疑問八：馬克思主義首先是一種革命學說，階級斗爭理論是貫穿于馬克思主義的一根主線，這是不是表明馬克思主義只是在革命時代具有歷史必然性，到了建設時期它已失去了時效性？

　　當今否定馬克思主義的一個重大理由是，馬克思主義原本是一種以階級斗爭為核心的革命理論，而中國共產黨作為領導建設和改革的執政黨，再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就說不通了。實際上，認為馬克思主義可以指導革命，卻不能指導建設，這種觀點首先暗含著一種革命和建設的二元論。這種二元論是對革命和建設之關系加以簡單化的、僵死的、偏頗的理解。“破舊”與“立新”是馬克思主義不可分割的兩面，“建設一個新世界”是革命的落腳點，無產階級所進行的“最后的斗爭”是為了消滅階級，實現人的全面自由發展和人類解放。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人民，把一個四分五裂、積貧積弱的舊中國，建設成為一個多元一體、繁榮富強的新中國，這是馬克思主義在當代世界最具說服力的建設性成就。只要不把馬克思主義看做一種一成不變的僵化體系，就會堅信馬克思主義不僅是“馬上打天下”的理論，而且也是“馬下治天下”的理論。

　　長期以來，馬克思主義作為一種以階級斗爭理論為核心的革命學說已經得到公認。俄國十月社會主義革命、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以及20世紀亞非拉很多國家擺脫帝國主義和殖民主義統治的民族解放運動，都是在馬克思主義的直接指導下，或者是在以馬克思主義為理論基礎的思想的指導下完成的。馬克思主義作為一種強有力的革命理論，已經沒有多少人懷疑了，階級斗爭、暴力革命，似乎成了馬克思主義的主要方面。但對馬克思主義作為一種建設理論，或者馬克思主義在建設時期的有效性，還有很多人懷疑。現在一種流行的說法是，馬克思主義只能指導“馬上打天下”，卻不能完成“馬下治天下”。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人民，成功地實現了中華民族的救亡圖存和革命建國，在這方面，馬克思主義功不可沒。但作為一種建設理論，馬克思主義好像并不成功，而且給人類帶來了“很多災難”。按照這種說法，作為革命黨的中國共產黨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無可厚非，但作為領導建設和改革的執政黨，再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抱著一套過時的東西，就說不通了。因此，馬克思主義在建設時代必須“下馬”，讓位于更具建設性的理論和學說。情況果真是這樣的嗎?

　　一、破除革命和建設的二元論

　　認為馬克思主義可以指導革命，卻不能指導建設，這種觀點首先暗含著一種革命和建設的二元論，其中革命就意味著批判、破壞和暴力，意味著急風暴雨式的階級斗爭和劇烈的社會動蕩與政治變化，意味著很多人的命要被革掉，而建設則是指在和平的環境中從事肯定性的、循序漸進的、日積月累的建構工作。二者的關系可用拆房子和蓋房子的關系來形容。事實上，這種二元論是對革命和建設之關系的簡單化的、僵死的、偏頗的理解，與馬克思主義對革命和建設的看法也大相徑庭。

　　1.什么是“革命”

　　在中國古代，“革命”一詞最早出自《周易·彖傳》對“革”卦的解釋：“天地革而四時成，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革之時大矣哉。”唐朝的孔穎達對這句話的疏解是：

　　“天地革而四時成”者，以下廣明革義，此先明“天地革”者，天地之道，陰陽升降，溫暑寒涼，迭相變革，然后四時之序皆有成也。“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者，以明人革也。夏桀、殷紂，兇狂無度，天既震怒，人亦叛亡。殷湯、周武，聰明睿智，上順天命，下應人心，放桀鳴條，誅紂牧野，革其王命，改其惡俗，故曰“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

　　由此可見，革命既可以指自然的變化，一年四季的更替，也可以指社會政治等人事領域的除舊布新、革除積弊、敦風化俗、開創新局，這種革命乃是順乎天命、呼應人心的正義之舉。后來毛澤東也把周武王推翻商紂王的革命說成是“當時的人民解放戰爭”，充分肯定了其正當性。

　　革命在西方的對應詞是revolution。根據英國馬克思主義理論家雷蒙·威廉斯的考證，revolution的早期用法意指天體的運行，時間或空間上的旋轉循環運動,這與“革命”在中國古代的用法有相通之處，后來這個詞逐漸具有政治意涵，特別指權力格局的變化和對既定秩序的顛覆與破壞。到了17世紀以后，“在revolution的詞義里，‘創建新秩序’與‘顛覆舊秩序’一樣重要，畢竟那是revolution為何會與rebellion(叛亂)以及palace revolution(宮廷革命)有所不同的原因(palace revolution：更換領導者而不是變革社會體制)”。在西方18—19世紀的很多政治爭論中，revolution這個詞帶有“暴力推翻”之意，與通過憲政上的和平改革而產生新社會秩序的進化或發展(evolution)相對應。從19世紀開始，“revolution這個詞因為社會主義運動而越來越帶有‘創建社會新秩序’之意”。同時這個詞也用于廣泛的社會、經濟、文化和科技等方面，如工業革命、科技革命、社會革命等。“revolution的兩個重要意涵——恢復(restorative)或革新(innovative)，都帶有‘根本性的重要變革’之意。”

　　當然，在現代西方，“革命”一詞主要還是指政治革命。大衛·羅伯特森為西方著名的《企鵝政治學辭典》所撰寫的“革命”辭條是這樣說的：“我們所稱謂的革命，嚴格意義上說，是政治系統的一場全面的暴力變革，不僅僅改變了社會的權力分布，還導致了整個社會結構的重大改變……在政治科學里，其主要的含義是：有所準備的、有所意圖的，而且經常是暴力性的，由一個新的統治階級領導動員起民眾反對現存體系、推翻舊統治階級。”

　　綜合中西方對革命的原初界定及其內涵演變，不難發現，革命本身就是“除舊”與“布新”、破壞與恢復、批判與建設、否定與肯定的統一。任何革命都不是為革命而革命，為破壞而破壞。革命中確實有破壞甚至毀滅，但這就像在建房子之前要鏟除垃圾、平整地基一樣，是完全必要的準備工作。革命的目標是為了建設，建設目標的實現是革命成功的標志。因此，如果沒有建設，革命就處于半途當中，尚未完成。孫中山的臨終遺言——“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須努力”，說的就是這個意思。

　　2.革命是為了建設

　　在很多人的印象中，馬克思主義特別崇尚暴力革命和階級斗爭，革命的暴力性質在馬克思主義中似乎得到突出強調了。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中明確宣稱，共產黨人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現存的社會制度才能達到”。而毛澤東也有一段關于革命的名言：“革命不是請客吃飯，不是做文章，不是繪畫繡花，不能那樣雅致，那樣從容不迫，文質彬彬，那樣溫良恭儉讓。革命是暴動，是一個階級推翻一個階級的暴烈的行動。”從這些話中，人們自然會得出這樣的結論，馬克思主義意義上的革命就是暴力血腥、摧枯拉朽、暴風驟雨，只有破壞而沒有建設。

　　然而事實并非如此。馬克思主義無意倡導甚至崇尚暴力革命。暴力革命只是馬克思主義者賴以分析和觀察人類歷史發展的一種視角，同時也是其獲得的一個科學上的邏輯結論。暴力革命的發生也是不得已的，是有條件的。如果沒有壓迫和剝削，階級矛盾沒有發展到一定程度，沒有被壓迫階級對自身狀況和階級使命的自覺意識，革命也就不會發生。馬克思主義者決不是嗜血者，也不是一味熱衷于破壞的破壞狂。1965年1月9日，毛澤東在會見埃德加·斯諾時說，他是從一個小學教員開始生活的。當時，他沒想到打仗，也沒有想到成為共產黨人。他像斯諾一樣，或多或少是個民主人士。“世界上的人，不受壓迫誰起來革命?”同年3月23日，他在會見敘利亞訪華友好代表團時又說：“像我這樣的一個人，從前并不會打仗，甚至連想也沒有想到過要打仗，可是帝國主義的走狗強迫我拿起武器。”對于毛澤東這樣具有較強浪漫文人氣質的知識分子而言，也許看看書、寫寫詩詞、練練書法、游覽名山大川更合他的胃口，但正如他多次強調的那樣，事情的發展是不以個人的主觀意志為轉移的，各種因素的匯集使他成了領導中國革命的馬克思主義者。

　　馬克思主義強調政治革命，但更強調總體性的社會革命。早在青年時期，馬克思就指出：“一般的革命——推翻現政權和廢除舊關系——是政治行動。但是，社會主義不通過革命是不可能實現的。社會主義需要這種政治行動，因為它需要破壞和廢除舊的東西。但是，只要它的有組織的活動在哪里開始，它的自我目的，即它的靈魂在哪里顯露出來，它，社會主義，也就在哪里拋棄政治的外殼。”由此可見，馬克思只是把推翻舊政權的政治革命看做實現社會主義的手段，而社會主義革命的真正實現在于社會主義的目的或精神的顯現。只有通過“立新”，才能實現對“舊”的揚棄。正是在此意義上，馬克思才說，他所參與創立的新思潮的優點在于“通過批判舊世界發現新世界”。在后來的《共產黨宣言》中，馬克思、恩格斯也宣稱，無產階級革命固然要“破舊”，即打碎自己頸上的鎖鏈，但同時革命也要求“立新”，就是獲得整個世界。“破舊”和“立新”，就像“革命”這枚硬幣的正反兩面，二者相輔相成，缺一不可。用中國禪宗的話來說，就是“不破不立”，“破”字當頭，“立”也在其中了。如果革命只有“破”而沒有“立”，革命就會半途而廢。

　　對馬克思主義作為一種有效的建設理論的懷疑，其實從馬克思主義產生之日起就一直存在。批判性有余而建設性不足，熱衷于急風暴雨、摧枯拉朽式的暴力革命，而對和平時期的循序漸進的建設缺乏耐心，是很多反馬克思主義思潮急于給馬克思主義貼上的標簽。新中國成立前夕，毛澤東在黨的七屆二中全會上告誡全黨：“中國的革命是偉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長，工作更偉大，更艱苦。”他清醒地意識到，當時國內的資產階級懷疑中國共產黨的建設能力，而國際帝國主義勢力也以為新中國成立后“要向他們乞討才能活下去”，但毛澤東堅信，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指導下，中國共產黨能夠去掉不良作風，保持優良作風，并學會原來不懂的新東西。“我們不但善于破壞一個舊世界，我們還將善于建設一個新世界。”毛澤東代表中國共產黨所作的這一莊嚴宣示，表明了中國共產黨人對建設新中國的熱情期待以及對革命和建設之關系的辯證理解。

　　3.正確處理中心工作與意識形態工作之間的關系是關鍵

　　我們認為，要真正理解為什么在建設時期還要高舉馬克思主義旗幟，關鍵在于搞清楚中心工作與意識形態工作之間的關系。對這兩者的關系，習近平總書記在全國宣傳工作會議上作出了深刻而明確的闡述，他對這兩者關系的闡述，實際上也就是對為什么在建設時期還要高舉馬克思主義旗幟的論述。

　　習近平總書記在全國宣傳工作會議上所講的第一個問題就是“關于中心工作和意識形態工作”。眾所周知，我們當前的“中心工作”就是進行經濟建設，而“意識形態工作”的核心就是“鞏固馬克思主義在意識形態領域的指導地位，鞏固全黨全國人民團結奮斗的共同思想基礎”，所以論述“中心工作”與“意識形態工作”之間的關系，實際上也就是論述經濟建設與鞏固馬克思主義的指導地位之間的關系。他首先指出，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我們黨始終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集中精力把經濟建設搞上去，把人民生活搞上去。只要國內外大勢沒有根本變化，堅持經濟建設為中心就不能也不應該改變。這是堅持黨的基本路線100年不動搖的根本要求，也是解決當代中國一切問題的根本要求。

　　緊接著他又指出，我們說經濟建設是中心工作，并不是說其他工作都不重要。歷史和現實反復證明，能否做好意識形態工作，事關黨的前途命運，事關國家長治久安，事關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鞏固黨的群眾基礎和執政基礎，不能只要群眾物質生活好就可以了。黨的群眾基礎和執政基礎包括物質和精神兩方面。“只有物質文明建設和精神文明建設都搞好，國家物質力量和精神力量都增強，全國各族人民物質生活和精神生活都改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才能順利向前推進。”他對正在致力于經濟建設的中國人民這樣語重心長地說道，一個政權的瓦解往往是從思想領域開始的，政治動蕩生，但思想演化是個長期過程。思想防線被攻破了，其他防線就很難守住。在這種情況下，中國人民必須把意識形態工作的領導權、管理權、話語權牢牢掌握在手中，任何時候都不能旁落。既要切實做好中心工作、為意識形態工作提供堅實物質基礎，又要切實做好意識形態工作、為中心工作提供有力保障。他提出，在強調經濟建設工作是黨的中心工作的同時，必須肯定意識形態工作是黨的一項極端重要的工作。習近平總書記就這樣在建設時期把意識形態工作作為一項極端重要的工作旗幟鮮明地擺在中國人民面前。正是在把意識形態工作作為一項極端重要的工作的基礎上，習近平總書記又順理成章地把“系統掌握馬克思主義基本理論”作為當今中國人民的“看家本領”。

　　二、全面理解馬克思主義的革命和階級斗爭理論

　　馬克思主義的革命理論決不是少數馬克思主義先驅人物頭腦一時沖動的產物，或者是不滿社會現實而一廂情愿的結果，而是他們對人類社會和歷史發展進行了全面深入研究之后所得出的科學結論。

　　1.馬克思主義的革命理論是一種科學

　　馬克思主義的革命理論集中體現于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中的那段名言：

　　人們在自己生活的社會生產中發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們的意志為轉移的關系，即同他們的物質生產力的一定發展階段相適合的生產關系。這些生產關系的總和構成社會的經濟結構，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層建筑豎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會意識形式與之相適應的現實基礎。物質生活的生產方式制約著整個社會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過程。不是人們的意識決定人們的存在，相反，是人們的社會存在決定人們的意識。社會的物質生產力發展到一定階段，便同它們一直在其中運動的現存生產關系或財產關系(這只是生產關系的法律用語)發生矛盾。于是這些關系便由生產力的發展形式變成生產力的桎梏。那時社會革命的時代就到來了。隨著經濟基礎的變更，全部龐大的上層建筑也或慢或快地發生變革。

　　在闡述了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的關系后，馬克思接著指出：

　　社會的物質生產力發展到一定階段，便同它們一直在其中運動的現存生產關系或財產關系(這只是生產關系的法律用語)發生矛盾……無論哪一個社會形態，在它所能容納的全部生產力發揮出來以前，是決不會滅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產關系，在它的物質存在條件在舊社會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決不會出現的。所以人類始終只提出自己能夠解決的任務，因為只要仔細考察就可以發現，任務本身，只有在解決它的物質條件已經存在或者至少是在生產過程中的時候，才會產生。

　　19世紀70年代，馬克思在修訂《資本論》第一卷法文版時，又對自己以前建立在唯物史觀基礎上的革命理論作了進一步補充：“只有當實際日常生活的關系，在人們面前表現為人與人之間和人與自然之間極明白而合理的關系的時候，現實世界的宗教反映才會消失。只有當社會生活過程即物質生產過程的形態，作為自由聯合的人的產物，處于人的有意識有計劃的控制之下的時候，它才會把自己的神秘的紗幕揭掉。但是，這需要有一定的社會物質基礎或一系列物質生存條件，而這些條件本身又是長期的、痛苦的發展史的自然產物。”

　　仔細分析馬克思的這兩段話，可以發現馬克思主義革命理論的若干基本要點。其一，革命是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的矛盾運動的體現，是總體性的、結構性的社會變革。其二，人們在社會生活中形成的生產關系不以個人的意志為轉移，同樣，為適應生產力和經濟基礎發展的生產關系和上層建筑的變革也是不以個人的主觀好惡為轉移，用中國古人的話說，就是“事有必至，理有固然”。其三，物質生產力的發展是革命的決定性因素，只有相應的物質生產力和物質條件已經存在或初步具備，改變生產關系和上層建筑的社會革命才會發生。因此不同歷史階段的革命任務是不能隨便提出的，而必須滿足具體的社會歷史條件。其四，社會生活的基礎在于物質生產及其蘊含的關系，在異化的人類狀態下，社會生活會受到各種神秘的意識形態遮蔽。只有完成消除人的異化的最終的革命，社會生活才會消除其神秘性，而真正屬于人。這種革命的發生決不是一蹴而就的，而要經過長期的、痛苦的物質生產條件的準備。由此不難發現，馬克思主義的革命主張看起來是激進的，但馬克思主義在分析革命的發生和發展時又是非常現實的，有時甚至是保守的，它特別注重革命的物質生產和生活條件，對在短時間內畢其功于一役式的革命從來不抱幻想。

　　2.階級斗爭對革命的推動作用

　　不容否認，馬克思主義的革命理論與其階級斗爭理論是密不可分的。階級斗爭是馬克思主義觀察人類歷史的重要視角。在馬克思主義看來，革命的主體是階級，階級斗爭是革命的主要形式，是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關系的矛盾運動的集中體現。《共產黨宣言》明確宣稱：“至今一切社會的歷史都是階級斗爭的歷史。”后來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1888年英文版上給這句話加了一個注釋，強調隨著古代原始公社的解體，社會才開始分離為各個獨特的、彼此對抗的階級。后來毛澤東進一步發揮了馬克思主義的這一觀點：“階級斗爭，一些階級勝利了，一些階級消滅了。這就是歷史，這就是幾千年的文明史。拿這個觀點解釋歷史的就叫做歷史的唯物主義，站在這個觀點的反面的是歷史的唯心主義。” 對階級斗爭理論在整個馬克思主義體系中的重要地位，應該是沒有異議的。但必須看到，階級斗爭理論不是要四處鼓動階級斗爭，不是一種宗教性的說教甚至教唆，而是一種在唯物史觀基礎上分析和理解人類社會歷史發展的科學方法或框架。就如特里·伊格爾頓所說的那樣：“階級之于馬克思，就如同德性(筆者根據英文本改定)之于亞里士多德，并不是‘你感覺如何’，而是‘你從事什么職業’(筆者根據英文本改定)。階級問題談論的是你在某一特定生產模式中所處的位置——你是奴隸、農民、佃戶、資本擁有者、融資者、勞力出售者，還是一位小業主。”馬克思主義認為，階級和階級斗爭是人的具體性和歷史性的體現，它們的存在也是不以個人的主觀意志為轉移的。

　　值得注意的是，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對階級斗爭理論有很多進一步的闡述。1852年3月5日，馬克思在致好友約瑟夫·魏德邁的信中寫道：

　　無論是發現現代社會中有階級存在或發現各階級間的斗爭，都不是我的功勞。在我以前很久，資產階級歷史編纂學家就已經敘述過階級斗爭的歷史發展，資產階級經濟學家也已經對各個階級作過經濟上的分析。我所加上的新內容就是證明了下列幾點：(1)階級的存在僅僅同生產發展的一定歷史階段相聯系;(2)階級斗爭必然導致無產階級專政;(3)這個專政不過是達到消滅一切階級和進入無階級社會的過渡。

　　針對馬克思的這段話，列寧在《國家與革命》一書中作出了進一步闡發：

　　馬克思學說中的主要之點是階級斗爭。人們時常這樣說，這樣寫。但這是不正確的。根據這個不正確的看法，往往會對馬克思主義進行機會主義的歪曲，把馬克思主義篡改為資產階級可以接受的東西。因為階級斗爭學說不是由馬克思而是由資產階級在馬克思以前創立的，一般說來是資產階級可以接受的。誰要是僅僅承認階級斗爭，那他還不是馬克思主義者，他還可以不超出資產階級思想和資產階級政治的范圍。把馬克思主義局限于階級斗爭學說，就是閹割馬克思主義，歪曲馬克思主義，把馬克思主義變為資產階級可以接受的東西。只有承認階級斗爭、同時也承認無產階級專政的人，才是馬克思主義者。馬克思主義者同平庸的小資產者(以及大資產者)之間的最深刻的區別就在這里。

　　馬克思和列寧對階級和階級斗爭理論的闡發告訴人們，馬克思主義把階級和階級斗爭看做人類歷史發展特定階段的產物，由于資本主義的發展，階級斗爭將達到其最高和最后的形式，即無產階級領導地位的確立和對其敵人的全面專政，其最終目標是消滅階級和階級斗爭。馬克思主義固然強調階級和階級斗爭在生產的一定歷史階段不可避免，但也絕不會把階級和階級斗爭永恒化、絕對化，而是追求階級和階級斗爭的消亡。階級和階級斗爭都是中介、手段、工具，甚至是人類生活異化的表現，馬克思主義的最高理想是實現沒有階級對立和斗爭的共產主義社會。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中指出：“如果說無產階級在反對資產階級的斗爭中一定要聯合為階級，通過革命使自己成為統治階級，并以統治階級的資格用暴力消滅舊的生產關系，那么它在消滅這種生產關系的同時，也就消滅了階級對立的存在條件，消滅了階級本身的存在條件，從而消滅了它自己這個階級的統治。”“代替那存在著階級和階級對立的資產階級舊社會的，將是這樣一個聯合體，在那里，每個人的自由發展是一切人的自由發展的條件。”階級和階級斗爭消亡之日，才是人類解放實現之時。“唯有通過階級，才能戰勝階級。如果馬克思主義如此沉迷于階級概念，那也只是因為它想擺脫階級。馬克思本人似乎把社會階級視為異化的一種形式。”伊格爾頓的這一說法，可以說較好地把握了馬克思主義的階級斗爭理論的旨趣。

　　另外，馬克思主義主張消滅階級，不是要消滅階級成員的個體生命，而是要消滅人的階級性，實現人的完整的人性。在領導中國革命和建設的過程中，中國共產黨始終堅持革命的人道主義，對待殺人是非常慎重的。1957年反右斗爭時，毛澤東特別強調：“資產階級要滅掉，不是講把人滅掉，是把這個階級滅掉，人要改造。” 在這一思想指導下，新中國成立后歷次政治運動對敵對分子的處理總體上是溫和的、留有余地的，采取的是給活路、給出路、給事情做的政策，避免了歷史上很多革命中存在的過分暴力和血腥的傾向。

　　三、社會主義中國的建設成就是在馬克思主義指導下取得的

　　認為馬克思主義在革命時代具有現實性，而到了建設時代就失去了時效性，這種觀點可能與歐美馬克思主義的歷史處境也有一定關系。在歐美資本主義世界，由于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思想或理論資源的左翼力量長期在野，沒有取得執政黨地位，所以他們著重強調馬克思主義對于資本主義的革命的、批判的、否定的意義，而對替代資本主義社會的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社會缺乏全面的理論認識和具體的實踐經驗，因而對馬克思主義建設新社會的功能和意義也缺乏充分闡述。這種馬克思主義的“西方視角”，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人們對馬克思主義在建設時期的時效性的認識。事實上，在共產黨執政的很多非西方國家，馬克思主義都曾經是或者仍然是政治、經濟、社會和文化建設的指導思想，并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就。別的 國家暫且不論，單就中國而言，中國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的成功，與馬克思主義理論的正確指導是息息相關的。

　　1.革命與建設的辯證轉換

　　早在新民主主義革命階段，中國共產黨人就開始籌劃未來新中國的建設問題了。毛澤東在《新民主主義論》中說過，中國共產黨革命的目的，“在于建設一個中華民族的新社會和新國家。在這個新社會和新國家中，不但有新政治、新經濟，而且有新文化。這就是說，我們不但要把一個政治上受壓迫、經濟上受剝削的中國，變為一個政治上自由和經濟上繁榮的中國，而且要把一個被舊文化統治因而愚昧落后的中國，變為一個被新文化統治因而文明先進的中國”。毛澤東對建設新中國的宏偉藍圖的描繪，多次出現在以后中國共產黨的重要文獻中。將中國建設成為一個獨立、自由、民主、統一和富強的新國家，是中國共產黨在革命時期向全體中國人民作出的莊嚴承諾。

　　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實現了革命建國的歷史性任務。但是如何克服國內外的各種困難，掃除舊中國所留下來的混亂、貧困和愚昧，把新中國建設成為一個富裕、強盛、具有先進文化的國家，使中華民族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這一艱巨的時代課題現實地擺在了中國共產黨與中國人民面前。中國共產黨掌握全國政權后，很快進入角色，迅速蕩滌了舊社會遺留下來的污泥濁水，徹底改變了舊中國四分五裂、一盤散沙的局面，完成了中國大陸的統一，并在此基礎上迅速開展新中國的政治、經濟、社會與文化建設。在帝國主義的全面封鎖、朝鮮戰爭的壓力和國內的復雜局勢面前，中國共產黨很快穩定了全國政局，醫治了戰爭的創傷，實現了新政權的有效運作。美國的中國問題專家費正清曾經說：“1949年以后中國共產黨接管中國和新的全國性政權的建立，是一個偉大的創造性成就。”甚至原來預言中國共產黨無法收拾大陸這個爛攤子，帶著大量美元、黃金和珠寶逃到臺灣的蔣介石集團，以及企圖通過制裁和封鎖促成新中國迅速崩潰的西方帝國主義陣營，也不得不對中國共產黨治國理政的能力刮目相看。

　　1949年9月29日，即新中國成立前夕，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通過了具有臨時憲法性質的《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其中第一條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為新民主主義國家即人民民主主義國家。該綱領強調保護工人、農民、小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的經濟利益及其私有財產，明確了新民主主義經濟是一種過渡性質的經濟。當時毛澤東的基本設想是，等到將來國家經濟事業和文化事業大發展以后，在全國人民考慮成熟并由大家同意之后，再過渡到社會主義新時期根據這一設想，中國共產黨在1952年提出了黨在過渡時期的總路線和總任務，即在十年到十五年或者更多一些時間內，基本上完成國家工業化和對農業、手工業、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制定這一路線，明顯是為了減輕中國從新民主主義社會向社會主義社會過渡所帶來的震蕩，為國家建設創造寬松的環境。

　　但為什么從1953年開始，毛澤東改變了策略，決定加速推進社會主義改造呢?這主要是基于兩大考慮。其一，當時朝鮮戰爭剛剛結束，西方資本主義陣營對我國實行全面封鎖，臺灣海峽對岸的蔣介石集團集結力量，伺機“反攻大陸”，國內被鎮壓的地主階級、官僚資產階級等反動勢力不甘心自己的失敗，蠢蠢欲動，而國內的小資產階級、民族資產階級以及農村中的富農階層對新生的人民共和國也有懷疑和不滿情緒。在這種情況下，加快農業、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可以鏟除中國發生向資本主義或封建主義倒退的階級基礎，并把新的資產階級因素消滅在萌芽之中，防止反革命復辟，鞏固新生的人民政權和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地位。其二，通過變革生產關系，改變所有制結構，可以解放生產力，發展工農業生產，增加積累，加快推進農業機械化和國家的工業化，特別是發展中國的重工業，改變中國貧窮、落后的面貌，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增強國防力量，擺脫落后挨打的命運。毫無疑問，毛澤東的上述考慮不是沒有道理的，而且也代表了黨內相當一部分人的想法。正因為如此，社會主義改造在國內迅速推進，到1956年就基本完成了(邊疆少數民族地區除外)。

　　1956年，中共中央多次強調，那種大規模的急風暴雨式的群眾階級斗爭已經基本結束。當年召開的黨的八大《關于政治報告的決議》指出：“我國的無產階級同資產階級之間的矛盾已經基本上解決，幾千年來的階級剝削制度的歷史已經基本上結束，社會主義的社會制度在我國已經基本上建立起來了。”《決議》還斷言：“我們國內的主要矛盾，已經是人民對于建立先進的工業國的要求同落后的農業國的現實之間的矛盾，已經是人民對于經濟文化迅速發展的需要同當前經濟文化不能滿足人民需要的狀況之間的矛盾。這一矛盾的實質，在我國社會主義制度已經建立的情況下，也就是先進的社會主義制度同落后的社會生產力之間的矛盾。”因此今后的主要的任務是發展生產力，把中國建設成為一個偉大的、富強的、先進的社會主義國家。用毛澤東的話說就是：“團結全國各族人民進行一場新的戰爭——向自然界開戰，發展我們的經濟，發展我們的文化，使全體人民比較順利地走過目前的過渡時期，鞏固我們的新制度，建設我們的新國家。”

　　在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毛澤東等中共領袖特別注重把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與中國建設的具體實踐相結合，探索出一條中國社會主義建設的獨立自主之路。1956年4月，毛澤東在一次政治局擴大會議上說：“現在是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我們要進行第二次結合即把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基本原理同我國社會主義建設的具體實踐結合起來，找出在中國進行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正確道路。”“現在我們有了自己的初步實踐，又有了蘇聯的經驗和教訓，應當更加強調從中國的國情出發，強調開動腦筋、強調創造性，在結合上下工夫，努力找出在中國這塊大地上建設社會主義的具體道路。”毛澤東本人就是在這種精神支配下，一馬當先，大膽探索，不斷推動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社會主義建設時期的中國化，寫出了《論十大關系》《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等經典著作，并用其指導中國的社會主義建設。令人遺憾的是，由于經驗不足和認識上的偏差，毛澤東和中共中央在1957至1976年的一段時間內，幾度偏離自己原先制定的正確路線，犯了“反右”擴大化、“大躍進”和人民公社運動中的急躁冒進以及后來“文化大革命”中的階級斗爭擴大化等嚴重錯誤，使社會主義建設遭遇了很多曲折和反復，并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價。

　　毛澤東時代中國的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事業，雖然經歷了很多挫折和坎坷，但必須承認成績是主要的。中國在較短的時間內改變了舊社會一窮二白、四分五裂的狀況，確立起了現代國家的基本結構，建立起了較為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進行了全面的社會改革，基本實現了男女平等，普及了基礎教育和公共醫療，集中全國力量辦成了幾件大事(如“兩彈一星”)，在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的基礎上建立了中國與世界各國的新型關系，打開了中國與世界交往的大門，奠定了后來中國進一步改革開放和發展壯大的社會主義制度基礎。這些成就是中國在面臨極為復雜而嚴峻的國內外形勢下取得的，不容抹殺和詆毀。

　　2.以改革推進革命和建設

　　1978年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中國共產黨放棄了以階級斗爭為綱的路線，把黨和國家的工作重心轉移到經濟工作上來。1982年黨的十二大強調“把馬克思主義的普遍真理同我國的具體實際結合起來，走自己的道路，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開創了改革開放這一社會主義建設的新的歷史階段。在此過程中，中國共產黨一直沒有忽視馬克思主義對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的指導作用。鄧小平抓住“實事求是”這一馬克思主義的精髓，制定了“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堅持改革開放”這一新時期的基本路線，在保證正確方向的前提下不斷推進改革開放事業。以江澤民為核心的黨中央領導集體，把鄧小平理論發揚光大，提出了中國共產黨“必須始終代表中國先進生產力的發展要求，代表中國先進文化的前進方向，代表中國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的“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在新時期進一步強化了中國共產黨的先進性與人民性，明確了中國共產黨的立黨之本、執政之基和力量之源，把中國化馬克思主義推向了新的境界。以胡錦濤為核心的黨中央領導集體，根據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和國內外的實際，確立了“以人為本、全面、協調、可持續的科學發展觀”，提出了對內建設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對外推動建設持久和平、共同繁榮的和諧世界的戰略構想，使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更加完備，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更為科學，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越走越寬廣。經過三十多年的改革開放，中國盡管還存在著各種各樣的問題，面臨著形形色色的困難與挑戰，但目前中國的綜合國力已躍居世界前列，世界大國地位進一步鞏固，廣大人民群眾的生活水平有了普遍提高，中國在國際上的影響力顯著增強。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取得了舉世公認的偉大成就，其發展前景也為全世界人民所矚目。

　　毋庸置疑，中國是在馬克思主義而非任何其他主義的指導下才取得上述偉大成就的。毛澤東在中國社會主義建設初期特別強調，要認真學習馬克思主義的唯物論和辯證法，不能違背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要反對那種否定馬克思主義基本原則和基本原理的修正主義。鄧小平把堅持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作為“四項基本原則”之一而加以強調。江澤民繼承和發揚了中國共產黨的光榮傳統，注重“講學習、講政治、講正氣”，特別強調：“馬克思主義是我們立黨立國的根本指導思想，是全國各族人民團結奮斗的共同理論基礎。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任何時候都要堅持，否則我們的事業就會因為沒有正確的理論基礎和思想靈魂而迷失方向，就會歸于失敗。”為堅持和鞏固馬克思主義的指導思想地位，黨中央發起了“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與建設工程”，認為這是中國共產黨的生命工程、靈魂工程。胡錦濤指出：“堅持和鞏固馬克思主義指導地位，是黨和人民團結一致、始終沿著正確方向前進的根本思想保證。同時，馬克思主義只有同本國國情和時代特征緊密結合，在實踐中不斷豐富和發展，才能更好地發揮指導實踐的作用。”這段話較好地闡明了馬克思主義理論體系既一脈相承又與時俱進的理論品格。

　　綜觀中國社會主義建設的歷史進程，人們不難發現，堅持、鞏固并不斷完善馬克思主義的指導地位，是貫穿這一歷程的一根紅線。在中國革命時期，中國共產黨人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確立了以工農聯盟為基礎，以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的“革命”模式。同樣，在中國建設時期，中國共產黨人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進行中國社會主義建設的實踐探索，創造了一種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建設”模式。這一模式在其形成和發展的過程中雖然存在這樣那樣的問題，但總體上表現出了巨大的優越性。如果沒有優越性，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不可能延續至今并且充滿生機和活力。

　　3.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模式的優越性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模式的優越性，不是一種抽象的理論闡述和空洞的意識形態宣傳，而是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具體實踐中，在與資本主義或其他制度的比較中，在國家繁榮和社會經濟發展的成就中表現出來的。這種優越性主要表現在：

　　首先，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模式具有政治制度上的優越性。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以及人民民主專政的“大一統”國家制度，造就了權力相對集中的政黨—國家體制，也造就了自上而下與自下而上相結合的協商民主制度。一方面，黨的領導者也是國家及政府各部門領導，中國共產黨作為執政黨發揮主導作用，其他各政黨作為參政黨發揮輔助作用。中共領袖安排各種機會，向各民主黨派通報情況，虛心聽取他們的意見和建議。各政黨在協商后形成共識，在人大、政協通過后通過其領導人把這些共識落實在國家運作和管理之中。另一方面，協商民主保證了社會各階層代表對國家政治生活的有效參與，震蕩較小。實踐證明，與資本主義的多黨制和議會民主相比，這一制度和決策模式表現出了簡單、高效、長期穩定、運作順暢的優勢，減少了很多不必要的內耗、掣肘和動蕩，避免了很多急功近利的短期行為，同時又保持了一定的活力。政黨—國家體制與中國歷史上的“大一統國家”—“學習型文明”—“先進性團體”的體制一脈相承，而協商民主與中國傳統的鄉村自治也有一定關系。正因為如此，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模式的確立在中國社會才沒有帶來大的混亂和動蕩。反觀世界上的很多國家，一些國家的社會主義模式越來越僵化，死氣沉沉，另一些國家的社會主義模式變動不居，乃至最終變色和解體，而有些資本主義國家各派政治力量陷入惡斗，領導人走馬燈似的換個不停，政治運作失靈。兩相對照，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模式的制度優越性就不難理解了。

　　其次，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模式具有經濟體制上的優越性。從較長時段和總體上來看，以政府調控和市場調節相結合，以公有制為主體和國有經濟為主導，各種所有制共同發展的經濟體制，開創了一條集約型的、高效的、統籌兼顧與綜合平衡的經濟和社會發展之路。正如毛澤東所指出的那樣：“全國統籌兼顧，這個力量大得很。資本主義私有制大大地妨礙統籌兼顧，妨礙國家的富強。”對比中國、印度和墨西哥的經濟發展之路，可以對這種優越性有更好的領會。中國用世界上7%的耕地養活了21%的人口，并使他們基本上達到了小康水平;中國用60年時間走過了西方資本主義幾百年才能達到的發展階段;中國在國家財力有限的情況下普及了基礎教育和公共醫療，建設了大量社會基礎設施，徹底改變了舊中國的落后面貌。在經濟發展上不一哄而起，而是通盤考慮、梯度推進，先是內地資源大省支援沿海地區發展，沿海發達地區再反過來扶植邊遠落后地區發展，在沿海經濟起飛后，逐步開發大西北、東北和中部地區，使整個國家走出了一條有序的、可持續的、較為平衡的發展道路，使人民生活得到了較大改善。多種所有制并存，多種產業分工合作、協調發展，“東方不亮西方亮”，使中國具有較大的回旋余地與較強的應對經濟危機和風險的能力。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來，國外一直流行“中國崩潰論”，之所以這種預言屢屢破產，與他們沒有看到中國經濟體制的活力和優越性不無關系。

　　再次，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模式具有社會整合上的優越性。通過共產黨組織和社會的有機結合以及高效的思想教育工作，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模式表現出了強大的動員組織能力，可以做到全國一盤棋、全民一條心，集中力量辦大事。對此鄧小平曾指出：“社會主義國家有個最大的優越性，就是干一件事情，一下決心，一做出決議，就立即執行，不受牽扯。”在毛澤東時代，黨和政府在經濟并不寬裕的情況下完成了“兩彈一星”的研制，大慶油田、鞍鋼的建設，北大荒的成功開發，贏得了世界的普遍贊譽。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社會主義模式更是創造了前無古人的奇跡。沿海經濟帶的迅速崛起，廣東深圳、上海浦東與天津濱海等新區的成功開發，長江三峽工程的完成，載人航天飛船多次成功發射，各大機場、高速公路網和高速鐵路網的建設，各大城市軌道交通的迅速發展，北京奧運會和上海世博會的大規模建設工程，這些重大項目在如此短的時間之內完成，是資本主義國家絕對無法做到的，甚至是無法想象的。2008年四川汶川地震救援及其后續災后重建，中國共產黨、中國各級政府和社會所表現出來的快速應對和強大動員能力，讓整個世界為之驚嘆，這與2005年美國卡特里娜颶風災害、2011年日本大地震和福島核事故、2012年美國東海岸桑迪颶風災難發生時，資本主義國家上下混亂而低效的應對體系形成了鮮明的對照。對口幫扶，重點突破，在人、財、物等方面舉全國之力支援西藏、新疆等邊遠地區的建設與發展，這種高效能的操作，也是資本主義體制望塵莫及的。

　　最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模式具有文明層次上的優越性。毛澤東和鄧小平都曾強調，社會主義既要具有比資本主義更高的物質文明，也要具有比資本主義更高的精神文明，社會主義的發展應該對人類有更大的貢獻。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實踐實際上創造了一種新的文明樣式，既結合了東西方文明的長處，又避免了它們的一些不足。這種文明樣式的優越性主要表現在：對內不斷提高廣大人民的物質生活水平，同時也提高他們的文明覺悟和思想道德素養，激發他們對美好理想的追求，形成和諧社會;對外堅持走和平發展道路，在發展自身的同時沒有阻礙他國發展，更沒有稱王稱霸，威脅或侵略他國，而是力爭雙贏或多贏，努力推動和諧世界建設。這一模式不僅極大地改善了中國人民的生活，而且對全人類的貢獻也有目共睹。相反，資本主義文明至今也沒有改變侵略、掠奪、壓迫、貪婪的本性，一些資本主義國家國內秩序混亂，道德沉淪、靈魂墮落，市場經濟的殘酷競爭使人日益冷漠、關系疏遠;而對外則窮兵黷武，趾高氣揚，表里不一，四處轉移落后的污染產業。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以來，資本主義文明在世界人民心目中的形象面臨全面危機。在這種情況下，我們更有必要對在馬克思主義指導下形成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模式，有高度的文化自覺和文化自信。

　　四、與時俱進的馬克思主義是中國革命和建設事業的強大思想武器

　　那種認為馬克思主義只適用于指導革命而不適合指導建設的觀點，實際上把馬克思主義看做一種一成不變的革命理論，而忽視了馬克思主義隨著時代、地域和民族的不同而具有的多樣性和豐富性。事實上，不存在抽象的馬克思主義，只存在具體的、歷史的馬克思主義。自馬克思主義在歐洲產生以來，經過蘇俄的列寧主義和斯大林主義，再到中國的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與科學發展觀，馬克思主義體現了既一脈相承又與時俱進的理論品格。

　　1.與時俱進是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品格

　　馬克思和恩格斯曾經說過，《共產黨宣言》中所提出的一般原理的實際應用，隨時隨地都要以當時的歷史條件為轉移。恩格斯也多次指出，馬克思和他創立的學說不是教條，而是行動的指南。列寧對此進一步闡釋道：

　　這個經典式的定義異常鮮明有力地強調了馬克思主義的往往被人忽視的那一方面。而忽視那一方面，就會把馬克思主義變成一種片面的、畸形的、僵死的東西，就會閹割馬克思主義的活的靈魂，就會破壞它的根本的理論基礎——辯證法，即關于包羅萬象和充滿矛盾的歷史發展的學說，就會破壞馬克思主義同時代的一定的實際任務，即隨著每一次新的歷史轉變而改變著的任務之間的聯系。

　　列寧告誡人們，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必須考慮生動的實際生活，必須考慮現實的確切情況，而不應當抱住昨天的理論不放，因為這種理論和任何理論一樣，至多只能指出基本的和一般的東西，而無法應對實際生活的復雜情況。因此列寧對馬克思主義的態度是：“我們決不把馬克思的理論看作某種一成不變的和神圣不可侵犯的東西;恰恰相反，我們深信：它只是給一種科學奠定了基礎，社會黨人如果不愿落后于實際生活，就應當在各方面把這門科學向前推進。”

　　斯大林進一步發揮了馬克思主義作為實踐指南的理論特質，對在一個國家率先實現社會主義進行了大膽的實踐和理論探索。他堅信馬克思主義必須隨著實踐的發展而發展。馬克思主義先驅者的學說沒有終結真理，而是為發現真理開辟了廣闊的道路。“馬克思主義這一科學是不能停滯不前的，——它是在發展著和完備著。馬克思主義在自己的發展中不能不以新的經驗、新的知識豐富起來。——因此，它的個別公式和結論不能不隨著時間的推移而改變，不能不被適應于新的歷史任務的新公式和新結論所代替。馬克思主義不承認絕對適用于一切時代和時期的不變的結論和公式。”

　　斯大林稱贊列寧的偉大之處在于他不是書呆子，而是在吸取馬克思主義的精髓的基礎上把馬克思和恩格斯的觀點向前推進了。列寧能夠把馬克思主義的字句與本質分開、個別的論斷與方法分開。列寧之所以能夠發明一國社會主義可能勝利這個真理，正是因為他不是字句的奴隸，而是能夠把握馬克思主義中主要的和基本的東西。

　　馬克思主義是一個具有巨大張力或彈性的理論體系，它為后人的進一步豐富和發展留下了廣闊的空間。堅持馬克思主義，不是堅持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的某些詞句、單個結論或個別原理，而是堅持馬克思主義的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立場、觀點和方法。馬克思主義不會為現實生活中的具體問題提供現成的答案，應一切從實際出發，具體問題具體分析。發揮后來者的主觀能動性和創造性，反對教條主義，一直是馬克思主義活的靈魂，這種馬克思主義，無論對革命還是對建設，都不是束縛人們頭腦的條條框框，而是幫助人們發現問題、分析問題和解決問題的強大思想武器。

　　2.中國共產黨人對馬克思主義的堅持與發展

　　以毛澤東、鄧小平、江澤民、胡錦濤、習近平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在領導中國革命、建設、改革的歷史過程中，一直注重對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立場和方法的掌握與靈活運用。1965年，毛澤東在重讀自己1933年11月的舊作《長岡鄉調查》時寫了如下的批注：“什么叫馬克思主義?那時的中央領導者們，實在懂得很少，或者一竅不通，鬧了多年的大笑話。”1945年，毛澤東在中國共產黨七大所作的口頭政治報告中說：“要來一個完全徹底的馬克思主義。我們歷史上的馬克思主義有很多種，有香的馬克思主義，有臭的馬克思主義，有活的馬克思主義，有死的馬克思主義，把這些馬克思主義堆在一起就多得很。我們所要的是香的馬克思主義，不是臭的馬克思主義;是活的馬克思主義，不是死的馬克思主義。”毛澤東的這兩段話，表明了他在對待馬克思主義問題上反對本本主義或教條主義的鮮明態度。他多次強調，馬克思主義是對的，決不是因為馬克思這個人是什么“先哲”，而是因為馬克思的理論在中國革命的實踐中，在中國人民反對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的斗爭中被證明了是對的，馬克思主義符合中國當時的需要，能夠有助于解決中國當時面臨的問題。因此學習馬克思主義不能抽象地學，從本本到本本，而要“有的放矢”，即用馬克思主義之“矢”，射中國革命之“的”。

　　毛澤東根據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并立足于中國革命和建設的實踐大膽創新，集中全黨智慧，創立了毛澤東思想這一中國化馬克思主義的新形態。對此，劉少奇評價道：“他(毛澤東)在理論上敢于進行大膽的創造，拋棄馬克思主義理論中某些已經過時的、不適合中國具體環境的個別原理和個別結論，而代之以適合于中國歷史環境的新原理和新結論，所以他能成功地進行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這件艱巨的事業。”可以想象，沒有毛澤東思想的正確指導，中國革命的勝利是根本不可能的。

　　新中國成立前后，毛澤東從中國的實際出發，實事求是，創立中國化馬克思主義的態度更為鮮明了。他明確指出：“任何思想，如果不和客觀的實際的事物相聯系，如果沒有客觀存在的需要，如果不為人民群眾所掌握，即使是最好的東西，即使是馬克思列寧主義，也是不起作用的。”后來他更意識到，在非西方國家建設社會主義，馬克思和列寧都沒有系統論述過，我們也不能完全依靠他們，而必須進行自己的探索和創造。就如他所說的那樣：“馬克思這些老祖宗的書，必須讀，他們的基本原理必須遵守，這是第一。但是，任何國家的共產黨，任何國家的思想界，都要創造新的理論，寫出新的著作，產生自己的理論家，來為當前的政治服務，單靠老祖宗是不行的。”毛澤東對馬克思也不是一味盲從的，對馬克思關于未來社會的設想并不完全贊同，他曾說過：“幾千年以后看馬克思，就像現在看孔夫子。”毛澤東對馬克思主義的這一態度，貫穿于他領導中國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事業的全過程。

　　鄧小平在堅持和發展中國化馬克思主義的過程中，進一步弘揚了毛澤東的中國主體意識。他宣稱：“只有結合中國實際的馬克思主義，才是我們所需要的真正的馬克思主義。”他重提毛澤東在歷次整風運動中反復講過的話，認為一個黨、一個國家、一個民族，如果一切從本本出發，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進，它的生機就停止了，就要亡黨亡國。20世紀80年代初，他對當時理論研究中的脫離實際傾向提出了批評：“有相當一部分理論工作者，對于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實踐中提出的種種重大的理論問題缺乏興趣，不愿意對現實問題進行調查和研究，表示要同現實保持距離，免得犯錯誤，或者認為沒有學術價值。”他一直強調，馬克思列寧主義和毛澤東思想的精髓是實事求是。“學馬列要精，要管用的。”“馬克思主義是很樸實的東西，很樸實的道理。”“我們改革開放的成功，不是靠本本，而是靠實踐，靠實事求是。”因此他主張提倡實事求是，不提倡本本主義，要按照實踐的發展推動馬克思主義不斷前進，否則高舉馬克思主義旗幟就成了一句空話。“絕不能要求馬克思為解決他去世之后上百年、幾百年所產生的問題提供現成答案。列寧同樣也不能承擔為他去世以后五十年、一百年所產生的問題提供現成答案的任務。真正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者必須根據現在的情況，認識、繼承和發展馬克思列寧主義。”在這方面，鄧小平確實表現出了他基于中國主體意識，堅持真理，修正錯誤，開創中國化馬克思主義新境界的理論勇氣。而江澤民、胡錦濤作為毛澤東思想和鄧小平理論的繼承者和弘揚者，在經濟全球化和世界多極化的新的歷史時期，進一步推進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事業。

　　現在一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很多人就會提及“摸著石頭過河”、“無論白貓黑貓，抓住老鼠就是好貓”，似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完全是經驗主義的，沒有什么系統的理論。這是一個嚴重的誤解。其實鄧小平那樣說只是在策略層面的，而不是在戰略或理論層面的。中國的改革開放是有其理論基礎和總體戰略設計的。鄧小平所強調的經過完整而準確理解的毛澤東思想，特別是毛澤東在20世紀50年代所提出的論十大關系的思想，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思想，學習外國經驗包括資本主義國家經驗的思想，中國要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不能照抄照搬蘇聯模式、要走自己的路、有中國自己的特點的思想，對于早期的改革開放是有重大理論指導意義的。后來鄧小平又進一步繼承和發展了毛澤東思想，基于中國還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理論判斷，提出了較為系統的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理論。不難想象，如果沒有上述理論，貓和老鼠是分不清楚的，是否要過河、過河要干什么、憑什么過河、河的流向是什么、在什么地方過河可能有石頭摸，這些問題也根本無法得到解決。后來，以江澤民為核心的黨中央領導集體和以胡錦濤為核心的黨中央領導集體，先后提出了“三個代表”重要思想與科學發展觀，回答了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一系列重大理論和實踐問題，指導中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取得了很多新的歷史性成就。

　　平心而論，世界上沒有哪一個政黨要比中國共產黨及其領導者更重視理論工作了。在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過程中，理論闡發、創造及其推廣一直是實踐的一部分。理論是用來確定目標和方向，明確原則和標準，提出方法和進路，糾正偏頗和失誤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不斷推進，與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深入發展是相輔相成、互為表里的。實踐——認識——再實踐——再認識，這一過程循環往復，形成了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學發展觀等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新成果，回答了一個根本性問題，即在中國這樣幅員遼闊、人口眾多、國情復雜的東方大國如何理解社會主義?如何建設、堅持和發展社會主義?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既是對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的繼承和弘揚，又是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實踐的概括和總結，還是對這一實踐的理論升華，不僅具有充分的系統性、現實性，而且也具有較強的前瞻性。在這一理論成果的指導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較好地處理了“常”(繼承)與“變”(創新)、“今”與“古”、“中”與“外”的關系，是具有較強的張力以及糾偏、糾錯和自我調整能力的社會主義。最近幾年，世界很多國家陷入深重危機以致不能自拔，而只有中國一枝獨秀，風景這邊獨好，這體現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模式的強大生命力，也體現了中國化馬克思主義在指導中國的建設時具有巨大的自我調整和適應能力。

　　中國共產黨建黨九十多年的歷史、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六十多年的歷史和改革開放三十多年的歷史已經充分表明，馬克思主義不僅是指導中國革命的指南，而且也是指導中國建設的強大思想武器。自1840年鴉片戰爭以來，中華民族的很多仁人志士，一直試圖尋找和建構某種理論，指導中國人民實現民族的救亡圖存和國家的繁榮富強，但很多理論，包括孫中山的理論，都未能實現安邦治國的宏愿，而只有中國化馬克思主義實現了這一目標。對此曾有學者指出：“唯有中國共產黨創立的毛澤東思想和鄧小平理論，才成為中華民族在當代的治國安邦之道。兩者作為一個整體，構成中國無產階級打天下、治天下的政治理論，實際上也是繼續引導中華民族走向先進、成為世界上強盛的社會主義國家的重要理論指南。毫不夸張地說，毛、鄧思想理論在中華民族歷史上的作用可以與古代的孔孟之道相媲美。” 中國化馬克思主義不僅是“馬上打天下”的理論，也是“馬下治天下”的理論，歷史已經證明并仍將證明這一點。 (天津人民出版社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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