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毛澤東詩詞，常常能夠感受到他對蒼生的悲憫與大愛，他無處不在的大眾情懷。

　　1925年，毛澤東在《沁園春·長沙》中寫道：“鷹擊長空，魚翔淺底，萬類霜天競自由。悵寥廓，問蒼茫大地，誰主沉浮?”1931年，毛澤東在《漁家傲·反第一次大“圍剿”》中寫道：“喚起工農千百萬，同心干，不周山下紅旗亂。”1939年，毛澤東在《題〈中國婦女〉之出版》中寫道：“婦女解放，突起異軍。兩萬萬眾，奮發為雄。男女并駕，如日方東。以此制敵，何敵不傾。”1945年，毛澤東在《七律 憶重慶談判》中寫道：“遍地哀鴻滿城血，無非一念救蒼生。”1950年，毛澤東在《浣溪沙·和柳亞子先生》中寫道：“長夜難明赤縣天，百年魔怪舞翩躚，人民五億不團圓。”1954年，毛澤東在《浪淘沙·北戴河》中寫道：“蕭瑟秋風今又是，換了人間。”1958年，毛澤東在《七律二首·送瘟神》中寫道：“春風楊柳萬千條，六億神州盡舜堯。”1959年，毛澤東在《七律·到韶山》中寫道：“為有犧牲多壯志，敢教日月換新天。喜看稻菽千重浪，遍地英雄下夕煙。”1963年，毛澤東在《滿江紅·和郭沫若同志》中寫道：“四海翻騰云水怒，五洲震蕩風雷激。要掃除一切害人蟲，全無敵。”1963年，毛澤東在《雜言詩·八連頌》中寫道：“軍民團結如一人，試看天下誰能敵。”1965年，毛澤東在《念奴嬌·井岡山》中寫道：“彈指三十八年，人間變了，似天淵翻覆。”1965年，毛澤東在《念奴嬌·鳥兒問答》中寫道：“鯤鵬展翅，九萬里，翻動扶搖羊角。背負青天朝下看，都是人間城郭。”

　　毛澤東是從舊民主革命中走過的知識分子，早期民主革命的先軀“以天下人為念”、“為天下人謀永福”的革命精神對毛澤東的思想產生了深遠地影響，并隨著他對中國革命的認識的逐漸深入而日益發展，奠定了毛澤東思想的基石，毛澤東一切行動的出發點和落腳點都歸于此，堅定而不曾有絲毫的改變。

　　1919年7月14日，毛澤東在《湘江評論》創刊宣言中指出：“在對人的方面，主張群眾聯合。”1919年7、8月間，毛澤東在《湘江評論》連續發表《民眾的大聯合》，文章疾呼：“國家壞到了極處，人類苦到了極處，社會黑暗到了極處。補救的方法，改造的方法，教育，興業、努力、猛進。破壞，建設，固然是不錯，有為這樣根本的一個方法，就是民眾的大聯合。……天下者我們的天下。國家者我們的國家。社會者我們的社會。我們不說，誰說?我們不干，誰干?刻不容緩的萬眾大聯合，我們應該積極進行!”毛澤東充滿激情地寫道：“原來中華民族，幾萬萬人從幾千年來，都是干著奴隸的生活，沒有一個非奴隸的是‘皇帝’(或曰皇帝也是‘天’的奴隸，皇帝當家的時候，是不準我們練習能力的)。政治，學術，社會，等等，都是不準我們有思想，有組織.有練習的。于今卻不同了，種種方面都要解放了，思想的解放，政治的解放，經濟的解放，男女的解放，教育的解放，都要從九重冤獄，求見青天。我們中華民族原有偉大的能力!壓迫逾深，反動愈大，蓄之既久，其發必遠，我敢說一句怪話，他日中華民族的改革，將較任何民族為徹底，中華民族的社會，將較任何民族為光明。中華民族的大聯合，將被任何地域任何民族而先告成功。諸君!諸君!我們總要努力!我們總要拚命向前!我們黃金的世界，光榮燦爛的世界，就在面前!”1919年12月1日，毛澤東在寫給《和森兄子升兄并轉在法諸會友》的信中探討改造世界的途徑和方法，其中說道：“理想固要緊，現實尤其要緊，用和平方法去達到共產目的，要向何日才能成功?假如要一百年，這一百年中宛轉呻吟的無產階級，我們對之，如何處置，(就是我們)。無產階級比有產階級實在要多得若干倍，假定無產者占三分之二，則十五萬萬人類中有十萬萬無產者(恐怕還不只此數)這一百年中，任其為三分之一之資本家魚肉，其何能忍?”1925年12月1日，毛澤東在《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中指出：“誰是我們的敵人?誰是我們的朋友?這個問題是革命的首要問題。中國過去一切革命斗爭成效甚少，其基本原因就是因為不能團結真正的朋友，以攻擊真正的敵人。”1925年冬，毛澤東在《國民黨右派分離的原因及其對于革命前途的影響》一文中說：“孫先生的主義、遺教，絕對是為了‘救苦’，絕對不是為了‘發財’;絕對是使人類從壓迫階級解放出來，絕對不是為了準備做新的壓迫階級。無論將孫先生的主義、遺教如何曲解，這個意義絕對不能變動。他們介在革命派反革命派之間，自以為可以獨立革命，其實沒有這回事。他們疑忌工農階級之興起，他們疑忌國內及國際無產階級政黨之援助，他們丟棄了群眾，丟棄了幫手，在二十世紀半殖民地內外強力高壓的中國，決沒有做成革命的道理。”1926年9月1日，毛澤東在《國民革命與農民運動》一文中指出：“農民問題乃國民革命的中心問題，農民不起來參加并擁護國民革命，國民革命不會成功;農民運動不趕速地做起來，農民問題不會解決;農民問題不在現在的革命運動中得到相當的解決，農民不會擁護這個革命。——這些道理，一直到現在，即使在革命黨里面，還有許多人不明白。……要立刻下了決心，把農民問題開始研究起來。要立刻下了決心，向黨里要到命令，跑到你那熟悉的或不熟悉的鄉村中間去，夏天曬著酷熱的太陽，冬天冒著嚴寒的風雪，攙著農民的手，問他們痛苦些什么，問他們要些什么。從他們的痛苦與需要中，引導他們組織起來，引導他們向土豪劣紳爭斗，引導他們與城市的工人、學生、中小商人合作建立起聯合戰線，引導他們參與反帝國主義反軍閥的國民革命運動。……鄉村的農民，則一起來便碰著那土豪劣紳大地主幾千年來持以壓榨農民的政權(這個地主政權即軍閥政權的真正基礎)，非推翻這個壓榨的政權，便不能有農民的地位，這是現時中國農民運動的一個最大的特色。”1927年3月，毛澤東歷史三個月調察寫成《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對于社會上給予農民運動的責難進行了堅決地批駁，他寫道：“實在呢，如前所說，乃是廣大的農民群眾起來完成他們的歷史使命，乃是鄉村的民主勢力起來打翻鄉村的封建勢力。宗法封建性的土豪劣紳，不法地主階級，是幾千年專制政治的基礎，帝國主義、軍閥、貪官污吏的墻腳。打翻這個封建勢力，乃是國民革命的真正目標。孫中山先生致力國民革命凡四十年，所要做而沒有做到的事，農民在幾個月內做到了。這是四十年乃至幾千年未曾成就過的奇勛。”

　　1929年12月，毛澤東為紅四軍第九次代表大會而寫的《關于糾正黨內的錯誤思想》中指出了紅軍是一個執行革命的政治任務的武裝集團，他說：“紅軍決不是單純地打仗的，它除了打仗消滅敵人軍事力量之外，還要負擔宣傳群眾、組織群眾、武裝群眾、幫助群眾建立革命政權以至于建立共產黨的組織等項重大的任務。紅軍的打仗，不是單純地為了打仗而打仗，而是為了宣傳群眾、組織群眾、武裝群眾，并幫助群眾建設革命政權才去打仗的，離了對群眾的宣傳、組織、武裝和建設革命政權等項目標，就是失去了打仗的意義，也就是失去了紅軍存在的意義。”1930年1月5日，毛澤東在答復林彪散發的一封對紅軍前途如何估計的征求意見的信(即《星星之火 可以燎原》)中指出：“如果我們認識了以上這些矛盾，就知道中國是處在怎樣一種皇皇不可終日的局面之下，處在怎樣一種混亂狀態之下。就知道反帝反軍閥反地主的革命高潮，是怎樣不可避免，而且是很快會要到來。中國是全國都布滿了干柴，很快就會燃成烈火。‘星火燎原’的話，正是時局發展的適當的描寫。只要看一看許多地方工人罷工、農民暴動、士兵嘩變、學生罷課的發展，就知道這個‘星星之火’，距‘燎原’的時期，毫無疑義地是不遠了。”1931年3月，毛澤東在為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總政治部寫的關于在紅色區域《普遍地舉辦〈時事簡報〉》中要求：“《時事簡報》的新聞，特別是本地的和近地的新聞，一定要是與群眾生活緊密地關聯著的。如牛瘟、禾死、米荒、鹽缺、靖衛團、赤衛隊、AB團造謠、共產黨開會等等，都是與群眾生活密切關聯的，群眾一定喜歡看。凡屬不關緊急的事不登載。……《時事簡報》是極大黑墨字，稀松七八條，看上去明明朗朗，看完了爽爽快快，是真正群眾的讀物。”1933年6月，毛澤東在《查田運動的群眾工作》中指出：“一切不做宣傳或宣傳不正確、不認真、不普遍，查階級、通過階級與沒收分配不按階級路線與群眾路線，不得群眾贊助與同意，都不能使查田運動收到成績，反會使群眾不滿，阻礙查田運動的進行。”1933年8月12日，毛澤東在《必須注意經濟工作》的報告中指出：“要經過以村子、屋子為單位的群眾大會去做經濟建設的宣傳，在宣傳中要把革命戰爭和經濟建設的關系講得十分明白，要把改良群眾的生活，增加斗爭的力量，講得十分實際。”1933年11月，毛澤東在《長岡鄉調查》中指出：“蘇維埃是群眾生活的組織者，只有蘇維埃用盡它的一切努力解決了群眾的問題，切切實實改良了群眾的生活，取得了群眾對于蘇維埃的信仰，才能動員廣大群眾加入紅軍，幫助戰爭，為粉碎敵人的‘圍剿’而斗爭。應該明白：長岡鄉在戰爭動員上的偉大成績，是與他們改良群眾生活的成績不可分離的。”1934年1月27日，毛澤東在江西瑞金召開的第二次全國工農兵代表大會上的報告中要求《關心群眾生活，注意工作方法》：“我們現在的中心任務是動員廣大群眾參加革命戰爭，以革命戰爭打倒帝國主義和國民黨，把革命發展到全國去，把帝國主義趕出中國去。誰要是看輕了這個中心任務，誰就不是一個很好的革命工作人員。我們的同志如果把這個中心任務真正看清楚了，懂得無論如何要把革命發展到全國去，那末，我們對于廣大群眾的切身利益問題，群眾的生活問題，就一點也不能疏忽，一點也不能看輕。因為革命戰爭是群眾的戰爭，只有動員群眾才能進行戰爭，只有依靠群眾才能進行戰爭。……我們要勝利，一定還要做很多的工作。領導農民的土地斗爭，分土地給農民;提高農民的勞動熱情，增加農業生產;保障工人的利益;建立合作社;發展對外貿易;解決群眾的穿衣問題，吃飯問題，住房問題，柴米油鹽問題，疾病衛生問題，婚姻問題。總之，一切群眾的實際生活問題，都是我們應當注意的問題。假如我們對這些問題注意了，解決了，滿足了群眾的需要，我們就真正成了群眾生活的組織者，群眾就會真正圍繞在我們的周圍，熱烈地擁護我們。”他進一步指出：“要得到群眾的擁護嗎?要群眾拿出他們的全力放到戰線上去嗎?那末，就得和群眾在一起，就得去發動群眾的積極性，就得關心群眾的痛癢，就得真心實意地為群眾謀利益，解決群眾的生產和生活的問題，鹽的問題，米的問題，房子的問題，衣的問題，生小孩子的問題，解決群眾的一切問題。我們是這樣做了么，廣大群眾就必定擁護我們，把革命當作他們的生命，把革命當作他們無上光榮的旗幟。……國民黨現在實行他們的堡壘政策，大筑其烏龜殼，以為這是他們的銅墻鐵壁。同志們，這果然是銅墻鐵壁嗎?一點也不是!你們看，幾千年來，那些封建皇帝的城池宮殿還不堅固嗎?群眾一起來，一個個都倒了。俄國皇帝是世界上最兇惡的一個統治者，當無產階級和農民的革命起來的時候，那個皇帝還有沒有呢?沒有了。銅墻鐵壁呢?倒掉了。同志們，真正的銅墻鐵壁是什么?是群眾，是千百萬真心實意地擁護革命的群眾。這是真正的銅墻鐵壁，什么力量也打不破的，完全打不破的。”1934年4月10日，毛澤東在《鄉蘇怎樣工作》中指出：“鄉蘇維埃(與市蘇維埃)是蘇維埃的基本組織，是蘇維埃最接近群眾的一級，是直接領導群眾執行蘇維埃各種革命任務的機關。在國內戰爭環境內，戰爭動員工作十分緊張，群眾生活需要更加改善，因此極力改善鄉蘇(與市蘇)的工作，健全鄉蘇的組織與領導，使它能夠完全適合發展革命戰爭與改善群眾生活的要求，是非常重要的事。改善鄉蘇工作的方向，應該朝著最能夠接近廣大群眾，最能夠發揮群眾的積極性與創造性，最能夠動員群眾執行蘇維埃任務，并且最能夠爭取任務完成的速度，使蘇維埃工作與革命戰爭、群眾生活的需要完全配合起來，這是蘇維埃工作的原則。”1936年7月、9月間，毛澤東在《和美國記者斯諾的談話》中指出：“中國蘊藏著極其巨大的潛力，這些力量，在一個偉大的斗爭的時期是能夠組織起來投到強大的抗日戰線上去的。在一九二七年以來反革命發動的長期內戰中，中國人民早已對這股力量有了很多認識，并且找到了一個依靠共產黨來領導它斗爭的好辦法。中國人民大眾在其長期的政治經驗中，已經掌握了反對敵人的非常有效的武器。……人民必須有組織自己及武裝自己的權利，當大眾獲得經濟的、社會的、及政治的自由時，他們力量將十分的偉大，在那時才可以看出我們民族的真正力量。反日義勇軍從日本侵略者的手中獲得行動的自由，武裝了他們自己，遂成了不可征服的力量，假使中國人民一旦有了訓練、武裝及組織，他們一樣的也會成為不可克服的力量的。”斯諾后來在他的《毛澤東自傳》中敘述了自己第一次采訪毛澤東的印象：“傍晚的時候，毛澤東光著頭在街上走，一邊和兩個年輕的農民談著話，一邊認真地做著手勢。我起先認不出是他，后來等到別人指出才知道。南京雖然懸賞二十五萬元要他的首級，可是他卻毫不介意地和旁的行人一起在走。……你覺得這個人身上不論有什么異乎尋常的地方，都是產生于他對中國人民大眾，特別是農民——這些占中國人口絕大多數的貧窮饑餓、受剝削、不識字，但又寬厚大度、勇敢無畏、如今還敢于造反的人們——的迫切要求作了綜合和表達，達到了不可思議的程度。……我曾幾次同毛澤東一起去參加過村民和紅軍學員的群眾大會，去過紅色劇院。他毫不惹眼地坐在觀眾的中間，玩得很高興。”1936年11月22日，毛澤東《在中國文藝協會成立大會上的講話》中指出：“發揚蘇維埃的工農大眾文藝，發揚民族革命戰爭的抗日文藝，這是你們偉大的光榮任務。” 1937年1月30日，毛澤東在《為徐特立六十歲生日寫的賀信》中說：“你是任何時候都是同群眾在一塊的，而在有些人卻似乎以脫離群眾為快樂。你是處處表現自己就是服從黨的與革命的紀律之模范，而在有些人卻似乎認為紀律只是束縛人家的，自己并不包括在內。”1937年5月3日，毛澤東在延安召開的中國共產黨全國代表會議上作的《中國共產黨在抗日時期的任務》的報告中指出：“共產黨發展了在‘九一八’后在三個條件(停止進攻革命根據地，保障人民的自由權利，武裝人民)下和國民黨中愿意同我們合作抗日的部分訂立抗日協定的政策，成為建立全民族的抗日統一戰線的政策。”

　　1937年7月23日，毛澤東在《反對日本進攻的方針、辦法和前途》中指出：“民族戰爭而不依靠人民大眾，毫無疑義將不能取得勝利。”1937年8月，毛澤東在《矛盾論》中指出：“共產黨則無論在哪一時期，均和人民大眾站在一道，反對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1938年10月14日，毛澤東在中共六屆六次全會上作《論新階段》的報告，其中就中國共產黨在民族戰爭中的地位問題指出：“共產黨員在政府工作中，應該是十分廉潔、不用私人、多做工作、少取報酬的模范。共產黨員在民眾運動中，應該是民眾的朋友，而不是民眾的上司，是誨人不倦的教師，而不是官僚主義的政客。共產黨員無論何時何地都不應以個人利益放在第一位，而應以個人利益服從于民族的和人民群眾的利益。……共產黨員又應成為學習的模范，他們每天都是民眾的教師，但又每天都是民眾的學生。只有向民眾學習，向環境學習，向友黨友軍學習，了解了他們，才能對于工作實事求是，對于前途有遠見卓識。在長期戰爭和艱難環境中，只有共產黨員協同友黨友軍和人民大眾中的一切先進分子，高度地發揮其先鋒的模范的作用，才能動員全民族一切生動力量，為克服困難、戰勝敵人、建設新中國而奮斗。”1939年5月4日，毛澤東在延安青年群眾舉行五四運動二十周年紀念會作《青年運動的方向》的演講，他提出：“中國革命干了幾十年，為什么至今尚未達到目的呢?原因在什么地方呢?我以為原因在兩個地方：第一是敵人的力量太強;第二是自己的力量太弱。一個強了，一個弱了，所以革命沒有勝利。所謂敵人的力量太強，是說帝國主義(這是主要的)和封建主義的力量太強。所謂自己的力量太弱，有軍事、政治、經濟、文化各方面表現的弱點，但是主要的是因為占全國人口百分之九十的工農勞動群眾還沒有動員起來，所以表現了弱，所以不能完成反帝反封建的任務。如果要把幾十年來的革命做一個總結，那就是全國人民沒有充分地動員起來，并且反動派總是反對和摧殘這種動員。而要打倒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只有把占全國人口百分之九十的工農大眾動員起來，組織起來，才有可能。孫中山先生在他的遺囑里說：‘余致力國民革命凡四十年，其目的在求中國之自由平等。積四十年之經驗，深知欲達到此目的，必須喚起民眾及聯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奮斗。’這位老先生死了十多年了，連同他說的四十年，共有五十多年，這五十多年來的革命的經驗教訓是什么呢?根本就是‘喚起民眾’這一條道理。你們應該好好地研究一下，全國青年都應該好生研究。青年們一定要知道，只有動員占全國人口百分之九十的工農大眾，才能戰勝帝國主義，才能戰勝封建主義。現在我們要達到戰勝日本建立新中國的目的，不動員全國的工農大眾，是不可能的。”毛澤東在演講中為青年運動指出了方向：“主力軍是誰呢?就是工農大眾。中國的知識青年們和學生青年們，一定要到工農群眾中去，把占全國人口百分之九十的工農大眾，動員起來，組織起來。沒有工農這個主力軍，單靠知識青年和學生青年這支軍隊，要達到反帝反封建的勝利，是做不到的。所以全國知識青年和學生青年一定要和廣大的工農群眾結合在一塊，和他們變成一體，才能形成一支強有力的軍隊。……我們看人的時候，看他是一個假三民主義者還是一個真三民主義者，是一個假馬克思主義者還是一個真馬克思主義者，只要看他和廣大的工農群眾的關系如何，就完全清楚了。只有這一個辨別的標準，沒有第二個標準。我希望全國的青年切記不要墮入那股黑暗的逆流之中，要認清工農是自己的朋友，向光明的前途進軍。”1939年12月，毛澤東在所著《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一書中中指出：“所謂新民主主義的革命，就是在無產階級領導之下的人民大眾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中國的社會必須經過這個革命，才能進一步發展到社會主義的社會去，否則是不可能的。”1940年1月，毛澤東在陜甘寧邊區文化協會第一次代表大會上作《新民主主義的政治與新民主主義的文化》(后在《解放》雜志發表時題目改為《新民主主義論》)演講，他指出：“中國資產階級，以大資產階級為首，在一九二七年的革命剛剛由于無產階級、農民和其他小資產階級的力量而得到勝利之際，他們就一腳踢開了這些人民大眾，獨占革命的果實，而和帝國主義及封建勢力結成了反革命聯盟，并且費了九牛二虎之力，舉行了十年的‘剿共’戰爭。……中國有一句老話：‘有飯大家吃。’這是很有道理的。既然有敵大家打，就應該有飯大家吃，有事大家做，有書大家讀。那種‘一人獨吞’、‘人莫予毒’的派頭，不過是封建主的老戲法，拿到二十世紀四十年代來，到底是行不通的。……中國社會的新舊斗爭，就是人民大眾(各革命階級)的新勢力和帝國主義及封建階級的舊勢力之間的斗爭。”毛澤東認為：“這種新民主主義的文化是大眾的，因而即是民主的。它應為全民族中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農勞苦民眾服務，并逐漸成為他們的文化。……一切進步的文化工作者，在抗日戰爭中，應有自己的文化軍隊，這個軍隊就是人民大眾。革命的文化人而不接近民眾，就是‘無兵司令’，他的火力就打不倒敵人。為達此目的，文字必須在一定條件下加以改革，言語必須接近民眾，須知民眾就是革命文化的無限豐富的源泉。民族的科學的大眾的文化，就是人民大眾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就是新民主主義的文化，就是中華民族的新文化。1940年1月，毛澤東在《在陜甘寧邊區農業展覽會上的講話》：“老百姓可以罵我們，我們卻不能罵他們，因為他們是主人，因為我們的飯是他們做的，房子是他們做的，我們要軍民合作。八路軍有兩條規矩，一條就是官兵合作，一條就是軍民合作，大家親親密密團結起來，日本一定打倒的。”1940年2月20日，毛澤東在延安各界憲政促進會成立大會上作《新民主主義的憲政》演說，他指出：“這個憲政運動的方向，決不會依照頑固派所規定的路線走去，一定和他們的愿望背道而馳，它必然是依照人民所規定的路線走去的。這是一定的，因為全國人民要這樣做，中國的歷史發展要這樣做，整個世界的趨勢要我們這樣做，誰能違拗這個方向呢?歷史的巨輪是拖不回來的。但是，這件事要辦好，卻需要時間，不是一朝一夕所能成就;需要努力，不是隨隨便便所能辦到;需要動員人民大眾，不是一手一足的力量所能收效。”1941年3月，毛澤東在《農村調查》的序言和跋中指出：“沒有滿腔的熱忱，沒有眼睛向下的決心，沒有求知的渴望，沒有放下臭架子、甘當小學生的精神，是一定不能做，也一定做不好的。必須明白：群眾是真正的英雄，而我們自己則往往是幼稚可笑的，不了解這一點，就不能得到起碼的知識。”1941年5月8日，毛澤東在《關于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的總結》的指示中指出：“判斷一個地方的社會性質是不是新民主主義的，主要地是以那里的政權是否有人民大眾的代表參加以及是否有共產黨的領導為原則。”1942年2月8日，毛澤東在《反對黨八股》的演講中說：“如果是不但口頭上提倡提倡而且自己真想實行大眾化的人，那就要實地跟老百姓去學，否則仍然‘化’不了的。有些天天喊大眾化的人，連三句老百姓的話都講不來，可見他就沒有下過決心跟老百姓學，實在他的意思仍是小眾化。”1942年5月，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中指出：“我們是站在無產階級的和人民大眾的立場。對于共產黨員來說，也就是要站在黨的立場，站在黨性和黨的政策的立場。在這個問題上，我們的文藝工作者中是否還有認識不正確或者認識不明確的呢?我看是有的。許多同志常常失掉了自己的正確的立場。……如果有人要反共反人民，要一天一天走上反動的道路，那我們就要堅決反對。至于對人民群眾，對人民的勞動和斗爭，對人民的軍隊，人民的政黨，我們當然應該贊揚。……你要群眾了解你，你要和群眾打成一片，就得下決心，經過長期的甚至是痛苦的磨練。在這里，我可以說一說我自己感情變化的經驗。我是個學生出身的人，在學校養成了一種學生習慣，在一大群肩不能挑手不能提的學生面前做一點勞動的事，比如自己挑行李吧，也覺得不像樣子。那時，我覺得世界上干凈的人只有知識分子，工人農民總是比較臟的。知識分子的衣服，別人的我可以穿，以為是干凈的;工人農民的衣服，我就不愿意穿，以為是臟的。革命了，同工人農民和革命軍的戰士在一起了，我逐漸熟悉他們，他們也逐漸熟悉了我。這時，只是在這時，我才根本地改變了資產階級學校所教給我的那種資產階級的和小資產階級的感情。這時，拿未曾改造的知識分子和工人農民比較，就覺得知識分子不干凈了，最干凈的還是工人農民，盡管他們手是黑的，腳上有牛屎，還是比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都干凈。這就叫做感情起了變化，由一個階級變到另一個階級。我們知識分子出身的文藝工作者，要使自己的作品為群眾所歡迎，就得把自己的思想感情來一個變化，來一番改造。沒有這個變化，沒有這個改造，什么事情都是做不好的，都是格格不入的。……。許多同志愛說‘大眾化’，但是什么叫做大眾化呢?就是我們的文藝工作者的思想感情和工農兵大眾的思想感情打成一片。而要打成一片，就應當認真學習群眾的語言。如果連群眾的語言都有許多不懂，還講什么文藝創造呢?英雄無用武之地，就是說，你的一套大道理，群眾不賞識。在群眾面前把你的資格擺得越老，越像個‘英雄’，越要出賣這一套，群眾就越不買你的賬。……什么是人民大眾呢?最廣大的人民，占全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是工人、農民、兵士和城市小資產階級。所以我們的文藝，第一是為工人的，這是領導革命的階級。第二是為農民的，他們是革命中最廣大最堅決的同盟軍。第三是為武裝起來了的工人農民即八路軍、新四軍和其他人民武裝隊伍的，這是革命戰爭的主力。第四是為城市小資產階級勞動群眾和知識分子的，他們也是革命的同盟者，他們是能夠長期地和我們合作的。這四種人，就是中華民族的最大部分，就是最廣大的人民大眾。”毛澤東要求文藝工作者：“一定要把立足點移過來，一定要在深入工農兵群眾、深入實際斗爭的過程中，在學習馬克思主義和學習社會的過程中，逐漸地移過來，移到工農兵這方面來，移到無產階級這方面來。只有這樣，我們才能有真正為工農兵的文藝，真正無產階級的文藝。……一切共產黨員，一切革命家，一切革命的文藝工作者，都應該學魯迅的榜樣，做無產階級和人民大眾的‘牛’，鞠躬盡瘁，死而后已。知識分子要和群眾結合，要為群眾服務，需要一個互相認識的過程。這個過程可能而且一定會發生許多痛苦，許多磨擦，但是只要大家有決心，這些要求是能夠達到的。”1942年12月，毛澤東在陜甘寧邊區高級干部會議上作的《經濟問題與財政問題》報告中說：“我們要發展公營經濟，但是我們不要忘記人民給我們幫助的重要性。……為了抗日和建國的需要，人民是應該負擔的，人民很知道這種必要性。在公家極端困難時，要人民多負擔一點，也是必要的，也得到人民的諒解。但是我們一方面取之于民，一方面就要使人民經濟有所增長，有所補充。這就是對人民的農業、畜牧業、手工業、鹽業和商業，采取幫助其發展的適當步驟和辦法，使人民有所失同時又有所得，并且使所得大于所失，才能支持長期的抗日戰爭。……一切空話都是無用的，必須給人民以看得見的物質福利。我們還有許多同志的頭腦沒有變成一個完全的共產主義者的頭腦，他們只是做了一個方面的工作，即是只知向人民要這樣那樣的東西，糧呀，草呀，稅呀，這樣那樣的動員工作呀，而不知道做另外一方面的工作，即是用盡力量幫助人民發展生產，提高文化。……我們的第一個方面的工作并不是向人民要東西，而是給人民以東西。我們有什么東西可以給予人民呢?就目前陜甘寧邊區的條件說來，就是組織人民、領導人民、幫助人民發展生產，增加他們的物質福利，并在這個基礎上一步一步地提高他們的政治覺悟與文化程度。為著這個，我們應該不惜風霜勞苦，夜以繼日，勤勤懇懇，切切實實地去研究人民中間的生活問題，生產問題，耕牛、農具、種子、肥料、水利、牧草、農貸、移民、開荒、改良農作法、婦女勞動、二流子勞動、按家計劃、合作社、變工隊、運輸隊、紡織業、畜牧業、鹽業等等重要問題，并幫助人民具體地而不是講空話地去解決這些問題。”1943年6月1日，毛澤東為中共中央起草《關于領導方法的若干問題》的決定中強調：“我們共產黨人無論進行何項工作，有兩個方法是必須采用的，一是一般和個別相結合，二是領導和群眾相結合。……只有領導骨干的積極性，而無廣大群眾的積極性相結合，便將成為少數人的空忙。……在我黨的一切實際工作中，凡屬正確的領導，必須是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從群眾中集中起來又到群眾中堅持下去，以形成正確的領導意見，這是基本的領導方法。……斗爭愈是艱苦，就愈是需要共產黨人的領導和廣大群眾的要求密切相結合，愈是需要共產黨人的一般號召和個別指導密切地相結合，而徹底粉碎主觀主義的和官僚主義的領導方法。”1944年9月8日，毛澤東在中共中央警備團追悼張思德的會議上作《為人民服務》的演講，他說：“我們的共產黨和共產黨所領導的八路軍、新四軍，是革命的隊伍。我們這個隊伍完全是為著解放人民的，是徹底地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因為我們是為人民服務的，所以，我們如果有缺點，就不怕別人批評指出。不管是什么人，誰向我們指出都行。只要你說得對，我們就改正。你說的辦法對人民有好處，我們就照你的辦。……只要我們為人民的利益堅持好的，為人民的利益改正錯的，我們這個隊伍就一定會興旺起來。……中國人民正在受難，我們有責任解救他們，我們要努力奮斗。要奮斗就會有犧牲，死人的事是經常發生的。但是我們想到人民的利益，想到大多數人民的痛苦，我們為人民而死，就是死得其所。不過，我們應當盡量地減少那些不必要的犧牲。我們的干部要關心每一個戰士，一切革命隊伍的人都要互相關心，互相愛護，互相幫助。”1945年4月24日，毛澤東在中共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上作《論聯合政府》的政治報告，指出：“按照孫先生的原則和中國革命的經驗，在現階段上，中國的經濟，必須是由國家經營、私人經營和合作社經營三者組成的。而這個國家經營的所謂國家，一定要不是‘少數人所得而私’的國家，一定要是在無產階級領導下而‘一般平民所共有’的新民主主義的國家。……新民主主義的文化，同樣應該是‘為一般平民所共有’的，即是說，民族的、科學的、大眾的文化，決不應該是‘數人所得而私’的文化。……沒有一個新民主主義的聯合統一的國家，沒有新民主主義的國家經濟的發展，沒有私人資本主義經濟和合作社經濟的發展，沒有民族的科學的大眾的文化即新民主主義文化的發展，沒有幾萬萬人民的個性的解放和個性的發展，一句話，沒有一個由共產黨領導的新式的資產階級性質的徹底的民主革命，要想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廢墟上建立起社會主義社會來，那只是完全的空想。……農民——這是現階段中國文化運動的主要對象。所謂掃除文盲，所謂普及教育，所謂大眾文藝，所謂國民衛生，離開了三億六千萬農民，豈非大半成了空話?……中國國民文化和國民教育的宗旨，應當是新民主主義的;就是說，中國應當建立自己的民族的、科學的、人民大眾的新文化和新教育。”毛澤東特別指出：“共產黨人的一切言論行動，必須以合乎最廣大人民群眾的最大利益，為最廣大人民群眾所擁護為最高標準。應該使每一個同志懂得，只要我們依靠人民，堅決地相信人民群眾的創造力是無窮無盡的，因而信任人民，和人民打成一片，那就任何困難也能克服，任何敵人也不能壓倒我們，而只會被我們所壓倒。”1945年6月11日，毛澤東在中共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閉幕詞用愚公移山的故事號召全黨和全國人民“下定決心，不怕犧牲，排除萬難，去爭取勝利”，他說：“中國是中國人民的，不是反動派的。……我們一定要堅持下去，一定要不斷地工作，我們也會感動上帝的。這個上帝不是別人，就是全中國的人民大眾。全國人民大眾一齊起來和我們一道挖這兩座山，有什么挖不平呢?”1945年8月13日，毛澤東在延安干部會議上作《抗日戰爭勝利后的時局和我們的方針》演講，他說：“從整個形勢看來，抗日戰爭的階段過去了，新的情況和任務是國內斗爭。蔣介石說要‘建國’，今后就是建什么國的斗爭。是建立一個無產階級領導的人民大眾的新民主主義的國家呢，還是建立一個大地主大資產階級專政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國家?這將是一場很復雜的斗爭。目前這個斗爭表現為蔣介石要篡奪抗戰勝利果實和我們反對他的篡奪的斗爭。這個時期如果有機會主義的話，那就是不力爭，自愿地把人民應得的果實送給蔣介石。”

　　1947年10月10日，毛澤東為中國人民解放軍總部起草政治宣言《中國人民解放軍宣言》：“本軍作戰目的，迭經宣告中外，是為了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的解放。……本軍是中國人民的軍隊，一切以中國人民的意志為意志。……我偉大祖國哪一天能由黑暗轉入光明，我親愛同胞哪一天能過人的生活，能按自己的愿望選擇自己的政府，依靠我們的努力來決定。”1947年12月25日，毛澤東在中共中央會議上作《目前形勢和我們的任務》的報告中指出：“日本投降以后，農民迫切地要求土地，我們就及時地作出決定，改變土地政策，由減租減息改為沒收地主階級的土地分配給農民……中國土地法大綱規定，在消滅封建性和半封建性剝削的土地制度、實行耕者有其田的土地制度的原則下，按人口平均分配土地。這是最徹底地消滅封建制度的一種辦法，這是完全適合于中國廣大農民群眾的要求的。……全黨必須明白，土地制度的徹底改革，是現階段中國革命的一項基本任務。如果我們能夠普遍地徹底地解決土地問題，我們就獲得了足以戰勝一切敵人的最基本的條件。……我們清醒地知道，在我們的前進道路上，還會有種種障礙，種種困難，我們應當準備對付一切內外敵人的最大限度的抵抗和掙扎。但是，只要我們能夠掌握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科學，信任群眾，緊緊地和群眾一道，并領導他們前進，我們是完全能夠超越任何障礙和戰勝任何困難的，我們的力量是無敵的。”1948年1月18日，毛澤東為中共中央起草的《關于目前黨的政策中的幾個重要問題》的決定中就政權問題指出：“新民主主義的政權是工人階級領導的人民大眾的反帝反封建的政權。所謂人民大眾，是包括工人階級、農民階級、城市小資產階級、被帝國主義和國民黨反動政權及其所代表的官僚資產階級(大資產階級)和地主階級所壓迫和損害的民族資產階級，而以工人、農民(兵士主要是穿軍服的農民)和其他勞動人民為主體。……在將來，革命在全國勝利之后，中央和地方各級政府，都應當由各級人民代表大會選舉。”1948年4月1日，毛澤東《在晉綏干部會議上的講話》中指出：“新民主主義的革命，不是任何別的革命，它只能是和必須是無產階級領導的，人民大眾的，反對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的革命。……土地改革的目的是消滅封建剝削制度，即消滅封建地主之為階級，而不是消滅地主個人。因此，對地主必須分給和農民同樣的土地財產，并使他們學會勞動生產，參加國民經濟生活的行列。除了可以和應當懲辦那些為廣大人民群眾所痛恨的查有實據的罪大惡極的反革命分子和惡霸分子以外，必須實行對一切人的寬大政策，禁止任何的亂打亂殺。……無產階級領導的，人民大眾的，反對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的革命，這就是中國的新民主主義的革命，這就是中國共產黨在當前歷史階段的總路線和總政策。依靠貧農，團結中農，有步驟地、有分別地消滅封建剝削制度，發展農業生產，這就是中國共產黨在新民主主義的革命時期，在土地改革工作中的總路線和總政策。”1948年4月2日，毛澤東《對晉綏日報編輯人員的談話》中指出：“我黨二十幾年來，天天做群眾工作，近十幾年來，天天講群眾路線。我們歷來主張革命要依靠人民群眾，大家動手，反對只依靠少數人發號施令。……報紙工作人員為了教育群眾，首先要向群眾學習。”1949年2月16日，毛澤東在《國民黨反動派由“呼吁和平”變為呼吁戰爭》一文中向長江流域和南方的人民大眾指出：“站在你們頭上橫行霸道的國民黨死硬派，沒有幾天活命的時間了，我們和你們是站在一個方面的，一小撮死硬派不要幾天就會從寶塔尖上跌下去，一個人民的中國就要出現了。 ”1949年6月15日，毛澤東《在新政治協商會議籌備會上的講話》中滿懷詩意地指出：“中國人民將會看見，中國的命運一經操在人民自己的手里，中國就將如太陽升起在東方那樣，以自己的輝煌的光焰普照大地，迅速地蕩滌反動政府留下來的污泥濁水，治好戰爭的創傷，建設起一個嶄新的強盛的名副其實的人民共和國。”1949年8月14日，毛澤東為新華社撰寫的旨在揭露美國對華政策的《丟掉幻想，準備斗爭》一文中，用辛辣的筆觸寫道：“帝國主義給自己準備了滅亡的條件。殖民地半殖民地的人民大眾和帝國主義自己國家內的人民大眾的覺悟，就是這樣的條件。帝國主義驅使全世界的人民大眾走上消滅帝國主義的偉大斗爭的歷史時代。……為了侵略的必要，帝國主義給中國造成了數百萬區別于舊式文人或士大夫的新式的大小知識分子。對于這些人，帝國主義及其走狗中國的反動政府只能控制其中的一部分人，到了后來，只能控制其中的極少數人，例如胡適、傅斯年、錢穆之類，其他都不能控制了，他們走到了它的反面。學生、教員、教授、技師、工程師、醫生、科學家、文學家、藝術家、公務人員，都造反了，或者不愿意再跟國民黨走了。共產黨是一個窮黨，又是被國民黨廣泛地無孔不入地宣傳為殺人放火，奸淫搶掠，不要歷史，不要文化，不要祖國，不孝父母，不敬師長，不講道理，共產公妻，人海戰術，總之是一群青面獠牙，十惡不赦的人。可是，事情是這樣地奇怪，就是這樣的一群，獲得了數萬萬人民群眾的擁護，其中，也獲得了大多數知識分子尤其是青年學生們的擁護。……先進的人們，共產黨人，各民主黨派，覺悟了的工人，青年學生，進步的知識分子，有責任去團結人民中國內部的中間階層、中間派、各階層中的落后分子、一切還在動搖猶豫的人們(這些人們還要長期地動搖著，堅定了又動搖，一遇困難就要動搖的)，用善意去幫助他們，批評他們的動搖性，教育他們，爭取他們站到人民大眾方面來，不讓帝國主義把他們拉過去，叫他們丟掉幻想，準備斗爭。”

　　毛澤東在致力于人民解放的戰爭生涯中，堅持一切為了人民大眾，同時，他又善于依靠人民大眾，喚起人民大眾，讓人民大眾實現自我解放。正如他在《論持久戰》中提出的“兵民是勝利之本”，他把共產黨的軍隊改造成為一支踐行“三大紀律八大注意”的執行政治任務的人民之師，這支部隊所到之處，“敵人望風披靡，人民歡聲雷動”，依靠著人民的力量和支持，中國共產黨歷經28年艱苦卓絕的武裝斗爭，推翻了一個與人民為敵的舊政權，建立了中國歷史上第一個人民當家作主的人民民主專政的新政權。在建設社會主義新中國的過程中，毛澤東依然為的是人民大眾，依靠的是人民大眾。

　　1955年3月，毛澤東《在中國共產黨全國代表會議上的講話》中指出：“不要逞英雄。事業是多數人做的，少數人的作用是有限的。應當承認少數人的作用，就是領導者、干部的作用，但是，沒有什么了不起的作用，有了不起的作用的還是群眾。干部與群眾的正確關系是，沒有干部也不行，但是，事情是廣大群眾做的，干部起一種領導作用，不要夸大干部的這種作用。沒有你就不得了嗎?歷史證明，各種事實證明，沒有你也行。……沒有你，地球就不轉了嗎?地球還是照樣地轉，事業還是照樣地進行，也許還要進行得好些。孔夫子早已沒有了，我們中國有了共產黨，總比孔夫子高明一點吧，可見沒有孔夫子事情還做得好一些嘛!”1955年6月，毛澤東《為〈人民日報〉發表〈關于胡風反革命集團的第三批材料〉寫的按語》中指出：“在國際國內尚有階級和階級斗爭存在的時代，奪取了國家權力的工人階級和人民大眾，必須鎮壓一切反革命階級、集團和個人對于革命的反抗，制止他們的復辟活動，禁止一切反革命分子利用言論自由去達到他們的反革命目的。……人民大眾開心之日，就是反革命分子難受之時。”1958年1月，毛澤東在《工作方法六十條(草案)》中要求：“全黨要鼓起干勁，打掉官風，實事求是，同人民打成一片，盡可能地糾正一切工作上、作風上、制度上的缺點和錯誤。……人們的工作有所不同，職務有所不同，但是任何人不論官有多大，在人民中間都要以一個普通勞動者的姿態出現。……今年九月以前，要醞釀一下我不作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的問題。先在各級干部中間，然后在工廠和合作社中間，組織一次鳴放辯論，征求干部和群眾的意見，取得多數人的同意。這是因為去掉共和國主席這個職務，專做黨中央主席，可以節省許多時間做一些黨所要求我做的事情。這樣，對于我的身體狀況也較為適宜。如果在辯論中群眾發生抵觸情緒，不贊成這個建議，可以向他們說明，在將來國家有緊急需要的時候，只要黨有決定，我還是可以出任這種國家領導職務的。現在和平時期，以去掉一個主席職務較為有利。關于這個請求，已經得到中央政治局以及中央和地方許多同志的同意，認為這是一個好主意。所有這些，請向干部和群眾解釋清楚，免除誤會。”1958年5月，毛澤東在中國共產黨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第二次會議上的講話中指出：“跟什么人走的問題，首先跟什么人?首先是跟人民學習，跟人民走，人民里面這么多干勁，多快好省。……不管你地位多高、官多大、多么有名，如果不下去聯系人民，或者向與人民有聯系的干部同志們接觸，不與人民中的積極分子接觸，只要半年你不與人民聯系，什么也不知道，就貧乏了。”1958年11月，毛澤東在鄭州工作會議上針對浮夸之風要求：“提倡實事求是，不要謊報，不要把別人的豬報成自己的，不要把三百斤麥子報成四百斤。今年的九千億斤糧食，最多是七千四百億斤，把七千四百億斤當數，其余一千六百億斤當作謊報，比較妥當。人民是騙不了的。過去的戰報，謊報戰績只能欺騙人民，欺騙不了敵人，敵人看了好笑。有真必有假，真真假假搞不清。偃師縣原想瞞產，以多報少，也有的以少報多。《人民日報》最好要冷靜一點。要把解決工作方法問題，當成重點，黨的領導，群眾路線，實事求是。”1959年2月27日，毛澤東在鄭州召開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指出：“這樣一來，‘共產風’就刮起來了。即是說，在某種范圍內，實際上造成了一部分無償占有別人勞動成果的情況。當然，這里面不包括公共積累、集體福利、經全體社員同意和上級黨組織批準的某些統一分配辦法，如糧食供給制等，這些都不屬于無償占有性質。無償占有別人勞動的情況，是我們所不許可的。……對于民族資產階級的生產資料，我們沒有采取無償剝奪的辦法，而是實行贖買政策。因為他們雖然是剝削者，但是他們曾經是民主革命的同盟者，現在又不反對社會主義改造。我們采取贖買政策，就使我們在政治上獲得主動，經濟上也有利。同志們，我們對于剝削階級的政策尚且是如此，那末，我們對于勞動人民的勞動成果，又怎么可以無償占有呢?”1959年6月，毛澤東在廬山會議上指出：“要把衣、食、住、用、行五個字安排好，這是六億五千萬人民安定不安定的問題。……共產主義風格有兩種：一種是真要搞共產主義;另一種，這種占多數，是事情歸他辦，權力都歸他，他就說是‘共產主義’，歸人家就是‘資本主義’。山東曹縣出現搶糧現象，這很好，搶得還少了，搶多了可以引起我們的注意。對那些摧殘人民積極性的官僚主義就是要整一下。”1959年9月13日，毛澤東在參加中國人民共和國第一屆運動會開幕式時說：“我們就是要讓外國人看看，中國人的命運一旦掌握在勞動人民自己的手中，什么樣的人間奇跡都可以創造出來。”1959年9月15日，毛澤東在與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負責人和著名無黨派人士座談時指出：“讓我們的國家盡快富起來，強大起來，讓全國的老百姓都盡快過上好日子。……我們靠的是人民專政，在人民群眾監督的汪洋大海中，什么樣的壞人也逃不過人民群眾的眼睛。”1959年11月12日，毛澤東在西湖邊與衛士李銀橋談話時說：“我不想哪一天，在中國的大地上再出現人剝削人的現象，再出現資本家、企業主、雇工、妓女和吸食鴉片煙，如果那樣，許多烈士的血就白流了。”1959年12月至1960年2月期間，毛澤東在《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的談話》中指出：“人口雖多，但是勞動生產率遠遠比不上人家，還要繼續緊張地努力若干年，分幾個階段，把我們的國家搞強大起來，使我們的人民進步起來。我們要教育人民，不是為了個人，而是為了集體，為了后代，為了社會前途而努力奮斗。要使人民有這樣的覺悟。”1960年3月23日，毛澤東在為山東六級干部會議秘書處編印材料的批語《堅決制止重刮“共產風”等違法亂紀行為》中指出：“在一些縣、社中，去年三月鄭州決議忘記了，去年四月上海會議十八個問題的規定也忘記了，‘共產風’、浮夸風、命令風又都刮起來了。一些公社工作人員很狂妄，毫無紀律觀點，敢于不得上級批準，一平二調。另外還有三風：貪污、浪費、官僚主義，又大發作，危害人民。什么叫做價值法則，等價交換，他們全不理會。……我們主張堅決撤掉或法辦的，是指那些錯誤極嚴重、民憤極大的人們。在工作能力上實在不行、無法繼續下去的人們，也必須堅決撤換。”1960年5月27日，毛澤東同英國陸軍元帥蒙哥馬利談話時有過這樣一段對話：

　　蒙：我衡量一個政治領袖的標準是看他是否會為了地位而犧牲他的原則。你同意不同意這樣一種標準?如果一個領袖為了取得很高的地位而犧牲他的原則，他就不是一個好人。

　　毛：我的意見是這樣的，一個領袖應該是絕大多數人的代言人。

　　蒙：但是他也不能犧牲他的原則啊!

　　毛：這就是原則，他應該代表人民的愿望。

　　蒙：他必須帶領人民去做最有利的事。

　　毛：他必須是為了人民的利益。

　　蒙：但是人民并不經常知道什么對他們最有利，領袖必須帶領他們去做對他們有利的事情。

　　毛：人民是懂事情的。終究還是人民決定問題。正因為克倫威爾代表人民，所以國王才被迫讓步。

　　1960年11月15日，毛澤東在《徹底糾正“五風”》指示中要求：“一定要走群眾路線，充分發動群眾自己起來糾正干部的五風不正，反對恩賜觀點。下決心的問題，要地、縣、社三級下決心(堅強的貫徹到底的決心)，首先要省委一級下決心，現在是下決心糾正錯誤的時候了。只要情況明，決心大，方法對，根據中央十二條指示，讓干部真正學懂政策(即十二條)，又把政策交給群眾，幾個月時間就可把局面轉過來，湖北的經驗就是明證。”1960年11月27日，毛澤東在各中央局匯報工作時說：“生我者父母，養我者人民。人民群眾的每一件小事，都應當是我們共產黨人的大事。我們共產黨人干革命、搞社會主義，為什么?為的是全國的老百姓。從土改到互助組，到初級社、高級社，再到人民公社，我們走的是集體化道路;我們要把全國人民的喜怒哀樂、冷熱苦暖時時刻刻掛在心上。我們這些人都是全國人民大眾的公仆，不是老爺，凡是那些一心想當官做老爺的人，不關心老百姓疾苦的人，應當從共產黨人的革命隊伍中開除出去……中央定的政策，我是領頭的，有缺點，有錯誤，第一個要負責任的是我;北戴河會議決議，有些內容寫過了頭，我向大家、向全國人民做自我批評，大家也可以批評我的每一個缺點和每一個錯誤，關鍵是改正;凡是愿意接受批評并愿意改正錯誤的人，我和他們是坐在同一條板凳上的……想想那些為革命犧牲了的烈士們，難道還有什么缺點錯誤不能改正、還有什么困難能夠阻擋住我們在社會主義的道路上前進嗎?”1960年11月28日，毛澤東在《永遠不許一平二調》指示中要求：“無論何時，隊的產業永遠歸隊所有或使用，永遠不許一平二調。公共積累一定不能多，公共工程也一定不能過多。不是死規定幾年改變農村面貌，而是依情況一步一步地改變農村面貌。”1960年12月26日，毛澤東對身邊的人說：“明年要成為實事求是年，你們是我身邊的人，人民公社、大躍進、大辦食堂，到底好不好?你們下去，聽聽群眾有什么意見?告訴我，要講真話。”1960年12月30日，毛澤東在中共中央工作會議上聽取匯報時說：“縣、社寧可把家業統統賠進去，破產也要賠。因為我們剝奪了農民，這是馬列主義完全不許可的。平調農民的勞動果實，比地主、資本家剝削還厲害，資本家還要花點代價，只是不等價，平調卻什么都不給。一定要堅決退賠，各部門、各行各業平調的東西都要堅決退賠。賠到什么都沒有，公社只要有幾個人、幾間茅屋能辦公就行。不要怕公社沒有東西，公社原來就沒有東西，它不是白手起家的，是‘黑手’起家的。所有縣、社的工業，房屋，其他財產等，凡是平調來的，都要退賠，只有退賠光了，才能白手起家。縣、社干部可能會不滿意，但是只有這樣，才能得到群眾，得到農民滿意，得到工農聯盟。我們在井岡山時期紅四軍的布告中就講平買平賣，‘八項注意’中就有買賣公平這一條。平買平賣就是等價交換。我們歷來主張買賣公平，等價交換。公社在短短的時間內，搞來了那么多東西，怎么搞來的?那不是白手起家的，要堅決退賠。”1961年1月13日，毛澤東在中共中央工作會議上要求《大興調查研究之風》，他說：“去做調查，就是要使自己心里有底，沒有底是不能行動的。了解情況，要用眼睛看，要用口問，要用手記。談話的時候還要會談，不然就會受騙。要看群眾是不是面有菜色，群眾的糧食究竟是很缺，還是夠，還是很夠，這是看得出來的。”1961年2月6日，毛澤東在杭州談到大食堂問題時說：“食堂劃小為好，幾戶人家辦一個，大了恐怕對生產不利。要多樣化，有長期食堂，有農忙食堂，也有自己燒飯。辦食堂一定要適合群眾的要求。總而言之，不論辦什么事一定要適合情況，適合情況了就能增產，適合情況了群眾就高興。”1961年2月12日，毛澤東在張平化、羅瑞卿等陪同下登岳麓山時說：“我總希望在我有生之年，多為人民辦些事情，多為黨做些工作……要想辦法把中國的事情辦好，把老百姓的事情辦好。”1961年5月，毛澤東就農村調查問題給張平化的信中說：“各級黨委，不許不作調查研究工作，絕對禁止黨委少數人不作調查，不同群眾商量，關在房子里，作出害死人的主觀主義的所謂政策。”1961年9月28日，毛澤東結束考察回到北京，發現工作人員趁他離開擅自修繕了房間后大發雷霆，他說：“現在正是國家困難時期，誰叫你們這么干的?老百姓還在挨餓，你們卻在這里給我修房子，這還像共產黨人干的事情嗎?”從此毛澤東搬進了中南海游泳池的休息室，以后再也沒有回到菊香書屋。1961年12月19日毛澤東在天津聽李雪峰等匯報時說：“為官一任，造福一方，是我們每個共產黨人的責任和義務。要眼睛向下，真心實意地向群眾請教;要曉得，群眾中蘊藏著無窮無盡的智慧和創造力，一旦迸發出來，我們的社會主義事業將會迅速地得到發展……中國幾千年來，真正為老百姓辦事情的政府和官吏不多;新中國成立以后，我們為人民辦了幾件事，但還遠遠不夠，要想方設法為人民多辦事、辦實事。”1962年1月30日，毛澤東在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七千人大會)上說：“必須站在人民群眾這一邊，絕不能站到人民敵人那一邊去。這是一個馬克列寧主義者的根本立場問題。……一個真正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者，必須堅定地站在占世界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大眾這一邊。……解決人民內部矛盾，不能用咒罵，也不能拳頭，更不能用刀槍，只能用討論的方法，說理的方法，批評與自我批評的方法。一句話，只能用民主的方法，讓群眾講話的方法。……不負責任，怕負責任，不許人講話，老虎屁股摸不得，凡是采取這種態度的人，10個就有10個要失敗……讓人講話，天不會塌下來，自己也不會垮臺，不讓人講話呢?那就難免有一天要垮臺。……我們現在不是有許多困難嗎?不依靠群眾，不發動群眾和干部的積極性，就不可能克服困難。但是，如果不向群眾和干部說明情況，不向群眾和干部交心，不讓他們說出自己的意見，他們還對你感到害怕，不敢講話，就不可能發動他們的積極性。……沒有民主，就不可能正確地總結經驗。沒有民主，意見不是從群眾中來，就不可能制定出好的路線、方針、政策和辦法。……我們充分地發揚了民主，就能把黨內、黨外廣大群眾的積極性調動起來，就能使占總人口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人民大眾團結起來。做到了這些，我們的工作就會越做越好，我們遇到的困難就會較快地得到克服，我們事業的發展就會順利得多。”1962年4月，毛澤東跟要到地方工作的李銀橋作別時說：“你離開我以后，要多向工人階級和農民學習，多向你身邊的同志們學習，要眼睛向下，不要翹尾巴。”1962年8月9日，毛澤東《在北戴河中央工作會議中心小組會上的講話》中指出：“要有分析，不要講一片光明，也不能講一片黑暗，一九六○年以來，不講一片光明了，只講一片黑暗，或者大部分黑暗。思想混亂，于是提出任務：單干，全部或者大部單干。據說只有這樣才能增產糧食，否則農業就沒有辦法。包產百分之四十到戶，單干、集體兩下競賽，這實質上叫大部分單干。任務提得很明確，兩極分化，貪污盜竊，投機倒把，討小老婆，放高利貸，一邊富裕，而軍、烈、工、干四屬，五保戶這邊就要貧困。……農村的事，依靠貧農，還要爭取中農，我們是按勞分配，但要照顧四屬、五保。……五八年十一月第一次鄭州會議，提出的商業政策，沒執行，按勞分配的政策，也不執行，不是促進農業，集體經濟的發展，反而起了不利的影響。商業部應該改個名字，叫‘破壞部’，同志們聽了不高興，我故意講得厲害一點，以便引起注意。商業政策、辦法，要從根本上研究。這幾年兔、羊、鵝有發展，這是因為這幾樣東西不征購。打擊集體，有利單干，這次無論如何得解決這個問題。……財經各部委，從不做報告，事前不請示，事后不報告，獨立王國，四時八節，強迫簽字，上不聯系中央，下不聯系群眾。”1962年江南造船廠制造了我國第一臺一萬兩千噸的自由鍛造水壓機，這是我國機械工業中最大的一臺鍛壓設備，毛澤東得知后高興地說：“中國的工人階級，靠著自己的一雙手，也能制造出世界上頂尖的東西來，這叫什么精神呀，這就叫奮發圖強的精神，這就是我們中華民族精神，我們中華民族是有骨氣的民族，是大有希望的民族。”1963年5月9日，毛澤東在中共浙江省委辦公廳編印的《一批干部參加勞動的材料》上的批語中寫道：“階級斗爭、生產斗爭和科學實驗，是建設社會主義強大國家的三項偉大革命運動，是使共產黨人免除官僚主義，避免修正主義和教條主義，永遠立于不敗之地的確實保證，是使無產階級能夠和廣人勞動群眾聯合起來，實行民主專政的可靠保證。不然的話，讓地、富、反、壞、牛鬼蛇神一齊跑了出來，而我們的干部則不聞不問，有許多人甚至敵我不分，互相勾結，被敵人腐蝕侵襲，分化瓦解，拉出去，打進來，許多工人、農民和知識分子也被敵人軟硬兼施，照此辦理，那就不要很多時間，少則幾年、十幾年，多則幾十年，就不可避免地要出現全國性的反革命復辟，馬列主義的黨就一定會變成修正主義的黨，變成法西斯黨，整個中國就要改變顏色了。請同志們想一想，這是一種多么危險的情景啊!……這一場斗爭是重新教育人的斗爭，是重新組織革命的階級隊伍，向著正在對我們猖狂進攻的資本主義勢力和封建勢力作尖銳的針鋒相對的斗爭，把他們的反革命氣焰壓下去，把這些勢力中間的絕大多數人改造成為新人的偉大的運動，又是干部和群眾一道參加生產勞動和科學實驗，使我們的黨進一步成為更加光榮、更加偉大、更加正確的黨，使我們的干部成為既懂政治、又懂業務、又紅又專，不是浮在上面、做官當老爺、脫離群眾，而是同群眾打成一片，受群眾擁護的真正的好干部。”1963年5月20日，毛澤東在主持起草的《中共中央關于目前農村工作中若干問題的決定》(草案)中指出：“人的正確思想，只能從社會實踐中來，只能從社會的生產斗爭、階級斗爭和科學實驗這三項實踐中來。人們的社會存在，決定人們的思想。而代表先進階級的正確思想，一旦被群眾掌握，就會變成改造社會、改造世界的物質力量。”1963年5月29日，毛澤東在為中共中央起草的指示《論反對官僚主義》中對官僚主義歸納了二十種表現，他指出：“使干部脫離實際，脫離群眾，漠視群眾利益，使黨的路線政策受損失。不作為普通勞動者，不同群眾同甘共苦，政治上空談，不老實，不負責任，不能、無用，埋頭于事務主義，搞特殊化，自私自利，鬧不團結，搞宗派，最后發展蛻化變質。”1963年11月，毛澤東與陳毅談文藝問題時指出：“舊的傳統劇目當然可以保留一些，但主要的是要表現工農兵的形象，要讓無產階級占領舞臺;這里面存在著一個文藝為什么人服務的問題，存在著一個方向問題和路線問題。”1964年1月，毛澤東在徐冰(時任中央統戰部副部長)《關于中央統戰部幾年來若干政策理論性問題的檢查總結》上寫道：“如果我們和我們的后代不能時刻提高警惕，不能逐步提高人民群眾的覺悟，社會主義教育工作做得不深不透，各級領導權不是掌握在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手里，而被修正主義者所篡奪，則我國還可能要走一段資本主義復辟的道路。”1964年2月13日，毛澤東在春節座談會上關于教育革命的談話中指出：“現在這種教育制度，我很懷疑。從小學到大學，一共十六、七年，二十多年看不見稻、菽、麥、黍、稷，看不見工人怎樣做工，看不見農民怎樣種田，看不見商品是怎么交換的，身體也搞壞了，真是害死人。我曾給我的孩子說：‘你下鄉去跟貧下中農說，就說我爸爸說的，讀了幾十年書，越讀越蠢。請叔叔伯伯、姐妹兄弟做老師，向你們來學習。’”1964年6月6日，毛澤東在北京舉行的中共中央工作會議對文藝界的問題指出：“中央文藝團體，還是洋人、死人統治著。一定要深入生活。老搞死人洋人，我們的國家是要亡的。要為工人、貧下中農服務。”關于培養無產階級革命接班人，他說：“要為大多數人民謀利益，為中國人民大多數謀利益，為世界人民大多數謀利益，不是為少數人，不是為剝削階級，不是為資產階級，不是為地、富、反、壞、右。沒有這一條，不能當支部書記，更不能當中央委員。赫魯曉夫是為少數人的利益，我們是為大多數人的利益。……要團結廣大群眾，團結廣大干部，團結這兩個百分之九十五。”1964年6月24日，毛澤東在與越南客人談話時嚴厲批評了中國高級干部的保健工作：“什么都搞特殊化，看病也搞特殊化，我很不贊成搞什么高級病房、高級病床，老百姓有了病怎么辦啊?有那么多的工人、農民，有了病怎么辦?你不級看?不給治?現在的這些醫生，都喜歡給大官看病，還不如三國時期的華佗，華佗給老百姓看病是不收錢的，實行治病救人。”1964年6月27日，毛澤東在《中央宣傳部關于全國文聯和所屬各協會整風情況的報告(草案)》上批示：“這些協會和他們所掌握的大多數(據說有少數幾個好的)，十五年來，基本上(不是一切人)不執行黨的政策，做官當老爺，不去接近工農兵，不去反映社會主義的革命和建設。最近幾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義的邊緣。如不認真改造，勢必在將來的某一天，要變成像匈牙利裴多菲俱樂部那樣的團體。”1964年8月29日，毛澤東在人民大會堂接見尼泊爾教育代表團，就有關中國教育指出：“力量的來源是人民群眾。不反映人民群眾的要求，哪一個也不行。要在人民群眾那里學得知識，制定政策，然后再去教育人民群眾。所以要想當先生，就得先當學生，沒有一個教師不是先當學生的，而且當了教師之后，也還要向人民群眾學習，了解自己學生的情況。”1965年1月29日，毛澤東在陳正人(農機部部長)關于社教蹲點情況報告的批語說：“如果管理人員不到車間小組搞三同，拜老師學一門至幾門手藝，那就一輩子會同工人階級處于尖銳的階級斗爭狀態中，最后必然被工人階級把他們當作資產階級打倒。不學會技術，長期當外行，管理也搞不好，以其昏昏，使人昭昭，是不行的。”1965年5月22日，毛澤東在井岡山茨坪召開的座談會上，就群眾提到農村中缺醫少藥的問題愧疚地說：“是我們的工作沒有做好呢，主要是我，對不起鄉親們;以后，相信我們的黨會認真做好農村的醫療保健工作。”1965年5月25日，毛主席在重上井岡山時講：“絕不要實行對少數人的高薪制度。應該合理地逐步縮小而不應當擴大黨、國家、企業、人民公社的工作人員同人民群眾之間的個人收入的差距。……現在干部的特權對我們的孩子也有影響。他們從小讀的是‘干部子女小學’、‘干部子女中學’。他們比一般工農子弟容易入團入黨。別人沒有的東西，他們能有;別人不能去的地方，他們能去，他們可以看內部電影;他們沒有生活經驗和社會經驗，可是架子很大，有很大的優越感。要教育他們不要靠父母，不要靠先烈，要完全靠自己。我們的干部子弟有些現象令人擔心，井岡山革命精神不能丟了，不能從我們第三代和第四代身上丟了。”1965年6月16日，毛澤東在杭州聽取余秋里、谷牧關于編制“三五”計劃和三線建設問題的匯報時說：“農輕重的次序要違反一下，吃、穿、用每年略有增加就好。計劃要考慮三個因素：第一是老百姓，不要喪失民心;第二是打仗;第三是災荒。”1965年8月15日，毛澤東看了由劉少奇、周恩來等人批轉的國務院副總理兼財政部長李先念向中央和國務院寫的關于糾正一些地區糧食征購任務過重問題的建議，給李寫信：“‘還須下一番苦工夫’，你的意見很對。請你在這幾年內抓緊檢查督促，務必達到藏糧于民的目的，絕對不可以購過頭糧。”1965年6月26日，毛澤東在同醫務人員談話時強調“把醫療衛生工作的重點放到農村去”，他很嚴厲地說：“告訴衛生部，衛生部的工作只給全國人口的百分之十五工作，而這百分之十五中主要還是老爺。廣大農民得不到醫療。一無醫生，二無藥。衛生部不是人民的衛生部，改成城市衛生部或城市老爺衛生部好了。……現在那套檢查治療方法根本不適合農村，培養醫生的方法，也是為了城市，可是中國有五億多農民。脫離群眾，工作把大量人力、物力放在研究高、深、難的疾病上，所謂尖端，對于一些常見病，多發病，普遍存在的病，怎樣預防，怎樣改進治療，不管或放的力量很少。尖端的問題不是不要，只是應該放少量的人力、物力，大量的人力、物力應該放在群眾最需要的問題上去。”1965年8月8日，毛澤東在接見幾內亞教育代表團、總檢察長時的談話中說：“犯了罪的人也要教育。動物也可以教育嘛!牛可以教育它耕田，馬可以教育它耕田、打仗，為什么人不可以教育他有所進步呢?問題是方針和政策的問題，還有方法問題。采取教育的政策，還是采取丟了不要的政策;采取幫助他們的方法，還是采取鎮壓他們的方法。采取鎮壓、壓迫的方法，他們寧可死。你如果采取幫助他們的方法，慢慢來，不性急，一年、兩年、十年、八年，絕大多數的人是可以進步的。……我們的政府是為人民服務的，人民給我們飯吃，吃了飯不為人民服務，干什么?”1965年10月12日，毛澤東在中央工作會議說：“靠老爺，不靠人民，你有飯吃呀?你有衣穿呀?而70%是貧下中農。工廠里也有這個問題。”1965年12月21日，毛澤東在杭州會議上與陳伯達、艾思奇等同志的談話中強調：“政治工作要走群眾路線，單靠首長不行，你能管這么多嗎?許多事你們看不到的，你只能看到一部分。所以要發動人人負責，人人開口，人人鼓動、人人批評。每個人都長著眼睛和嘴，就應該讓他們去看，讓他們去說。群眾的事情由群眾來辦理就是民主，這里有兩條路線，一條是單靠個人來辦，一條是發動群眾來辦。我們的政治是群眾的政治、民主的政治要靠大家來治，而不是靠少數人來治，一定要發動人人開口。每個人既然長了嘴巴，就要負擔兩個責任，一個是吃飯，一個是說話。在壞事情壞作風面前，就要說話，就要負起斗爭的責任來。沒有黨的領導，單靠首長個人來領導，事情一定辦不好，一定要靠黨和同志們來辦事，而不是靠個人來辦，群眾要發動，要形成群眾動手動口的風氣。上面要靠黨的領導，下面要靠廣大群眾，這樣才能把事情辦好。”

　　毛澤東生命的最后十年，他干了一件自已認為一生中最重要的兩件大事之一：發動了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1966年8月8日，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作出了關于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只所以有這個決定，是因為已經發展到了社會主義革命的新階段，在這個階段，“資產階級雖然已經被推翻，但是，他們企圖用剝削階級的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舊習慣，來腐蝕群眾，征服人心，力求達到他們復辟的目的。無產階級恰恰相反，必須迎頭痛擊資產階級在意識形態領域里的一切挑戰，用無產階級自己的新思想，新文化，新風俗，新習慣，來改變整個社會的精神面貌。”然而正是毛澤東所認為的極重要的事情，卻引起了極大的爭議，用毛澤東自己的話就是“理解的不多，反對的不少”，尤其在毛澤東身后，這件事在非常大的范圍內已經成為毛澤東的污點。美國歷史學家莫里斯·邁斯納在《毛澤東的中國和后毛澤東的中國》一書中寫道：“在后澤東的中國，那些自由地談論或撰寫關于文化大革命情況的絕大多數人都是那個時代在政治上有時甚至是在肉體上受到迫害的人，他們在把文革十年描述為一場十足的災難時所具有的政治上和感情上的利害關系，較之毛澤東主義者曾將文革看作是最輝煌的革命勝利時所具有的政治上的利害關系毫不遜色。”爭議仍在繼續，然而毫無疑問的是，毛澤東發動文革的出發點和立足點仍然沒有脫離他的大眾觀，這是他的最后一次革命行動，是為了人民的最后一搏。可以說，沒有毛澤東的大眾觀，就不會有文革。1976年7月28日，唐山地震爆發，整個城市化為廢墟。而此時的毛澤東，生命之燈即將燃盡，連說話都很困難了。然而，關于唐山地震的災情報告，他卻堅持一個字一個字地看完，他拿文件的手是顫抖的，他的眼睛里噙滿了淚水，他把華國鋒叫到床前，說：“盡快去唐山，代表我慰問災區的人民，安置好災民的生活。”毛澤東生前看的最后一個中央文件，是關于唐山災情的，他戀戀不舍地完成了對人民的最后一絲牽掛。1976年9月9日，毛澤東與世長辭。

　　“東方紅，太陽升，中國出了個毛澤東。”這是人民的歌聲。毛澤東是屬于大眾的，他為大眾而生，他為大眾而死。1946年1月，他的兒子毛岸英從蘇聯回國，安排到中央宣傳部工作，而毛澤東卻讓兒子先跟當地的勞模吳有耕學習種田，他說：“你在蘇聯大學畢業了，在中國農村這個大學還沒有畢業。中國是個農業大國，你要深入農村，了解農民。”1964年2月29日，毛澤東在會見金日成后說：“我這個人沒有私心，我不想為我的子女謀求什么，我只想中國的老百姓不要受苦受難，他們是想走社會主義道路的，所以我依靠群眾，不能讓他們再走回頭路。”毛澤東曾在詩中寫道：“蕭瑟秋風今又是，換了人間。”毛澤東引領的中國是從秦始皇建立封建帝國以來中國歷史上第一次真正的社會革命，是世世代代跪俯的大眾站立起來的人間。其實，毛澤東一生僅僅做了一件事，他做了中國二千年來沒有人能夠做到的事，他解放了大眾。

　　“公者千古”，這是毛澤東韶山故居的一則留言。這是對毛澤東一生最準確的評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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