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4月，毛澤東在七大上說：“你們看過《三國演義》和《水滸傳》，《三國》里有三個國家，每個國家都有知識分子，有高級的，有普通的，所謂穿八卦衣，拿鵝毛扇的就是知識分子，梁山泊沒有吳用、公孫勝、蕭讓這些人就不行，當然沒有別人也不行。無產階級要翻身，勞苦大眾要有知識分子，任何階級都要有為他那個階級服務的知識分子。……周公就是奴隸主的圣人，諸葛亮、劉伯溫、《水滸傳》上的吳用，都是封建社會的圣人。”

　　在毛澤東關于知識分子的言論中，這是比較生動的一段，從中可看出他對事業團隊結構的一種認知，即必須“有高級的，有普通的”兩類知識分子參與其間。前者通變時勢，有大局胸懷，能夠從宏觀上參與決策，制定戰略，實際上已進入事業的領導層；后者是專業性的，即從事文化教育、科學技術和人文社會科學研究的知識分子。對黨內知識分子，毛澤東常以“秀才”稱之。秀才也有大小之別。毛澤東在前面提到的梁山英雄集團中的軍師吳用和善于模仿名人字體的書法家蕭讓，便分別是梁山上“高級的”大秀才和“普通的”小秀才的代表。

　　毛澤東對事業團隊結構的這種認識，是從歷史經驗中得來的。所謂歷史經驗，一是中國傳統經驗，一是中共黨史經驗。

　　先說中國傳統經驗。

　　歷史上的政治軍事集團，大多擁有謀大局的大秀才，幫助集團核心人物作出深謀遠慮或當機立斷的決策。戰國時魏、趙、楚、齊的“四君子”，實際上就是君王的“首席顧問”。這些大秀才為了更好地給君王提供政策咨詢，大興養士之風，甚至有數以千計的門客，多是各有專長的小秀才。最有意思的是《說唐》、《隋唐演義》描寫的瓦崗寨集團的那個徐茂公，其原型李勣，真名徐懋功，本為英勇善戰的將領，不知怎么一來，在民間卻變成了搖鵝毛扇的大秀才。大概是瓦崗寨故事傳播過程中，人們感到缺乏一位軍師，便把他拿來充任，以后就定了型。傳統文化對政治軍事集團這種成員結構的期待和認同之深，由此可見一斑。

　　對事業團隊這種成員結構的認同和期待，也反映在毛澤東的讀史體會中。他1975年同身邊工作人員議論《資治通鑒》時說 ：“秀才讀書多，見識廣，可以出謀劃策，幫助取天下，治理國家，歷代的明君都離不開秀才。”這里說的秀才，自然是大秀才。

　　三國時曹魏集團的大秀才劉曄，有兩件事很為毛澤東欣賞。1966年3月，他在杭州一個小型會議上講：“曹操打過張魯之后，應該打四川。劉曄、司馬懿建議他打。劉曄是個大軍師，很能看出問題。說劉備剛到四川，立足未穩。曹操不肯去，隔了幾個星期，后悔了。曹操也有缺點，有時也優柔寡斷。”曹操的后悔，說明集團核心人物的決策并非事事皆善，需和團隊的建議形成互補關系。毛澤東欣賞劉曄的另一件事，是裴松之在《劉曄傳》注里說的，魏明帝想伐蜀，朝臣皆曰不可，唯劉曄私下里表示支持，但又公開對人講“不可伐”。有人把劉曄的表態告訴了魏明帝，魏明帝感到奇怪，就讓劉曄來對質，劉曄看到有對質的人在，一言不發，等沒有人時，便奏報魏明帝：攻打敵國，是大謀略，怎么能隨便對人講呢?發兵之前，最要緊的是保密，陛下已泄露機密，恐怕敵國已經知道了。魏明帝明白這個道理后說了一段話：“夫釣者中大魚，則縱而隨之，須可制而后牽，則無不得也。”讀至此，毛澤東批注說，“放長線釣大魚，出自劉曄”，還在《劉曄傳》天頭批注：“此傳可以一閱。”

　　毛澤東讀史，確也發過一些表面看來相反的議論。所謂“老粗辦大事”，即是一例。他在1964年3月提出一個觀點：“歷史上當皇帝，有許多是知識分子，是沒有出息的。隋煬帝就是一個會做文章、詩詞的人。陳后主、李后主，都是能詩能賦的人。宋徽宗既能寫詩，又能繪畫。一些老粗能辦大事情，成吉思汗、劉邦、朱元璋。”讀《明史》，他也有極而言之的感慨：“《明史》我看了最生氣。明朝除了明太祖、明成祖不識字的兩個皇帝搞得比較好，明武宗、明英宗稍好些以外，其余的都不好。”發表這樣的議論，與毛澤東當時對教育和文化界現狀不滿有關，但也不是隨意借古喻今，確實觸及到一個規律性問題，即具有統帥之才的集團核心人物，并非只有秀才才行，一些讀書不多的“老粗”，也可能會比秀才干得好。但老粗能成大事，恰恰不是因為排斥了秀才，而是重視和重用秀才，并自覺地和秀才們形成互補關系。毛澤東當然沒有忽視這一點，所以他對劉邦和張良、朱元璋和劉伯溫的關系稱贊有加，還說劉備與諸葛亮的遇合，就像是魚兒得了水。新中國成立初期，主政大西南的鄧小平也說過類似的話，他告誡西南干部，離開知識分子不行，知識分子愛當軍師，漢高祖有張良、蕭何，明太祖有劉伯溫。我們不能小看這個問題，丟了他們是辦不好事情的。毛澤東對隋煬帝、陳后主、李后主、宋徽宗一干知識型帝王不感興趣，主要是因為他們脫不掉小秀才的習性，雖肩負治理天下之責，但辨時勢、習軍政、治官吏，遠沒有比寫詩繪畫做文章來得更有興趣，終不能成為大秀才。

　　秀才所以成其大，關鍵在大志向、大胸懷、大見識、大手段，他們重“本本”，但不搞“本本主義”，不把書本知識當“藥罐子”，而是緊扣時代的需要來發揮作用，并勇于體驗政治風浪，經受得住大起大落、大悲大患的驚嚇。知識分子絕不會因為地位高了，權力大了，就會自然成為大秀才的。毛澤東看不起歷史上的“書生治國”，在現實中也一再批評“書生辦報”，道理或許就在這里。

　　對于小秀才，如果把他們放在合適的位置，有真才實學而又能夠解決現實問題，在毛澤東看來，無疑多多益善。明朝馮夢龍纂集的《智囊》里說到，宣德年間一個叫張愷的監生，做了江陵知縣。有大軍從江陵經過，要他當天送幾百個火爐和爐架到軍中。一時籌不起，張愷就集中幾百個方桌，讓木匠把桌腿鋸掉一半，桌面中央鑿個洞，安上鐵鍋送了去。不久，軍隊又來領取一千多個馬槽，他又叫來各家婦女，用棉布縫成馬槽形，槽口綴上繩子，再用木樁把布馬槽填撐開，喂過馬后，又可收卷起來，不管軍隊前進到哪里，馬槽都夠用了。毛澤東讀后批注：“小知識分子有用。”期賞之心，可以想見。

　　再說中共黨史經驗。

　　本來屬于工人階級先鋒隊的中國共產黨，在以農民占絕大多數的中國土壤上干成事，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除了共產黨人有好的科學信仰這個優勢外，它還有一個優勢，就是最先起事的，是一批特殊的秀才，而且，大秀才總是從小秀才里成長起來的。站在黨史起點上的有兩代知識分子，一是陳獨秀、李大釗這些當時的大知識分子，一是毛澤東、周恩來這些當時的小知識分子。毛澤東說，“我們是他們（陳獨秀等）那一代人的學生，五四運動替中國共產黨準備了干部”。的確，參加一大的12個代表，基本上是五四運動中嶄露頭腳的小知識分子。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革命由秀才們最先起事，隨后把一些小秀才變成了大秀才。毛澤東師范畢業時的理想是當教師和記者;周恩來赴日本留學寫下詩句“面壁十年圖破壁”，目的是修學儲能以待將來;劉少奇、任弼時參加革命時還是上海外國語學社的學生，一心想著出國留學的事;張聞天、陳毅在五四時期埋頭寫過白話小說;瞿秋白當時引起轟動的《餓鄉紀程》，表明他的實際職業是記者;聶榮臻到歐洲勤工儉學想方設法上的是比利時一所大學的化學工程系;鄧小平和陳云參加革命時，一個干的是刻蠟板、辦報刊的活兒，一個是商務印書館里酷愛讀書、熱心罷工的店員。可見，這些后來叱咤風云的大革命家、大政治家，當初都屬于擁有專業志向的小秀才。有人統計過，參加井岡山斗爭的人當中有218名知識分子，包括留學生、大學生、中專生、中學生、軍校生等等，也都是默默無聞的小秀才。參加長征的知識分子中，僅赴國外留學的便不下50位，其中包括紅軍的總司令朱德，總政委周恩來，以及黨的兩任總負責人博古和張聞天。毛澤東雖然沒有留過洋，但依舊是一身文氣，常說自己指揮打仗靠的是“文房四寶”。這時候，離黨史起點已經15年了，他們已經不是小秀才了。

　　篳路藍縷的革命實踐，把小秀才歷練成了大秀才，但也不是把隊伍里所有的小秀才都歷練成了大秀才。小秀才能成為大秀才，從黨史經驗看，無非是信仰成其大，走出書齋到實踐中獨擋一面成其大，善于領導群眾成其大，跳出自己的專業看問題作決策成其大。

　　怎樣對待、培養和使用秀才，一直是毛澤東面臨和重視的一個問題。他和他那一代黨的領導人，多為知識分子出身，看重不同類型的秀才是很自然的事。同時，他們又在特殊的經歷中脫胎換骨，超越了小秀才的境界和作為，也就習慣以自身的經驗和體會來對待知識分子，既有高遠的希冀，也有算得上嚴格的要求。對術業有專攻的小秀才，毛澤東經常講的是要有正確的立場和感情，解決為誰服務問題，實現紅與專的統一等。有時候雖然也發些文化低的人可以打敗文化高的人這類極而言之的議論，甚至做些過頭的事，但他從不否認秀才的作用。

　　革命年代，毛澤東的名言是“筆桿子槍桿子結合起來，事情就好辦了”，在寫給作家丁玲的詞中，甚至說“纖筆一枝誰與似?三千毛瑟精兵”。延安整風強調知識分子與工農兵相結合，出現知識分子不大吃香的苗頭。毛澤東在七大上專門糾偏，強調要“看得起他們，把他們看成我們隊伍中很有學問的人，有修養的人，要尊敬他們”。新中國成立后要治理國家，學習搞建設，更需要知識分子，但有老干部認為，“不要他們也行”。1956年1月，毛澤東在知識分子會議上批評說，這是“很不聰明的話”，“現在我們是革什么命呢?是革技術的命，是革文化的命，要搞科學，革愚蠢無知的命。技術革命，文化革命，沒有你也行呀，沒有他們就不行了”。1957年反右派運動后，毛澤東一直在思考怎樣看待舊社會成長起來的知識分子的問題，經常講的一句話就是“離不開他們”。1959年1月會見德意志民主共和國政府代表團時說得比較透底：沒有他們，我們不能進行工作，就沒有工程師、教授、教員、記者、醫生、文學家、藝術家。1961年4月會見古巴文化代表團時又說：我們應該爭取舊社會的知識分子，否則我們就無法繼續我們的事業。1964年5月，聽取國家計委匯報關于第三個五年計劃初步設想時，他再次講：要信任知識分子，如果只按出身，那么，馬、恩、列、斯都不行。社會主義理論的產生，只能經過知識分子，工人自己產生不出馬克思主義。“文化大革命”中，知識分子又不吃香了，甚至被稱為“臭老九”。1975年，毛澤東借用樣板戲《智取威虎山》中的臺詞，說出一句名言：“老九不能走。”

　　對于有理論修養的秀才，毛澤東一貫的想法是要專門培養，期望甚高。1958年1月在南寧會議上的講話提綱中，他甚至提出要舉辦“秀才訓練班”，講話中又叮囑：“省委書記要研究理論，培養秀才。”在他隨后起草的《工作方法六十條》里明確要求：“中央各部，省、專區、縣三級，都要比培養‘秀才’。沒有知識分子不行，無產階級一定要有自己的‘秀才’。這些人要較多地懂得馬克思主義，又有一定的文化水平、科學知識、詞章修養。”毛澤東還自己帶頭這樣做。1962年為物色一個幫助看國際資料的秘書，他給鄧小平等人的信中提出的條件是：“年齡不要太大，……聰明、誠實、有朝氣、有造就為理論干部可能的。”所謂理論干部，就是懂理論，懂政策，善于總結現實經驗，深刻分析時代問題，有比較高的政治素質和政策水平。

　　毛澤東晚年重用陳伯達、張春橋、姚文元，自然是想把他們從小秀才變為大秀才。這些人參與中央決策，一時風光無限，算是有了大秀才的名頭。無奈他們搞政治，走上了另外一路。看來，從小秀才變為大秀才，真正把握“大”的要義，把握“大”的方向，實非易事。

　　〔作者陳晉，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副主任、研究員，北京100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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