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圍繞著“2013鳳凰財經峰會”圓桌論壇二“土地改革待破局”中香港大學經濟系許成鋼教授的發言而展開，逐一地反駁了許成鋼教授關于我國土地必須私有化的觀點及其理論邏輯，并以此為基礎闡述了我國土地制度安排所遵循的基本依據。本文的結論是，我國的土地決不能實行私有化，土地集體所有制必須長期地予以堅持。

　　關鍵詞：集體所有制;私有制;市場經濟;制度溢出功能

　　2013年12月26-27日，“2013鳳凰財經峰會”在京舉行。本屆財經峰會繼續秉承“思想解放市場”的旨歸，以“重塑市場力量”為主題，關注后十八屆三中全會時代中國市場化改革方向[①]。

　　筆者以“2013鳳凰財經峰會”圓桌論壇二“土地改革待破局”為例，來探討和駁斥市場派學者們的理論邏輯以及在這一理論邏輯下提出的對我國土地改革的政策建議，特別是土地私有化的觀點和邏輯[②]。本文圍繞著香港大學經濟系許成鋼教授在圓桌論壇二上的發言而展開，逐一反駁了許教授關于我國土地私有化的觀點和邏輯，并以此為基礎闡述了我國土地制度安排所遵循的基本依據。

　　一、市場經濟及其經濟學理論

　　自1776年亞當·斯密的《國富論》出版以來，自由市場經濟思想就一直占據著西方意識形態的主流地位，其在經濟思想的形成、經濟學理論的研究、經濟問題的政策實踐方面都居于主導地位。此間，雖然20世紀30年代的經濟“大蕭條”導致了凱恩斯主義的國家干預主義的興起，但凱恩斯主義未曾動搖自由市場經濟思想的根基，因為，無論如何凱恩斯主義的立論基礎仍然是市場經濟本身。所以，20世紀70年代以來，凱恩斯主義的國家干預主義被新自由主義的經濟思潮及其政策實踐所取代是歷史的必然。

　　無疑，市場在現代經濟中已經取代了強制力、傳統慣例以及權利等配置資源的方式，而成為主導性的資源配置方式。作為現代西方主流經濟學的開山鼻祖，亞當·斯密首先以“看不見得的手”的原理抽象出市場的這一“靈魂”。那么，主流的自由市場經濟思想是如何理解市場對資源的配置呢?或者說，主流西方自由市場經濟思想到底什么為旨歸呢?首先，人類面臨的基本問題是經濟中的資源永遠也不能滿足不斷擴大的人類需求，換言之，面對著人類無限的需求而言，經濟中的資源永遠都是稀缺的;其次，解決稀缺性的最佳方式是市場中理性經濟人以最優化為前提，利用價格或是市場信號作為理性的經濟行為，從而達到對資源的最優配置;第三，運行良好的市場的存在是其有效配置稀缺資源的前提，而政府的作用則在于保持立場的良好運行，方式是建立一整套的制度框架以保障市場的有序性和可預見性，其中，產權制度是這一制度框架，從而是市場經濟的核心，即明晰的財產權是市場經濟最基本的制度前提。

　　200多年來，特別是進入20世紀以來，這一理論邏輯及其政策建議不僅指導了發達國家經濟發展的實踐，而且也促使一些發展中國家走上了市場經濟道路，特別地，蘇聯解體東歐劇變后，原社會主義國家的計劃經濟體都向市場經濟轉型。一時間，自由市場經濟思想成為橫亙古今、貫穿東西的具有普適性的宇宙真理。在這樣的背景下，一些學者以這一理論邏輯為出發點，來探討我國經濟社會發展過程中方方面面的問題，他們認為當前我國在工業、城市化、在轉型時期所出現和面臨的一切問題，都是市場化改革不徹底的結果，換言之，只要建立產權明晰的市場經濟，則中國所面臨的一切問題都能很好的解決。

　　二、駁土地私有制是市場經濟和政治制度發展的基礎　

　　香港大學經濟系許成鋼教授認為，“土地的私有制是市場經濟發展的基礎，也是整個政治制度發展的基礎。沒有這個基礎，經濟是沒有可能持續發展的”。所有的發達經濟體都一個共同的基礎就是土地的私有制。目前在全世界180多個國家里，一共只有不到七個國家不承認土地的私有制”。

　　如果土地不進行私有化，或保持土地的集體所有制，那么就沒有市場經濟和政治制度發展的基礎?顯然，這既不符合理論邏輯，又嚴重的與我國的經濟轉型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建立和不斷完善的經驗事實嚴重相悖。從經驗上看，一方面，原計劃經濟體的市場轉型沒有一個能夠比我國的從計劃向市場的轉型更為成功;另一方面，從近二三十年的經濟表現看，也找不到任何一個發達國家的表現像我國一樣好。而這都是被世人所公認的，更為重要的是，這些國家(無論是發展中還是發達國家)都是土地的私有化，相反，我國卻是土地的集體所有或國有。此外，土地是否私有也不是我國經濟能否可持續健康發展的基本前提。從目前我國經濟的基本面來看，通過進一步地深化改革和擴大開放，進而進一步地釋放改革開放的紅利，在可預見的未來我國能夠保持經濟社會的可持續健康發展。

　　更進一步地，許教授認為土地制度是整個政治制度發展基礎。筆者在此反問許教授，土地制度是什么樣的政治制度發展的基礎?馬克思主義告訴我們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土地的國有和集體所有作為生產資料所有制關系的核心內容之一是我國現行政治制度的重要基礎之一。如果按照許教授的邏輯，土地的私有化必將帶來政治制度的變革，而方向必然是被視為具有普適性的普選制、代議制、多黨輪流執政的所謂的民主政治。當然，許教授的立論前提是西方的政治制度優于我國的政治制度，而且是人類最美好的且是終極的政治制度，就像弗蘭西斯·福山在《歷史的終結》中所理解的那樣。對此，筆者實在難以認同，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中國的整套政治制度是中國人民的歷史性選擇，是適合中國經濟社會發展政治制度基礎，是優于西方的所謂民主制的。中國特色整個政治制度是“中國模式”的重要內涵之一。“不走封閉僵化的老路，不走改旗易幟的邪路”是我們遵循的基本前提。

　　很顯然，許教授的結論是不準確的。他的論據不足以支撐他的關于土地私有化的觀點。另外，在理論邏輯方面，到目前為止，整個西方主流經濟學的一整套理論范式本身也應該被反思，因為，這一整套理論與其所指導實踐形成了巨大的反差。一方面，明晰產權下的市場所帶來資源配置效率只有在極其嚴格的數學假定下才能存在，但現實中的市場都是不完美的;另一方面，資源配置的效率問題是否應該成為經濟學研究或市場經濟追求的終極目標，或者說，是否存在其它的目標是人類所終極追求的且應作為評判效率的標準。這是因為，盡管資源配置的是否有效對經濟社會的發展來說是極其重要的，但無論如何它也僅是人類經濟社會發展的一個部分。所以，僅從私有產權的確立、市場經濟本身來談論經濟社會發展的全部，必然是以點帶面且不符合邏輯。當然，在全世界180多個國家里，沒有足夠的理由認為我國必然的要向其它173國家一樣，實行土地的私有制。

　　三、駁集體所有制必然帶來效率損失

　　許成鋼教授指出，國有土地制度，帶來了嚴重的整個市場的基本扭曲。“當我們用集體所有制，國家所有制這些詞時，這里面完全沒有個人的權利在里面。當法律上沒有規定個人權利的時候，硬性規定農用土地一律都為集體所有，但是就連集體都沒有權利把它的土地的使用轉換從農用變成非農用”。

　　許教授的邏輯仍然是主流經濟學的強制性效率觀，即沒有明晰的私有產權，任何資源的配置都是無效率的，而資源配置的效率則代表了市場的全部，甚至是經濟社會發展的全部。

　　當前，農地集體所有制所體現出的制度溢出功能恰恰就是集體所有必須堅持的一個關鍵點。農地集體所有制使農地發揮的“蓄水池”作用和緩沖器的功能，極大地降低了我國城市化、工業化以及向市場經濟轉型的成本。[③][④]試想，農民由于經濟危機而失業，那么農地對農民仍然發揮著基本生產資料和社會保障的職能，這一點在2008年危機中得到了很好的體現。另外，在快速的工業化、城市化以及大規模的轉型進程中，我國沒有像拉美國家或其它一些發展中國家那樣，出現嚴重的貧民窟現象。這也不能不說是農地集體所有制所發揮的重要制度性保障。所以，盡管農地集體所有并沒有賦予農民完全的財產權，如許教授所說的從農用變成非農用的權利，但恰恰相反，農地集體所有的一個重要的職能就是限制農地從農用轉為非農用。這是堅守18億畝耕地紅線，進而保障我國糧食安全的制度基礎。

　　所以，在擴大化的意義上，盡管農地集體所有造成了某種程度上以主流經濟學為邏輯的效率損失，但它產生了重要的制度溢出效應和保障功能。農地的集體所有在限制農民對農地的某些權利的同時，卻以其它的方式補償和保護了農民，特別是對整個國家和社會而言，這一補償產生的正溢出效應是遠大于其效率損失的。換言之，如果我們改變效率衡量的標準，那么集體所有制的效率要遠大于私有化的效率。當然，筆者并不否認農地的集體所有制所存在的一些缺陷，但在現有的制度基礎上廓清相關利益主體圍繞著農地的權責利，或者說，在現有制度的基礎上進行適當的制度創新，完全可以解決集體所有制所產生的問題。2013年12月23日至24日，中央農村工作會議明確提出堅持農地的集體所有和農村集體經濟組織中農戶家庭的承包經營權，體現了黨和國家對農地集體制所有制對于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全局性意義的肯定。

　　四、駁政府和市場關系之政府的區域規劃　

　　在談及政府與土地市場的關系時，許成鋼教授表示，“現代化過程中，政府需要干預土地市場，但關鍵是政府如何干預。政府干預不是把所有權拿走，政府干預的手段是區域規劃。在硅谷和波士頓地區，政府的干預都是區域規劃，即用區域規劃的方式來保證簡括發展。今天我們中國人民最關心的就是我們如何能夠繼續向前發展，如何能夠持續的發展，能夠創新的發展。我們去看一看那些制度是什么樣子的，政府的干預是在保護市場經濟，用區域規劃的方式保護市場經濟，保護環境” 。

　　許教授將政府對土地市場的干預視為區域規劃，難道這應是政府對土地市場干預的全部嗎?顯然，即使在美國，政府對土地市場的干預也不會完全拘泥于區域規劃，更何況，我國和美國的情況不同，甚至是完全不同，因此，我國政府對土地市場的干預不可能僅僅就是區域規劃。再者，政府的區域規劃并不必然的就是保護市場經濟、保護環境，它們之間沒有必然的聯系。

　　美國的硅谷和波士頓地區站在了現代化的最前沿，這是舉世公認的。難道這僅僅就是區域規劃的結果嗎?當然不是。進一步地說，難道作為世界上最大的、最具創新力的，擁有世界上最強基礎和應用科研能力的經濟體美國所取得成就，僅僅就是政府對土地區域規劃的結果嗎?當然也不是。區域規劃只能是眾多因素之一，它既不是硅谷和波士頓地區發展的充分條件，也不是必要條件。

　　政府和市場之間的關系一直存在著爭論。主流經濟學認為政府的作用主要在于提供一套保護市場經濟運行的制度框架，特別是明晰的產權制度，使經濟行為在市場中更具可預見性，從而保障市場的有效運行和資源的有效配置。這一邏輯在某種程度上已經上升為先驗邏輯，它在實踐中具體化為“大市場，小政府”。然而，市場應該大到什么程度，而政府應該小到什么程度，它們之間的邊界在哪里?主流經濟學沒有告訴我們太多，只是說政府做的越少越好。情況真的如此嗎?美國是自由市場經濟的典范，這也是舉世公認的，但自20世紀70年代以來，美國經濟似乎沒能驗證自由市場效能的一切，取而代之的是美國經濟一直在羈絆中前行，而且成為2008年全球經濟危機的策源地。更為重要的是，美國似乎已經成為全球經濟風險不斷膨脹的策源中心。而這一切就是在新自由主義經濟思潮及其政策實踐取代凱恩斯主義的情況下發生的。

　　政府和市場的關系是需要理清的。經驗告訴我們，偏執于兩者任何一方都是不合意的。換句話說，只有政府和市場二者很好的耦合在一起，才能促進經濟社會的可持續發展。黨的十八界三中全會指出，建設統一開放、競爭有序的市場體系，是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的基礎。緊緊圍繞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深化經濟體制改革。經濟體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點，核心問題是處理好政府和市場的關系，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和更好發揮政府作用[⑤]。筆者認為，政府職能的發揮不應僅限于上述主流經濟的邏輯，因為，無論是市場，還是資源配置本身都不是經濟社會發展的全部。必須跳出這一強制性邏輯，發揮政府的“看見的手”和市場的“看不見的手”的雙重職能。這才是市場配置資源的決定作用和更好的發揮政府職能的要義所在。

　　五、駁現代化的基本規律之一是土地私有化

　　許成鋼教授指出，全世界現代化有基本的規律可循，其中重要的一條就是土地私有化。早在洛克、斯密的時代就已經講的非常清楚了。“過去蘇聯搞農業集體化，大批的人餓死，農業大規模下降；中國農業集體化后果也一樣。這里面最重要的是，全世界農業最發達的國家有哪一個是大規模農業集體化的”。

　　不可否認，大規模的農業集體化我們曾經實行過，但我們也充分地意識到了大規模農業集體化的弊端，這也就是為什么在20世紀80年代，黨和國家以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制度形式將農業的自主經營權再次賦予農戶家庭。而現在，中央農村工作會議明確提出，堅持家庭經營基礎性地位的目的之一仍然是要維持農民的自主經營權。不知道許教授提到大規模農業集體化想意欲何為?畢竟，這已經是過去幾十年的事情了。

　　在許教授看來，土地的私有化是世界上任何一個國家現代化的充分必要條件。按照許教授的邏輯，如果我國不實行土地的私有化，那么我國就不可能實現現代化。對于這個問題，筆者現在不予置評，土地集體所有制的下中國通向現代化之路將給予很好的回答。在這里，值得一提的是，中國的現代化及其道路并不必然的完全就是西方發達國家的現代化及其道路，而是具有中國特色的符合中國基本國情和現實的現代化及通向現代化之路。

　　六、結論和啟示

　　東西方文明的分叉早在秦朝時期，甚至在更早的春秋戰國時期就已經開始了。中華民族和中國人民有著自己的基于中國歷史、中國傳統文化的對市場，對政府和市場的關系，對中國的經濟社會發展，對世界的發展變化的認識。我們有著自身的認識方式和行為邏輯，即使現代經濟學理論對西方世界的崛起和走向現代化作出了巨大的歷史貢獻，但這一理論并不具有普適性或絕對的真理性。這是由真理的有限性和有條件性決定了的。如果不明確這樣一點，就會在方法論層面上犯錯誤，而如果在方法論層面上犯錯誤，那么以此為指導的任何具體分析都會出現偏頗，或是沿著錯誤的路線走下去。

　　市場是配置資源的一種方式，是解放和發展生產力，促進生產關系變革的途徑，但市場是具體的歷史的，它有其固有的局限性。我們必須辯證的看待市場及其理論抽象，即自由市場經濟學的作用。如果將自由市場經濟學看做是金科玉律，將其本本化、教條化則勢必會出現問題。無論如何自由市場經濟學是人從經濟生活中抽象出來的，它不應該成為人之外的人的異己力量并控制人的本身。所以，我們對待市場經濟、自由市場經濟思想及其理論抽象，要做到自在、自為。

　　中國的土地問題、“三農”問題，甚至是更為廣泛的經濟社會發展問題的解決途徑，必須從它們自身的內在邏輯中去尋找。任何一種理論范式只能用來加深我們對這些問題的認識和認知，但它們都不應被視為一種強制性邏輯去匡正一切問題。如果許教授不同意筆者的觀點，請許教授到深入到中國的農村中去。只有這樣，許教授才能更深入地理解中國土地問題的癥結所在，而不是在象牙塔中運用某一種抽象邏輯去強制性理解中國的土地制度問題。對于中國而言，相比農地的私有化，甚至是農地的國有化，現有的農地集體所有制是最優的制度安排，必須予以長期堅持。

　　作者：楊成林 學位：經濟學博士 研究方向：政治經濟學

　　單位：華中科技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

　　注釋：

　　[①] http://finance.ifeng.com/news/special/2013summit/.

　　[②] http://finance.ifeng.com/a/20131227/11354666_0.shtml

　　[③]楊成林、何自力：《土地職能和土地產權制度選擇——中國土地產權私有化有效性質疑》，載《經濟理論與經濟管理》2011年第11期。

　　[④]賀雪峰：《關于“中國式小農經濟”的幾點認識》，載《南京農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3年第6期.

　　[⑤] 《中國共產黨十八屆三中全會公報發布》，http://news.xinhuanet.com/house/tj/2013-11-14/c_118121513.htm.

× 烏有之鄉 WYZXWK.COM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網刊微信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