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風易俗，改造中國”，這是毛澤東時代的一句口號，是那個時代的豪情壯志。

　　舊中國的人是個什么樣子?毛澤東時代的人為什么要把舊風俗改掉、再造一個新的中國呢?今天的人們當然無法穿越回歷史體驗一把，但我們可以從前人的記述中好好地去體味其中的某個片段，增加一些感性的認識。

　　魯迅是新文化運動時期一個著名的戰士，被毛澤東譽為“新文化革命的主將”，他對當時社會的舊風俗是深惡痛絕的，他曾在文章中呼吁要“掀翻這吃人的宴席”，他筆下的人物如閏土、祥林嫂、阿Q、華老栓等無不是舊禮教、舊思想、舊道德、舊風俗的犧牲品，他化筆為槍，向著舊的萬惡進行著猛烈的反擊。如他在《我們現在怎樣做父親》中寫道：“中國的老年，中了舊習慣舊思想的毒太深了，決定悟不過來，譬如早晨聽到烏鴉叫，少年毫不介意，迷信的老人，卻總須頹唐半天。雖然很可憐，然而也無法可救。沒有法，便只能先從覺醒的人開手，各自解放了自己的孩子。自己背著因襲的重擔，肩住了黑暗的閘門，放他們到寬闊光明的地方去;此后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他在《吶喊》自序中寫道：“假如一間鐵屋子，是絕無窗戶而萬難破毀的，里面有許多熟睡的人們，不久都要悶死了，然而是從昏睡入死滅，并不感到就死的悲哀。現在你大嚷起來，驚起了較為清醒的幾個人，使這不幸的少數者來受無可挽救的臨終的若楚，你倒以為對得起他們么?然而幾個人既然起來，你不能說決沒有毀壞這鐵屋的希望。”

　　白修德是一位美國自由主義記者，1939年受《時代》雜志委派來到中國進行戰地采訪，他將自己的見聞寫成《中國的驚雷》一書，從他在書中的記錄里我們也可以看到舊中國人們的一些社會生活狀態。例如他在書中寫道：“城市里蒸騰著鴉片氣息。霍亂、痢疾、梅毒和沙眼，腐蝕著人民的健康。……在任何鄉結里，地主、高利貸者和商人，往往就是同一個人。通常大鎮市上總有‘小康’之家組成的一個嚴謹的社會圈子。他們的田地產業給他們以威嚴的氣概和文明的外表。當傳統主義者說起中國鄉村民主的時候，他們總提到‘父老’，大家的事情是由父老決定的。父老差不多總是有錢有地的人，或有錢有地之家的商業上的同盟者。中國少數的‘博學之士’，即出得起錢受教育的人，也是這些人家出身;中國各級政府的人員，是受教育的人之中挑出來的。這些人由于對自己階層的忠實感，從根起就有官僚主義。在鄉村里，富有土地的人家和地方政府的統一性顯而易見。政府指派保長和甲長，負責收稅、征兵和維持公共秩序，這些保甲長一定差不多全是有錢人。……中國農民被投機家、軍閥和西洋的工商業弄得破產，桎梏在自己的古老的封建關系之中，漸漸被迫得氣都透不過來……在現世界之中，只有中國的人民才比五百年前吃的更少，生活得更苦，穿得更壞。……在中共活動革命綱領的壓力之下，陳腐的鄉村制度和官僚主義開始破碎了。……共產黨不僅鼓勵對日本作戰，而且還鼓勵對整個舊東西作戰。……幾世紀以來，中國的農民為那些控制著土地和政府的人們充當農奴，已經把自己銷蝕到絕望的境地。幾世紀以來，統治中國社會的殘酷而文雅的人士享有著一切道德、法律和權力的憑依。在擁有田產和貧無立錐者之間，以及在腦滿腸肥與忍受饑餓者之間的斗爭，也正象中國歷史那樣古老。但現在由于新的技術，新的學說，新的需要的進入，豪紳的控制卻第一次遭到威脅。今天的中國是站在歷史危機的關口，其危險是犀利和明晰的。第一個危險是：那些統治者國民黨，頭腦封建的人物企圖把他們曠古以來便以握有的特權轉入到明日的新世界里去，一如他們在日本的老搭擋在一世紀以前所曾做過的那樣。從國民黨的盲目抗拒變革中所產生的第二種危險是，他們的政敵，可以這樣乖巧地對這種歲積月累的罪惡培植成一種反感，致使人民甘愿把幾已探手可得的自由唾棄，但求古老的不義得予糾正。”

　　苦難深重的舊中國，在追求民族獨立與解放的人們眼里，是一個令人窒息的鐵屋子，伴隨著覺醒者的吶喊，越來越來的人加入到破毀這鐵屋子的隊伍中，毛澤東便是其中的一個，他成了一個堅定而徹底的舊風俗的革命者。

　　1911年，毛澤東入湘鄉中學讀書，這年夏天，他毅然剪掉了自己的辮子，他在后來接受斯諾采訪時回憶說：“于是同學們越來越激動了。他們以反對留辮的方式來表示他們的反滿的情緒。我和一個朋友毅然剪去發辮，但約好相繼剪去的一般人卻不履行他們的諾言。因此我和我的朋友就在暗中攻擊他們并強力剪去他們的發辮，結果有十個人做了我們剪刀下的‘犧牲者’。這樣，在短期內，我已經從嘲笑‘假洋鬼子’的假發辮進步到要求普遍地剪發了。”1913年10月至12月，毛澤東在長沙師范作的《講堂錄》中寫道：“在上者為政教，在下者為風俗。變之自上者，效速而易遷;變之自下者，效遲而可久。”在記錄東漢名士嚴光時寫道：“故光武出而辦天下之事，光即力講氣節，正風俗而傳教于后世。且光于專制之代，不屈于帝王，高尚不可及哉。”在11月29日關于修身的講堂錄中寫道：“五代綱維橫決，風俗之壞極矣，馮道其代表也。宋興稍一振，然猶未也。逮范文正出，砥礪廉節，民黎始守綱常而戒于不軌。其至也，朱程禮義之士興，天下風俗，比骎骎隆東漢焉。”1915年4月5日，毛澤東的倫理學老師楊昌濟記錄與毛澤東的談話時寫道：“毛生澤東，言其所居之地為湘潭與湘鄉連界之地，僅隔一山，而兩地之語言各異。其地在高山之中，聚族而居，人多務農，易于致富，富則往湘鄉買田。風俗純樸，煙賭甚稀。渠之父先亦務農，現業轉販，其弟亦務農，其外家為湘鄉人，亦農家也，而資質俊秀若此，殊為難得。余因以農家多出異材，引曾滌生、梁任公之例以勉之。毛生曾務農二年，民國反正時又曾當兵半年，亦有趣味之履歷也。”1917年9月16日，毛澤東的好友張昆弟在日記中記錄與毛澤東的談話：“毛君潤芝云，現在國民性惰，虛偽相崇，奴隸性成，思想狹隘，安得國人有大哲學革命家，大倫理革命家，如俄之托爾斯泰其人，以洗滌國民之舊思想，開發其新思想。余甚然其言。中國人沉郁固塞，陋不自知，入主出奴，普成習性。安得有俄之托爾斯泰其人者，沖決一切現象之網羅，發展其理想之世界。行之以身，著之以書，以真理為歸，真理所在，毫不旁顧。前之譚嗣同，今之陳獨秀，其人者，魄力頗雄大，誠非今日俗學所可比擬。又毛君主張將唐宋以后之文集詩集，焚諸一爐。又主張家族革命，師生革命。革命非兵戎相見之謂，乃除舊布新之謂。”1917年11月，毛澤東在主持湖南省立第一師范學校學友會附設夜學工作時建立的《夜學日志首卷》中寫道：“創議之初，咸以師范本以教育為天職。我國現狀，社會之中堅實為大多數失學之國民，此輩阻礙政令之推行、自治之組織、風俗之改良、教育之普及，其力甚大。此時固應以學校教育為急，造成新國民及有開拓能力之人材。而欲達此目的，不可不去為此目的之阻礙。此創設夜學之意，一也。”1918年4月，毛澤東與同學蔡和森、蕭子升等在長沙發起新民學會，制定宗旨：“革新學術。砥礪品行。改良人心風俗。”后將宗旨改為：“改造中國與世界。”1919年7月28日，毛澤東在《民眾的大聯合》(二)中寫道：“我們是學生……我們的國文先生那么頑固，滿嘴里‘詩云’‘子曰’，清底卻是一字不通。他們不知道現今已到了二十世紀，還迫著我們行‘古禮’守‘古法’，一大堆古典式死尸式的臭文章，迫著向我們腦子里灌，我們板書室是空的，我們游戲場是穢的。國家要亡了，他們還貼著布告，禁止我們愛國，象這一次救國運動，受到他們的恩賜其多呢!……我們是女子。我們更沉淪在苦海!我們都是人，為什么不許我們參政?我們都是人，為什么不許我交際?我們一窟一窟的聚著，連大門都不能跨出。無恥的男子，無賴的男子，拿著我們做玩具，教我們對他長期賣淫，破壞戀愛自由的惡魔!破壞戀愛神圣的惡糜，整天的對我們圍著，什么‘貞操’，卻限于我女子，‘烈女嗣’遍天下，‘貞童廟’又在那里?……于今卻不同了，種種方面都要解放了，思想的解放，政治的解放，經濟的解放，男女的解放，教育的解放，都要從九重冤獄，求見青天。我們中華民族原有偉大的能力!壓迫逾深，反動愈大，蓄之既久，其發必遠，我敢說一句怪話，他日中華民族的改革，將較任何民族為徹底，中華民族的社會，將較任何民族為光明。中華民族的大聯合，將被任何地域任何民族而先告成功。諸君!諸君!我們總要努力!我們總要拚命向前!我們黃金的世界，光榮燦爛的世界，就在面前!”1919年8月4日，毛澤東在《湘江評論》刊發的《本會總記》中寫道：“最足令人留著印象的，就是學生運動曲高唱入云的悲壯聲音。這曲忘為誰某所作，至今近十年了，湖南的同學們猶念著不輟。我今將他記在下面——

　　大哉湖南，衡岳齊天，洞庭云夢廣。沅有芷兮澧有蘭，無限發群芬。風強俗勁，人才斗量，百戰聲威壯。湘軍英武安天下，我輩是豪強。聽軍歌淋漓悲壯，旌旗盡飛揚。宛然是，搶〈槍〉林彈雨，血戰沙場樣。軍國精神，湖湘子弟，文明新氣象。

　　所謂‘軍國精神’，是這時候教育的主旨，亦即學生所抱以求學的主旨。這種主旨，一面為著對外，一面則為著推倒滿清。”

　　1919年11月14日，長沙女子趙五貞因反抗包辦婚姻在花轎中自殺，此事引起強烈的社會反響，毛澤東在湖南《大公報》、《女界鐘》上連續發表10篇評論文章。11月16日，他在《對于趙女士自殺的批評》中寫道：“這事件背后，是婚姻制度的腐敗，社會制度的黑暗，意想的不能獨立，戀愛不能自由。吾們討論各種學理，應該傍著活事件來討論。昨日天籟先生和兼公先生已經作了引子，我特為繼著發表一點意見。希望有討論熱心的人，對于這一個殉自由殉戀愛的女青年，從各種論點出發，替他呼一聲‘冤枉’。”11月18日，他在《趙女士的人格問題》中寫道：“嗚呼，嗚呼!不自由，無寧死。雪一般的刀上面，染了怪紅的鮮血。柑子園塵穢街中被血灑滿，頓化成了莊嚴的天衢。趙女士的人格也隨之涌現出來，頓然光焰萬丈。”11月19日，他在《婚姻問題敬告男女青年》中寫道：“全中國的青年男女諸君!你們都不是些聾子瞎子，眼見著這么一件‘血灑長沙城’的慘事，就應該驚心動魄，有一個澈底的覺悟。你們自己的婚姻，應由你們自己去辦。父母代辦政策，應該絕對否認。戀愛是神圣的，是絕對不能代辦，不能威迫，不能利誘的!我們不要辜負了他，不要使他白白送了一條性命。”11月21日，他在《女子的自立問題》中寫道：“蓋我國因數千年不正當的禮教習俗，女子在任何方面，都無位置。從政治、法律、教育，以至職業、交際、娛樂、名分，一概和男子分開做兩樣，退處于社會的暗陬。于不得幸福之外，還領受著許多不人道的虐待。當此真理大明，高呼‘女子解放’時候，還有這被逼殺身事件出現，也可知我國社會罪惡的深固程度了。于今我們也不必替死人多加嘆惜，還是研究一個拔本塞源的方法，使今后不再有這樣同類的慘事發現為好。而在研究方法之先，又應推尋所以被制根由。”11月21日，他在《社會萬惡與趙女士》中寫道：“我們要曉得母家、夫家是有罪惡，但是他罪惡的來源仍在社會。他們的罪惡，固然他們自己也可制造，但大部分仍是社會給與他們的。并且社會如好，他們要制造罪惡也沒有機會。譬如趙家聽見了吳家的姑惡，做媒的佘四婆婆，偏要說這不確。設在西洋社會，必無如此勉強牽合的媒人制度和欺人誑語。又如趙女士不肯上轎，他的父親竟掌他一個嘴巴。假在西洋社會，便可在法庭提出訴訟，或竟采用自衛的抵抗方法。又如趙女士欲吳家改期，吳家的兄嫂竟有權可以‘固拒不許’，這邊亦竟不能不承認他的‘不許’，強迫嫁去。這都是我們中國萬惡社會里特別發生的把戲。”11月27日，他在《打破媒人制度》中寫道：“中國這種社會簡直可以稱做把戲的社會。結婚這個把戲里面，關涉到男女問題，又生出了許多小把戲，像那爬灰啦，盜嫂啦，養漢啦，爭風啦，帶〈戴〉綠頭巾啦，使仙人跳啦，等等都是。而在婚姻里面，出乎這些小把戲之上，竟可以稱為‘大把戲’當之而無愧色的，便算那三頭六臂神通廣大的‘媒人’了。……媒人既是壞到這樣，以后要想婚姻改良，便須急將媒制打破。‘媒人’、‘月老’等話，要從國語辭典中一概刪除。新式婚姻的成立，便只要男女兩下的心知，到了交厚情深，盡可自由配合。倘要明白表示，令親友皆知，最好在報上登一啟事，說明我們倆愿做夫妻，婚期是某月某日就算完事。不然，便到官廳注冊，鄉間則在自治局里報名，亦盡夠了。媒人這種東西，應該投畀到九霄云外，再也不要理他。倘因鄉曲風氣未通，一時難盡去掉，也要男女互相睹面，防制他的說謊原因。婚成不對，可向詰責，媒人不能不負責任。嘗推原媒制之來，系由于男女界限太隔，故欲廢媒制，首要澈底的撤開什么男女大防。”11月28日，他在《婚姻上的迷信問題》中寫道：“婚姻的中心在戀愛，人生戀愛的要求，其勢力比任何要求要大，非有特別勢力，決不是能擋得住的。戀愛既是人生極重大的要求，他的勢力又非常之大，那么人人便應該各如所求，婚姻成立之后，夫婦之間便應該充滿了戀愛。為甚么打起屋大的燈籠，尋遍了全中國的社會，竟看不見半點戀愛的影子?‘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兩塊假招牌，竟可以將這種非常勢力輕輕擋住，是什么原故呢?有人答：‘因為中國的禮教’。但四萬萬人懂得所謂‘禮教”的到底有多少?全中國二萬萬女子一字不識不消說，全中國農人，全中國工人、商人，他們又認得清幾個大字。把他們都除掉，真正懂得禮教的，便只有身穿綠長褂、自稱讀書君子的一最小部分了。‘讀書君子’之外，大多數毫無知識的婦女及農、工、商，支配他們的精神界，而為‘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兩塊假招牌的大護法，來擋住這戀愛要求的橫海潮流的，我以為不是別的，就是唯一的‘迷信’。…… 我們倡言改革婚制，這些關于婚姻的迷信應該首先打破，最要緊是‘婚姻命定說’的打破。此說一破，父母代辦政策便頓失了護符，社會上立時便會發生‘夫婦的不安’。夫婦一發生了不安，家庭革命軍便會如麻而起，而婚姻自由、戀愛自由的大潮，接著便將泛濫于中國大陸，乘潮打槳的新夫婦，便會完全成立在戀愛主義的上面。講到這里，便不得不聯想到人人會說的那一句老生常談‘教育普及’了。 ”

　　1919年12月1日，毛澤東在《學生之工作》中寫道：“今以學校對于學生之目的言之，為‘養成有獨立健全之人格之人’。而家庭對于子弟之目的，則為‘養成可供家庭使命之人’。(例如父兄只責子弟賺錢養家，卻不問其來歷。)社會對于個人之目的，亦非以社會為個人之發展地，而以個人為社會之犧牲品。(例如工廠奴使工徒，又各種機關下級人員之生活，多感痛苦而不覺愉快。)此豈非精神上相沖突之明證乎?由今之道，無變今之俗，家庭，學校，社會，將相違日遠，焉有改良之望哉!今請申言吾人之意，真欲使家庭社會進步者，不可徒言‘改良其舊’，必以‘創造其新’為志而后有濟也。蓋所謂改良家庭，改良社會云者，無非改良‘生活’，而舊的家庭生活，與舊的社會生活，終不可以改良。此等之舊生活，只適用于舊時代。時代已更，則須別有適應此時代之新生活。且伊古以來，幾曾真見有改良其舊之事?有之，皆創造其新者耳。近人知舊劇之不可改良為新劇，而豈知各種舊生活亦皆不可改良為新生活也。今試征之家庭與社會之事實，與現今之家長言子弟人格獨立，與現今之工廠主謀與工徒分配平均，盡人而知其不可能也。故勞動者欲求完全之平均分配，非在社會制度改革之后，不能得到。子弟欲求完全之人格獨立，非在家庭制度改革之后，不能得到。社會制度之大端為經濟制度。家庭制度之大端為婚姻制度。如此造端宏大之制度改革，豈區區‘改良其舊’云云所能奏效乎?”1920年1月19日，毛澤東在《湘人控張敬堯十大罪》中寫道：“湘省煙禁素嚴，民國以來，吸種殆絕。張督煙癖甚深，軍署上下，及所部將卒，多數有癮，相習成風，煙禁大壞。近更勒民種煙，每田百畝，種煙四十畝，每畝抽稅二十元。長沙一縣，發煙種至四萬包。最近武昌鲇魚套車站，扣留張督由奉天運到煙子四十五袋，迭經各方呈訴，外人抗議，通國執言，猶卒被張督強迫運去。由此以往，不獨湘中煙害無窮，且復牽動外交，毀傷國體，騰笑全球。其罪四。”1920年6月14日，毛澤東在《湖南改造促成會發起宣言》中寫道：“無論當局者屬南屬北，抑其人為惡為良，由今之道，無變今之俗，湘局之無望治安，早已成不移之鐵案。”1920年10月11日，毛澤東在《湖南自治運動請愿書》中寫道：“再吾湘現處特別地位，應采革命精神，趄斷從前一切葛藤，以湖南一省完全自決自主，不仰賴中央，不依傍各省，鏟除舊習，創建新邦。”

　　1927年3月，毛澤東在《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中指出：“農民的主要攻擊目標是土豪劣紳，不法地主，旁及各種宗法的思想和制度，城里的貪官污吏，鄉村的惡劣習慣。這個攻擊的形勢，簡直是急風暴雨，順之者存，違之者滅。其結果，把幾千年封建地主的特權，打得個落花流水。地主的體面威風，掃地以盡。……農會勢盛地方，牌賭禁絕，盜匪潛蹤。有些地方真個道不拾遺，夜不閉戶。”毛澤東在記述農民運動的十四件大事中寫道：“第七件，　推翻祠堂族長的族權和城隍土地菩薩的神權以至丈夫的男權。中國的男子，普通要受三種有系統的權力的支配，即：(一)由一國、一省、一縣以至一鄉的國家系統(政權);(二)由宗祠、支祠以至家長的家族系統(族權);(三)由閻羅天子、城隍廟王以至土地菩薩的陰間系統以及由玉皇上帝以至各種神怪的神仙系統——總稱之為鬼神系統(神權)。至于女子，除受上述三種權力的支配以外，還受男子的支配(夫權)。這四種權力——政權、族權、神權、夫權，代表了全部封建宗法的思想和制度，是束縛中國人民特別是農民的四條極大的繩索。……地主政權，是一切權力的基干。地主政權既被打翻，族權、神權、夫權便一概跟著動搖起來。農會勢盛地方，族長及祠款經管人不敢再壓迫族下子孫，不敢再侵蝕祠款。壞的族長、經管，已被當作土豪劣紳打掉了。從前祠堂里‘打屁股’、‘沉潭’、‘活埋’等殘酷的肉刑和死刑，再也不敢拿出來了。女子和窮人不能進祠堂吃酒的老例，也被打破。衡山白果地方的女子們，結隊擁入祠堂，一屁股坐下便吃酒，族尊老爺們只好聽她們的便。……神權的動搖，也是跟著農民運動的發展而普遍。許多地方，農民協會占了神的廟宇做會所。一切地方的農民協會，都主張提取廟產辦農民學校，做農會經費，名之曰‘迷信公款’。醴陵禁迷信、打菩薩之風頗盛行。北鄉各區農民禁止家神老爺(儺神)游香。……自此以后，人家死了人，敬神、做道場、送大王燈的，就很少了。……在農民勢力占了統治地位的地方，信神的只有老年農民和婦女，青年和壯年農民都不信了。……最近農民運動一起，許多地方，婦女跟著組織了鄉村女界聯合會，婦女抬頭的機會已到，夫權便一天一天地動搖起來。總而言之，所有一切封建的宗法的思想和制度，都隨著農民權力的升漲而動搖。……菩薩是農民立起來的，到了一定時期農民會用他們自己的雙手丟開這些菩薩，無須旁人過早地代庖丟菩薩。共產黨對于這些東西的宣傳政策應當是：‘引而不發，躍如也。’菩薩要農民自己去丟，烈女祠、節孝坊要農民自己去摧毀，別人代庖是不對的。”毛澤東在考察中也向農民宣傳破除迷信，他說：“信八字望走好運，信風水望墳山貫氣。今年幾個月光景，土豪劣紳貪官污吏一齊倒臺了。難道這幾個月以前土豪劣紳貪官污吏還大家走好運，大家墳山都貫氣，這幾個月忽然大家走壞運，墳山也一齊不貫氣了嗎?土豪劣紳形容你們農會的話是：‘巧得很啰，如今是委員世界呀，你看，屙尿都碰了委員。’的確不錯，城里、鄉里、工會、農會、國民黨、共產黨無一不有執行委員，確實是委員世界。但這也是八字墳山出的嗎?巧得很!鄉下窮光蛋八字忽然都好了!墳山也忽然都貫氣了!神明嗎?那是很可敬的。但是不要農民會，只要關圣帝君、觀音大士，能夠打倒土豪劣紳嗎?那些帝君、大士們也可憐，敬了幾百年，一個土豪劣紳不曾替你們打倒!現在你們想減租，我請問你們有什么法子，信神呀，還是信農民會?”農民聽了毛澤東的話，都開心地笑起來。毛澤東在寫到農民諸禁時說：“共產黨領導農會在鄉下樹立了威權，農民便把他們所不喜歡的事禁止或限制起來。最禁得嚴的便是牌、賭、鴉片這三件。牌：農會勢盛地方，麻雀、骨牌、紙葉子，一概禁絕。……　賭：從前的‘賭痞’，現在自己在那里禁賭了，農會勢盛地方，和牌一樣弊絕風清。鴉片：禁得非常之嚴。農會下命令繳煙槍，不敢稍違抗不繳。醴陵一個劣紳不繳煙槍，被捉去游鄉。……這些禁令中，包含兩個重要意義：第一是對于社會惡習之反抗，如禁牌賭鴉片等。這些東西是跟了地主階級惡劣政治環境來的，地主權力既倒，這些東西也跟著掃光。第二是對于城市商人剝削之自衛，如禁吃酒席，禁買南貨齋果送情等等。”1928年11月25日，毛澤東在寫給中共中央的報告《井岡山的斗爭》中關于政權問題寫道：“封建時代獨裁專斷的惡習慣深中于群眾乃至一般黨員的頭腦中，一時掃除不凈，遇事貪圖便利，不喜歡麻煩的民主制度。民主集中主義的制度，一定要在革命斗爭中顯出了它的效力，使群眾了解它是最能發動群眾力量和最利于斗爭的，方能普遍地真實地應用于群眾組織。”

　　1940年2月1日，毛澤東在延安民眾討汪大會上作的《團結一切抗日力量，反對反共頑固派》演講中指出：“陜甘寧邊區是全國最進步的地方，這里是民主的抗日根據地。這里一沒有貪官污吏，二沒有土豪劣紳，三沒有賭博，四沒有娼妓，五沒有小老婆，六沒有叫化子，七沒有結黨營私之徒，八沒有萎靡不振之氣，九沒有人吃磨擦飯，十沒有人發國難財，為什么要取消它呢?只有不要臉的人們才說得出不要臉的話，頑固派有什么資格站在我們面前哼一聲呢?”1942年2月8日，毛澤東在延安干部會上作的《反對黨八股》的演講中指出：“不看實際情形，死守著呆板的舊形式、舊習慣，這種現象，不是也應該加以改革嗎?……洋八股必須廢止，空洞抽象的調頭必須少唱，教條主義必須休息，而代之以新鮮活潑的、為中國老百姓所喜聞樂見的中國作風和中國氣派。”1942年5月，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中指出：“對于中國和外國過去時代所遺留下來的豐富的文學藝術遺產和優良的文學藝術傳統，我們是要繼承的，但是目的仍然是為了人民大眾。對于過去時代的文藝形式，我們也并不拒絕利用，但這些舊形式到了我們手里，給了改造，加進了新內容，也就變成革命的為人民服務的東西了。”1944年9月8日，毛澤東在中共中央警備團追悼張思德的會上的演講《為人民服務》中講道：“我們這個隊伍完全是為著解放人民的，是徹底地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今后我們的隊伍里，不管死了誰，不管是炊事員，是戰士，只要他是做過一些有益的工作的，我們都要給他送葬，開追悼會。這要成為一個制度。這個方法也要介紹到老百姓那里去。村上的人死了，開個追悼會。用這樣的方法，寄托我們的哀思，使整個人民團結起來。”1945年1月10日，毛澤東在陜甘寧邊區勞動英雄和模范工作者大會上的講話《心須學會做經濟工作》中指出：“如果不是采取強迫命令、欲速不達的方針，而是采取耐心說服、典型示范的方針，那末，幾年之內，就可能使大多數農民都組織在農業生產的和手工業生產的互助團體里面。這種生產團體，一經成為習慣，不但生產量大增，各種創造都出來了，政治也會進步，文化也會提高，衛生也會講究，流氓也會改造，風俗也會改變;不要很久，生產工具也會有所改良。到了那時，我們的農村社會，就會一步一步地建立在新的基礎的上面了。……在目前條件下，為著渡過困難，任何機關、部隊，都應建立起自己的家務。不愿建立家務的二流子習氣，是可恥的。”1945年4月24日，毛澤東在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政治報告《論聯合政府》中指出：“一切奴化的、封建主義的和法西斯主義的文化和教育，應當采取適當的堅決的步驟，加以掃除。……對于舊文化工作者、舊教育工作者和舊醫生們的態度，是采取適當的方法教育他們，使他們獲得新觀點、新方法，為人民服務。……以中國最廣大人民的最大利益為出發點的中國共產黨人，相信自己的事業是完全合乎正義的，不惜犧牲自己個人的一切，隨時準備拿出自己的生命去殉我們的事業，難道還有什么不適合人民需要的思想、觀點、意見、辦法，舍不得丟掉的嗎?……共產黨人必須積極地幫助各少數民族的廣大人民群眾為實現這個政策而奮斗;必須幫助各少數民族的廣大人民群眾，包括一切聯系群眾的領袖人物在內，爭取他們在政治上、經濟上、文化上的解放和發展，并成立維護群眾利益的少數民族自己的軍隊。他們的言語、文字、風俗、習慣和宗教信仰，應被尊重。”1945年4月27日，毛澤東在為《解放日報》寫的社論《論軍隊生產自給，兼論整風和生產兩大運動的重要性》中指出：“我們現行的，既不是舊式的募兵制，也不是征兵制，而是第三種兵役制——動員制。它比募兵制要好些，它不會造成那樣多的二流子;但比征兵制要差些。我們目前的條件，還只許可我們采取動員制，還不能采取征兵制。動員來的兵要過長期的軍隊生活，將減弱他們的勞動觀念，因而也會產生二流子和沾染軍閥軍隊中的若干壞習氣。生產自給以來，勞動觀念加強了，二流子的習氣被改造了。”

　　1949年6月15日，毛澤東《在新政治協商會議籌備會上的講話》中指出：“中國人民將會看見，中國的命運一經操在人民自己的手里，中國就將如太陽升起在東方那樣，以自己的輝煌的光焰普照大地，迅速地蕩滌反動政府留下來的污泥濁水，治好戰爭的創傷，建設起一個嶄新的強盛的名副其實的人民共和國。”1949年6月30日，毛澤東在《論人民民主專政》中指出：“人民的國家是保護人民的。有了人民的國家，人民才有可能在全國范圍內和全體規模上，用民主的方法，教育自己和改造自己，使自己脫離內外反動派的影響(這個影響現在還是很大的，并將在長時期內存在著，不能很快地消滅)，改造自己從舊社會得來的壞習慣和壞思想，不使自己走入反動派指引的錯誤路上去，并繼續前進，向著社會主義社會和共產主義社會前進。”

　　新中國成立后，向舊中國遺留下來的污泥濁水進行了徹底的滌蕩，那個讓中國透不過氣來的鐵屋子被拋進了歷史的垃圾堆，健康、文明、積極向上的新風尚在中華大地上生根發芽，中華民族幾千年來第一次實現了天翻地覆。美國社會學家埃茲拉·沃格爾在他的著作《共產黨統治下的廣州》中寫道：“最終消滅了妓女、抽鴉片、賭博和酗酒。一個世紀來第一次恢復了公共道德，人們不再擔心被搶劫，也不再害怕夜間在街上行走。幫助與嚴格監督的結合并沒有改變人的本性，但卻使有組織的犯罪得到了控制。”美國歷史學家莫里斯·邁斯納在他的著作《毛澤東的中國和后毛澤東的中國》中寫道：“抽鴉片的問題是舊政權的無能和新政權的成功的一個特別典型的例證。……國民黨的反鴉片法和反鴉片運動之所以勞而無功，不僅僅是因為國民黨政權的無能，它還有其政治和經濟利益方面的原因。國民黨發現，在毒品貿易中獲利的秘密社團和幫派組織在政治上是可以利用的，腐敗的官僚機構和警察力量則因為有利可圖而保護鴉片生意。然而，人民共和國的新統治者卻在兩年的時間里就解決了在中國各種政府統治下持續和發展了近兩個世紀的鴉片問題……到1951年底，鴉片已不再是一個主要的社會問題，而到1952年底前，中國已經很難再找到吸鴉片的人了。”

　　1950年6月6日，毛澤東在《不要四面出擊》中指出：“團結少數民族很重要。全國少數民族大約有三千萬人。少數民族地區的社會改革，是一件重大的事情，必須謹慎對待。我們無論如何不能急躁，急了會出毛病。條件不成熟，不能進行改革。一個條件成熟了，其他條件不成熟，也不要進行重大的改革。當然，這并不是說不要改革。按照《共同綱領》的規定，少數民族地區的風俗習慣是可以改革的。但是，這種改革必須由少數民族自己來解決。沒有群眾條件，沒有人民武裝，沒有少數民族自己的干部，就不要進行任何帶群眾性的改革工作。我們一定要幫助少數民族訓練他們自己的干部，團結少數民族的廣大群眾。”1951年5月20日，毛澤東在《應當重視電影〈武訓傳〉的討論》中指出：“像武訓那樣的人，處在清朝末年中國人民反對外國侵略者和反對國內的反動封建統治者的偉大斗爭的時代，根本不去觸動封建經濟基礎及其上層建筑的一根毫毛，反而狂熱地宣傳封建文化，并為了取得自己所沒有的宣傳封建文化的地位，就對反動的封建統治者竭盡奴顏婢膝的能事，這種丑惡的行為，難道是我們所應當歌頌的嗎?……在許多作者看來，歷史的發展不是以新事物代替舊事物，而是以種種努力去保持舊事物使它得免于死亡;不是以階級斗爭去推翻應當推翻的反動的封建統治者，而是像武訓那樣否定被壓迫人民的階級斗爭，向反動的封建統治者投降。我們的作者們不去研究過去歷史中壓迫中國人民的敵人是些什么人，向這些敵人投降并為他們服務的人是否有值得稱贊的地方。我們的作者們也不去研究自從一八四○年鴉片戰爭以來的一百多年中，中國發生了一些什么向著舊的社會經濟形態及其上層建筑(政治、文化等等)作斗爭的新的社會經濟形態，新的階級力量，新的人物和新的思想，而去決定什么東西是應當稱贊或歌頌的，什么東西是不應當稱贊或歌頌的，什么東西是應當反對的。……為了上述種種緣故，應當展開關于電影《武訓傳》及其他有關武訓的著作和論文的討論，求得徹底地澄清在這個問題上的混亂思想。”1953年6月30日，毛澤東在《青年團的工作要照顧青年的特點》的談話中說：“要使青年身體好，學習好，工作好。有些領導同志只要青年工作，不照顧青年的身體，你們就用這句話頂他們一下。理由很充分，就是為了保護青年一代更好地成長。我們這一代吃了虧，大人不照顧孩子。大人吃飯有桌子，小人沒有。娃娃在家里沒有發言權，哭了就是一巴掌。現在新中國要把方針改一改，要為青少年設想。”1955年9月、12月，毛澤東為《中國農村的社會主義高潮》一書作按語，在《以一個在三年內增產百分之六十七的農業生產合作社》一文的按語中說：“曲阜縣是孔夫子的故鄉，他老人家在這里辦過多少年的學校，教出了許多有才干的學生，這件事是很出名的。可是他不大注意人民的經濟生活。他的學生樊返問起他如何從事農業的話，他不但推開不理，還在背后罵樊遲做‘小人’。現在他的故鄉的人民辦起社會主義的合作社來了。經過了兩千多年仍然是那樣貧困的人民，辦了三年合作社，經濟生活和文化生活都開始改變了面貌。這就證明，現在的社會主義確實是前無古人的。社會主義比起孔夫子的‘經書’來，不知道要好過多少倍。”在《勤儉辦社》一文的按語中說：“勤儉經營應當是全國一切農業生產合作社的方針，不，應當是一切經濟事業的方針。勤儉辦工廠，勤儉辦商店，勤儉辦一切國營事業和合作事業，勤儉辦一切其他事業，什么事情都應當執行勤儉的原則。這就是節約的原則，節約是社會主義經濟的基本原則之一。中國是一個大國，但是現在還很窮，要使中國富起來，需要幾十年時間。幾十年以后也需要執行勤儉的原則，但是特別要提倡勤儉，特別要注意節約的，是在目前這幾十年內，是在目前這幾個五年計劃的時期內。現在有許多合作社存在著一種不注意節約的不良作風，應當迅速地加以改正。”1955年10月11日，毛澤東在中國共產黨第七屆中央委員會擴大的第六次全體會議上的結論《農業合作化的一場辯論和當前的階級斗爭》中說：“現在大漢族主義還是很不少的，例如包辦代替，不尊重人家的風俗習慣，自以為是，看不起人家，說人家怎么樣落后等等。在今年三月間全國黨代表會議上我曾經講過，中國沒有少數民族是不行的。中國有幾十種民族。少數民族居住的地方比漢族居住的地方面積要寬，那里蘊藏著的各種物質財富多得很。我們國民經濟沒有少數民族的經濟是不行的。”

　　新中國成立初期，我國著手改革舊社會遺留下來的喪葬陋習。1956年4月27日，在中央工作會議上，毛澤東、朱德、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等151位黨和國家的高級干部簽名倡導身后實行火葬，只留骨灰，不保留遺體，并且不建墳墓。1956年8月30日，毛澤東在中國共產黨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預備會議第一次會議上作《 增強黨的團結，繼承黨的傳統》講話，其中講道：“過去說中國是‘老大帝國’，‘東亞病夫’，經濟落后，文化也落后，又不講衛生，打球也不行，游水也不行，女人是小腳，男人留辮子，還有太監，中國的月亮也不那么很好，外國的月亮總是比較清爽一點，總而言之，壞事不少。但是，經過這六年的改革，我們把中國的面貌改變了。我們的成績是誰也否認不了的。”1957年3月12日，毛澤東《在中國共產黨全國宣傳工作會議上的講話》中指出：“知識分子的問題首先是思想問題，對于思想問題采取粗暴的辦法、壓制的辦法，那是有害無益的。知識分子的改造，特別是他們的世界觀的改變，要有一個長時期的過程。我們的同志一定要懂得，思想改造的工作是長期的、耐心的、細致的工作，不能企圖上幾次課，開幾次會，就把人家在幾十年生活中間形成的思想意識改變過來。要人家服，只能說服，不能壓服。壓服的結果總是壓而不服。以力服人是不行的。對付敵人可以這樣，對付同志，對付朋友，絕不能用這個方法。不會說服怎么辦?這就要學習。我們一定要學會通過辯論的方法、說理的方法，來克服各種錯誤思想。……知識分子既然要為工農群眾服務，那就首先必須懂得工人農民，熟悉他們的生活、工作和思想。我們提倡知識分子到群眾中去，到工廠去，到農村去。如果一輩子都不同工人農民見面，這就很不好。我們的國家機關工作人員、文學家、藝術家、教員和科學研究人員，都應該盡可能地利用各種機會去接近工人農民。……要使幾億人口的中國人生活得好，要把我們這個經濟落后、文化落后的國家，建設成為富裕的、強盛的、具有高度文化的國家，這是一個很艱巨的任務。我們所以要整風，現在要整風，將來還要整風，要不斷地把我們身上的錯誤東西整掉，就是為了使我們能夠更好地擔負起這項任務，更好地同黨內外的一切立志改革的志士仁人共同工作。徹底的唯物主義者是無所畏懼的，我們希望一切同我們共同奮斗的人能夠勇敢地負起責任，克服困難，不要怕挫折，不要怕有人議論譏笑，也不要怕向我們共產黨人提批評建議。‘舍得一身剮，敢把皇帝拉下馬’，我們在為社會主義、共產主義而奮斗的時候，必須有這種大無畏的精神。在共產黨人方面，我們要給這些合作者創造有利的條件，要同他們建立同志式的良好的共同工作關系，要團結他們一起奮斗。”1957年7月9日，毛澤東在上海干部會議上的講話《打退資產階級右派的進攻》中指出：“資產階級和舊社會過來的知識分子，要不要改造?……他們要按照資產階級的面貌來改造世界，而無產階級要按照無產階級的面貌來改造世界。我看，多數人，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經過躊躇、考慮、不大愿意、搖擺這么一些過程，總歸是要走到愿意改造。越改造就越覺得需要改造。共產黨還在改造，整風就是改造，將來還要整風。你說整了這次風就不整了?整了這次風就沒有官僚主義了?只要過兩三年，他都忘記了，那個官僚主義又來了。人就有那么一條，他容易忘記。所以，過一個時候就要整整風。共產黨還要整風，資產階級和舊社會過來的知識分子就不要整風?不要改造?那就更需要整風，更需要改造。……現在的教條主義沒有形成制度、政策、綱領，它是有那么一些硬性的東西，現在這么一錘子，火這樣燒一下，也軟了一點。各個機關、學校、工廠的領導人，不是在‘下樓’嗎?他們不要那個國民黨作風和老爺習氣了，不做官當老爺了。合作社主任跟群眾一起耕田，工廠廠長、黨委書記到車間里頭去，同工人一起勞動，官僚主義大為減少。這個風將來還要整。要出大字報，開座談會，把應當改正的，應當批評的問題都分類解決。……從舊社會、舊軌道過來的人，總是留戀那種舊生活、舊習慣。所以，人的改造，時間就要更長些。”1957年10月9日，毛澤東在中國共產黨第八屆中央委員會擴大的第三次全體會議上的講話《做革命的促進派》中說：“中國人要有志氣。我們應當教育全國城市、鄉村的每一個人，要有遠大的目標，有志氣。大吃、大喝，統統吃光、喝光，算不算一種志氣呢?這不算什么志氣。要勤儉持家，作長遠打算。什么紅白喜事，討媳婦，死了人，大辦其酒席，實在可以不必。應當在這些地方節省，不要浪費。這是改革舊習慣。把這個習慣改過來，要通過大鳴大放，也許是小鳴小放，爭一番。還有賭博，這樣的問題過去是沒有法子禁止的，只有大鳴大放，經過辯論，才能改過來。我看，改革舊習慣也要列入規劃。……還有一個除四害，講衛生。消滅老鼠、麻雀、蒼蠅、蚊子這四樣東西，我是很注意的。只有十年了，可不可以就在今年準備一二下，動員一下，明年春季就來搞?因為蒼蠅就是那個時候出世。我看還是要把這些東西滅掉，全國非常講衛生。這是文化，要把這個文化大為提高。要來個競賽，硬是要把這些東西滅掉，人人清潔衛生。各省也可以參差不齊，各縣也可以參差不齊，將來橫直看那個是英雄。中國要變成四無國;一無老鼠，二無麻雀，三無蒼蠅，四無蚊子。……計劃生育，也來個十年規劃。少數民族地區不要去推廣，人少的地方也不要去推廣。就是在人口多的地方，也要進行試點，逐步推廣，逐步達到普遍計劃生育。計劃生育，要公開作教育，無非也是來個大鳴大放、大辯論。人類在生育上頭完全是無政府狀態，自己不能控制自己。將來要做到完全有計劃的生育，沒有一個社會力量，不是大家同意，不是大家一起來做，那是不行的。”

　　1958年1月，毛澤東在為中共中央起草的黨內指示《工作方法六十條〔草案〕》中指出：“反對浪費。在整風中，每個單位要以若干天功夫，來一次反浪費的鳴放整改。每個工廠、每個合作社、每個商店、每個機關、每個學校、每個部隊都要進行一次認真的反浪費斗爭。今后每年都要反一次浪費。……全黨要鼓起干勁，打掉官風，實事求是，同人民打成一片，盡可能地糾正一切工作上、作風上、制度上的缺點和錯誤。……以真正平等的態度對待干部和群眾。必須使人感到人們互相間的關系確實是平等的，使人感到你的心是交給他的。學習魯迅。魯迅的思想是和他的讀者交流的，是和他的讀者共鳴的。人們的工作有所不同，職務有所不同，但是任何人不論官有多大，在人民中間都要以一個普通勞動者的姿態出現。決不許可擺架子。一定要打掉官風。對于下級所提出的不同意見，要能夠耐心聽完，并且加以考慮，不要一聽到和自己不同的意見就生氣，認為是不尊重自己。……各級黨委，特別是堅決站在中央正確路線方面的負責同志，要隨時準備挨罵。人們罵得對的，我們應當接受和改正。罵得不對的，特別是歪風，一定要硬著頭皮頂住，然后加以考查，進行批判。在這種情況下，決不可以隨風倒，要有反潮流的大無畏的精神。”1958年5月20日、23日，毛澤東在中國共產黨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第二次會議上的講話中要求“干部要以普通勞動者的姿態出現”，他說：“如果大多數干部能夠以普通勞動者的姿態出現，那末這少數干部就會被孤立，就可以改變官僚主義的習氣。……官氣是一種低級趣味，擺架子、擺資格、不平等待人、看不起人，這是最低級的趣味，這不是高尚的共產主義精神。以普通勞動者的姿態出現，則是一種高級趣味，是高尚的共產主義精神。……不曾你地位多高、官多大、多么有名，如果不下去聯系人民，或者向與人民有聯系的干部同志們接觸。不與人民中的積極分子接觸，只要半年你不與人民聯系，什么也不知道，就貧乏了。”1958年11月21日、23日，毛澤東在武昌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的講話中指出：“現在橫豎要放‘衛星’，爭名譽，就造假。有一個公社，自己只有一百頭豬，為了應付參觀，借來了二百頭大豬，參觀后又送回去。有一百頭就是一百頭，沒有就是沒有，搞假干什么?過去打仗發捷報，講俘虜多少、繳獲多少，也有這樣的事，虛報戰績，以壯聲勢，老百姓看了舒服，敵人看了好笑，欺騙不了的。……本來不行，就讓人家罵，臉上無光，也不要緊。不要去爭虛榮。比如掃盲，說什么半年、一年掃光，我就不太相信，第二個五年計劃期間掃除了就不錯。綠化，年年化，年年沒有化，越化越見不到樹。說消滅了四害，是‘四無’村，實際上是‘四有’村。上面規定的任務，他總說完成了，沒有完成就造假。現在的嚴重問題是，不僅下面作假，而且我們相信，從中央、省、地到縣都相信，主要是前三級相信，這就危險。”關于破除迷信問題，毛澤東指出：“凡迷信一定要破除，凡真理一定要保護。資產階級法權只能破除一部分，例如三風五氣，等級過分懸殊，老爺態度，貓鼠關系，一定要破除，而且破得越徹底越好。另一部分，例如工資等級，上下級關系，國家一定的強制，還不能破除。資產階級法權有一部分在社會主義時代是有用的，必須保護，使之為社會主義服務。把它打得體無完膚，會有一天我們要陷于被動，要承認錯誤，向有用的資產階級法權道歉。因此要有分析，分清哪些有用，哪些要破除。鑒于蘇聯對于資產階級法權應破者沒有破，秩序相當凝固，我們應當應破者破，有用的部分保護。”1959年2月-3月，毛澤東在鄭州召開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即第二次鄭州會議)上的講話中指出：“有些東西，不要什么民族風格，如火車、飛機、大炮，政治、藝術可以有民族風格。干部下放，軍官當兵，五項并舉，螞蟻啃骨頭，是中國香腸，不輸出，自己吃，這是馬列主義，沒有修正主義。公社倒是有修正主義，攔路劫搶、不等價交換。一平二調三提，不是馬列主義，違反客觀規律，是向‘左’的修正主義。誤認社會主義為共產主義，誤認按勞分配為按需分配，誤認集體所有制為全民所有制，想快反慢。武昌會議時，價值法則，等價交換，已弄清，但根本未執行，等于放屁。”

　　1960年3月23日，毛澤東在為山東六級干部會議秘書處編印材料作的批語《堅決制止重刮‘共產風’等違法亂紀行為》中指出：“一些公社工作人員很狂妄，毫無紀律觀點，敢于不得上級批準，一平二調。另外還有三風：貪污、浪費、官僚主義，又大發作，危害人民。什么叫做價值法則，等價交換，他們全不理會。所有以上這些，都是公社一級干的。范圍多大，不很大，也不很小。是否有十分之一的社這樣胡鬧，要查清楚。中央相信，大多數公社是謹慎、公正、守紀律的，胡鬧的只是少數。這個少數公社的所有工作人員，也不都是胡鬧的，胡鬧的只有其中一部分。對于這些人，應當分別情況，適當處理。教育為主，懲辦為輔。對于那些最胡鬧的，堅決撤掉，換上新人。平調方面的處理，一定要算賬，全部退還，不許不退。對于大貪污犯，一定要法辦。一些縣委為什么沒有注意這些問題呢?他們嚴重地喪失了職守，以后務要注意改正。對于少數縣委實在不行的，也要堅決撤掉，換上新人。同志們須知，這是一個長期存在的問題，是一個客觀存在。出現這些壞事，是必然不可避免的，是舊社會壞習慣的殘余，要有長期教育工作，才能克服。”1960年10月22日，毛澤東在與斯諾談話中指出：“中國過去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情況實在難以忍受。……百分之七十的人都是很窮的，就是工人、貧農、雇農，革命主要是靠這些人。還有百分之二十是城市里的小資產階級，農村中的中農和富裕中農。剩下的百分之十左右就是地主、富農、城市資產階級和知識分子，中國有文化的主要是這一部分人。還有百分之十左右的人是識字的，就是上層小資產階級和富裕中農。百分之八十的人過去都是文盲。……中國的變化主要是在革命方面，這方面是基本變化了。至于建設方面，現在才剛剛開始。你如果講得神乎其神，人家就不相信你，因為不合乎事實。比如我看到外國報紙上有人說，中國現在沒有蒼蠅、沒有蚊子了。這就不合乎事實。所以，說有所改變是正確的，說基本改變了是不符合事實的。你說人的精神面貌改變了，這是合乎事實的。革命工作的結果，把人解放出來了。”1960年11月15日，毛澤東寫的黨內指示《徹底糾正“五風”》中指出：“必須在幾個月內下決心徹底糾正十分錯誤的共產風、浮夸風、命令風、干部特殊風和對生產瞎指揮風，而以糾正共產風為重點，帶動其余四項歪風的糾正。……一定要走群眾路線，充分發動群眾自己起來糾正干部的五風不正，反對恩賜觀點。”

　　1961年6月12日，毛澤東在中共中央工作會議《總結經驗，教育干部》的講話中指出：“今年的中央文件上規定，一、二、三類縣、社、隊都要普遍地整‘五風’，在劫者難逃。現在干部中有一些人似乎摸到了一點‘規律’，以為整‘五風’大概整個年把時間，‘風’就過去了，就沒事了。我們可不能這樣搞。我們要學韓文公在《祭鱷魚文》中所說的辦法，‘三日不能，至五日。五日不能，至七日。七日不能，是終不肯徙也’，我就打它、殺它。我們也來個三年不行至五年，五年不行至七年，七年不行至十年，十年還不行，是終不肯改也，那我們就要撤職、查辦。”1962年下半年，毛澤東結束了他政治上的隱退而復出，發動了 “社會主義教育運動”，旨在反對中國政治生活的官僚化趨勢，振興集體主義精神和思想覺悟。1963年2月28日，毛澤東在中央工作會議上說：“要把社會主義教育好好抓一下。社會主義教育，干部教育，群眾教育，一抓就靈。……再有幾年，我們的干部是可以教育好的，可以把那些牛鬼蛇神打下去。既然是牛鬼蛇神，就要打，打的辦法，也不能個個拿來槍斃，不能用那個生硬的辦法。像少奇同志那一天講的斯大林那個辦法，動不動就殺人，那不解決問題。”1963年3月2日，《中國青年》雜志發表了毛澤東的題詞：“向雷鋒同志學習。”3月5日，《人民日報》在頭版頭條顯著位置發表了毛澤東的這一題詞。從此，學習雷鋒事跡、發揚雷鋒精神在神洲大地風行，助人為樂、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成為中國人民的時代風尚和價值追求。一首《學習雷鋒好榜樣》的歌曲也在廣為傳唱：“學習雷鋒好榜樣，艱苦樸素永不忘。愿做革命的螺絲釘，集體主義思想放光芒。……全心全意為人民，共產主義品德多高尚。”1963年5月，毛澤東主持起草《中共中央關于目前農村工作的若干問題的決定》，又叫做“前十條”，開展“四清”運動，清除黨內的腐敗習氣，緩和官僚特權階層的發展。他在決定中寫道：“這一場斗爭是重新教育人的斗爭，是重新組織革命的階級隊伍，向著正在對我們猖狂進攻的資本主義勢力和封建勢力作尖銳的針鋒相對的斗爭。把他們的反革命氣焰壓下去，把這些勢力中間的絕大多數人改造成為新人的偉大運動，又是干部和群眾一道參加生產勞動和科學實驗，使我們的黨進一步成為更加光榮、更加偉大、更加正確的黨，使我們的干部成為既懂政治、又懂業務、又紅又專，不是浮在上面、做官做老爺、脫離群眾，而是同群眾打成一片，受群眾擁護的真正好干部。這一次教育運動完成以后，全國將會出現一個欣欣向榮的氣象。差不多占地球四分之一的人類出現了這樣的氣象，我們的國際主義的貢獻也就會更大了。”

　　1964年2月，毛澤東在教育工作會議(即春節會議)上說：“孔夫子的教育也有問題，沒有工業、農業，四肢不勤，五谷不分，這不行。這方面我們要想點辦法。洋教條、土教條都要反對，創造中國的道路。”他對過去15年里文藝工作存在的問題指責說：“做官當老爺，不去接近工農兵，不去反映社會主義的革命和建設，最近幾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義的邊緣。如不認真改造，勢必在將來的某一天，要變成匈牙利裴多菲俱樂部那樣的團體。”1964年6月，毛澤東在北京舉行的中共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講話中對農業問題指出：“農業主要靠大寨精神，自力更生。”毛澤東所說的大寨精神，就是周恩來總結的“政治掛帥、思想領先的原則，自力更生、艱苦奮斗的精神，愛國家、愛集體的共產主義風格。”毛澤東在會議上還指出：“不要老是爭錢，爭來了錢，就亂花錢。爭取幾年內做到不再進口糧食，節省下外匯來多買技術設備，技術資料。不能亂花錢。不要看到情況好轉了，又隨便‘大辦’。‘留有余地’過去說了多少次，不照辦。這兩年照辦了。不要情況好了又不照辦了。機關工作人員，大部分可以做到半工作半勞動。這辦法值得提倡。懶是出修正主義的根源之一。”關于文藝問題，他指出：“文藝界為什么弄那么多協會擺在北京?無所事事，或者辦些亂七八糟的事。文藝會演，軍隊的第一，地方的第二，北京〔中央〕的最糟。這個協會，那個協會，這一套也是從蘇聯搬來的，中央文藝團體，還是洋人、死人統治著。一定要深入生活。老搞死人洋人，我們的國家是要亡的。要為工人、貧下中農服務。體育，也要對革命斗爭和建設有益處的。”1964年8月，毛澤東在一次講話中尖刻地評論說：“現在幾包紙煙就能收買一個支部書記，嫁給個女兒就更不必說。”1964年8月29日，毛澤東在接見尼泊爾教育代表團時講：“現行的學制年限太長，課程太多，教學方法有很多是不好的，考試方法有很多也是不好的。學生讀了課本還是課本，學了概念還是概念，別的什么也不知道。四體不勤，五谷不分。許多學生不知道什么是馬、牛、羊、雞、犬、豕，也分不出什么是稻、梁、菽、麥、黍、稷。學生要讀到二十幾歲才能讀完大學，學制太長了。課程太多。采取的方法是注入式而不是啟發式。考試的方法是把學生當敵人看待，舉行突然襲擊。所以我勸你們千萬不要迷信中國的教育制度，不要以為它是好的。現在要改革有很大的困難，有許多人就是不贊成。目前贊成新方法的少，不贊成的多。這可能潑了你們的冷水，你們希望看好的，而我專門講壞的。”1965年12月21日，毛澤東在杭州會議上與陳伯達、艾思奇等同志的談話《上面要靠黨的領導，下面要靠廣大群眾》中指出：“每個人既然長了嘴巴，就要負擔兩個責任，一個是吃飯，一個是說話。在壞事情壞作風面前，就要說話，就要負起斗爭的責任來。沒有黨的領導，單靠首長個人來領導，事情一定辦不好，一定要靠黨和同志們來辦事，而不是靠個人來辦，群眾要發動，要形成群眾動手動口的風氣。”1966年8月8日，中共中央在通過的《關于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中指出：“資產階級雖然已經被推翻，但是，他們企圖用剝削階級的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舊習慣，來腐蝕群眾，征服人心，力求達到他們復辟的目的。無產階級恰恰相反，必須迎頭痛擊資產階級在意識形態領域里的一切挑戰，用無產階級自己的新思想，新文化，新風俗，新習慣，來改變整個社會的精神面貌。”

　　毛澤東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是破舊立新的一生，幾千年來套在中國人身上的舊的枷索被毛澤東領導下的人民砸碎，新的道德規范和風俗習慣在人民心中生根發芽，他倡導的風俗革命，為中華民族創造了一個沒有黃賭毒、沒有黑社會、沒有男尊女卑、沒有人口拐賣、沒有高低貴賤、沒有青樓妓院、沒有欺男霸女的風清氣爽的新時代，在這個時代，中國人的人性得到了前所未有的解放，中國人的新風尚得到了世人的肯定和贊許。1971年11月15日，在26屆聯大會議上，智利常駐聯合國代表溫貝托·迪亞斯·卡薩努埃瓦在歡迎中國代表團的講話中說：“在中國已不再有什么苦力、官僚，萬能的外國剝削者已經完蛋了。今天，一個由尊嚴的、鞏固團結的、充滿信心和革命力的自由人們組成的民族出現了。……中國從落后、破壞、饑荒、水災和瘟疫的廢墟上站起來，在短短的一些年里在農業和歷史、教育和公共衛生、征服宇宙和原子方面——還有在使集體和個人的道德臻于完善方面取得了非凡的進展。就是完成建造南京大橋這個巨大技術成就的那些人，結束了貪污、鴉片、墮落、放蕩等現象，實行健康和儉樸的生活方式。”布隆迪常駐聯合國代表恩桑澤·特倫斯說：“我們是處在新的世界和平的開端，這將是特別有利的、因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領導人將通過他們的政冶品德來教育我們，這種品德同他們在其他方面的明顯的宏偉規模形成對照，不是妄自尊大而是寬宏大量。……經過二十二年之后，中國的精神——它倡導了政治、社會、經濟和文化的，換句話說，人類的新生活法則，引起了不同的反應。它在這里和那里引起了驚訝和惱怒;在其他地方則引起了欽佩和滿意，大量的文章和講話表現了這種情緒。”坦桑尼亞聯合共和國代表團副團長、常駐聯合國代表薩利姆·艾哈邁德·薩利姆說：“我作為我國駐中華人民共和國前任大使，曾經有機會直接了解到，中國人民不僅對本國的發展承擔偉大的義務，而且還首先支持一切正義事業。雖然很可惜我在北京呆的時間很短，但是，我們所受到的款待、好意和尊重，使我永遠不能忘懷。這樣一個強大的國家表現出來的謹慎和謙虛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們歡迎一個經住了時間考驗的國家的人民的代表，這個國家的人民勝利地打倒了本國的封建主義和帝國主義，在國內鏟除了各種形式的屈辱和墮落，因為，不應當忘記，正是形形色色的帝國主義在例如上海、廣州和中國的其他地方，把它們的樂園建筑在中國大眾的痛苦之上。”馬里代表團副團長布巴卡·坎特說：“他們的決心和他們的悠久的才智克服了他們前進道路上碰到的各種困難。正如 美國參議院外交委員會主席富布賴特先生所說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發生的巨大變化表現了‘一個古老的文明起來反抗外國野蠻勢力。這個野蠻勢力在十九世紀時欺壓他們并對他們的經濟、體制和民族自豪感進行重大打擊’。沒有任何力量能夠阻止那個國家的人民實現它的偉大使命和勝利地生存到今天這個偉大的日子。此外，使中國人民的英勇斗爭臻于完善的文化革命的開展是由于他們有力量，有能力。這次革命尚未結束，但是全世界已經感到驚異。誹謗者們已經看到，中國事實上是強大的，還看到，中國已經經過了戰斗的洗禮，準備著在文化道德遺產已經過重新評價、原子已被馴服、技術已經完善以及在各方面具有先進經濟的情況下迎接歷史的使命。勝利是全面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現已被公認是世界上一個偉大的國家。在我們當代的歷史上，除日本外，這是第三世界中第一次有一個國家依靠自己的力量進入了現代國家的行列。”

　　毛澤東曾在中共七屆二次會議上說過：“我們不但善于破壞一個舊世界，我們還將善于建設一個新世界。”從風俗上，他改變了中國，他讓中國人民的精神面貌煥然一新，他創立了中國人的新生活法則，他在世界面前開創了舉世瞻目的中國作風和中國氣派，對于曾是東方最頑固的封建堡壘里的中國人，毛澤東實現了“文明其精神”，讓中國人民不但在物質上而且在精神上跨入了現代國家行列。后毛澤東時代，那些曾經被人人喊打的“四舊”又出現了大面積的回潮，以至于人們驚呼“辛辛苦苦30年，一夜回到解放前”，但毛澤東開創的一代新風仍然是社會的主流，更多的人面對紛繁蕪雜的亂象毅然選擇了堅守，因為越來越多的人們已經明白，毛澤東的方向，才是社會文明和進步的正確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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