單位里有個供員工學習交流的論壇，員工在閑暇之余，可以在論壇里發表一些意見，話題無所不有，有碰到疑難業務問題尋求幫助的，有交流休閑娛樂心得的，也有關心社會政治問題的，每有社會政治問題的話題就會人氣高漲，正反兩方觀點激烈交鋒，很是熱鬧，但這樣的話題往往會慘遭刪貼的命運，可這也無法扼制人們參與的興趣。有時，自然就會涉及到毛澤東，圍繞著毛澤東的爭論一直就沒有停止過，幾乎天天都會出現一個爭論的高潮，或是小高潮，或是大高潮，無休無止。有一次，一位對毛澤東持反對觀點的同事拋出一句話：毛澤東親口說感謝日本皇軍。許多人都對這句話持懷疑態度，認為一定又是那些反對毛澤東的人編造出來的謊言。

　　其實，毛澤東還真的是說過類似的話，而且還不只說過一次。

　　1964年7月10日，毛澤東在接見日本社會黨人士佐佐木更三、黑田壽男、細迫兼光等時說：“二十年前那種對立，教育了日本人民，也教育了中國人民。我曾經跟日本朋友談過。他們說，很對不起，日本皇軍侵略了中國。我說：不!沒有你們皇軍侵略大半個中國，中國人民就不能團結起來對付你們，中國共產黨就奪取不了政權。所以，日本皇軍對我們是一個很好的教員，也是你們的教員。”佐佐木聽了毛澤東的話后說：“今天聽到了毛主席非常寬宏大量的講話。過去，日本軍國主義侵略中國，給你們帶來了很大的損害，我們大家感到非常抱歉。”毛澤東接著回答：“沒有什么抱歉。日本軍國主義給中國帶來了很大的利益，使中國人民奪取了政權。沒有你們的皇軍，我們不可能奪取政權。這一點，我和你們有不同的意見，我們兩個人有矛盾。……我們為什么要感謝日本皇軍呢?就是日本皇軍來了，我們和日本皇軍打，才又和蔣介石合作。二萬五千軍隊，打了八年，我們又發展到一百二十萬軍隊，有一億人口的根據地。你們說要不要感謝呀!”

　　毛澤東是一個文章大家，還是一個哲學大師，又具有幽默風趣的特質，他的話具有十分鮮明的特點，那就是活潑生動，引人入勝，而且話里往往包含著豐富的哲理和讓人會心一笑的幽默。就象他在接見佐佐木等日本友人時說的感謝日本皇軍的話，就是一種典型的正話反說，是一種獨特的毛澤東的說話方式。在這樣的一種場合，如果毛澤東義正詞嚴地對日本軍國主義進行一種聲討，那接見的氣氛無疑將會非常的嚴肅和沉悶，毛澤東反其道而行，他不去正面批判，而是通過分析由于日本軍國主義侵略中國客觀上促成了中國人民的大團結，并取得了奪取政權的勝利，由此得出了感謝日本皇軍的結論。嚴肅的話題經過毛澤東的一番破解，立刻變得生動活潑輕松起來，使談話得以在這樣良好的氛圍里深入進行下去，取得非常好的談話效果。真正了解毛澤東這種說話風格的人，也就不會把毛澤東反說的話當成正話去理解。在毛澤東大量的文章及講話中，這樣那樣的反正話比比皆是。

　　1949年8月18日，毛澤東針對美國發布的對華關系白皮書和美國國務卿艾奇遜給總統的信而寫的文章《別了，司徒雷登》中說：“那些認為‘不要國際援助也可以勝利’的中國人聽著，艾奇遜在給你們上課了。艾奇遜是不拿薪水上義務課的好教員，他是如此誨人不倦地毫無隱諱地說出了全篇的真理。美國之所以沒有大量出兵進攻中國，不是因為美國政府不愿意，而是因為美國政府有顧慮。第一顧慮中國人民反對它，它怕陷在泥潭里拔不出去。第二顧慮美國人民反對它，因此不敢下動員令。第三顧慮蘇聯和歐洲的人民以及各國的人民反對它，它將冒天下之大不韙。艾奇遜的可愛的坦白性是有限度的，這第三個顧慮他不愿意說。這是因為他怕在蘇聯面前丟臉，他怕已經失敗了但是還要裝做好像沒有失敗的樣子的歐洲馬歇爾計劃陷入全盤崩潰的慘境。那些近視的思想糊涂的自由主義或民主個人主義的中國人聽著，艾奇遜在給你們上課了，艾奇遜是你們的好教員。你們所設想的美國的仁義道德，已被艾奇遜一掃而空。不是嗎?你們能在白皮書和艾奇遜信件里找到一絲一毫的仁義道德嗎?”

　　1956年7月14日，毛澤東在同兩位拉丁美洲人士的談話《美帝國主義是紙老虎》中說：“犯錯誤也有好處，可以教育人民，教育黨。我們有很多反面教員，如日本、美國、蔣介石、陳獨秀、李立三、王明、張國燾、高崗。向這些反面教員學習，付出了很大的代價。在歷史上英國同我們打過很多仗。英國、美國、日本、法國、德國、意大利、沙俄、荷蘭，都很喜歡我們這塊地方。他們都是我們的反面教員，我們是他們的學生。”

　　1956年8月30日，毛澤東在中國共產黨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預備會議第一次會議上的講話《增強黨的團結，繼承黨的傳統》中說：“壞事也算一種經驗，也有很大的作用。我們就有陳獨秀、李立三、王明、張國燾、高崗、饒漱石這些人，他們是我們的教員。此外，我們還有別的教員。在國內來說，最好的教員是蔣介石。我們說不服的人，蔣介石一教，就說得服了。蔣介石用什么辦法來教呢?他是用機關槍、大炮、飛機來教。還有帝國主義這個教員，它教育了我們六億人民。一百多年來，幾個帝國主義強國壓迫我們，教育了我們。所以，壞事有個教育作用，有個借鑒作用。”

　　1956年9月25日，毛澤東在同拉丁美洲一些黨的代表談話《我們黨的—些歷史經驗》中說：“我們要感謝我們的好先生，就是蔣介石。他把我們趕到農村去。這個時期很長，十年內戰，跟他打了十年，那就非得研究一下農村不可。這十年的頭幾年對農村了解還是不那么深刻，后來才比較了解，了解得也比較深刻。這個時期，以瞿秋白、李立三、王明為代表的三次‘左’傾機會主義路線，給我們黨帶來了很大的損失，特別是王明‘左’傾機會主義路線，把我們黨在農村中的大部分根據地搞垮了。……共產黨人不要怕犯錯誤。錯誤有兩重性。錯誤一方面損害黨，損害人民;另一方面是好教員，很好地教育了黨，教育了人民，對革命有好處。失敗是成功之母。失敗如果沒有什么好處，為什么是成功之母?錯誤犯得太多了，一定要反過來。這是馬克思主義。‘物極必反’，錯誤成了堆，光明就會到來。”

　　1956年11月15日，毛澤東在中國共產黨第八屆中央委員會第二次全體會議上的講話中指出：“犯一點錯誤也并不壞。成績有兩重性，錯誤也有兩重性。成績能夠鼓勵人，同時會使人驕傲;錯誤使人倒霉，使人著急，是個敵人，同時也是我們很好的教員。總的說來，現在看不出第一個五年計劃有什么大錯，有什么根本性質的錯誤。”

　　1957年1月，毛澤東《在省市自治區黨委書記會議上的講話》中指出：“清華大學那個要殺幾千幾萬人的大學生，我們鄧小平同志去講話，就請他當教員。這樣的人，又沒有武裝，又沒有手槍，你怕他干什么?你一下把他開除，你那里很干凈了。但是不得人心。你這個地方開除了，他就要在別的地方就業。所以，急于開除這些人不是好辦法。這種人代表反動的階級，不是個別人的問題，簡單處理，爽快是爽快，但是反面教員的作用沒有盡量利用。”

　　1957年10月13日，毛澤東在最高國務會議第十三次會議上的講話《堅定地相信群眾的大多數》中說：“假如美國人打到北京，你們怎么樣?采取什么態度?準備怎么做?是跟美國一起組織維持會?還是跟我們上山?我說，我的主意是上山，第一步到張家口，第二步就到延安。說這個話是極而言之，把問題講透，不怕亂。你美國占領半個中國我也不怕。日本不是占領了大半個中國嗎?后來我們不是打出一個新中國來了嗎?我跟日本人談過，要感謝日本帝國主義，他們這個侵略對于我們很有好處，激發了我們全民族反對日本帝國主義，提高了我國人民的覺悟。”

　　1958年9月，毛澤東在第十五次最高國務會議上關于國際形勢問題的講話中說：“戴高樂登臺好，還是不登臺好?現在法國共產黨和人民應該堅決反對戴高樂登臺，要投票反對他的憲法，但是同時要準備反對不了時，他登臺后的斗爭。戴高樂登臺要壓迫法共和法國人民，但對內對外也有好處。對外，這個人喜歡跟英美鬧別扭，他喜歡抬杠子。他從前吃過苦頭的，他寫過一本回憶錄，盡罵英美，而說蘇聯的好話。現在看起來，他還是要鬧別扭的。法國跟英美鬧別扭很有益處。對內，為教育法國無產階級不可少之教員，等于我們中國的蔣委員長一樣。沒有蔣委員長，六億人民教不過來的，單是共產黨正面教育不行的。戴高樂現在還有威信，你這會把他打敗了，他沒有死，人們還是想他。讓他登臺，無非是頂多搞個五年，六年，七年，八年，十年，他得垮的。他一垮了，沒有第二個戴高樂了，這個毒放出來了。這個毒必須放，等于我們右派的毒，你得讓他放。你不讓他放，他總是有毒的，放出來毒就消了。……我看，禁運對我們的利益極大，我們不感覺禁運有什么不利。禁運對于我們的衣食住行以及建設〔煉鋼煉鐵〕有極大的好處。一禁運，我們得自己想辦法。我歷來感謝何應欽。一九三七年紅軍改編成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每月有四十萬法幣，自從他發了法幣，我們就依賴這個法幣。到一九四○年反共高潮時就斷了，不來了。從此我們得自己想辦法，想什么辦法呢?我們就下了個命令，說法幣沒有了，你們以團為單位自己打主意。從此，各根據地搞生產運動，產生的價值不是四十萬元，不是四百萬元，甚至于不是四千萬元，各根據地合起來，可能一億兩億。從此就靠我們自己動手。現在的‘何應欽’是誰呢?就是杜勒斯，改了個名字。現在它們禁運，我們就自己搞，搞大躍進，搞掉了依賴性，破除了迷信，就好了。……帝國主義國家不承認我們比較承認我們是要有利一些。現在還有四十幾個國家不承認我們，主要的原因就在美國。比如法國，想承認，但是因為美國反對就不敢。其他還有一些中南美洲、亞洲、非洲、歐洲的國家，以及加拿大，都是因為美國而不敢承認。資本主義國家現在承認我們的，合起來只有十九個，加上社會主義陣營十一個，有三十個，再加上南斯拉夫，有三十一個。我看就是這么一點過日子吧。不承認我們，我看是不壞，比較好，讓我們更多搞一點鋼，搞個六七億噸，那個時候它們總要承認。那個時候也可以不承認，它們不承認有什么要緊?”

　　1964年1月30日，毛澤東同法國議員代表團的談話《中法之間有共同點》中說：“日本人被趕走后，美國人又來了，我們把美國人、蔣介石都趕走了。那時，我們啥東西也沒有，也沒有飛機，也沒有坦克，更沒有原子彈。我們就是有些步槍、手榴彈、輕炮。感謝美國人給我們運來一批重炮，當運輸大隊長的是蔣介石。我們沒有兵工廠，也沒有任何外國援助。你們沒有到我們那個小地方——延安去過嗎?那里很落后，只有農業，一點點手工業。”

　　1964年7月9日，毛澤東在同在朝鮮平壤參加第二次亞洲經濟討論會后訪華的亞洲、非洲、大洋洲一些國家和地區的代表談話《哪里有壓迫哪里就有反抗》中說：“事實上，日本帝國主義當了我們的好教員。第一，它削弱了蔣介石;第二，我們發展了共產黨領導的根據地和軍隊。在抗戰前，我們的軍隊曾達到過三十萬，由于我們自己犯了錯誤，減少到兩萬多。在八年抗戰中間，我們軍隊發展到了一百二十萬人。你看，日本不是幫了我們的大忙?這個忙不是日本共產黨幫的，是日本軍國主義幫的。因為日本共產黨沒有侵略我們，而是日本壟斷資本和它的軍國主義政府侵略我們。我們的第二個教員，幫了我們忙的是美帝國主義。第三個幫了我們忙的教員是蔣介石。當時蔣介石有四百多萬軍隊向我們進攻，我們的軍隊同他打了四年仗，從過去一百二十萬發展到五百多萬。蔣介石的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軍隊統統被我們消滅，只剩下百分之五不到的軍隊跑到臺灣去了。中國得到的教訓是這樣：有壓迫，就有反抗;有剝削，就有反抗。帝國主義，不管是日本帝國主義、美帝國主義或其他帝國主義，都是可以打倒的。國內反動派，如蔣介石，不管多么強大，也都是可以打倒的。這就是中國的歷史情況。”

　　1965年1月9日，毛澤東在同斯諾就越南戰爭談話時指出：“老實說，美軍留在南越是件好事，它鍛煉了南越人民，使解放軍壯大。只有一個吳庭艷是不行的，就像中國單有一個蔣介石是不行的，必須要日本占領大半個中國，而且占領八年之久，才能鍛煉中國人民。”

　　1965年3月23日，毛澤東在同敘利亞訪華友好代表團談話中指出：“日本帝國主義對我們有幫助，使中國團結起來反對它，促進了中國的革命。現在美國軍隊占領我們的臺灣，還占領南朝鮮和日本的許多地方，并在越南打仗，美國這種做法實際上是在教育我們亞洲人民團結起來，堅決斗爭。比如越南人民，從前不知道怎么打仗，現在學會了。這就是帝國主義給我們的好處。帝國主義也會有好處，你們信不信?帝國主義有時通過它的走狗教育人民，如中國的蔣介石。我們這些人就是受過蔣介石教育的，他用內戰的辦法教會我們打仗。像我這樣的一個人，從前并不會打仗，甚至連想也沒有想到過要打仗，可是帝國主義的走狗強迫我拿起武器。現在，非洲正在發生戰爭，如剛果、安哥拉和葡屬幾內亞等地。阿爾及利亞打了八年仗，才取得獨立。在蘇伊士運河也打過仗。你們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因為法國人被迫退卻而取得了獨立的，是這樣的嗎?”

　　1965年10月20日，毛澤東在同越南民主共和國黨政代表團談話時指出：“你們和我們都打過日本人，你們還打過法國人，現在你們正同美國人打。美國人訓練和教育了越南人，教育了我們，也教育了全世界人民。依我看，沒有美國人就是不好，這個教員不可少。要打敗美國人，就要跟美國人學。馬克思的著作里沒有教我們怎么打美國人，列寧的書里也沒有寫。這主要是靠我們向美國人學。中國人民和全世界人民支持你們。朋友愈多愈好。”

　　在毛澤東的反正話里，毛澤東要感謝的可不只日本皇軍，他還感謝過美國，感謝到蔣介石，感謝過何應欽，在毛澤東那里，蔣介石是他的老朋友，艾奇遜是他的好教員，那些沒日沒夜地詆毀毛澤東的人，在毛澤東眼里其實也是合格的好教員，他們正用他們的言行一次又一次地讓人們看清了一件事：他們是一群連毛澤東的反正話都看不明白的笨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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