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懂科學嗎?

　　這是個愚蠢而又奇怪的問題，盡管如此，這個問題又不能不這樣設問，因為在如今的很多虛擬乃至紙質媒體的語境里、在很多人的主觀意識里，毛澤東是反智的，關于毛澤東的千奇百怪的不實之辭以令人驚訝的方式和速度廣為流布，例如有人借用周有光的嘴散布說毛澤東的藏書全部是古代的線裝書，現代的科學書籍一本都沒有。如此等等，不一而足。一個開國領袖的身后蒙受如此塵垢并被如此肆無忌憚的毀譽，也算是當今中國一大奇觀。然而，歷史畢意不是一個任人打扮的小姑娘，歷史的真實終究可以蕩盡從四面八方潑來的污泥濁水。如果你懷著一顆探究的心走進歷史，走進毛澤東的世界，你得到的認識會迥然有別，甚至與一些流傳的說法截然相反。

　　事實上，就毛澤東本人來說，毛澤東是一個科學迷，而不是一個科學盲，他在科學方面“造詣非常之深”(著名物理學家楊振寧之語)，他能與世界頂級的科學家進行對話而見地非凡。1940年，延安成立自然科學研究會，毛澤東是發起人之一。在成立大會上，毛澤東提出了自己獨到的見解：“自然科學是人類爭取自由的一種武器，人類為著要在自然界里得到自由，就要用自然科學來了解自然，克服自然和改造自然，從自然里得到自由。”1941年1月31日，毛澤東在寫給兒子毛岸英、毛岸青的一封信中要求他們“多向自然科學學習”，他說：“政治是要談的，但目前以潛心多習自然科學為宜，社會科學輔之。將來可倒置過來，以社會科學為主，自然科學為輔。總之注意科學，只有科學是真學問，將來用處無窮。”1955年1月15日，在中央書記處召開的擴大會議上，毛澤東邀請著名物理學家錢三強、地質學家李四光講解核物理、鈾礦地質學和原子彈的原理，毛澤東與錢三強有一段關于原子內部結構的對話。

　　毛：質子和中子又是由什么組成的呢?

　　錢：根據目前的研究，質子、中子是構成原子核的基本粒子。所謂‘基本粒子’，就是最小的，不可再分的。

　　毛：我看不見得吧。從哲學的觀點來看，物質是無限可分的。質子、中子、電子，也應該是可分的。一分為二，對立的統一嘛。不過，現在的實驗條件不具備，將來會證明是可分的。

　　1958年9月，毛澤東外出視察，在旅途中一直研讀冶金工業方面的書，陪同的張治中問毛澤東：“你也要鉆研科技書?”毛澤東笑著說：“是啊，人的知識面越寬越好。”1959年10月23日，毛澤東南下視察，臨行前要中辦隨行人員逄先知準備大量書籍，足足8大箱子，除了歷史、哲學等書之外，還有大量有關自然科學方面的基本知識書籍，有關技術科學方面的基本知識書籍。1974年5月30日，毛澤東會見了著名美籍華裔物理學家、諾貝爾獎獲得者李政道博士，后來據李政道回憶：“我們討論了粒子和反粒子之間的對稱以及它們產生和湮滅的動力學過程。看起來對稱所具有的美感簡潔性與其含義的深刻普遍性的統一，給毛澤東留下了很深印象。”1977年在夏威夷召開的世界粒子物理學討論會上，著名物理學家、諾貝爾獎獲得者格拉肖鑒于毛澤東對自然界深層對立統一的堅定信念和卓越論述，建議將更深層次的物質——未來的新粒子命名為“毛粒子”。

　　毛澤東是五四新文化運動的承繼者，對“德先生”和“賽先生”推崇備至，一直把科學的倡導作為終生奮斗的目標，把科學的革命作為民族振興的利器。1919年7月21日，毛澤東在《健學會之成立及進行》中列舉了過去種種不良的思想形式，其中一條為：“那時候的思想，是一種‘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思想。‘中國是一個聲名文物之邦，中國的禮教甲于萬國。西洋只有格致槍炮利害，學來這一點便得’。設若議論稍不如此，便被人看做‘心醉歐風者流’，要受一世人的唾罵了。”1919年7月28日，毛澤東在《湘江評論》上發表一則小評論《不信科學便死》，其中寫道：“城里街渠污穢，電氣獨多，應建高塔，設避雷針數處。老樹電多，不宜在他的下面筑屋。這點科學常識，誰也應該曉得。長沙城里的警察，長沙城里三十余萬的住民，沒一人有閑工夫注意他。有些還說是‘五百蠻雷，上天降罰。’死了還不知死因。可憐!”1935年11月28日，毛澤東在起草的“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政府與中國工農紅軍革命軍事委員會宣言”中提出了建立抗日聯軍與國防政府的主張，其中擬就的十大綱領之一：“發展生產技術，救濟失業的知識分子。”1938年5月，毛澤東在延安抗日戰爭研究會作《論持久戰》的演講，其中講到：“革新軍制離不了現代化，把技術條件增強起來，沒有這一點，是不能把敵人趕過鴨綠江的。”1940年3月15日，毛澤東在《新中華報》上撰文指出：“自然科學是很好的東西，它能解決衣、食、住、行等生活問題。所以每一個人都要贊成它，每一個人都要研究自然科學。”1949年11月，新中國成立伊始，就作出了建立中國科學院的決定。1953年，在修改《黨在過渡時期總路線的宣傳與學習提綱》時，毛澤東提出：“在技術上起一個革命，把在我國絕大部分社會經濟中使用簡單的落后的工具農具去工作的情況，改變為使用各類機器直至最先進的機器去工作的情況，借以達到大規模地出產各種工業和農業產品，滿足人民日益增長著的需要。”1954年6月14日，毛澤東在《關于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草案》的講話中說：“我們的總目標，是為建設一個偉大的社會主義國家而奮斗。我們是一個六億人口的大國，要實現社會主義工業化，要實現農業的社會主義化、機械化，要建成一個偉大的社會主義國家……現在我們能造什么?能造桌子椅子，能造茶碗茶壺，能種糧食，還能磨成面粉，還能造紙，但是，一輛汽車、一架飛機、一輛坦克、一輛拖拉機都不能造。牛皮不要吹得太大，尾巴不要翹起來。當然，我不是講能造一輛，尾巴就可以翹一點，能造十輛，尾巴就可以翹得高一點，隨著輛數的增加，尾巴就翹得更高一些。那是不行的。就是到五十年后象個樣子了，也要和現在一樣謙虛。如果到那時候驕傲了，看人家不起了，那就不好。一百年也不要驕傲。永遠也不要翹尾巴。”1955年3月，毛澤東在黨的全國代表會議上指出：“我們進入了這樣一個時期，就是我們現在所從事的、所思考的、所鉆研的，是鉆社會主義工業化，鉆社會主義改造，鉆現代化的國防，并且開始要鉆原子能這樣的歷史的新時期……自然界這個敵人也是有辦法制服它的。不論在自然界和在社會上，一切新生力量，就其性質來說，從來就是不可戰勝的。而一切舊勢力，不管它們的數量如何龐大，總是要被消滅的。因此，我們可以藐視而且必須藐視人世遭逢的任何巨大的困難，把它們放在“不在話下”的位置。這就是我們的樂觀主義。這種樂觀主義是有科學根據的。只要我們更多地懂得馬克思列寧主義，更多地懂得自然科學，一句話，更多地懂得客觀世界的規律，少犯主觀主義錯誤，我們的革命工作和建設工作，是一定能夠達到目標的。”1955年7月31日，毛澤東在《關于農業合作化問題》報告中指出：“中國只有在社會經濟制度方面徹底地完成社會主義改造，又在技術方面，在一切能夠使用機器操作的部門和地方，統統使用機器操作，才能使社會經濟面貌全部改觀。”1956年1月，毛澤東主持召開知識分子會議，發出了“向科學進軍”的號召。1956年4月始，國家組織六百多名中國科學技術專家，并邀請二十多位蘇聯專家，歷時半年制定了《一九五六——一九六七年科學技術發展遠景規劃綱要〔草案〕》，規劃提出了國家建設所急需的五十七項重要科學技術任務和六百一十六個中心問題，并指出了各門類科學的發展方向。1956年4月，毛澤東在《論十大關系》中指出：“我們的方針是，一切民族、一切國家的長處都要學，政治、經濟、科學、技術、文學、藝術的一切真正好的東西都要學。但是，必須有分析有批判地學，不能盲目地學，不能一切照抄，機械搬用。……自然科學方面，我們比較落后，特別要努力向外國學習。但是也要有批判地學，不可盲目地學。在技術方面，我看大部分先要照辦，因為那些我們現在還沒有，還不懂，學了比較有利。但是，已經清楚的那一部分，就不要事事照辦了。外國資產階級的一切腐敗制度和思想作風，我們要堅決抵制和批判。但是，這并不妨礙我們去學習資本主義國家的先進的科學技術和企業管理方法中合乎科學的方面。……對外國的科學、技術和文化，不加分析地一概排斥，和前面所說的對外國東西不加分析地一概照搬，都不是馬克思主義的態度，都對我們的事業不利。”在1956年8月30日至9月12日召開的黨的八大預備會議上，毛澤東指出：“我們對新的科學技術還不懂，還要作很大的努力。現在的中央委員會是一個政治中央，還不是科學中央，將來的中央委員會就是科學委員會了。”1957年10月9日，毛澤東在《做革命的促進派》中說：“我們要摸農業技術的底。搞農業不學技術不行了。政治和業務是對立統一的，政治是主要的，是第一位的，一定要反對不問政治的傾向;但是，專搞政治，不懂技術，不懂業務，也不行。我們的同志，無論搞工業的，搞農業的，搞商業的，搞文教的，都要學一點技術和業務。我看也要搞一個十年規劃。我們各行各業的干部都要努力精通技術和業務，使自己成為內行，又紅又專。……至于技術，我們有許多還不懂，但那個技術是可以學懂的。……應當把工作以外的剩余精力主要放在學習上，養成學習的習慣。學什么東西呢?一個是馬克思列寧主義，一個是技術科學，一個是自然科學”1958年1月，毛澤東在為中共中央起草的指示《工作方法六十條(草案)》中提出：“提出技術革命，就是要大家學技術，學科學。……我們一定要鼓一把勁，一定要學習并且完成這個歷史所賦予我們的偉大的技術革命。……從今年起，要在繼續完成政治戰線上和思想戰線上的社會主義革命的同時，把黨的工作的著重點放到技術革命上去。這個問題必須引起全黨注意。各級黨委可以在黨內事先醞釀，向干部講清楚，但是暫時不要在報上宣傳，到七月一日以后我們再大講特講，因為那時候基層整風已經差不多了，可以把全黨的主要注意力移到技術革命上面去了。注意力移到技術方面，又可能忽略政治，因此必須注意把技術和政治結合起來。……要把政治和技術結合起來，農業方面是搞試驗田，工業方面是抓先進典型、試用新技術、試制新產品。”1958年3月20日，毛澤東在在成都會議上的講話中指出：“改良農具的群眾運動，應該推廣到一切地方去，它的意義很大，是技術革命的萌芽，是一個偉大的革命運動。因為幾億農民在動手動腳，否定肩挑的反面，一搞就節省勞動力幾倍，以機械化代替肩挑，就會大大增加勞動效力，由此而進一步機械化。中國這么大的國家，不可能完成機械化，總有些角落辦不到，一千年，五百年，一百年，五十年，總有些還是半機械化，如木船;有一部分手工業，過幾萬萬年還會有的，如吃飯，永世是手工業，它同機械化是對立的統一，只是性質不同，應當結合起來。”1958年12月1日，毛澤東在《關于帝國主義和一切反動派是不是真老虎的問題》一文中說：“大多的人類，首先是無產階級，首先是共產黨人，除掉怕死鬼以及機會主義的先生們以外，總是將藐視一切，樂觀主義，放在他們心目中的首位的。然后才是重視事物，重視每件工作，重視科學研究，分析事物的每一個矛盾側面，鉆進去，逐步地認識自然運動的法則和社會運動的法則。然后就有可能掌握這些法則，比較自由地運用這些法則，一個一個地解決人們面臨的問題，處理矛盾，完成任務，使困難向順利轉化，使真老虎向紙老虎轉化，使革命的初級階段向高級階段轉化，使民主革命向社會主義革命轉化，使社會主義的集體所有制向社會主義的全民所有制轉化，使社會主義的全民所有制向共產主義的全民所有制轉化，使年產幾百萬噸鋼向年產幾千萬噸鋼乃至幾萬萬噸鋼轉化，使畝產一百多斤或者幾百斤糧食向畝產幾千斤或者甚至幾萬斤糧食轉化。”1959年4月29日，毛澤東在在一封黨內通信中講到機械化問題，他說：“農業的根本出路在于機械化。要有十年時間，四年以內小解決，七年以內中解決，十年以內大解決。今年;明年、后年，這三年內，主要依靠改良農具，半機械化農具，每省每地每縣都要設一個農具研究所，集中一批科學技術人員和農村有經驗的鐵匠、木匠，收集全省、全地、全縣各種比較進步的農具，加以比較，加以實驗，加以改進，試制新式農具。試制成功，在田里實驗，確實有效，然后才能成批制造，加以推廣。提高機械化，用機械制造化學肥料這件事，必須包括在內，逐年增加化學肥料是一件十分重要的事。”1959年6月11日，毛澤東在秘魯議員團談話時說：“過去干的一件事叫革命，現在干的叫建設，是新的事，沒有經驗。怎么搞工業，比如煉鐵、煉鋼，過去就不大知道。這是科學技術，是向地球開戰，當然這只是向地球上的中國部分開戰，不會向你們那里開戰。如果對自然界沒有認識，或者認識不清楚，就會碰釘子，自然界就會處罰我們，會抵抗。比如水壩，如修得不好，質量不好，就會被水沖垮，將房屋、土地都淹沒，這不是處罰嗎?可以告訴你們，我們真正認真搞經濟工作，是從去年八月才開始的。我就是一個。去年八月前，主要不是搞建設，而是搞革命。許多同志都是這樣，把重點放在革命、社會改革上，而不是放在改造自然界方面。在與自然界作斗爭方面，我們的第一個先生是蘇聯，我們首先要學習蘇聯，但是美國也是我們的先生。美國煉的鋼含硫量是百分之零點零四，我們只有個別地方煉的鋼含硫量達到百分之零點零三七，大部分地方煉的鋼質量不好。這是新問題，不能調皮，要老老實實學習。如果粗心大意、調皮、充好漢，一定會跌跤子的。革命事業是不容易的，是科學，經濟建設也是科學。”1959年9月15日，毛澤東邀集大會堂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負責人和著名無黨派人士座談會，要求大家“在共產黨的領導下團結起來，搞大躍進，大辦鋼鐵，大辦農業，大搞科學技術。讓我們的國家盡快富裕起來，強大起來，讓全國的老百姓都盡快過上好日子。”1959年10月31日，毛澤東給新華社社長吳冷西寫了一封盡快在全國范圍內大力發展養豬事業的信，信中說：“美國的種植業與畜牧業并重。我國也一定要走這條路線，因為這是證實了確有成效的科學經驗。一頭豬就是一個小型的有機化肥工廠。一人一豬，一畝一豬，如果能辦到了，肥料的主要來源就解決了。”1959年末至1960年初，毛澤東在《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的談話》中談到：“建設社會主義，原來要求是工業現代化，農業現代化，科學文化現代化，現在要加上國防現代化……在社會主義制度下，技術發展有平衡，也有不平衡。例如解放初期，我們的地質工作人員只有二百來人，地質勘探情況同國民經濟發展的需要極不平衡，經過幾年來努力加強工作，這種不平衡已經走向平衡。但是，技術發展的新的不平衡又出現了。我國目前手工勞動還占很大比重，同發展生產、提高勞動生產率的需要不平衡，因此有必要廣泛開展技術革新和技術革命，來解決這個不平衡。特別值得注意的，新的技術部門出現以后，技術發展不平衡的狀況更加顯著，例如，我們現在要搞尖端技術，就感到許多東西不相適應……在農村勞動力減少的情況下，必須對農業進行技術改造，提高勞動生產率，更多地增加農產品的生產……提高勞動生產率，一靠物質技術，二靠文化教育，三靠政治思想工作。后兩者都是精神作用……我們要實現全盤機械化，第二個十年還不行，恐怕要第三個十年以至更長的時間。在一個時期內因為機器不夠，要提倡半機械化和改良農具。最近蘇北發明一種挖泥的新技術，大大提高了勞動生產率。這樣的辦法，應該大大提倡……資本主義各國，蘇聯，都是靠采用最先進的技術，來趕上最先進的國家，我國也要這樣。拿汽車來說，我們這樣的大國，最少應該有三四個像長春汽車廠那樣的制造廠。就是在搞大的、洋的方面，我們也不能指靠人家。一九五八年提破除迷信，自己動手。經過一九五九年春夏的一段反復，證明自己來搞，是可以做好的。”1960年3月22日，毛澤東代表中共中央在《鞍山市委關于工業戰線上的技術革新和技術革命運動開展情況的報告》的批示中說：“鞍綱憲法在遠東，在中國出現了。現在把這個報告轉發你們，并請你們轉發所屬大企業和中等企業，轉發一切大中城市的市委，當然也可以轉發地委和小城市，并且當作一個學習文件，讓干部學習一遍，啟發他們的腦筋，想一想自己的事情，在一九六O年一個整年內，有領導地、一環接一環、一浪接一浪地實行偉大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城鄉經濟技術革命運動。”1961年3月16日，毛澤東在廣州跟田家英說：“不僅要大力發展農業，大力發展工業，還要大力發展科學教育事業，要想辦法進一步解放生產力，努力提高人民的科學文化水平，辦什么事情都要有知識。”1961年6月12日，毛澤東在中央工作會議上說：“社會主義誰也沒有干過，沒有先學會社會主義的具體政策而后搞社會主義的。我們搞了十一年，現在要總結經驗，客觀規律，把社會科學的這種客觀真理，同自然科學的客觀真理并提，你違反了它，就一定要受懲罰。我們就是受了懲罰，最近三年受了大懲罰。”1962年9月24日，在八屆十中全會上，毛澤東指出：“什么種子站，牲畜配種站、農業技術推廣站、拖拉機站、農業試驗場，這次精簡農業部門把這些東西都減掉了。這些東西不應該精簡啊，這些東西要保留的，現在要恢復……日本還賣給我們化肥，賣給我們特殊鋼，賣給我們農藥，還準備賣給我們生產維尼綸的世界第一流的設備，而社會主義國家不賣給我們……要利用他們的技術。列寧也利用，斯大林也利用，利用德國的技術，美國的技術，我們現在要走這條路，因為社會主義國家的尖端不給我們嘛。”1963年5月9日，毛澤東在浙江省委辦公廳編印的《一批干部參加勞動的材料》上所寫的批語中強調：“階級斗爭、生產斗爭和科學實驗，是建設社會主義強大國家的三項偉大革命運動，是使共產黨人免除官僚主義，避免修正主義和教條主義，永遠立于不敗之地的確實保證，是使無產階級能夠和廣人勞動群眾聯合起來，實行民主專政的可靠保證。”1963年9月6日，毛澤東在中央工作會議上提出國民經濟設想：“把1963年到1965年這3年作為一個過渡階段，仍然以‘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的八字方針為這一時期國民經濟計劃的方針。3年過渡之后，搞一個15年的設想，就是基本上搞一個初步的獨立的國民經濟體系，或者說工業體系;然后再有15年左右，建成一個具有現代化農業、現代化工業、現代化國際和現代化科學技術的社會主義強國。”在這次會議上，毛澤東在中央書記處起草的《關于工業發展問題》的初稿上寫道：“我國從十九世紀四十年代起，到二十世紀四十年代中期，共計一百零五年時間。全世界幾乎一切大中小帝國主義國家都侵略過我國，都打過我們，除了最后一次，即抗日戰爭，由于國內外各種原因以日本帝國主義投降告終以外，沒有一次戰爭不是以我國失敗、簽訂喪權辱國條約而告終。其原因，一是社會制度腐敗，二是經濟技術落后。現在，我國社會制度變 了，第一個原因基本解決 ;但還沒有徹底解決，社會還存在著階級斗爭。第二個原因也已開始有了一些改變，但要徹底改變，至少還需要幾十年時間。如果不在今后幾十年內，爭取徹底改變我國經濟和技術遠遠落后于帝國主義國家的狀態，挨打是不可避免的……我們應當以有可能挨打為出發點來部署我們的工作，力求在一個不太長的時間內改變我國社會經濟、技術方面的落后狀態，否則我們就要犯錯誤。”1963年12月16日，毛澤東在聽取聶榮臻等同志科學技術規劃的匯報時強調：“科學技術這一仗，一定要打，而且必須打好。過去我們打的是上層建筑的仗，是建立人民政府、人民軍隊。建立這些上層建筑干什么呢?就是要搞生產。搞上層建筑搞生產關系的目的就是為了解放生產力。現在生產關系是改變了，就要提高生產力。不搞科學技術，生產力無法提高。科學研究有實用的，還有理論的。要加強理論研究，要有專人搞，不搞理論是不行的。要培養一批懂得理論的人才，也可以從工人農民中間來培養。我們這些人要懂得些自然科學理論，如醫學方面、生物學方面。”1964年6月，毛澤東在北京舉行的中共中央工作會議上講：“爭取幾年內做到不再進口糧食，節省下外匯來多買技術設備，技術資料。”1964年7月14日，毛澤東在《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教訓》中指出：“必須在以農業為基礎、工業為主導的發展國民經濟總方針的指導下，逐步實現工業、農業、科學技術和國防的現代化。必須在發展生產的基礎上，逐步地普遍地改善人民群眾的生活。”1964年8月24日，毛澤東邀請周培源、于光遠等人，就日本科學家坂田昌一提出的基本粒子概念及哲學認識論問題交談時說：“一尺之棰，日取其半，萬世不竭。……世界是無限的，時間、空間，是無限的。……物質是無限可分的，所以科學家有工作可做，一百萬年以后也有工作可做。”1965年1月29日，毛澤東給機械部部長陳正人關于社教蹲點情況報告的批注中指出：“如果管理人員不到車間小組搞三同，拜老師學一門至幾門手藝，那就一輩子會同工人階級處于尖銳的階級斗爭狀態中，最后必然被工人階級把他們當作資產階級打倒。不學會技術，長期當外行，管理也搞不好，以其昏昏，使人昭昭，是不行的。”

　　毛澤東在自然科學領域主張百家爭鳴，鼓勵不同意見及學術觀點、流派的自由爭論和交流，認為這是發展科學的必由之路。1957年3月12日，毛澤東在全國宣傳工作會議上指出：“百花齊放是一種發展藝術的方法，百家爭鳴是一種發展科學的方法。百花齊放、百家爭鳴這個方針不但是使科學和藝術發展的好方法，而且推而廣之，也是我們進行一切工作的好方法。這個方法可以使我們少犯錯誤。有許多事情我們不知道，因此不會解決，在辯論中間，在斗爭中間，我們就會明了這些事情，就會懂得解決問題的方法。各種不同意見辯論的結果，就能使真理發展。”毛澤東對摩爾根學派的鼓勵和支持就體現了他對自然科學所持有的百家爭鳴的態度。建國初期，由于受蘇聯打擊摩爾根學派的影響，我國曾一度取締了這一學派在高校、研究機關的課程和研究，這個學派的一些教授、學者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毛澤東曾多次批評了這種對待科學問題的簡單粗暴做法，對那些受到不公正待遇的學派及專家學者進行鼓勵和支持。1956年8月，中國科學院和高教部在青島召開遺傳學座談會，青島會議后，摩爾根學派中國代表人物談家楨受到毛澤東接見，在中南海懷仁堂，毛澤東一邊認真聽取青島會議情況的匯報，一邊鼓勵談家楨：“一定要把遺傳學研究工作搞起來，要堅持真理，不要怕。”1957年4月29日，摩爾根學派著名學者、北京大學教授李汝棋教授在《光明日報》發表《從遺傳學談百家爭鳴》一文，毛澤東看到后，寫信給時任中共中央書記處候初書記的胡喬木：“此篇有用，請在《人民日報》上轉載。南京一篇，上海一篇，尚未轉載，請給我，寫上按語。”毛澤東為此文重新擬了題目《發展科學的心由之路》，代寫了編者按語：“這篇文章載在4月29日的《光明日報》，我們將原題改為副題，替作者換了一個肯定的題目，表示我們贊成這篇文章。我們歡迎對錯誤作徹底的批判(一切真正錯誤的思想和措施都應批判干凈)，同時提出恰當的建設性的意見來。”5月1日，《人民日報》刊出了此文。由于毛澤東的關心和推動，遺傳學不同流派之間出現了較為和諧的局面，高等院校恢復了摩爾根學派的課程。此后，毛澤東多次同談家楨交流遺傳學研究中存在的問題，不斷勉勵談家楨：“有困難，我們一起來解決。一定要把遺傳學搞上去。”1960年11月25日，《光明日報·哲學》專刊上發表了哈爾濱工業大學一些教師所寫的《從計劃“積木式機床”試論機床內部矛盾運動的規律》一文，引起了毛澤東的極大興趣和重視，他讓《紅旗》雜志予以轉載(載于1960年第24期上)，并代《紅旗》雜志編輯部給作者寫了一封熱情洋溢的信：“中共哈爾濱工業大學機械系機床及自動化專業分總支委員會同志們：看了你們在1960年11月25日《光明日報》上發表的文章，非常高興，我們已將此文在本雜志上轉載。只恨文章太簡略，對六條結論使人讀后有幾條還不甚明了。你們是否可以再寫一篇較長的文章，例如一萬五千字到二萬字，詳細地解釋這六條結論呢?對于車、銑、磨、刨、鉆各類機床的特點，也希望分別加以分析。我們很喜歡你們的這類文章。你們對機械運動的矛盾的論述，引起了我們很大的興趣，我們還想懂得多一些，如果你們能夠滿足我們的(也是一般人的)要求，則不勝感激之至。”從毛澤東的信中，可以看出他無時無刻不關注著科技的發展與進步，這封信對于科技工作者的創新精神也是一種極大的鼓勵和鞭策，那篇文章的作者按照毛澤東的信的要求寫出的第二篇文章《再論機床內部矛盾運動的規律和機床的“積木化”問題》發表在《紅旗》雜志上(1961年第9—10期)，并配發了編者按，其中說：“如每一個專業，每一個科學研究機關，每一個生產單位，都能從實際出發，具體地分析具體矛盾的方法，抓住他們自己業中的一個特殊性的矛盾，用一定的時間(哈爾濱工業大學研機床內部矛盾運動的同志，從1958年10月開始，到這篇文的寫成，共用了兩三年的時間)，進行深入的、系統的、全面研究，那就可以預期，我們的科學研究工作將獲得愈來愈多成果，將出現更加繁榮的百家爭鳴、百花齊放的景象。”毛澤東的這封信至今保存在哈爾濱工業大學的校史館里，成為哈工大的一筆精神財富。1960年，哈爾濱工業大學在技術革新、技術革命運動中與哈爾濱市107個工廠協作，完成460多個機械化自動化項目，體現了教育科技為國民經濟服務的方針。哈爾濱市委書記任仲夷曾贊揚說：“廠校協作紅旗飄，滿城都說工大好。”

　　毛澤東在推進中國科技發展進程中堅定地主張創新精神，堅定地要建立自己的科技隊伍。新中國建立后，國家的工業及科技完全依賴蘇聯的支持和援助，毛澤東敏銳地感覺到，要實現國家的完全解放和獨立，必須依靠自力更生，有自己本民族的科技和隊伍。1957年7月，毛澤東在青島召開的省市委書記會議期間寫的《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勢》一文是寫道：“各省、市、自治區要有自己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家，自己的科學家和技術人才，自己的文學家、藝術家和文藝理論家，要有自己的出色的報紙和刊物的編輯和記者”1957年10月9日，毛澤東在《做革命的促進派》的講話中說：“無產階級沒有自己的龐大的技術隊伍和理論隊伍，社會主義是不能建成的。我們要在這十年內(科學規劃也是十二年，還有十年)，建立無產階級知識分子的隊伍。我們的黨員和黨外積極分子都要努力爭取變成無產階級知識分子。各級特別是省、地、縣這三級要有培養無產階級知識分子的計劃，不然，時間過去了，人還沒有培養出來。中國有句古話，‘十年樹木，百年樹人’。百年樹人，減少九十年，十年樹人。十年樹木是不對的，在南方要二十五年，在北方要更多的時間。十年樹人倒是可以的。我們已經過了八年，加上十年，是十八年，估計可能基本上造成工人階級的有馬克思主義思想的專家隊伍。十年以后就擴大這個隊伍，提高這個隊伍。”1958年3月，在成都會議上，毛澤東強調說：“學習應與獨創相結合，硬搬蘇聯的規章制度，就是缺乏獨創精神。”他還批評了對蘇聯的過度模仿：“橫豎自己不曉得，只好搬。統計工作幾乎是抄蘇聯的;教育方面也相當厲害，……甚至不考慮解放區的教育經驗;衛生工作也是，害得我三年不能吃雞蛋和雞湯，因蘇聯有一篇文章說不能吃雞蛋和雞湯……我們對整個經濟情況不了解，對蘇聯和中國的經濟情況的不同更不了解，只好盲目服從。”1959年10月1日，在慶祝建國10周年的喜慶氣氛里，赫魯曉夫在天安門城樓上不合時宜地通知毛澤東：蘇聯決定中止幫助中國搞原子彈的協定。10月14日，毛澤東在中南海與波蘭黨政代表團談話時表示：“即便是兄弟的共產黨國家，在一切重大問題上，在原則問題上，也必須要完全依靠自己國家和自己國家人民的力量，……任何企圖依靠別人幫忙過日子的想法，都是錯誤的，靠不住的。”1959年12月3日，毛澤東在杭州就當前國際形勢的基本看法和意見寫就的一份講話提綱中提到：“八年內，中國完成工業體系的初步建設，完成尖端工業的初步建設;完成技術隊伍的初步建成，完成理論隊伍的初步建設。”1964年2月13日，毛澤東在中南海教育工作會議上指出：“洋教條，土教條都要反對，創造中國的道路。”1964年12月，毛澤東在審閱文件時寫道：“我們不能走世界各國技術發展的老路，跟在別人后面一步一步地爬行。我們必須打破常規，盡量采用先進技術，在一個不太長的歷史時期內，把我國建設成為一個社會主義的現代化的強國。”

　　毛澤東對中國科技進步的貢獻最值得稱道的是在原子能等尖端領域的倡導和推動。1955年1月，毛澤東主持召開中央書記處擴大會議，正式作出發展原子能科學技術的戰略決策。1956年4月中央成立了航空工業委員會。1956年以后，在毛澤東的關懷下先后成立導彈研究院和原子能研究設計院，集中錢學森、錢三強等一批第一流的科學家進行研究和設計。有一次毛澤東在與科學家們談到核聚變產生出重要元素氦時，毛澤東即興揮筆，寫下了一個蒼勁有力的“氦”字，急于利用尖端科學技術的迫切心情溢于言表。1956年4月25日，毛澤東在《論十大關系》一文中指出：“我們現在已經比過去強，以后還要比現在強，不但要有更多的飛機和大炮，而且還要有原子彈。在今天的世界上，我們要不受人家欺負，就不能沒有這個東西。”1958年，國家成立了國防科委。1958年6月21日，毛澤東在中共中央軍委擴大會議上說：“搞一點原子彈，氫彈，我看有十年功夫完全可能。一年不是抓一次，也不是抓兩次，也不是抓四次，而是抓它七八次。要下決心，搞尖端技術，赫魯曉夫不給我們尖端技術極好。如果給了，這個賬是很難還的。搞一些人吃飯不干別的，五年不行，十年，總是可以搞出來的，原子彈要有。氫彈也要快，管它什么國，管它什么彈，原子彈，氫彈，我們都要超過。西方資產階級有的，東方無產階級要有，西方資產階級沒有的.東方無產階級也要有。”1960年7月16日，中國政府接到蘇聯通知，從8月起，撤回所有在中國工作的蘇聯技術專家。蘇聯撤走了在中國約200個企業工作的14500名科學家和專家，這一決定導致343項技術合同報廢，許多工程停下來，試產的工廠礦山無法按期投入生產，給中國造成了難以估量的損失。7月18日，毛澤東在會議上說：“我們要走自力更生的道路，蘇聯人民過去10年給我們的援助，不要忘記。要下決心，搞尖端技術。”毛澤東還毅然作出批示：“對尖端武器的試制工作，仍應抓緊進行，不能放松或下馬。”中國的尖端科技取得了突飛猛進的發展。1963年12月16日，毛澤東在聽取聶榮臻等同志科學技術規劃的匯報時說：“死光(激光)，要組織一批人專門去研究它。要有一小批人吃了飯不做別的事，專門研究它。”1956年10月1日，毛澤東在天安門城樓上檢閱國產超音速噴氣式殲擊機，在當時世界上，能夠制造超音速殲擊機的僅有美國、蘇聯等少數國家。1960年11月5日，我國使用新的推進劑，第一顆導彈發射成功;1964年10月16日，第一顆原子彈爆炸成功;1967年6月17日，中國第一顆氫彈爆炸成功;1970年4月24日，中國的第一顆人造地球衛星發射成功，5年后第一顆返回式衛星發射成功。被毛澤東稱贊為“火箭王”的錢學森曾經回憶說：“回想當年，黨中央、毛主席下決心搞‘兩彈’，那真是了不起的決策。那個時候，我們的工業基礎十分薄弱，連汽車都沒造出來，竟決定搞最尖端的技術——導彈和原子彈，沒有無產階級革命家的偉大胸懷和氣魄，誰敢作這樣的決策?我們第一枚導彈在1960年就首次發射成功了，第一顆原子彈在1964年就炸響了。這樣的速度是空前的。”中國在尖端科學方面的成就引起了世界的關注和高度評價，在1971年11月15日聯大全體會議上，57個國家代表對中國代表團發表了熱情洋溢的講話，其中智利常駐聯合國代表溫貝托·迪亞斯·卡薩努埃瓦在歡迎辭中說：“中國從落后、破壞、饑荒、水災和瘟疫的廢墟上站起來，在短短的一些年里在農業和歷史、教育和公共衛生、征服宇宙和原子方面——還有在使集體和個人的道德臻于完善方面取得了非凡的進展。就是完成建造南京大橋這個巨大技術成就的那些人，結束了貪污、鴉片、墮落、放蕩等現象，實行健康和儉樸的生活方式。”

　　中華民族因制度腐敗及科技落后而造成的歷史頹勢在20世紀中頁開始改道，以昂然向上的姿態向著人類現代文明的征途急進前行。“向科學進軍”、“勇攀科學高峰”成為那個時代中國人民吹響的嘹亮的號角，新中國在科技領域高歌樂奏，捷報頻傳。1959年9月14日的新華社報道，中國第一臺每秒鐘運算一萬次的快速通用電子數字計算機在北京試制成功。1959年11月1日，洛陽第一拖拉機制造廠建成投產;11月12日，我國第一臺靠液壓傳動的內燃機車在青島四方機車車輛廠試制成功。1960年4月22日，開工于1958年5月的黃河上最大的一座鐵路復線橋——鄭州黃河大橋建成通車。1960年4月23日，據《新華社通訊簡報》，中國自行設計、自行建造的第一艘萬噸遠洋貨輪“東風號“下水。1962年12月17日，我國機械工業中最大的一臺鍛壓設備，也是我國第一臺一萬兩千噸的自由鍛造水壓機在江南造船廠制造成功。當毛澤東聽到這個消息時，高興地說：“中國的工人階級，靠著自己的一雙手，也能制造出世界上頂尖的東西來，這叫什么精神呀，這就叫奮發圖強的精神，這就是我們中華民族精神，我們中華民族是有骨氣的民族，是大有希望的民族。”1967年3月7日的《參考消息》記錄了英國庫爾特門德爾森博士談訪華時的一些觀感：“中國工業發展速度驚人，中國如能保持目前的科學和工業發展速度，就將能在本世紀末使世界其他國家相形失色。中國工業產品在質量和品種兩方面都是很突出的。他們已經有遠洋大型輪船、有空氣調節設備的內燃機火車、小汽車、公共汽車、燃氣輪機和發電機--全都是中國制造的。甚至更加使人印象深刻的是那些非常先進的產品，如電子顯微鏡、精密天平、照相機、計算機和各種電子、光學和醫學設備。事實上，現在中國不能制造的東西極少，而且它正開始以驚人的的速度生產。在科學院的實驗室里，給我看了許多非常先進的設備--例如，在液體氦中使用的超導性磁線圈。一九四九年新中國成立新政府掌握的重工業幾乎等于零，技術力量也接近空白。毛主席把這種狀態叫做‘一窮二白’。”1968年11月17日，《參考消息》報道：“ 中國社會主義建設不僅使中國人民擺脫了貧困(在亞洲例如印度這樣的人口眾多的國家，這種貧困達到了令人難以想像的程度)，而且使中國的技術、工業和經濟發展達到了擁有好幾個世紀工業歷史的國家的高度。中國人民沒有剝削任何人，基本上是自力更生地獲得這種驚人的發展的。一九四九年前，中國實際上只擁有自己工人農民的勞動力，只擁有幾乎建立在手工業水平上的工業，只擁有聽任旱澇為害的原始農業，而今天在食品和工業品方面已自給自足。 中國現在依靠技術上先進的、能夠抵抗自然災害的農業，已有能力生產人民所需要的食品。它的工業生產著鐵路設備、卡車和其他運輸工具，整套水電站設備，石油開采和精煉設備，精密電子儀器，各種自動控制儀器，原子彈和氫彈，導彈。許多產品的質量以及它們的科學技術質量，都趕上了并在許多情況下超過了世界最先進的水平。”1973年9月21日的《參考消息》這樣評價新中國的科技：“在革命勝利后僅僅二十三年里，中國科技人員在很多領域里就達到了西方同行類似的水平，如無線電天文學、光學天文學、核聚合、超導體、比重測定、基本粒子、生理學、數學、化學工程學、流體力學、電子計算機、航空、人造衛星、晶體學、地震預測、聲學、原子物理、人造鉆石生產、合成化學和其他許多方面。不論是研究單位，還是在上海工業展覽會上，都可以看到大量最現代化的技術、工業和科學設備，這些設備幾乎全部是中國設計和制造的，可以和西方生產的最好的設備相媲美。盡管數量有限，但是中國現在能生產檢波器、分光鏡和分光儀、無線傳真機、天文望遠鏡、微波儀......和一大批各種各樣的產品。可以說，中國在科學、技術或工業儀器和設備方面已經自給自足。實際上它能夠生產它所需要的一切，事實上十多年來就是這樣做的。”1975年9月8日，《參考消息報道了美國約翰斯霍普金斯大學應用物理學研究中心副主任、美籍華人物理學家任之恭對中國科技的記述：“中國科學技術發展的方針，是在‘獨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原則下，增進全國人民對自然界的認識，同時利用克服自然界的功效，促進人民的精神和物質上的幸福，使國家強大，并為全人類作出更大的貢獻。為了達到這目標，中國決不把科技發展作為國家稱霸或窮兵黷武的工具，也不要為了發展工農業，破壞自然界環境，或者為了增加西方人以浮華為繁榮的"國民生產總值"浪費全世界極其寶貴的資源，使將來人類走到絕路上面。 中國設立有‘中國科學院’、‘中國農學科學院’、‘中國醫學科學院’等。現在單說‘中國科學院’，里面有直屬的大約二十多個研究所(天文、數學、物理、高能物理、力學、電子物理、半導體物理、地球物理、大氣物理、化學、生物化學、生物、生物物理、生理、分子生物、動物、植物、遺傳學、地質、計算機等)。中國科學院之外，還有大約二百多個研究所，散布在全國各地，費用大致由科學院支出，但行政方面，大都由省市地方自決。這些研究所的工作對象，在目前情形下，大都致力于研究國家急需解決的實際問題，但也有一小部分接近基本研究。我個人預料，將來國家緊急需要可由生產部門直接供應時，中國科學院的研究工作，可能大部分轉移到基本研究方面。 為了農業建設，現在全國各地設立了人民公社，每個公社獨立生產，注重農業科學化、水利化及在可能范圍下的機械化。 為了工業建設，現在全國設有很多輕重工業場所，其中有許多大規模機床工廠，專門制造精密的磨、鉆、銑、鏜等車床。中國現在可以自制各種機器，以及機器的母機，絕不象在解放前整個依賴舶來貨。東北為中國重工業根據地，其中工廠林立，如沈陽重型機器廠、撫順煤礦、鞍山鋼鐵廠、大慶油田等。大慶油田為全國工業模范(工業學大慶)，鞍山鋼鐵廠為‘鞍鋼憲法’的發源地。上海及其他城市區域的輕重工業，在全國占有很重要地位，形成全國工業均勻發展的局勢。現在舉一個近代工業發展的例子，在上海、南京、天津、北京、武漢等大城市的電子工業尤其發達，能夠制造電子計算機、各種半導體機件、高能率激光儀，及全國需要的科技儀器。 總結說來，中國在解放后僅僅二十多年，科技的發展在獨立自主的條件下，又用與資本主義不同目標的方針，設法迎頭趕上工業先進的國家。一直到現今為止，中國科技還說不上有什么突破性的巨大創造。但在過去很短的時間內，能夠有好些很值得贊美的成績，也真是難能可貴。”任之恭后來在回憶錄中表達了對新中國取得的巨大成就的自豪感，他說：“我打心底里高興，在我有生之年看到這個國家‘站起來了’，變成統一、強大、繁榮的國家，并且進入現代的科學和技術世界。那將使我們驕傲地稱它是‘我們的祖國!’”

　　美國威斯康星州大學歷史系教授莫里斯·邁斯納是一位嚴肅的學者，多年從事中國現代史的研究，他的著作《毛澤東的中國與后毛澤東的中國》(1985年)一書曾獲得美國《圖書館雜志》這樣評價：“在邁斯納的這本書里，幾乎沒有放過人民中國的任何重要問題或任何重要的歷史時期，而且其觀點新穎、評價公正，并常常閃現出令人吃驚的真知灼見。”他在書中說：“在毛澤東時代，工業總產值增加了38倍，重工業產值增加了90倍。從1950-1977年，工業產量以每年13.5%的速度增長,即使是從1952年算起,每年的增長速度也在11.3%.與世界上的發展中國家及主要發達國家的早期發展相比,中國經濟的增長率是較高的,與現代世界歷史上任何國家實現工業化的周期相比,中國的發展速度也是較快的.在毛澤東時代，工業總產值在工農業總產值的比重由30%增加到72%，這反映了中國已從一個基本的農業國轉變成一個初具規模的工業國。……到70年代中期，中國生產了大量的噴氣式飛機，重型拖拉機和遠洋輪船。中國還制造了原子彈和洲際彈道導彈，在成功地進行了第一次核試驗的6年后，又于1970年發射了人造衛星……中國的科學家和技術人員的數量從1949年可憐的5萬人(1952年為42.5萬人)增加到1966年的250萬人，到1979年又增加到500萬人,其中99%以上都是1949年后增加的。除此之外，在毛澤東時代還興修了大量規模宏大的水利工程設施，如果沒有這些設施，那么就不大可能出現這幾年來的農業生產和生產率的發展高潮。”

　　1949年9月21日，毛澤東在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的開幕詞中說：“中國人從來就是一個偉大的勇敢的勤勞的民族，只是在近代是落伍了。”中國人有引以為傲的四大發明，曾在人類文明的歷史上閃耀著奪目的光芒。然而，當西方工業革命隆隆轟響的時候，沉醉于老大帝國的中國人卻只知之乎者也，不知格物致理，中國人落伍了，大刀長矛應對的是堅船利炮，小米步槍抵御的是飛機裝甲，正如毛澤東在《論持久戰》中所講：沒有現代化的技術條件，是不能把敵人趕過鴨綠江的。技術落伍的痛苦經歷，讓中國人忍辱了百年之久，五千年文明累積的中國，成了叢林里被吞食的肥鵝，中國近代史的命運，可以說都是落后惹的禍，中國人改變這一命運的抗爭因此也是極其慘烈而悲壯，如果讀一讀毛澤東為矗立在天安門廣場上的人民英雄紀念碑撰寫的碑文，就能感知到中國人在翻身中用鮮血凝成的代價。懂得了歷史，就懂得了毛澤東;懂得歷史越深刻，懂得毛澤東就會越深刻，就會理解毛澤東的所言、所想、所行。科技是生產力的助推器，是生產力的翅膀，毛澤東是為中國的生產力插上科技翅膀的人，在短短的20幾年的時間里，毛澤東帶領中國人民在難以置信的艱難環境里，以難以置信的毅力和勇氣，以難以置信的速度，做出了難以置信的科技成就，中國從一個落后的農業國脫胎為一個初具規模的工業國，從一個在科技上“一窮二白”的弱國轉變為一個舉足輕重的科技強國。“神女應無恙，當驚世界殊。”“一萬年太久，只爭朝夕。”這樣的奇跡，在人類的歷史上，只有毛澤東的中國才能創造出來。任何一個正直、公正的人，如果對歷史有足夠的了解，對事物有客觀的分析，都不會看不見毛澤東對中國科技發展所做的一件件豐功偉績。在26屆聯大會議上，坦桑尼亞聯合共和國代表團副團長、常駐聯合國代表薩利姆·艾哈邁德·薩利姆曾經說：“我們還對他們在自己的偉大領袖毛澤東主席的令人鼓舞的領導下，在科學技術方面的努力所已經取得的和正在繼續取得的驚人進步表示敬意。”而我們自己，今天缺少的恰是這樣的一種敬意，這不僅僅是因為一種無知，而是一種普遍存在的時代的淺薄。

　　“鯤鵬展翅，九萬里，翻動扶搖羊角。背負青天朝下看，都是人間城郭。”仰望蒼穹，滿天星斗，有一顆光耀天宇的是毛澤東的眼睛，它背負著青天，一刻都不歇息地看著人間的城郭，深情地，不漏下每一片角落。有時，他還會看到，“可上九天攬月”的中國人，從他的眼前馳過。

× 烏有之鄉 WYZXWK.COM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網刊微信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