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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方自由主義從一開始就以“普世”的面貌出現，“天賦人權”是其原初形態。雖然“人生而自由平等”的人權觀曾以前所未有的震撼力呼嘯而來，推動了近代以來資產階級革命的浪潮，但是，由于其無法跨越理想與現實的鴻溝，事實上的雙重標準，以及由此而折射出其人權理念本身的悖謬，在此后跌宕起伏的歷史潮流沖刷中不斷顯露其階級本性，而最終導致了這一“普世人權”理念的幻滅。

　　一

　　“普世人權”觀的一大心病是喊了幾百年，卻始終無法兌現。盡管西方自由主義的主流已經將其中的“平等”退縮到了“機會平等”上，然而從現實方面看，即便是“機會平等”，在當今最為成熟的資本主義國家也仍然談不上，人的自由全面發展則更是無從談起。美國前總統尼克松承認：“付得起千百萬元的法律費用的人在法庭中有的機會比付不起這么多錢的人在法庭中有的機會好。在布朗克斯南區的貧民窟出生的孩子擁有的機會比不上在斯卡斯代爾別墅里出生的孩子擁有的機會”。(尼克松：《角斗場上》，新華出版社1990年版，第344頁)雖然西方自由主義今天仍然高調把“普世人權”作為“一手好牌”來打，但是普遍的疑惑已經形成：如果永遠只能停留在應然狀態而不能成為現實，那么這種“應然”本身就不需要檢討嗎?它真的如同其鼓吹者所描述的那么美好和強大嗎?

　　從根本價值理念上看，“普世人權”觀最為尖銳的內在沖突在于自由和平等的價值關系上。說到底，用自由壓制甚至否定了平等，是“普世人權”觀的要害。盡管西方自由主義曾連篇累牘地試圖協調自由原則和平等觀念，試圖證明唯有自由主義才具有真正的世界主義胸懷、才能真正地平等對待他人和異族、異教，然而由于作為其首要價值的“自由”，是夸大個體的先天差異并使之在社會中得到充分認可，從而把市場經濟下的社會差別歸結為人的自然差別，因而蘊含著承認人的“等級差別”的傾向。

　　一些自詡為徹底自由主義者的人曾公開提醒人們：“發人深省的是，在‘生命、自由和財產’這一美國古老的格言中，并未提到平等這兩個字。這是因為：生命是不平等的，自由與平等是兩個相互沖突的目標：而財產權與平等這兩者之間又沒有什么關系”。(羅伯特·J·林格：《重建美國人的夢想》，上海譯文出版社1983年版，第91頁)不僅如此，在古典自由主義鼻祖洛克那里，財產權還公然和奴役權相聯系著。他寫道，我的馬吃的青草，我的仆人鍘的干草，我挖的礦成為我的財產而不必有任何人的同意。這種在論證自己私有財產合理性的同時卻剝奪了一部分人(仆人等)對于自己勞動產品的占有權的矛盾，之所以沒使洛克感到為難，原因在于他所崇尚的“自由”同平等確實是相悖的。這就使得同樣崇尚自由主義的伯特蘭·羅素也不得不承認這是“洛克及其信奉者的重大政治缺點”。(羅素：《西方哲學史》<下>，商務印書館1976年版，第179頁)約翰·杜威坦率地承認：“民主可悲的崩潰就由于這一事實：把自由和在經濟領域內，在資本主義財政制度之下最高程度的無限制的個人主義活動等同起來了，這一點注定了不僅使平等不能實現，而且也使得一切人們的自由不能實現。”(杜威：《人的問題》，上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93頁)

　　杜威所承認的這個事實，揭示了自由主義的一個最深刻的矛盾：作為自由主義立足點的個人主義，必定以個人自由侵犯他人自由，其結果是絕大多數人在自由面前喪失了平等。自由主義原來聲稱要解放個人的潛力，給每一個人以新的機會和力量，結果卻幾乎把個人的自由和獲得經濟成功的能力完全等同起來，因而只給少數幸運者提供了機會和自由;自由主義原來聲稱每個人的自由是天生的、因而是不可剝奪的，結果卻由于把自由和私有財產權加以等同，從而導致少數人的自由必定侵犯和剝奪大多數人的自由;自由主義原來聲稱“生命、自由、財產以及幸福的追求”為不可讓渡的權利，目的在否定任何不加限制的公共權力，然而事實上“關于自由的權利，不論怎樣作詳細規定，都往往會威脅到財產權;反過來，后者也往往會威脅到前者。而這兩者之中，有時是有一種、有時是兩種全都和追求幸福的權利相沖突”，結果只能是，“不論兩種權利之間發生沖突時采取什么方式解決，其中有一種權利必須是可以讓渡的。要不然的話，不可讓渡的權利就必須是無限制的權利。”(胡克：《自由的矛盾情況》，上海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14頁)這種矛盾使得“普世人權”在實踐中必然各取所需、多重標準。

　　馬克思主義對西方自由主義作了釜底抽薪式的透徹批判，指明“普世人權”的人決非所謂一般的人類個體，而是十分具體的資本主義歷史條件下、體現了資本主義經濟關系的“社會人”。因此，人權不是天賦的，而是歷史地形成的，人權的訴求體現的不是“普世權利”，而是歷史的權利，把自由作為排他性首要價值的不是人的需要，而是資本作為世界性統治力量的需要。雖然“普世人權”起著掩蓋現代國家資產階級性質的作用，但是這種“抽象的普遍性”恰恰成為了資產階級統治的特征。因此，按照“普世人權”所建立的國家，就絕不是人人自由平等的新世界，而是“現代的奴隸制”。馬克思主義關于人權和現代資產階級國家的關系，至今仍是顛撲不破的真理。

　　二

　　“普世人權”的力量就在于它初始作為一種理想的力量曾點燃了人們行動的激情，然而真正使人們產生熱情的并不是那種抽象的“自由至上”，而是消除壓迫、剝削并最終消滅階級這些具體的平等要求。領導革命的資產階級和人民大眾的這種實質上的分歧，使得革命的預期和實際結果存在巨大的反差，也使得“普世人權”在歷史實踐活動中越來越暴露其作為階級權利的本性。行動的結果并沒有如愿產生自由平等的社會現實，相反，卻出現了階級矛盾空前尖銳的資產階級社會。“普世人權”下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兩極分化及階級對抗，使得西方自由主義面臨空前的理論危機。

　　否定革命、崇尚改良是西方自由主義進行自保的一次歷史轉型，保守的自由主義由以成為其思想主流。它把理想和現實的巨大反差歸結為革命的罪過，歸結為革命所激發的群眾狂熱、所產生的“民主暴政”及其破壞性，以不能“一蹴而就”的去革命化迫使人們屈從現實，以利己主義個人本位去階級斗爭化、把社會矛盾歸結為個人自由和公權力的抗爭。這樣，原來還包容了革命原則的“普世人權”，就完全蛻變為了粉飾現實的辯護工具。于是，“憲政民主”成為政治楷模，自由放任的市場經濟成為最優經濟秩序，追求自利最大化成為自由的核心價值。西方自由主義自以為只要澆滅了革命的激情和反抗意志，就可以通過繼續兜售其“普世人權”維護自身的既得利益，但是，階級斗爭的歷史作用、革命的功過是非，不是可以隨意評說的玩偶，而是經由實踐檢驗的歷史事實。

　　歷史證明，“普世人權”只有同一定的階級、民族解放相聯系，才能發揮其合理的歷史作用;而當它一旦同革命、階級斗爭、民族運動切斷了聯系，就不僅成為空洞偽善的口號，更是成為了霸權主義維護自身利益的得力工具。

　　三

　　西方自由主義“普世”理念在中國的破產，是中國近代以來歷史發展的客觀邏輯，就是說，資本主義解決不了中國近代以來歷史的主題，即民族獨立、人民解放，國家富強、人民富裕。走資本主義道路，中國不是沒想過、也不是沒做過。跟著資本主義走，只能是國家一天比一天更糟，人民一天比一天更苦。民族在世界上不能受到平等、公正的對待，人民在生活中不能擺脫屈辱貧困的命運。鴉片戰爭的炮聲，不但沒能讓中國得到轉機，反而陷入了更深的苦難，真是“長夜難明赤縣天”。西方自由主義的“普世人權”之光，為什么就老照不進神州大地?既然如此，這算哪門子的“普世價值”?毛澤東對此有過這樣經典的描述：“那時，求進步的中國人，只要是西方的新道理，什么書也看。向日本、英國、美國、法國、德國派遣留學生之多，達到了驚人的程度。國內廢科舉，興學校，好像雨后春筍，努力學習西方。”“帝國主義的侵略打破了中國人學西方的迷夢。很奇怪，為什么先生老是侵略學生呢?中國人向西方學得很不少，但是行不通，理想總是不能實現。多次奮斗，包括辛亥革命那樣全國規模的運動，都失敗了。國家的情況一天一天壞，環境迫使人們活不下去。懷疑產生了，增長了，發展了。”“就是這樣，西方資產階級的文明，資產階級的民主主義，資產階級共和國的方案，在中國人民的心目中，一齊破了產。”(《毛澤東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69、1470、1471頁)

　　西方自由主義“普世”理念在中國的破產，首先是唯心主義歷史觀的破產。這種歷史觀的要害是把資本主義文明永恒化，以為其是人類“歷史的終結”。因此，它無視資本主義進行全球擴張，尤其是發展到帝國主義，在全球瓜分殖民地是資本主義文明衰落、社會主義新型文明興起的征兆;它極力美化鴉片戰爭以來列強對中國的侵略，力圖把中國納入資本主義發展的版圖。近代以來中華民族的深重災難、屈辱命運和艱難抗爭，無不和以鴉片戰爭為起始的西方列強的入侵緊密聯系。如何看待這種入侵，成為全部道路之爭的焦點。在唯心史觀看來，入侵盡管也伴隨著血腥和壓迫，但其帶來了現代文明則是歷史的進步，因而“西化”是唯一的出路，反抗侵略、搞革命和社會主義則背離了人類文明發展大道;而在馬克思主義看來，這種入侵雖然依靠了現代文明，卻不能使被侵略國享受現代文明成果，因而不僅本質上是野蠻的，而且預示了資本主義文明的衰落和社會主義文明的興起。馬克思在談到英國對印度入侵的后果時指出：“印度人失掉了他們的舊世界而沒有獲得一個新世界，這就使他們現在所遭受的災難具有一種特殊的悲慘色彩，使不列顛統治下的印度斯坦同它的一切古老傳統，同它過去的全部歷史，斷絕了聯系。”(《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62頁)處在沒落階段的資本主義，不僅自己逐步偏離了人類文明發展的主流，而且裹挾著依附于它的國家走邪路。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不僅在政治、經濟上是帝國主義宗主國的附庸，而且在文化上處在“無根”狀態，既喪失了自己的文化傳統，又無力建立新的文化根基，因而只能如殖民主義所愿，奴性文化成為國民的普遍人格。

　　西方自由主義“普世”理念的悖謬在于，它一方面很順利地轉化成了殖民主義奴役他人的特權，而另一方面卻又無法成為被壓迫民族反抗侵略的武器，由此而不斷暴露出其所謂的“普世性”確實就是資本主義性。毛澤東曾敘述過中國人利用“普世人權”反抗侵略而未果的經歷，他指出：“不得已，中國人被迫從帝國主義的老家即西方資產階級革命時代的武器庫中學來了進化論、天賦人權論和資產階級共和國等項思想武器和政治方案，組織過政黨，舉行過革命，以為可以外御列強，內建民國。但是這些東西也和封建主義的思想武器一樣，軟弱得很，又是抵不住，敗下陣來，宣告破產了。”(《毛澤東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514頁)這一歷史實踐證明，以個人主義為核心的“普世人權”，是維護居優勢地位的個體、也就是少數人特權的工具，而不是人民大眾爭取解放的武器。

　　為什么自由主義在中國行不通?從歷史觀上說，西方自由主義的顛倒性就在于：盡管它打著“普世”的旗號，然而它并非真正立足于人民大眾，而是把個人游離于階級、民族之外，因而最終是替現實中的少數人說話，成為他們統治多數人的工具。它所謂的“普世人權”，其實是一定歷史條件下的資產階級訴求，因而始終存在著階級性和人民性的內在沖突;它所謂“啟蒙”，著眼于個人的理性和良知的覺醒，可是如果沒有階級的覺醒、民族的覺醒，大多數民眾又如何覺醒?誰都知道“喚醒民眾”的重要，馬克思主義之所以使得中國革命的面貌煥然一新，就因為它發現了人類歷史發展的客觀規律，發現創造歷史的活動主體不是抽象的人，而是由革命階級引領的勞動群眾，因而在每一時代，人民都是十分具體的歷史范疇。在現代無產階級產生以前，革命領導階級和勞動群眾并不統一，而革命領導階級一旦上升為統治階級，就實際上不屬于人民的范疇了。這種內在矛盾使得歷史上的統治階級都喜歡模糊階級界限，使用抽象的人類或人性話語。只有馬克思主義不僅發現了群眾劃分為階級、人民由革命階級及其政黨領導這一歷史事實，而且只有無產階級及其政黨進行的歷史活動，才能最終終結歷史主體的這種內在分裂，并推動歷史進入無階級的共產主義社會。只有在以消滅階級為追求的歷史實踐中，個人自由和個性覺醒才不會成為少數人進行統治的工具。

　　四

　　西方自由主義“普世”理念的破產歷史，使我們能夠清醒地看到，西方自由主義的普世性話語，從來就不是空談人類的所謂共性，而是其掌控意識形態話語權的方式。因此，面對西方自由主義在今天通過宣揚“普世價值”進行的滲透，我們要認清其本質。

　　觀察、分析形勢、現實格局及變化趨勢，思考和應對重大實踐和理論問題，解釋和闡發世界及其歷史發展的整體面貌，必須運用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方法去提出問題和回答問題，納入馬克思主義的話語體系和分析框架，而不是相反，用西方自由主義的話語方式去提出問題和思考問題，把人們引入邪路。比如無產階級政黨及其執政的合法性問題，馬克思主義與西方自由主義就有著完全不同的說法。從表面上看，現代國家都標榜自己在執行民意、代表著大多數人，即體現民主。然而，怎樣才叫作代表大多數呢?在西方自由主義看來，國家的基礎是個人，因而獲得多數個人的選票就獲得了民意，代表了大多數;而在馬克思主義看來，國家的基礎是階級，個人在自發狀態下必然依附于具有階級意識的統治階級，因而無論有無普選制、選票多少，國家必定執行統治階級的意志，社會主義前的國家都是少數人統治多數人的工具。

　　這就是說，人民群眾要真正成為歷史主體、自己解放自己，只是在現代無產階級出現后才成為可能。這不但是因為這個時候才具備了實現解放的客觀歷史條件，而且只有現代無產階級才具備了認識本階級地位和解放條件的歷史主體條件。但是無產階級也并非天生就能做到這點，它在馬克思主義的指導下，才獲得了本階級的階級意識，由自在階級上升為自為階級。恩格斯在談到馬克思的偉大功績時指出：“正是他第一次使現代無產階級意識到自身的地位和需要，意識到自身解放的條件。”(《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77頁)鄧小平在談到必須堅持毛澤東思想的指導地位時重申了恩格斯的觀點，強調：“毛澤東同志的事業和思想，都不只是他個人的事業和思想，同時是他的戰友、是黨、是人民的事業和思想，是半個多世紀中國人民革命斗爭經驗的結晶。這正如馬克思的情況一樣。恩格斯在評價馬克思的時候說，現代無產階級只是依賴馬克思才第一次意識到本身的地位和要求，意識到本身的解放條件。”(《鄧小平文選》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72—173頁)

　　這一自我意識集中表現在對于資產階級普選制的破解上。資產階級普選制并不是真正的人民民主，更不是人類理智的極限和歷史的終點，而是資產階級統治的完備形式，是適應資產階級經濟發展要求的政治形式，本質上仍然是階級對立社會作為剝削階級統治工具的國家制度。但是，它表現出來的卻是不依賴于任何階級的獨立和普遍性外觀，“正是國家制度、法的體系、各個不同領域的意識形態觀念的獨立歷史這種外觀，首先迷惑了大多數人。……而自從出現了關于資本主義生產永恒不變和絕對完善的資產階級幻想以后，甚至重農主義者和亞當·斯密克服重商主義者，也被看作純粹的思想勝利;不是被看作改變了的經濟事實在思想上的反映，而是被看作對始終普遍存在的實際條件最終達到的真正理解。”(《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27頁)

　　因此，工人階級的根本利益，就不是跟隨資產階級后面空喊“自由、平等、博愛”，而是提出與資本自由擴張根本不同的階級要求，形成本階級的核心價值觀，這就是“消滅階級”。“消滅階級是我們的基本要求，不消滅階級，消滅階級統治在經濟上就是不可思議的事。我提議不用‘為了所有人的平等權利’代之以‘為了所有人的平等權利和平等義務’等等。平等義務，對我們來說，是對資產階級民主的平等權利的一個特別重要的補充，而且使平等權利失去道地資產階級的含義。”(《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09頁)馬克思主義的不可替代的作用，就在于用科學的理論武裝工人階級，使之把“消滅階級”的獨特要求，變成本階級的自覺行動。就此而言，馬克思主義本質上是工人階級的世界觀和階級意識。只有堅持馬克思主義的指導，工人階級才能認識和履行自己的歷史使命。

　　由此不難看出，當今天有人不厭其煩地要中國共產黨由階級政黨“轉型”為選民黨、要“善于利用選票”加強自己執政的合法性時，是一種多么嚴重的誤導。正是因為共產黨執政是工人階級和人民的委托，所以其自身的建設就不僅是政黨自身的自律行為，而且還是工人階級和人民群眾主體地位的維護過程，是人民不斷地學習當家作主的過程，因而是自律和他律相統一的一種歷史使命，不能用所謂的他律高于自律，制造黨和人民的對立，并以此否定黨的領導;正是因為共產黨執政是履行工人階級的使命，所以建設社會主義、超越資本主義并最終實現共產主義就是其堅定不移的目標，不是維護現狀而是建設一個新世界，決定了共產黨不能以爭取勝選、獲得執政機會，而要以引領歷史前進作為自己的根本任務，這就必須要以先進理論武裝、以先進性和純潔性為要求建設黨。相反，如果以選票為中心，就要遷就選民的情緒，迎合不斷膨脹的欲望，放棄引領群眾提高其覺悟的責任;以選票為中心，就只能代表現實中的某些利益群體，而不可能從大多數人的長遠利益出發整合全社會的利益，多黨制將在所難免;以選票為中心，就要學會八面玲瓏、隨波逐流、實用主義，丟棄一元化的指導思想和鮮明的理論旗幟，其結果黨必然蛻變為少數政客的樂園。

　　歷史經驗證明，堅持馬克思主義在意識形態領域的話語權，就是要堅持黨的指導思想的一元化。只要搞指導思想的多元化，即便原來是工人階級政黨(如社會民主黨)，也會蛻變為資產階級政黨。原因在于，指導思想上搞多元化，看似各種思想平起平坐、一律平等，但在資本主義占優(包括今天的“西強東弱”)的形勢下，實際上就是取消了對于占統治地位的思想體系的獨立存在，也就談不上對其進行抵制和超越，而必然成為資產階級思想的俘虜。這就是說，在今天堅持馬克思主義的話語權，思想“獨立”高于思想“包容”。思想獨立，才能擁有思想陣地，才能獲得認同、凝聚共識，才有可能去“包容”。

　　(作者：中國社會科學院馬克思主義研究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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