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從“模式”這兩個字說起。這兩個字是非常有意思的,可以從三個層面去理解。一個是從本體論的角度。不同地方發展方式不一樣,我們可以把這種發展方式稱為模式。比如說我們以前講“蘇南模式”。但這不是說它一定是個榜樣。它就是本體意義上的模式。
第二個是分析意義上的模式。就是我們經常講,經濟學的兼并模式。模式就是,我把說的主要的事情的主要變量的相互關系說清楚了,就是分析意義上的模式。
第三個意義上的模式就是榜樣,學習的楷模。所以復旦中國發展模式研究中心,我想它恐怕更多的是在后邊兒的意義上——也許三個意義都有——恐怕更多的是在中間那個意義上。至少從我作為學者的角度來講,我們研究模式更多的應該是在這個意義上講,中國做了什么樣的事情,用什么方法來解釋。
說到中國夢和中國模式,我們看到,中國夢和中國模式有一個歷史的緯度。不同的時代,中國夢是非常不一樣的,也意味著那個時候要發展的模式是非常不一樣的。
1932年,就在這個城市(上海——觀察者網注),有一個刊物,在知識分子里面做過一個不太大的民調,就是問當時的人有什么夢——今后10年、20年中國應該怎么樣。那么后來列了一個表,投十項,要看的話,基本上就是說當時中國缺乏一個有效的政府。大家的夢就是要結束軍閥混戰,結束盜匪橫行。當時32年的時候,有人報道說中國有3000多萬匪。當時中國總共才4億多人。很多省的20%、30%成年男人是匪。他們要結束這種狀況。今天人很難以想象,當時的夢想就是想沒有匪。
還有一些非常簡單,指向的都是沒有一個現代國家。中國還要結束租界啊,日本人當時已經占領了東三省,(想要結束)這樣的局面。所以當時中國夢就是希望在中國這個地方有一個有效的政府,至少能控制這個局面。
中國從1840年以后,尤其是袁世凱死了以后,軍閥混戰。當時的人(有這種夢想)很能理解。這種夢想可能要到1949年以后才真正實現。我們把它叫作“解放夢”的實現,就是擺脫了外國的控制,同時也擺脫了內亂。從政治學角度講,一個有效的國家就是,它能壟斷暴力的行使,而且是合法地壟斷,(但這個壟斷)1949年以前顯然不存在于中國大陸上。當時的夢想,當時要做的一件事情,當時存在的問題,用英文講,就是一個governability(施政能力——觀察者網注)的問題。能不能有一個有效的政府來govern(施政——觀察者網注)。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后,在很短的時間內實現了這個夢想,尤其是經歷了朝鮮戰爭,一直到1955年、1956年,毛主席寫《論十大關系》的時候,我想,第一個夢想大致實現。
社會主義改造以后,中國當時面對的更重要的問題,我想是自力更生。毛主席解放初有個講話,我們能造什么?我們什么都不能造。現在年輕人可能不知道了,但是我們小時候知道,火柴叫洋火。可能再過幾年,年輕人連什么是火柴都不知道了。
我們那個時候知道,火柴那么簡單的東西中國人不能做,是瑞典的公司統治全世界的火柴市場。當時上海有一劉鴻生家族做火柴,但是占很小的市場。所以釘子叫洋釘,什么東西都是洋的,中國什么東西都做不了,不要說汽車、高鐵,根本就沒法做。要自力更生這個夢在五十年代雖然沒有民調數據,但是當時我們不光要解放,而且要立起來,在經濟上立起來,非常不容易。
毛主席到蘇聯去談判,很重要的還是需要自立,雖然需要蘇聯幫助,但我還需要自立自強。這個東西恐怕要到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左右才實現。我不拿改革開放不改革開放做界線,我覺得要到八十年代左右才實現。八十年代的時候我們基本的現代經濟體系慢慢已經形成了,這個夢實現了。但它那個實現的模式是什么呢?叫government,一方面是政府的意思,另一方面也是用政府來管制的意思。
所以這個時候中國模式的關鍵詞就不是governability的問題,是government的問題。
八十年代以后,九十年代,到現在,我們講市場改革,對外開放。這時候的夢就不僅僅是自立自強,吃飽肚子,有衣服穿了,而且希望有更好的生活。現在弄一個詞,傳統詞,叫“小康”,希望過上一個小康的生活,老百姓也是這個夢——消除貧困,實現小康。
這個時候,政府治理的模式,就是治理的關鍵詞,又發生了變化,叫governance。governance和government的區別在哪里呢?government的意思是,用政府、用國家來管,它是唯一的,連產權也都是國有制,即使是集體所有制,也是國有制的很多方式,希望它今后變成國有制。
現在發生變化了,就是governance。governance是講,除了政府以外,其他的社會力量也同時參與治理。這個變化應該是九十年代以后才開始實現。為什么這么講呢?我自己做了一下key word search,才發現,一直到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治理這個詞跟今天我們理解的治理完全不一樣。當時治理的對象不是人。治理的對象是治理黃河,治理沙漠,治理三廢,都是那種自然體。“治理”變成今天意義上的governance,就是九十年代以后在中文語境里面才真正出現。
剛剛開完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一個很重要的目標,就是要建立現代的國家治理體系,加強國家的治理能力。所以“夢”變了,治理國家發展的方式整個發生變化了。從governability,到government,到governance。
但我要講的是前兩個階段好像比較容易,因為governability的問題,不管你用專政的方法還是什么方法,你要建立一個有效政府,就成了。government,也比較簡單,因為政府把資源都壟斷到自己手里,把事情辦成,就行了。但是governance涉及到政府和非政府的力量一起共治。
聽起來很簡單,現在三中全會文件也講了,很簡單,該市場處理就市場處理,該國家處理就國家處理。問題是什么該市場處理,什么該國家處理,這個非常不清楚。我前不久寫過一本小書,就是解釋卡爾•波蘭尼一本大書Great Transformation(《大轉型》),這本小書叫《波蘭尼的大轉型和中國的大轉型》。卡爾•波蘭尼講,三樣東西不能完全市場化,一個是土地,一個是勞動力,一個是貨幣。三中全會的文件里面這三方面都涉及到了,那在什么意義上,在多大程度上這三樣東西可以市場化,在多大程度上不能市場化,我們僅僅說變成governance,光說不行,還得要進一步探索。所以今后的任務非常重,這也是這個中心需要研究的問題。我祝賀你們愿意承擔這么繁重的研究任務。
好,謝謝。
(文字稿未經作者審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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