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提要】近年來有人認為，毛澤東對知識分子素無好感，與他年輕時在北京大學圖書館做助理員時的不愉快經歷有關。這種說法是否可靠尚待考證，然而個別學者不加核實就直接引用在學術研究成果之中，使這一說法以訛傳訛，混淆視聽。因而很有必要對這個歷史問題進行史實和文獻的考證，以澄清事實、肅清流言。本文運用扎實、可靠的文獻和史料考證了毛澤東在北大圖書館工作期間的思想主流，考證了新中國成立前后毛澤東未應邀蒞臨北大的真實原因，從而澄清事實、駁斥流言。

　　【關鍵詞】毛澤東 北京大學知識分子

　　作者簡介：李方祥(1973一)，福建師范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副院長、教授、博士生導師(福建福州250117)。

　　原載《馬克思主義研究》

　　近年來，坊間有一種說法頗為流行，認為毛澤東對知識分子素無好感.與他年輕時在北京大學圖書館做助理員時的不愉快經歷有關。這種說法是否可靠尚待考證，然而個別學者不加核實就直接引用在學術研究成果之中，使這一說法以訛傳訛，就值得注意了。比如有部著作在研究“思想改造運動的起源及對中國知識分子的影響” 這個問題時說： “有些研究者把他(指毛澤東，引者注)對知識分子的態度，與他早年在北京大學做圖書館助理員的經歷聯系起來，可能有一定道理。他在延安時，曾對來訪的斯諾說過，他當時受夠了那些教授的氣，他特別提到了羅家倫和傅斯年。這是學術界經常提到的。”1 “學術界經常提到的” 就一定是歷史真相嗎?俗話說“眾口鑠金，積毀銷骨”，即便是謊言如果重復說上數百遍也足可混淆視聽。因而很有必要對這個歷史問題進行史實和文獻的考證，以澄清事實、肅清流言。

　　一、北京大學的工作經歷對毛澤東的人生道路產生的最主要影響是什么?

　　1936年10月，毛澤東與斯諾談起他早年在北大圖書館的工作經歷時說：“由于我的職位低下，人們都不愿同我來往。我的職責中有一項是登記來圖書館讀報的人的姓名，可是他們大多數都不把我當人看待。在那些來看報的人當中，我認出了一些新文化運動的著名領導者的名字，如傅斯年、羅家倫等等，我對他們抱有強烈的興趣。我曾經試圖同他們交談政治和文化問題，可是他們都是些大忙人，沒有時問聽一個圖書館助理員講南方土話。”[2]1918年8月19日，毛澤東赴京.10月楊昌濟將毛澤東推薦給北大圖書館主任李大釗，在圖書館謀得月薪8塊銀圓的助理員職位，一直到1919年3月12日因母親病重而返回湖南。雖然毛澤東當年由于卑微的出身和地位而受到傅斯年、羅家倫等“大忙人”的冷遇，但這些不愉快經歷并沒有對青年毛澤東的成長投下任何陰影。毛澤東在北大圖書館工作時間雖然不長，但是活躍于北京大學的新思想對世界觀、人生觀正在形成的青年毛澤東的熏陶，對毛澤東的人生道路的選擇卻產生了更為深遠、更為深刻的影響。

　　首先，毛澤東遇到了他的人生導師。毛澤東任圖書館助理員期間，一邊工作，一邊拜訪北大名家，如李大釗、陳獨秀、黎錦熙、胡適等人，其中對毛澤東影響最大的是李大釗。這不僅是因為毛澤東在湖南時的老師楊昌濟與李大釗的私交甚篤，還因為工作關系，毛澤東常到李大釗處請教，讀到一些傳播馬克思主義的書刊，曾參加李大釗組織的學生研討各種新思潮的活動[3]。當一般人不太理會這位鄉下來的青年時，毛澤東作為一位積極上進、朝氣蓬勃的青年人，引起了李大釗的注意。并給予更細心的關心、指點和幫助。在當時北大名教授當中也只有李大釗等少數愿意與毛澤東交流思想、相互談心。毛澤東逐漸表現出來的遠大抱負、理想和才干，深得李大釗的賞識。據與毛澤東同去北京的同學蕭三晚年撰寫的回憶文章《一九-&年毛主席在北京和天津》中說：“李大釗同志很器重毛主席，認為他是湖南學生的領袖。”[4] 在李大釗的熱情介紹、幫助下，毛澤東參加了少年中國學會，以及北京大學新聞學研究會、北大哲學研究會等各種進步學生組織及其活動。毛澤東在北京雖然僅有不到半年的時間，但對他來說有了兩個影響其終身的收獲：一是結識了他認為是第一楷模的、中國最早的馬克思主義者李大釗先生，二是接觸到了馬克思列寧主義。1918年11月，毛澤東在天安門廣場聆聽了李大釗《庶民的勝利》的激情演說，這篇演說和李大釗的另一篇文章《布爾什維克主義的勝利》發表在《新青年》雜志上，對毛澤東起到了馬克思主義的啟蒙作用，使毛澤東開始具體地了解十月革命和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雖然在1919年3月離開北大，但他與李大釗還保持著密切的聯系，7月他在湖南創辦《湘江評論》，第二、三、四號連載《民眾的大聯合》一文，1919年8月李大釗主持的《每周評論》第36期稱贊此文“眼光很遠大，議論也很痛快，確是現今的重要文字”[5]。

　　毛澤東在北京大學結識的另一位重要人物是陳獨秀，毛澤東稱他為“思想界的名星”。其實毛澤東還未到北京之前就與陳獨秀有過一段文緣，還在第一師范讀書時的毛澤東就已經是《新青年》的熱心讀者，他撰寫的《體育之研究》就是刊發在1917年4月《新青年》第三卷第二號上。毛澤東在北大期間，除了李大釗、楊昌濟、黎錦熙等先生之外，另一位交往密切的就是文科學長陳獨秀。后來毛澤東自己也說過，“我第一次同他見面是在北京。當時我在國立北京大學，他對我的影響也許比其他任何人的影響都大”[6]。同李大釗一樣。陳獨秀對毛澤東產生的最重要影響就是逐漸使毛澤東認識到解決中國的問題必須靠馬克思列寧主義。1920年初陳獨秀離京赴滬，5月毛澤東送新民學會部分會員留法勤工儉學也到達上海，在此期間毛澤東還同陳獨秀討論過組織湖南改造促成會的計劃和自己讀過的馬克思主義書籍。毛澤東后來追憶這兩位人生導師時說：“我在李大釗手下擔任國立北京大學圖書館助理員的時候，曾經迅速地朝著馬克思主義的方向發展。我在這方面發生興趣，陳獨秀也有幫助。我第二次到上海去的時候，曾經和陳獨秀討論我讀過的馬克思主義書籍。在我一生中可能是關鍵性的這個時期.陳獨秀表明自己信仰的那些話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7] 可以說，毛澤東在北京大學這段人生經歷使他對馬克思主義產生日益濃厚的興趣，思想主流逐漸向共產主義靠攏和成長，為他隨后最終確立馬克思主義的信仰、轉變為一位堅定的共產主義者奠定了思想基礎，影響了毛澤東此后的人生道路和方向。

　　第二，結交了一批志同道合的青年朋友。毛澤東在北京大學不僅遇到了自己的人生導師，同時也由此結交了鄧中夏、羅章龍等一批與他年齡相仿、志趣相同的青年朋友。其中，鄧中夏就是毛澤東的一位志同道合的摯友。鄧中夏比毛澤東小1歲，1915年考入湖南高等師范后經蔡和森介紹而結識了在湖南省立第一師范讀書的毛澤東，1917年畢業后考入北京大學中國文學系。毛澤東到北大圖書館工作時，鄧中夏已經是活躍在北大的學生運動領導人之一，曾組織發動和領導北京各大專院校學生反對段祺瑞政府的游行請愿運動，組織了全國性的學生救國會，發起創辦了以李大釗為顧問的《國民》雜志社，等等。毛澤東在北大雖然時間不長，但與鄧中夏由原先的相識相知到結下了深厚的友誼、成為摯友。五四運動爆發后不久，鄧中夏來到湖南聯絡，向毛澤東等介紹了北京學生運動情況。并商討恢復和改組原湖南學生聯合會問題。接著毛澤東等人在湖南成立了湖南學生聯合會，發動長沙學生總罷課，響應北京的愛國運動。1919年毛澤東籌劃成立問題研究會，草擬《問題研究會章程》并寄給鄧中夏，鄧中夏十分贊同并在1919年10月23日《北京大學日刊》上發表，同時附《鄧康啟事》說：“我的朋友毛君澤東，從長沙寄來問題研究會章程十余張。在北京的朋友看了都說很好。有研究的必要，各向我要了一份去。現在我只剩下一份，要的人還不少，我就借本校日刊登出.以答關心現代問題解決的諸君的雅意。”[8] 在1919年12月中旬毛澤東率驅張請愿團第二次到北京之前，鄧中夏已經參加了李大釗組織的“北京大學馬克斯學說研究會”，他和羅章龍等成立了“亢慕義齋”，搜集、翻澤、油印了一些馬克思主義、共產主義書刊，在當時中文版的馬克思主義著作和介紹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文章還為數不多的情況下，這些材料是極為珍貴的。毛澤東當時讀到的有關馬克思主義的書刊，主要是由李大釗、鄧中夏、羅章龍等介紹和提供的。毛澤東與斯諾談到他建立馬克思主義信仰的時候說到這段經歷：“我第二次到北京期間，讀了許多關于俄國所發生的事情的文章。我熱切地搜尋當時所能找到的極少數共產主義文獻的中文本??使我樹立起對馬克思主義的信仰。”[9] 毛澤東在北京組織驅張活動期間，正是在李大釗先生和鄧中夏、羅章龍等青年朋友的幫助下，從1920年夏天起開始成為一個堅定的馬克思主義者。1920年7月，毛澤東經上海回到湖南，不久便在長沙發起組織了俄羅斯研究會，并于11月建立了長沙共產黨的早期組織。

　　第三。開闊了自己的眼界。北京是全國新文化運動的中心，而北京大學又是新文化運動的發源地。1918年的北京，不僅新文化運動正如火如荼地開展，而且俄國十月革命消息傳人中國，引起了李大釗等一批先進知識分子對俄國革命和布爾什維克主義的興趣和關注，此時的北京思想界正起著一種新的變化。在北大的毛澤東有機會接觸到各種新思想，親身感受Nzlt;京和北京大學新思潮的活躍以及新舊文化的激烈斗爭。他結識并求教于蔡元培、胡適、傅斯年、羅家倫等新文化運動的著名人物.也認識了王光祈、張國燾、康白情、譚平山等后來頗為著名的人物。他還對無政府主義產生了興趣，與無政府主義者、北大學生朱謙之頗為投機，相互討論無政府主義和它在中國的前景。盡管毛澤東當時的思想狀態還是混亂的，但馬克思主義已經開始進入他的視野，初步植入他的思想世界，雖然此時還不占思想主流，但這些朦朧的知識恰恰成為他Et后正式接受馬克思主義的思想基因.北大期間的所見所聞使他“對政治的興趣越來越大，思想也越來越激進”[10]，進一步激發了致力于改變現狀、改造社會的探索。

　　由上述史實我們看到，無論是獲得新知識、結交新朋友，還是個人的志向選擇，在北京大學的這段經歷曾給毛澤東留下了美好的回憶，特別是對于一個身處黑暗中國正苦苦探求國家出路的有志青年來說，得到自己仰慕已久的人生導師的引導、接觸到救國救民的真理。這是毛澤東在北大期間思想收獲的主流。毛澤東本人也是這樣看的，他返回長沙后老同學周世釗曾問過他“有些什么收獲” 時，毛澤東回答道：“我毛澤東和北京大學的進步老師、進步學生有了一定的接觸和聯系。對于北京青年學生的學術活動和政治活動，能互通信息和互通有無了。它為我們今后開展各項革命活動創造了極為有利的條件。”[11]

　　誠然，當年的毛澤東由于職位卑微等原因或許受到一些人的冷遇，這也許是今天有些人提到的所謂“不愉快經歷” 吧，但上述史實已經足以說明，所謂的“不愉快經歷”對青年毛澤東的思想根本沒有產生什么畸形的影響。在毛澤東成為馬克思主義者、走上革命道路之后，作為中國共產黨的重要領導人，他是從中國人民的根本利益出發，盡可能地爭取中國革命的同情者，最大限度地壯大反帝反封建的革命隊伍，爭取和團結廣大知識分子其中也包括持自由主義立場的知識分子。即便是當時不屑與之交談的“大忙人”如傅斯年，毛澤東與他之間的交往根本看不到所謂早年“不愉快經歷” 的影響。這里可舉一例，1945年7月1日，傅斯年、褚輔成、左舜生、黃炎培、冷通、章伯鈞六參政員飛往延安訪問，受到毛澤東的熱情接見，毛澤東與傅斯年還單獨進行了一次談話，稱贊他在五四運動中作出的貢獻。傅斯年謙遜地把自己比喻為不過是陳勝、吳廣，稱贊毛澤東和共產黨才是項羽、劉邦。7月5日是參政員返回重慶的H子，毛澤東應傅斯年題字留念的請求，題寫了唐代詩人章碣《焚書坑》詩，同時給傅斯年寫了一封信解釋了題贈該詩的緣由：“遵囑寫了數字。不像樣子，聊作紀念。今Et聞陳勝吳廣之說，未免過謙，故述唐人語以廣之0”[12] 同時.毛澤東還與朱德、周恩來等其他中共領導人到機場送行話別，毛澤東還托傅斯年轉達自己對胡適老師的問候。可見，當今有些媒體傳言“毛澤東仇恨知識分子，源于當年在北大挨了傅斯年一記耳光”等等，皆為空穴來風的無稽之談。

　　二、新中國成立前后毛澤東“拒絕” 北大邀請的真實原因是什么?

　　有的著作提出：毛澤東由于早年在北大的經歷，產生了不大愉快，新中國成立之初北大校長馬寅初很想讓毛澤東到北大去講一次，但“毛澤東一生對北大沒有什么興趣.對馬寅初的邀請并不放在心上”。此前毛澤東也“很快拒絕” 了北大“五四”紀念會的邀請[13]。毛澤東兩次“拒絕”北大邀請，真實原因是什么呢，是不是坊間傳言的不大愉快的經歷這一緣故呢?

　　新中國成立初期，北大校長馬寅初的確曾經邀請過毛澤東回北大演講，毛澤東也的確表示“不能去”。毛澤東為什么沒有應邀前往呢?根據現有公開的文獻史料看，其原因絕不是有的著作所主觀臆測的那樣，而是另有原因。2005年4月中央文獻出版社出版的《建國以來劉少奇文稿》第3冊披露了這件事的主要前因后果，此外，2012年5月商務印書館出版了徐斌、馬大成編著的《馬寅初年譜長編》，該書作者查閱了中央檔案館館藏文獻，對這個問題的來龍去脈也做了比較詳細的記載。當時的情況是這樣的：1951年9月3日，馬寅初出席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第十二次會議后，向周恩來介紹北大職員政治學習情況：北大湯用彤等l2位教授響應周總理進行思想改造的號召，決定發起北大教職員政治學習運動，提出請毛澤東、周恩來、朱德等中央負責人去北大作報告，并陳述了自己對思想改造運動的意見。周恩來建議馬寅初寫成書面形式呈報，關于請毛澤東演講一事，周恩來建議馬寅初當面向毛澤東說明。晚宴時，周恩來安排馬寅初坐毛澤東身邊匯報北大政治學習情況，并請為北大教員演講。毛澤東欣然首肯[14]。根據周恩來的意見，9月7日馬寅初將有關內容以書信形式呈報，當日周恩來見信后批示送毛澤東等同志傳閱，同時還寫了一段批語： “在上次政府委員會開會后，馬老提及此事，我告以有一兩個同志前往講演即可。請主席講演，我告以當代為轉達。他又提到聽講的教職員和學生當達到兩千人，我即告以主席向這樣多的人講話，精神負擔極大，最好請別的負責同志講演。談話后即送馬老至主席桌上會餐，不知馬老提及此事否?請告。請其他同志講演事，我意請彭真、喬木兩同志各擔任一次。如少奇同志能講一次，當能滿足馬老的熱烈要求，亦請告，以便復馬老。先轉給毛主席。”[15] 周恩來的批語實際上已經很清楚地說明毛澤東未應馬寅初邀請去北大講演的原因：首先，周恩來認為北大的學習會“有一兩個同志前往講演即可”，不必十位領導同志都去;其次，毛澤東不適合去北大講演，這個建議最初是周恩來提議的，這主要是由于聽者有二千人之眾，“向這樣多的人講話，精神負擔極大，最好請別的負責同志講演”。很顯然，事情的真相并非有的學者所猜測的是毛澤東對北大有意見而故意拒絕。9月11日，毛澤東見到周恩來批轉的信后批示： “這種學習很好，可請幾個同志去講演。我不能去。”[16] 毛澤東充分肯定了北大組織的學習活動，贊同周恩來的建議，同時也表示自己無法參加。劉少奇在10日批示表示：“我不講演了。恐亦不需要很多講演，可選擇一些文件學習。”[17]

　　9月18日，中央宣傳部常務副部長胡喬木給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彭真等中央領導寫信建議：“馬寅初所發起的思想改造學習，如果我們給以認真的準備和布置，可能成為一個有效的開端。” 同時還提議“請周總理(已允為北大講演)或彭真同志召集北大支部、市委、中央宣傳部、中央教育部、中央統戰部、中央公安部商定一個動員進步力量、團結教育大多數、孤立打擊極少數反動分子的具體計劃??然后再開始思想改造的講演和文件的學習。北大的經驗可以用來推動全北京和全國的大學教育的改革”[18]。胡喬木的提議得到了毛澤東的同意。同時，北京大學的學習運動開展起來后。教育部認為這種學習對全國高等學校的教師是必要的，決定先由北京、天津高等學校開始，取得經驗.推廣全國。基于這樣的安排，中央領導同志就沒有專門為北大政治學習作報告，黨中央把北大教員政治學習活動納人全國高校知識分子思想改造的全局工作中考慮，9月24日，周恩來主持研究京津二十所高等學校開展以改造思想、改革高等教育為目的的學習運動，決定成立京津高等學校教師學習委員會，由教育部長馬敘倫任總學習委員會主任。9月29日、11月18日，周恩來、彭真分別在北京、天津高等學校教師學習委員會舉辦的報告會上作《關于知識分子的改造問題》、《有關三大運動的一些思想問題》的報告。馬寅初在《北京大學教員的政治學習運動》一文中作了解釋：“中央教育部為了組織北京天津其他各高等學校的同仁參加，并為了避免首長輪流到各大學作報告的困難，決定擴大這次學習的范圍。”[19] 并說明，在周恩來總理的報告之后還安排其他領導人的報告，由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布置與領導學習。

　　通過上述有關文獻史料的考察可知，有的學者僅從毛澤東一封表示“我不能去” 的信就推斷毛澤東沒有應邀前往北大演講是因為青年時代在北大圖書館工作受冷遇而對北大心懷不滿.這完全是沒有任何根據的胡亂猜測，對歷史是一種極為輕率的、不負責的態度，也反映出當前史學界個別人身上存在的不下功夫查閱史料而熱衷摘引片言只語的不良學風。當然，由于受文獻的限制，比如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寫《劉少奇年譜》(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年版)、《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中央文獻出版社1997年版)等文獻，就沒有披露相關史料，馬寅初的有關文獻也比較缺乏， 《毛澤東年譜(1949—1976)》前些年尚未出版，研究者有時不可能對某一歷史問題作出確鑿的闡釋，但是作為嚴謹的史學工作者，缺乏足夠的史料作立論的支撐，就不應當輕下斷言，畢竟歷史真相不是主觀想象出來的。

　　接著再來分析一下1949年毛澤東為什么未出席北京大學紀念五四籌備委員會的邀請。毛澤東在4月28日收到邀請信，30日即予以回復，對邀請表示感謝，同時還解釋不能到會是“因為工作的緣故”，請籌備委員會各位先生原諒，信的最后還“慶祝北大的進步!”[20] 信現已收入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公開出版的《毛澤東書信選集》。實際上，此前毛澤東還收到北大其他類似的邀請信件，如4月20日北京大學學生自治會寫信邀請毛澤東給他們的刊物寫點文章，28日毛澤東回信表示對他們的邀請“我是高興的”，同時解釋說“可惜我近日頗忙，不能應命”[21]。毛澤東因公務繁忙而無法蒞會并非托詞，確是實情。毛澤東身邊工作人員孫勇、李家驥等同志親眼目睹了毛澤東1949年3月進入北平人住香山雙清別墅期間的繁忙工作，稱這是毛澤東一生中最忙、最累、又最亢奮的狀態，“每天，葉子龍秘書從各地送來的文件電報和其他材料中選擇一些重要的請毛主席審閱批示。這些文件摞在一起通常有五寸厚”[22]。毛澤東工作有時忙得連吃飯、睡覺都顧不上，工作人員經常提醒他該吃飯了、早點休息吧，但毛澤東總是說：這么多文件電報材料還沒有看完。等處理完再吃飯休息，不然睡不好覺。4、5月間，三大戰役已經基本結束，但毛澤東和黨中央還要指揮解放軍渡過長江、向全國進軍，軍事部署和指揮作戰的任務仍然相當繁重。毛澤東常常夜以繼日地忘我工作，衛士李家驥勸毛澤東睡會兒覺再工作，可是毛澤東卻說，“不行啊??電報晚發一分鐘，我們前線的戰士就不知道有多少要犧牲;晚一分鐘，我們白區的老百姓就不知遭多少罪”[23]。與此同時，在4月下旬北平、天津兩大城市物價大波動.毛澤東和黨中央還要花相當多的精力研究采取措施克服經濟困難、制止通貨膨脹，同時又要研究制定恢復和發展解放區財政經濟的政策、措施，這一時期毛澤東提出了著名的“公私兼顧、勞資兩利、城鄉互助、內外交流” 的“四面八方”經濟政策。此外，他還要會見陸續到達北平準備參加新政協的社會各界進步人士代表。毛澤東的衛士李家驥說：“毛主席在香山期間工作很忙，白天開會研究工作、接見民主人士，晚上看書、寫材料，經常工作到深夜。有時幾天幾夜也不睡覺，看著看著書就睡著了，醒了繼續工作。”[24] 有的作者沒有對毛澤東當時的工作狀態做認真的歷史考察和分析，就武斷地歸咎于所謂早年不愉快的經歷，其實是十分荒唐的。

　　值得一提的是，毛澤東上述兩封回信都是在Et理萬機之中親筆回復的，這也體現了毛澤東對北京大學的無限關愛之情。據當時與毛澤東同住北京香山、負責中共中央政治秘書室工作的師哲回憶，那時中央機關剛剛從西柏坡來到北京，國民黨的飛機還時來騷擾。每天寄給毛主席的信很多，有幾籮筐。一般信件均由秘書室處理，只有重要的毛主席才會親筆回信。像北大這類的復信，完全可以由田家英代筆。但主席不愿意這樣做，因為北京大學在毛主席的心1中具有很崇高的地位。毛主席常說：北大是最高學府，我們要尊重知識啊![25] 由此看來，毛澤東對北京大學懷有很深厚的感情，絲毫沒有任何的傲慢之情，更看不到所謂早年不愉快的一絲影響。

　　三、毛澤東晚年在知識分子問題上的失誤與北大圖書館的工作經歷是否有關?

　　有的人夸大毛澤東在知識分子問題上的一些失誤，而且還把錯誤的根源追溯到毛澤東由于在北大圖書館工作期間所受的“屈辱經歷” 而萌生的對成功知識分子的“嫉妒心理和仇恨情緒”。還有的甚至極端地認為毛澤東一生對知識分子“通常是沒有好感的”[26]。我認為，這些看法同樣缺乏事實根據。

　　當然，毛澤東晚年在知識分子問題上有過失誤，但是從他的一生對知識分子的認識來看，正確的方面是主要的，即便是在晚年他也并沒有全盤否定、完全打倒知識分子。在民主革命時期，毛澤東充分肯定了知識分子在中國革命中的作用.強調知識分子是中國革命的動力之一，是無產階級可靠的同盟軍，“沒有知識分子的參加，革命的勝利是不可能的”[27]。毛澤東還特別注意制定黨的知識分子政策，堅決糾正黨內“關門主義” 輕視、忽視知識分子的錯誤傾向。1939年12月，毛澤東為中共中央起草了中共歷史上第一個系統闡述黨的知識分子政策的文件—— 《大量吸收知識分子》，提出中國共產黨要爭取廣大的知識分子，只要他們是革命的，愿意參加抗日，一概采取歡迎的態度。毛澤東還十分注意糾正黨的知識分子政策執行中的偏差。1948年1月，他為中共中央起草《關于目前黨的政策中的幾個重要問題》，重點批評了黨內“左” 傾錯誤，對正確執行黨的知識分子政策做了具體的闡述.提出對待知識分子必須采取慎重的態度，認為“知識分子的絕大多數.是可以參加革命或者保持中立的，堅決的反革命分子只占極少數”，對于大多數知識分子“必須分別情況，加以團結、教育和任用”，只對于其中極少數堅決的反革命，才經過群眾路線予以適當的處置。這一正確政策有利于黨在解放戰爭時期團結最大多數的知識分子，建立起廣泛的人民民主統一戰線。新中國成立后，毛澤東還提出了舊知識分子的教育和改造。對受過舊社會資產階級教育的知識分子的改造，從根本上說是世界觀的改造，改造的目的是為人民服務。所以這種改造絕不是有的人所危言聳聽的那樣是“整人”。五四運動以來中國革命的道路證明，走與工農群眾相結合的道路，是中國知識分子唯一正確的道路。正如毛澤東所指出： “知識分子如果不和工農民眾相結合，則將一事無成。革命的或不革命的或反革命的知識分子的最后的分界，看其是否愿意并且實行和工農民眾相結合。他們的最后分界僅僅在這一點??真正的革命者必定是愿意并且實行和工農民眾相結合的。”[28]新中國成立之初開展的知識分子思想改造，同樣也是要解決知識分子“為什么人”這個首要問題，與工農群眾相結合，轉變立場和世界觀，真正培養起與廣大工農群眾的感情。只有這樣才能“有愛國主義方面的共同語言、社會主義制度方面的共同語言，而且還可以有共產主義世界觀方面的共同語言”[29]。盡管這場急風暴雨的思想改造存在著過粗、過火的美中不足之處.盡管有的知識分子受到過不公正的批判和對待，但這樣一個靈魂深處的思想大變動畢竟使絕大多數知識分子“脫胎換骨”，走進新社會、開啟了人生的新起點，成為社會主義的重要建設者，為新中國、為人民群眾貢獻自己的知識智慧。在社會主義建設中，毛澤東重視知識分子的作用。強調“無產階級沒有自己的龐大的技術隊伍和理論隊伍，社會主義是不能建成的”[30]。毛澤東晚年之所以違背了自己過去的正確理論和政策，在意識形態領域發動了過火的政治批判，傷害了一批知識分子，根本原因在于他對社會主要矛盾做了錯誤的判斷，對階級斗爭的形勢做了錯誤的估計，犯了階級斗爭擴大化的錯誤，從而導致了歷史的悲劇。有的人把這些錯誤歸咎于毛澤東早年經歷而產生對知識分子的嫉妒心理和仇恨情緒，這種觀點實際上是把錯誤歸結為毛澤東的個人品質問題。鄧小平在主持起草黨的第二個歷史決議時就明確反對這樣看問題，指出：“現在有些同志把許多問題都歸結到毛澤東同志的個人品質上。實際上，不少問題用個人品質是解釋不了的。”[31] 黨的第二個歷史決議已經做出了科學分析和歷史結論，我們必須堅持。

　　任何人包括革命領袖在內，都不是天生就一貫正確的，對某個具體問題的認識必然要受到其所處時代和社會條件的限制，總是有一個由淺入深、不斷糾正錯誤、逐漸深化的過程。這是唯物史觀評價歷史人物的一個基本原則，正如習近平總書記在紀念毛澤東同志誕辰120周年座談會上的講話中指出的， “對歷史人物的評價，應該放在其所處時代和社會的歷史條件下去分析”，他還指出：“革命領袖是人不是神。盡管他們擁有很高的理論水平、豐富的斗爭經驗、卓越的領導才能，但這并不意味著他們的認識和行動可以不受時代條件限制。”[32] 如果是基于唯物史觀的標準，就不難理解毛澤東晚年在知識分子問題上的“左” 的錯誤，同時也就不難理解毛澤東在大革命時期對知識分子的認識上也存在某些簡單化的傾向。

　　近些年，有的人認為毛澤東“敵視知識分子”， “早在1925年他在《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原文中，就已強烈地表達了他這種心態”[33]。其理由是：毛澤東這篇文章的最初發表的版本把知識分子定為“極端的反革命派”或“半反革命派”。大革命時期我們黨還處于幼年階段，對中國社會階級狀況的復雜性、特殊性，對中國革命領導力量、依靠力量等問題還缺乏深人的了解，其中包括知識分子的階級屬性、在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等，還缺乏深入的研究。不僅是毛澤東，即便是與他同時代的陳獨秀、瞿秋白等黨的早期著名理論家和領導人在當時那樣的客觀歷史條件下，也沒有解決好這個問題，盛行于20世紀30年代中共黨內的“左”傾錯誤還片面強調工人成分，對知識分子采取關門主義的政策。因此我們不能超越時代條件去苛求毛澤東。值得指出的是，毛澤東的偉大之處就在于他善于總結中國革命的經驗教訓，善于從實際調查中發現問題、糾正錯誤。在黨內他是同“左” 傾中央錯誤路線進行斗爭最堅決的一位，他在1933年主持制定的《怎樣分析農村階級》和《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政府關于土地斗爭中一些問題的決定》，提出了劃分農村階級的標準，并對劃分階級成分的一些具體問題作了規定。在知識分子問題上，明確了三條：第一條指出， “知識分子不應該看作一種階級成分，知識分子的階級成分依其所屬的階級決定”。第二條指出，“一切地主資產階級出身的知識分子。在服從蘇維埃法令的條件下，應該充分利用他們為蘇維埃服務”。第三條指出，“知識分子在他們從事非剝削別人的工作，如當教員，當編輯員，當新聞記者，當事務員及著作家、藝術家等，是一種使用腦力的勞動者。此種腦力勞動者，應受到蘇維埃法律的保護”①。

　　這些具體政策，不僅糾正[34]土地革命戰爭中黨內存在的對待知識分子階級劃分中的過“左” 的錯誤，實際上也改正了他本人早前對知識分子的一些不準確的判斷和認識。更為難能可貴的是，毛澤東還根據革命實踐的發展變化而不斷及時總結、完善黨的知識分子政策。解放戰爭時期，為了指導全國解放區的土地改革，1948年5月中共中央印發土地革命戰爭時期毛澤東主持制定的《怎樣分析農村階級》和《關于土地斗爭中一些問題的決定》這兩份重要文件。這兩份文件精神基本上符合中國革命斗爭實際，“只有一小部分現時已不適用”，“其余全部是在現在的土地改革工作中基本上適用的”[35]。在文件重新印發各級黨委之前，5月21日毛澤東寫信給周恩來、胡喬木，指出：“現在覺得關于知識分子部分，說得不完全，是不妥的。” 問題在于沒有區分知識分子的社會出身和社會職業，認為知識分子的階級劃分著重點應當“放在社會職業方面，方可避免唯成分論的偏向”[36]。5月25日《中共中央關于一九三三年兩個文件的決定》印發《關于土地斗爭中的一些問題的決定》時吸收了毛澤東的正確意見，在知識分子部分的原文后加了“說明”：第一，有針對性地批評了有些地方“排除知識分子，這是不對的。吸收地主、資產階級出身而愿為民主政府服務的知識分子參加工作，是有利于人民革命事業的政策”。第二，具體闡釋了知識分子本人階級成分要“依本人取得主要生活來源的方法決定”.強調“把知識分子看作一種單獨的成分是不對的.把勞動人民子弟在學校讀過書的分子(所謂‘畢業生’)當作一種壞的成分更是不對的”。第三，明確了知識分子所從事的工作也應當算是勞動，“把當教員、當醫生等工作看作不是勞動，這也是不對的”[37]。由此可見，說毛澤東抱有“敵視知識分子” 的心態，完全是沒有任何事實根據的胡謅，而進一步推斷說《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原文“強烈地表達了他這種心態”，則更是子虛烏有、任意抹黑。

　　注釋：

　　1. 謝泳：《思想利器—— 當代中國研究的史料問題》，北京：新星出版社，2013年，第230頁。

　　2 《毛澤東自述》，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39—40頁。

　　3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o13年，第38頁。

　　4 《蕭三文集》，北京：新華出版社，1983年，第58頁。

　　5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8年，第43頁。

　　6 《毛澤東自述》，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43頁。

　　7 《毛澤東自述》，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46頁。

　　8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第45頁。

　　9 《毛澤東自述》，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45頁。

　　10 《毛澤東自述》，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4O頁。

　　11 陳明新：《領袖情：毛澤東與周世釗》，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7年，第6O頁。

　　12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中)，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第6ll頁。1995年臺灣中央

　　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為紀念傅斯年百歲誕辰出版了《傅斯年文物資料選輯》，其中第115頁收錄了毛澤東給傅斯年的這封短信和

　　所寫條幅的影印件。

　　13 謝泳：《思想利器—— 當代中國研究的史料問題》，北京：新星出版社，2013年，第231頁。

　　14 徐斌、馬大成：《馬寅初年譜長編》，北京：商務印書館，2012年，第497—498頁。

　　15 《建國以來劉少奇文稿》第3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5年，第712—713頁。

　　16 《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2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88年，第448頁。

　　17 《建國以來劉少奇文稿》第3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5年，第712頁。

　　18 《胡喬木傳》編寫組：《胡喬木書信集》，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94頁。

　　19 馬寅初：《北京大學教員的政治學習運動》，《人民日報》1951年10月23日。

　　20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毛澤東書信選集》，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年，第291頁。

　　21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下)，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第492頁。

　　22 孫勇：《在毛主席身邊二十年》，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0年，第17頁。

　　23 中共北京市海淀區委黨史研究室：《中共中央在香山》，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1993年，第251頁。

　　24 中共北京市海淀區委黨史研究室：《中共中央在香山》，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1993年，第251頁。

　　25 轉引自蕭超然：《巍巍上庠百年星辰——名人與北大》，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第255頁。

　　26 謝泳：《思想利器—— 當代中國研究的史料問題》，北京：新星出版社，2013年，第230頁。

　　27 《毛澤東選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618頁。

　　28 《毛澤東選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559—560頁。

　　29 《毛澤東文集》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273頁。

　　30 《毛澤東文集》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309頁。

　　31 《鄧小平文選》第2卷。北京: 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300頁。

　　32 習近平：《在紀念毛澤東同志誕辰12o周年座談會上的講話》，《人民El報》2013年12月27日。

　　33 王來棣：《中共創始人訪談錄》，香港：明鏡出版社，2008年，第316頁。

　　34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建黨以來重要文獻選編(1921—1949)》第1O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1年，第558—559

　　35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建黨以來重要文獻選編(1921—1949)》第25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1年，第321頁。

　　36 《毛澤東文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97頁。

　　37 中央檔案館：《解放戰爭時期土地改革文件選編(1945—1949)》，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81年，第337—338頁。

　　參考文獻：

　　[1]《毛澤東自述》，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8年。

　　[2]李永春：《湖南新文化運動史料》，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11年。

　　[3]蕭超然：《巍巍上庠百年星辰—— 名人與北大》，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

　　[4]高菊村、劉勝生、陳峰：《青年毛澤東》，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8年。

　　[5]羅章龍：《椿園載記》，北京：東方出版社，198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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