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下，進一步深化改革成為輿論的熱點，但是在改革的方向上有一種傾向值得警惕，這就是一些人妖魔化國有企業和政府，借口國有企業運營和政府行使經濟職能中存在的個別問題否定國有企業和政府在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的應有地位和作用，主張在中國建立新自由主義倡導的“大市場，小政府”市場經濟體制，吹噓它可以引領中國經濟走向新一輪大發展和大繁榮。其實，大量經驗事實表明，“大市場，小政府”的市場經濟體制的表現并不像其倡導者描繪得那般美好。

　　一、“大市場，小政府”模式的特點及其局限性

　　“大市場，小政府”體制是目前西方國家市場經濟體制的一般形態。在該體制中，私有制是基本經濟制度，是整個市場體制的基礎，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發揮主導作用，政府職能僅限于提供公共服務，包括建立福利制度、維護市場秩序、進行有限的宏觀經濟干預等，不直接參與社會經濟活動。學術界曾將西方市場經濟體制分為重市場調節的盎格魯-撒克遜模式和重政府干預的德日模式兩大類，其實這種分類只在特定的歷史條件下有意義。二戰后，為了從戰爭破壞的陰影中走出來，西方國家普遍加強了政府對經濟的干預，其中日本、法國、德國等國家政府干預經濟的程度更大些，其表現是：通過制定經濟恢復和發展計劃對國民經濟運行實行計劃調節;通過發展國有經濟推動產業成長;通過立法加強對市場主體的監督和控制;通過財政和貨幣政策干預經濟的周期性波動;通過社會福利和保障制度調節收入分配，等等。自上世紀70年代哈耶克等宣揚的新自由主義思潮泛濫以來，為了克服共同面臨的經濟“滯漲”難題，西方國家普遍走上強化市場調節，弱化政府干預的道路，即通過國有企業私有化來提升經濟競爭力;通過福利制度改革減少政府的財政負擔;通過放松對經濟和金融的管制，釋放經濟活力。經過這一輪放松國家干預的改革，西方國家的市場經濟體制越來越趨同，相互之間的差異越來越小。可以說，流行于今日西方發達經濟體的市場經濟模式是“大市場，小政府”模式，它們的共同價值觀基礎是新自由主義。目前在中國，凡是主張建立“大市場，小政府”市場經濟模式的人都振振有詞地拿哈耶克說事，對哈耶克崇尚市場的新自由主義學說頂禮膜拜，將哈耶克的自由主義思想奉為中國下一步深化改革的思想理論基礎的不二來源，哈耶克要是在天有靈真的會為在當下中國竟有如此虔誠的信徒而竊喜不已!

　　在西方主流經濟學看來，“大市場，小政府”體制模式是最優的，認為在該模式里，私人所支配的資源的價格都由市場決定，所有的資源都是按照所謂效用最大化原則自發配置的，因此配置效率是最高的，如果政府對資源配置施加影響，特別是國有企業參與資源配置，市場就會被扭曲，資源配置效率必然低下。然而，西方“大市場，小政府”經濟模式建立在私有制和雇傭勞動這一基石之上，過度迷信市場自發調節作用而妖魔化政府的正當地位和作用，使其固有的局限性越來越突出，即難以化解生產高度社會化與生產資料私人占有之間越來越尖銳的矛盾。正是這一局限性使得實行“大市場，小政府”經濟模式的發達經濟體普遍面臨十分嚴峻的產業空洞化、經濟虛擬化和財政債務化問題。

　　其一，市場自發調節推動去工業化和產業空洞化，導致產業競爭力嚴重衰竭。在市場自發調節下，私人資本在各個產業部門的投資和經營活動完全以最大利潤為目標，而不顧這些產業對增加就業和提升國家競爭力的意義。其結果是產業結構從早期的制造業占居支配地位發展到高度服務化，制造業產值在GDP中的比重直線下降，據統計，2007年制造業產值在GDP中的比重美國是20.9%，意大利是15%，愛爾蘭是12%，西班牙是11%，葡萄牙是11%，希臘是9%。這樣的產業結構意味著加工制造業趨于萎縮，大部分普通消費品、日用品、工業制成品等在西方國家已不生產，消費品需求主要靠進口來滿足，外貿赤字迅速擴大，產業競爭力嚴重衰竭。在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機和其后的主權債務危機風暴中，美國、西班牙、意大利、希臘等國均為重災區。對美國制造業衰落的現狀許多有識之士表達了深深的憂慮。美國世界500強公司陶氏化學公司主席兼CEO利偉誠在其專門討論美國制造業衰落和復興的書《美國制造》中說：“現在，美國的狀況可能會令許多人感到吃驚。我們正痛苦地適應著失業、企業倒閉和一些小城市甚至大城市主要街道的關閉。對許多美國人來說，‘制造’這個詞與過去——那個輝煌、簡約和更富足的時代相聯系。”“美國的競爭者正在通過投資高度先進的、高度專業化的和高附加值的制造業來積累大量財富……在這場比賽中，美國正在迅速地落后。”“隨著美國服務業部門的擴張和制造業部門的收縮，結果不是一個新的每個人都勝利的后制造業經濟。結果只是特定人的勝利，但是作為整體的國家存在大量的失業……在持續高失業情況下，沒有哪個社會能繁榮。”

　　其二，市場自發調節推動虛擬經濟與實體經濟相脫節，削弱了經濟增長的持久動力。西方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本來是建立在機器大工業生產體系基礎上的，工業資本是經濟增長和技術創新的主體性資本形態，但是在市場自發調節下，主要從事貨幣借貸和資本運營活動的金融資本迅速崛起。比起規模厐大管理復雜的工商業活動來，金融活動更能快速而輕松地謀取暴利，這使得越來越多的社會資本集中到金融業，而支撐經濟增長的實體經濟卻不斷被弱化。最初金融資本憑借對資金供給的控制而支配實體經濟成為金融寡頭，進而貪婪的金融寡頭脫離實體經濟，通過形形色色的金融衍生工具在國內外股票市場、債券市場、基金市場以及房地產市場呼風喚雨，巧取豪奪，使財富以驚人的速度膨脹，其結果是虛擬經濟的發展與實體經濟的發展嚴重脫節，經濟增長喪失動力，最終導致金融危機爆發，經濟陷入全面衰退。西方發達經濟體經濟金融化后迅速陷入衰退和危機，是對“大市場，小政府”市場經濟模式的莫大諷刺。經濟金融化使經濟的發展基礎被掏空，金融資本的統治地位最終因實體經濟的衰敗而走向崩潰，從而引發全面的金融和經濟危機。在中國有人卻將金融資本的欺詐行為描述成發財致富的神話而到處兜售，此人宣稱：金融證券業發展最大的作用是把所有不能直接流通的死的資產，包括人力資本、房地產、土地以及未來的收入流等等，通過金融票據化的發展變成活的資產，主要形式就是進行貨幣化或者證券化，這樣一來資源配置的增值效率就能達到人類社會此前從來達不到的高度，金融化、證券化的程度越高的社會，越能夠提供條件讓大家更好地配置資源、創造財富，尤其是從事更高經濟增加值的生意的機會和可能性會大大增加。這段話試圖讓人們像古人相信有可保人長生不死的“靈丹”一樣相信當下存在讓人一夜暴富的“妙藥”，只可惜這劑藥已經在全球金融危機中令無數被忽悠的美國和其他國家及地區的無辜百姓一夜之間傾家蕩產，沒有人再相信了，現在卻被人拿來繼續忽悠善良的中國人!

　　其三，市場自發調節使政府背上越來越沉重的債務包袱，形成債務經濟。隨著產業結構的去工業化和金融服務業的發展，絕大多數中產階級人群的收入增長緩慢，而極少數金融精英卻獲取了巨額收入，造成了社會財富占有的嚴重兩極分化。為了防止社會矛盾激化，西方國家政府不得已加強公共福利支出，但是，在產業空洞化和金融化使財政收入來源不斷枯竭的情況下，入不敷出的狀況越來越嚴重，政府不得不靠發行債務維持公共支出，從而背上越來越沉重的債務包袱。當下的發達經濟體政府個個債臺高筑。2009年10月，希臘政府宣布其2009年的財政赤字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例達到12.7%，公共債務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例達到113%，遠遠超過歐元區所要求的3%和60%的上限，隨后惠譽、標準普爾和穆迪相繼下調對希臘的主權信用評級，標志著希臘主權債務危機的爆發。隨著希臘債務危機的發展，歐元大幅下跌，歐洲股市暴挫，主權債務危機在歐元區蔓延，西班牙、意大利、葡萄牙和愛爾蘭等國也相繼陷入信用危機，希臘主權債務危機迅速蔓延為歐洲范圍的一場危機。如今雖然經過全力救助，歐債危機有所緩和，但是造成危機的經濟和政治條件并未發生根本變化，新一輪危機的爆發只是個時間問題。在過去的20年里，日本國債平均每年以40萬億日元(約合4080億美元)的速度增長。日本政府的債務1981年度超過100萬億日元(約合1萬億美元)，2008年度達500萬億日元(約合5.1萬億美元)。2013年8月，日本國債達到1000萬億日元(約10.4萬億美元)大關，占GDP的240%，相當于日本國民人均8.2萬美元。現在日本政府每年財政支出半數以上依靠發行國債，財政惡化的程度在發達國家名列第一。自2008年美國爆發次貸危機以來,聯邦政府一直處于舉新債還舊債的狀態,這種拆東墻補西墻的手段在美國政府關門事件中得到突出表現。2013年10月16日，美國國會達成協議，結束部分政府部門長達16天關門危機，協議批準聯邦政府借債3280億美元。在這之前規定的上限是16.7萬億，致使美國債務首次突破17萬億美元，達到17.075萬億美元。在經濟持續衰退的背景下，巨額債務這把高懸的達摩克利斯之劍隨時會掉下來。

　　產業空洞化、經濟虛擬化、收入兩極化、財政債務化等問題是西方國家“大市場，小政府”經濟發展模式不能承受之重，這些問題交織在一起共同催生了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和其后的主權債務危機，盡管西方國家政府想盡辦法試圖推動經濟復蘇，時至今日依然沒有走出困境，經濟復蘇非常緩慢而不確定。西方經濟出現的問題都與“大市場，小政府”市場模式所貫穿的政府不干預教條密切相關，是其妖魔化政府干預應有地位和作用的結果。前面提到的美國陶氏化學公司主席兼CEO利偉誠以揶揄的口氣說道：“長期以來，太多的聰明人認為純自由市場法則，將幫助經濟(至少健康的經濟)找到正確的平衡。但是就像過去我們已經看到的那樣，一個經濟體本身不能簡單地實現平衡。實現平衡需要行動，它需要干預。”他不無憂慮地指出：“是時候認識到，如果我們不迅速采取行動，如果我們在每個場合都讓市場法則起統治作用，我們將變成全球經濟最大的旁觀者、潛在的最大被淘汰者。我們的消費者將發現他們自己有更多的債務和更少的錢花費。我們的商業將有更少的資源用于研究和開發。我們未來幾代人將缺少機會。”。美國制造業衰落的親歷者、世界500強大公司主席兼CEO利偉誠對“大市場，小政府”市場經濟模式的反思能否對那些至今依然沉醉在自由市場羅曼蒂克的迷思中不能自拔的人起到些許警醒作用呢?!

　　二、拉美國家移植“大市場，小政府”模式的深刻教訓

　　上世紀80年代以來，西方國家向發展中國家推銷新自由主義，“大市場，小政府”市場體制模式被移植到拉丁美洲地區，在實踐中，該模式暴露出一系列固有缺陷和弊端，教訓十分深刻。

　　在新自由主義思潮影響下，拉美國家紛紛實行了“大市場，小政府”市場經濟模式，在該模式的推動下，拉美各國實行投資自由化和貿易自由化政策，企圖吸引外資推動經濟增長，可是流入拉美的國際壟斷資本并沒有真正推動拉美經濟的發展，卻借機侵蝕拉美國家的國民財富，少數大資本獲得暴利而多數勞動者陷入貧困，高經濟增長的承諾成為泡影。作為建立“大市場，小政府”市場經濟模式的重要舉措，拉美國家紛紛將國有企業私有化，強調和鼓勵私人投資，企圖靠市場和私人投資拉動經濟增長。然而，全盤私有化措施打亂了市場與公共利益的平衡，非但沒有改善勞動群眾的生活狀況，反而使多數底層民眾喪失基本保障，生活陷入赤貧。在推行“大市場，小政府”模式過程中，當面臨經濟波動，特別是通貨膨脹不斷上升的局面時，拉美各國政府不是全面考慮宏觀調控政策的協同性，而是單一地關注通貨膨脹的穩定化政策，忽視其負面沖擊的嚴重后果，使經濟陷入深度休克和長期停滯。拉美國家把金融自由化視為推行“大市場，小政府”市場經濟模式的關鍵，企圖通過金融自由化來實現金融對經濟發展的支持作用，然而金融自由化缺乏必要的調控和審慎的監管，金融創新成為少數金融大鱷進行金融欺詐和巧取豪奪的工具，金融自由化非但沒有消除和克服金融風險，提升金融對實體經濟的服務功能，而是不斷放大金融風險直至催生金融危機。拉美國家實施“大市場，小政府”市場經濟模式，體現在產業結構調整上，就是單純靠市場調整產業結構，輕視政府在產業結構調整過程中的必要引領和重要支撐作用，導致拉美國家產業結構被動地納入國際壟斷資本的全球產業布局之中，長期處于產業鏈的低端而不能自拔，國家創新能力和企業競爭力被嚴重窒息。拉美實施“大市場，小政府”模式忽視社會進步和改善民生，缺乏增加社會公平和保障社會包容的長期社會政策，難以縮小不同地區之間、不同生產部門之間、不同企業之間以及不同職業人群之間結構性差異，導致嚴重的兩極分化。拉美國家實施“大市場，小政府”市場經濟模式的重要理由之一是希望實現與西方主導的世界經濟并軌，借助經濟全球化和全球資源實現自己的發展，但是實際情況卻是拉美國家非但沒有改變對西方發達經濟體的依附關系，反而繼續繁衍和復制舊的國際經濟秩序，增加新的不對稱性，拉美國家被剝削被掠奪的邊緣和從屬地位日益強化

　　這樣一個存在嚴重弊端和缺陷的模式是根本不可能推動拉美經濟走上繁榮發展道路的，只會給拉美經濟帶來嚴重后果，事實正是如此。經濟改革前的1961年至1981年，拉美地區GDP年均增長率5.59%，人均GDP年均增長率1.96%;而1981年至2001年，二者的速度分別降為2.15%和0.34%，即改革后的經濟增長速度僅及改革前的38%。持續的經濟低迷導致社會形勢惡化和社會沖突加劇，進而引發民眾社會抗議運動的興起和許多國家政局的動蕩，一批積極推行新自由主義的政府和政黨失去民眾支持，理論界對新自由主義的批評聲浪日益高漲。

　　三、健全和完善政府與市場有機結合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模式

　　西方國家和拉美國家實行“大政府，小市場”市場經濟模式的教訓給我們的啟示是，“大市場，小政府”市場經濟模式是一個存有大量失敗記錄的模式，該模式建立在私有制和雇傭勞動基礎上，具有無法克服的固有弊端和缺陷，實施這一市場經濟模式不可能帶來經濟繁榮和社會發展。經過改革開放三十年的探索，中國已經找到并建立了一種新型的市場經濟模式，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模式，該模式吸收和集中了傳統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的優點，又形成了克服傳統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缺陷的新要素，因而是具有顯著優勢的市場經濟模式。實踐證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比西方國家流行的“大市場，小政府”市場經濟模式更符合中國國情，更符合時代發展的潮流。在新的歷史時期，我們要以創新的精神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在實踐中不斷健全和完善該體制，著力點要放在兩個基本點上，一是加強國有經濟的主導地位;二是堅持政府主導型經濟發展模式。

　　現在有一種觀點認為政府主導型經濟發展模式的潛力已經釋放完畢，中國必須尋找新的經濟增長模式。該觀點強調政府主導型經濟發展模式雖然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是也帶來了一系列問題，如房地產泡沫、交通擁擠、環境污染、經濟增長嚴重依賴信貸和投資等，因此，中國必須加大改革力度，改革的目標是讓消費不斷提高，靠消費來推動增長，而不是靠投資推動增長，要讓市場力量而非行政力量發揮更大作用。筆者認為，這些觀點對我國經濟生活中存在的問題的判斷膚淺而主觀，以偏概全，主張用消費拉動模式取代投資推動模式，讓私人資本和市場力量主導經濟運行的觀點更是赤裸裸地鼓吹新自由主義。主張在我國建立“大市場，小政府”市場經濟模式嚴重脫離我國仍處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這個最大現實，既違背時代潮流，也不符合中國國情，應當引起高度警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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