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杰瑞•Z.穆勒 王東風 譯

　　[內容提要]資本主義的商業化進程為人的潛能的發展釋放了更多機會，但是人們利用這些機會的能力存在差異。資本主義的內生活力帶來了經濟社會不平等和不安定的后果，國家福利制度為減緩這一后果起到了一定作用。后工業化社會對人力資本提出了新要求，改變了男性和女性在經濟社會中的角色，改變了家庭模式，也加劇了不平等和不安定。資本主義國家應將保持經濟社會活力放在首位，同時為民眾建立起安全網。

　　最近，兩個議題主導了美國和其他發達資本主義國家之間的政治爭論：加劇的經濟社會不平等以及政府為解決這一問題所采取的干預的規模。就像2012年的美國總統選舉和圍繞“財政懸崖”展開的斗爭所展現出來的，當今左翼集中關注的是增加稅收和政府支出以從根本上糾正社會的層級化;而右翼的核心主張是減少稅收和政府支出以從根本上確保經濟的活力。這兩派都忽視了對方的關切，都認為自己的政策建議可以保證社會繁榮和穩定。他們的觀點都是錯誤的。

　　不平等在后工業化的資本主義世界確實無處不在。但與許多左翼所認為的不同，不平等既不是政治的結果，也不大可能由政治所糾正，這個問題有更深層的原因，也比通常認為的更棘手。不平等是資本主義經濟社會活動的必然產物，擴大機會平等只會加劇不平等，因為總有一些人和團體在利用資本主義所提供的實現發展和進步的機會方面能力更強。與右翼所認為的也不一樣，不平等不僅僅對處境糟糕的人或持平均主義思想的人而言是個問題，它對所有人而言都是一個問題，因為，如果任其發展，不平等和經濟不安定的加劇會破壞社會秩序，導致民粹主義對整個資本主義體系的對抗。

　　在過去幾個世紀中，資本主義的擴張極大地推動了人類進步，既使物質生活水平得到了過去難以想象的提高，也使人類的各種潛能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培養。資本主義的內在活力在帶來各種好處的同時，也導致了不安定，因而資本主義的發展總是面臨著種種阻力。事實上，資本主義社會的政治和制度發展史在很大程度上記錄的是為減緩或緩沖這種不安定所做的各種嘗試，直到20世紀中葉現代福利國家的建立才最終使資本主義和民主實現了相對的和睦共存。

　　近幾十年，技術、金融和國際貿易的發展導致發達資本主義經濟體的不安定出現了新的態勢和形式，這使得生活日益不平等，不僅僅加劇了底層階級和勞動階級的不安，而且也加劇了很多中產階級的不安。右翼在很大程度上忽視了這一問題，而左翼致力于通過政府行為來消除這一問題，但沒有考慮到其成本。從長遠看，左右兩派的做法都不可行。當代資本主義政體應接受不平等和不安定依然是市場運行不可避免的結果這一事實，并找到辦法來保護公民免受其后果的影響，與此同時，要以某種方式繼續保持資本主義的活力，最初給資本主義帶來巨大的經濟和文化優勢的就是這種活力。

　　商品化與人的培養

　　資本主義是一種由經濟和社會關系構成的體系，其特征是私有產權、自由個體所進行的商品和服務交換、控制這些商品和服務的生產及分配時市場機制的使用。該體系中一些要素已經在人類社會中存在了很長時間，但是只有在17世紀和18世紀的歐洲部分國家及其北美殖民地，該體系的所有構成要素才有效地結合在一起。在整個歷史上，大多數家庭曾經過著自給自足的生活：他們消費掉了自己所生產的大部分物品，也生產著自己所消費的大部分物品;在此之后，在一些國家，大多數人開始購買其消費所需的大部分物品，并且他們購買物品時使用的是他們從出售自己生產的大部分物品中所獲得的收入。

　　以市場為導向的家庭的增加以及所謂的“商業社會”的發展對人類活動的方方面面產生了深刻影響。在資本主義社會之前，各種傳統制度主導著人們的生活，使個人的選擇和命運服從于各種共同體的、政治的和宗教的機構。這些傳統制度將變革維持在最低限度，阻礙人們取得大的進步，但也使人們免受生活變遷帶來的影響。資本主義的出現使個人對自己的生活獲得了比以前更多的控制權，也承擔起了比以前更多的責任--從進步和退步兩方面來考慮的話，這既使人獲得了自由，也使人陷入了恐慌。

　　商品化指的是生產行為的目的從私人用途轉化為在公開市場上銷售，它使得人們能夠更有效地利用時間，專門從事他們相對擅長的生產，而從他人那里購買其他物品。新形式的商業和制造業利用勞動分工低成本地生產日常家居用品，也使人們能夠購買到一系列新商品。就如歷史學家讓•德•弗里斯所指出的，其結果就是當代人所謂的“喚醒了心中沉睡的貪欲”，即主觀欲望的膨脹和對需求的新的主觀認知。從盧梭到馬爾庫塞，他們對資本主義的批判嚴厲譴責了這種不斷膨脹的欲望，認為它將人類關進了人為欲求的牢籠。但是，自伏爾泰以來的市場支持者卻對其稱贊有加，認為它擴展了人類的可能性。根據這一觀點，形成和滿足更高的欲望和需求是文明的本質。

　　由于我們往往將商品看作有形的物質實體，所以常常忽視新的文化商品的形成及其獲取成本的日益低廉在何種程度上擴展了我們所謂的自我培養的方式。資本主義的歷史也是通訊、信息和娛樂得到發展的歷史，這些既是我們用以思考的手段，也是思考的對象。

　　印制書籍(最開始通常是《圣經》)是最早的現代商品，其不斷下降的價格以及獲取途徑的增多在歷史上的重要意義遠高于內燃機的廣泛使用。新聞紙的廣泛使用也是如此，它推動了報紙和雜志的出現。這些反過來又形成了新的信息市場，催生了進行新聞采集和傳播的行業。在18世紀，新聞從印度傳到倫敦需要數月的時間，今天則在瞬息之間就可實現。書籍和新聞不僅拓寬了我們的意識，也提升了我們的想象力，這是我們與其他人產生認同并設想自己以新的方式生活的能力。因此，資本主義和商品化促進了人道主義，也推動了新的自我創新形式。

　　在過去的一個世紀里，因為錄音、電影、電視的發明，人的培養方式得到了擴展，而隨著互聯網和家用電腦的發展，獲取知識和文化的成本急劇下降。由于這些成本的下降，培養方式的增加使得人們的知識范圍得到了無法想象的擴大。

　　家庭的重要性

　　即便資本主義為人類潛能的發展提供了比以往更多的機會，但不是每個人都能充分利用這些機會，或者就算曾經抓住了機會，也可能無法取得長遠的進步。歷史上，那些阻礙機會平等的正式或非正式的障礙使得人口中的不同群體--例如女性、少數族群和窮人--無法完全享受資本主義帶來的所有好處。但隨著時間的推移，在發達資本主義國家，這些障礙逐漸減少或消失，因而現在機會的獲取比以前更平等。因此，今天所存在的不平等很少是由獲取機會的途徑方面的不平等造成的，而更多是由利用機會的能力方面的不平等導致的。而能力方面的不平等源自人們在如下兩方面存在的差異：一是個人最初擁有的天生的人類潛能;二是家庭和共同體能夠使這種潛能得到發展并且激勵這種潛能發展的方式。

　　個人要有能力和意向來利用資本主義所提供的各種培養方式，而家庭在形成這種能力和意向方面起著不可忽視的作用。家庭不僅是消費的場所和人類繁殖的場所，它還是子女在走向社會化、獲得教養、接受教育時所處的主要環境，他們的習慣也是在這一環境中養成的，而這些習慣將影響他們作為個人和作為市場行為主體在今后的命運。借用當代經濟學的語言，家庭就是生產人力資本的車間。

　　隨時間推移，家庭通過形成對新商品的需求而影響著資本主義的發展。同樣，資本主義也一直在不斷地重塑著家庭，因為新商品和新生產手段引領著家庭成員以新的方式打發其時間。因為18世紀人們能以比以前更便宜的價格獲得消費品，所以家庭將更多的時間投入到以市場為導向的經濟活動中，這對他們的消費能力產生了積極影響。最初男性的工資可能確實有所降低，但是家庭中丈夫、妻子以及子女的工資合在一起仍有可能使消費水平得到提高。然而，經濟增長和文化視野的拓寬并沒有使所有人的生活的所有方面都得到改善。工人階級家庭的子女在年齡很小時就可以工作賺錢，這一情形對忽視這些子女的教育產生了激勵效應;同時，一些不健康的新商品意味著消費水平的提高并不總是會改善健康狀況和提高壽命。女性的勞動時間從家庭重新分配到市場，因而家庭的衛生程度看起來出現了下降，這增加了人們生病的可能性。

　　18世紀末和19世紀初，新的生產工具在經濟體系中逐漸普及。這是機器的時代，其特征是生物動力來源(人和動物)不斷被非生物動力來源(首先是蒸汽機)所代替，這一過程極大地提高了生產效率。與主要建立在農業和家庭手工業基礎上的社會不同，如今的生產越來越多地在工廠進行，這些工廠圍繞著新的發動機建立起來，這些新的發動機體積太大、噪音太吵并且太臟，所以無法放置在家里。因此，工作日益與家庭相分離，這最終改變了家庭的結構。

　　最開始，新的工業化的工廠會雇用婦女和兒童，因為這些人比男人更順從和更容易管束。但是，到了19世紀下半葉，普通英國工人的實際工資出現了持續的大幅上漲，而在家庭自身內部，依據性別界線出現了新的勞動分工。男人相對強壯的體力使得他們在大機器生產中有優勢，因而有更多的男人在工廠中工作，他們掙的工資足以養活一家人。然而，在19世紀，市場還不能提供能夠帶來清潔、衛生、有營養的膳食以及對兒童精心看護的商品。在上層階級，這些服務可以由仆人來提供。但是在大多數家庭，這些服務越來越多地要由妻子來提供。這就導致了“男主外，女主內”的家庭的增加，這是根據性別出現的勞動分工。弗里斯認為，19世紀中葉至20世紀中葉，健康、壽命和教育方面的改善很大程度上是因為女性的勞動從市場重新分配給了家庭以及子女離開工廠走進學校(子女從市場重新分配給了教育)。

　　活力和不安定

　　在人類歷史的大部分時期，造成人類不安定的主要因素是自然界。如馬克思指出的，在這種社會里，經濟體系趨于穩定甚至是停滯。與此相反，資本主義社會一直以創新和活力為導向，旨在創造新的知識、新的產品、新的生產方式和分配方式。所有這些都使產生不安定的場所由自然界轉向了經濟領域。

　　黑格爾在19世紀20年代就觀察到，對于建立在男主外、女主內模式基礎上的商業社會中的男性而言，有一份工作關乎他們的自尊和得到他人的認可。這就帶來了一個問題，因為在變動的資本主義市場中，失業的可能性是顯而易見的。由市場形成的勞動分工意味著很多工人的勞動技能是高度專業化的，他們只適合范圍很窄的一類工作。市場形成了不斷變化的需求，對新產品的需求的增加意味著對老產品的需求的減少。那些一直專門從事老產品生產的男性工人就會丟掉工作，而且沒有機會接受使他們能夠找到新工作的培訓。生產的機械化也導致了工作崗位的減少。從一開始，工業資本主義的創造性和創新性就籠罩在工人不安定的陰影下。

　　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中闡述了資本主義的活力、不安定、需求的不斷更新和文化潛能的擴展：

　　資產階級，由于開拓了世界市場，使一切國家的生產和消費都成為世界性的了。使反動派大為惋惜的是，資產階級挖掉了工業腳下的民族基礎。古老的民族工業被消滅了，并且每天都還在被消滅。它們被新的工業排擠掉了，新的工業的建立已經成為一切文明民族的生命攸關的問題;這些工業所加工的，已經不是本地的原料，而是來自極其遙遠的地區的原料;它們的產品不僅供本國消費，而且同時供世界各地消費。舊的、靠本國產品來滿足的需要，被新的、要靠極其遙遠的國家和地帶的產品來滿足的需要所代替了。過去那種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給自足和閉關自守狀態，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來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賴所代替了。

　　20世紀的經濟學家熊彼特用他的如下觀點擴展了上述論點：資本主義的特征是“創造性破壞”，即新產品以及新的分配和組織形式取代了舊的產品和形式。與馬克思認為資本主義活力的源泉是“資本”對于增長的無形需求(他認為這是以犧牲工人階級為代價的)不同，熊彼特則關注企業家的作用，他們扮演著引入新商品、發現新市場和新方法的創新者的角色。

　　19世紀工業資本主義的活力和不安定催生了以減輕不安定為目的的新制度，包括旨在減少投資者風險的有限責任公司、旨在促進工人權益的工會組織、旨在提供貸款和喪葬保險的社會互助團體以及商業性人身保險。20世紀中期，為應對大蕭條所導致的大規模失業和貧困(以及共產主義和法西斯主義在政治上的勝利)，西方民主國家支持建立福利政府。不同國家的福利計劃是各種具體項目的不同組合，但是這些新的福利國家存在大量的共同點，包括養老保險和失業保險以及各種為家庭提供資助的措施。

　　二戰后的數十年里，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經濟快速增長，福利國家正是在這一時期得到發展的。工業經濟的成功使得政府能夠以稅收的方式抽取一部分利潤和工資用于政府開支。戰后時期，男主外、女主內的家庭模式仍占主導地位，這一時期的人口特征也大有助益，因為適度的高出生率形成了在職工人與受贍養者之間的有利比率。接受教育的機會增加了，因為精英大學越來越多地根據學業上的成績和潛力來招收學生，進入高等院校的人數也日益增加。使婦女和少數族裔無法全面參與社會活動的障礙也在減少。所有這一切帶來了暫時的平衡，在這種平衡中，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經歷了經濟的強勁增長、高就業率和經濟社會的相對平等。

　　后工業化經濟中的生活

　　就整個人類而言，20世紀末和21世紀初是一個取得了顯著發展的時期，這在很大程度上要歸因于資本主義在全球的擴張。中國、印度、巴西、印度尼西亞以及其他發展中國家的經濟自由化使得數億人口擺脫了貧困，進入了中產階級行列。與此同時，在美國這樣的更加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消費者們見證了許多商品(從服裝到電視機)的價格的急劇下降，而大量涌現的新商品改變了他們的生活。

　　最引人關注的也許是自我培養方式的變化。就像經濟學家泰勒•柯文認為的，近期發展的很多成果“存在于我們的大腦和筆記本電腦中，而不是存在于經濟體系中創造利潤的部門”。結果就是，“互聯網的很多價值是在個人層面被感受到的，因此從來不會體現在生產率的數字上”。20世紀的各種流派的音樂作品大多可以在視頻分享網站上免費獲得。任何人只需每月支付少量費用就可以在任何時間通過互聯網觀看20世紀的很多優秀電影，這些電影曾經只在少數大城市的影院中臨時放映過一段時間。很快，大學圖書館將通過互聯網向全世界開放，接著還會出現其他有利于個人發展的前所未有的機會。

　　然而，所有這些發展成果都籠罩在資本主義的永恒特征——不平等和不安定的陰影下。1973年，社會學家丹尼爾•貝爾指出，在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知識、科學和技術正在推動社會向他所謂的“后工業社會”轉型。他指出，就像先前制造業取代農業成為了就業機會的主要提供者一樣，服務業現在也正在取代制造業。在后工業的知識經濟中，制造業產品的生產更多依靠的是技術投入而不是實際生產和裝配產品的工人的技能。這意味著對熟練和半熟練工人的需求的減少，也意味著他們的經濟價值的下降，就如先前對農業勞動力的需求減少以及他們的價值下降一樣。在知識經濟中，所需要的技能包括科技知識和處理信息的能力。與此同時，近幾十年席卷整個經濟的信息技術革命強化了這些趨勢。

　　后工業化經濟的發展對男性和女性的地位與角色產生了重要影響。男性在前工業經濟和工業經濟中的相對優勢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他們擁有更強壯的體力，而現在對體力的要求降低了。形成對比的是，無論是因為天生的性格，還是因為社會化，女性在人際交往技能和情商方面都擁有相對優勢，這些優勢在一種更多以服務人類為導向而更少以生產物質產品為導向的經濟中變得日益重要。女性可以參與其中的經濟部門在增多，她們的勞動變得更有價值，這意味著花在家里的時間因為有償勞動力賺錢的機會增多而被犧牲掉了。

　　上述變化導致雙職工的家庭不斷取代男主外、女主內的家庭。對于女性走出家門去工作賺錢這一變化，不論是倡導者，還是批評者，往往都過分強調了女權主義的思想斗爭在這一變化中所發揮的作用，而低估了資本主義生產的本質發生的變化所起的作用。女性勞動力走出家門之所以成為可能，部分是因為出現了可以減少必要家務勞動時間的新商品。女性把更多的時間投入到市場行為中，這反過來形成了對可減輕家務勞動的家庭消費品(比如包裝食品和加工食品)的新需求，也促進了餐館和快餐業的發展。這種情況也導致了護理的商品化，孩子、老年人和體弱多病者越來越多地是由支付報酬的看護人員而非親屬來照看。

　　與女性接受更多教育和取得更大職業成就這一趨勢相伴隨的是選擇結婚對象的社會標準發生了變化。在男主外、女主內的婚姻年代，女性在選擇伴侶時往往高度重視賺錢能力。反過來，男性看重的是未來配偶的家務能力而不是其職業成就。夫妻雙方在才智方面大致相等的情況并非罕見，但女性傾向于嫁給教育程度更高、經濟條件更好的男性。隨著經濟從工業經濟向后工業的服務和信息經濟轉型，女性與男性一樣通過有償工作來獲得認同，今天同樣勤奮工作的夫妻彼此之間更為平等，他們的教育水平更加接近，經濟條件更加相當，這一過程被稱為“同癥擇偶”。

　　不斷加劇的不平等

　　這些后工業化社會的趨勢對不平等產生了深遠影響。如果處于經濟階梯中的每一個層級上的家庭收入增長一倍，那么，處于這一階梯上部的家庭的總收入必然要比處于該階梯下部的家庭的總收入增長更快。如果不是由于處于該階梯下部的家庭所占比重巨大，他們的總收入根本不會增長一倍。因為女性的相對收入在增長，教育程度低的工人階級男性的相對收入在下降，所以后者越來越被認為不是合適的結婚對象。通常，使得這些男性被雇傭的機會降低的那些人力資本方面的不足，也同樣使得他們作為適婚對象的受歡迎程度降低了，而那些長期失業的男性的性格特征有時也會變得越來越糟。由于這些男性在經濟上對家庭的貢獻減少了，所以他們的不可或缺性被認為降低了，這部分是因為女性現在能夠依靠福利國家提供的資助作為額外的獨立的收入來源，不管其數額多么微薄。

　　在美國，近幾十年最引人注目的發展之一就是社會中各階層和種族群體的婚姻模式的層級化。20世紀60年代，有關離婚的法律開始變得寬松，各階層的離婚率都有所上升。但是，到了20世紀80年代，出現了一種新的態勢：在教育程度更高的人群中離婚率在下降，而在教育程度低的人群中離婚率則繼續上升。此外，教育程度高和生活富裕的人更有可能結婚，而與此相對，教育程度低的人結婚的可能性更小。考慮到家庭所起到的人力資本孵化器的作用，這些趨勢對不平等會產生重要的溢出效應。大量的研究表明，由未離婚的父母共同撫養的孩子更易于養成使其生活獲得成功的自律與自信，相反，在單親家庭中成長的孩子，特別是男孩，面臨著更大的人生失敗的風險。

　　所有這一切都是在教育機會的平等不斷增加和市場報酬日益層級化的時期發生的，這兩方面都提升了人力資本的重要性。人力資本的構成要素之一是認知能力：敏捷的頭腦，將總結自經驗的模式加以推導和應用的能力，以及應對心理的復雜性的能力。第二個構成要素是個性和社交能力：自律、堅持不懈和責任。第三個構成要素是實際知識。所有這些對于在后工業化市場中取得成功變得越來越重要。經濟學家布林克•林塞在他最近出版的著作《人力資本主義》中指出，1973年至2001年間，在美國收入分配中屬于最低的1/5的群體的實際收入平均每年只增長了0.3%，相比之下，屬于中間的1/5的群體增長了0.8%，而屬于最高的1/5的群體增長了1.8%。在其他許多發達經濟體中也存在某些類似的格局。

　　人力資本的回報日益不平等不是由全球化導致的，但全球化加劇了這一情況。經濟學家邁克爾•斯賓塞區分了貿易性商品和服務(它們能夠很容易被進口和出口)與非貿易性商品和服務(它們不能被進口和出口)。越來越多的貿易性商品和服務從勞動力成本更低廉的欠發達資本主義國家進口到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由于制造品和日常服務被外包，因此發達資本主義國家中那些相對缺少技術和教育的工人的工資進一步下降，除非這類工人能在非貿易性部門找到有報酬的工作。

　　現代金融的影響

　　不斷加劇的不平等與處于經濟階梯上部的群體不斷加劇的不安定和焦慮交織在一起。導致這一問題的趨勢之一就是經濟的金融化。尤其是在美國，經濟學家海曼•明斯基將其導致的后果的特征描述為“資金管理者資本主義”，而經濟學家阿爾弗雷德•拉帕波特則稱其為“代理人資本主義”。

　　一直到20世紀80年代，金融是美國經濟中必不可少的但受到限制的構成要素。參與股票交易(股票市場)的是規模或大或小的個人投資者，他們將自己的錢投到他們認為有良好發展前景的公司的股票上。投資資本的另一個來源是華爾街的大型投資銀行及其外國同行，它們屬于私人合伙公司，用來進行風險投資的是合伙人自己的錢。當更大數額的資本流入投資市場，并且操控這些資本的是職業資金管理者而不是資本所有者本人時，所有的一切就開始發生變化。

　　新資本的一個來源是養老基金。在戰后數十年里，美國的主要產業在二戰中崛起為壟斷寡頭，其面臨的競爭有限，國內外市場龐大且在不斷擴張，在這種情況下，其利潤和未來的發展前景使得它們能夠為雇員提供各種養老金固定收益計劃，相關風險則由公司自己承擔。但是，20世紀70年代以來，美國經濟的競爭性加劇，企業利潤變得更加不確定，企業(包括各類公共機構)開始嘗試將養老基金交由專業資金管理者管理以轉移風險，他們期望這些管理者能夠帶來大額的投資收益。現在，雇員的退休收入不再由企業利潤決定，而由養老基金的命運決定。

　　新資本的另一個來源是大學和其他非盈利機構的資金，這些機構的資金的增長最初得益于各種捐款，但后來它們越來越將其數量的進一步增長寄希望于它們的投資表現。新資本還有一個來源，就是發展中國家的個人和政府，在這些國家，經濟快速增長，加上人們的儲蓄意愿強烈，渴望有相對安全的投資機會，所有這些都導致了大筆資金流向了美國的金融體系。

　　部分是因為受到這些新機會的刺激，華爾街的傳統投資銀行將自身轉變為公開上市的公司，也就是說，它們不僅用自己的資金，還用其他人的資金進行投資，使公司合伙人和雇員的獎金與每年的投資利潤掛鉤。所有這一切形成了一種高度競爭的金融體系，主導這一體系的是投資經理，他們管理著數量龐大的資本，其報酬取決于他們超出其同行的表現能力。這種環境中的激勵機制促使投資經理努力使投資的短期回報最大化，這種壓力潛移默化中傳導給了公司管理者。投資回報期的縮短帶來了這樣一種誘惑，即為了提高眼前的利潤而犧牲掉長期投資，不論是研發方面的投資，還是提高公司員工技能方面的投資。對于管理者和雇員來說，其結果都是長期的混亂，這種混亂增加了失業和經濟不安定的可能性。

　　發達資本主義經濟體確實需要一個涉及廣泛的金融部門。其部分原因是勞動分工的簡單延伸：將投資交由專業人員或機構打理這樣的外包決策使其他人可以將精力用來從事更擅長或更值得關注的事務。資本主義經濟的復雜性日益增加，這意味著企業家和公司管理者在決定何時以及如何增加資金時需要得到幫助。私募股權投資公司對經濟發展起著關鍵作用，它們從其投資的企業的實際價值的增長中獲得所有權權益。金融家們全神貫注關注的這些事情會導致重要后果，處理這些事務需要智慧、勤奮和魄力。因此，這一行業的專業人士獲得高額收入這一點既不令人驚訝，也不令人厭惡。但是，不管它帶來了何種好處，產生了何種持久的社會價值，社會的金融化仍然導致了一些不幸的后果，它通過增加處于經濟階梯上部的群體的收入(這得益于金融管理者獲得的高到驚人的獎金)而加劇了不平等，它也加劇了處于經濟階梯下部的群體的不安定(這歸因于對短期經濟表現的集中關注，而將其他關切排除在外)。

　　家庭和人力資本

　　在今天這一全球化、金融化的后工業時代，人力資本在決定人生命運時比以往更為重要。這使家庭的重要性更加突出，因為正如每一代社會科學研究者一再發現的，從家庭傳承下來的各種資源往往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人們在學校和工作場所的成功與否。經濟學家弗里德里希•哈耶克在半個世紀前寫的《自由秩序原理》中指出，實現真正的機會平等的主要障礙是，高智商的父母以及在情感和文化方面能給人以培養的家庭是不可替代的。經濟學家佩德羅•卡內羅和詹姆斯•赫克曼在最近的研究中指出：“由家庭收入和家庭背景所導致的認知技能和非認知技能方面的水平差異出現在個人成長的早期階段，而且會一直存在。更有可能的是，學校教育擴大了這些早期的差異。”

　　遺傳天賦以各種不同形式體現出來：生物遺傳、胎兒期和幼兒期的培育、家庭內部所傳遞的文化導向。金錢當然重要，但其影響遠不及上述非金錢因素。與家庭收入相比，有大量藏書的家庭的孩子更有可能在學校取得較高分數。隨著時間推移，就社會的建構遵循著精英主義的思路這一點而言，來自家庭的稟賦和市場給予的回報將趨于重合。

　　受過教育的父母往往會花更多的時間和精力來養育孩子，即使父母雙方都有工作。素質高的家庭更有可能有效地利用當代資本主義提供的先進的培養方式(比如豐富的網絡資源)，同時抵制其中的潛在誘惑(如毫無節制地看電視和玩電腦游戲)。

　　家庭影響了兒童從正規教育中獲益的能力。逐漸地，不論其經濟地位或種族地位，所有人都能接受正式教育，至少存在這種可能。20世紀初，美國適齡人口中獲得高中文憑的比例只有6.4%，400人當中只有1個人能夠進入大學。因此，多數人雖有能力但無機會完成更高級別的學業。今天，美國高中畢業率大約為75%(從1960年80%的頂點滑落了)，大約40%的年輕人在大學就讀過。

　　最近，《經濟學家》雜志反復強調這樣一句話：“在一個享有廣泛的機會平等的社會中，父母在收入階梯中所處的位置對子女所處的位置只有很小的影響。”然而，事實卻是，在制度性機會越平等的地方，家庭成員在人力資本方面的稟賦就能發揮越大的作用。政治學者愛德華•班菲爾德在20多年前出版的《重訪從天堂跌落的城市》一書中指出：“所有的教育都有利于中產階級和上層階級的孩子，因為躋身于中產階級和上層階級是為了具備各種素質，這些素質使自己成為可以接受培養和教育的人。”提高學校質量也許可以提高教育的整體水平，但是這往往會拉大而不是縮小來自人力資本水平不同的家庭的孩子在學業成績方面的差距。最近的一項調查旨在表明今天美國的代際流動性比以前減少了(也低于一些歐洲國家)，但這項調查沒有看到這一情況事實上可能是機會平等日益增加的數代人導致的反常結果。在這一方面，美國可能處于這些在其他發達資本主義國家也發現了的各種趨勢的前沿。

　　群體發展差異

　　家庭不是唯一的對人力資本的發展乃至個人在市場中的最終成功產生重要影響的社會組織，發揮重要影響的還有各種共同體，例如與宗教、種族、族群相關的群體。社會學家馬克斯•韋伯在其1905年的著作《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一書中提到，在那些存在宗教多樣性的地區，新教徒的經濟狀況往往要好于天主教徒，加爾文教徒要好于路德教徒。韋伯對這些差異給出了文化上的解釋，其解釋的依據是不同的宗教信仰導致了人們在心理特性上的差異。幾年之后，與韋伯同時代的維爾納•桑巴特在《猶太人和現代資本主義》一書中對各群體在成功方面的差異給出了另一種解釋，認為這部分是因為文化特性，部分是因為種族特性。1927年，熊彼特將一篇重要論文的題目定為《種族單一環境中的社會階層》，因為他理所當然地認為，在一個多種族的環境中，各群體成功的程度將因為種族而不是階級出現不同。

　　就各群體在成功方面的差異所給出的上述解釋不如如下事實重要：各群體在成就方面的差異一直是資本主義歷史的持久特征，而且這些差異直到今天還繼續存在。

　　歐洲各國(特別是北歐國家)的平等水平要高于美國，它們的人口在種族構成方面更加單一。由于最近的移民浪潮使很多發達的后工業化國家的種族單一性降低，這些國家內部的各群體之間也逐漸出現了層級化，一些移民群體所呈現出的生存狀況要好于本土居民，另外一些移民群體的狀況則比本土居民差。個人成就方面的這種差異很大程度上可以根據移民群體在其母國所處的階級和教育背景存在的差異來解釋。但是，由于這些群體本身相當于人力資本的承載體和孵化器，所以他們在母國的那些生存狀態能夠隨著時間和地點的轉移而延續下來，事實也確實如此。

　　在美國的情況中，移民對不平等的擴大產生了更大的影響，因為這個國家的經濟活力、文化的開放程度和所處的地理位置往往既會吸引世界上一些最優秀和最聰明的人，也會吸引一些受教育程度最差的人。這使得處于經濟階梯上部的人變得更好，而處于下部的人變得更差。

　　教育為什么不是萬能藥?

　　對后工業化社會中日益加劇的經濟不平等和社會層級化的認識不斷深入，自然會引發人們討論如何應對這種情況。而在美國，各方給出的答案幾乎是一致的：教育。

　　這種答案的一個方面關注的是大學。其論證思路如下：那些完成了大學學業的人和那些沒有完成大學學業的人在人生機會方面的差距正日益擴大，所以盡可能多的人應該進入大學。不幸的是，即使有更高比例的美國人進了大學，他們也不一定會學到更多東西。大學學業不合格的人在增多，許多人沒有獲得學位就離開了學校，而其他那些獲得了學位的人的水平要遠低于人們通常所理解的大學學位所應該代表的水平。

　　各群體在教育成果方面最明顯的差異出現在大學之前，也就是他們的高中畢業率，而不同階級和種族在學業表現方面出現重大差異則發生得更早，在小學階段就存在了。因此，將教育作為答案的解決方案的第二個方面關注的是小學和中學教育。他們提出的解決辦法包括為學校提供更多的資金，給父母更多的選擇權，增加學生的考試頻率以及提高教師的質量。即使其中的一些或者全部措施因為其他原因而受到歡迎，但沒有任何證據表明這些措施明顯減少了學生之間以及社會群體之間的差異，因為正規學校教育本身在形成人生成就的差距以及使這種差距持續存在方面只發揮了相對較小的作用。

　　事實證明，這種差距根源于孩子在進入學校接受教育時擁有的人力資本在水平上存在的差異，這使得將教育作為答案的解決方案的第三個方面關注的是更早期的和更密集的兒童時期的干預式教育。該建議就是將兒童帶離他們所生活的家庭環境，在盡可能多的時間里將其安置在有制度規則的場所。在這些項目中有孤立的成功案例，但這些案例可以在更大范圍被復制這一點還遠沒有得到清楚的證明。有些項目在提高認知能力方面顯示出了短期效果，但大部分效果會隨著時間而削弱，余留下來的少量效果沒有多大作用。看似更合理的說法是，這樣的項目改善了那些有助于經濟上獲得成功的非認知技能和性格特征，但其成本和投入是很大的，需要從更成功的那部分人那里抽取各種資源(從而減少了這部分人可以獲得的資源)或者挪用具有其他潛在用途的資源。

　　由于以上所有原因，發達資本主義社會的不平等看起來既在不斷加劇，又是不可避免的，至少目前是這樣。當代社會科學研究中最無可爭辯的結論之一是，隨著高收入家庭和低收入家庭之間差距的拉大，這些家庭的子女在受教育程度和職業發展成就方面的差距拉大得更快。

　　可以做什么?

　　當前，資本主義繼續為自我培養和個人發展帶來了大量的好處并持續創造了更佳的機會。然而，就像以前一樣，上層階級的上升同時伴隨著下層階級的下降，這顯著地增加了不平等和不安定。如馬克思和恩格斯精辟指出的，資本主義與其他社會和經濟制度的區別是“生產的不斷變革，一切社會狀況不停的動蕩，永遠的不安定和變動”。

　　18世紀末，最杰出的美國學者、政治經濟學的開創者亞歷山大•漢密爾頓深刻評論了在一個充滿“創造性破壞”的世界中公共政策不可避免的含糊性：

　　美好與邪惡相伴，歡樂之源也是苦惱之源，這是人永遠也無法逃脫的天意。只有神圣的貞德是例外，是上天賜予世俗之人的沒有摻雜任何雜質的美好事物。……真正的政治家……樂于贊同所有那些使人快樂的制度和計劃，而人的歡樂來自于天性，這由上天賜予并能增多個人愉悅之源、增加國家資源及力量。邪惡與世俗的歡樂永遠相伴，政治家謹慎地將所有可預防和糾正邪惡的因素用于每一件事情。

　　現在與那時一樣，緊迫的問題就是如何保留下資本主義帶來的暫時的福祉，同時預防和糾正與其永遠相伴隨的邪惡。

　　解決不平等和不安定不斷加劇這一問題的可能辦法之一就是簡單地將收入從上層向下層進行重新分配。然而，這個辦法存在兩個缺點。第一，隨著時間的推移，導致不平等加劇的那些因素會自我強化，這就會需要進行更多的再分配，或者進行更激進的再分配。第二，在某些時候，再分配會招致強烈的不滿，進而阻礙經濟增長。通過稅收進行的一定程度的收入再分配既是可能的又是必要的，但是，何種程度的再分配是理想的，這一點必然會引起爭議，并且無論再分配是在多大程度上進行的，它都永遠解決不了根本性問題。

　　第二個可供選擇的解決辦法是利用政府政策，為境況不佳者提供優惠待遇，以此來消除個人與群體間的差距，這種辦法可能比問題本身更糟糕。無論這種辦法號稱有什么優點，強制性地給某些特定種類的公民以好處不可避免地會使其他人感到不公正。更嚴重的后果是它們在經濟績效方面造成的損失，因為這些辦法將那些資質不夠的人提拔到了僅憑他們的能力是無法獲得的位置上。同樣，如果僅僅因為各種“任人唯能”的標準會對不同群體的人生命運產生“不同的影響”，或者因為它們會導致不平等的社會結果，政府政策就禁止在教育、招聘和榮譽授予方面使用這些標準，那么，這將不可避免地阻礙教育體系、勞動力和整個經濟的質量的提高。

　　第三個可供選擇的解決辦法是鼓勵能使每個人都獲益的持續不斷的經濟創新，這個辦法更有前途。互聯網與計算機革命的結合被證明可以與電力的出現相媲美，它們所推動的其他人類活動所涉及的范圍之廣幾乎是無法想象的，這些活動以無法預知的方式改變著整個社會。除了其他優點，互聯網還快速提升了知識的更新速度，至少自18世紀以來，這是資本主義經濟增長中的核心因素。此外，像生物技術、生物信息學和納米技術這樣仍處于成長期的其他領域的前景，以及未來經濟增長和人類生活持續改善的前景，都相當美好。然而，即使是持續的創新和經濟恢復增長也不會消除、哪怕是明顯減少社會經濟的不平等和不安定，因為個體、家庭和群體的差異仍將影響人力資本的發展和專業成就的獲得。

　　為了使資本主義對全體人民而言繼續是一種正當的和可接受的制度，政府的安全網必須維持下去并獲得新的活力，這種安全網有助于減少不安定，緩解市場失敗造成的痛楚，幫助維持機會的平等。包括美國在內的大多數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已經存在這樣的一些計劃。而右翼必須接受的是，這些計劃是在服務于那些必不可少的目標，因此必須被保留下來而不是被摧毀，政府社會福利的巨額支出是對資本主義一些固有的、導致問題的特征作出的適當回應，這種福利支出不是應該被“瘦身”的“洪水猛獸”。

　　例如，在美國，像社會保障、失業保險、食品救濟券、低收入者稅收抵免制、醫療保險、公共醫療補助以及平價醫療法案提供的額外保險項目首先是為那些在當今的經濟體系中未能獲得成功和遭受重創的人提供了援助和安慰。設想民眾對這些計劃的需求會減少是不現實的。在不平等和不安定加劇的時候，削減這些計劃是不近人情的。如果那些因為生活在充滿資本主義活力的社會中而獲益最多的人持有某種“開明的”利己主義，那么即使只是這種“開明的”利己主義也應該使他們認識到抵制如下做法是不明智的：為了實現持久的社會和經濟穩定而放棄他們的部分市場所得。政府的福利計劃需要進行結構性改革，但是右翼必須接受一種適度慷慨的福利國家的存在，其存在有充分合理的理由。

　　反過來，左翼需要認真對待如下事實：為消除不平等采取的激進努力可能代價過于昂貴，而又毫無建樹。過去為增加機會平等而做出的努力(例如擴大教育機會和禁止各種歧視)所獲得的極大成功意味著在當今發達的資本主義社會中，人類潛能中尚未開發的部分越來越少。因此，與先前相比，促進平等的額外措施帶來的效果可能更有限，而成本卻更高。這樣的措施將資源從擁有更多人力資本的人那里轉移到擁有更少人力資本的人手里，或者不再以成就和能力作為衡量人的標準，就此而言，它們可能會損害現有福利國家所依賴的經濟活力和經濟增長。

　　因此，在發達資本主義國家，政府政策面臨的挑戰是如何既能維持將為所有人帶來利益增長的一定水平的經濟活力，同時又能夠支付人們的生活在不平等和不安定日益加劇的情況下得以支撐所必需的各種社會福利計劃。由于不同國家在優先考慮的事項、傳統、國家規模以及人口特征和經濟特點方面存在差異，所以，它們將采取不同的方式來應對這一挑戰。但是，有用的起點可能是既拒絕特權政治，也拒絕怨恨政治，對資本主義的實質保持一種清醒的看法，反對其推崇者對它的理想化，也反對其批評者對它的妖魔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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