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是人類對歷史不同階段劃分的一種通俗叫法，它是時間的因變量，時間越往前走，過去的部分便越顯示“古”性，幾十億年前的時代稱為太古代，再往后又是元古代，6億年前到七千萬年前的階段又稱為古生代和中生代，之后至今的區間就是常說的新生代。

　　事實上，“古”的劃分沒什么絕對標準，不簡單以時間為對應，以人的文明進化為主要權重劃分可能更為合理，沒有歷史記載僅依賴考古或傳說推演存在的人稱為古人，比如說山頂洞人、元謀人等，再如三皇五帝，他們的存在，推演與神話的成分較為豐富。有歷史記載且沒有明顯神靈特征的人稱為新人，周以后的人更適合標記為新人。再新潮一些的分法就更為簡單，科技革命之前的時代即可稱古代，科技革命之后的時代即可稱現代。

　　時代，人，古與不古都只是相對概念，人的生命時長是有限的，而時間是永不停止的，人一離世便為作古，從這個意義上講，“今人”即為幾千年后的“古人”，“今時”即是幾千年后的“古代”，“古人——今人——未來人”自然構成了人類綿延不斷的軌跡，一旦中斷，便是人類的滅亡。

　　考察歷史需要有一個側重點，是以靜止為重還是以流動為重?考古學家和歷史學家都有一種相同的疾病——掏死物。掏得越多，掏得越古，功勞越大，成就感越強烈，掏出越古的東西越有可能成為國寶，四羊方尊、蟬形玉含、羽龍耳附、兵馬甬陣、敦煌石窟無一不是國之瑰寶。然而，無論這些物件多么的貴重，它終究是靜止的，它們身上攜帶的文明并不一定能附著在現代人身上，迷戀遺跡的歷史未必能帶來新人的進步。

　　大家可以很容易的看到，不管多么文明燦爛的歷史，最終都要遠去，遺物之所以越古老越被視為國寶?因為它只會越來越少。唐代無論有多么繁榮，無論創造了多么享譽世界的發達經濟，較之明清而言，可見之物就少得可憐，極盛唐代的八棱銀杯是無價之寶，明清的宮廷陶瓷只是待價而沽。與靜物隨時間延續不斷減少的事實相比，“人”則是不斷更新而且隨時間整體膨脹的，承載在人身上的文明性也會不斷變得更為豐厚。

　　歷史終究是人的歷史，研究歷史無疑要把核心關注放在人的身上，不斷地促使人的進步方能使社會進步。今人當著重研究什么歷史?毫無疑問應重“活著的歷史”——現實。現實即是明天的歷史，“今天”是活著的，趁它活著，認真研究其機體內的元素比等它死了再研究更容易弄出成果，那些從死物堆里挖掘出來的所謂“事實”絕大部分可能是因意識需要虛構出來的“事實”，如果能把“今人”以雄居于世的真實形象描述清楚并傳遞給未來中國人，那么，“未來人”心中的“古人”必定更富有歷史的榮耀感。

　　研究今天又到底該研究什么?毫無疑問，必須研究“今人”的文明性。在中國，有一個非常奇怪的倒掛現象：鼓吹自己是五千年文明古國，但國民身上卻鮮見超越一般世人的文明性。這不禁讓人生問，所謂的中華文明哪里去了?粗想一下，只存在三個可能性：一是中華民族本就不擁有超越世人的文明成果;二是中華文明不具有與時俱進的可傳承性;三是中華文明被其它文明覆蓋而滅亡。

　　有關文明成果是否真實存在的問題，實際上不需要討論，如果說夸父追日、女媧補天、鯀禹治水、精衛填海等還略帶有點虛構的話，那周朝以后的文明則是可見可讀可考的，文明古國絕非浪得虛名。中華文明號稱的是五千年，五千年傳承沒有斷裂，說明其完全可以與時俱進，畢竟今日中國的“不文明”只表現了幾十年，諸子百家不是由諸子自己集成的，是后人不斷發展并完善的，以期能與其時相契合。有關文明覆蓋的疑問更加不會成立，歷史上的文明對抗和文明交融一直存在延續性，世界主要的文明體系并沒有被滅亡，印度先后被外人主宰近千年，今天的印度仍然是印度的映像，何況根深葉茂的中華文明?質言之，曾經輝煌的中華文明是真實存在的，并且是可以學習并傳承后世的。

　　事實上，當代國人被普遍認為缺少文明性的根本原因是“物質人”失去了承載“活文明”的能力。雄偉壯觀珍寶無數的故宮無一處不承載中華文明的厚重感，哪怕它腳下的一塊青磚都可以列入館藏文物，然而，再偉大的故宮，也不過定格在近千年的文明網格中，當某一天因自然或戰爭破壞，它可能瞬間從人間消失，沒有人能保證千年以后的北京還一定保留著故宮，即便是繁華無比的現代北京城市圈，幾千年以后也未必能保留今天的些許面貌，甚至可能是一片荒地。“死文明”的保留靠天意、靠幸運，不斷消失是大趨勢，沒有遺憾的必要，作為“活文明”的人才是真正與時俱增的瑰寶。埃及有金字塔，印度有泰姬陵，秘魯有庫斯科古城，但沒有人向往這些國家，歐洲因為有柏拉圖、亞里斯多德、梭倫、休謨、黑格爾、馬克思、密爾、貝多芬、哥德、米開朗其羅、牛頓、麥克斯韋、愛因斯坦......等數不盡的“偉大”，不讓世人膜拜都很難。

　　令人遺憾的是，今天的中國人幾乎都變成了“物質人”，政治引導和精神誤導把“活文明”變成了象故宮一樣的“死文明”，一個十幾億身軀的大國集體性地拒絕文明加載于自身，只愿意用物質來包裹和粉飾光鮮的外表，人格的物化度如同被化妝的尸體，最突出且最廣泛的現象是與國人緊密相聯系的只有房子套數、銀行錢數、女人個數、地位級數、珠寶件數等等指標。無論是在國內還是走到國外，用他人的眼光觀察中國人，形象都是物質式的軀體，而非中華文明的代表，越是中上層，其“物質化”形象越顯豐滿——千金一擲無聲息。

　　自古以來，底層人不承擔文明標本的義務是可以接受的，因為他們一直生活在上層人的陰影之下，等級地位賦予了權貴們更高于賤民的君子屬性，至少在仕大夫階層是表現較為突出的。可悲的是，今天的中國，文明的荒漠化恰恰起源于上層人，越是上層人，越把自己打扮得象故宮，其中還有一部分人把自己演繹得象塑料豬狗，剩下的一部分很可能就變成了牛羊，一個豬狗牛羊與靜物一起組成的社會是個什么社會?文明能與它相干?

　　所以，要想讓中國人重新變得符合自己的歷史傳統做回文明人，最為重要的步驟是讓“物質人”活化變成有骨有肉有靈魂有思想的人，這是當代執政者和普通人最大的歷史責任，尤其是執政者。近幾十年來，中國人之所以變成固化的“物質人”，根本的原因是統治文化的引導，不管是古代政治還近現代政治，一個國家的政治導向必然決定著其國民人格的塑造，通常情況下，統治者更喜歡管理一群雕塑，而不是一群活人，政治文明性決定著整個社會的時代文明性，人的文明可以認為與政治文明是對等關系，即有什么樣的執政者就有什么樣的國民。

　　中國今人的最可怕之處是沒有意識到自己將會成為“古人”，還在不停歇地數落并追究古人的責任，以期為自己的動物性和麻木不仁尋求解脫，并且因此拒絕承擔對未來人的歷史責任，不少人面對墮落的社會找不到任何辦法，只想著挖開秦始皇的墳墓再行鞭尸之罪，籍此獲得思想上的滿足感，渲泄自己的無能與無知，再過些年，當他自己作古的時候，未來人又只會想到鞭他的尸。

　　如何讓中國昏睡中的“今人”活過來已經成為整個民族迫在眉睫的艱巨任務，必須做科學合理復雜的喚醒工作，只有先醒過來，然后才能進行精神輔導和體力恢復。喚醒，有手術性喚醒，也有保守理療式喚醒，手術性喚醒最好的辦法是革命，包括各個領域的革命性突變，但這種辦法風險大，一旦成功，效果明顯，一旦失敗，傷筋動骨甚至會一命嗚呼，保守式喚醒多依賴政策性變革，以期獲得日積月累的漸進效果。

　　眼前的中國，到底用何種療法，取決于執政者和國民是否能盡快達成理性共識，但不管如何選擇，有一個前提是必須給予的——允許思想自由，即思想喚醒。思想不自由，即人失去精神，人沒了精神，不是睡了就是死了，抑或是動物化了，壓制人的思想比限制人的消費要更為殘酷，沒有思想，就談不上文化，更談不上文明，沒有思想的文化接收，實質是把文化當物質吸收，即為了獲得物質才接收文化，對不能帶來物質的文化都有自然性的排斥感。

　　文明延續本質上是“洗腦”工作，任何文明都不能擺脫這種實質性，“洗腦”不是一個壞過程，屬中性詞匯，關鍵看用什么文明來洗，無論是政治制度鴉片、文化鴉片還是宗教信仰鴉片，其實都是洗腦工具，誰都不比誰更體現道德性。人類有區別于動物的高級之處本就在于一直在被洗腦，而不再是自然進化，用奴性文化洗便為奴才腦，用金錢文化洗便是錢腦，用神教洗便是神徒，用盜賊文化洗便是賊腦，用科學洗腦便為科技人才。

　　作為一個獨立的文明古國，一般來說是傾向于用自己的新、舊文明給自己的人民洗腦，而不是其它文明，當然，也有例外的國家或者例外的時段，中國在很長時間內，外來拜物教鴉片的影響力就遠遠高于原產地思想，進而讓中國人有整體物質化傾向。若期改變，唯有經歷“反洗腦”過程，傳統的中華文明及信息時代的新思想都可以作為反向清洗劑使用，即使是共產主義也不應被排除在外，共產主義暫不存在，并不意味其不可以作為一種洗腦的文明工具，正如上帝根本不存在而幾十億人被其洗腦的道理一樣。

　　既主張思想自由，又倡導文明洗腦，這兩者是否矛盾?不矛盾。洗腦是一種普遍現象，方式手段有異而已，存在洗多少留多少的抉擇問題，但洗腦不能妨礙自由，沒有自由，就只有部分人行使洗腦權，其它思想者失去了洗腦權，接受與不接受洗腦的那部分人應該有權釋放自己的另類思想和接受它種文明的洗腦。有人刻意把啟蒙與洗腦對立看待，說啟蒙比洗腦更高尚，這是不對的，啟蒙就是洗腦，是用另一種未曾接觸的新工具拐著彎的洗腦，試劑更具新穎性和清洗力，本質上是讓多數人服從新思想的洗禮，宗教、哲學、科學都是智慧之物，也是洗腦工具。分析世界依然尊從物質與意識二元論，啟蒙和洗腦都屬于意識控制范疇，不存在第三元范疇的出現，一切試圖改變人類原有意識模式的過程都是洗腦。

　　每個國家和民族都一個叫“傳統”的東西，這是不同民族的重要區別，這種區別就來源于各自民族的延續性洗腦，今天的新東西將在未來變成傳統的遺留，時間是連續的，洗腦的過程也是連續的，新的東西不能把舊的體系全部清洗，因而其民族特性表現出自己固有的組織和思想，不是動物性的本能，如果人的“本能”超越了思想，其傳統的民族文明一定被實質上割裂，傳統的割裂必然會使一個民族或國家有依附于其它民族的趨勢，即思想上的被殖民化。

　　從民族的個性保護而言，他人要消滅你的那部分文明正是你自己必須保護和堅持的部分，這是“洗腦”與“反洗腦”斗爭的焦點所在。自由是權利保證，洗腦是自由前提下的手段。基督教和伊斯蘭教是人類世界最強大、最成功的兩種洗腦工具，它們不僅僅只是宗教，也是政治制度的連襟，既有獨立性又緊密相關，號稱最為自由的西方世界，不但不排斥宗教的洗腦作用，還極為深動地詮釋了自由與洗腦的緊密關系，洗腦不影響人的創新能力，關鍵看如何洗。

　　歐洲大陸戰爭了幾千年，近幾百年的思想革命釋放了大量聞名于世的巨匠，經歷殘酷的兩次大戰以后，又迎來了一個較長的平靜期。不過，若據此就斷定歐洲未來500年乃至1000年都將領先于東方古國未免太過自卑，抑或說某些人的視野過分狹窄，歷史是一條長河，勝負恐怕不在幾百年之間。膜拜歐洲巨人，并不意味著要主動性把東方民族幾千年的自信輕易洗涮，而是要造就、尊重并宣揚自己的巨匠，哪怕他們離巨匠還有些距離，一個民族、國家或地區的繁盛根本上取決于自己的偉大，而非復制偉大。

　　一個具有世界影響的大國，無論你怎么發展，無論用何種方式改造國民，一個千古不變的真理是：只能讓中國人做中國人，如果把中國人洗成了日爾曼人、盎格魯—撒克遜人、猶太人、斯拉夫人、阿拉伯人，那“中國人”也就滅亡了，“中國”便在歷史中終結了，如匈奴國一樣。有鑒于此，倘發現“中國人”已非中國人時，反洗不但必要，而且緊迫。

　　未來的競爭是“未來人”的競爭，不是遺跡與博物館(硬文明)的競爭，“今人”的最大責任是將“活文明”留給未來，“活文明”就是鮮活、有生機、有文化的“今人”(也稱文化人)，讓“未來人”能源源不斷地從一代代“古人”身上吮吸文明的乳汁。

　　“今天”必定成為“古代”，“今人”必將成為“古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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