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2.25.
如果沒有文革,特別是沒有“反思文革”,我絕對會跟絕大多數人一樣,想都不想就接受文人官僚體制——“世亂用武,世治宜文”、“馬上得天下,馬上不能治天下”、“文武之道,一張一弛”……治國不靠文人難道靠武將?那還不得“軍閥混戰、天下大亂”?要制衡槍桿子就必須靠筆桿子,要防止“軍閥割據”就必須用文人,這似乎是不言而喻的道理。
但把中國幾千年的歷史綜合起來一并納入反思文人官僚體制就覺得不對勁了:單就一個朝代的歷史來看,可以說大亂之后是大治,要避免軍閥混戰就得文官治天下。但如果一個朝代一個朝代連續看問題,那就不免要問:天下為什么總是亂了又亂?為什么“合久必分、分久必何”?為什么總是“亂—治—亂—治……”地沒完沒了?天下大亂,天下是怎么大亂的?——單就一個朝代孤立地看可以說是具體的統治者有問題,是偶然因素、孤立事件,但中國幾千年歷史一貫如此、反復如此,那就不能用偶然性來解釋了,而只能說是必然性,是規律性問題。
根據資中筠的“知識分子對道統的承載與失落——建設新文化任重而道遠”(《炎黃春秋》 2010年09期),中國幾千年來代表“法統”的是皇帝,代表“道統”的是古代之文人、今日之“公知”——“在道統上儒家學說統治了兩千年”、“中國知識分子——略相當于古之‘士’”、“自認為是儒家道統的承續者和維護者”、“繼承了為帝王師的想法,以‘致君堯舜’為己任”、“對孔孟之道的傳承和解釋權在碩學大儒而不在皇帝”、“用道統來影響和規范皇帝”、“道統的承續者和維護者”、“皇帝只代表法統,他做的事情對還是不對,還是有一些大臣,或者飽學鴻儒在制訂道德標準”、“‘家國情懷’,以天下為己任,憂國憂民”、“對‘道’的承載”、“天下興亡,匹夫有責”、“朝廷興亡,匹夫無責”……幾千年來中國朝代換了又換,當權者變了又變,唯一沒變的是文人官僚體制——“法統”變了又變,“道統”始終不變。既然如此,那就只能得出一個結論:造成中國歷史周期性動亂、落后挨打的是這個兩千年一貫制的“道統”,是“道統的承續者和維護者”、“用道統來影響和規范皇帝”的文人官僚體制。
文人官僚體制不是天下大亂的終結,而是新一輪大亂的開始——天下大亂,軍閥混戰,老百姓死傷無數之后好容易獲得安定,卻被文人用“道統”之名納入文人官僚體制,不但坐享其成,而且立即開始把天下搞亂。軍閥割據、軍閥叛亂是顯形動亂、迅速動亂,文人官僚體制是隱性動亂、緩慢動亂。二者其實相互轉換、互為因果。
誰造成中國歷史周期性動亂、無數人口大滅殺?誰造成中國社會長期停滯不前、落后挨打誰造成中國錯過發展資本主義的歷史機遇?……答案只有一個:文人官僚體制。文人官僚體制是中國周期性動亂的罪魁禍首,是中國社會長期停滯不前、落后挨打的罪魁禍首,是中國失去發展資本主義歷史機遇的罪魁禍首。
沒有文革之前幾乎所有人都形成了一種“定勢思維”:既然制衡武力就必須靠文事,那要制約軍閥就必須靠文人官僚,要么軍閥割據,要么文人官僚體制,二者必居其一,沒有其它選擇。這種沒有選擇的“定勢思維”使中國人把社會“亂”“治”反復轉換看成天經地義、無可奈何、無法避免的命運,熟視無睹,麻木不仁,無法把中國幾千年不變的“亂—治—亂—治……”大反復與幾千年不變的文人官僚體制聯系到一起,更無法對幾千年一貫制的文人官僚體制進行徹底反思。而文革的實踐證明出路并非只有“軍閥割據”與“文人官僚體制”這兩條,這就使人們得以從總結歷史的角度全面反思文人官僚體制。
中國人吃夠了文人官僚體制的苦頭。但吃虧不能白吃虧,動亂不能白動亂,落后不能白落后,挨打不能白挨打。亡羊補牢,未為晚也。歷史舊帳必須清算,歷史責任必須追究。如果今后還不對這文人官僚體制徹底反思,那今后再被人說成“劣等民族”就不冤枉了:“人不能被同一塊石頭絆倒兩次”,而中國幾千年來被文人官僚體制絆倒那么多次、社會大動亂人口大滅殺那么多次、社會停滯不前那么久、落后挨打那么多次、幾乎亡國那么多次之后還不能痛定思痛找到根源徹底解決,那不叫劣等叫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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