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虛無主義思潮的泛起、特點及其主要表現

　　梁柱

　　【內容提要】在近代中國，歷史虛無主義是同“全盤西化”論相呼應而出現的一種錯誤思潮。在新的歷史條件下重新泛起的歷史虛無主義思潮，也帶有自身的特點：“告別革命”論既是這種思潮的集中表現，又是它不加隱諱的真實目的;以“學術研究”的面目出現，作翻案文章;有著明確的政治訴求。它的主要表現：頌揚改良，否定革命的歷史進步性;宣揚民族虛無主義;頌揚侵略有功，否定中國人民反侵略的救亡斗爭;顛倒對歷史人物功過是非的評價;否定共產黨領導的人民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的歷史成就。歷史虛無主義思潮影響面大，危害至深。

　　歷史、現實、未來是相通的。歷史是過去的現實，現實是未來的歷史。只有正確地認識歷史，才能正確地認識現實，并以史為鑒，察往知來，創造更加美好的明天。晚清著名思想家龔自珍說過：“欲知大道，必先為史”;而“滅人之國，必先去其史;隳人之枋，敗人之綱紀，必先去其史;絕人之材，堙塞人之教，必先去其史;夷人之祖宗，必先去其史”。古往今來，一切民族和國家在進步發展中都重視自己的歷史，都善待自己的歷史遺產。在新的歷史時期，隨著國內外環境的深刻變化，在我國社會出現了各式各樣的社會思潮，其中，以對自己國家的歷史、民族的文化采取輕蔑的、否定的態度，甚至把歷史特別是把中國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的歷史說得一無是處的歷史虛無主義的泛起，為害甚烈，引起了一切關心黨和國家命運的人們的關注和憂慮。

　　一、歷史虛無主義思潮的泛起及其特點

　　在近代中國，歷史虛無主義是作為同“全盤西化”論相呼應而出現的一種錯誤思潮。持“全盤西化”論者往往對民族文化、歷史遺產采取輕蔑、虛無的態度，表現為民族文化虛無主義。在20世紀30年代首先提出“全盤西化”主張的陳序經就聲稱：“西洋文化無論在思想上，藝術上，政治上，教育上，宗教上，哲學上，文學上，都比中國的好。就是在衣、食、住、行的生活上，我們也不及西洋人的講究。”他提出：“今后中國文化的出路，唯有努力去跑徹底西化的途徑。”胡適同樣主張以“西方化”作為中國文化的出路，而他的具體方案則是要求仿照“美國模式”。這種“全盤西化”論、民族文化虛無主義同文化復古主義一樣，都不能正確反映近代中國文化發展的要求，同近代中國歷史發展的方向相違背的，因而理所當然地受到了抵制和批判。隨著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廣泛傳播，特別是人民革命的勝利，使民族自尊心、自信心和自豪感得到極大增強，因而在一個長時期內，這種錯誤思潮受到了抑制。

　　進入新的歷史時期，在我們黨撥亂反正、轉入現代化建設和改革開放這一特定歷史條件下，歷史虛無主義作為資產階級自由化的一種表現形式，開始在中國泛起。一些人以“反思歷史”為名，歪曲“解放思想”的真意，從糾正“文化大革命”“左”的錯誤，走到“糾正”社會主義，認為我國不該過早地搞社會主義，而應該讓資本主義充分地發展;從糾正毛澤東晚年的錯誤，走到全盤否定毛澤東的歷史地位和毛澤東思想;從詆毀新中國的偉大成就，發展到否定中國革命的歷史必然性：從丑化、妖魔化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革命和建設的歷史，發展到貶損和否定近代中國一切進步的、革命的運動;從刻意渲染中國人的落后性，發展到否定五千年中華文明，等等。改革開放30多年來，歷史虛無主義思潮時隱時現，但從未止息和退落，特別是每當我們堅持四項基本原則不一貫的時候，它就會以極端的、尖銳的形式表現出來。

　　應當看到，歷史虛無主義思潮的泛起，是世界社會主義運動處在低潮、西強東弱態勢明顯的形勢下出現的一種歷史現象。以蘇東劇變為標志的世界社會主義運動急劇轉入低潮，這不能不深刻地影響人們的思想走向。應當肯定，蘇聯解體的原因是多方面的、綜合的，但其中起決定作用的，是戈爾巴喬夫為首的蘇共中央推行一條自我否定、自我丑化的機會主義路線。它的發展有一個過程，而否定十月革命的道路、抹殺蘇聯社會主義的歷史成就則起了先行的作用。前有赫魯曉夫全盤否定斯大林，后有戈爾巴喬夫推行的“新思維”，使得顛倒歷史、混淆是非的種種歪理邪說大行其道。戈爾巴喬夫的所謂“改革”，實際上是自覺的改制。他認定，已建立的社會主義制度存在著政治上、經濟上和思想上的壟斷，是“極權的”、“專橫的”、“官僚專制的”社會主義，改革就是要“告別過去”，“形象地說，應該炸毀一切”，這就是要“根本改造社會大廈：從經濟基礎到上層建筑”。這就是說，他要從根本上改造社會主義制度，取而代之的就是他所鼓吹的民主社會主義，即按照西方模式重新創立所謂新的社會制度。他們制造了所謂十月革命不如二月革命，二月革命不如斯托雷平改革，使革命不如改良、蘇聯不如沙俄、社會主義不如資本主義的謬說，甚囂塵上。歷史被糟蹋到如此地步，現實的社會制度也就失去了它的依據。這樣，整個黨和社會的理想信念就動搖了。全面否定蘇聯歷史、蘇共歷史，否定列寧、否定斯大林，一路否定下去，搞歷史虛無主義，思想完全搞亂了。最后“城頭變幻大王旗”只是一夜之間。這是以戈爾巴喬夫為首的蘇共領導層中叛徒集團自上而下掀起的一場否定蘇共和蘇聯的革命歷史的惡浪，導致人心渙散，信念破碎，最終使雄居世界的第二強國、為人類進步作出重大貢獻的社會主義蘇聯毀于一旦。值得注意的是，在蘇聯演變過程中，不但可以看到西方反共勢力的作用，而且他們也極力利用這一歷史事件，制造馬克思主義、社會主義的“失敗論”、“死亡論”、“終結論”。布熱津斯基的《大失敗》和福山的《歷史的終結》就成了這股世界范圍的“告別革命”思潮的代表作。這一慘痛的歷史悲劇，深刻說明在社會主義遭遇困難和挫折，歷史的列車急轉彎的時候，會有一些人喪失信心，悲觀失望，企圖另找出路。歷史虛無主義在中國重新泛起，正是同這樣的國際背景相關聯的。

　　正是在這樣國際大背景下，有些人利用我國改革開放這場深刻的社會變革，要把中國引向適合西方需要的資本主義發展方向。他們在“反思歷史”的名義下，利用我們黨經歷的曲折，任意夸大黨和毛澤東晚年的錯誤，蓄意歪曲歷史，制造思想混亂。改革開放以來，從北京“西單墻事件”到1989年的政治風波，以及這些年來出現的“告別革命”思潮，可以說都貫穿著資產階級自由化的改革要求。其基本主張是：在經濟上根本否定社會主義公有制，要求全面徹底地實行私有化;在政治上鼓吹多元化，要求實行多黨制、議會制;在意識形態上要求取消馬克思主義的指導地位。很顯然，這種改革觀的實質，就是資本主義化，就是與國際反共勢力的“和平演變”戰略相呼應，并按照西方的模式和價值觀，把中國納入西方資本主義體系。

　　在新的歷史條件下重新泛起的歷史虛無主義思潮，也帶有自身的特點，這主要表現在如下幾個方面。

　　第一、它的一個突出表現，就是竭力貶損和否定革命，詆毀和嘲弄中國人民爭取民族獨立和人民解放而進行的反帝反封建斗爭，詆毀和否定我國社會發展的社會主義取向及其偉大成就。而所謂“告別革命”論，既是這種思潮的集中表現，又是它不加隱諱的真實目的。在他們看來，革命只起破壞性作用，沒有任何建設性意義。一些人拼命渲染革命的“弊病”和“禍害”，在一本名為《告別革命》的書中，對革命作了這樣的描述：“革命容易使人發瘋發狂，喪失理性”，“革命殘忍、黑暗、骯臟的一面，我們注意得很不夠”。“革命是一種能量的消耗，而改良則是一種能量積累”。“改良可能成功，革命則一定失敗”。“中國在20世紀選擇革命的方式，是令人嘆息的百年瘋狂與幼稚”。在反對所謂“激進主義”、推崇保守主義的名義下，否定革命，頌揚改良。他們把近代中國凡是追求變革進步的都斥為“激進”而加以否定，而維護封建專制統治的則被稱為“穩健”而加以肯定，斷言是“激進主義”禍害了中國，阻礙了中國現代化進程。他們否定近現代中國歷史上農民運動的進步性，認為“每次農民革命都造成社會生產大規模的破壞”，“很難得出農民運動是推動歷史前進的動力這個普遍的結論”。繼而，抬高洋務運動，貶低戊戌變法，抬高清廷的“新政”，貶抑辛亥革命、五四運動和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革命運動。有些人則對近現代史下了這樣的斷語：“譚嗣同是近代激進主義的開頭”，“現在看來，它所帶來的負面效應也相當大。這一效應影響到革命派，甚至可以說一直影響到現在”。“辛亥革命是搞糟了，是激進主義思潮的結果。清朝的確是腐朽的王朝，但是這個形式存在仍有很大意義。寧可慢慢來，通過當時立憲派所主張的改良來逼著它邁上現代化和‘救亡’的道路;而一下子痛快地把它改掉，反而糟了，必然軍閥混戰”。正是經過這樣的“重新評價”，從鴉片戰爭到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的109年歷史，因革命而走上社會主義道路并獲得偉大成就的歷史，就從根本上被否定了。從這里也可以使我們看到，歷史虛無主義把“重新評價”的重點放在近現代史的原因，就是為了否定革命，為了否定現實的社會主義制度。

　　第二、它以“學術研究”的面目出現，在“重新評價”、“重寫歷史”的名義下，作翻案文章，設置“理論陷阱”。他們有的是通過赤裸裸的謾罵、惡毒攻擊的方式，來丑化和否定革命歷史和革命領袖，相對地說，這比較容易被人們識破，因而他們更多地是在學術的幌子下，販賣他們的私貨。比如，在中國近代史的研究中，有的論者否定近代中國是一個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性質，生造了一個所謂“半封建半資本主義”的提法，來取代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科學判斷。表面上看，這是一個學術問題，實際上這是一個“理論陷阱”。因為對近代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性質的定位，是中國革命，包括孫中山領導的民主主義革命和同社會主義相聯系的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前提，如果這個前提被否定了，革命的歷史必然性和進步性也就不存在了，有關近代中國社會和中國革命的一系列結論也都要被改寫，與此相關的重要歷史人物的評價標準也就完全不同了。事實上這種提法，不但違背了判定社會形態的常識，否認“半殖民地半封建”是相互統一、不可分割的，是中國社會的二重性質交互作用的結果所決定的，而且把對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性質的科學判斷看作是產生“左”的錯誤的重要根源，在有的論者看來，近代中國應當用大力發展資本主義來取代“半封建”，而不應該采取社會主義的發展方向。這樣就把糾正“左”的錯誤變成了“糾正”社會主義。又如，歷史虛無主義在糟蹋、歪曲歷史的時候，卻聲稱自己是在進行“理性的思考”，是要實現所謂“研究范式”的轉換，似乎只要戴上這種理性的光環，他們就會名正言順地占據史壇的話語權了。實際上，歷史虛無主義同理性思考完全背道而馳的。他們為了否定革命的正義性和必要性，就竭力美化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他們把推動歷史前進的革命政黨、領袖和革命的群眾運動邊緣化，甚至加以丑化，而對阻礙歷史前進的反動勢力及其代表人物則加以頌揚，把他們放到了歷史舞臺的中心位置。這從根本上歪曲、顛倒歷史的做法，是不折不扣的反理性思考。

　　第三、它有著明確的政治訴求。改革開放以來相繼出現了危害社會的各式各樣的錯誤思潮，如新自由主義思潮、民主社會主義思潮、儒化中國思潮和普世價值觀等等，雖然他們主張各異，表現形式不同，但卻有共同的政治訴求，這主要表現在：反對四項基本原則這一立國之本，力圖扭轉現代化建設和改革開放的發展方向，把中國納入到西方資本主義體系中去。歷史虛無主義思潮則以它自身的特點來表達這一共同的政治訴求。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1998年有學者為《北大傳統與近代中國》一書所寫的序言，竭力否定近代中國特別是五四以來的愛國的、革命的傳統，而把自由主義說成是最好的、當今中國應當繼承發揚的五四傳統，并要求把它作為一種政治學說、經濟思想和社會政治制度加以實現，這樣才“會把一個自由的中國帶入一個全球化的世界”。這就不加遮掩地把自由主義作為今天中國要加以實現的資本主義社會政治制度提了出來。事實上，持自由主義傳統論者有著明確的政治訴求。他們認為，這種自由主義，“曾有九十年是中國社會上的主流思潮之一”，只是“一九四九年后”，被“持續地、徹底地、大規模‘肅清”’了，現在的任務就是使之“在今天的中國復興”，使“中國由此而開始走向世界，走向現代化，走向全球化”。后來此人又明確地說“全球化就是美國化”。明白無誤地把矛頭指向了人民革命和中國的社會主義制度，而他們所要求的自由主義，正是資本主義的現代化和全球化。值得注意的是，這種自由主義的說教，今天又加上了一層“普世價值”的包裝，具有很大的欺騙性，應該引起我們足夠的重視、清醒的認識。

　　二、歷史虛無主義的主要表現

　　歷史虛無主義思潮不僅表現在史學研究中，而且也表現在涉及歷史和歷史人物的某些文學、藝術和影視等領域的作品中，影響面大，危害至深。現就它的主要表現，作一點分析。

　　其一，頌揚改良，否定革命的歷史進步性。這個問題前面已經談到。現就其所謂“研究范式”轉換，用“理論創新”的名義，來達到否定革命，頌揚改良的目的，作一些分析。所謂“范式轉換”，就是用所謂的“現代化史觀”取代“革命史觀”，把革命同現代化對立起來，借以否定中國近代史上的革命斗爭。當然，從理論和實踐上探討中國現代化的源流、曲折和發展，不失為近代史研究的一種角度，但問題在于，持“現代化史觀”論者往往是以否定爭取民族解放和人民民主這一近代中國主旋律為前提的，這就從根本上違背了近代中國的歷史實際和首要的歷史要求。正因為這樣，經過上述歷史“研究范式”的轉換，現代化就成為近代中國歷史發展的唯一要求和唯一主題，而革命便成了破壞社會穩定、制造社會動蕩、阻礙現代化的消極力量。其實，這種“現代化史觀”并不是什么創新，早在1938年蔣廷黻在《中國近代史》一書中就說過，“近百年的中華民族根本只有一個問題，那就是：中國人能近代化嗎?能趕上西洋人嗎?能利用科學和機械嗎?能廢除我們家族和家鄉觀念而組織一個近代的民族國家嗎?能的話，我們民族的前途是光明的;不能的話，我們這個民族是沒有前途的。”他由此得出結論，以落后的中國抵抗西方列強的入侵必遭失敗;“明智的選擇”是放棄無益的抵抗，甘于認輸，一心一意學習西方，去實現中國的現代化。而此時正是抗日烽火連天、全民族抗戰之時，這樣的論調對爭取民族解放戰爭的消解作用是不言自明的。可以說，這是“現代化史觀”的最早表述，而今天持此論的正是繼承和發展了這樣的觀點。我們知道，爭取民族獨立和實現國家富強即現代化，是近代中國歷史的兩大要求。但在民族災難深重，國家不獨立，人民受壓迫的情況下，是無法實現現代化的。近代中國有多少愛國者抱著科學救國的理想，苦苦追求和奮斗，結果都一一失敗了。這就是因為當時的社會環境不容許。所以只有通過革命來解放生產力，才有可能實現國家的富強。那種用所謂的“現代化史觀”取代“革命史觀”，把革命同現代化對立起來，目的是為了否定中國近代史上的革命斗爭。其實，所謂“革命史觀”是他們否認革命而生造出來的一個概念，并不反映中國近現代史研究中的馬克思主義歷史觀。對于中國革命和中國的現代化，我們都主張要用科學的歷史觀，即以唯物史觀為指導加以研究。我們并不否認，改良和革命都是社會改造的途徑。所謂改良，它不像革命那樣最徹底最根本地摧毀舊的事物，而是緩慢地、漸進地改造舊的事物。在一定的歷史時期這種改良具有進步的意義，像近代中國維新變法運動就有積極的歷史作用。但又不能否認，近代中國的改良雖然取得了一定成績，但最終都以失敗告終，這是近代中國的社會歷史條件使然的。而當革命條件成熟，把根本改造社會的任務提上日程的時候，繼續鼓吹改良，反對革命，就會成為歷史進步的阻礙者。事實表明，革命決不是同現代化相矛盾、相對立的，革命是現代化最重要、最強勁的推動力量;如果沒有革命為現代化創造民族獨立、人民解放這個前提條件，中國的現代化就永無實現之日。

　　由上可見，這種所謂“研究范式”的轉換，都是違背近代中國歷史事實的，都是按照他們的主觀愿望和政治訴求來剪裁歷史的。這其實是他們設置的一種“理論陷阱”。正是在這樣“研究范式”轉換的基礎上，和這種“現代化史觀”相呼應的，就是有些學者所認為的，近代中國的主要問題，是“救亡壓倒了啟蒙”，所以現代化被耽誤了。這成了他們訴說革命的一大罪狀，也是某些人鼓吹“告別革命”的一個主要依據。毫無疑義，救亡是近代中國的主題;救亡需要思想啟蒙，而救亡本身也是一場具有極大威力的思想啟蒙，特別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人民大革命，徹底的反帝反封建斗爭，對中國人民的覺醒并由此而組織起來，是前所未有的。這說明所謂“救亡壓倒了啟蒙”，只不過是某些人為了否定和反對革命而制造出來的一個偽命題。

　　其二，輕蔑黃土文明、頌揚海洋文明(藍色文明)，把西方的政治思想、政治制度、價值觀念作為普世價值，反對共產黨領導和社會主義制度。從歷史虛無主義思潮的表現中，我們可以看到一個規律性的現象，這就是歷史虛無主義和“全盤西化”論仍然如同難兄難弟一樣，二者如影隨形。這里要指出，歷史虛無主義必然導致民族虛無主義和文化虛無主義，一些人不但歪曲近現代中國的歷史，而且對我們以愛國主義為核心的民族精神，中華源遠流長的燦爛文化也恣意抹殺。在一些人的筆下，我們的民族不僅“愚昧”、“丑陋”，而且充滿“奴性”、安于現狀、逃避現實，如此等等;而把中國優秀的文化和文化傳統說成是走向沒落的“黃色文明”，要現代化只有乞靈于西方的“藍色文明”。華裔美籍著名物理學家李政道教授看了電視劇《河殤》后撰文指出：“中華民族文化發源于黃河。當黃土文化移入了長江流域，使長江居住的黃人結合了北方的黃人。黃河的黃水流入了大海，使海外的華人也永遠連接了這偉大的河流。黃帝的兒女們，我們必須團結，發揚民族理想，建立自尊、自信。……一個只依賴過去的民族是沒有發展的，但是，一個拋棄祖先的民族是不會有前途的。5000年的黃土文化值得我們驕傲，希望我們今后的創業，也能得到未來子孫們的尊敬。黃帝的兒女們，我們只要有志氣，不必害怕目前的貧窮。盼能啟新自興，望弗河殤自喪。”這說得何等好啊!他對這種民族虛無主義給我們民族可能造成的傷害表達了深刻的憂慮和不安。

　　其三，頌揚侵略有功，否定中國人民反侵略的救亡斗爭。歷史虛無主義的一些鼓吹者喪失了起碼的民族良知，他們不但渲染民族失敗主義情緒，而且公開走到稱頌帝國主義侵略，稱頌殖民統治的道路上去。在他們看來，像琦善、李鴻章這樣主張妥協投降的人物，是實事求是的、明智的，是負責任的態度，是真正的愛國，而主張抵抗的林則徐等人則成了不負責任的蠻干。顛倒是非到如此地步，連起碼的愛國之心，民族大義，都化為烏有。這種不可思議的言論，要在過去將會被看作是可恥的賣國言論，人人喊打的過街老鼠，而今天卻成為某些人的“思想解放”的時髦話語。試舉數例說明之。

　　有人說，鴉片戰爭后“資本主義終于打入了封建主義禁錮著的神圣天國”，是好事，應當“大恨其晚”，如果再早一點，“我們中國就遠不是如此的面貌了”。還有文章說，“從根本意義上來說，是鴉片戰爭一聲炮響，給中國帶來了近代文明”。

　　有人認為，無論是清王朝的抵抗，還是農民自發的三元里抗英斗爭和義和團運動，“在形式上都是民族自己的斗爭，而在實質上，都是站在維護本民族封建傳統的保守立場上，對世界資本主義歷史趨勢進行本能的反抗，是以落后對先進，保守對進步，封建閉關自守孤立的傳統對世界資本主義‘自由貿易’經濟變革的抗拒”。

　　還有人認為，過去“只是更多地從‘侵略與反侵略’、‘壓迫與被壓迫’、‘奴役與被奴役’這個正義與非正義的道德立場出發去審視，因此，見到的只是血與火的悲慘場面，想到了愛國保家，維護的是獨立與尊嚴，表現的是憤怒與聲討，最終便是對‘世界走向中國’這一歷史做出消極的、片面的、情緒化的徹底否定”。

　　看了這些高論，真是“侵略有功，反抗有罪”了。連自己的脊梁骨都抽掉了，還有什么民族氣節可言?從這里不難看出歷史虛無主義思潮的實質究竟是什么。這使我們更深切理解鄧小平的預言：如果中國復辟資本主義，就只能成為某個大國的附庸。有那么一些人就是要心甘情愿地做別人的“附庸”，當“孫子”!這里還用得著一句老話：就是不能依了他們，若依了他們，就會亡黨亡國。

　　其四，致力于做“翻案文章”，顛倒對歷史人物功過是非的評價。歷史虛無主義對待歷史的態度，有嘩眾取寵之心，無實事求是之意。一些人越過了學術研究應有的底線，卻在“學術研究”的名義下，不尊重歷史事實，片面引用史料，根據他們的政治訴求，任意打扮歷史、假設歷史，胡亂改變對近現代歷史中重大事件、重要人物和重要問題的科學結論;有的則以“客觀”、“公正”的面貌出現，崇尚“壞人不壞”、“好人不好”的模式，要求按照人性論的原則治史，否則就是“臉譜化”、“扣帽子”;一些人還以“思想解放”、“理論創新”的名義糟蹋、歪曲歷史。在一定意義上說，他們確是一種“研究范式”的轉換，不過是轉換到舊史學中常常能夠看到的，維護封建正統，蔑視人民群眾的力量，為統治階級辯護的老路上去。這絕不是什么“創新”，而是歷史觀上的復舊。公正地說，他們比舊史學還不如，因為他們不是研究歷史，而是玩弄歷史。正因為這樣，已經被歷史判明屬于反動的一些歷史人物，像慈禧、曾國藩、李鴻章、袁世凱這樣一些人，都被描述成為有功于現代化的、憂國憂時的“悲劇英雄”，甚至成了“改革的先驅者”;而對林則徐、洪秀全、譚嗣同、孫中山則加以非難、貶低。

　　近年來，有的論者僅僅根據蔣介石個人的日記，就武斷地得出“可以改寫中國近代史”，說我們對國共兩黨的斗爭，對中國革命歷史的闡述，諸如把國民黨蔣介石集團說成是“大地主、大買辦、大資產階級利益的代表”等等，都是根據“土匪史觀”和“內戰思維”得出的“荒唐、謬誤的觀點”，要求人們要徹底擺脫這種“土匪史觀”和“內戰思維”，要“重寫中國近代史”;聲明“我的任務，找尋并告訴讀者一個真實的蔣介石”。這就是說，我們史書上的蔣介石，人民群眾所認識的蔣介石，都是不真實的，只有蔣介石日記中的蔣介石，才是真實的。這就自覺地站到了為蔣介石辯護的立場上去，這顯然是很不嚴肅的，為一個正直的史學工作者所不取的輕浮的學風。當然，在歷史研究中，個人的日記、信件和回憶錄等，都是有價值的史料，是值得研究的。但同任何史料一樣，都需要進行辨偽求真的考證，都要放到一定的歷史背景下加以分析，特別是對于個人自己的言論，更要如此。中國是一個史學很發達的社會，而在史學研究中考據學又受到了高度重視，對史料采取什么態度，往往是對史學家史識、史德的一個評價標準。像蔣介石這樣縱橫捭闔于政治舞臺，善于以權術消滅異己的人，又怎么能夠把他自己的言論作為歷史的主要的、甚至是唯一的依據呢?如果歷史可以這樣來寫的話，那么，從秦檜到李鴻章、袁世凱、汪精衛，都可以被描繪成高大的愛國者形象。當下一些人做翻案文章不正是用這種手法嗎?他們僅僅根據蔣介石在日記中寫了自己的隱私，就斷定所記述的內容是真實的，就以此為根據來評判歷史事件，而不必去考察全部歷史事實，無需考察中國社會性質和階級關系的特點，無需考察蔣介石國民黨的全部政策及其社會后果，以為經過這樣輕輕一筆，就可以抹殺中國革命斗爭的性質，就可以為蔣介石“脫帽加冕”了。這是對極其嚴肅的史學研究工作的褻瀆。

　　馬克思主義史學家劉大年在《方法論問題》一文中，曾針對英國出版的《中國季刊》上刊載的一篇研究性長文，發表評論。該文堅決反對說蔣介石是大地主大資產階級的代表，他引用一些材料說明蔣介石在“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后，為與武漢政權對抗需要款項，遂通過發行國庫券強迫資本家認購，甚至采取逮捕、沒收財產、綁票勒索等恐怖手段，逼迫資本家就范。文章作者因此得出結論：“蔣介石國民黨占統治地位的領導是反資本家的。”劉大年指出，“《季刊》所述事實不假，然而它的結論卻是完全錯誤的。道理很簡單：此時共產黨領導的人民革命力量仍然強大存在，南京與武漢的斗爭勝負未決。1928年蔣再次上臺，地位也不鞏固。對于蔣介石只有兩條道路可供選擇：極力加強南京政權，把共產黨進一步打下去，保住大地主大資產階級統治，或者相反，看著人民力量發展，在全國出現一個‘反資產階級’政權。蔣選擇了前者，即犧牲資產階級局部的暫時的利益，換來保護大資產階級的長遠利益。這說明蔣確實是大地主大資產階級最得力的代表人物。《季刊》作者眼光短淺，見不及此，而得出蔣介石‘反資產階級’的結論。根本原因僅在：拒絕對中國近代復雜的歷史事變作基本的階級分析，否認階級分析。”這個分析無疑是十分正確、深刻的。然而，當年國外的這種錯誤觀點，卻被今天國內的某些學者接受，并走得更遠了。

　　其五，否定共產黨領導的人民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的歷史成就，竭力搞所謂的“非毛”、“反毛”。毛澤東是中國共產黨和人民共和國的主要締造者，他的偉大的歷史功績、思想理論和在人民群眾中的崇高威望，成為國內外反共勢力企圖西化、分化中國的不可逾越的障礙，因而詆毀、誣蔑、攻擊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就成為歷史虛無主義的“重中之重”。他們任意夸大毛澤東晚年的錯誤，把毛澤東領導時期說得一無是處，企圖以此打開缺口，全面否定黨的領導和社會主義制度。新近流行的一本論述經濟改革的暢銷書，其中涉及黨的歷史問題的論斷，把改革開放前30年的歷史說成是“1949年以后的多次政治運動和‘大躍進’使普通工人、農民和知識分子受難”，“是一種‘國將不國’的深重危機”，就是一個很典型的荒謬論斷。對此，我們要依照歷史的本來面目，給以有力的回答。

　　這里需要指出，評價一個國家、一個社會政策的效果，應該有一個共同的標準，這主要是：看它是不是促進了社會生產力的發展，是不是推動了社會進步，是不是為人們的生存和發展創造更加優越的條件。從這樣的標準來看，只要比較一下舊中國，我們在毛澤東領導時期取得的是歷史性的偉大成就，是極大地促進了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在總體上帶給人民的是福利而不是災難。記得1964年我國第一顆原子彈爆炸時，遠在美國的原國民黨政府代總統李宗仁對友人感嘆：我們不能不服氣，我們搞了20多年連一輛像樣的單車(自行車)都造不出來，不能不服氣呀!這就是舊中國的現實，新中國就是在這樣的基礎上起步的。只有深刻理解新中國經濟建設面臨的巨大困難，才會真切體會到我們所取得的巨大成就是何等的可貴。比如，在國民經濟恢復時期，我們是在經歷20年戰爭(其中，從1931年日本帝國主義侵占東北開始進行了長達14年的抗日戰爭，3年的解放戰爭，再加上新中國成立后3年的抗美援朝戰爭)，在短短的3年時間內，主要工農業產品產量大多數超過解放前最高年份(1936年)。正如陳云所說：“三年恢復，趕上蔣介石二十二年。”創造了二次大戰結束后醫治長期戰爭創傷、恢復國民經濟和社會穩定的一個奇跡。從1956年開始了大規模的社會主義建設，雖然在這期間發生過像“大躍進”、“文化大革命”這樣嚴重的失誤，但在經濟建設和社會進步方面取得的巨大成就是不能否定的。從1953年-1978年，工農業總產值年均增長率為8.2%.其中工業總產值年均增長率為11.4%，農業總產值年均增長率為2.7%。這個增長速度不但是舊中國無法比擬的，而且與當時世界各國相比也是不低的。在這期間建立了獨立的、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填補了我國工業的許多空白，工業布局有了明顯改善，內地和邊疆地區都建起了不同規模的現代工業和現代交通運輸業，基本上改變了舊中國工業畸形發展的局面;農田基本建設初見規模，效果明顯，其間依靠農村集體力量修建了84000多座水庫，至今仍在農業生產中發揮灌溉、發電、攔洪等方面的重要作用;科學技術水平有了顯著提高，現已進入世界先進行列的我國航天技術，就是從1956年起步的，對于“兩彈一星”的成就，鄧小平明確指出：“如果六十年代以來中國沒有原子彈、氫彈，沒有發射衛星，中國就不能叫有重要影響的大國，就沒有現在這樣的國際地位。”這些成就，都為新時期的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奠定了堅實的基礎，這是任何人都否定不了的歷史事實。

　　三、要充分認識歷史虛無主義思潮的嚴重危害

　　應當說，歷史虛無主義只是史學研究中的支流，但盡管是支流，我們也必須認真對待，因為持歷史虛無主義態度的一些人，是有很強的現實目的性的，是按照他們對現實的要求，來“改造”歷史的。當然，從學術研究的角度看，這些觀點并沒有什么學術價值可言，因為他們從根本上違背了歷史事實;但從政治上看，這作為一種錯誤思潮，它的流傳和泛濫，會造成人們思想的混亂，甚至導致嚴重后果，這是值得我們高度警惕和重視的。

　　我們首先要看到，歷史虛無主義起到消解主流意識形態，搞亂人們思想的惡劣作用。歷史虛無主義所散布的種種言論，不僅涉及史學領域的大是大非問題，而且還直接關系到做人立國的根本問題。這主要是：是維護歷史本來面目，還是歪曲歷史真相;是高揚民族精神，還是鼓吹妥協投降;是從歷史主流中吸取精神力量，還是在歷史支流中尋找負面影響;是堅持唯物史觀，還是回到唯心史觀。如果這些原則問題被顛倒、被消解，就會從根本上搞亂人們的思想，一個民族、一個國家就會失去自己的凝聚力和艱苦奮斗、發憤圖強的精神動力，就會失去立足和發展的思想基礎。 同時我們還要看到，歷史虛無主義是從根本上動搖社會主義中國的立國之本和強國之路。如前所述，歷史虛無主義思潮攻擊的主要方向，就是竭力貶損和否定革命，詆毀和嘲弄中國人民爭取民族獨立和人民解放而進行的反帝反封建斗爭，詆毀和否定我國社會發展的社會主義取向，而新中國的誕生和社會主義制度的確立，正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人民大革命的產物，如果人民革命這個前提被否定了，社會主義制度也就失掉了存在的基礎。我們知道，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中國人民的共同理想，這是近代中國的歷史性選擇，是實現國家富強、民族振興的唯一正確道路，具有極大的凝聚力。然而，在歷史虛無主義者那里，把中國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的歷史，說成是“殺人食人”的歷史，他們否定中國走上社會主義道路的歷史必然性，散布社會主義失敗論，顛倒是非，混淆視聽，如果聽任其發展下去，就會動搖中國人民的共同理想，摧毀近代中國所苦苦追求的國家富強、民族振興的偉大事業，陷國家于萬劫不復的境地。歷史虛無主義思潮的終極目的，就是要否定四項基本原則，把中國歷史拉向倒退。這不但會摧毀社會主義中國的立國之本，而且也會在實際上使強圍之路歸于破滅。這是歷史虛無主義和其他錯誤思潮相配合，對我們國家和民族將會造成的嚴重危害，我們對此應該有清醒的認識。

　　歷史是一面鏡子。從蘇聯解體的過程中，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亂史滅國的軌跡，看到歷史虛無主義思潮所造成的嚴重危害。我們要認真記取這一沉痛的歷史教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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