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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眾媒體對當代西方政黨政治的影響

劉文科 · 2014-09-16 · 來源:烏有之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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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眾媒體作為政治信息傳播渠道,改變不了西方政黨是資產階級政治統治工具的本質,反而進一步鞏固了資產階級的政治統治。

  原載《政治學研究》

  內容提要:大眾媒體的發展對西方政黨政治造成了深刻影響,尤其是使西方的政黨組織和政黨功能發生了重大變遷。在組織層面,它使西方政黨組織日益寡頭發展,政黨認同普遍弱化,政黨意識形態日漸趨同;在功能層面,它使西方政黨的利益表達與利益綜合、政治選舉和政治社會化功能普遍削弱。由此,西方政黨的衰落和政黨政治的危機成為西方學界普遍的擔憂。然而,大眾媒體作為政治信息傳播渠道,它改變不了西方政黨是資產階級政治統治工具的本質,反而進一步鞏固了資產階級的政治統治。

  關鍵詞:大眾媒體;政黨政治;西方

  從2O世紀后半期開始,大眾媒體的繁榮與發展對西方政黨政治造成了深刻影響,使西方的政黨組織和政黨功能發生了重大變遷,并受到政治理論家和政治實踐者的密切關注。近年來,新媒體的發展進一步強化了大眾媒體對西方政黨實踐的沖擊,使政黨的組織形態進一步朝寡頭化方向發展,黨員對政黨歸屬的認同不再像以往那樣穩定,意識形態型政黨逐步轉型為弱意識形態型政黨。同時,受大眾媒體發揮政治功能的影響,政黨組織功能也逐漸發生了變化,利益表達與綜合、政治選舉和政治社會化等各個方面普遍受到削弱。本文以大眾媒體對當代西方政黨政治的影響為研究對象,分析大眾媒體對西方政黨組織和政黨功能的影響,把握媒體時代的政黨政治,為認識和理解政黨政治的發展變化與西方現代民主政治的演進提供新的觀察視角。

  一 、大眾媒體對西方政黨組織的影響

  (一)政黨組織寡頭化發展

  “政黨是階級的組織”,以實現資產階級政治統治為目的的西方政黨則是資產階級的政治組織。①西方政黨在其產生與發展過程中,經歷了不同的組織轉型。從歷史角度來看,西方政黨組織經歷了“精英政黨——大眾政黨——精英(寡頭)政黨”的轉型過程。17世紀末葉至19世紀,精英型政黨是西方政黨組織的主要形態。20世紀,大眾型政黨構成了西方政黨組織的主要模式。然而,從20世紀后半期開始,大眾型政黨就已經發生了新的變化,主要表現就是政黨組織日益朝著寡頭化方向發展,使政黨在組織形態上不僅重現了政黨以往的精英特征,而且表現出寡頭化傾向。對于發生變化的主要原因,西方學界的共識認為,政黨組織的寡頭化發展與社會結構的變化、大眾媒體的影響和利益集團的發展密切相關。其中,大眾媒體的繁榮與發展,為西方政黨組織的寡頭化發展提供了相應的基本條件,并起到了重要的推動作用。

  首先,大眾媒體為西方政黨的寡頭化發展提供了組織平臺。在精英型政黨時期和20世紀前半期的大眾型政黨時期,黨員活動是政黨發揮功能的主要途徑,政黨基本上是通過黨員實現說服、動員和組織群眾的政治目標。而政黨控制下的大眾媒體,只是幫助政黨完成意識形態宣傳的傳播工具,政黨領袖或政黨候選人很難像今天這樣直接面向大眾,高效地說服、動員和組織群眾支持政黨活動。但是,隨著大眾媒體在20世紀的迅猛發展,大眾媒體逐漸脫離政黨控制而成為發揮“獨立”影響的社會力量。大眾媒體的發展及其在傳播政治信息方面的優勢,逐漸使政黨領袖通過大眾媒體說服、動員甚至組織群眾方面的能力超越了通過政黨組織所能達到的水平。2特別是廣播、電視和互聯網的產生與發展,使政黨領袖能夠憑借大眾媒體實現政黨的大部分政治目標。畢竟,與政黨相比,大眾媒體一直是滿負荷運轉的組織,能夠為群眾提供實時、全面的政治信息,以便群眾做出政治判斷并參與政治,而“政黨只是在大選期間才滿負荷運轉的‘組織骨干”’。所以,政黨領袖更多地選擇大眾媒體與群眾進行溝通。同時,大眾媒體獲取信息的能力也遠遠優于政黨組織。3“通訊技術的變革,尤其是電視的出現,使候選人可以直接接近投票人,減少了政黨作為政治信息資源的作用。”4于是,大眾媒體使政黨不再需要黨員挨家挨戶去收集信息或發放傳單,也不再依賴地方黨組織。這樣,政黨領袖能夠“撇開”地方黨組織而通過大眾媒體發揮政黨影響力的現實,使大眾媒體為政黨的寡頭化發展提供了組織平臺。

  其次,大眾媒體的運作方式推動了政黨的寡頭化發展。受大眾媒體運作方式的影響,西方政黨的組織生態和運作方式出現了重大變化,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政治市場化。5在政治市場化的政黨生態和運作環境中,“雖然說服和組織群眾的目標沒有變化”,但政治市場化“迫使政黨以不同的、更為‘現代’的運作方式完成其任務”,6并要求政黨組織在政治傳播方面實現由政治宣傳到政治營銷的戰略轉變,在政治選舉過程中利用職業政治顧問把政黨領袖推銷成為具有影響力的政治候選人,以獲得競選勝利。7政治營銷的核心內容是政黨領袖的媒體形象,而不再是意識形態或政策取向。政黨為塑造其領袖的媒體形象不遺余力,從而使政黨領袖日益成為政黨代言人,政黨政治日益個人化和寡頭化,最終使政黨萎縮成中央高度集權的精英(寡頭)政黨。由于當代西方政黨的組織和運作受到大眾媒體運作方式的深刻影響,甚至需要在大眾媒體運作過程中完成政黨活動,所以有西方學者稱這種精英(寡頭)政黨為“媒體政黨”。8而政黨執政時對“媒體執政”的重視,實質上就是通過大眾媒體塑造良好的政黨形象和政治領袖形象,以推銷政黨的政治和政策主張。

  (二)政黨認同弱化

  在西方政黨的發展過程中,無論是精英型政黨還是大眾型政黨,以階級忠誠或黨派忠誠為主要內容的政黨認同,構成了政黨組織堅實的文化基礎,是政黨存在和有效發揮作用的重要前提。然而,20世紀70年代以來,政黨組織的這種文化基礎遭到削弱,政黨認同普遍弱化,政黨政治發生了嚴重的認同危機。研究者認為,政黨認同的弱化,與社會結構變化和政黨行為密切相關。“20世紀50年代開始、70年代進一步加強的社會轉型,即工業社會向后工業社會或信息社會的轉型,導致了就業結構發生改變。西方社會中的藍領工人不再是多數而是少數,并造就出新的動態社會結構。”于是,“基于階級忠誠和黨派忠誠的政黨認同逐步弱化。”9同時,政黨組織內部的寡頭化,金權政治、以權謀私等政黨行為,則使選民的政治冷漠日益增長,選民對政黨的支持率和投票率均呈大幅度下降態勢。10這種對政黨認同弱化的社會結構分析和政治行為分析,表明了政黨認同弱化的根本原因,但大眾媒體對政黨認同所產生的沖擊,同樣引人注目。

  正如上文所述,大眾媒體的發展使西方政黨組織朝向寡頭化發展,精英(寡頭)型政黨成為20世紀后期以來的主要政黨形態。而精英(寡頭)型政黨對以階級忠誠和黨派忠誠為主要內容的政黨認同需求,遠遠比不上精英型政黨和大眾型政黨。它利用大眾媒體和職 業政治顧問,通過塑造政黨領袖的媒體形象,以超階級和超黨派的方式在全民中尋求政黨認同。因此,精英(寡頭)型政黨也經常被學者稱為“全民黨”。試想像,如果離開大眾媒體和職業政治顧問,精英(寡頭)型政黨是否能夠在全民中尋求政黨認同呢?經驗表明,身處后現代社會的西方政黨組織,一旦離開大眾媒體,政黨活動將難以展開,更不用說尋求選民的政治認同。大眾媒體通過傳播政治信息在告知選民關于政黨及其領袖的相關信息時,也會對政黨及其領袖進行褒貶和評判,從而會影響選民對政黨的認知與評價,直至影響決定政黨成敗的選民投票行為。可見,置身于后現代社會的精英(寡頭)政黨離不開大眾媒體,大眾媒體已經成為政黨尋求認同的主要途徑。

  當然,我們必須看到,精英(寡頭)型政黨通過大眾媒體所尋求的政黨認同,已經不是傳統意義上的政黨認同。傳統意義上以階級忠誠和黨派忠誠為主要內容的政黨認同已經弱化。事實上,政黨利用大眾媒體進行政治營銷時,幾乎不再需要傳統意義上的政黨認同,它更需要競選時選民所表現出的臨時性“政黨認同”。反過來,作為理性政治角色的政黨和候選人,“他們越是缺乏政治動員的渠道,比如缺乏忠實選民、強大的基層黨員和社會同盟,他們越是要把大眾媒體作為動員工具,以達到他們自己的目的。”11

  (三)政黨日漸趨同

  在當代西方政黨政治的發展過程中,政黨組織出現了另一個明顯特征,那就是政黨的日漸趨同。眾所周知,政黨組織作為階級利益的代表,持有不同的政治意識形態,即使是在資產階級的不同政黨之間,代表不同階層的政治意識形態也是區別政黨的根本標志。然而,意識形態弱化已經成為當代西方所有政黨的共同特征之一。早在20世紀60年代,丹尼爾?貝:爾(Daniel Bel1)就針對西方政黨政治提出了意識形態終結論。他認為:“在西方社會中,政黨通過許諾更高水平的經濟增長和物質富足來進行權力競爭,道德和意識形態問題已經過時。”20世紀90年代,安東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也認為:“在以全球化、傳統衰落、社會自反性增強為特征的社會中,左派和右派的傳統意識形態越來越顯得不合時宜。”12 雖然意識形態終結論在政黨本質層面不符合西方政黨政治的實際——資產階級意識形態是所有西方政黨的根本意識形態——但在政黨政治運作層面恰恰反映了實際存在的超越意識形態的政黨趨同現象。

  西方政黨的日漸趨同,除了各種社會因素、國內國際政治關系綜合作用的影響之外,大眾媒體在政黨趨同方面也發揮著重要的影響力。隨著大眾媒體的政治影響力日益增強,政黨組織逐漸萎縮,政黨認同持續弱化,以選舉勝利為根本目標的西方政黨,不得不弱化自己的意識形態傾向。只有這樣,政黨才能超越意識形態,面向全體選民進行競選宣傳,以獲取廣泛的選民支持。在英美國家,政黨受大眾媒體影響而弱化意識形態并日漸趨同的現象最為明顯,且在西方政黨政治中具有代表性。

  在美國,電視政治崛起于20世紀60年代。1960年尼克松與肯尼迪進行總統競選電視辯論后的失敗,使美國政黨清醒地認識到,候選人電視形象在獲取政治權力時具有“關鍵性影響”,意識形態型的選舉策略已經過時。于是,美國政黨逐漸把塑造良好的候選人形象作為政黨活動的核心內容,并以犧牲政黨的意識形態個性為代價。后來的里根、克林頓等多數美國總統,均是通過塑造良好的媒體形象來獲取選舉勝利的重要人物。13 2008年,奧巴馬的總統競選過程,使候選人媒體形象的塑造達到爐火純青的地步,媒體形象幾乎成為決勝的首要指標。

  1997年,英國工黨提出的“第三條道路”是西方政黨意識形態弱化和逐步趨同的又一表現,并在歐美政治中產生了深遠的影響。而“第三條道路”的提出,既是西方福利國家主義全盛的表現,也是大眾媒體發揮影響力的重要結果。14因為,英國工黨弱化意識形態的動因和根本目的都是為了選舉獲勝,是為了能夠在媒體上塑造良好的“非意識形態型”政黨或英國的“全民政黨”形象。當政黨選舉不再訴諸于意識形態,或者訴諸意識形態不能有效說服選民時,候選人的媒體形象就成為政黨選舉的制勝法寶。如今,當代西方政黨基本完成了組織轉型,它們把大眾媒體作為溝通選民的主要平臺,把形象政治作為政治活動的主要內容,把政治營銷、政治公關、政治廣告作為主要的活動方式。在大眾媒體的推動之下,當代西方政黨顯現出作為資產階級政治統治工具的共同本質。

  二、大眾媒體對西方政黨功能的影響

  (一)政黨利益表達和利益綜合功能的弱化

  政黨是階級利益的代表者,它的首要功能是進行利益表達和利益綜合。西方政黨所發揮的利益表達功能表明,它一方面代表整個資產階級的根本利益,15一方面為維護資產階級的政治統治,還需要表達相互沖突的社會利益。16西方政黨不僅僅表達資產階級的根本利益和各種社會利益,還需要對利益進行綜合,從而使各種不同的利益要求被整合到政策方案之中。“通過利益綜合,公民的愿望和要求最終轉化為少數可行的政策”。17在西方現代政治體系中,政黨是利益表達和利益綜合主要機構,利益表達和利益綜合是政黨存在的根本價值所在。然而,隨著西方政黨組織的衰落,政黨的利益表達和利益綜合功能也隨之弱化。政治實踐表明,西方政黨利益表達和利益綜合功能的弱化,與大眾媒體的影響有著直接關系。

  在西方社會,個體公民能夠運用多種方式進行利益表達,比如參與選舉、參加利益集團、參與抗議和游行示威等。然而,在20世紀后期以來的西方社會,無論公民采取何種方式進行利益表達,都或多或少受到大眾媒體的影響,大眾媒體已經成為聯系政府與公民的主要橋梁。大眾媒體可以通過影響選舉結果、關注利益集團的要求、關注合法或非法的抗議和游行示威,對政府施加影響,從而影響公民的利益表達是否成功。在這方面,發達的大眾媒體具有政黨不可比擬的優勢。特別是在媒體化政治的大環境中,大眾媒體能夠影響選舉結果,就表明政黨本身的利益表達已經受制于大眾媒體。因此,如果連政黨本身的利益表達都需要通過大眾媒體的時候,政黨的利益表達功能顯然會受到削弱,這已經成為不爭的事實。

  同時,大眾媒體通過影響政策過程,還削弱了政黨的利益綜合功能。從政策過程來看,大眾媒體通過對社會問題的選擇性關注,從而使部分社會問題成為政策問題,推動政策問題進入政策議程,并以自身傳播政治信息的絕對優勢,影響政策制定。“一般政治人物,不管是政府官員、民意代表或政治活躍分子、政策制訂者都認為媒體對民眾的態度形成及政策制訂過程有關鍵性的影響。”18在科學診斷政策問題、確定政策目標、擬定和采納政策方案,使政策制定科學化的過程中,“大眾媒體甚至具有其它國家機構不可替代的優勢”,19為科學決策提供所需要的政策信息。相對而言,政黨在政策制定過程中的影響力卻大大下降。一個政策方案是否恰當,是否能夠成為政府的選擇,不再是政黨所能決定的,它更多地受到大眾媒體的影響。因此,在把各種社會利益要求整合到政策方案的過程中,大眾媒體所發揮的巨大影響力,無疑削弱了政黨的利益綜合功能。

  (二)政黨選舉功能的弱化

  在現代西方國家,政黨與選舉密切相聯。“現代意義上的選舉實質上主要表現為政黨之間的競爭性選舉”,“從政黨組織上看,西方國家的政黨是為了選舉而存在的”。20 政黨要實現其利益表達和利益綜合功能,就必須參與選舉。通過競選國家領導人,政黨才能獲得或參與國家政權,從而領導或影響國家政治生活。

  在選舉過程中,政黨功能主要體現在提名候選人、動員選民投票、籌集競選經費等。在電視政治崛起之前,政黨的選舉功能基本上是正常發揮的。然而,電視政治的崛起,尤其是互聯網政治的出現與發展,使政黨的選舉功能受到引人注目的影響。無論是提名候選人、動員選民投票,還是籌集競選經費,政黨的選舉功能無一例外地遭到削弱。

  在西方政黨產生之后,選舉中的候選人提名權基本上為政黨所壟斷。在政黨政治發展的高峰時期,政黨是公民與候選人和政府官員之間的橋梁。政黨幫助推薦候選人,政黨領袖常常控制候選人提名。選民強烈依附于決定他們如何投票的政黨。20世紀70年代,初選制度的實行,使選民可以在提名過程中直接發揮作用,候選人被迫直接求諸公眾而不再完全依賴于政黨,大眾媒體變成候選人與選民進行溝通的重要工具。21于是,“候選人在政黨正式會議上獲得提名之前就宣布參加競選,以引起傳媒和選民的注意,使黨內的候選人提名競選轉變為黨外的由媒體組織的提名競選,政黨的提名權變得有其名而無其實了。”22之所以如此,在于候選人的媒體形象是影響其是否獲得民意支持、是否最終得到候選人提名的主要變量。政黨雖然擁有制度化的候選人提名權,但也不得不按照因媒體形象而產生的民意支持率來提名黨內候選人,以使政黨獲取競選勝利。

  大眾媒體不僅削弱了政黨的候選人提名功能,而且削弱了政黨動員選民投票的能力。如上所述,精英(寡頭)型政黨組織已經弱化,其基層動員能力顯然不能滿足動員選民投票的要求。為了動員選民投票,必須有效地進人大眾媒體。“如果不能有效地進入媒體,政黨就難以動員足夠的支持獲取選舉的勝利。”23于是,西方政黨越來越多地利用職業化政治顧問建立競選班子,通過政治營銷、政治廣告、民意測驗等各種政治傳播手段,使政黨有效進入大眾媒體。在職業政治顧問的幫助下,政黨努力塑造良好的媒體形象,特別是良好的候選人形象,從而達到吸引、誘使或動員選民投票支持本黨的目的。事實上,職業化的競選班子已經取代政黨組織成為動員選民投票的骨干力量。

  通過大眾媒體籌集競選經費,是政黨選舉功能弱化的又一表現。在西方,“政黨要存在和活動,政黨政治要運行,都要以金錢為前提條件。”24在政治選舉中,候選人的重要基礎之一就是“金錢”,政黨組織則是候選人競選經費的主要來源。然而,精英(寡頭)型政黨時期,政黨能夠提供的競選經費遠遠不能滿足競選活動的需求。于是,利益集團和政治行動委員會曾經成為競選經費的主要來源。但是,面對日趨激烈的政治競爭和1益昂貴的政治選舉,以及法律對“軟錢”的嚴格限制,利益集團和政治行動委員會的政治捐助也顯得捉襟見肘。在這種情況下,通過大眾媒體籌集競選經費,就成為候選人的首要選擇。2008年,奧巴馬放棄了美國財政部資助的公共經費,首次通過互聯網募集高達7.5億美元的競選經費,并以其足夠的財力最終人主白宮。事實證明,大眾媒體的存在,大大削弱了西方政黨通過其組織本身籌集競選經費的能力,而更多的是通過候選人在大眾媒體中的政治影響力來實現競選經費的籌集。

  (三)政黨政治社會化功能的弱化

  政治社會化是政黨的傳統功能之一。“政治社會化是社會個體在社會政治互動中接受社會政治文化教化,學習政治知識、掌握政治技能、內化政治規范、形成政治態度、完善政治人格的辯證過程;是社會政治體系的自我延續機制和功能運行機制。”25“政黨在現代政治生活中通過宣傳黨的綱領、政策主張等,影響社會大眾的政治態度;通過發展新的成員,使他們在黨組織中受到社會化的培養和訓練;通過黨的各項活動,來實現其成員和政黨擁護者與追隨者的政治參與。”26因此,政黨“在政治社會化中發揮著不可替代的作用。”27在西方社會,“通過內部的辯論和討論,通過競選活動,政黨成為政治教育和政治社會化的重要機構。政黨集中關注的問題有助于設置政治議程,政黨所表達的政治價值和政治態度,就成為社會政治文化的一部分。”28然而,由于大眾媒體的發展對西方政黨組織所產生的重要影響、對西方政黨利益表達與利益綜合以及選舉功能的弱化,使西方政黨在政治社會化過程中那種“不可替代的作用”受到了空前的挑戰。

  從一般意義上來看,政治社會化的途徑除了政黨之外,還包括家庭、學校、朋輩群體、其它社會政治組織和大眾媒體。但是,隨著大眾媒體在20世紀后半期的迅猛發展,使其在發揮政治社會化功能方面日益超越其它途徑,大眾媒體的“大眾”超過了其它任何途徑所能覆蓋的大眾范圍。從共時性上來看,它覆蓋了全社會;從歷時性上來看,它伴隨著人的一生。因此,大眾媒體對政治社會化的作用范圍和作用深度已經遠遠超過了其他途徑所能達到的作用范圍和作用深度,并以其在政治信息傳播方面的優勢,確立了其在政治社會化體系中的結構性地位。正如西方學者所言:“政治學家大都相信,在現代社會中,諸如政黨等政治制度已經不再能夠在政治社會化方面起到主要作用了,而其他的制度,特別是大眾傳媒,則能夠極大地塑造著公民的政治態度、政治信仰”。29

  進入21世紀,與大眾媒體Et益增強的政治影響力相一致,大眾媒體在政治社會化體系中的地位更加突出。各種多媒體技術的發展,使人們在兒童到成年的政治社會化過程中更多地依賴大眾媒體,甚至形成了政治社會化的媒體化。在此背景之下,西方政黨的政治社會化功能弱化已經成為不可逆轉的趨勢。首先,西方政黨難以像以往那樣,通過其組織過程宣傳黨的綱領和政策主張以影響社會大眾的政治態度。其次,西方政黨很難再通過發展新成員以對公民進行政治教化和政治訓練。再次,西方政黨活動很難再恢復其凝聚力,以實現其成員和政黨擁護者與追隨者的政治參與。最后,西方政黨所表達的政治價值和政治態度,很難再成為西方社會具有普遍意義的政治價值和政治態度,而形成政治文化的多元化與政治態度的不確定性。

  三、大眾媒體與西方政黨政治的未來

  綜觀大眾媒體對當代西方政黨政治的影響,可以看到,大眾媒體的發展使西方政黨政治發生了重大變化。這些重大變化引起了西方學者的普遍擔憂,認為西方政黨正在衰落,政黨政治出現了嚴重危機,政黨政治的未來難以預料。但是,大眾媒體對西方政黨政治的未來到底會產生何種程度的沖擊,它是否會像有些西方學者所擔心的那樣,會使政黨政治不再能夠成為資產階級民主政治的主要支柱呢?針對這一問題,我們可以采用馬克思主義政黨政治的分析:療法,科學地理解大眾媒體對西方政黨政治未來的影響。

  (一)大眾媒體不會成為取代政黨的組織機構

  政黨是階級的組織,西方政黨則是資產階級的政治組織,其目的是實現資產階級的政治統治。“政黨起源于階級,是階級和階級斗爭發展到一定歷史階段的產物”。30政黨是階級的代表,是階級利益的集中表達。在階級社會里,“政黨是不能脫離階級基礎而存在的,脫離階級基礎的政黨就成為無源之水、無本之木”,31無論政黨的組織形態如何變化,都改變不了政黨是階級組織的政治本質。當代西方政黨對整個資產階級的代表逐漸取代了對資產階級內部各個派別的代表,而Et益顯示出寡頭化,更接近資產階級政黨的階級本質特征。要想使資產階級政黨在組織上徹底消亡,唯一的途徑就是通過無產階級的革命手段推翻資產階級的政治統治.而由無產階級的政黨組織來代替資產階級的政黨組織,實現無產階級的政治統治。因此,盡管大眾媒體在使西方政黨組織寡頭化發展、政黨認同弱化和政黨意識形態日漸趨同等方面具有深刻影響,但它不會代替政黨本身成為現代國家政治生活中的組織機構,也不能顛覆資產階級通過其政黨實現政治統治的本質。因為它在政治上不是某個階級的代表,它更不會執掌國家政權,其作用只限于對政黨政治產生某些方面的影響。相反,20世紀后期以來,大眾媒體對西方政黨組織的影響恰恰使政黨更加集權化,使資產階級政黨進一步暴露其少數人統治多數人的本質。

  (二)大眾媒體將更為有效地維護資產階級的政治統治

  政黨功能是多方面的,包括利益表達與利益綜合、政治社會化、組織和動員選民進行政治選舉、影響和領導社會政治生活等,而政黨最根本的功能是通過政治斗爭或競爭而獲得國家政權。西方政黨的根本功能就是代表資產階級通過政治斗爭或競爭掌握國家政權,實現資產階級的政治統治。雖然大眾媒體對西方政黨的各種功能產生了深刻影響,但它根本不可能動搖資產階級政黨的統治功能。相反,在大眾媒體的作用下,西方政黨政治“形式上的障眼法”和“民主的假象”更能“掩蓋資產階級專政的本質”,以“更為巧妙、更為精致的手法”,更為有效地維護資產階級的統治,而對勞動人民的“有害性也更大”。32因此,大眾媒體在西方政治生活中的影響越大,資產階級通過政黨實行其階級統治的本質反而越隱蔽。通過大眾媒體和政黨的“共謀”,西方民眾對資產階級政黨階級本質的感受不再敏感。資產階級對無產階級的欺騙更加隱蔽更加有效,幾乎使無產階級喪失了階級意識,更喪失了階級斗爭的動力。

  (三)大眾媒體對西方民主的促進只能使資產階級政治統治更加鞏固

  大眾媒體對西方政黨政治組織和功能的深刻影響,可以使我們看到大眾媒體對西方民主政治某種程度上的促進。特別是選民能夠“繞過”政黨組織,直接獲取有關政治候選人的政治信息,直接從電視上了解候選人的政治素質和政治水平,從而更好地選擇“自己的統治者”。從這個意義上講,西方國家的大眾媒體擴大了公民的政治參與,促進了政治平等和政治自由,是“人民主權”的更好實現形式。但是,正如列寧所言,“在一切資產階級國家中,……政治自由越多,資產階級政黨越穩固。”33看似促進了西方國家政治民主和政治自由的大眾媒體,不但不會削弱政黨政治,使人民成為直接的統治者,恰恰會進一步增強西方政黨對選民的控制能力。政黨可以通過大眾媒體更好地塑造“單面人”,更好地引導和控制輿論,從根本上鞏固資產階級的政治統治。當然,西方大眾媒體鞏固資產階級的政治統治,也與大眾媒體一般地鞏固資本主義政治制度相一致。在西方國家,大眾媒體作為市場經濟的產物,表面上擁有批評和監督政府與政黨的權力,但大眾媒體在根本上是受政府和政黨控制的,并由此維護資本主義國家的根本政治制度,從而維護資產階級的政治統治。因此,那種認為大眾媒體會危及西方政黨政治的未來,甚至可能是人民民主的希望的認識,恰恰遮蔽了大眾媒體在政治體系中的真實功能,遮蔽了人民的眼睛,以更為有效的方式防止人民反抗資產階級的統治。

  總之,大眾媒體的繁榮與發展給西方政黨組織及其功能帶來了深刻影響,但大眾媒體改變的只是西方政黨政治的外在表現形式,沒有也不可能改變西方政黨政治的實質(政治游戲,形式民主,階級統治),因而也改變不了西方民主政治中資產階級專政的實質,反而通過其作用進一步鞏固了資產階級的政治統治。

  作者:劉文科,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系學院(北京市,100872)

  (責任編輯:張云鵬)

  【注釋】:

  1 王滬寧:《政治的邏輯——馬克思主義政治學原理》,第243~252頁,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

  2 比如在政治選舉中,候選人可以通過電視直播發表政治演說,進行政治辯論,塑造良好形象,直接動員選民為自己投票,這些都是傳統政黨組織所不可能完成的任務。另外,2010年底開始發生的“阿拉伯之春”也顯示了大眾媒體強大的組織力量和組織功能。

  3 David L.Paletz(eds.),Political Communication Research:Approaches,Studis,Assessments,VolumeII,New Jersey:Alex Publishing Corporation Norwood,1996,P.15.

  4 史蒂芬?E.弗蘭澤奇:《技術年代的政黨》,第28頁,商務印書館,2010年版。

  5 西方政治市場化理論認為,政黨就像是追求利潤最大化的企業,而選民好像是追求效用最大化的消費者。選民把手中的選票當作交易籌碼,以換取政黨所能給予的利益(比如較高的生活水平)。

  6 R.Negrine,P.Mancini,C.Holtz—Bacha and S.Papathanass叩oul0s(ed.),The Professionalisation of Political Communication:Changing Media,Changing Europe,Chicago:IntellectBooks,2007,P.37.

  7 Nei Washbourne,Mediating Poliics:Newspapers,Radio,Television and the lnternet,Maidenhead:Open Univerity Press,2010.P.35~40.

  8 Nicholas J.O’Shaughnessy(eds.),The Idea of Political Marketing,Westport:Praeger,2002,P.1 8.

  9 Nicholas J.O’Shaughnessy(eds.),The Idea ofPolitical Marketing,Westport:Praeger,2002,P.36.

  10 梁琴、鐘德濤:《中外政黨制度比較》,第361—366頁,商務印書館,2001年版。

  11 Katrin Vohmer(eds.),Mass Medi and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in New Democracies,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

  12 安德魯?海伍德:《政治學》(第三版),第67頁,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0年英文影印版。

  13 里根出身于演員,是美國歷史上最善于利用媒體塑造政治形象的總統之一。美國人認為,他是最受共和黨人推崇的2O世紀美國總統;民主黨人最喜歡的2O世紀的共和黨總統。而對于丑聞纏身的克林頓來說,媒體塑造的良好政治形象不僅使其成為美國歷史上最偉大的總統之一,甚至幫他渡過了因萊溫斯基性丑聞案而遭受彈劾的危機。

  14 布賴恩‘麥克奈爾:《政治傳播學引論》,第113頁,新華出版社,2005年版。

  15 王滬寧:《政治的邏輯——馬克思主義政治學原理》,第250頁,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

  16 周淑真:《政黨政治學》,第198頁,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

  17 加布里埃爾?A?阿爾蒙德等:《當代比較政治學:世界視野》(第八版),第109頁,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

  18 彭蕓:《新聞媒介與政治》,第91頁,黎明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中國臺灣),1992年版。

  19 David L.Paletz(eds.),Politial Communiation Research:Approaches,Studies,Assessments,Volume II,New Jersay:Alex Publishing Corporation Norwood,1996,P.15.

  20 胡盛儀、陳小京、田穗生:《中外選舉制度比較》,第252~253頁,商務印書館,2001年版。

  21 Mark J?Rozell(eds),Media Power,Media Politics,Maryland:Rowman&Littlefeld Publishers,Inc.2003,P.141.

  22 張志堯:《西方國家政黨政治與政治發展》,第31頁,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0年版。

  23 Katrin Voltmer(eds-),Mass Media and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in New Democracies,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2006,P.12.

  24 梁琴、鐘德濤:《中外政黨制度比較》,第365頁,商務印書館,2001年版。

  25 李元書:《政治社會化:涵義、特征、功能》,《政治學研究》,1998年第2期。

  26 王浦劬:《政治學基礎》,第285頁,北京大學出版社,2006年版。

  27 周平:《政治學導論》,第164頁,云南大學出版社,2007年版。

  28 安德魯‘海伍德:《政治學》(第三版),第167頁,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0年英文影印版。

  29 加布里埃爾?A-阿爾蒙德等:《當代比較政治學:世界視野》(第八版),第597頁,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

  30 王滬寧:《政治的邏輯——馬克思主義政治學原理》,第247頁,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

  31 梁道剛:《馬克思主義政黨先進性的生成機理研究》,《馬克思主義研究》,2011年第2期。

  32 王滬寧:《政治的邏輯——馬克思主義政治學原理》,第252頁,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

  33 《列寧全集》,第18卷,第397—398頁,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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