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踐只是檢驗真理的途徑絕非“唯一”“標準”

　　——一系列偽真理命題的理性批判

　　芊蘋芳 明為

　　歷史不會忘記，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報》特約記者發表了一篇《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以下簡稱《實》文)的文章，從此在全國范圍內開展一場所謂關于真理標準問題的大討論。“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作為這場運動最顯赫的一個命題，可謂深入人心，似乎成了永恒的真理一般，讓國人深信不疑。當時有些人懷疑，僅僅只是懷疑“唯一”，因為還有邏輯可以證明，但從不懷疑實踐能否作“標準”的問題。實踐是過程、途徑，怎么能做標準呢?真正有一點理論修養和思辨能力的人，都會察覺這一命題不合邏輯，是一個假命題。除非有人能對這一命題給出一個充足的理由律，否則，我們只能固執“己見”了。但遺憾的是至今都沒有看到一篇文章能讓我們信服，當然也包括《實》文，該文雖強調了實踐的重要作用，也引用了諸多導師的語錄，唯獨沒有看到他自己的思想，更沒有看到他的實質推導過程。質而言之，就是根本沒有講為什么說實踐是“唯一標準”的理由，連什么是標準都沒有涉及。《實》文根本不值得我們重溫學習，終究是一篇沒有思想、沒有深度、索然寡味的官樣文章，只是充當了某種政治需要的實用工具罷了。《實》文本身不值得我們去逐一批判，所以本文只注重批判其命題本身，以及其他一些貌似真理的偽命題。

　　一、老問題與假命題

　　關于檢驗真理的問題，并非是一個新問題，而是一個貫穿了兩千多年的哲學討論的老問題。長期的爭論結果也只是眾說紛紜，莫衷一是。有的以“圣人之言”為標準，有的以“多數人承認”為標準，有的以“實用”為標準，甚至有以“強權”作為標準的，可謂五花八門，且誰也說服不了誰。

　　即使在馬克思主義誕生之后，也沒有完全徹底解決這個問題，只是比以往更強調了實踐的重要性，強調理論必須要回到實踐中去檢驗，但也沒有得出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結論。歷史上諸多賢哲都沒有得出這樣的結論，而我們的一個特約記者、一個大學教授沒有認真思辨、沒有嚴謹推理的情況下卻“石破天驚”地得出了這一結論，“羞煞”了歷史上所有的有關討論檢驗真理問題的哲人們，他儼然成了一個讓我們每個人都能“開悟”的啟蒙哲人似的。

　　據說這位特約記者、這位大學教授當時還為他的“真理”發現做好了“坐牢”、“獻身”的準備，其精神可嘉，其所謂“真理”卻是一個不折不扣的假命題。實踐只是檢驗真理的一個途徑，是一個過程，過程就是過程，它不能是“標準”，況且邏輯也是檢驗真理的一個途徑，作“途徑”也不“唯一”，故這一命題不能成立，假命題而已。

　　二、什么是“標準”，實踐能作“標準”嗎

　　“標準”在中文語境中本是是標桿和準繩的合稱，標桿就是一個帶有刻度的木桿工具，準繩就是測量物體平直的墨線。所以“標”和“準”合成標準后就成了衡量事物的統一的規定和準則。既然有了統一的規定，就有了標準可以參照。標準是人定的，它不同于規律，規律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是客觀的，而標準本質上是主觀的，盡管標準的內容有客觀的要求。如標準身材，對身高、胸圍等都會有具體的、客觀的要求，但這種標準終究是人定的。至于這種標準是不是合理，這需要結合實際與實踐情況，最終需要人理性判斷。

　　如果以實踐來作檢驗真理的標準，就是發誓不給你標準。實踐作為主觀見之于客觀的行動，其內容非常豐富，既包含有個人的實踐，又有群體的實踐，民族的實踐，甚至整個社會的實踐;它既包括經濟領域的實踐，也包括政治領域的實踐，還包括實驗性質的實踐等等。正因為實踐是一個宏大概念，它才成了哲學認識論中的一個基本“范疇”。既然實踐豐富多樣，就不能也不應該拿實踐來作標準，否則標準也豐富多樣了。每一個實踐都作為標準，是不是就無所謂標準了，就如同說每一個人都是標兵一樣，那標兵就失去了存在和參照的意義了，也就沒有了標兵了。假如說社會主義在中國取得了成功，社會主義就是真理;而社會主義在蘇聯失敗了，社會主義就不是真理，這能成立嗎?即使社會主義在全世界遭遇了空前的挫折，難道社會主義理論就不是真理了嗎?

　　如果把實踐強行作檢驗真理的“標準”，那這種標準就是最庸俗的“實用主義”的“標準”，因為實踐本身又不是一個標準化的行為，由于各種條件影響，實踐具有多樣性、偶然性、主觀性、不確定性等等，實踐本身也存在正確的實踐、錯誤的實踐，好的實踐、不好的實踐等等，它本身都需要“被檢驗”，又怎能作檢驗真理的“標準”呢?如果我說我的實踐成功了，我的就是真理，豈不庸俗荒謬嗎?

　　實踐作檢驗真理的“標準”，等于沒有了檢驗的“標準”，它容易使人喪失理性，偏執于個體實踐的結果，在真理問題上真正不講“理”，進而造成真理與謬誤混淆，是非顛倒，整個價值觀混亂。這種沒有了標準的“實踐標準”論和白貓黑貓論相結合是我國價值觀缺失的理論根源之所在。然而歷史上所謂檢驗真理的諸多標準，如“圣人之言”、“多數人承認”、“實用”、“強權”等等，雖然它們都經不起推敲，但有一點必須承認，就是這些“標準”還像一個“標準”的樣子，有參照性，是可以操作的。而實踐作了標準，就沒有了標準，根本不具有可操作性。

　　三、“偷換概念”——“橋梁”成“標準”

　　《實》文并沒有講“為什么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理由，那我們看其他哲學教科書是怎樣幫它圓這一理由的。各類哲學教科書千篇一律地總結了兩個理由。

　　第一個理由是，從真理的本性來看，真理是人們對客觀事物及其規律的正確反映，是同客觀實際相符合的主觀認識。而所謂檢驗真理就是把主觀認識與客觀實際聯系起來加以對照。注意沒有，這第一個所謂“理由”，根本就不是理由，只是解釋了真理的定義與檢驗真理的內涵，甚至連實踐都沒有提到，所以根本就沒有講出為什么實踐能成為“唯一標準”任何理由，恰恰還露了馬腳，讓我們看出了它的破綻。因為它們說檢驗真理就是把主觀認識與客觀實際聯系起來加以對照，給人感覺它在參照某種標準，而這個標準就是所謂的”客觀實際”，也就用不著“實踐”了。

　　第二個理由是，從實踐的特點看，實踐是主觀見之于客觀的物質性活動，具有直接現實性，是唯一能把主觀與客觀聯系起來的“橋梁”，所以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這一推導過程完全錯誤，兵法上叫“偷梁換柱”或“調包計”，邏輯上叫犯了“偷換概念”錯誤，不合乎正常的邏輯推理，因為它把“橋梁”突然換成了“標準”，所以才得出了這一錯誤的假命題。

　　既然實踐充當了主觀與客觀聯系起來的“橋梁”，如果得出結論“實踐是檢驗真理的途徑”，這是合乎邏輯的，因為“橋梁”就是一個聯系的通道，就是一個“途徑”。由于真理還可以采用邏輯的方式來檢驗，所以“途徑”前面也不能加“唯一”來限定。實踐只能是檢驗真理的途徑，也就是說“真理”需要實踐去檢驗。真理必須經得起檢驗，但經得起檢驗的也不一定是真理。實踐的作用是為檢驗真理提供必要的支撐或者說硬性的“依據”，當然這些“依據”，是“有效依據”、還是“無效依據”，仍然需要理性判斷。所以認識是否是真理關鍵不在于實踐本身，而是建立在實踐基礎上的人的理性判斷。

　　四、真理的“理性判斷”與東西方差異

　　什么是真理，從中文字意來看，“真理，真理，理性之真”，真理一詞遠比英語對應詞truth表達深刻、完整。它甚至把正確的感性認識都排斥于真理之外，這合乎狹義真理的要求，因為真理大都是較為深刻的、正確的理性認識。廣義的真理是指一切正確的認識。真理不管是廣義，還是狹義，都需要對認識作出“正確”與否的判斷。這種判斷不能是感性的，而應是理性的。那什么是理性，通俗地說就是撇開感性的理智思維，就是講道理。中國古人是最講道理的，因為道理就是“道”與“理”的合稱，它要求合乎“道”、合乎“理”。孔子的“唯仁者能好人能惡人”，就體現了理性判斷的重要性。因為“仁者”沒有私心，他才更能理性地、更客觀公允地評判一個人。真理的判斷也一樣，它需要人作出理性判斷，而不能根據實踐的結果庸俗地、隨意地作感性判斷。

　　不過東西方的理性真有差異。過去中國人講理性不僅要求合乎“道”，合乎“理”，而且追求真、善、美的統一，是高層次的理性。“道”是中國傳統哲學的最高范疇，古人特別強調“替天行道”。“替天行道”說到底就是替人民“行道”，這個“天”在圣人的眼中就是指人民。《尚書·泰誓》中“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就是最好的注解。共產黨人追求人類解放、為人民服務的原旨精神就是“替天行道”。

　　而西方人講理性特別強調個人的理性，是“利益”驅動的理性，要么是基督神性。神性從本質上而言是非理性的，它不會要求“替天行道”，只會替一個虛無的“耶和華”傳播騙人的、劣跡斑斑的宗教，所以層次要低得多。東西方看待“和平”問題上，差異明顯。中國人強調“和為貴”的精神，是內心有真誠的“和”的愿望，希望維持“和”的寶貴局面，兩個字表示，就是“貴和”;而西方人的和平，就是彼此斗爭達到你也不敢動我，我也不敢動你，這種所謂的“和平”，四個字表述就是“恐怖平衡”，這種和平要靠“實力”說話，沒有實力就沒有和平的資格，這就是西方的論調。兩次世界大戰過去幾十年了，西方人認為這就是和平，實際上這是和平的假象而已，我們看到的是人類處在危險高積累期，等待著火山爆發式的毀滅。這點看看每一個國家的軍費開支就明白了，況且在“利益”驅動下，人的心靈都不可能“平和”，又怎么能指望真正的和平呢?

　　還比如說西方經濟學里面所講的理性人，就是一切行為的目標為個人利益最大化的人。這種理性人理性嗎?這種唯利是圖的理性，就是豬的貪吃的理性。如果是傳統中國人看待“理性人”，那只少他的行為不僅要為自己考慮、也要為他人、為社會考慮;不僅考慮現在，也要考慮將來，考慮子孫后代，而不能認為子孫后代聰明一些，他們自己想辦法去。不全盤考慮、不多方位考慮怎能算得上理性呢，怎能合乎“天道”與“人道”呢?另外，西方人講“私有制神圣不可侵犯”，這是真理嗎?這合乎“道”與“理”嗎?憑什么“神圣”、憑什么“不可侵犯”，小私有制還可以理解，因為它還不存在太大的不公平;而大私有制條件下富比帝國的寡頭們難道他們的財產也“不可侵犯”。西方人根本就不講“道”和“理”，他們只講“制度”與“法律”，他們企圖用不公平的制度(包括不公平的政治制度、經濟制度、文化制度等)與法律永恒地綁架世界人民，這就是他們根本不道德之所在。真理需要理性判斷，而這個理性就是要真正講“道”、講“理”，否則就會被“歪理”所欺騙。

　　五、赫拉克利特的名言與“隱性錯誤”

　　認識或理論是否是真理，其實并不存在檢驗的客觀標準，只是它必須要回到客觀現實中去，通過實踐不斷檢驗，而最終是否是真理，終究需要人作理性判斷。譬如赫拉克利特的名言“人不能兩次踏進同一條河流”，向來都被人們認為是真理，可理性告訴我們它不是真理。表面上看來它是真理，因為河流在變。

　　人確實不能兩次踏進同一條河流，更不用說三次以上了，似乎都能經得起實踐的檢驗，好像也合乎辯證法。但它錯就錯在有隱含性錯誤。它的意思是說，人是不能“兩次”踏進同一條河流的，就隱含著人是可以“一次”踏進同一條河流的。人可以一次踏進同一條河流嗎?是不可以的，因為當你一只腳踏入一條河流的時候，不管時間多么短暫，哪怕零點零一秒，我們的結論是你已經踏進了無數的河流，因為瞬息萬變。

　　我們不是所謂“懷疑論者”，我們從不懷疑人是可以踏進河流的，但我們懷疑的是你能“一次”踏進“同一條河流”嗎?是不可以的，否則就是凝固的看問題，就不符合真正的辯證法。赫拉克利特的名言有“隱性錯誤”，不容易被人識別，表面上又能接受實踐檢驗，所以很容易被人們當真理來看待。這一例子生動告訴我們，真理雖需要實踐去檢驗，但更需要人的理性判斷。

　　六、北極熊的困局——人類社會是向前發展的嗎

　　“人類社會是向前發展的”，人們認為是真理，理性告訴我們不是。當然人們也會拿出種種歷史實踐來證明，可我們也根據人類的實踐，得出它不是真理的結論，這就須要有更大格局的理性來看待這個論斷，因為人們很容易被資本主義社會創造的越來越多的物質文明所迷惑，以為這就是進步，他們還看不到資本主義制度下人類的貪婪與自私將最終扼殺人類自己。同時我們還要反問如果這一論斷是真理，那人類的前途是光明的，憂心忡忡的社會學家們還用得著擔心人類的前途和命運嗎?那且不是“杞人憂天”。

　　實際情形應該說是人類社會正面臨著空前的滅頂之災。地球變暖、物種滅絕、能源耗盡、森林銳減、環境污染惡化、垃圾成災等等。人類已經險象環生，可人類對自然依然是無止境的索取，每一個國家都毫無理性，只顧各自利益，彼此勾心斗角，爭強好勝。各國軍費開支都急劇擴張，好像每一個國家都要做一個最大的炸藥包，以便大家共同引爆、全部消亡。所以當人們在為資產階級工業革命后所帶來巨大“物質文明”以及“現代制度文明”而津津樂道、高唱贊歌時，我們的結論是，工業革命后自私自利的資本主義與現代科技相結合，開啟了人類生存的真正危機，如果說新航路開辟后的老殖民時代只是埋下了危機的種子，那工業革命后的人類已經為自己掘好了墳墓。

　　人類在資本主義制度大環境下顯得更加愚昧和瘋狂。《尚書·太甲》說得好“天作孽，猶可受，自作孽，不可活”。這一句話才經得起實踐的檢驗，理性告訴我們它才是顛撲不破的真理。而“人類社會是向前發展的”的論斷在自身危機還沒有顯現之前很容易被人當作真理看待，現在看來算不上是真理了。《國際歌》唱得好，“這是最后的斗爭，團結起來到明天……”。也許轟轟烈烈的世界無產階級革命終成“絕響”，但假如當時全世界無產者團結起來，取得了勝利，也許全世界的無產階級就一定能解決當前人類所面臨的災難問題，也許人類還能綿續、還能發展。

　　我們看過一個電視鏡頭，一只北極熊站在北冰洋即將化掉的冰塊上，很快將喪失自己的立身之所，顯得無可奈何。看到這個鏡頭，我們就看到了人類的宿命。因為北冰洋的冰塊即將化掉，而各國政府卻漠不關心，它們關心的是，北冰洋的冰塊即將化掉，北冰洋下面的巨大經濟利益將凸顯出來，所以各國都想去爭奪、去分一杯羹，甚至一些國家還揚言不惜動武。人類走到今天這個局面是何等的悲涼!倘若二戰以后世界無產階級取得了全球的勝利，倘若全世界都實行了公有制，所有的海洋都由世界海洋局統一管理，也許北極熊有救、人類有救。

　　一個不經意的無言的電視鏡頭，卻揭示了一個深刻的道理，那就是公有制才是人類的正確選擇。現在整個世界都被西方資本主義綁架而走上了不歸之路，而我們的一些西化人士還會高唱“西方萬歲”替他們去作陪葬。人類的前途是悲觀的，是基于理性的一個判斷，但我們真的并不愿意人類的悲劇會發生，我們只是悲情地呼喚人類必須為自己的生存重新選擇它的生存方式。

　　七、進化論和“貓論”

　　鼓吹弱肉強食、適者生存的達爾文進化論是真理嗎?理性告訴我們不是，雖然它揭示了動物進化的過程，有它的科學性與合理性，但他只看到動物有競爭的一面，卻沒有看到動物亦有和諧的一面，過分夸大“競爭”在進化過程中的“作用”也是不合理的。特別是把達爾文進化論運用到人類社會學科各個領域來指導人類社會的發展，更是大錯特錯。

　　人類社會不應該鼓吹“競爭”，特別是殘酷的森林法則式的“競爭”，因為它不利于人類向善，不利于人的理性發展，人不同于動物，人的體質要進化，智力要進化，而“人性”更要進化，也就是要真正文明化。可達爾文進化論誕生后，強者生存、落后挨打就成了西方世界普遍遵循的“真理”。西方就是用這種理論開啟了人類近代以來“血”與“火”的野蠻歷史。

　　“落后的”是“挨打了”，它合乎實踐檢驗，多少落后國家或地區被它們打敗、征服，但理性告訴我們它不是真理，因為它不合乎“道”、不合乎“理”。我落后憑什么你要打我，我又沒有惹你，我落后我的，關你屁事啊。這就是西方不講道理的“霸道”。而過去中國人是講“仁道”的。什么叫“霸道”，“霸道”就是以力服人;什么叫“仁道”，“仁道”就是以理服人。美國想打伊拉克、想打利比亞、想打敘利亞，都不叫侵略，為什么，因為它相信“強權就是真理”，這就是達爾文進化論指導下的“強盜邏輯”。

　　七十年代有一個很有名的“貓論”，即不管白貓黑貓，抓到老鼠就是好貓。這是真理嗎?用在貓身上，在以前也算是真理。可現在也不是真理了，因為現在的貓大多不抓老鼠而當寵物了，所以對貓兒言，現在也不是真理了。如果把這一句話用在人身上就更不是真理了。因為人不同于貓，貓抓老鼠也只有一招，就是直接向前撲，而人為了達到目的，可以不擇手段，甚至投機取巧、貪污受賄、殺人越貨都可以。很顯然，這種貓論用到人類身上是不可以當真理的，否則它會搞壞人心，搞壞思想，其后果不堪設想。

　　八、“知識就是力量”——真命題，非真理

　　“知識就是力量”被世界普遍認為是真理，但理性告訴我們，它不是真理。雖然它是真命題，但它不合乎“理”，“真”而“不善”，“真”而“無理”，也就不是真理。前面我們已經說過，真理必須要合乎“道”、合乎“理”，說得寬泛一點，真理要能引領人類社會進步、文明，至少不能危害社會。知識能改變落后，知識能改變命運，對一般人而言，當然無可厚非。但“知識就是力量”，造成了西方“智育掛帥”、“科技掛帥”的所謂文明，不同于中國傳統的“德育掛帥”的文明。前者崇尚“智”與“勇”，造成“武行天下”，后者強調“仁”與“義”，要求“禮行天下”。

　　西方世界在“知識就是力量”和“進化論”的指導下，“以智欺愚”、“以強欺弱”，特別是工業革命后，西方確實變得“有力量”了，不再是老殖民時代的“帆船”和“來火槍”，而是先進的鐵艦和大炮，這讓他們武裝到了牙齒，變得更加的瘋狂和野蠻，他們正是用這些尖端利器轟開了世界各國的大門，把廣大的落后地區變成了它的殖民地。現在西方世界繼續用知識產權制度的方式，強化馬太效應，用所謂的著作權、版權、專利權、商標權等等各種不合乎“理”的規定來永恒主宰世界人民。美國更是用“互聯網”和“高科技”來監控世界各國人民，連私生活都不放過。這就是“知識就是力量”的升級版，這多么的邪惡啊。

　　知識應該要人類共享，知識應該讓人“知書達理”，知識應該用來喚取人類的良知，而不是繼續“以智欺愚”、“以強欺弱”，企圖保持永久的利益優勢。所以“知識就是力量”雖是一個真命題，確有“力量”，也經得起實踐的檢驗，但由于不合乎“道”、不合乎“理”，所以它同樣不是真理。

　　九、“與時俱進”——全民瘋狂英語

　　當下中國人沒有誰懷疑“與時俱進”，但我們認為它是錯誤的。因為“與時俱進”是被動的、沒有格調的“媚俗”，類似于另外一個同等程度的詞匯“隨波逐流”。要是孔子“與時俱進”，他就會去鼓吹變法圖強稱霸而不會為改變“禮崩樂壞”的社會去奔走，就不會“明知不可為而為之”。孔子是想“力挽狂瀾”，匡正社會走正道，而不是“趕潮流”。“與時俱進”不值得我們倡導。正確的提法因該是引領時代進步。誰去引領，應該要由有民族文化、有人格魅力的先進分子去引領。

　　當代共產黨人應該向已故的查韋斯學習，把名字刻在人民的心中，刻在歷史上，他把一個資本主義的委內瑞拉變成了一個社會主義的委內瑞拉，他甚至把一些連鎖店都弄成了公有制。而我們就不應該把一個社會主義的中國整成一個資本主義的中國，整成一個徹底私有化的中國。查韋斯不會搞“全民學英語”，他不會不堅持民族文化的主體性。委內瑞拉是一個小國，尚能如此，我們更應該反省。我們怎么會弄得十幾億人口全民學英語，正如一副對聯所描述的“男女老幼，人人學英語;春夏秋冬，天天背單詞”。這不僅僅是國家人力資源巨大浪費問題，更重要的是造成民族文化缺失、崇洋媚外、淺薄成風。

　　小孩子不知孔子、老子是何人，只知道“哈利波特”、“奧特曼”是何等英雄!“與時俱進”的年輕人不喜歡唱中文歌，不愿意用自己的民族方式表達民族情感，個個都會唱英文歌，衣服上全是英文字母，美麗的漢字很難找到。開口“my god”，閉口“go go go”，給你“surprise”，回答“no no no”。中國人都變“傻”了，丟掉了民族文化的根，還覺得自己“與國際接軌”，很“國際”，這種“與時俱進”，不覺得悲涼嗎?我們不是為“悲涼”而說“悲涼”話，我們只是悲情地呼喚我們的國家必須立即放棄全民學英語的政策了。放棄全民學英語是民族文化復興的前提。

　　要知道，“時髦的”不一定是好的，“新的”不一定是先進的，而所謂“國際的”在西方價值觀主導下往往是很壞的，對泱泱中華而言，只有民族的才是最好的。民族必須要有民族思維，民族必須用自己的思維為自己的行為作注解!

　　十、結語

　　“兩個凡是”本身是錯誤的，但是在當時的歷史環境下，也是可以理解的。“兩個凡是”從一開始提出，在實踐工作中就沒有完全執行過，否則華國鋒就不可能果斷終止文化大革命，更不可能讓鄧小平出來工作。況且早在七八年十二月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上，當時國家領導人華國鋒很有風度地對代表們做了檢查。所以就不應該老是借口“兩個凡是”的錯誤，來全面打擊華國鋒的領導地位，最終使得這一標準問題的討論充當了某種政治需要的實用工具。在今天華國鋒逝世六周年之際，算是在這里替他講了一句公道話。歷史須要沉淀，是非須要辨明，而真理的發現更需要用理性擦亮眼睛。

　　總之，真理的檢驗并不存在真正的標準，它需要實踐過程去不斷檢驗，最終是否是真理關鍵還在于人的理性判斷。實踐只是檢驗真理的途徑，也不是“唯一”途徑，因為還有邏輯可以驗證，更說不上是檢驗真理的“標準”。實踐作標準，就是沒有了標準，這種沒有標準的標準，就是喪失理性的、最徹底、最庸俗的實用主義的標準，就是顛倒是非的標準。這就是我們的結論。如果誰有更好的真知灼見能說服我們，我們愿意洗耳恭聽。誰擁有真理，誰就是我們的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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