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充分認識堅定理想信念的緊迫性、重要性
黨的十八大報告提出,要全面提高黨的建設科學化水平,確保黨始終成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堅強領導核心。“對馬克思主義的信仰,對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信念,是共產黨人的政治靈魂,是共產黨人經受住任何考驗的精神支柱。要抓住思想理論建設這個根本,教育引導黨員、干部矢志不渝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共同理想而奮斗。”[1]
(一)堅定理想信念是一項迫切而現實的任務
樹立對馬克思主義的信仰,堅定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的信念,這是對共產黨員的基本要求,也是黨的建設的根本?;仡檱H共產主義運動和我們黨經歷的歷史,我們深深感到,十八大提出這個問題,其意義怎么估計都不會過分。黨員有沒有堅定的理想信念是關系到黨和社會主義制度前途命運的大問題。
不能不承認,目前,在少數黨員、甚至黨的領導干部中,缺乏社會主義的理想和信念,不懂得科學社會主義的基本原理,不相信社會主義優越于資本主義,不相信社會主義必然取代資本主義,這是一個相當嚴重的問題。持這樣看法的人,就不會堅定地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稍有風吹草動,就會在我國的基本道路、基本理論、基本制度問題上發生動搖。
出現這種情況并不是偶然的,它是由國際國內的客觀形勢以及我們工作中的缺點造成的。
蘇東劇變的影響。上世紀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蘇聯、東歐國家政局發生劇變,一大片社會主義陣地垮掉了,連世界上第一個、也是最強大的、歷史最悠久的社會主義國家——蘇聯也垮掉了。這是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史上最大的悲劇,它使得整個世界社會主義事業跌入低谷。雖然我國頂住了蘇東劇變帶來的巨大壓力,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使社會主義的紅旗依然在世界東方飄揚,但蘇東劇變的嚴峻形勢不能不對我國產生嚴重影響。國內有的人因此患上了“革命低潮綜合征”,對馬克思主義的信仰、對社會主義的信念發生動搖,懷疑社會主義還有沒有前途,懷疑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還靈不靈,尤其是對資本主義必然滅亡、社會主義必然勝利這個客觀規律產生了疑問,提出“中國的社會主義紅旗還能打多久”的問題。
西方思想的影響。我國實行對外開放方針以后,國門打開了,各種西方資產階級思潮(像新自由主義、民主社會主義、“普世價值”、“憲政民主”等等)涌了進來,而迷信西方資產階級理論、學說,崇拜西方(尤其是美國,有時是西歐國家)資本主義制度的人,則把西方的一切作為模仿的樣板,將西方的價值觀、政策以至具體措施當做圭臬,甚至使用的概念、話語體系也要求照搬西方。在這種情況下,馬克思主義的指導地位受到沖擊,社會主義的信念就越來越淡薄了。
非意識形態化思想的影響。在新形勢下,有人曲解了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思想,認為從此重要的是發展經濟,不再需要講什么理想信念了,管它什么社會主義、資本主義,只要能把經濟搞上去就行了。有人公開說“主義不能當飯吃,公有制又不打糧食”,什么主義、什么所有制都行。他們反對講理想、信念,認為那是“講空話”、“說大話”,不如干點實事,公開提倡實用主義。這種非意識形態化的言論,聽起來十分超脫,相當迷惑人,然而這是做不到的。同其他動物不一樣,人的基本特性是社會性。人都是在社會中活動的,像魯濱遜那樣孤立的、不同其他人發生關系的個人,只存在于傳奇小說中,現實生活中是不可能存在的。為了生產和生活,人們必然結成一定的社會關系,形成一定的社會制度。脫離社會制度就不可能進行生產,人也不可能生活。自有人類以來,人們總是向往一種對自己(以及他所屬的階級)最有利的、也就是自以為最好的社會制度,不管是否自覺地意識到這一點。這就是理想、信念。問題僅僅在于,他所向往的社會制度是否符合社會發展規律,也就是說,這種理想、信念是否正確。不講理想信念,客觀上是做不到的。然而這種非意識形態化的思想卻對一部分人產生很大影響,使得他們走上淡化社會主義信念的實用主義道路。
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弱化的影響。改革開放以來,黨中央一再強調要加強思想政治教育,然而在實際工作中,出現了“一手硬、一手軟”的現象,重視經濟工作,忽視思想工作。這種狀況的惡性發作,就是爆發1986年的學潮和1989年的政治動亂。鄧小平總結動亂的教訓時指出:十年最大的失誤是教育,我說的是思想政治教育。我們的錯誤是堅持四項基本原則還不夠一貫,沒有把它作為基本思想來教育人民,教育學生,教育全體干部和共產黨員。“四個堅持,思想政治工作,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反對精神污染,我們不是沒有講,而是缺乏一貫性,沒有行動,甚至講得都很少。”[2]動亂平息以后,我們吸取教訓,注意了思想政治工作,但情況并沒有發生根本改變。事實表明,意識形態領域沒有真空,這塊陣地,馬克思主義不去占領,非馬克思主義、反馬克思主義就會去占領。馬克思主義是要灌輸的,削弱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非馬克思主義、反馬克思主義就會占領思想陣地,從而導致社會主義信念的喪失。
客觀形勢和主觀認識的綜合作用,導致當前我們黨內一部分黨員出現了理想信念淡化甚至缺失的嚴重狀況。進行社會主義理想信念的教育,樹立堅定的社會主義信念,成為一項十分迫切的任務。
(二)理想信念的缺失是十分危險的事情
共產黨員喪失共產主義、社會主義的理想信念會導致什么樣的后果呢?許多人往往對此估計不足。有人認為,不講什么理想信念,地里照樣長莊稼,工廠照樣生產產品,有沒有理想信念,關系不大。
尼克松的一個預言不幸而言中。我們看一下尼克松寫的《1999:不戰而勝》一書吧。最觸動我們的是他寫的下面一段話:“今天(指1988年)東歐進行和平演變的時機已經成熟。1983年,我游歷了保加利亞、羅馬尼亞、匈牙利和捷克斯洛伐克,并遇見了幾位東歐集團的領導人和數百名平民。從他們當中傳出了一個明朗的信號:共產主義教條作為激發人們的力量已經死亡。”“東歐共產黨人已經完全喪失了信仰。當今大多數都是野心家和官僚。共產黨的意志和信心已經破滅。”“正在崛起的一代東歐人不是思想家,而是實干家,而實用主義則能為和平演變打開缺口。”[3]
記得也就在尼克松游歷東歐國家那個時間的前后,我國為了進行經濟改革借鑒東歐國家的經驗,曾派出好幾十個代表團訪問東歐國家,考察他們經濟體制改革的理論和措施。這些考察團回國后都給中央寫了報告,但報告都只是談到了具體的經濟改革內容,沒有一個考察團提到像和平演變這樣的重大政治問題。然而過了不久,東歐國家紛紛發生了和平演變,國際壟斷資產階級不費一槍一彈,就在這些國家里實現了夢寐以求的向資本主義的演變。事實證明,尼克松的判斷是正確的。我們不得不佩服資產階級政治家、思想家的政治敏感性,尼克松從東歐國家從上到下喪失共產主義理想、信念的實用主義現象中敏銳地看到了和平演變的必然性,并由此預測到未來的前景。我們卻沒有看到這一點,回想起來,真是令人慚愧。
尼克松的判斷以及后來實際發生的事實,向我們提出了一個十分尖銳的現實問題:理想、信念的缺失是一件十分危險的事情,決不能等閑視之。不講政治、不講方向,成天沉湎于行政、技術具體事務的實用主義,長遠來看是會出大問題的。“實用主義能為和平演變打開缺口”,聽起來有點聳人聽聞,然而卻是被蘇聯、東歐國家和平演變的事實證明了的真理。我們需要從理論上闡明這個真理,從而引起人們的高度重視。
社會主義社會是不斷變化的社會,它始終面臨著朝哪兒發展、朝哪兒變化的問題。恩格斯早在1890年就指出,社會主義社會不是一種一成不變的東西,而是“經常變化和改革的社會”。[4]社會主義社會客觀上存在著兩條道路的斗爭,一條是堅持社會主義道路,朝著共產主義方向前進;另一條是走資本主義道路,或者換個名稱,叫做民主社會主義道路。要想停留在原地、保持原狀,不發生變化,那是做不到的。改革開放以來不斷涌現的反馬克思主義思潮,諸如新自由主義、民主社會主義、“普世價值”、歷史虛無主義、“憲政民主”等等,就是想把我國的社會主義社會拉到資本主義化的道路上去。這些思潮的說法不一樣,詞藻不斷翻新,但政治目的是一樣的,無非是:政治上推翻共產黨的領導,要求實行多黨制,否定無產階級專政,要求實行資本主義憲政民主;經濟上反對公有制的主體地位,要求實行私有化;思想上反對馬克思主義為指導,要求讓資產階級思想占據指導地位。在這些反馬克思主義思潮輪番進攻面前,如果沒有堅定的共產主義信念,就會自覺不自覺地接受這些思潮的影響,在實踐中自發地往資本主義化方向走。這種危險是客觀存在的。
必須看到實用主義的危害。在我們把工作重心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以后,黨內、社會上經??梢砸姷胶鲆暲硐胄拍罱逃?、主張實用主義的傾向,甚至在一定時期、一定范圍里這種傾向還占了上風。例如,有人強調,不要講什么方向、道路,只要能把經濟搞上去就行了;有人提出,應該轉變思維方式了,鬧革命時要講理想信念,執政了就應該提倡搞經濟、抓技術。理想信念那都是“虛”的,要抓“實”的東西。這實際上就是東歐國家上上下下在上世紀80年代的思想狀態。然而尼克松恰恰從這里看到了向資本主義和平演變的契機。
二、堅定理想信念要正確認識社會主義取代資本主義這一客觀規律
樹立社會主義的信念,首先要搞清楚,馬克思是怎樣得出社會主義必然勝利、資本主義必然滅亡的結論的。政治上的堅定來源于理論上的堅定。馬克思主義不是宗教,而是科學。我們講信念,不是提倡迷信,社會主義的信念是建立在科學的理論基礎上的。搞懂了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才能有堅定的社會主義信念。
為了從理論上牢牢把握社會發展規律,堅定社會主義必然最終取代資本主義的信心,我們必須認真學習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像《共產黨宣言》、《資本論》、《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等等經典著作,深刻、全面、科學地闡述了科學社會主義的基本道理。認真讀經典著作,聯系實際,真正把握其精神實質,就能夠樹立起堅定的社會主義信念。
改革開放以來,有的黨員甚至黨的干部社會主義信念不堅定,在各種反馬克思主義、反社會主義思潮沖擊面前產生動搖,這種情況同他們長期不學習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分不開的。一段時間里,有人把讀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當做教條主義加以批判,用否定馬克思主義某些原理來“論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正確性,說馬克思主義這個原理錯了、那個原理過時了,不能解決中國的問題。這種說法在報刊上屢屢可以見到,我們略舉一二。有人看到在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還有必要在一定范圍內保留私有制,并在政策上予以鼓勵和支持,就提出《共產黨宣言》里說的“共產黨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論概括為一句話:消滅私有制”[5]這個論斷錯了,認為私有制是不可能消滅的,由此進而提出,馬克思恩格斯說社會主義是以生產資料公有制為基礎的,這一點正是社會主義制度與資本主義制度的“具有決定意義的差別”[4],這個論斷也錯了,認為公有制并不是社會主義的本質特征,沒有公有制也可以搞社會主義。又如,有人看到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還存在資本收入,就否定剝削這一概念,進而認為馬克思主義的剩余價值理論是錯誤的,它“使得社會主義從空想變成迷誤”,社會主義只要發展生產、實現公平就夠了,不需要講什么消滅剝削。有人還認為,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無法完全解決中國問題”,所以要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創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仿佛就解決中國問題來說,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不靈了,至少是部分不靈了,只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才管用。說這種話的人,邏輯上是自相矛盾的:既然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無法解決(或無法完全解決)中國問題,那就應該拋棄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或拋棄部分原理),怎么還要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呢?這種說法實際上是為否定馬克思主義的指導地位埋下了伏筆。
黨的十七屆四中全會提出,要把我們黨建設成為一個馬克思主義的學習型政黨,號召全黨認真學習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最近習近平同志特地強調指出,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是馬克思主義理論的本源。學習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有利于從源頭上完整準確地理解馬克思主義,系統掌握馬克思主義科學真理,也有利于深化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的理解和運用。沒有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基礎,就談不上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認真學習經典著作,從理論上搞清楚馬克思主義關于社會主義必然勝利、資本主義必然滅亡的基本原理,這是堅定社會主義信念的理論依據。懂得了這些基本道理,牢牢把握社會主義取代資本主義這一社會發展的歷史規律,我們就能做到“任憑風浪起,穩坐釣魚臺”,即使國內出現像1989年那樣的政治風波,國際上發生像東歐劇變、蘇聯解體那樣的悲劇,我們的社會主義信念也會仍然堅定不移,不會有絲毫動搖。
三、堅定理想信念要科學地評價已有的社會主義實踐
如何評價已有的社會主義實踐,是關系共產黨和社會主義國家前途命運的重大政治問題。
從十月革命勝利、世界上出現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以來,社會主義實踐已經有了近100年的歷史。這段歷史,既有輝煌的成就,也有嚴重的挫折,既有凱歌行進,也有令人嘆息的倒退。正確評價已有的社會主義實踐,是堅定社會主義信念的實踐依據。在蘇東劇變以后,有人完全否定社會主義實踐,認為社會主義是失敗的,沒有優越性,不如資本主義。他們的邏輯是,如果社會主義優越于資本主義,怎么會發生蘇聯東歐劇變,一系列社會主義國家倒退到資本主義去這樣的事情呢?他們認為,蘇東劇變證明,社會主義搞錯了、搞糟了,是沒有前途的。于是,他們不相信社會主義了。這是不符合客觀實際的錯誤的觀點。
(一)對蘇聯社會主義實踐的評價應該有一個正確的方法
社會現象是復雜的、多方面的。任何社會都充滿了矛盾,社會主義社會也是如此。要找點社會主義實踐中的毛病,并不困難。完全否定已有的社會主義實踐的人,往往羅列一大堆問題、弊病作為論據,而且有的問題的確是存在的,因而看起來似乎是有根據的了。然而正如列寧指出的:“社會生活現象極其復雜,可以找到任何數量的例子或個別的材料來證實任何一個論點。”[6]列舉點事例并不能說明問題,關鍵是要有一個正確的觀察問題的方法論。首先,應該全面地分析,既看到問題,也要看到成績,而且要分清主流、支流。第二,應該歷史地分析,即把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各項具體的制度、方針、政策放到當時的國際國內政治經濟環境中進行評價,切忌從現在的、已經變化了的條件出發來評價歷史上的事情。第三,必須把社會主義基本制度與具體的體制、運行機制區分開來。
應該看到,社會主義是人類歷史上嶄新的社會制度。需要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與本國具體國情結合起來進行探索。在探索過程中,出現一些失誤也是難免的。再一般的說,社會主義社會同其他社會一樣,仍然存在矛盾,只是矛盾的性質和狀態不一樣罷了。社會主義也是在不斷出現矛盾而又不斷解決矛盾的過程中發展的。期望社會主義制度一經建立就完美無缺,那是不切實際的想法。因此,在社會主義社會里,存在這樣那樣的弊病和缺點,是可以理解的。由于蘇聯是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沒有現成的經驗可資借鑒,只能根據馬克思、恩格斯以及列寧提出的一些理論設想進行探索。對社會主義事業建設的前人進行嘲笑、譴責乃至攻擊,這是不足取的。重要的是要總結經驗,在前人的基礎上糾正錯誤,繼續前進。輕易地把第一個社會主義實驗貶之為“失敗”,予以否定和咒罵,這不是馬克思主義的鄭重的態度。
毛澤東是運用馬克思主義唯物辯證法來分析蘇聯社會主義模式的典范。他提出了對蘇聯社會主義模式的科學評價,即有名的“三七開”。他指出:“任何一個民族,不可能不犯錯誤,何況蘇聯是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經歷又那么長久,不發生錯誤是不可能的。蘇聯發生的錯誤,像斯大林的錯誤,它的位置是什么?是部分性質的、暫時性質的。”“蘇聯那個主流,那個主要方面,那個大多數,是正確的。俄國產生了列寧主義,經過十月革命變成了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它建設了社會主義,打敗了法西斯,變成了一個強大的工業國。它有許多東西我們可以學。”“他們的主要的、大量的東西,是好的,有用的;部分的東西是錯誤的。”[7]這種實事求是的、全面的、辯證的評價,至今仍是適用的。
蘇聯向資本主義演變以后的情景可以從反面說明社會主義道路的正確性,有助于我們堅定社會主義信念。在蘇聯,上世紀八十年代末動亂初期,民主派和黨內的民主社會主義者一再宣傳,只要擺脫社會主義制度的“束縛”,走上資本主義道路,政治上民主自由、經濟上繁榮昌盛的局面就會迅速出現。然而蘇聯解體后的實踐卻證明事情正好相反。我們看一看今天俄羅斯的情景吧!在經濟領域,俄羅斯國內生產總值急速下降,從1991年到1999年下降了52%(要知道1941-1945年衛國戰爭期間僅僅下降22%,也就是說,資本主義復辟給俄國帶來的損失大大超過打一場世界大戰的損失),從一個現代化工業強國變成了原材料附庸國。在社會領域,1989年10%的最貧困人口收入與10%最富裕人口收入之比為1:4.7,而1999年這個比例將近1:80,后來這一差距進一步擴大。酗酒、精神疾病、無家可歸、流浪兒童、賣淫等社會問題成堆。2005年俄羅斯男子的平均壽命為58.6歲,比20世紀90年代初蘇聯解體時還低4.8歲,這使得俄羅斯成為全歐洲男子壽命最低的國家。劇變期間重大犯罪案件急劇增加,1990年俄羅斯殺人案為1.43萬起,1998年為2.98萬起,2002年已超過3.2萬起。各種犯罪案件劇增,每4個成年男子中就有一個有前科,平均每十萬人口有一千個犯人,這是世界上最高的比例。在國際領域,俄羅斯從超級大國淪為二流國家,遭到西方國家的鄙視,嚴重損害了俄羅斯人民的民族自豪感。這類材料,俯拾皆是。這種情景,也許可以給我們國內某些否定社會主義制度、鼓吹走資本主義道路的人當頭棒喝吧!
(二)對我國六十多年的社會主義實踐必須進行全面的、科學的分析
正確評價我國六十多年社會主義的歷史,看到社會主義的優越性,這是堅定社會主義信念的必要前提。
建國以來,我們黨團結帶領全國各族人民,經過六十多年的艱苦奮斗,把貧窮落后的舊中國變成了日益走向繁榮富強的新中國。我國已經成為世界上第二經濟強國,綜合國力大幅提升,基礎設施全面提高,城鄉區域發展協調性增強,創新型國家建設成效顯著。歷史和現實都告訴我們,只有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只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才能發展中國,這是歷史的結論、人民的選擇。
毫無疑問,我們的社會主義建設還存在許多不足,前進道路上還有不少困難和問題。要羅列這些問題,也可以說出一大堆。社會主義社會依然存在矛盾,正因為存在這些問題,我們才需要改革,通過改革來解決矛盾,而且舊的矛盾解決了,又會出現新的矛盾,需要進一步解決。社會主義社會正是在不斷出現矛盾,又不斷解決矛盾的過程中向前發展的,這是歷史的辯證法。關鍵在于,這些問題在整個社會主義實踐中處于次要地位,可以逐步解決,我們取得的成就是偉大的,它是主流。隨著改革的推進,我國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必將進一步顯現。我們應該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
我們黨領導的社會主義建設,有改革開放前和改革開放后兩個歷史時期。經常有人把這兩個時期對立起來,用否定前者的辦法來論證后者的正確。這種觀點值得重視,因為它把社會主義的歷史否定了,很容易動搖人們的社會主義信念。在黨的十八大前夕有學者撰文說,新中國成立后前幾十年搞的社會主義,是“封建社會主義”,“文化大革命”表明,它“在政治、經濟和文化上”已經“全面破產”。那么,怎么看待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呢?文章說,這是與改革開放前的社會主義徹底決裂的“全新的社會主義”。這里有幾個問題需要澄清:第一,能不能說改革開放前我們搞的是“封建社會主義”;第二,能不能說改革開放前我國在政治、經濟和文化上全面破產了;第三,能不能說改革開放前后是兩種完全不同的“社會主義”?
我們先來說說“封建社會主義”吧。經常有人給我國改革開放前的社會主義制度扣上這頂帽子。作者還明確說,“如果講它仍然是社會主義,那么正是馬克思、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中所嚴厲批判的那種封建的社會主義”?!豆伯a黨宣言》里說的封建社會主義是什么東西呢?它指的是19世紀30-40年代在西歐產生的、代表地主貴族利益的社會主義流派。資產階級革命勝利以后,資產階級統治日益鞏固,這時被推翻的封建貴族不能再赤裸裸地宣揚封建主義了,于是便裝扮成工人群眾利益的代表,打著社會主義的旗號,散布封建地主可以同工人、勞動者一起共同反對資本主義,從而形成了封建社會主義。他們是從被打倒了的地主階級立場出發來批評資本主義制度的,目的是使社會回到封建宗法關系中去,恢復封建主義制度。馬克思恩格斯曾辛辣地批判封建社會主義說,它“半是挽歌,半是謗文,半是過去的回音,半是未來的恫嚇”,他們是“把無產階級的乞食袋當作旗幟來揮舞”。“但是,每當人民跟著他們走的時候,都發現他們的臀部帶有舊的封建主義紋章,于是哈哈大笑,一哄而散。”[5]我國改革開放前的社會主義事業有這種“封建社會主義”的影子嗎?一點也找不到!
可見,把改革開放前的中國說成是《共產黨宣言》里說的“封建社會主義”,是毫無道理的。
能不能說改革開放前中國的社會主義已經在政治、經濟、文化上全面破產了呢?“文化大革命”結束以后,我們黨集中全黨的智慧,對改革開放前30年的歷史進行了科學的、全面的總結,做出了《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決議明確指出:“中國共產黨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的歷史,總的說來,是我們黨在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指導下,領導全國各族人民進行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并取得巨大成就的歷史。”決議從政治、經濟、文化、外交、軍事等十個方面闡述了這30年的偉大成就,指出這30年我們取得的成就是主要的,忽視或否認我們的成就,忽視或否認我們取得這些成就的經驗,是嚴重的錯誤。“我們的成就和成功經驗是黨和人民創造性地運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結果,是社會主義制度優越性的表現,是全黨和全國各族人民繼續前進的基礎。”[8]
那么,“文化大革命”能不能證明我國改革開放前的社會主義制度“在政治、經濟和文化上的全面破產”?也不能。決議全面地分析了“文化大革命”的性質和發生的原因,指出這是“一場由領導者錯誤發動、被反革命集團利用”的嚴重災難,而不是我國建立的社會主義制度必然帶來的。糾正“文化大革命”的錯誤,也正是我們黨領導人民根據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依靠社會主義制度(而不是推翻已有的社會主義制度)實現的。在“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時間里,盡管黨和國家遭受了重大挫折,但社會主義基本制度仍然得到堅持,工農業生產仍然得到一定的發展(十年內工農業總產值增長了133.54%,其中工業總產值增長了172.6%,農業總產值增長了35.3%),為以后的改革開放新時期的經濟騰飛準備了物質條件。
能不能說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全新的社會主義”?把握這個問題,關鍵是在方法論上要把社會主義的本質特征和基本原則同它的具體實現形式區分開來。社會主義的本質特征和基本原則,是社會主義同其他社會、尤其是同資本主義區別開來的東西。馬克思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里,根據歷史唯物主義揭示的社會發展的一般規律,在分析資本主義社會矛盾的基礎上,推論出未來的新社會即社會主義社會的基本原則。這就是:第一,無產階級必須組織自己的政黨,并在自己的政黨領導下進行革命和建設。這個政黨應該是無產階級的獨立的政黨,而不受資產階級的影響,不應“充當資產階級民主派的隨聲附和的合唱隊”。第二,無產階級必須奪取政權?!豆伯a黨宣言》明確提出,共產黨人的最近目的是“使無產階級形成為階級,推翻資產階級的統治,由無產階級奪取政權。”“用暴力推翻資產階級而建立自己的統治。”[5]這個政權的性質是無產階級專政。第三,消滅私有制,建立公有制?!豆伯a黨宣言》旗幟鮮明地提出:共產主義“運動的基本問題是所有制問題”。“共產主義革命就是要同傳統的所有制關系實行最徹底的決裂”,無產階級取得政權以后,“將利用自己的政治統治,一步一步地奪取資產階級的全部資本,把一切生產工具集中在國家即組織成為統治階級的無產階級手里。”第四,社會主義在同傳統所有制徹底決裂的同時,還必須同傳統觀念徹底決裂。實現同傳統觀念徹底決裂這一任務的關鍵在于,用工人階級的世界觀——馬克思主義教育和武裝全體人民,占領思想理論陣地,堅持馬克思主義在意識形態中的指導地位,批判和抵制形形色色的在私有制基礎上產生的傳統觀念。[5]
我國無論是改革開放以前還是改革開放時期,始終堅持馬克思、恩格斯提出的社會主義基本原則,即在政治上堅持共產黨的領導,堅持無產階級專政;在經濟上堅持生產資料公有制和按勞分配原則;思想上堅持馬克思主義為指導。用鄧小平的話來說,那就是堅持四項基本原則。鄧小平在提出四項基本原則的時候特別強調:“這四項基本原則并不是新的東西,是我們黨長期以來所一貫堅持的。粉碎‘四人幫’以至三中全會以來,黨中央實行的一系列方針政策,一直是堅持著四項基本原則的。”[9]四項基本原則體現在制度上,就是社會主義基本制度。這是社會主義的共性,具備四項基本原則,才是社會主義社會制度;拋棄了四項基本原則,就變成別的社會制度了。就這個層次而言,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并不是新的社會主義制度。我們說以毛澤東同志為核心的黨的第一代領導集體為改革開放“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礎”,主要也是就建立了社會主義基本制度這一點說的。
然而作者是怎么解釋“全新的社會主義”呢?他講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很多事情,但就是不講四項基本原則,避而不提無產階級專政,避而不提馬克思主義為指導,更是明確反對公有制,把公有制說成是“封建皇權經濟”。拋棄了四項基本原則,否定了社會主義的本質特征,就不是社會主義了,那就改旗易幟、變成別的社會制度了,哪兒還有什么“全新的社會主義”呢!這實際上就是要求走十八大強調要防止的邪路。
從這里我們可以悟出一個道理: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同毛澤東思想的關系、改革開放后的30多年同改革開放前30年的關系問題上的爭論,如果撇開細枝末節,從根本上說,實質上是要不要堅持四項基本原則、要不要堅持社會主義基本制度的問題。這是一個涉及中國前途命運的原則問題,不能不分清是非。
習近平明確指出:改革開放前和改革開放后是“兩個相互聯系又有重大區別的時期,但本質上都是我們黨領導人民進行社會主義建設的實踐探索。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在改革開放歷史新時期開創的,但也是在新中國已經建立起社會主義基本制度、并進行了20多年建設的基礎上開創的。雖然這兩個歷史時期在進行社會主義建設的思想指導、方針政策、實際工作上有很大差別,但兩者絕不是彼此割裂的,更不是根本對立的。不能用改革開放后的歷史時期否定改革開放前的歷史時期,也不能用改革開放前的歷史時期否定改革開放后的歷史時期。要堅持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分清主流和支流,堅持真理,修正錯誤,發揚經驗,吸取教訓,在這個基礎上把黨和人民事業繼續推向前進。”[10]這段話,透徹地闡述了改革開放前和改革開放后兩個歷史時期的關系,從根本上回答了否定我國改革開放前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的那股思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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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鄧小平.鄧小平文選: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166.
[10]習近平.在新進中央委員會的委員、候補委員學習貫徹黨的十八大精神研討班開辦式上的講話[N].人民日報,2013-1-6.
(作者單位:中國人民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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