撒切爾夫人有一句話說過非常多次，“There Is No Alternative。”意思是說，一個國家所選擇的道路除了西方國家尤其是英、美代表的自由民主外，沒有別的出路。是否如此呢?

　　在國外主流的學術界、輿論界看來，中國的政治體制是一個威權體制。凡是講到威權體制，都沒有太多的“合法性”，其實我覺得更準確的翻譯是“正當性”。大多數人認為，一個威權體制是沒有正當性的。但是，看看隨機抽樣的調查數據，就會得出跟判斷完全相反的結論。在中國，從1990年開始，有大量全國性或地方性隨機抽樣調查，其中不少是外國學者抱著挑刺的態度設計的調查，但這些調查的結果顯示，至少超過70%的受訪對象都支持中央政府和共產黨。二十多年來都是一樣。現在研究中國體制“正當性”的學者，幾乎已經不爭議這個數據可不可靠，大家開始轉而爭議的是，為什么中國一個威權體制還會有這么高的正當性?其實這是一個典型的偽問題。

　　既然民主是人民當家作主，一國人民如何看待“當家作主”的含義就至關重要。我的主要論點是：第一，中國人民期待一種不同形式的民主，即實質性民主，而不是形式上的民主。這是民主的需求方。第二，中國已在理論和實踐中發展出一種不同類型的民主，即代表性民主，而不是代議型民主。第三，盡管中國政治體制有這樣那樣的問題，但它基本符合中國人民對民主的期待，使中國現在的體制在老百姓心中享有較高的正當性。

　　中國百姓在理解民主時，更關切民主的實質意義，即政治體制的運作方式對其生活會產生什么影響，而不是政治體制是否符合某些外在形式。歷次大規模調查顯示，中國人和其他受儒家文化影響地區，對民主的理解跟西方人不一樣，他們更關注民主的實質意義，而非民主的形式。

　　強調形式(如以多黨競爭為特征的選舉)的民主，我們可稱之為代議型民主，其關鍵是選出代議士;強調實質(如政治體制在多大程度上能反映百姓需求)的民主，我們可稱之為代表型民主，其關鍵是政治體制能否為人民服務，政府政策多大程度上代表人民意愿。

　　代議型民主有兩套理論，一套叫做授權理論，就是選民通過選舉，把一些人選出來，我授權給他，讓他來執政。這套理論關注的是代議士如何上臺。還有一套問責理論，關注的是代議士怎么下臺：如果你們不為我干事，我就把你選下去。三位研究代議制的權威學者對這兩套理論的評論是：“代議政府的創立者期待，他們鼓吹的那些體制安排會通過某種方式誘導政府服務于人民的利益，但他們并不確切地知道為什么會如此。兩百多年過去了，我們今天還是不清楚。”

　　與代議型民主不同，代表型民主的關鍵概念不是“代議士”，而是“代表”,即以實現公眾最佳利益的方式行事。代表型民主的基本假設是，民主可以經由各種不同的代表機制實現，不一定非要由選舉產生的代議士來實現。既然如此，衡量一個政治制度是否民主的標準就不再是存不存在自由的、競爭性的多黨選舉。早在1971年，民主理論大師羅伯特·達爾就指出，“民主的一個關鍵特征是政府持續回應其公民的偏好”。

　　中國代表型民主過去幾十年已形成一套理論，基本分以下幾個方面，到底代表誰?由誰代表?代表什么?怎么代表?

　　代表誰?代表人民。這里人民的概念指的是普通老百姓，主體是工農大眾。由誰代表?所有行使政治權利的人，既包括正式選舉出來的代議士，也包括手握實權的其他官員。代表什么?最關鍵是代表人民的客觀需求，而不是隨意表達的要求或轉瞬即逝的觀點。怎么代表?群眾路線。人們常把群眾路線看作共產黨傳統中的民主決策方式，但群眾路線也是最具中國特色的代表方式。貫徹群眾路線對各級干部有相當高的要求，他們不能關門決策，坐等老百姓上門，必須主動深入人民群眾。群眾路線體現的代表方式有“闖進來”、“請進來”，但最重要的是決策者必須“走出去”，走到人民中去，尤其是工農大眾中去，當然也要跟其他群體打交道。

　　事實上，中國已經創造了一套自己關于民主的話語體系，只是學界對此還不夠自覺，不夠自信。現在應增強我們的體制自覺與體制自信。▲(作者是香港中文大學政治學教授，此文摘自作者在中國社會科學論壇“國際視野下的中國發展道路”會議上的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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