網編：隨著我國改革事業的不斷推進，各種社會思潮也涌現出來。如何正確認識和科學引領這些思潮，特別是如何有效抵制錯誤思潮，成為使改革沿著正確方向不斷前進需要破解的重大課題。要破解這一課題，首先要重視解決幾個方法論問題，比如怎樣正確處理“不爭論”與“雙百方針”的關系，怎樣正確認識反“左”與反右的辯證法，堅持馬克思主義一元化指導與尊重差異、包容多樣是否矛盾，在學習吸收西方文化積極成果的同時如何抵制“西化、分化”圖謀，經濟領域有沒有意識形態，為什么既要“解放思想”又要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尊重知識分子與提倡知識分子改造世界觀是否矛盾，等等。今天，我們有幸邀請到清華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劉書林教授到馬克思主義研究網做客，給我們談談社會思潮研究中需要正視的若干方法論問題。

　　劉書林教授長期跟蹤研究社會思潮，在思想政治教育領域成果卓著，有許多獨到的研究心得和體會。在2013年6月林泰教授主編、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出版的《問道》這本研究改革開放以來社會思潮的專著中，劉書林教授對影響人們正確開展引領社會思潮的一些模糊認識做了精彩辨析，這些辨析具有重要方法論意義。

　　網編：劉老師，“不爭論”這個詞近20年可能是學界出現頻率最高的詞匯之一，也是爭論很大的一個詞，無論對理論研究還是對實際工作，影響都十分大，您能講講鄧小平提出“不爭論”的本來含義是什么，長期以來理論界在“不爭論”問題上有哪些誤讀，“不爭論”是否意味著可以不講是非，比如可以不問姓“社”姓“資”、姓“公”姓“私”，“不爭論”是否可以取代“雙百方針”?

　　劉書林：關于“不爭論”的問題。

　　不爭論是鄧小平同志1992年概括出來的。

　　不爭論是在特定語境下的一個表述。是為了使改革贏得時間和機遇而采取的一種措施。不是在社會科學理論研究中不能“百家爭鳴”，更不是在大是大非面前不爭論。許多年來，有些人把“不爭論”這個說法泛化了，完全改變了鄧小平同志的原意，這是不妥當的。

　　在涉及道路、路線、方針、社會主義本質等重大問題上，鄧小平不但主張爭論，而且是寸步不讓地進行斗爭的。

　　1979年3月，鄧小平在全國理論務虛會上的講話就指出，必須堅持黨的四項基本原則，只有社會主義能夠救中國，“中國絕大多數人決不允許歷史倒退。”

　　1983年10月，鄧小平在《黨在組織戰線和思想戰線上的迫切任務》講話中指出，雙百方針不是鳴放絕對自由，不能只讓錯誤的東西放、“不讓馬克思主義爭”。當時他建議大家好好學學毛主席的《反對自由主義》并按照文章的精神辦事。

　　1989年5月，鄧小平說有些人說的改革是資產階級自由化，資本主義化，“我們講的改革與他們不同，這個問題還要爭論的。”

　　借口不爭論，造出了“不問姓社姓資”、“不問姓公姓私”其實就是搞私有化、搞資本主義化的幌子。

　　習近平819講話指出：“在事關堅持還是否定四項基本原則的大是大非和政治原則問題上，我們必須增強主動性、掌握主動權、打好主動仗。要敢抓敢管，敢于亮劍，著眼于團結和爭取大多數，有理有利有節開展輿論斗爭，幫助干部群眾劃清是非界限、澄清模糊認識。”

　　他還說：“在宣傳思想領域，我們不搞無謂爭論，但牽涉到大是大非問題，牽涉到政治原則問題，也決不能含糊其辭，更不能退避三舍。‘千呼萬喚始出來，猶抱琵琶半遮面’是不行的!領導干部要敢于站在風口浪尖上進行斗爭。”

　　我想這些話，把不爭論與在大是大非問題上的斗爭講得十分清楚了。

　　網編：我們在社會思潮研究中，經常會碰到“左”的或者右的傾向性問題，很敏感。請您談談“左”、右傾向的準確含義所指，各有哪些不同特點，怎樣做好思想領域的反傾向斗爭?

　　劉書林：關于反對“左”右傾向的問題。

　　由于中國經歷了小農經濟的漫長的時代，留給我們的消極遺產就是小農思維。其特點就是：封閉性、絕對化和極端化的思維方法。這是違反唯物辯證法的。但是，由于全民族科學世界觀特別是唯物辯證法的普及水平不高，難免不斷出現“左”和右的錯誤傾向，而且往往是交替出現。知道了這一特點，我們大概就不會因為不斷出現的“左”和右的錯誤傾向而感到煩惱了。只有致力于馬克思主義科學世界觀的學習和提升，才能從根本上減少或防止這種現象。

　　“左”的特點是急性病。機械僵化。教條主義。脫離實際。

　　右的特點是一定程度的背離和背叛科學社會主義，退讓、投降、資產階級自由化。

　　由于“左”和右的錯誤傾向常常交替出現，所以應該堅持實事求是、面對現實的方針，有右就反右，有“左”就反“左”。在反對傾向問題上，不能僵化，不能形而上學。鄧小平就是這么做的。

　　1983年10月，鄧小平在《黨在組織戰線和思想戰線上的迫切任務》講話中指出，三中全會以來花了很大力氣糾正了文化大革命的“左”的錯誤。“這類‘左’的錯誤不允許重犯。但是，不少同志片面地總結歷史教訓，認為一講思想斗爭和嚴肅處理就是‘左’，只提反‘左’不提反右，這就走到軟弱渙散的另一個極端。”他接著說：“對于思想理論方面‘左’的錯誤觀點，仍然需要繼續進行批評和糾正。但是，應當明確指出，當前思想戰線首先要著重解決的問題，是糾正右的、軟弱渙散的傾向。”

　　1987年1月，針對當時那場席卷全國的學潮，鄧小平說煽動鬧學潮的人，惡毒攻擊黨的領導和社會主義制度，而“這些人恰恰就在共產黨里”。此事引起鄧小平的注意：“如果說我們過去對‘左’的干擾注意的多，對右的干擾注意不夠，那末這次學生鬧事提醒了我們，要加強注意右的干擾。”“對于青年人來說，右的東西值得警惕”。

　　在反對傾向的斗爭中，盡力防止從一個極端走到另外一個極端。這兩種錯誤傾向都能夠葬送社會主義，都必須加以防止。根據實際情況，實事求是地判斷，有什么錯誤傾向就反對什么錯誤傾向，才能保證安定團結的大局。

　　網編：有人認為，既然要尊重差異、包容多樣，就不應該提馬克思主義一元化指導，就不應該用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主導思想文化的多元化現象。一元化指導與尊重差異、包容多樣矛盾嗎?

　　劉書林：關于一元主導與包容多樣的問題。

　　任何一個社會的意識形態都有一個主導的內容。這是事實。這是規律。這是階級社會的必然。哪個社會沒有主導的意識形態呢?都有。只不過有的進行了掩飾而已，比如把自己的意識形態說成是普世的、全民的等等，不一而足。

　　離開了主導，包容多樣和尊重差異就失去了立腳點，就喪失了根本。在意識形態出現多元狀態的情況下，更應該注意突出主導。有了主導人們才能有了立腳點、出發點，才能談得上去包容什么。否則，喪失主導地位，社會主義意識形態就會被解體、解構、瓦解。

　　社會主義國家，在堅持社會主義的主導意識形態的前提下，倡導包容多樣、尊重差異，這是有益的。第一，人們的思想是有層次的，表現方式也是多樣的，只有包容多樣，才能團結各種積極的力量為社會主義事業服務。第二，多種多樣的思想意識表現，為人們進行比較鑒別提供了廣大的空間，經過比較和鑒別，主導的內容會更加扎實和突出。第三，堅持主導，包容和尊重多樣，也是真理發展的必由之路。

　　但是包容多樣、尊重差異，決不是放任錯誤思潮泛濫，決不是放棄必要的思想斗爭。否則，主導不揚，喧賓奪主，歷史和領袖被否定甚至被妖魔化，政治動蕩和政權被推翻，就臨近了。可能就是一夜之間的事情。整個社會喪失主旋律，人們思想被搞亂了，執政黨說話不靈了，國家權力也就崩潰了。

　　所以，習近平同志在819講話中說：“我們必須把意識形態工作的領導權、管理權、話語權牢牢掌握在手中，任何時候都不能旁落，否則就要犯無可挽回的歷史性錯誤。”凡是主旋律不揚的地方，凡是制造攻擊和敗壞黨的歷史和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地方，一般來說就是意識形態的領導權、管理權、話語權旁落的地方。現在應該結合黨的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好好動員群眾檢查和監督這種意識形態權力旁落的情況。

　　網編：劉老師，我們一方面要學習吸收西方文化的積極成果，同時又要警惕和抵制“西化、分化”的圖謀，那么，“西化、分化”在當前有哪些表現，在向國外學習的時候應當注意些什么?

　　劉書林：關于學習外國與反對西化、分化的問題。

　　學習一切國家的好東西、有用的東西，包括資本主義國家的積極的東西也要學，這是我們黨自毛主席以來的一貫主張。毛主席在《論十大關系》中專門講了這個問題，早就講得很清楚了。當然，他同時也告訴我們不能學習外國的壞東西，腐朽的東西、錯誤的東西。學習不能喪失自己的根本，不能學著學著不知道自己姓什么了，不能錯把他鄉當故鄉。

　　但是，在改革開放以來，出現了許多新的情況，值得注意。第一，世界范圍內思想文化交流頻繁，斗爭深刻復雜，遏制中國，西化和分化中國的斗爭比以往更加激烈。第二，西方的西化和分化在我們國內也有相應的基礎，也有極少數西方的思想俘虜和應聲蟲。第三，國內社會矛盾疊加，思想情況紛紜復雜，思想政治教育不像過去那么容易有實效了。

　　目前，西方特別是美國，在經濟危機之中看到自己世界霸權地位的搖搖欲墜，加大了對中國的西化分化頻率。他們的主要途徑是：第一，利用各種基金會和所謂“非政府組織”，資助我們國內的所謂“公共知識分子”，甚至向國內敵對分子發放獎勵，授予諾貝爾和平獎等手段，讓他們與黨的主旋律唱反調，制造社會動亂，充當西化分化中國的內應力量，成為與西方敵對勢力在中國的骨干;第二，利用新型新聞媒體的優勢，組織網絡“水軍”等群體，左右輿論，顛倒黑白，敗壞共產黨、敗壞社會主義、敗壞無產階級領袖的形象，對社會主義國家搞“攻心戰”;第三，利用人員往來、書報影視向社會主義國家進行滲透;第四，以經濟援助為誘餌，鼓勵社會主義國家領導層出現代理人，搞亂社會主義國家的政治、經濟體制，造成內外交困、不可收拾的一敗涂地的現實;第五，在青年人身上大做文章，腐蝕和改變我們的下一代。

　　從思想戰線近年的情況看，西方制造和拋出了各種思潮來西化和分化我國。例如：憲政民主思潮，普世價值的思潮，新自由主義的思潮，所謂“建設公民社會”的思潮，民主社會主義思潮，歷史虛無主義的思潮，歪曲和污蔑改革開放的思潮等等。這些思潮集中反對黨的四項基本原則。

　　鄧小平曾經指出：由于我們的思想理論戰線，對于西方引進的哲學、經濟學、社會學等新學科沒有運用馬克思主義來分析、鑒別、批判，反而一窩蜂地吹捧崇拜，有害的東西進來不少，“這種用西方資產階級沒落文化毒害青年的情況再也不能繼續下去了。”

　　網編：有人認為，經濟領域沒有意識形態，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那是意識形態領域的事。您能談談經濟建設與意識形態工作的關系嗎?

　　劉書林：關于經濟建設為中心與意識形態工作的問題。

　　這個問題習近平同志在近期的819講話中其實說得已經很清楚了。他在報告中一開始就談到了這個問題。他說，“經濟建設是黨的中心工作，意識形態工作是黨的一項極端重要的工作。”把經濟搞上去，才能為鞏固和完善社會主義制度創造更好的物質基礎。但是，意識形態工作也涉及黨的前途和命運，精神上喪失群眾基礎也要出問題。“我們在集中精力進行經濟建設的同時，一刻也不能放松和削弱意識形態工作。”

　　經濟基礎對于上層建筑起決定作用。政治是經濟的最高體現。這些都是我們知道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常理。在經濟領域，是以公有制為主體還是以私有制為主體，這是決定一個社會制度的性質的問題。在經濟領域，勞動果實的分配是為了實現共同富裕還是形成兩極分化，這也是測試一個社會制度性質的主要問題。在經濟領域，在生產管理中，把勞動者當成依靠的對象、歷史創造者、社會財富創造者，尊重和發揮他們的積極性，還是當成被統治者，當成“賤民”、“刁民”，這也是衡量一個人的政治立場問題。最近幾十年，我們在理論上的一切糾結，大部分就是圍繞這些問題展開的。這不是政治是什么?誰能說經濟領域沒有意識形態?只有政治上不合格的共產黨員，才會說經濟領域沒有意識形態問題。

　　重視黨的意識形態工作，是為了更好地圍繞經濟建設這個中心工作，服務大局，為中心工作提供有力保障和精神支撐。不能使意識形態工作游離于經濟建設中心工作。試想，如果一個社會思想混亂，導向不清，甚至受到亡黨亡國的威脅，還能不能搞經濟建設呢?

　　我們回想一下新時期黨的一貫的重大舉措就更清楚了。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這個專業，文化大革命前是沒有的，結果在新時期，于1984年誕生了。

　　高校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這個一級學科，文化大革命前是沒有的，結果在新時期，于2005年誕生了。

　　高校在文化大革命前是沒有任何一所大學成立馬克思主義學院的，自從2008年以后，馬克思主義學院遍地開花，數不勝數。

　　中國社會科學院在文化大革命前還沒有這么大的建制，當時只是中國科學院里的哲學社會科學學部，只有十幾個研究所，還沒有馬克思主義研究所。新時期不但建立了規模龐大的中國社會科學院，還成立了馬克思主義研究院。

　　文化大革命前大學的思想政治理論課的課程設置和教材，沒有聽說過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審閱，新時期2005方案的思想政治理論課的課程設置和教材就是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審閱決定的。

　　新時期中共中央對意識形態工作和思想政治工作還是越來越重視了，而不是忽視這方面的工作。問題是我們面對新情況，整個隊伍特別是領導干部還不太適應，理論與實際相脫節的問題還沒有解決好，規律還沒有摸準，辦法還不太多，適應的還不太快，與黨的工作要求相比，差距還很大。

　　大家可以想一想，當年大寨大隊面對七溝八梁一面坡的貧瘠土地，完全憑借自己的雙手，苦干、實干、拼命干，治溝修田，沒向國家要一分錢，終于實現了豐收的夙愿。1962年，在全國大災和嚴重困難的年景下，大寨糧食畝產達到774斤，高出同縣平均產量530斤，一畝地等于別人的三畝半。大寨給國家做了大貢獻，也改善了人民生活。其原因還不是由于思想政治工作做的好，促進和保證了經濟工作的成功嗎?

　　大慶油田的石油工人，在零下40多度的荒原，克服運輸和施工設備缺乏的困難，忍饑受凍、土法上馬、人拉肩扛，搬得動60多噸重的設備，立得起40米高的井架，11個月突破鉆井進尺10萬米，達到世界最高紀錄，3年建成了我國第一個世界一流的大油田。這個經濟工作抓得那么好，如果不是靠毛主席《實踐論》和《矛盾論》起家，做好黨的思想政治工作，工人能有那么高的干勁嗎?能有這樣的結果嗎?

　　這個經濟與政治的關系，是個古老而常新的話題。在新的形勢下，應該總結和吸收傳統的經驗，處理得更加符合唯物辯證法才是正道。

　　網編：黨的十七大把“解放思想”稱作“一大法寶”，我們也常說 “解放思想永無止境”，那為什么還要堅持四項基本原則，怎樣認識二者的辯證關系?

　　劉書林：關于解放思想與堅持黨的四項基本原則的問題。

　　首先應該弄清楚解放思想的含義。

　　解放思想就是恢復黨的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按照馬克思主義的科學世界觀方法論辦事。解放思想的本質就是提高干部和群眾馬克思主義科學世界觀的水平。

　　解放思想也意味著從那些不科學的思維方式中解脫出來。從我們國家悠久的小農經濟生產方式的歷史背景看，需要特別注意從小農經濟的思維模式中解脫出來，注意克服小農傳統思維的封閉性、絕對化、極端化的毛病，從這種非科學的思維中解脫出來。

　　解放思想的目的是實事求是，實事求是是解放思想的歸宿。

　　解放思想絕對不是意味著擺脫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指導，絕對不是意味著脫離黨的領導，絕對不是意味著非難和否定人民民主專政，絕對不是意味著否定社會主義道路。黨的四項基本原則是立國之本，是支撐社會主義大廈的四個主要支柱。一時一刻也動搖不得。

　　解放思想不能背離或反對黨的四項基本原則。1980年2月29日，鄧小平在中央全會上說：“離開四項基本原則去‘解放思想’，實際上是把自己放到黨和人民的對立面去了。”所以，在國內外意識形態斗爭十分復雜的情況下，對于有人打著“解放思想”的幌子，實際上鼓吹違反黨的四項基本原則的思潮，應該保持足夠的警惕。

　　網編：我們黨一貫強調尊重知識分子，同時也強調知識分子要改造世界觀。有人認為，要知識分子改造世界觀就是對知識分子的不尊重，就是“政治迫害”。您認為在當下中國，還有必要提倡知識分子改造世界觀嗎?

　　劉書林：關于尊重知識分子與提倡知識分子改造世界觀的問題。

　　以毛主席為代表的黨的第一代領導集體，在革命戰爭和社會主義建設時期都一貫重視發揮革命知識分子的作用。進入社會主義時期之后，我們黨提出了知識分子的“團結、教育、改造”的方針。“團結”是在政治上的要求;“教育和改造”是指思想層面，即世界觀方面的學習和提高。這不是一個層次的要求。

　　一提到“改造”，就有人把這種改造與對剝削階級的改造混為一談，甚至污為“政治迫害”。知識分子的改造是思想世界觀的學習和提高，是勞動者的改造。剝削階級的改造是包括自身政治性質和政治立場的改造。這不是一個相同內涵，而是完全不同的兩個改造的內涵。毛主席在《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中說過：“剝削者的改造與勞動者的改造是兩種不同性質的改造，不能混為一談。”毛主席自己也認為需要不斷改造：“拿我們這些人來說，很多人每年都有一些進步，也就是說，每年都在改造。我這個人從前就有過各種非馬克思主義的思想，馬克思主義是后來才接受的。我在書本上學了一點馬克思主義，初步地改造了自己的思想，但是主要的還是在長期階級斗爭中改造過來的。而且今后還要繼續學習，才能再有一些進步，否則就要落后了。”

　　我們國家是社會主義國家。這個國家的經濟基礎和政治制度、意識形態都是在科學社會主義指導下建立的。這個制度在中國是前無古人的。這個制度也是在幾千萬先烈不惜拋頭顱灑熱血為之奮斗的，也是包括知識分子在內的人民大眾熱切盼望的?，F在這個制度擺在我們面前了，是愿意學習改造自己的世界觀適應它的現在和未來，還是保持自己從舊社會或舊的傳統那里學來的落后的世界觀方法論對抗它、遠離它呢?對這個問題的回答，大多數知識分子都不會有誤。別說是新中國黨的教育方針培育起來的知識分子，即使在舊社會過來的知識分子，即使是民主個人主義者的舊知識分子，大多數也是有正義感、愿意進行自我思想的改造，適應新社會的。聞一多在國民黨反動派的反動面目面前，痛悔自己過去對偉大的文學家魯迅的偏見，恭恭敬敬地當眾向魯迅像鞠躬認錯。臨難前還和朱自清說，為了推進世界觀的改造，他打算寫一部唯物史觀的中國文學史。這才是中國知識分子的良心!那些自稱為“公共知識分子”的人敢于面對聞一多先生談論良心嗎?朱自清先生本來也是個民主個人主義者，而且原本對學生的愛國運動態度冷淡，一般保持距離。但看到美帝國主義扶植日本軍國主義、扶持蔣介石打內戰，他就改變了自己的態度，積極簽名、演講，熱心支持一切學生的愛國進步運動，開始謳歌無產階級的文學。1947年7月23日，他去參加清華大學工字廳召開“知識分子今天的任務”的座談會，路上對當時已經參加革命隊伍的學生吳晗說：“你們是對的，道路走對了。不過，像我這樣的人，還不大習慣，要教育我們，得慢慢地來。這樣就跟上你們了。”朱自清的誠懇、積極、進步就是這樣，他熱心改造自己的世界觀，所以他寧可餓死也不領美國的救濟糧。他和橫眉冷對國民黨暗殺的手槍的聞一多，一起成為一代具有民族英雄氣概的知識分子。這種發自情愿的改造是對真理的追求，是對自身境界的提高。把這種改造說成是迫害，混淆了不同的概念，只有敵對分子才常常把我們的思想改造說成是受迫害，把農民集體勞動說成是集體勞改等等。那是政治偏見。

　　在新時期，黨的知識分子政策說出了新話：“政治上一視同仁，工作上放手使用，生活上關心照顧”。同時鼓勵知識分子學習馬克思主義，把書本知識同社會實踐相結合，同工人農民相結合，在改造客觀世界的同時改造自己的主觀世界。這是對以往黨的知識分子政策的發展，屬于與時俱進的性質。

　　科學世界觀方法論不是人們頭腦里固有的，不是生而俱來的，也不可能隨著年齡和職務的提高而獲得。唯一的途徑就是學習和改造。

　　我們這么一個大國，13億人口，處于西方西化分化的斗爭前沿，再加上我們國內又有人愿意充當美國霸權主義的啦啦隊，不提倡學習馬克思主義、不提倡改造世界觀，能行嗎?那樣的話，全國人民還有共同的邏輯、共同的語言、共同的意志嗎?那不還是一盤散沙?那還能頂得住這嚴峻的考驗而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嗎?

　　網編：時間過得真快，近一個小時時間里，您給我們辨析了引領社會思潮需要注意的一些重大理論是非問題。您的分析不僅對于我們從事這方面研究的同志有很大幫助，而且對于克服思想戰線一定程度存在的軟弱渙散的現象也有重要價值。非常感謝您的講解，希望您繼續關心和支持馬克思主義研究網的建設。祝您身體健康、生活快樂!

　　馬克思主義研究網“馬克思主義大講堂欄目”2013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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