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說明：

　　2013年5月，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社會主義運動研究中心曾召開“帝國主義新特點和社會主義新實踐”學術研討會，筆者在會上曾做過題為《促進改革理論科學化》的簡要發言。該發言被有關網站錄像上網；河南銅豌豆網友觀看錄像之后，根據錄音把這個簡要發言整理成短文，在紅歌會、烏有網刊等網站上網。此后，我對這個發言做了必要的補充，正式寫成文章。最近，《社會科學研究》2014年第3期，已全文公開刊登了此文。現將原稿做了適當技術處理，發給貴網站，并向河南銅豌豆這位關心中國改革方向老同志表示衷心感謝。

　　論促進經濟改革理論科學化*

　　何干強

　　摘要：我們黨提出了馬克思主義指導的經濟改革基本理論，而“西化”改革論起著破壞改革的負作用;“西化”改革論旨在摧毀社會主義經濟基礎，具有導致亡黨亡國的極大危害性;促進經濟改革理論科學化，關鍵是各級領導干部在唯物史觀指導下，走出對“西化”改革論的認識誤區;當前應當在解決現實經濟問題的實踐過程中，推進黨的經濟改革基本理論具體化，抓住現實經濟問題的主要矛盾推進改革，依靠廣大人民群眾推進經濟改革理論科學化。

　　關鍵詞：經濟改革理論 “西化”改革論 認識誤區 理論科學化

　　作者：1946.3生于湖南長沙市，南京財經大學經濟學院教授、中國社科院馬克思主義研究院特聘研究員。

　　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強調，在改革的指導思想上，“最重要的是，堅持黨的領導，貫徹黨的基本路線，不走封閉僵化的老路，不走改旗易幟的邪路，堅定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始終確保改革正確方向”。[①] 這只有堅持黨的18大提出的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才能做到;就經濟體制改革而言，筆者認為，十分重要的是，必須確立我們黨遵循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在經濟體制改革進程中形成的馬克思主義指導下的改革基本理論的自信。原蘇聯東歐的改革教訓和中國改革中出現的問題，都已經證明，如果不是這樣，而是用現代西方資產階級經濟學指導下的理論即“西化”改革論來指導中國的經濟改革，必定無法實現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經濟改革目標。因此，當前我們深入貫徹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精神，在經濟體制改革領域，很有必要研究促進經濟改革理論的科學化的問題。本文擬就此談些意見，提請學界研討。

　　一、經濟改革理論必須科學化

　　1.促進經濟改革理論科學化很有必要。經濟改革理論包括經濟體制改革的性質、內容、目標和手段等基本方面，它同所有的理論一樣，惟有社會實踐的結果才是檢驗其真理性的標準。

　　經過30多年來的改革實踐，一方面，我國經濟總量躍升到世界第2位，綜合國力、人民總體生活水平、國際競爭力和影響力都邁上了一個大臺階。另一方面，也出現了國民收入呈現兩極分化趨勢、產能過剩、經濟結構失衡、環境污染嚴重、通膨壓力增大、外匯儲備貶值、普通老百姓住房難等諸多不良現象。這種向上和向下現象同時并存的經濟現狀，是我們判斷指導改革的具體理論、政策科學與否的依據。

　　目前有一種傾向，認為經濟改革絕對正確，人們應當支持所有的具體改革措施。這看起來思想很解放，改革態度很堅決;但是，卻完全無視改革實踐同任何社會實踐一樣，也存在正確與錯誤兩種結果的可能性。它否認社會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拒絕面對具體實踐的客觀結果，對具體改革主張作必要的總結和反思;甚至把糾正改革的失誤等同于反對改革。這種觀點用形式邏輯固化“改革”概念，是違背馬克思主義認識論的。

　　我國的經濟改革實踐是有領導、有組織地展開的，是馬克思主義指導下的自覺實踐。向上、向下兩種經濟現象并存的現狀，實際上反映出應用于經濟改革實踐的具體理論，存在科學與不科學的兩種成分。我們很有必要以唯物史觀為指導，反思各種改革措施，肯定科學成分，揚棄不科學的成分，促進經濟改革理論科學化，只有這樣，才有利于進一步深化改革，推進科學發展、共同富裕。

　　2.我們黨提出了科學的經濟改革基本理論。主要是，改革的根據：我國處在人類社會不可逾越的商品經濟階段和具有過渡性經濟形態特征的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改革的對象：那種不適應客觀經濟形態的、受自然經濟觀影響建立起來的高度集中管理的計劃產品經濟體制，以及由此建立起來的一切不合理的規章制度;改革的方向：促進公有制與市場經濟的有效結合，建立和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實現國家計劃調控與市場調節的結合;改革的性質：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自我完善和發展;改革的目的：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充分調動一切積極因素，促進科學發展，促進人民的共同富裕。這些基本的理論原則滲透唯物史觀，要求把社會主義公有制適應社會化生產的優越性和市場社會分工制度能夠促進社會生產力發展的優點結合起來。毫無疑問，之所以我國經濟改革顯示出總體向上的面貌，能在國際經濟危機的大環境中一枝獨秀，在國內外敵對勢力策劃的“動亂”中能夠巍然屹立，正是因為這些基本理論始終在起作用。

　　3.必須充分認識“西化”改革論的負作用。目前出現的種種向下的經濟現象，說明黨的經濟改革基本理論還需要大力充實、完善和具體化。但是，種種向下的經濟現象為何會出現?這除了改革是前無古人的新實踐，本身具有復雜性，科學改革基本理論的具體化還跟不上實踐的要求之外;主要的原因卻是，這些基本理論和原則在具體實踐中往往被擱置或“邊緣化”。嚴重的問題是，某些政府的領導干部和智囊機構，在經濟體改革實踐的具體工作中，往往應用“西化”改革論，它們提出和實施的改革主張，在實踐中產生了背離人民利益的負作用。

　　只要堅持實事求是的態度，就不難看出，正是一些人搬用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在企業改革中推行“MBO”(經理層購買)、把公有資本股權私有化等，造成了國有經濟比重嚴重下降，城市集體經濟幾近消失，導致第二、第三產業中80%的勞動者在私營、外資經濟中成為雇傭勞動者;[②]正是搬用西方主流經濟學的所謂“要素價值論”，對“企業家”搞“剩余索取權”激勵，在我國初次分配領域引入并擴大了剝削關系，使國民收入產生了兩極分化的趨勢;正是搬用新自由主義的“貿易自由化”、“資本流動自由化”理論，放任所謂“市場換技術”、“不求所有、只求所在”(其含義是，不要去追資本的所有制性質，只要能在本地投資就求之不得。這是不少地方政府官員在資本流動自由化條件下提出的口號。之所以如此，客觀原因是因為無論外過資本、還是私有資本，只有到本地投資，就能給地方政府帶來稅收;主觀原因是稅收的增加是衡量地方干部政績的重要指標之一。)，放棄對外資進入的必要控制，忽視發展高新技術的民族知識產權和民族品牌產品，導致外商控制了我國許多行業;由此造成引資過量和外貿順差過大帶來的外匯儲備過量，又使我國不得不承受美國等發達國家貨幣貶值帶來的損失;盲目引入外資，還造成我國生態環境的惡化;[③]正是搬用凱恩斯主義，著眼于投資、消費、外貿所謂“三駕馬車”實施宏觀經濟調控，[④]忽視維護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輕視在完善生產資料所有制關系上，遵循馬克思揭示的價值規律和社會再生產規律實施計劃調控，這導致我國經濟結構失衡問題久拖不決，通脹壓力越來越大。凡此等等說明，目前的種種向下經濟現象，都與“西化”改革論相聯系。

　　西方資產階級經濟學的指導思想是歷史唯心主義，把資本主義經濟看成惟一合理的經濟形態，鼓吹私有制市場萬能;它以私有者的眼光觀察分析經濟問題，必然缺乏公正無私的態度，具有的表面性、片面性;它充滿拜物教觀念，必然不能深入經濟形態的本質闡釋經濟現象，從根本上解決經濟矛盾;它以“利己經濟人”、維護和發展資產階級利益為前提展開經濟分析，必然阻礙社會主義公有制與市場經濟的結合，直接瓦解公有制經濟，消解國家計劃調控的權責和權威，因此，“西化”改革論，對于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國家的經濟，從根本上說沒有建設性，只有破壞性。我們要標本兼治，糾正種種經濟向下的現象，就必須促進經濟改革理論科學化，拋棄堅決剔除“西化”改革論。

　　二、必須認清“西化”改革論的本質和危害性

　　1.科學的經濟改革理論必須與“西化”改革論劃清界限。必須充分認識,“西化”改革論旨在摧毀社會主義經濟基礎，具有導致我們亡黨亡國的極大危害性。因此，促進經濟改革理論科學化必須剔除“西化”改革論的錯誤主張。這絕不是單純的理論斗爭，而是事關黨和國家生死存亡的國際國內尖銳階級斗爭在經濟理論的表現。分析當代帝國主義新特征，總結原蘇聯東歐亡黨亡國的深刻教訓，可以證明這個判斷絕不是危言聳聽。

　　2.“西化”改革論是帝國主義對我國“和平演變”的工具。“西化”改革論的出現不是偶然的。從內因看，它的出現與我國一些學者放棄馬克思主義思想指導、照搬西方資產階級經濟學直接聯系著;從外因看，應當充分認識，它本質上是當代帝國主義國家對發展中國家推行思想文化滲透，對社會主義國家推行和平演變戰略的工具。

　　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陳云同志在1989年曾“大呼特呼”，“從歷史事實看，帝國主義的侵略、滲透，過去主要是‘武’的，后來‘文’、‘武’并用，現在‘文’的(包括政治的、經濟的和文化的)突出起來，特別是對社會主義國家搞所謂‘和平演變’。”“那種認為列寧的帝國主義論已經過時的觀點，是完全錯誤的，非常有害的。”[⑤]上世紀80年代以來，以美國為代表的帝國主義國家，其國家壟斷資本主義進入了以金融國際壟斷資本主導經濟全球化的新階段。它們對社會主義國家突出“文”的“和平演變”侵略手段，有其歷史的必然性。資本是從產業資本形態起源的，隨后出現它和商業資本、銀行資本并存的形態，一旦銀行資本出現，由于貨幣是一般等價物，是“財富的隨時可用的絕對社會形式”，隨著商品流通的擴展，貨幣的這種權利日益增大;[⑥]由于資本主義商品生產要求貨幣形式的資本或貨幣資本成為資本運動過程的“第一推動力”;[⑦]這就決定了在資本的各種形態中，銀行資本必定要在整個社會的資本運動中占控制地位，銀行資本與應用高新技術的工商業資本結合成為現代金融壟斷資本，就更是如此。無限制地追求抽象財富，是資本運動的惟一目的。把帝國主義國家作為自己統治工具的金融國際壟斷資本，為了主宰全球經濟，在“武”的侵略手段遭到民族解放運動和社會主義運動反抗、難以得逞的歷史條件下，就不得不突出“文”的手段，千方百計，為其金融壟斷資本尋求出路，其中采取政治的、文化的手段，都是為了實現對別國的經濟控制，謀取越來越高的壟斷利潤和超額利潤。而他們對社會主義國家，最主要的侵略目標就是摧毀公有制經濟基礎。盡管帝國主義者不懂歷史唯物論關于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的科學原理，但是作為人格化的金融壟斷資本，能夠意識到，只有使對象國的經濟碎片化，才能造成政治、軍事的分散化，失去反抗的力量。因此，他們必然地要在全球推行新自由主義的所謂“華盛頓共識”，把促進私有化作為對社會主義國家實施“和平演變”戰略的基本目標。于是，我們的經濟體制改革，就成為他們的可乘之機，而西方資產階級經濟學，尤其是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宣揚資本主義私有制經濟的優越性，這正好成為他們實施經濟理論滲透的工具。可見，“西化”改革論，本質上是貫徹或迎合金融國際壟斷資本顛覆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的理論。這樣來認識，反對經濟改革理論“西化”，無疑具有維護國家經濟安全的性質。

　　3.放任“西化”改革論會導致亡黨亡國。如果不能認清“西化”改革論對于黨和國家的危害性，后果將極為嚴重。原蘇聯東歐亡黨亡國的歷史教訓就是前車之鑒。在上世紀60到70年代，原蘇聯東歐經濟學界研究經濟體制改革基本上是堅持馬克思主義指導的，經濟學家們能注意維護公有制的經濟基礎，在此前提下研究社會主義經濟管理如何克服主觀主義，尊重價值規律，重視商品貨幣關系、物質利益關系和工人階級參與民主管理等問題;有的經濟學家表達了“生產關系的性質本身決定經濟運行機制的若干基本因素”，經濟模式是基本生產關系的具體表現形式這樣的正確思想。[⑧]

　　可是，進入80年代之后，帝國主義國家加緊推行“和平演變”戰略，在原蘇東國家精心培育代理人，實施經濟思想滲透和誘導，這些國家經濟學界關于改革的主流觀點就起了變化。回頭看他們的經濟論述，不難看到,經濟制度(生產資料所有制關系)與經濟體制的內在聯系被淡化;對市場機制的研究僅著眼于供求關系層面，與所有制關系割裂開來;重視計劃與市場關系的研究，卻不再提公有制與市場關系的結合;強調了市場競爭機制，卻不分析與資本主義經濟中的市場競爭有何區別;提出了買方市場(對買著有利)和賣方市場的概念，卻不區分買方市場與資本主義市場有何區別;不再區分經濟制度和經濟體制，“短缺經濟”的原因，似乎就源于社會主義制度本身;提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特征是有控制的市場協調模式，似乎發達資本主義有宏觀調控的市場經濟就是社會主義國家的改革目標;只提出用宏觀分配計劃來調節分配關系，而不研究如何改善所有制關系來改善初次分配關系;認為國有制只是公有制的一種形式，但不是公有制的基本形式，主張用企業所有制替代國有制;認為企業獨立經營與國有制不相容，強調徹底隔斷企業與國家的關系。概括地說，這些觀點或多或少受到西方新自由主義經濟觀點的影響，逐漸地把“改革”解釋為改掉以生產資料公有制為基礎的社會主義根本制度;最后，不少人發展到公開主張“私有化”。

　　在原蘇東國家這些打著“改革”幌子，實質主張“私有化”的經濟學家中，典型的是對中國經濟學界影響很大、至今仍被某些人吹捧的匈牙利社會科學院院士科爾納教授的變化。他1980年出版著作《短缺經濟學》(此書1986年翻譯到中國)，把消除“短缺經濟”作為體制改革成功的標志;1985年曾來我國參加“巴山輪”經濟體制改革國際研討會，主張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是ⅡB模式(有宏觀控制的市場協調模式)，不提公有制與經濟體制的聯系;到1990年，正當原蘇聯領導人聽從美國所謂專家意見，制定《500天計劃》，搞私有化“改革”時候，科爾納的新著《通向自由經濟之路》被譯為俄語在莫斯科出版。他在這部書的“告蘇聯讀者”中說，“人類社會在15世紀末轉向建立在私有制基礎上的市場經濟。這是第一條道路”;蘇聯和跟在其后的一些國家走的是“建立在公有制基礎上的官僚主義命令經濟這種統治的第二條道路”;現在的改革是走“離開斯大林體制，同時本質上區別于當今西方發達國家經濟體制的第三條道路”;“本書繼續我先前的分析。現在我比任何時候都相信，這種試驗是不會成功的。第三條道路是沒有的”;按第二條道路走了幾十年的人們將會認同，“他們只有在長久和有益的探索之后走上第一條道路，才是正常的經濟。”[⑨]可見，在這些人的內心，“改革”就是走向私有制為基礎的市場經濟之路。

　　原蘇聯東歐國家在“改革”喧囂聲中亡黨亡國，這不能不歸結為改革理論的“西化”，導致了改革指導思想走上了邪路。由此可見，能否與“西化”改革論劃清界限，堅持馬克思主義的經濟改革指導思想，這關系到黨和國家的生死存亡。

　　三、走出對“西化”改革論的認識誤區

　　1.充分認識“西化”改革論仍在蔓延。既然西方資產階級經濟學是不科學的理論，已成為帝國主義對社會主義國家實施“和平演變”的思想工具;既然從國內外經濟改革的實踐來看，搬用西方資產階級經濟學指導社會主義改革導致了嚴重后果，那么，我國要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旗幟，就不應該讓“西化”改革論主導改革。但是，事實卻不容樂觀。即使在黨的18大之后，經濟學界用充滿資本拜物教觀念的“紅利說”分析改革經驗的聲音，仍不絕于耳;刊物上用西方經濟學的“庫茨涅茨倒U曲線”、“路易斯拐點”、“中等收入陷阱”等時髦概念分析我國經濟發展，仍相當普遍;在政府智囊機構，甚至出現了與原蘇聯制定“西化”改革綱領“500天計劃”類似的情況，有高層智囊機構與世界銀行聯合出版《2030 年的中國：建設現代、和諧、有創造力的高收入社會》，公然繼續推行新自由主義，提出“中國國有企業產出占GDP的比重，應從2010年的27%減至2030年占10%”、“通過外國金融機構參與來推動金融行業的發展”這類嚴重違反憲法規定的“頂層設計”方案。[⑩]這種方案并沒有得到制止，仍在被一些人繼續宣揚。

　　2.關鍵是各級領導要走出對“西化”改革論的認識誤區。“西化”改革論有恃無恐地繼續蔓延，這不排除有人配合國際敵對勢力，搞經濟顛覆這種可能性;從這個角度看，黨的18屆三中全會決定加強黨對改革的領導，成立“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和“國家安全委員會”是非常重要的措施。[11]不過應當看到，大多數人迷信“西化”改革論，屬于盲目地跟“風”走。要使人們走出這種認識上的誤區，關鍵是各級領導干部在經濟理論和實踐領域，帶頭確立馬克思主義的理論自信，劃清黨的改革基本理論與“西化”改革論的界限：

　　——不能誤認為“現代經濟學”就是科學的經濟學。一般而言，人類對自然的認識是隨著社會生產力發展不斷進步的，所以自然學科，現代的會比過去的科學。但是，經濟學研究的對象，本質上是一定歷史條件下的社會中人們的物質利益關系，在存在階級的社會，它就必然代表一定階級的物質利益，因此，經濟學的科學程度就不能按歷史時序來判斷。要深刻認識，號稱“現代經濟學”的西方經濟學與近代的一樣，代表資產階級利益的這種階級性并無絲毫改變，它屬于現代經濟學科，卻絕不是公正無私的經濟科學。它反復標榜自己的“現代性”，不過是為了謀取私利而隱瞞自己的階級性和非科學性。其實，能夠指導中國正確改革的科學現代經濟學，只能是在唯物史觀指導下，在改革和建設實踐中堅持和創新馬克思經濟學的基本原理，并被實踐證實是正確的經濟學。

　　——不能誤認為發達國家的經濟學更為先進、科學。歷史地看，資產階級經濟學在資本主義早期，為了本階級的利益，曾經對經濟關系有過誠實的探討，起過反封建制度的積極作用;然而，即使那時，也由于剝削階級立場和唯心史觀的障礙，其理論上的科學因素往往與庸俗的觀點、原理融合在一起。而隨著資本主義社會的發展，階級斗爭不斷擴大化和尖銳化，原先那種對經濟的無私研究和科學探討，就越來越“讓位于辯護士的壞心懷意”[12]，因而科學因素就越來越稀薄了。現代資產階級經濟學總體上的偽科學性，甚至可以從它無法滿足壟斷資產階級統治社會的要求看出來。我們知道，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后，資本主義國家實施凱恩斯主義，緩和過經濟矛盾，但是拖延到上世紀70年代上半期，終于爆發“滯脹”大危機，于是凱恩斯主義遭到拋棄;從那時起，開始時興新自由主義，但是到2008年，資本主義世界又出現全球性的金融、經濟危機，新自由主義也被認為救不了資本主義。正是在最近這場大危機中，資本主義國家出現了馬克思《資本論》熱銷的景觀。我們相信，正如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外殼會被不斷拓展和深化的生產社會化所突破一樣，維護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現代資產階級經濟學，終將為現代社會的發展所拋棄。

　　——不能誤認為西方經濟學的實證方法是科學方法。實證方法是從客觀事實出發的方法。西方資產階級經濟學強調實證方法，有的學者由此認為它很科學，反而貶低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其實，從事實出發需要弄清事實的真相與假象，還要揭示這些現象與本質的區別和聯系。可是“西化”的實證方法，最大缺陷是停留在經濟現象甚至假象上。就分析最根本的經濟利益關系而言，它根本不分析生產資料所有制關系這個最深層的本質關系，在收入分配關系的分析上，它往往會分析大量數據，卻弄不清因果關系，揭示不出這些數據的內在聯系，因而不能解決實際問題。這種實證方法往往以大量的數學模型顯示其科學性，其實這是“米不夠水來湊”，用數量邏輯替代單薄的經濟邏輯。在唯物史觀看來，科學的數理分析，必須堅持質與量對立統一的辯證法，把經濟性質的分析作為經濟數量分析的前提。現代西方資產階級經濟學那些缺乏經濟本質分析的數量分析模型，不過是搞空泛的形式主義(這些模型在數學家看來其實是很簡單的)罷了。

　　——不能誤認為現代西方宏觀經濟分析方法可以搬用。這種方法源自凱恩斯主義，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由此建立起一套宏觀經濟調控方法;有人認為這是科學的，可以照搬。其實，從宏觀調控目的看，它以維護資本家的利潤或剝削關系為前提;從理論上看，它停留在市場表層認識供求關系，看不到這種關系的本質是生產資料所有制關系決定的階級、階層關系;[13]它不能區分貨幣和貨幣資本，弄不清貨幣形態的資本貸放和貨幣本身的貸放，更弄不清資本主義宏觀經濟失衡的根本原因在于生產社會化與資本主義私人占有制的基本矛盾;所以，從實踐應用來看，它就只能治標而不能治本，在通過財政、貨幣政策暫時緩和供求結構矛盾的同時，會進一步擴大并深化結構失衡，最后勢必導致生產停滯和通貨膨脹同時爆發的所謂“滯脹”惡果。這種連西方國家自己都要拋棄的宏觀經濟學，我們怎么能迷信呢?

　　——不能誤認為西方發展經濟學能夠指導我國科學發展。發展經濟學研究發展中國家實現工業化、現代化的進程。我國作為發展中國家，西方發展經濟學有借鑒價值。但是，應當看到，這門西方學科就其思想方法和理論基礎而言，是資產階級經濟學的組成部分，它使用的是同樣的實證方法和西方宏觀、微觀經濟學的原理;在研究資本主義工業化、城市化歷史進程中，在研究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之間的國際經濟關系中，在研究發展中國家收入分配關系中，都沒有研究客觀存在的、一定歷史形式的生產資料所有制關系在其中所起的重要作用。照搬西方發展經濟學，必然看不清中國國情特征，看不清社會主義生產關系對于工業化、信息化、現代化和城市化的積極作用，會把那些描述資本主義經濟發展一般現象的理論觀點，搬用到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中國來，窒息中國廣大勞動人民在社會主義現代化進程中的積極性和創造性。

　　3.倡導領導干部學習和應用馬克思主義哲學和經濟學。以上所列這些認識誤區，有的是人們在短期出國考察中看到了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某些現代發達景象產生的，有的是研究市場經濟一般規律要借鑒西方資產階級經濟學的過程中形成的。由于不理解馬克思主義哲學和經濟學的基本原理，這導致缺乏辯證思維方法，把本應對現代資本主義現實與理論應采取的“揚棄”態度，當成了盲目照搬的態度。可見，各級領導干部要走出對“西化”改革論的認識誤區，一是要認真學習和領會唯物史觀和辯證法，這樣才能堅定社會主義信念，學會科學地分析經濟現象和本質的聯系和區別，科學地比較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與發達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同中之異”和“異中之同”，弄清我們改革的性質和任務。二是要認真學習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基本原理，領會生產資料所有制與分配關系、流通關系、消費關系的基本內在聯系，領會商品、貨幣、資本、土地所有權和社會總收入等基本范疇的內涵和表現形式;這樣才能弄清我國憲法規定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以公有制為主體所具有的正確性和深刻性，才能弄清在當代帝國主義國家主導的經濟全球化條件下，我國堅持民族經濟自主獨立的極端重要性，才能弄清促進公有制與市場經濟結合，是真正體現經濟體制改革的理論創新。可見，有針對性地抓好各級領導干部的學習，這是堅持馬克思主義理論自信，促進改革理論科學化的先決條件。

　　四、促進經濟改革理論科學化的重要環節

　　1.在解決現實的經濟問題中促進改革理論科學化。唯物辯證法告訴我們，“問題與解決問題的手段同時產生。”[14]改革的科學方法蘊藏在改革實踐遇到的問題之中，只要在唯物史觀指導下，深入弄清現實問題的內在聯系，我們就能從中發現正確深化改革從而促進改革理論科學化的正確路徑。為此，必須堅持馬克思主義的理論自信、道路自信和制度自信，糾正那種用“西化”改革論誤導改革的錯誤傾向,在用唯物史觀和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基本原理指導解決收入差距拉大、調整經濟結構、避免通貨膨脹等現實經濟問題的過程中，推進黨的基本改革理論具體化、現實化，促進改革理論科學化。[15]

　　2.必須端正政府改革智囊機構和改革組織領導機構的指導思想。從黨的基本改革理論在具體改革實踐中得不到貫徹，被“邊緣化”的問題中，我們不難發現，某些管理部門和改革智囊機構存在指導思想不純潔，即不堅持馬克思主義的指導思想的實際狀況。有些高層機構中的干部，在改革實際操作中，根本不考慮中共中央關于改革是“社會主義制度的自我完善和發展”[16]這個基本指導方針，他們把改革經濟管理體制與完善社會主義生產關系對立起來，以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中的社會主義，被他們變成了空虛的標簽，而市場經濟則被他們參照發達資本主義的市場經濟來設計，并付諸改革實踐。這使我們黨和政府在廣大人民群眾中的形象和威信，遭到極大的歪曲和損害，似乎我們黨在政治上講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但是在經濟實踐上卻在搞“中國特色資本主義”。事實表明，如果不堅決采取思想和組織措施，把改革的智囊機構和實踐組織領導機構，轉換成堅決貫徹黨的改革基本理論，集中基層群眾改革智慧的機構，就不可能實現經濟改革科學深化。

　　3.必須抓住現實經濟問題的主要矛盾推進改革。科學的改革，要求遵循“實踐、認識、再實踐、再認識”這種辯證唯物論的知行統一觀。[17]因此，應當從收入差距拉大、產能過剩、產業結構長期失衡、生態環境污染、農村青壯年普遍進程打工等具體經濟問題中，發現解決問題、創新體制的方法。有人說，這些問題是對舊體制的改革不徹底造成的，因而主張按“西化”改革論的方法繼續改下去。這種主張是沒有說服力的，只會使不良問題越積越多、越積越深。要看到，改革已有30多年，一些不良現象在很大程度上是改革進程中新發生的。因此，很有必要反思實踐中的某些改革措施和新形成的具體體制是否有不符合我國國情、不利于社會生產力發展、不符合廣大人民利益的地方，并認真地加以糾正或改進，這才是實事求是的態度。

　　只要我們用唯物史觀深入分析，就可以發現，推行私有化“改制”，導致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的核心——公有制經濟的主體地位受到嚴重削弱，這是產生諸多問題的主因。如果能解決這個主要矛盾，實施改革新對策，就促進國民經濟運行展現全新面貌。這是因為，恢復、鞏固和逐步加強公有制經濟主體地位，就能在國民收入分配方式上增加按勞分配的比重，這勢必縮小初次分配的國民收入差距，為實現市場有購買力的總需求與總供給平衡創造基本條件;并大大減輕政府為縮小收入差距而不能不實施收入再分配的財政負擔，由此將為消解地方政府改變寅吃卯糧、增加負債的被動局面創造基本條件;推動占主體地位的公有制經濟與市場社會分工制度有效結合，發揮兩者優勢，就能使社會生產關系在很大程度上適應生產社會化發展的要求，既尊重價值規律客觀地組織社會分工，又制約市場機制的自發性，促進產業結構的平衡;把房地產體制從現行的“私建私有”(私商建房、住房私有)改革為“公建公租”，就能徹底消除城市國有土地的地租流向私人手中造成的不公平，就有可能在人民政府組織下改變高檔房為主、有利于私商獲得高額利潤的房地產業結構，改變房地產商玩“空手道”(利用銀行貸款、國有土地為私人牟利)投機建房、普通老百姓買不起房、有錢者投機購房、滋生腐敗等一系列不良現象;堅持公有制為主體，著眼于大多數人的收入水平和利益，把小轎車拉動產業發展，改為發展地鐵、公交車、出租車拉動產業，勢必改變小轎車過剩帶來的產能過剩、交通擁擠、碳排放過量等一系列問題;發揮公有制主體經濟內部大協作的固有優勢和優良傳統，發展高新技術，帶動非公有制經濟，就能提高整個民族經濟的國際競爭力，改變讓外資控制我國許多行業的不良態勢;推進農村土地集體所有制實現第二次飛躍，大力發展農村集體工商業經濟，就能保證廣大集體農民享受農村工業化和城鎮化帶來的利益，改變私商、外商控制工商“龍頭”加工企業，占有農民農業勞動創造的剩余價值這種不合理狀況，并改變大量農村青壯年到城市打工，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缺乏人才，農村形成大量留守老人和兒童的局面;公有制經濟與人民政府具有根本利益的一致性，堅持公有制經濟占主體地位，人民政府實施對市場的調節，就有得到大多數市場主體的自覺響應的可能性，政府調節市場的經濟管理職能才能得到有效的發揮。這些分析說明，堅決振興已被嚴重削弱的公有制經濟，鞏固和完善公有制為主體的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這是當前必須抓住的主要矛盾，由此出發，提出一系列科學改革措施，才能標本兼治，使改革走上科學軌道。

　　4.必須依靠廣大人民群眾推進改革理論創新。毛澤東同志指出，“群眾是真正的英雄，而我們自己則往往是幼稚可笑的。”[18]今天促進經濟改革理論科學化，同樣要堅持這個唯物史觀的基本觀點。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改革，既然是億萬群眾參與的偉大事業，改革的正能量就蘊藏在人民群眾的實踐之中。因此，各級領導要高度重視廣大群眾在改革實踐中的創造力。各級領導應當充分認識，多年來，馬克思主義學者為促進公有制與市場經濟結合，提出過大量體制創新意見，有必要努力從政府管理層面組織力量，深入研究這些意見，并積極付諸實踐;許多先進國有企業和城市集體企業，適應市場經濟，堅持企業體制創新，創造了大量成功經驗，有必要從中發現公有制經濟與市場經濟實現微觀結合的一般規律，加以推廣;許多農村先進集體經濟組織和合作經濟組織，在發展市場經濟的進程中，長期堅持集體經濟性質固有的統一經營方式，應當積極總結它們的寶貴經驗，促進集體土地家庭經營承包制邁向鄧小平同志主張的農村集體經濟“第二次飛躍”。總之，各級領導只要堅持唯物史觀的思想指導，發揚黨的密切聯系群眾的優良傳統，就一定能促進改革理論科學化，使改革成為推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事業不斷前進的動力。

　　2013.5.10初稿

　　2013。11。25修改稿

　　* 本文發表在《社會科學研究》2014年第3期。

　　[①]《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二〇一三年十一月十二日中國共產黨第十八屆中央委員會第三次全體會議通過)》，《 人民日報 》 2013年11月16日 01 版。

　　[②] 數據見全國工商聯合會主席王欽敏：《深入貫徹落實黨的十八大精神 為民營經濟健康發展營造良好環境——在2012-2013年中國民營經濟發展形勢分析會上的演講(2013年2月1日) 》，他談到，2012年，民營經濟“占就業比重約為80%”。引自http://www.gycc.org.cn/Article/ShowArticle.asp?ArticleID=1401。

　　[③]郭尚花：《生態社會主義關于生態殖民擴張的命題對我國調整外資戰略的啟示》，《當代世界與社會主義》2008年第3期。

　　[④] 例如，某些經濟改革的智囊機構最近籠統地主張，必須擴大“消費”來拉動內需，殊不知，這種主張應用的是馬克思早就批判過的資產階級經濟學家的所謂“消費不足”理論，因為消費不足與生產過剩不過是同語反復，根本不能解決危機問題，只有消除資本主義私有制，才能真正克服危機。在當今中國，只有維護公有制的主體地位，才能提高大多數人的收入，消除兩極分化，促進有購買力的市場需求與供給實現基本平衡。

　　[⑤]《陳云文選》[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70頁。

　　[⑥] 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154頁。

　　[⑦] 馬克思：《資本論》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393頁。

　　[⑧] 參見吳易風等著：《馬克思主義經濟理論的形成和發展》，[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8年，第541頁。

　　[⑨]典型例子是匈牙利社會科學院院士科爾納教授的變化。他1980年出版著作《短缺經濟學》(此書1986年翻譯到中國)，把消除“短缺經濟”作為體制改革成功的標志;1985年曾來我國參加“巴山輪”經濟體制改革國際研討會，主張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是ⅡB模式(有宏觀控制的市場協調模式)，不提公有制與經濟體制的聯系;到1990年，正當原蘇聯領導人聽從美國所謂專家意見，制定《500天計劃》，搞私有化“改革”時候，科爾納的新著《通向自由經濟之路》被譯為俄語在莫斯科出版。他在這部書的“告蘇聯讀者”中說，“人類社會在15世紀末轉向建立在私有制基礎上的市場經濟。這是第一條道路”;蘇聯和跟在其后的一些國家走的是“建立在公有制基礎上的官僚主義命令經濟這種統治的第二條道路”;現在的改革是走“離開斯大林體制，同時本質上區別于當今西方發達國家經濟體制的第三條道路”;“本書繼續我先前的分析。現在我比任何時候都相信，這種試驗是不會成功的。第三條道路是沒有的”;按第二條道路走了幾十年的人們將會認同，“他們只有在長久和有益的探索之后走上第一條道路，才是正常的經濟。”(參見亞諾什·科爾納：《通向自由經濟之路》(俄文版)[莫斯科]，“經濟”出版社，1990年，第2～3頁。引文中的黑體為引者所加。)

　　[⑩]世界銀行和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合著的《2030 年的中國：建設現代、和諧、有創造力的高收入社會》報告英文版，第110頁：The World Bank，Development Research Center of the State Council,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China 2030 ：Building a Modern, Harmonious, and Creative High-Income Society》P,110：“The share of SOEs in industrial output would decline from the current 27% in 2010 to around 10% in 2030.” (http://www-wds.worldbank.org/external/default/WDSContentServer/WDSP/IB/2012/02/28/000356161_20120228001303/Rendered/PDF/671790WP0P127500China020300complete.pdf);并見該報告中文版：《專題報告五：第三章：〈中國與全球市場的一體化〉》，(http://www.shihang.org/zh/news/2012/02/27/china-2030-executive-summary)。

　　[11] 《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二〇一三年十一月十二日中國共產黨第十八屆中央委員會第三次全體會議通過)》，《 人民日報 》 2013年11月16日 01 版。

　　[12] 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17頁。

　　[13] 馬克思指出：“如果作進一步分析，供求還以不同的階級和階層的存在為前提，這些階級和階層在自己中間分配社會的總收入，把它當作收入來消費，因此造成那種由收入形成的需求;另一方面，為了理解那種有生產者自身相互造成的供求，就需要弄清資本主義生產過程的全貌。”(《資本論》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317頁)。

　　[14] 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107頁。

　　[15] 參見何干強：《必須堅持馬克思主義和不搞私有化》，《現代經濟探討》2012年第7期，第9～13頁。

　　[16]《中共中央關于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10頁。

　　[17] 《毛澤東選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96頁。

　　[18] 《毛澤東選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790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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