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克思主義研究院 龔云

　　歷史虛無主義思潮是一種借否定人民歷史和中國共產黨的歷史而否定中國共產黨的領導、馬克思主義指導、社會主義道路和人民民主專政的政治思潮。這種思潮通過否定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形成的全部歷史認識體系，否定中國人民的進步史和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革命、建設和改革史，達到否定四項基本原則的目的，進而亂史滅國。歷史虛無主義思潮除了散見于學術界的一些研究成果外，還有一些集中傳播歷史虛無主義觀點的報刊雜志。《炎黃春秋》就是傳播歷史虛無主義思潮的重要陣地。

　　《炎黃春秋》是在北京出版的一份以傳播中華人民共和國史為主要內容的歷史雜志。其主管單位是中華炎黃文化研究會。這個雜志，名義上是一個關于歷史為主的綜合性雜志，打著“秉筆直書”的幌子，實際上一個政治性很強的雜志，借談歷史來影射現實，表達他們的訴求。在社會上有比較大的影響，特別是在一些離休干部和知識分子中有很大的影響，訂戶達十五萬份，絕大部分為自費訂閱，成為歷史虛無主義思潮的主要傳播陣地。

　　該雜志的顧問和編委主要是原思想理論戰線的退休的老干部(以李銳、杜導正為代表的離退休高級干部)、著名體“制內改良主義者”和一些標榜“獨立精神”的“著名”知識分子組成。它的作者隊伍主要以離退休老干部為主，兼有體制內的一些與主流意識形態不同的“異見”人士。

　　該雜志并不是一本學術雜志(按照其社長杜導正在2012年新春聯誼會上所說，也反對辦成學術性刊物)，并不恪守學術規范。而是一本以否定四項基本原則為宗旨的政論性雜志。雖然標榜“以求實存真的態度書寫歷史”，實際上傾向非常明顯。該雜志的特點為：

　　第一，它每期的主要內容就在于集中描述中國共產黨的錯誤歷史，特別是新中國成立后的錯誤歷史，尤其集中于改革開放前的錯誤歷史，以反思的名義暴露毛澤東時期的錯誤。雖然有些作者寫的事實是真實的，但整個雜志每期簡直就是中國共產黨的錯誤的堆積。給人的總的印象就是中國共產黨什么好事都沒有做。

　　中國共產黨成立91年，由于主觀客觀的原因，犯了不少錯誤，特別是嚴重的錯誤，傷害了一些人。僅僅從暴露中國共產黨的錯誤角度去寫共產黨的錯誤，是很容易的。“在社會現象領域，沒有哪種方法比胡亂抽出一些個別事實和玩弄實例更普遍、更站不住腳的了。挑選任何例子是毫不費勁的，但這沒有任何意義，或者有純粹消極的意義，因為問題完全在于，每一個別情況都有具體的歷史環境。……如果不從整體上、不是從聯系中去掌握事實，如果事實是零碎的和隨意挑出來的，那么它們就只能是一種兒戲，或者連兒戲也不如。”[①]

　　中國共產黨的錯誤并不是不能說，但一定要進行歷史的客觀的分析。當事后諸葛亮是容易的，簡單苛求前人是容易的。歷史地看，中國共產黨和黨的領導人所犯的錯誤，主要是由于經驗不足和歷史的局限所造成的，而不是黨的領導地位和社會主義制度本身造成的;中國共產黨經歷的曲折和犯過的錯誤，并不是中國共產黨的本質和主流，“總的來說，我們黨的歷史還是光輝的歷史。”[②]作為一個鄭重的、對人民負責的無產階級政黨，中國共產黨從來都是正視自己的錯誤，并且注意從自己所犯的錯誤中學習并汲取教訓的。

　　對于中國共產黨一定時期犯的錯誤，不能采取形而上學的思想方法。離開具體的歷史環境的分析，把中國共產黨所進行的艱苦探索、把那些先驅者說得一無是處，這種形而上學的思想方法，從根本上說，是反歷史、反科學的。更何況錯誤和挫折并不是純粹消極的東西，其中也可能孕育著成功的因素。中國共產黨所犯的歷史錯誤，也是一筆歷史財富。正如恩格斯說過的，“偉大的階級，正如偉大的民族一樣，無論從哪方面學習都不如從自己所犯錯誤的后果中學習來得快。”[③]從歷史上看，中國共產黨正是通過總結成功的歷史經驗和錯誤的教訓，不斷把黨的事業推向前進的。“所以，我們不應當只是靜止地、孤立地去暴露黨犯過的錯誤，而是應當在正視錯誤的同時闡述黨認識錯誤、總結經驗、糾正錯誤，從而把黨的事業推向前進的過程。因為歷史的事實表明，中國共產黨是具有自我凈化和自我發展的能力的。”[④]

　　只有對中國共產黨的錯誤進行歷史的分析，“我們才不至于在糾正錯誤的時候否定應當維護的正確的東西，不至于損害黨的領導地位和社會主義的基本制度，使我們喪失作為前進所必須堅持的陣地;也只有這樣，我們才可能對錯誤本身作出冷靜的恰如其分的分析，從中引出應有的歷史教訓。”[⑤]

　　只有對中國共產黨的錯誤進行歷史的分析，才能與歷史虛無主義思潮劃清界限，才會不但不損害黨的形象，而且可以進一步增強人們對于堅持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和社會主義制度的信心。

　　《炎黃春秋》并不是這樣來做的。

　　第二，集中暴露毛澤東的錯誤，偶爾涉及鄧小平。不僅寫新中國成立后毛澤東的錯誤，而且放大毛澤東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的錯誤，并觸及改革開放以來黨的部分失誤。

　　這個雜志最近幾年，幾乎每期至少都有一篇非毛化的文章，個別文章已經開始批判鄧小平，特別是批判鄧小平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和撤換胡耀邦、趙紫陽兩任總書記。為了集中攻擊毛澤東，經常刊發新中國成立后毛澤東犯“左”的錯誤時的一些親歷者的回憶錄。這些文章雖然有一定真實性，但簡單地討伐的態度，并不能讓人服。一些人不能正確對待自己過去所受的不公平待遇，特別是反“右”和“文化大革命”中的遭遇，對中國共產黨因為不滿進而否定中國共產黨和社會主義的歷史。

　　這個雜志對于毛澤東的錯誤，缺乏歷史的分析，將其歸罪于毛澤東的道德品質。鄧小平在談到如何認識毛澤東晚年的錯誤時，他明確指出：“在分析他的缺點和錯誤時，我們當然要承認個人的責任，但是更重要的是要分析歷史的復雜的背景。只有這樣，我們才是公正地、科學地、也就是馬克思主義地對待歷史，對待歷史人物。”[⑥]

　　第三，選擇性發表中國共產黨歷史上犯過錯誤的領導人的身邊的工作人員和親屬和研究者的文章，以恢復歷史真相的幌子顛覆中國共產黨歷史上的公認結論。

　　對于中國共產黨歷史上犯過錯誤的領導人，如陳獨秀、瞿秋白、李立三、王明、張聞天、胡耀邦、趙紫陽，以還原歷史真相的名義，在提供一些細節的同時，攻擊毛澤東、鄧小平等領導人。對于這些犯過錯誤的領導人，客觀地分析他們的過錯，當然是必要的，但是并不能作為攻擊毛澤東等領導人的工具。

　　第四，發表一些替中國近代統治階級翻案、否定勞動人民的革命的文章。

　　這個雜志主要替晚清統治階級和北洋軍閥翻案，特別是替慈禧太后、袁世凱、李鴻章等人翻案。該雜志攻擊的主要方向，就是竭力貶損和否定革命，詆毀和嘲弄中國人民爭取民族獨立和人民解放而進行的反帝反封建斗爭，詆毀和否定我國社會發展的社會主義取向，而新中國的誕生和社會主義制度的確立，正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人民革命的產物，如果人民革命這個前提被否定了，社會主義制度也就失掉了存在的基礎。1956年赫魯曉夫全盤否定斯大林的時候，毛澤東就敏銳地看到了它可能導致的嚴重后果，在他看來，這絕不只是一個歷史人物的評價問題，而是涉及如何看待斯大林領導的近30年蘇聯社會主義的歷史問題;如果歷史被否定了，現實的社會制度就會失去存在的理由。他說：我看有兩把刀子：一把是列寧，一把是斯大林。現在，斯大林這把刀子，俄國人丟了。這把刀子不是借出去的，是丟出去的。列寧這把刀子現在是不是也被蘇聯一些領導人丟掉一些呢?我看也丟掉相當多了。十月革命還靈不靈?還可不可以作為各國的模范?赫魯曉夫的錯誤做法，實際上把列寧也丟得差不多了。后來事態的發展，充分證明了毛澤東的歷史預見性。歷史虛無主義思潮的終極政治目的，就是要否定四項基本原則，通過他們改造的歷史證明資本主義道路是中國人民的選擇，把中國歷史拉回資本主義的軌道。

　　這是該雜志得到西方國家部分人士和國內一些頑固堅持資產階級自由化贊同、國內有些人支持的重要原因。

　　第五，集中攻擊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史錯誤，特別是斯大林時期。包括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史上的錯誤。

　　該雜志站在自由主義立場分析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史的錯誤，特別是發表前蘇聯時期的共產黨人和世界其他共產黨國家的錯誤，借批判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來批判馬克思主義、社會主義和共產黨。該雜志大力稱贊蘇聯東歐劇變，認為是對人類文明大道的回歸。

　　第六，該雜志脫離客觀歷史事實，以自己的價值尺度，尤其是政治的價值尺度對歷史進行剪裁甚至重塑，背離了最起碼的客觀性標準，是典型的實用主義，與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根本對立。

　　該雜志以“價值中立”相標榜，強調史學應該與政治保持距離，漫罵馬克思主義史學是政治史學，攻擊馬克思主義史學家為“御用文人”。實際上自古以來哪里有離開政治的史學呢?歷史虛無主義自己并不客觀，并不中立。他們把近代歷史上人民群眾的斗爭視為“暴亂”，對于敢于反抗的人民英雄、愛國志士一味地苛求，甚至用今天的標準來要求。相反，對待統治階級的人物，卻采取“善待先人”的態度，對統治階級的行為給予“同情式理解”。把統治階級對人民的鎮壓視為維護社會秩序之舉。愛憎如此分明，本身就彰顯了他們的政治立場、政治訴求。他們的政治訴求就是反對四項基本原則這一立國之本，力圖扭轉現代化建設和改革開放的發展方向，把中國納入到西方資本主義體系中去。歷史虛無主義思潮以它自身的特點來表達這一共同的政治訴求。歷史虛無主義歸根結底，就在于站錯了立場，背離了馬克思主義的指導，站在了替歷史上的統治階級說話的立場。他們的觀點，實際上成為現實中國的一些人走資本主義道路的輿論前奏。

　　該雜志并不是對所有歷史都采取虛無的態度。歷史虛無主義者從他們的政治需要出發，隨意否定扭曲他們想否定的歷史。他們的共同特點就是否定中國歷史上、特別是近代史上的一切進步事物和正面人物，把歷史統統顛倒過來。著重點在于否定人民革命的歷史，把革命說成是“破壞”，主張告別“革命”。集中攻擊中國共產黨執政后的歷史，把新中國說成一團漆黑。因為中國近現代歷史與現實息息相關，特別是革命史、黨史，更是直接關系到中國共產黨執政的歷史依據。顯然，直接否定共產黨的領導，作為執政黨的中國共產黨是不允許的。所以他們就采取了從與現實密切相關的中國近現代歷史著手，以此為突破口，來顛覆中國共產黨的領導、社會主義道路的選擇、馬克思主義的指導、人民民主專政的必要。歷史虛無主義對中國近現代史進行兩個否定和一個肯定：否定中國人民反抗外國侵略和封建壓迫的革命斗爭歷史;否定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人民進行的革命斗爭史和社會主義建設史;肯定近代中國統治階級的努力。這種肯定和否定，實際上就取消了中國共產黨成立以來的歷史合法性。

　　第七，該雜志利用了執政黨在管理意識形態方面的漏洞，特別是打著一些合法的旗幟，假借客觀公正之名，對普通民眾特別是離退休干部具有很大迷惑性和欺騙性，在社會上具有較大的影響。

　　該雜志由于黨內一些退休的高級干部作顧問和編委，特別是個別國家領導人經常為其撰稿，經常有一些高級干部以回憶錄的方式為其撰文，為人們提供了一些歷史資料，由于與主流不同，滿足了因為對現實中黨存在的不足的不滿的心理，所以在社會上有較大影響。

　　總之，《炎黃春秋》這些年來的的觀點集中為：第一，否定革命，認為革命是一種破壞性力量，只起到破壞作用，五四運動以后救亡壓倒了啟蒙，只有資產階級性啟蒙才具有建設性作用;第二，把五四以來中國人民選擇社會主義方向視為偏離人類文明主流和走上歧路;第三，認為經濟文化落后國家沒有資格搞社會主義，新中國建設的社會主義是“農業社會主義”、“封建社會主義”和空想社會主義;第四，認為黨的歷史是一系列錯誤的延續和堆積。

　　總的來看，《炎黃春秋》不但顛倒了歷史，而且也搞亂了人們的思想。它混淆歷史是非，引起人們歷史觀的混亂，喪失對歷史的鑒別力。事實證明，這種是非判斷標準的顛倒，必然會在社會上造成極大的思想混亂，減弱對馬克思主義的迷失，喪失對共產黨的信任，降低對社會主義的信心，缺乏對人民民主專政的認同。這將導致社會主義根基和共產黨基礎的坍塌。蘇聯解體前民眾的冷漠態度，就是歷史虛無主義的惡果。《炎黃春秋》極大地損害了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的建設。

　　這個雜志并不非其主管單位中華炎黃文化研究會所說的“遵循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以弘揚中華優秀文化，促進改革開放為宗旨，對中國歷史尤其是現當代革命和建設的重大事件、重要人物，依據翔實史料，秉筆直書，力求客觀公正，求實存正，做出了重要貢獻。”(參見2012年第3期第88頁)也并非像其社長所標榜的“從社會效益看，堅決、鮮明、有力地宣傳了中共中央十一屆三中全會的改革路線，為全面體制改革大聲呼號;對人對事堅持了實事求是精神，說實話，說公道話，得到國內外普遍好評。”“它增強了黨政府的凝聚力、公信力” (參見2012年第3期第89頁)。恰恰相反，雖然該雜志在局部、在一些細節方面豐富了人們對過去的認識，校正了過去的一些不正確的認識，但從總體上看，這是一本“集中攻擊共產黨的雜志”(一位近90歲的離休老干部語)。它實際上是把新中國恢復的歷史再顛倒過去，為把中國拉回資本主義做輿論準備。這股思潮愈演愈烈，成為當前中國社會一種有比較大影響的政治思潮。這股錯誤思潮，具有很大的欺騙性、迷惑性和滲透性，必須高度警惕，進行馬克思主義的批判和抵制。

　　如果任其這樣發展下去，將會嚴重影響到黨的執政安全。該雜志應該進行整頓。

　　現摘錄《炎黃春秋》2012年第1-6期部分觀點來說明筆者的判斷。

　　1. 何偉(中國人民大學教授)：《我學的不是馬克思主義》——2012年第1期。

　　“過去我們所學習的馬克思主義竟是斯大林版本，不是正宗的馬克思主

　　義。”“只有認清斯大林版本的馬克思主義，才能找出斯大林失敗的真正原因，才能悟出中國共產黨存在問題的根源。”——第79頁。

　　2. 袁偉時(中山大學哲學系教授)：《辛亥革命研究中的意識形態陷阱》——2012年第2期。

　　“愚意以為，妨礙我們如實認識百年歷史的，是中國人尚未徹底擺脫革命史

　　觀或黨派史觀。”“革命史觀的核心內容是制造革命對象，神化革命力量，遺忘革命變革的根本目的是建立新的社會制度和新的人際關系，從而為國家、社會和人的發展提供牢固的制度保障。這種思潮在思想文化領域流毒很廣。就辛亥革命研究而言，突出表現在四個問題上：第一、北洋政府及其施政被妖魔化，從而制造出一個巨型的革命對象。……第二、孫中山仍然被神化，他的言論和實踐沒有在學術層面上得到客觀、全面的分析。……第三，掩蓋革命的錯誤。1.《臨時約法》是民國初年政治混亂的根源。2.毀滅三權分立體制、侵犯言論自由、侵犯財產權、撲滅公民社會都是從1923年的廣州開始的、3.革命派是破壞段祺瑞挽救共和最后努力的主要因素。……第四、否定四民平等，丑化或美化不同階級。……‘勞工神圣’。 ……私有財產和工商階層成了辛亥革命失敗的替罪羊。”——第50-54頁。

　　3. 邵燕祥(詩人、雜文家)：《對“團結，教育，改造”的反思》——2012年第3期。

　　“從精神上消滅知識分子，這就是所謂‘團結，教育，改造’的知識分

　　子政策的真諦。它與對工商業和工商業者‘利用，限制，改造’的政策精神，并無二致。知識分子在幾十年間歷經的磨難，正是這一基本政策派生的，并非所謂‘經是好經，讓歪嘴和尚給念歪了’。來自各級干部對知識分子的歧視、打擊、迫害，其源蓋出于此。”——第77頁

　　4. 杜導正(原出版總署署長)：《深層次探討鄧拓自殺現象》——2012年第4期。

　　“奪取政權以后，毛澤東同志放棄了他正確的新民主主義論。他馬上幻

　　想在中國搞個‘烏托邦’，急急忙忙地要進入社會主義，比斯大林模式還要斯大林模式，所以發生了一系列‘左’的錯誤。”“我認為，鄧拓自殺現象淺層的因素很多，其中一個是毛澤東同志性格上的、個性上的、人品上的若干問題。我認為毛澤東同志個人從人品上來說，品格上說，有不夠寬厚、狹隘、報復性、剛愎自用的一面。肖克同志逝世前跟我有一次長談，他說：‘老杜啊，你們不知道，毛主席這個人啊，記仇心理很重，記仇的。’”——第18頁。

　　5. 楊繼繩(原新華社高級記者)：《追憶朱厚澤》——2012年第5期。

　　“1949年以后的新民主主義不是民主主義，而是專制主義。1949年以后，

　　新民主主義的邏輯只能是無產階級專政。我們的改革目標是市場經濟、憲政民主。”——第38頁。

　　6.韓云川(中央黨校社會發展研究所教授)：《蘇東劇變：回歸人類文明》——2012年第6期

　　“蘇東劇變原因看起來很復雜，其實很簡單，就兩個字：‘偏離’，或

　　者說‘背離’。也就是說，蘇聯東歐的所謂社會主義偏離了人類文明發展的大道，當然是不能長久的。”——第35頁

　　“總之，這種經濟上統制、政治上專制、思想上控制的所謂社會主義背離了人類文明發展的大道，阻礙了社會生產力的發展，侵害了人民群眾的民主自由權利，不符合人類進步的方向，人民群眾拋棄這樣的社會主義是一種理所當然的選擇。”——第37頁

　　“問題和解決的辦法同時產生。既然這些國家的社會主義偏離了人類文明發展的大道，那么正確的做法就是回歸。蘇東劇變正是這種回歸的表現。回歸人類文明發展的大道也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一是回歸市場經濟。……二是回歸民主政治。……三是回歸思想自由。”——第37-38頁。

　　[①] 《列寧全集》第28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364頁。

　　[②] 《鄧小平文選》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89-290頁。

　　[③]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32頁 。

　　[④] 沙健孫：《科學地研究、宣傳黨和人民光輝的斗爭歷史》，載梁柱、龔書鐸主編：《警惕歷史虛無主義

　　思潮》，人民教育出版社2006年10月版，第153頁。

　　[⑤] 沙健孫：《科學地研究、宣傳黨和人民光輝的斗爭歷史》，載梁柱、龔書鐸主編：《警惕歷史虛無主義

　　思潮》，人民教育出版社2006年10月版，第153頁。

　　[⑥] 《鄧小平文選》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7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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