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蘇聯解體和東歐變局時期，西方學界還有反思能力的教授們提出一個重大問題反躬自問：為什么在蘇東波之前沒有任何一個人預料到事情會演變成這個樣子?深入追問就是：所謂的社會科學研究到底有什么作用，上百年的學術精英前赴后繼、上百年的積累和進步，真的對于人類社會的理解就那么淺薄?不能夠一絲一毫地有益于預見未來和重大歷史事件的走向?這么一問之后，問題就來了，到底社會科學還有沒有“科學性”可言?

　　一、毛澤東錯誤思想的預見性

　　如果硬要找一個例外的話，那就是被他的同僚們定義為“晚年錯誤思想”的毛澤東，有且只有這么一個人，曾經事先準確地預料到了社會主義社會的復辟取向和復辟勢力。還曾經于1963-1964年領著中共政治局常委會討論這個復辟話題，討論的結果最后以“人民日報編輯部、紅旗雜志編輯部”名義，公開發表了“九評蘇共公開信”。在這九篇文章中間，中共不僅表達了與蘇共的不同政見，反駁蘇共的“全民國家全民黨”錯誤認識，還剖析了蘇共官僚階層業已成為背棄人民利益、僅僅只是掛著“共產黨”羊頭的異己勢力，預言在公有制不變的情況下，蘇共與人民群眾的政治和經濟利益對立加深的趨勢，最終將會走向資本主義制度的全面復辟。在共產黨黨內，與毛主席的不同政見大把大把，劉少奇在1960年代就認為國內沒有反修任務，言下之意蘇聯變修問題僅僅只是一個特例而不是普遍性的結構走向，中共不存在變修問題;1989年鄧小平在接見戈爾巴喬夫的時候，以當初反修文章起草小組的領導者和親歷者身份稱“當初雙方都說了很多空話”，這種自我批評的高風亮節看起來很值得稱道，但言猶在耳，蘇東就轟然崩塌，“空話”瞬間就印證成為歷史現實。

　　在這九篇文章中間，還對發達國家共產黨(主要是針對意大利共產黨)的結構改革思想，給予毫不留情的解剖，聲言他們最后將走向與既存的資本主義結構完全同流合污的道路，完全背棄勞動人民利益和立場。二十世紀后半期發達國家左翼黨團的根本性蛻化趨勢，在全球范圍內代表多數人利益發言的聲音，都已經很難在既有的政治結構中間占據一席之地。美國提出的所謂“反恐”政治表述的普遍化，為所有國家和政治領袖們抄襲沿用，這不僅體現出統治者對各種異議和反抗力量不兼容程度的加深，同時，被統治者在重壓之下的反抗空間和形式選擇更為狹窄，被統治者的反抗也不得不被動實現“向非制度化反抗”的轉型，一句話，統治者和被統治者都調整了自己的發言方式，統治者和被統治者的對話方式由體制內轉向體制外。汪暉教授提出“去政治化的政治”概念，看到了“代表性斷裂”的事實，這是著眼于現存政治結構業已不能夠兼容各種異議的聲音和別種利益代表性的現實，這完全證實了毛澤東當初的預言。當然，有可能僅僅是一種政治結構過時了，不能夠體現真正的代表性，更有可能的是：結構力量對比的嚴重失衡導致強勢一方采取壓迫和攻勢戰略，使得弱勢一方的博弈者出局——不能夠在既存的政治結構中間體現出其代表性，就只能選擇體制外的反抗樣式了，這也可能提示出：結構分析比制度分析能夠更好地提煉政治現實的變化。

　　弱勢一方的出局和強勢一方的更強勢化，意味著雙方博弈力量的進退，例如新自由主義經濟思想的流行，對于利潤語言的絕對肯定，本身就足以改寫雙方的力量對比——這其實也是意識形態語言的畸輕畸重變化。當然，還有就是政治認識中間絕對強調選舉民主政體，否定和漠視生產領域轉化為公共領域并體現出政治化和平等特點(這曾經是社會主義國家勞動者提升其政治經濟地位的關鍵，在資本主義制度下生產領域是私人領域)——即所謂的人民民主制度的現實依托，并通過獲得絕對優勢話語權，把生產領域的公共化取向定名為“專制”“人治”而予以徹底否定，正是在這個所謂的“人治”“專制”的生產領域，普通勞動者才能夠感受到自己的解放和抬頭。喪失了生產領域的公共化，很多共產黨意識形態機構，業已無法進行自我辯護了，不僅不能夠肯定自己建政和歷史的人民性，也無法面對現實去爭取底層民眾的自發擁戴，往往在還擁有執政地位的條件下就陷入“地下黨”狀態——喪失了大部分的意識形態領導權，把自身置于西方強勢民主語言的無遮蔽攻擊之下。

　　總而言之，毛澤東晚年錯誤思想，是二十世紀后半期重大歷史演變中間唯一一個有預見性的思想，在蘇東波之前的二十年，就準確地預見了社會主義社會的走向，堪稱一個“學術上”和“思想上”的奇跡。在整個的社會科學還有多少科學性的疑惑當中，還給人們一點點信心：我們還有那么一點點可能預見未來，真正認識我們身處的人類社會，再進一步就給人們一點點信念：我們也許還能夠認識社會同時增加那么一點點掌控自己命運的信心。沒有對未來的預見，人們最好的情況下也只能夠像動物那樣隨遇而安，或者鍛煉出強大的體魄在生存競爭中間領先一切競爭者，把整個的人生目標降低到爭取生存機會獲取最大生存資源的狹隘眼界之中，為此就只能非自愿地支持對一切同類和異類應用各種有規制的叢林法則，這就使得我們不僅身處牢籠之中而且永不指望脫出牢籠之外。人們如果想要從根本上走出這個困境，將有待于認識我們自己和我們所處的社會，一句話，認識的科學性和預見性，是人類解放事業所絕對必須的。

　　正是因為毛澤東晚年錯誤思想的預見性，已經由預見性所檢驗出來的科學性，導致中國的“非毛化事業”陷入窮途末路，長期走不出人身攻擊和私生活造謠的境地。由于造謠資源的缺乏，辛子陵不得不犧牲臉面，以寫小說的方式來造謠，以文學的方式來進行歷史政治表達，而茅于軾則竭力傳播謠言并別出新章，權勢人物則站在辛子陵和茅于軾的背后，竭力保護他們的“造謠權”，沒有謠言就沒有一切，不保護謠言就搞不了“非毛化”。就這樣，最具有犧牲臉面精神的辛子陵和茅于軾等人站在前臺造謠，而相對比較要臉面的權勢人物站在幕后，這種以謠言從事政治的套路，在親歷過文革的國民中間都很熟悉：這難道不是文革綱領性文件之一《五一六通知》中間所說的“黨閥”和“學閥”相結合嗎?

　　二、什么是共產黨人的努力方向——毛澤東思想就是站在官場多數愿望的對立面

　　馬克思說過“無產階級必須解放全人類才能最后解放自己”，文革期間這個說法被以極高頻次到處引用。這不是說說而已，而是精辟地指出：真正的共產黨人必須真正地把絕大多數人的利益實現放在第一位，永遠承諾不以自身的優勢地位去謀求個人利益的優先實現，在大多數國民還處于窮困情況下，永遠不以權力地位的優勢謀求自身的先富先貴地位。這個努力方向，同時也與馬克思所反復強調的改造主觀世界相互貫通：在改造客觀世界的同時要努力改造自身的主觀世界;還與馬克思所強調的：要在實現了與私有制的決裂之后繼續實現與私有觀念的決裂。而毛澤東晚年錯誤思想就代表了那種：要求共產黨人更為徹底和全面地改造主觀世界的努力方向。

　　而毛澤東從革命到建設年代都十分強調路線斗爭，他臨終之前還說有斗爭才有進步，所謂路線斗爭，無非是說絕大多數共產黨當權派都不能自覺自愿地做到改造自己的主觀世界以符合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的最低要求，必須依靠外力的驅趕或者擠壓之后，才能夠逼迫多數干部改造自己的主觀世界以滿足最低要求。共產黨高層許多不同政見，都以恢復常規管理要求來表述自己的看法，毋庸諱言，恢復了常規管理模式之后，大多數干部的權力和利益就會從毛氏管理法基礎上得到大幅度提升，因此，第一步的“變修”思想總是把常規管理尤其是資本主義國家的常規管理作為典范(所謂引進先進管理經驗)，或者把封建主義的常規經驗作為標準來應用(所謂優秀傳統文化)，這不過是官場“右翼激進主義”的第一步要求而已。

　　正是因為毛澤東所強調和重視的路線斗爭，準確針對了官場中間普遍性的“不愿意改造主觀世界”的現實，因此，長期脫離黨內大多數人的意愿。因此，毛澤東思想，不僅僅是晚年思想，長期是站在黨內多數的對立面的。1929年紅四軍黨代會上，陳毅跳起來說“留朱不留毛、劉毛不留朱”，裹挾了一部分選票把毛澤東的前委書記選掉了。1967年2月陳毅在懷仁堂會議中間嚴厲抨擊毛澤東的繼續革命實踐。這兩件事不是偶然的，在1929年反對毛澤東的官場多數，到了1967年還是反對毛澤東思想的官場多數，內在的原因是一樣的：毛澤東不愿意按照陳毅所建議的“當四面美人八方討好”，始終站在當權派大多數的對立面位置上，從1929年到1967年毛澤東是從不改悔的——他始終要組織各種批評力量敦促當權派實現“非自愿”的主觀世界改造;為此，古田會議決議之后，1930年毛澤東就在紅軍連隊里發動“整風”，所謂整風就是強行賦予被管理者以發言權，到了1966年毛澤東全力支持群眾力量組織起來批判官場的權力異化，因此，毛澤東就在官場中間長期面臨著“貴族造反”的壓力，而陳毅這樣的人就長期有著黨內多數的支持，去一再反對毛澤東的正確思想(解放前)或者錯誤思想(建國后)。

　　無論如何，毛澤東思想無論是正確時期還是錯誤時期，都代表了真正共產黨人的要求：深刻地改造自己的主觀世界，由于這個要求的嚴苛程度大大高于官場多數愿意接受的最上限，因此，無論是解放前還是建國后，毛澤東思想始終在黨內是面臨著“貴族造反”的反抗能量的。所不同的是：解放前的黨內反對意見多數被強敵從外部打垮，而解放后毛澤東不得不尋求群眾的組織和力量來進行內部糾偏，敦促那些懷有強烈貴族造反情緒的官員們接受非自愿的主觀世界改造目標。

　　順便說一下，蔣介石委員長乃是在共產黨內部推銷毛澤東思想和毛氏管理法的大功臣，根據目前看到的文獻，蔣委員長至少三次從外部強烈地干預共產黨內部的不同政見表達，提升了毛澤東的話語權。第一次是1929年毛澤東離任前委書記之后，紅軍出擊閩中和東江，結果力量損失了三分之一，黨內不同政見的話語權極大地下降了，然后才有了古田會議決議;第二次是第五次反圍剿失敗之后的長征途中，巨大的軍事失敗，也部分地恢復了毛澤東的發言權;第三次是1939年何應欽停發八路軍軍餉同時閻錫山策劃了“十二月事變”，毛澤東趁機在黨內推廣群眾路線、干部下鄉、精兵簡政和大生產。解放前的毛澤東思想之所以被判定為“正確”，原因無非是外部強敵所施加的生存威脅是切實存在的，為此，黨內多數官員不得不偶爾檢點自己的言行思想，使之部分地吻合改造主觀世界的要求，這是一種“非自愿的同路人”也能夠找到“自愿改造”理由的時期;而建國后毛澤東思想之所以被判別為“錯誤”，無非是來自外部強敵的威脅業已徹底解除了，改造主觀世界的強度又大于多數官員自愿接受的上限，毛澤東就這樣逐步脫離并遠離了官場多數，成為“云游四海的孤僧”。

　　隨后的延安整風，實際上是毛澤東借著外部壓力的東風，在內部推銷毛氏管理法，毛本人則稱之為群眾路線。從漢語字面看，群眾路線始終是精英路線的對立面，而建國后黨內不同政見始終以恢復常規管理模式為面目出現，這只是精英路線復辟的第一步。不過從群眾路線向精英路線的任何程度的回歸，都將增加當權派的權力和利益，這才是真正體現黨內高層集體智慧或者集體要求的執政方向。如果要說毛澤東有什么特殊的話，顯然，毛澤東始終站在這個多數官員愿望的對立面上，這是他獨立于歷史并特行于官場的標志，我今天還能夠記起毛澤東，僅僅是因為他就是這樣一個不識相人：即便有成千上萬的人與他作對他依然奮然前行，用文言文的表達就是：雖千萬人吾往矣。

　　以此而論，毛澤東思想不是任何形式的集體智慧結晶，恰恰相反，毛澤東思想的內核特別是其路線斗爭和階級斗爭內容，始終是大多數試圖反對和消解的內容。這一點，毛澤東事先就預料到了：各路人馬試圖利用他的一些講法“企圖永遠高舉黑旗”。不過，三十多年過去了，利用“準確完整的毛澤東思想”去支持黑旗的成就，始終有限，不管官學機構里頭的學官怎樣挖空心思去挑挑揀揀、刪刪改改，始終找不出像樣的東西來支持他們高舉黑旗。我們不得不佩服毛主席那種堅定的偏向性：他的思想真的是只適用于人民而不適用于貴族復辟，為此，需要永遠地紀念他并學習他的思想。

　　二〇一四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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