這種數目字的比較只能證明相反的結論，即持久戰對我們是沒有勝利前途的。｛評論十三：此段說明了，一個人民組織的總的目的只能是為人民。要實現總目的就需要一套戰略戰術。戰略戰術也有每一個階段的大中小目的。要實現大中小目的就必須就事論事，也就是“實事求是”。這是必須依據事物的當時的各種情況，靈活應變的。但是，總目的是絕對不能靈活應變的。因為那就意味著走向了反面，即由為人民走向了反人民了，那是注定要失敗的！而中國數千年的歷史恰恰表明那些朝代的掌權者們只為自己的最終目的都是反人民的，所以他們最終會被人民推翻是必然的。這，就是出現所謂“周期率”的內在原因！｝

正因為要進行長期國內戰爭的持久戰，同時對每一次“圍剿”與每一戰役卻要進行速決戰，所以我們特別要謹慎的決定我們的戰略戰役計劃。｛評論十四：因為這是一對顯而易見尖銳對立的矛盾體。弱者對付強者的每一戰都屬于“險中求勝”，此時人的主觀努力（即創造險中求勝的條件）確實起著非常重要的作用！｝五次戰爭中單純防御戰略是根本錯誤的，在這種錯誤戰略之下，進行許多拼命主義的戰斗（如毛丁山、三溪坊、平療、廣昌等戰役）同樣是錯誤的，紅軍一定要避免那種沒有勝利把握的戰斗。即使作戰的決定在當時是正確的，但當形勢變化不利于我們時，我們立即應拒絕這種戰斗。要玩弄暴動是極大的罪惡，玩弄戰斗同樣是罪惡。

正因為要進行戰爭的持久戰與戰役的速決戰，所以我們一定要給予紅軍以必須的休養兵力與教育訓練的時間，這是爭取戰爭勝利的必要條件。以為五次戰爭中沒有休息訓練的可能的說法是不對的，那只是單純防御短促突擊主義者必然的結論。以為紅軍行動積極化，便是使他經常的不停止的打仗而不必注重休息訓練，也是不對的，須知沒有必要的休息和訓練，就不能好好的打勝仗。紅軍的編制，一定要適合現時國內戰爭的環境。主力還未充實就去建立許多新的師團單位是不對的。應該于充實主力之后，再去建立新單位。拿全無教育訓練又無戰斗經驗的新兵師團去單獨作戰是不對的，應該使新兵師團中有老軍骨干，盡可能在初期使他們在老的兵團指揮之下，訓練出戰斗經驗來。那種不必要的笨重的與上重下輕的組織與裝備是不對的，應該是盡可能的輕裝，必須充實連隊與加強師以下的領導。

正因為要進行戰爭的持久戰與戰役的速決戰，必須反對那種把保持有生力量與保衛蘇區互相對立起來的理論。為了進行勝利的戰斗，紅軍的英勇犧牲是完全必要的，這是階級武裝的特質，是革命戰爭勝利的基礎，這種犧牲換得了勝利，這種犧牲是有代價的。但這不能適用于無代價的拚命主義的戰斗，須知只有保持有生力量，我們才能真正的保衛蘇區。沒有堅強的紅軍，蘇區即無法保存。有了堅強的紅軍，即使蘇區暫時遭到部分的損失，也終究能夠恢復，并且新的蘇區也只有依靠紅紅軍才能創造出來。｛評論十五：弄清一對矛盾中的哪一方面更主要，或者更具備決定性作用！｝

在戰爭持久戰的原則之下，要反對當敵人的“圍剿”被我們用反攻戰斗粉碎了之后可能發生兩種錯誤傾向：一種是對于疲勞情緒與過高估計敵人力量所產生的保守主義。這種保守主義使我們懈怠消極，使我們停頓不動，使我們不能由反攻轉入進攻，消滅更多敵人，發展更大蘇區，擴大紅軍力量，使我們不能在敵人新的“圍剿”到來之前取得粉碎新的“圍剿”的充分條件。另一種是由于對自己過分估計與對敵人力量估計不足所產生的冒險主義。這種冒險主義使我們進攻得不到勝利（如無把握的及在當時無必要的進攻中心城市等），甚至于使反攻中已經得到的勝利歸于消滅或拋棄，使紅軍有生力量過分犧牲，使擴大紅軍擴大蘇區爭取戰略地區的發展與鞏固的任務放棄不顧，這同樣使我們不能在敵人新的“圍剿”到來之前取得繼續粉碎它的充分條件。因此，反對這兩種錯誤傾向，是黨在戰略的進攻問題上即在敵人兩次“圍剿”之間的嚴重任務。｛評論十六：這即是“實事求是”了。｝

在戰役速決戰的原則下，要反對根源于恐慌情緒的倉猝應戰，或對戰路上初戰的不慎重，或企圖先發制敵一成不勝就認為沒有辦法，或借口速決戰而不作充分準備，即對于敵人的“圍剿”不作必要的與盡可能支持的時期內的一切準備，等籌機會主義的傾向。速決戰是要求具備一切必要條件（戰略的優勝，戰役領導的正確，運動戰，不失時機，集中兵力等等）去消滅敵人部隊，只有消滅了敵人的部隊才能使戰局速決，才能使敵人的進攻與“圍剿”歸于粉碎。｛評論十七：慎重初戰以及初戰的勝利對于士氣的鼓舞是決定性的；而士氣對于以弱勝強的險中求勝戰斗中取得勝利又是決定性的！考慮問題非常全面，難能可貴！｝

（十）利用反革命內部的每一沖突，從積極方面擴大他們的內部的裂痕，使我們利于轉入反攻與進攻，是我們粉碎敵人“圍剿”重要戰略之一。福建十九路軍事變是粉碎敵人五次“圍剿”的重要關鍵，黨中央當時釆取了利用國民黨內部這一矛盾的正確的政治路線，同十九路軍訂立了停戰協定，來推動十九路軍去反對日本帝國主義與蔣介石。然而當時的××同志等卻在左的空談之下，在戰略上采取了相反的方針，根本不了解在政治上軍事上同時利用十九路軍事變是粉碎五次“圍剿”的重要關鍵之一。相反的以為紅軍繼續在東線行動打擊進攻十九路軍的蔣介石部的側后方是等于幫助了十九路軍，因此把紅軍主力西調勞而無功的攻擊永豐地域的堡壘。失去了這一寶貴的機會，根本不了解十九路軍人民政府當時的存在對于我們是有利益的，在軍事上突擊蔣介石的側后方以直接配合十九路軍的行動，這正是為了我們自己的利益，為了粉碎五次“圍剿”。這并不是因為十九路軍是革命的軍隊，相反的這不過是反革命內部的一個派別，這個派別企圖用更多的欺騙與武斷宣傳甚至社會主義之類的名詞來維持地主資產階級的統治，只有我們在實際行動中表現給在十九路軍欺騙下的工農士兵群眾看，我們幫助任何別派反日反將的斗爭我們才能更容易揭破十九路軍軍閥的欺騙，在共同反日反蔣的戰爭中，爭取他們到我們方面來。只有我們軍事上釆取與十九路軍直接配合的方針，才能使我們在當時這一重要關鍵上不失去消滅蔣介石主力的機會，這種有利條件，是過去歷次戰斗中所沒有的。然而在我們軍事上沒有去利用，這對于單純防御路線的領導者原是不足為怪的，因為他們的目的，原來不過為了抵御敵人的前進，至于利用敵人內部的矛盾沖突使自己轉入反攻與進攻，在他們看來是冒險的行動。｛評論十八：這涉及到領導人的眼光、見識、膽略等問題。也可以說××同志只是一個墨守成規的書生，而不是一個在不違背總原則下靈活機動的實干家。此點應用于今天改開下的中國，亦極具現實借鑒意義。由于眾多民眾應該知道的事實不公開以及國家統計數據的不可信，要作出一個判斷實不可能。而只能從已經能夠確認的事實入手，例如國企改革。當改開進入大規模盜賣、搶劫國家和人民財產到極少數新生先富階級之手時，改開也就跨過了量變引起質變的那個度，進入到了反人民的階段了。｝

（十一）在戰略轉變與實行突圍的問題上，同樣是犯了原則性的錯誤。首先應該說的：當我們看到在中央蘇區繼續在內線作戰取得決定的勝利已經極少可能以至最后完全沒有可能時（一九三四年五月至七月間，即廣昌戰役以后），我們應毫不遲疑的轉變我們的戰略方針，實行戰略上的退卻，以保持我們的主力紅軍的有生力量，在廣大堡壘要地區，尋求有利時機，轉入反攻，粉碎“圍剿”，創造新蘇區，以保衛老蘇區。｛評論十九：此句本來事實應該是“一錯再錯”。在當時整個中央紅軍和中央黨的生存危機緊迫的情況下，毛主席為了回避無謂的爭論以爭取時間，盡快作出決議形成行動，擺脫極端危險的處境。解決當時的主要矛盾――紅軍與中央的生存問題。但這并不是說就不再對此次路線的政治方面進行總結和清算了。對此次路線的政治方面和軍事方面的全面總結和清算就是“七大”前的延安整風運動。當然，今天的中國現狀亦與此相類似，但卻也有著本質區別，即現時世界并不存在有那個那些國家進行著滅亡整個中國的具體行動，至少暫時看不到此種危險。真有這種危險出現時再考慮也未遲，正如當年“十年內戰”向“抗日戰爭”轉變那樣！那么，當今中國向何處去？就主要取決于為人民與反人民的兩種力量的對比了。人民只需并且必需在毛澤東時代的人性社會與今天中國改開正在倒退發展著的奴性社會中作出選擇！中國改開正在倒退發展著的社會實際上就是倒退到了類似于蔣介石時代與如今臺灣社會的結合體的奴性社會。人民力量的每多一部分展示和覺醒，就能夠帶來整個社會多一部分的進步與改開搶劫集團的多一步被迫讓步（但讓步不是人民的目的，人民的目的必須是領導權的奪回）。否則反之。而在我看來，人民至少必須爭取到“文化大革命”中人民已經獲得到手了的民主權利。因為這是人類社會進步的底線。或者換句話說，中國人民特別是處于被搶劫剝削的底層人民必須展示自己的力量，你覺醒了就是你有理；你不覺醒了就是你沒理。唯有你覺醒了展示力量，才會有你的利益。因為“天上不會掉餡餅”是眾所周知的事實。｝國際六月二十五日來電曾經這樣的指出：“動員新的武裝力量，這在中央蘇區并未枯竭，紅軍各部隊的抵抗力及后方環境等，亦未足使我們驚慌失措”。甚至說到對蘇區主力紅軍退出的事情，這唯一的只是為了保存活的力量，以免遭受敵人可能的打擊。在討論國際十三次全會和五中全會的議案時，關于斗爭的前途及目前國際的情形以及紅軍靈活的策略，首先是趨于保存活的力量及在新的條件下來鞏固和擴大自己，以待時機進行廣大的進攻，以反對帝國主義、國民黨。在這個重要關節上，我們的戰略方針顯然也是錯誤的。在“五、六、七三個月戰略計劃”上，根本沒有從小這一問題。在“八、九、十三個月戰略計劃”上雖是提出了這一問題，而且開始了退出蘇區的直接準備，然而新的計劃的基本原則依然同當時應取的戰略方針相反，“用一切力量繼續捍衛蘇區來求得戰役上大的勝利”，“發展游擊戰爭，加強補助方向的活動，來求得戰略上的情況的變更”，這些依然是新計劃基本原則的第一部第二條。關于有生力量的保存問題，完全忽視。而這正是決定退出蘇區的戰略方針的基礎。這一戰役時機上的錯誤，再加上陣地戰的發揚，給了紅軍以很大的損害。這種一方面預備突圍，一方面又“用一切力量繼續捍衛中央蘇區”的矛盾態度，正是單純防御路線的領導者到了轉變關頭必然的驚慌失措的表現。｛評論二十：堪稱“一針見血”！｝

其次，更加重要的，就是我們突圍的行動，在華夫同志的心目中，基本上不是堅決的與戰斗的，而是一種驚慌失措的逃跑的以及搬家式的行動。正因為如此，所以這種巨大的轉變不但沒有依照國際指示，在干部中與紅軍指戰員中進行解釋的工作。而且甚至在政治局的會議上也沒有提出討論。把數百萬人的群眾行動的政治目標，認為不是重要的問題。在主力紅軍方面，從蘇區轉移到白區去，從陣地戰場轉移到起動戰場去，不給以必要的休養兵力與整頓訓練，而只是倉猝的出動。關于為什么退出中央蘇區？當前任務怎樣？到何處去？等基本的任務與方向問題，始終秘而不宣。｛評論二十一：“改開”堪稱其“翻版”！！｝因此在軍事上，特別在政治上，不能提高紅軍戰的熱情與積極性，這不能不是嚴重錯誤。龐大的軍委縱隊及各軍團后方部的組織，使行軍作戰受到極大的困難，使所有的戰斗部隊，都成了掩護隊，使行動遲緩，失去到達原定地區的先機。這是根本忘記了紅軍的戰略轉變將遇到敵人嚴重的反對，忘記了紅軍在長途運動中，將要同所有追堵截擊的敵人作許多艱苦的決斗，才能達到自己的目的。所有這些軍事上政治上組織上的錯誤，特別戰略方針不放在爭取于必要與有利時機同敵人決戰的原則上，就使得自己差不多經常處于被動地位，經常遭受敵人打擊，而不能有力的打擊敵人。就使得三個月的突圍戰役，差不多處處成為掩護戰，而沒有主動的放手的攻擊戰。就使得口頭上雖然常說“備戰”，而實際上除掩護戰而外，卻經常是“避戰”。就使得紅軍士氣不能發揚，過分疲勞，得不到片刻的休息，因而減員到空前的程度。就使得“反攻”的正確口號在實際上變成了××同志等的避戰主義的掩蓋物，而不準備于必要時與有利時機爭取真正反攻的勝利。就使得以紅軍戰略轉變，迫使敵人轉變其進攻中央蘇區的整個計劃，以保衛中央蘇區，以粉碎五次“圍剿”，以建立湖南的根據地，乃至高度保持紅軍有生力量的基本任務，都不能完成。所以這些，都是基本的戰略方針釆取了避戰主義的必然結果。這種戰略避戰主義是從一種錯誤觀點出發，即是說紅軍一定要達到了指定地區（湘西），放下了行李，然后才舉行反攻消滅敵人，否則是不可能的。對追擊敵人（如周、薛兩縱隊），就在他們分離時與疲弊時也是不敢作戰的。而這種錯誤觀點的泉源，則在于不明了當前的環境是不允許我們這樣簡單地輕巧地盡情直遂地干的，在于對追擊敵人的力量的過分估計。殊不知這種簡單的輕巧的與徑直的干法，在短短的環境不嚴重的與小部隊的行動，或者是可能的，而在數千里的五次“圍剿”環境中的主力紅軍的巨大戰略的轉移則是不可能的。對不必要的與敵人無隙可乘的那種戰斗，是應該避免的，而對于必要的與敵人有隙可乘的戰斗，則是不應該避免的。此次突圍行動，沒有完成自己的任務，其主要原因正在這里。這一原則上的錯誤，一直發展到突圍戰役的最后階段，當紅軍到了湘黔邊境，在當時不利于我的情況下，卻還是機械的要向二六軍團地區前進，而不知按照已經變化的情況來改變自己的行動與方針。紅軍到了烏江地域，又不知按照新的情況變化，提出在川黔邊轉入反轉消滅蔣介石追擊部隊的任務，而只是看見消滅小部黔敵以及消滅所謂土匪的任務。雖則最后兩次錯誤因政治局大多數同志堅決的反對而糾正了，而在華夫同志等則適足表現其戰略上一貫的機會主義的傾向。

單純防御路線發展的前途：或者是不顧一切的拚命主義，或者是逃跑主義，此外決不能有別的東西。｛評論二十二：改開過程與此相似，“單純發展經濟路線發展的前途：或者是不顧一切的拚命賺錢主義，或者是復辟倒退主義，此外決不能有別的東西。”當然，由于整個中國并不能如當年的“蘇區”似的逃跑，所以，最終的結果就是整個中國共產黨的被出賣。正如從改開以來一貫采用的“崽賣爺田不心疼”的“能賺錢的都拿去賣”的路線。將毛澤東時代前輩們辛辛苦苦建立起來的軟的和硬的優質“資源”，都付之一賣了。而鄧小平們能夠并且敢于、最后竟然得手了的根本原因，恰恰是由于中國人民對毛澤東時代以毛澤東思想為核心的共產黨組織的“盲目迷信和順從”。這才會發生今后必定會讓后人笑掉大牙、令后人感到不可思議的“改開”。當“改開”走到最后（即現在）時，也就必然出現“中國共產黨”還能“賣”上多少錢的問題了！當中國共產黨最后被“賣掉”之時，中國數千年的改朝換代“周期率”就又回到了一個起點了！而經歷過了毛澤東“文革”時代以及前蘇聯解體的中國人民，要對付此類騙子實際上易如反掌。辦法就是毛澤東“文革”時辦法――重建領導層！即通過重建黨的領導層來達到重建一個黨的目的，這是相對于導致改朝換代“周期率”出現的人類和社會付出代價最小的辦法。人民必須明白的根本是，掌握國家政權的組織不過就是一個“筐”，在人民注意力不集中時“筐”中有時什么東西都有可能裝。當然也就難以避免在“筐”中出現偽裝得很好的騙子。這時，人民要做的就是驅逐或消滅“筐”中的騙子，更換一個真正為人民服務的好榜樣人。因為歷史告訴人們，組織的更換導致人民付出的代價太大了；但同時人民又必須記住，當整個社會呈現出不斷倒退的現象時，盡快更換或重建組織領導層又是付出代價最小的！無論出現何種情況，驅逐或消滅騙子都是人民必須牢記并實行的根本所在，無論騙子這時是在“筐”中還是不在“筐”中。一定不能讓戈氏這類導致前蘇聯解體的類似騙子，在如此大的一個國家如此多的人民遭受如此大的苦難后，仍然能夠如此逍遙自在地生活著！清算是必須的，否則就會在世界上樹立一個極端邪惡的榜樣！在實際上，掌握權力的騙子領導層的騙子們充其量不過就是那么幾個人，要把他們拿下來實在是易如反掌。就是要流血也不過就是那么幾個人，真正的人民一定不能讓“流血”嚇傻了，因為這種讓步最終會讓人民自己直至后代們多付出幾十、幾百甚至幾萬倍的代價！實際上，重建領導層本身并不難，難的是重建起來后的領導層應該如何建立，以及如何建立新的民主有序社會結構的思想上。在如今中國尚未表現出“迫在眉睫”的社會大動蕩現狀時，還是把重點分別放在喚起民眾、組織起來（這是基礎和經常性工作）與如何建立新的領導層（這是把握時機問題）和新的社會結構的思想理論（這是核心、指導和方向）這兩項工作上的好！｝

（十二）政治局擴大會議認為一切事實證明我們在軍事上的單純防御路線，是我們不能粉碎敵人五次“圍剿”的主要原因。一切企圖拿黨的正確路線來為軍事上的錯誤路線做辯護（如××同志的報告，華夫同志的發言）是勞而無功的。

政治局擴大會議認為這種軍事上的單純防御路線，是一種具體的右傾機會主義的表現。他的來源是由于對敵人的力量估計不足，是由于對客現的困難特別是持久戰保壘主義的困難有了過分的估計，是由于對自己主觀的力量特別是蘇區與紅軍的力量估計不足，是由于對于中國革命戰爭的特點不了解。因此政治局擴大會議認為反對軍事上的單純防御路線的斗爭，是由于黨內具體的右傾機會主義的斗爭，這種斗爭在全黨內應該開展與深入下去。一切把這一斗爭轉變為無原則的個人糾紛的企圖，必須受到嚴厲的打擊。｛評論二十三：這說明“流氓無賴邏輯”和“痞子騙子腔”，有著相當深厚的歷史淵源。這是因為一切社會中都確實存在著這類流氓、無賴、痞子的緣故。當這類流氓、無賴、痞子騙子混入到了人民組織高層時，就必然會依據自身慣用的邏輯和腔調，用極為下流和低俗的爭權手段來抵毀為人民爭權掌權的正大光明者。如果詳細檢查這類流氓、無賴、痞子騙子之所以能夠混入人民組織高層，就會發現其高升過程必然充滿著“流氓無賴邏輯”和“痞子騙子腔”，或者以“流氓無賴邏輯”和“痞子騙子腔”套上“虎皮”打造出來的胡說八道的“理論”。而具備人民立場的先進分子就必須不僅僅能從其行動上分清流氓無賴痞子騙子，還必須能夠從理論上揭露此類流氓無賴痞子騙子的言論。當自己水平有限時，將其言論行動向人民公開，就是能夠揭露此類貨色的最有效手段了。因為一切流氓無賴痞子騙子們，至少在其所有言論行動中的某一處或多處關節點上，必定是見不得人的。｝

    （十二）此外政治局擴大會議認為××同志特別是華夫同志的領導方式是極端的惡劣，軍委的一切工作為華夫同志一個人包辦，把軍委的集體領導完全取消，懲辦主義有了極大的發展，自我批評絲毫沒有，對軍事上一切不同意見不但完全忽視，而且采取各種壓制的方法，下層指揮員的機斷專行與創造性是被扼殺了。在轉變戰略戰術的名義之下，把過去革命戰斗中許多寶貴經驗與教訓完全拋棄，并謂之為“游擊主義”，雖是軍委內部大多數同志曾經不止一次提出了正確的意見，而且曾經發生過許多劇烈的爭論，然而這對于華夫同志與××同志是徒然的。一切這些，造成了軍委內部極不經常的現象。

    同時政治局更認為過去書記處與政治局自己對于軍委領導是非常不夠。書記處與政治局最大部分的注意力是集中在擴大紅軍與保障紅軍的物質供給方面，因此在這些方面，得到了空前偉大的成績，然而對于戰略戰術方面則極少注意，而把這一責任放在極少數的同志身上，首先是××同志與華夫同志。我們沒有清楚的了解，戰爭的指揮問題，關系戰爭勝負的全局。戰爭指揮的錯誤，可以使最好的后方工作的成績化為烏有。政治局對于這一問題上所犯的錯誤是自己應該承認的，書記處的所有同志，在這方面應該負更多的責任，因為有些重要的決定或戰略計劃是經過書記處批準的。

    然而政治局擴大會議特別指出××同志在這方面的嚴重錯誤，他代表中央領導軍委工作，他對華夫同志在作戰指揮上所犯的路線上的錯誤以及軍委內部不正常的現象，不但沒有及時的去糾正，而且積極的擁護了助長了這種錯誤的發展。政治局擴大會議認為××同志在這方面應負主要的責任，而××同志在他的結論中對于絕大多數同志的批評與自己的錯誤是沒有承認的。必須指出，這種錯誤對于××同志不是整個政治路線的錯誤，而是部分的嚴重的政治錯誤。但這一錯誤如果堅持下去，發展下去，則必然走到整個政治路線的錯誤。

    政治局擴大會議認為為了粉碎敵人新的圍攻，創造新蘇區，必須徹底糾正過去軍事領導上所犯的錯誤，并改善軍委領導方式。

    （十四）最后，政治局擴大會認為：雖是由于我們過去軍事上的錯誤領導使我們沒有能夠在中央蘇區粉碎五次“圍剿”，使我們主力紅軍不能不退出蘇區并遭受到部分的損失，然而我們英勇的紅軍主力依然存在著，我們有著優良的群眾條件，我們有著黨的正確領導，我們有著物質上地形上的比較良好的地方，我們有著全國廣大的群眾擁護，與紅四方面軍和二二六軍團的勝利配合，再加上正確的作戰指揮，我們相信，這些困難，在我們全體同志與紅軍指戰員努力之下，是可以克服的。同時，敵人方面的困難是大大的增加了，我們活動地區遠遠的離開了南京政府反革命的根據地，蔣介石幾年經營的堡壘地帶的依靠是沒有了，軍閥內部的矛盾與不統一有了進一步的增加，我們主要的敵人蔣介石的主力在五次“圍剿”中是削弱了，尤其是帝國主義瓜分中國與國民黨的賣國政策，全國國民經濟的空前崩潰，使全國民眾更清楚的看到只有蘇維埃才能救中國，而更加同情與擁護蘇維埃革命運動以至直接為蘇維埃政權而斗爭。這些都是我們粉碎敵人新的圍攻，創造新的蘇區根據地，發揚全國蘇維埃運動的有利條件。必須指出，目前的環境在黨與紅軍面前提出了嚴重任務：這就是因為帝國主義與反革命國民黨軍閥在任何時候都不會放松我們。我們在敵人新的圍攻的前面，中央紅軍現在是在云南貴州地區，這里沒有現存的蘇區而要我們重新去創造，我們的勝利要在自己艱苦奮斗中取得，新蘇區的創造，不經過血戰是不可以成功的。當前的中心問題，是怎樣戰勝川、滇、黔蔣這些敵人的軍隊。為了戰勝這些敵人，紅軍的行動，須有高度的機動性，革命戰爭的基本原則是確定了，完成作戰任務則必須靈活的使用這些原則。紅軍運動的特長，在五次戰斗中是被長期的陣地戰相當的減弱了，而在目前正要求紅軍各級指揮員具有高度的運動戰戰術。因此從陣地戰戰術（短促突擊）到運動戰戰術的堅決的迅速的轉變，是嚴重的工作的。對戰斗員尤其是新戰士，則須進行必要的技術教育。在政治工作上，一切須適應目前運動戰的需要，以保證每一個戰斗任務的完成。紅軍更要從作戰中修養與整理自己，并大量的擴大自己。嚴肅自己的紀律，紅軍對廣大勞苦工農群眾的聯系，必須更加密切與打成一片，極大約加強對地方居民的工作，紅軍應該是蘇維埃的宣傳者與組織者。目前的環境要求黨與紅軍的領導者用一切努力，具體的確實的解決這些基本的問題。

    白區黨的工作，必須建立與加強。對白區群眾斗爭的領導方式，必須有徹底的轉變。瓦解白軍工作必須真正開始。廣泛的發展游擊戰爭，是黨目前最中心的任務之一。在中央蘇區湘贛湘鄂贛蘇區與閩浙贛蘇區，黨必須堅持對游擊戰爭的領導，轉變過去的工作方式，來適合于新的環境。最后，同二六軍團及四方面軍必須取得更密切的關系并加強對于他們的領導，以求得全國紅軍的一致行動與互相配合。

    政治局擴大會議相信放在我們前面的這些嚴重的任務，我們是能夠完成的。完成這些任務是以后革命戰爭的新的勝利的保證。新的革命戰爭的勝利，將使我們中央紅軍在云貴川三省廣大地區中創造出新的蘇區根據地，將使我們恢復老蘇區，將使全國各地的紅軍與蘇區打成聯系的一片，并將使全國工農群眾的斗爭轉到勝利的大革命。

    政治局擴大會議相信，中國蘇維埃革命有他雄厚的歷史泉源，他是不能消滅的，他是不能被敵人戰勝的。中央蘇區湘贛蘇區與閩浙贛蘇區的變為游擊區，不過是整個蘇維埃革命運動中部分的挫折。這種挫折絲毫也不足以使我們對于中國蘇維埃革命的前進表示張皇失措，實際上帝國主義國民黨就是想暫時停止蘇維埃革命運動的發展也是不可能的。二六軍團與四方面軍的勝利，中央紅軍在云貴川三省內的活躍，以及全國工農群眾的革命斗爭，證明整個中國蘇維埃革命正在前進中。

    政治局擴大會議指出過去黨在軍事領導上的錯誤，對于我黨的整個路線說來不過是個部分的錯誤。這種錯誤不足以便我們悲觀失望。黨勇敢的揭發了這種錯誤，從錯誤中教育了自己，學習了如何更好的領導革命戰斗到徹底的勝利。黨在揭發了這種錯誤之后，不是削弱而是加強了。

    政治局擴大會議號召全體同志，以布爾塞維克的堅定性，反對一切張皇失措悲觀失望的右傾機會主義，首先反對單純防御路線。政治局擴大會議更號召全黨同志像一個人一樣團結在中央的周圍，為黨中央的總路線奮斗到底，勝利必然是我們的。

｛評論：這篇文章寫得好極了！完全就是毛主席“有理有利有節”原則的完美體現，非常可貴！如果說，此篇文章由于形勢所迫，并不能對這次路線錯誤作出全面、中肯的總結，那么，四一年毛主席所作的“九篇文章”，必定就更加有價值和有意義了。過去了近七十年，此“九篇文章”為什么就不能解密，問題何在？誰在害怕？｝

　　〔７〕　一九四○年十月，國民黨軍事當局強令長江南北和黃河以南堅持抗日的新四軍、八路軍全部開赴黃河以北。中國共產黨一方面駁斥這一無理要求，一方面從維護抗日大局出發答應將安徽南部的新四軍部隊調到江北。一九四一年一月，皖南的新四軍九千余人，取得國民黨當局的同意，向江北轉移。部隊醒至安徽涇縣茂林地區，遭到國民黨頑軍七個師八萬余兵力的突然襲擊。經七晝夜浴皙奮戰，彈盡糧絕，除小部分突圍外，大部壯烈無牲，一部被俘。軍長葉挺被扣，副軍長項英、副參謀長周子昆遇害，政治部主任袁國平無牲。這就是震驚中外的皖南事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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