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十八屆三中全會前的種種“猜測”，到會后對《決議》與《公報》的種種解讀，各界對中國未來改革議程重大問題展開了激烈的爭論。我所堅持的基本原則是解讀“不應是隨心所欲，各取所需，一廂情愿”。三中全會《決定》“60條”中的“堅持和完善基本經濟制度”第(6)條中包含三條重要的新提法和新要求，恰當的解讀方法應能同時合理解釋這三個新提法，并說明三者之間的內在聯系。

　　這三條重要的新提法和新要求分別是：第一，“積極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國有資本、集體資本、非公有資本等交叉持股、相互融合的混合所有制經濟，是基本經濟制度的重要實現形式，······，允許混合所有制經濟實行企業員工持股，形成資本所有者和勞動者利益共同體”；第二，“完善國有資產管理體制，以管資本為主加強國有資產監管，改革國有資本授權經營體制，組建若干國有資本運營公司，支持有條件的國有企業改組為國有資本投資公司”;第三，“劃轉部分國有資本充實社會保障基金。完善國有資本經營預算制度，提高國有資本收益上繳公共財政比例，二０二０年提到百分之三十，更多用于保障和改善民生”。

　　目前，只有米德的“自由社會主義”理論能夠同時解釋這三者及其聯系。詹姆斯·米德，1977年經濟學諾貝爾獎獲得者，凱恩斯的學生，世界各國通行的GDP核算體系的兩個主要創始人之一，他把自己的社會理想稱為“自由社會主義”，包含三個要素：勞資合伙制、倒轉的國有化(Topsy Turvy Natonalization)、社會分紅。

　　一、勞資合伙制：“形成資本所有者和勞動者利益共同體”

　　根據米德的界定，“勞資合伙制”，即“工人和風險資本的提供者作為合伙人聯合管理企業。資本家在企業中擁有資本股，這與資本主義公司中的普通股相對應。勞方合伙人擁有勞動股;這些勞動股與資本股享有相同的股利，但是依附于每個員工合伙人本身，當他或她離開合伙制企業時，股份注銷。如果合伙企業的全部收入都用于企業發展而不分配股利，則發行與股東犧牲的股利相同價值的新的資本股給所有現有的勞動股股東和資本股股東。這些合伙制安排極大的減少了勞資雙方之間的利益沖突，因為任何一個群體通過提高其股利收益而改善自己狀況的決策都會自動提高另一個群體所持股份的股利”(Meade 1993, 85-86)。顯而易見，勞資合伙制是“資本所有者和勞動者利益共同體”的一種實現形式。在“職工持股”問題上，我國的相關法律制定和實踐一直處于探索之中。

　　2000年12月，《中國證監會關于職工持股會及工會能否作為上市公司股東的復函》明確指出：“職工持股會屬于單位內部團體，不再由民政部門登記管理，不能成為公司的股東”，“工會作為上市公司的股東，其身份與工會的設立和活動宗旨不一致，故暫不受理工會作為股東或發起人的公司公開發行股票的申請”。這就導致不論國有企業和私有企業，只要想上市，就必須清退“職工股”的局面。證監會的這一決定在當時特定條件下可以理解，因為它旨在保護社會公眾股東不受所謂“內部人控制”。

　　但我國目前立法有了新的重大發展， 一是新修訂的《企業年金基金管理辦法》已于2011年1月11日由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第58次部務會審議通過，并經中國銀行業監督管理委員會、中國證券監督管理委員會、中國保險監督管理委員會審議通過，自2011年5月1日起施行。二是信托業“兩法一規” 已經頒布，即2001年的《信托法》和2007年中國銀監會頒布的《信托公司管理辦法》和《信托公司集合資金信托計劃管理辦法》。企業年金基金管理辦法和信托業“兩法一規”使我國完全具備了借鑒美國1974年通過企業職工退休年金信托化引入職工持股計劃的法律基礎，因為我國證券法規定股份公司發行上市前股東不能超過200人，而通過信托方式持有股份，可以克服職工持股方式的障礙。

　　值得注意的是，2008年5月29日的工商資料顯示，重慶農商行成立前夕共擁有包括重慶渝富資產經營管理有限公司在內的177家法人股東和84618戶農民股東。而重慶農商行2010年12月16日成功在香港上市時，仍然保留5萬多農民股東，這就在香港突破了在國內A股發行上市的公司，發行前股東人數不得超過200人的規定。

　　在職工持股問題上，特別值得一提的是美國在退休基金方面的成就。在國內，德魯克作為管理學大師，其相關著作廣為人知，但很容易受忽視的是他的《退休金社會主義》一書。在三中全會《決定》所提出的“混合所有制”中，“退休金社會主義”將大顯身手。德魯克在《退休金社會主義》中探討了“養老金的固定受益計劃(defined-benefit plan)與固定繳款計劃”(defined-contribution plan)。他指出：

　　“在固定受益計劃下，退休的雇員每年有固定的收入，通常是相當于他們退休前三年或五年時工資的一個百分比。雇主每年向退休基金的繳費隨著退休基金資產價值的變化而浮動。如果某一年退休基金資產的價值高(相對于根據保險統計精算出來的退休基金未來的支付義務)，雇主的繳費就可以減少。而如果某一年退休基金資產的價值低，雇主的繳費則要高。······大多數固定受益計劃的表現很差，因為他們追求不當的短期收益。

　　另外一種計劃，即固定繳款計劃則在很多年里都表現較好。在這個計劃之下，雇主每年繳納一個固定比例的雇員年收入或工資。因此，固定受益計劃很快就喪失了它的誘惑力。因為它們拿不出所承諾的資本收益，許多固定受益計劃嚴重地缺乏資金”。(德魯克《退休基金社會主義》，第216-217頁)。

　　然而，“對于美國在退休基金方面所取得的成就，在美國以外很少有人注意到。在歐洲，‘布拉格解凍’的經濟設計師和捷克斯洛伐克副總理、現流亡國外為巴塞爾大學教授的奧塔·錫克，提出要從公司的利潤中拿出錢來建立全國范圍的由工會管理的雇員退休基金，并將退休基金投資到國家的經濟，以實現‘民主的社會主義’。在他1969年提出的最初的方案中，錫克的計劃是在二十五年之后最終由退休基金擁有全國工商企業10%的股份。歐洲的許多社會主義者認為這個目標太激進了。然而，當錫克推行他的計劃時，美國的退休基金所擁有的美國工商企業的股份幾乎是錫克計劃的兩倍(大約18%)。無論是錫克，還是他的來自或左或右的批評者都沒有提到美國的現實。

　　不久之后，丹麥的工黨政府為了安撫它的左翼，向它的議會引進了類似錫克計劃的方案。在這一方案中，丹麥全國雇員的退休基金到2000年將擁有丹麥工業10%到15%的股份(而到那時美國退休基金將擁有至少60%的美國工商業)。即使對丹麥的自由派來說，這一方案是如此的激進，以至于他們不得不急忙將該提案撤消”。(德魯克《退休金社會主義》，第38頁)

　　米德的勞資合伙制，勞動股不經由資本媒介，與資本處于同等地位，是一種更徹底的“資本所有者和勞動者利益共同體”。現實中，可以創新發展“退休基金”、“股權激勵計劃”、“職工持股”等多種實現形式。

　　二、“倒立的國有化”：從管資產到管資本

　　米德的“倒立的國有化”思想源于他對二戰后英國情況的觀察。在國有化機制下，英國工黨政府在二戰后接管了鋼鐵、鐵路、電力、煤礦等許多企業的所有權并集中管理。但是國家對之前的所有者支付大量補償，意味著政府沒有收到可以自行支配的經營利潤，因為都被用來償還為籌集國有化補償成本所發行的國債的利息。因此，政府成為所有者-管理者，但是沒有得到增加收入的收益。

　　“倒立的國有化”制度安排的核心思想是“政府不管理其背后的生產運營。僅僅以持有私人競爭性投資信托和類似的金融機構股份的方式將其投資于競爭性的股票交易所。因此，國家的財富與經濟中的私人部門儲蓄混合在一起，投資于自由競爭企業所管理的生產部門”，這樣一來，“政府獲得一定資本性資產收入的收益權，而不用承擔任何管理企業的經營責任，完全留給私人市場”。

　　在米德看來，“倒立的國有化”有兩大好處：第一，政府可以利用國有資本的收益支持“社會分紅”計劃，向每個人提供最低的基本收入以支撐勞動市場的靈活性;第二，政府可以從所持股企業的微觀經營決策中抽身。

　　2012年5月，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前院長、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陳清泰在國內財經媒體上撰文，提出了國企改革的新思路，建議國企改革應從“經營國企”轉向“經營國資”，即國有資產的資本化管理。這一思路類似于米德的“倒立的國有化”。

　　陳清泰的國資改革政策建議，與三中全會《決定》中“以管資本為主加強國有資產監管”的主旨基本一致。

　　十八屆三中全會之后，《中國證券報》于2013年11月21日刊發了黃奇帆的新文《改革完善企業股本補充機制 促進中國經濟持續健康發展》。黃奇帆提出，“三中全會《決定》明確提出‘以管資本為主加強國有資產監管’，這為擴大股權融資預設了一個通道。目前，我國國有資產規模已超過一百萬億元，凈資產也有數十萬億元。可拿出上萬億國有資本，組建像新加坡淡馬錫、美國伯克希爾·哈撒韋那樣的投資公司，旗下管理若干個基金公司。它們本身不從事具體的生產經營活動，不靠舉債發展，而是投資國有、民營、外資各領域的實體企業。這樣，就會對國有資本、集體資本、非公有資本形成強大的集聚效應，從而實現混合所有制經濟的大發展”。

　　三、社會分紅

　　三中全會《決定》中提出“提高國有資本收益上繳公共財政比例，二0二0年提到百分之三十，更多用于保障和改善民生”。社會保障與改善民生組合形成社會安全網，提升公民對于經濟波動風險的應對能力。米德社會分紅思想的主旨與此一致，但在社會保障、民生之外，社會分紅還具有不可替代的獨特優勢。

　　米德的“社會分紅”基本思想是社會分紅收入不需要交稅，并且無條件地支付，無論作為個體的公民就業還是失業、健康還是患病、積極的還是消極的，以及在一定程度上年輕還是年老。這樣的話，典型的公民就有四個收入來源。

　　(1)一筆固定可靠的免稅社會分紅;

　　(2)他或她通過按照固定利息或較高的收益借出權益資本獲得的資本回報，并且可以通過分散投資于一系列的公司來降低風險;

　　(3)他或她從事的工作收入，仍然以固定工資的形式;

　　(4)他或她從事工作的全部或部分收入，以分享公司收入的形式獲得，同時也需要承擔公司收入波動帶來的風險。

　　(1)、(2)、(4)尤其是免稅、固定可靠、無條件的社會分紅收入(1)——這些措施可以降低工資收入相對于其他收入的重要性。這些措施也有利于政府把關注的重點從機構制定規則來支付高額工資轉移到財政和其他政策上，并且把資本利得和免稅的固定社會分紅作為維持生活水平和促進收入分配的主要手段。這種轉化發生的越多，就越容易消除勞動以及勞動報酬的剛性，增加勞動市場的靈活性，從而更有利于實現公民的自由。而勞動市場的靈活性，是對勞資合伙制的一種支撐。目前，我國的國有資本收益分配機制還未實現社會分紅，但隨著勞資合伙制和國有資本管理機制的深入展開，社會分紅計劃將成為我國基本經濟制度的合理內涵。(關于我國公有資產社會分紅計劃的設想，可參見2008年《上海證券報》對我的專訪《設立“中國人民永久信托基金”給全國人民以財產性收入》，http://www.cnstock.com/paper_new/html/2008-03/03/content_60783200.htm)

　　綜合來看，“以管資本為主加強國有資產監管，改革國有資本授權經營體制，組建若干國有資本運營公司，支持有條件的國有企業改組為國有資本投資公司”，這要求除重要戰略性國企外，新組建的“國有資本投資公司”將主要類似巴菲特那樣從事“股權投資”，在很多情況下將不控股，否則就“炒房炒成房東”了。這個新提法可對應于米德的“倒立的國有制”。1945年英國工黨政府國有化是靠發行大量國債以贖買英國重要企業私人股東的股票，但因為政府要用國企利潤中大部分還國債利息 ，故并不能把國企收益用于民生改善，而且導致過度干預企業微觀經營。米德的“倒立的國有制”是就是要使國資去“股權投資”，而不管具體企業經營，而用國資收益進行“社會分紅”和降低整個社會的稅負水平。但是，我們長期以來有一種不成文的說法叫“國企是黨的重要執政基礎”，當國資在許多“混合所有制”企業里不控股以后，這些企業的治理結構就成了新的政治問題。在此，我們可以理解三中首次提出 “允許混合所有制經濟實行企業員工持股，形成資本所有者和勞動者利益共同體”的深意，這實際上是黨在新形勢下依靠人民，發揮普通人民群眾改革主體地位的重大創新!

　　（感謝王東賓博士根據我講課錄音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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