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全球經濟危機爆發已近6年，至今仍看不到危機的盡頭。

　　未來的線索常常隱藏在歷史之中。在既往500年全球化的歷史上，每隔百余年就會發生一次重構資本主義世界體系的曠世危機。這種以百年為周期的體系危機，曾經先后摧毀過西班牙體系、荷蘭體系和英國體系。此次危機已顯露出美國體系正在走向終結的征兆，它很可能是一場終結美式全球化的體系危機。

全球化趨勢與體系周期律

全球化趨勢和資本主義現代世界體系

　　所謂全球化，就是指人類通過交往、交融，趨向于組成全球社會的歷史過程或趨勢。作為一種長期的趨勢，有學者認為人類的全球化歷史已經有5000年之久。在此前人類歷史的很長時期中，由于人口分布、空間距離和交通工具的限制，世界各大文明體之間處于相對分隔的狀態，盡管各大文明體之間也存在著一定程度的相互聯系，但尚未達到全球體系所需的“持續互動、日益互依” 的合作深度，更不具有共時性的特征。因此，這只能視作是前全球化時代。

　　1500年前后，當時的葡萄牙和西班牙人經歷航海探險之后發現了美洲大陸、開辟了歐洲經印度洋到亞洲的貿易航路，從而建立了世界各主要大洲之間的海上聯系。歐洲人從全球貿易和掠奪中獲得了資本原始積累的第一桶金，并建立了基于殖民開發的資本主義世界體系。“創立資本主義不是一種榮耀，而是一種文化上的恥辱”，但畢竟是西歐人創立了資本主義的現代世界體系。

　　全球化是一種歷史趨勢，看清這一趨勢走向的關鍵，在于要明白是誰在“化”誰?也就是哪一種文明模式在主導著全球化的進程。毫無疑問，目前的全球化是歐美資本主義模式的全球化。在過去500年時間里，前400年是歐洲，其后是美國在主導著全球化的進程。這是全球化的政治核心。

全球化的體系周期

　　最早推進資本主義全球化進程的是伊比利亞半島上的葡萄牙和西班牙，以及隱匿在他們背后的意大利城邦資本家，他們是從16世紀開始的世界資本主義殖民體系周期的主導者。隨著海上貿易和海洋產業的興起，“海上馬車夫”荷蘭人后來居上，從葡萄牙人手中奪取了亞歐貿易的壟斷權、又擺脫西班牙的政治統治獲得了獨立，成了世界資本主義商業體系周期的領路人。英國曾經是荷蘭的學生，幾乎照搬了荷蘭的模式，再靠著工業革命和其構建的全球市場體系，成為了工業資本主義周期的主導者。然后是曾經為歐洲殖民地的美國，以歐洲資本主義為藍本，結合美洲的實際情況進行了體制再造，終于憑借著龐大的工業和軍事力量、美元貨幣體系以及在關鍵時刻介入世界戰爭等有利條件，贏得了對歐洲政治、經濟和軍事的支配地位，成為當代世界的霸主。

　　即便是粗線條地觀察全球化主導者更迭的歷史，也不難發現，在過去500年的全球化進程中，存在著不同的體系周期。在每個體系周期中，都有一個主導型國家，創建并維護著一種體現當時最強有力的資本主義模式。當這一體系在經歷了從發展壯大到衰落的過程后，因自身的固有缺陷而發生整體性的體系危機。其結果往往是舊資本主義體系被新體系替代;而原來占據世界體系中心地位的霸權國家，也會被新的霸權國家所取代，進入一個新的體系周期。從歷史上看，上述每一個周期的延續(包括相互重疊的時間)——大致在100多年。布羅代爾和阿瑞吉等人把這種反復出現的現象，稱為資本主義體系演進變化的“周期律”。應該說，這是比諸如“尤格拉周期”和“基欽周期”，或是康德拉季耶夫—熊彼得周期更長、更綜合，也更具整體性的周期，是更能揭示資本主義體系本質和運行規律的周期現象。

　　體系周期律揭示的是，資本積累體系從崛起、擴張走向式微的歷史過程。而推動這一過程的動力，則來自資本對利潤最大化的追求。不管在什么地方、以什么方式能夠實現其快速增值，資本就會沖向那里。正是資本的本能推動了資本主義體系向全球的擴張，推動了全球化的快速發展。

　　在每個長逾百年的資本體系周期中，我們都可以觀察到特征鮮明的幾個發展階段，就像一年里的春夏秋冬四季。在既往500年時間里，每一個百年體系周期的青蔥歲月都是從實業春天開啟，然后是所向披靡的產業之夏，再到金融擴張階段的秋季，而最后才是朔風刺骨的危機之冬。在百年體系周期中，每個階段都會有橫跨數十年的時間。

　　實業擴張成為初始階段的原因是，此時的資本只要進入實業領域就可以獲取高額利潤;主導型國家往往是為世界提供大量物美價廉商品的世界工廠，這使得它們可以用廉價商品的重炮轟垮傳統國家的貿易壁壘;另一面，實業的筋骨也為它們提供了“武器批判”的實力。隨著實業發展吸引資本大量的涌入，實業領域的利潤率就開始下降，此時就會爆發產業或商業危機。為降低投資風險和增加新的利潤點，資本集團開始減少對實業投資，越來越多的資本涌入金融領域。當全球化周期的主導國家，利用金融手段進行直接贏利，并且金融手段成為其主要盈利方式后，就不再從事看起來骯臟、費事的實業生產，而成為大腹便便的食利國家。隨著金融資本不斷膨脹擴張，投資泡沫越來越大，一旦超出實體經濟所能承載的極限，一場導致體系重構的周期性大危機就會爆發。

　　在布隆代爾、沃勒斯坦和阿瑞吉等人看來，伊比利亞—熱那亞體系周期構成了資本主義歷史上“漫長的16世紀”，“航海大發現”給西班牙帶來大量的美洲財富，也促使其走上了金融擴張的道路。為了獲得更高的收益，西班牙王室的巨額資金流向了尼德蘭地區的金融中心，這助長了荷蘭的獨立意愿，也增強了荷蘭的力量。隨著1648年的《威斯特法利亞和約》的簽訂，西班牙王國走完了主導海外拓殖的伊比利亞周期。

　　主導“漫長17世紀”的荷蘭，擁有第一個“現代”農業經濟，具有發達的捕撈業、毛紡業、制瓷業、造船業，建造了大量的船舶、優良的港口、繁華的城市、配有纖道的四通八達的運河體系。荷蘭人建立的金融市場為這一切進行融資，也催生了金融泡沫。到18世紀初，荷蘭的主要收益來自資本的放貸，其中包括向競爭對手英國的放貸。

　　曾經從屬于荷蘭體系的英國，在荷蘭資本的幫助下，通過戰爭和貿易逐步控制了大西洋貿易，倫敦超越阿姆斯特丹成為世界貿易中心;而超越的真正動力來自新的實業之路——工業革命。到1815年反法聯盟取得對拿破侖戰爭的勝利后，英國已經成為全球化新周期——“漫長19世紀”的引領者。作為世界新的金融中心，倫敦為工業化提供了大量的資金，完成了礦山、冶煉、紡織、造船、鐵路等基礎設施的改造，為“日不落帝國”奠定了產業基礎。此后，英國踏入進入了“金融秋天”。從19世紀70年代起，英國已經把50%的儲蓄投向了海外，這標志著其進入了以金融收益為主的食利階段。1873年到1896年的大蕭條，則發出了英國主導的全球化周期進入危機之冬的信號。1900年的布爾戰爭讓遠在紐約的金融市場成為英國的債主，而其后爆發的第一次世界大戰，耗盡了英帝國寶貴的人力資源和最后的精氣神。全球資本主義體系開始進入美國主導的周期，這就是“漫長20世紀”。

美國體系的演進及特征

從工業化起步

　　美國體系依然是從實業階段開始的。除了對原住民采取滅絕政策獲取大量土地之外，它萌發于聯邦和州政府及私人企業對運河、鐵路等基礎項目的大量投入，這為美國建立統一的民族經濟和龐大國內市場播撒了第一場春雨。從1816年起，美國國會就制訂了保護性關稅政策——在30%進口關稅的銅墻鐵壁保護下，美國制造業步入成年期。這種適宜制造業成長的環境，吸引大量資本流向制造業，催生了大規模生產的“美國制造”風格。從1861年到1914年，美國用50年的時間完成了工業化社會的崛起，在20世紀初已經成為世界第一的經濟大國，工業產出率超過英國1倍還多，GDP占世界總量的19.1%。美國模式的優勢在于它是不同于歐洲的單一經濟體國家，具有廣闊的土地、巨大的市場和豐富的資源。而這時“孤立主義”的美國只有靠著英國皇家艦隊的支持，才能推行排除歐洲列強的門羅主義，逐步在西半球建立起霸權地位。

　　美國的發展給歐洲帶來了壓力，但歐洲已經無法阻止美國主導世界經濟的趨勢。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后，歐洲的產業能力受到重創，而美國成為給歐洲提供不可或缺產品的供應地。和平年代的美國充當著世界經濟的火車頭，在戰時則變成了“世界的兵工廠”。盡管一戰使美國成為金融強權，美元成為與英鎊平起平坐的世界貨幣，但當時的美國人堅持“美國是實業國家”，只愿意提供制成品，既不習慣也不愿意在海外投資，去幫助歐洲恢復金融秩序。歐美之間金融業與實業的分離，是導致1929年的金融危機和第二次世界大戰的重要因素。二戰后美國真正成為世界的制造業中心，在戰爭結束時，美國占據了世界工業制造的2/3的份額，而歐洲在戰后只能靠“馬歇爾計劃”提供的援助進行重建。1950年美國的GDP占世界總量的27.3%，人均產值是世界平均值的4倍多。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后，美國依靠軍事勝利和經濟實力建立起包括關貿總協定(GATT)、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和聯合國等一整套的全球制度體系，把力量轉化為制度與秩序，開始全面主導全球化的歷史進程。20世紀50年代到70年代，是美國實業階段的鼎盛期，也是美式全球化體系周期的黃金季節。除了世界市場的構建作為制度性因素外，當時世界石油價格穩定在2美元左右，是出現產業“黃金時代”的主要奧秘。隨著歐洲和日本的快速發展，美國制造業的利潤率在快速下滑，這迫使龐大的美國資本不再熱衷投資制造業，開始尋求新的投資渠道。

工業霸主地位消蝕，金融特權透支

　　在美國的實業資本集團中，最為發達的是“軍事—工業集團”。在美國產業發展階段，聯邦政府通過對軍事工業的支持，促進了美國的就業和出口，也拉動了美國的科技創新和技術轉化，在美國制造業的發展中“軍事—工業集團”至關重要，發揮了核心作用。這也種下了美國對其他國家濫用暴力的種子，形成了美式全球化熱衷建立強制秩序的行為模式。在意識形態上，美國體系與西班牙的菲利浦二世時期存在著相似性——可以為宗教或意識形態的純潔性而戰至政府破產，越南戰爭也使美國陷入了債臺高筑的困境。美國放棄美元與黃金掛鉤的政策，表面上看是應對歐洲國家擠兌黃金和越南戰爭造成財政赤字的被迫之舉，深層次原因則是，美國資本為保持利潤率，尋求從實業之蛹轉向金融之蝶的蛻變之路。可以說，1971年的美元危機，實質上是美國周期開始進入金融秋天的危機信號。尼克松政府關閉黃金兌換窗口，不僅幫助美元擺脫了“實物之錨”，讓美國可以僅靠國家信用就能創造出更多的美元和美元債務，也為大量美國資本由實業轉向金融業開辟了通道。這極大刺激了美國金融業的發展，把美國帶入了虛擬資本主義的發展階段。

　　在實業資本主義主導的歷史階段，金融活動主要是為工業、貿易和服務業提供資金。金融嵌入在產業網絡中，從屬于實物生產經濟部門。在制造業利潤率不斷下降的情況下，投資實業已經越來越失去吸引力;而在國家信用可以透支的制度下，通過生產實現贏利就更是一種低效率的笨辦法。選擇金融創新——通過資本運作直接而快速的獲利，才是美國資本趨之若鶩的新經濟模式。

　　據1966年的美國經濟統計，貨幣交易中與生產流通有關的貨幣交易占到80%，無關的占20%。到1976年，美國貨幣交易中與生產流通有關的貨幣交易量下降到20%，無關的則上升到80%。從20世紀80年代起，美國制造業開始大規模向海外轉移，以金融為核心的服務業則狂飆突進，創造出大量的信用和衍生金融產品，導致國家產業結構和利潤來源發生了根本性改變。如今美國制造業占GDP的12%，全國從事實業的人口不到20%，80%以上的財富來自服務業，其中很大部分來自金融類收入。金融化不僅導致了實物經濟與金融經濟在數量上的此消彼長，改變了社會總體結構，而且也體現了食利者階層勢力擴張導致社會財富分配的變化。美國變成了金融立國的國家，進入了虛擬資本主義的發展階段。

美國體系金融化特征

　　與資本主義世界體系以往周期的主導國家不同，美國體系周期的金融化程度更高、范圍更廣，金融全球化是美式全球化體系進入“金融秋天”的重要特征。隨著美國經濟的日益金融化，金融主導實業成為世界經濟發展新趨勢。從1969年到2000年，全世界基礎貨幣呈指數形態增長，以美元為主的國際儲備資產上升了2000%。信用貨幣的快速膨脹，推動著資本的全球擴張和跨國公司的全球投資，從有數據的1975年開始到2004年，國際資本流動增加了8倍，隨之出現了以產業大轉移為特征的新一輪全球化浪潮，催生了一批被稱為“小龍”、“小虎”的新興國家，連中國、印度這樣長期在經濟上自成一體的大國也實施開放政策，積極吸引外資，鼓勵出口，逐步融入全球產業鏈。金融化成為一種全球性的趨勢——金融強國實際上充當著全球食利者的角色，以強勢地位和純熟使用的金融工具去攫取制造業國家的財富和支配資源類國家。國際資本極力壓低實物生產價值，又極力抬高金融收益，從事實業產生的國家和企業受到來自金融資本和金融化的大宗商品市場的雙重擠壓，利潤空間越收越窄，結果是投入實業的資本越來越少，而金融投機的資本越來越多。最終，世界充斥著金融產品和越來越膨脹的金融泡沫。如今世界GDP不過60萬億美元，其中美國的GDP是15.7萬億美元，而各種金融資產，包括股票、債券、貨幣基金和金融衍生品接近700萬億美元。顯然，無論美國自身還是全球其他國家的實物生產，都無法為超出自身10倍甚至數十倍的龐大金融資產提供穩定而持續的利潤來源。這是美式全球化爆發體系危機的根本原因。

　　當世人都在攫取金融投機的果實時，美國的次貸危機于2007年底爆發了。危機從美國體系的中心地區向全球擴散，無論是歐洲、日本這些資本主義體系的主要經濟體，還是半邊緣地帶的新興國家，包括西亞、非洲和拉丁美洲等依附性國家，都不同程度受到了危機的沖擊，全球進入經濟蕭條期。

　　與全球金融化并列，資源高消耗是美式全球化的另一大特征，這加劇了體系危機的沖擊力。在1971年以前，世界石油處于低油價期，廉價石油及其他礦產資源，在支持美國工業迅速增長和升級的同時，也造成了資源高消耗的美國生產模式和生活方式。這使得美國在成為世界最大制造業國家后，生產效率低于資源短缺的德、日等工業國家。在產業競爭和金融投機的雙重壓力下，為追求更高利潤率，美國開始產業轉移而走上金融化的道路。幾十年過去了，美國除了航空航天、軍事工業等少數高技術、高附加值的產業還在維持外，多數民用制造業已經難以與其他國家競爭。這也證明，進入了金融秋天的美國已不能再充當全球經濟的火車頭，更不可能重新推動實業經濟的發展，所謂美國的“再工業化”不過是某些政客一廂情愿和不可能實現的選擇——如果不是他們為爭取選票的噱頭的話。

　　目前的全球社會，實際上是一個中心—邊緣結構的不平等社會，這是美式全球化的第三大特征，也是導致結構性危機的重要原因。美國和西方主要發達國家處于全球體系的中心，在政治、經濟、文化、軍事等方面占據著絕對的優勢地位。中心國家控制了全球的主要資源，控制了資源和產品的定價權，因此也可以推行過度消費的債務經濟。據IMF的統計，2012年G7國家債務與GDP的比率高達140%。依附性的邊緣國家的貧困是中心國家保持繁榮的條件。中心國家能夠寅吃卯糧，恰恰是因為邊緣國家的節衣縮食。全球社會的這種不平等結構，導致了全球性的不穩定。

　　濫用暴力和強權秩序是美式全球化的第四大特征，這無疑減少了美式全球化制度的凝聚力。為維持美國和少數發達國家的主導地位，美國不斷發動戰爭，遍及全球的軍事基地，長期過度的軍事開支，成為壓垮美帝國的重負。

　　作為一個移民國家，美國有比歐洲更開放的意識形態。然而，隨著資本特別是金融資本的日益擴張，美國社會主流從平民化轉向精英化，親資本的新自由主義經濟思想成為經濟主導思想，進而影響到美國的社會政策;“羅斯福新政”所體現的政府調節漸遭遺棄，束縛金融投機的法律被信奉新自由主義的政治家所廢止，美國已經成為國際金融資本的殖民地。在美式全球化的框架下出現愈來愈多的“文明沖突”，說明這種單一化、絕對化的意識形態，難以接受文明的包容與融合。這也是美式全球化不可忽視的特征。

　　所有這一切匯聚起來，構成了美式全球化體系周期從新生、成長、壯大到衰老的生命過程和獨特印記。

危機之冬：美國體系的退行期

　　經濟危機是資本主義的伴生物，在每一個體系周期中都會發生多次規模不等的危機。只是2008年的危機與以往的小周期危機不同，它是體系周期的整體性危機。

　　如上文所述，這種整體性危機通常需要上百年的時間才會出現一次。每一次這樣的危機，都導致了一種資本主義的全球化模式的終結。現在似乎輪到了美國式的金融資本主義全球化體系。

　　需要特別指出的是，美式全球化體系已經進入其生命結構衰變和機能老化的退變期。無論危機演進在劇烈波動還是相對平靜的間歇階段，處于衰老退變中的美式全球體系有心回春，卻無力回天。

　　在危機的沖擊下，美式全球化體系出現了全面瓦解的趨勢。以GATT及后來的WTO為基礎的全球貿易秩序，開始向TTP和TTIP的小圈子轉變，表現出美國無力控制全球貿易又想從中獲利的窘狀;曾經不可一世的世界銀行已經成了食之無味的雞肋;為歐洲所控制的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時常向美國貨幣霸權叫板;長期堅挺的美元貨幣體系的信用，因債臺高筑和財政懸崖而風雨飄搖;聯合國安理會的權威受到削弱;美國的軍事力量依然強大，但長久以來沒有真正打贏一場戰爭;美國逐漸失去傳統外交盟友的向心力，被列為2014年全球第一大風險;產業外移導致美國逐步失去產業標準的制定權;金融危機使美國倡導的新自由主義經濟模式受到廣泛質疑，高失業率正在成為美國經濟的常態;美國主導的文化、教育、傳媒體系正在失去昔日的光彩，大量外來移民并不認同美式主流文化;“占領華爾街運動”則暴露出美國社會99:1的財富結構的深刻裂痕，等等。更關鍵的是，在體系危機爆發后，美聯儲利用世界貨幣體系的美債本位制，推出“量化寬松”政策，向全球貨幣市場注入更多的美元流動性。這種飲鴆止渴的方式，只能拉長危機的痛苦，侵蝕由美國主導的全球化體系。

　　美國最著名的戰略家布熱津斯基坦承，美國的全球霸權正在走向“終結的階段”，未來的世界將在“無序和混亂”之中形成多邊主義。為此，美國必須學會與其他大國相處，需要“尋找更多的伙伴，而不是盟友來共享在經濟和社會穩定方面最基本的利益”。美國國家情報委員會于2013年12月發表《全球趨勢2030：變化的世界》報告指出，從危機發生到退出杠桿的時間推測，此次危機還將持續至少10年。危機后的世界可能有四種前景：一是美歐轉向國內，導致全球化熄火的大停滯世界;二是美中合作，推動新一輪全球化的大融合世界;三是分裂為經濟嚴重不平等的大分化世界;四是出現非國家行為體主導的世界。在美國的政治精英看來，“‘單極時刻’已一去不復返，國際政治中始于1945年的‘美國治下的和平’即將結束”。

　　如今，美式全球體系中所有國家的經濟形勢都大不如前，失業率持續保持在高位，社會騷亂頻發，沖突與戰爭在邊緣地帶爆發。走出危機的路徑主要有四條：新技術革命;新市場開拓;新制度及新的生產組織方式出現;以及戰爭。

　　戰爭在走出危機的歷史中從不缺席。盡管如此，在核時代，以全面戰爭的方式完成體系的更迭仍是令人難以想象的場景。可能出現的情況是小規模軍事沖突，或是代理人戰爭，這樣的戰爭既方便轉嫁危機，也可以對分享新秩序的權益進行討價還價。最具想象力和最佳效果的戰爭形態是“超限戰”，即通過軍事、非軍事或超軍事手段的組合式應用，迫使對方服從自己的意志以達成戰爭目標。

　　技術創新被視為體系更迭中的建設性力量，其實它是熊彼得式的“創造性破壞”。在出現繁榮之前，創新將會因改變原有生產模式而導致大量原有產能的破壞，大批勞動者的失業，造成社會動蕩。技術創新還會導致知識產權壁壘、技術封鎖與突破，引起科學技術領域內外的激烈競爭。因重大技術創新會改變格局與秩序，因此科學技術的競賽往往演變為國家間的競爭。

　　新市場的開拓，從來就帶有血腥氣。不論是伊比利亞人對美洲市場、荷蘭人對亞洲市場、英國和美國對全球市場的開拓，貿易往往都是由炮艦開道。在高度全球化的今天，開拓市場的血腥氣已沒有先前那么濃烈，但遠未絕跡。

　　各國在世界產業鏈中的地位和制度創新能力，與秩序的重構一樣，都取決于經濟實力。經濟實力決定在國內或國際產業鏈、價值鏈和消費鏈上的地位，地位決定著利益分配的份額，更決定著支配與從屬的角色分工，也就是在經濟依存關系中“誰騎馬”和“誰被騎”。所以，在生產組織方式方面的競爭也同樣殘酷。

　　不論是回顧歷史還是分析現實，我們都會發現，那種盼望走單一路徑、通過單一因素的改變，無論是新技術革命、新市場開拓、新制度創建或是通過一場戰爭就讓世界擺脫體系大危機的念頭，都是不切實際的幻想。要走出具有整體性特征的體系危機，進入一個新的體系周期，需要探尋多種路徑，而每一路徑都應包括多種方式的交互作用以及更多因素介入，其中非常關鍵的因素就是時間——足以讓各種要素成長、彼此作用并完成一系列變化的時間。

　　毫無疑問，處于衰竭退變期中的美式全球化體系，將隨著此次危機的結束而走向終結。對美國來說，最重要的任務也許就是“聰明地處理衰落”;在老霸主退隱，全球新秩序尚未建立的過渡階段，全球化將進入退潮期——國別經濟與區域經濟的混合模式，將居于世界經濟體系的主導地位。

　　美式全球化體系的終結，并不是美國的終結和全球化進程的結束，而只是為其中的一個章節畫上了句號。歷史的河流在此拐個彎，將繼續奔流。下一個全球化體系的春天，應當依然是以實業為主基調。目前，它正蟄伏于危機的厚厚堅冰之下，等待拓荒者的到來。

　　未來的全球化應當是世界各國平等參與的全球化，需要的是全球合作而不是新的霸主。中國應當也愿意參與全球合作，共同建設更加公平、公正的全球秩序。

　　(本文原載中信出版集團主辦月刊《經濟導刊》2014年5月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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