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紐約大賣場，中國游客購物潮的代表性空間）

　　紐約大賣場的中國顧客

　　物德博瑞(WOODBURY)大賣場，坐落在紐約郊區的荒野中，集中銷售各種品牌的衣服(兼及箱包)，主要特征是打折較多，似乎是將過時過季的商品拿過來賤賣。

　　這些品牌在中國享有至尊地位，賣價特高。到這里一般五折、四折或者六折，那就便宜很多。很多中國人到這里來買品牌衣飾。但是對我們這些不穿用品牌服裝的工薪群體來說，這些東西依然是很貴的。比如一雙皮鞋打折后七八百元，一只旅行箱打折后四五千元，等等。我陪伙伴們轉悠了一天，一樣東西也沒買，只當是了解美國社會，但是更多的似乎是通過了解這里的中國顧客而了解了中國。

　　我們在這個大賣場轉了大半天，從中午十二點轉到下午五點。我們以為停車場就是大賣場的邊界，以為總算把大賣場轉完了。可是開車離開的時候，我們發現停車場的那邊，還有那么多的商店群。我們逛過的部分，還不到一半。我暗自慶幸，幸好開始沒有發現那邊的商店，否則怕是要累死。

　　大賣場離紐約一小時車程，紐約市民常來購貨。導游說他們家每年來購貨兩次。因為紐約的世界影響，這個紐約市民購物的地方，漸漸成了外國游客的購物天堂。

　　現在中國人成了全世界最主要的旅游客源，所以到大賣場來購物的中國消費者很多。頭一個小時，中國消費者可能不到三分之一。漸漸地，中國顧客越來越多，頗有半壁江山之勢。到接近五點的時候，中國人幾乎要超過一半了。不是因為本地人種減少，才讓中國人顯得很多，而是在新增加的顧客中，中國人占的比例越來越大。這里直到晚上九點才打烊，所以來趕夜市的顧客特別多。不知道哪里冒出來這么多中國人，這很符合中國潛力大、后勁足的特點。

　　我們一行人，逛到五點，打電話讓導游到約好的地點來碰頭，以便馬上回紐約。我們在附近一家店里等候導游。這家店里除了服務員，其他全是中國人。我們一行五人邊等導游邊查看商品，另有五六個中國顧客不斷地跟服務員交流。有一對四十歲左右的夫婦付款時跟服務員大秀英語，那種流利和反應靈敏都不像是說別人的語言。當這對夫婦滿意地離去，又進來幾位新顧客，也一律是中國人。

　　西方人曾經預言過黃禍，說的是中國遍地災難，民不聊生，乃向世界各地輸送難民。他們沒有想到，當年他們擔心的黃禍，今天變成了“黃福”——由溫飽而小康的中國人，帶著鼓鼓的錢包，成群結隊地、絡繹不絕地向世界各地游動，不是逃難而是給他們送錢。他們不但拯救著西方世界的金融危機，還拯救著西方世界的社會政治危機。他們的鈔票和對西方品牌的崇拜，給衰退中的西方世界帶來了飽滿的、持久的福音。有的中國游客和商人，成了西方歹徒搶劫和劫持的對象，因為西方歹徒需要他們的錢包。

　　當然，中國人不會因為由“黃禍”變成“黃福”而免于挨罵，錢是付出了一把又一把，罵還是要繼續挨的。因為他們在西方人眼中的卑賤地位并沒有改變。雖然物德博瑞大賣場的主要買家是中國人，大賣場并不認為需要為這些地位卑賤的人提供中文服務。大賣場提供的服務指南手冊中，有英文、法文、日文、韓國文，似乎還有幾個別的語種，獨獨沒有中文。他們擺著闊佬的架勢，輕蔑地說：哼，你就是再有錢，我也不把你當回事，要中文，就是不給。

　　而西方世界所有的媒體，所有的政治機構，每天都在編造新的理由，證明中國人的愚昧、野蠻、黑暗。

　　中國顧客的購買力令人震驚

　　在紐約郊區物德博瑞大賣場，中國顧客不但人多，購買力也超強。

　　就舉一個例子吧。我們剛進一家店時，一位中國顧客主動向我們征詢意見。他手里拿著兩只女性用的包，這兩只暗灰色的包同樣的款式和花色。他問我們跟另一只淺黃色的包比起來，哪一種更好看。

　　我問他用包的是什么人，他說是教師。我說：這只黃色的好看，顏色鮮亮，有魅力。另一種暗淡無光。

　　看他的神情，他很同意我的意見，并且馬上把那只黃色的包抓在手里。我以為他要增加這只包，減少一只其他包。出乎我意料的是，他去付款的時候，手里不是拿著兩只包，而是拿著四只包。我稱贊過的黃色包榮幸地被他添加進去，他并沒有淘汰暗灰色的包，而且還從旁邊拿起另一只顯然早就選好的包。

　　這種品牌的包，打折后每只合三千五百多元人民幣，他買走四只，合一萬四千元。

　　我仔細打量這位顧客，頗像一位鄉鎮干部。也許他是一位鄉長，他的妻子在鄉鎮上的中學教書。當他有機會來美國，就為妻子及其同事買了一批包。當然，也可能另外幾只不是為妻子及其同事買的，而是送給上級領導的妻子等等友人。

　　這個顧客光是買包就花了一萬四千元，可見中國顧客的購買力頗為雄偉壯觀。

　　在另一個商場，我們又遇到了剛才買包的那位朋友。我們微笑著點頭致意。我問他來自哪里，他說屬于教育部的代表團，來美國參加培訓的。那么他當是一位來自農村中學的校長。中學校長絕對不算有錢人，但是他們在美國的消費能力卻頗為可觀。他們可能是攢足了好幾年的獎金，來美國一次花掉。

　　這種包打折后是國產貨的十倍價格。從使用角度說，其實是一樣的，它的價值主要體現在品牌上。而中國人之所以喜歡這種品牌，是因為這是美國人肯定的品牌。中國人解決了衣食之憂后，消費方面生出了追求文化附加值的內在需求。

　　把美國人的喜好當做文化附加值，在中國似乎是全國一致的認同和追求。所以，中國人在中國掙錢，到美國來花錢。

　　紐約大賣場的中國制造

　　忘了交代一句，紐約郊區物德博瑞大賣場的貨物，絕大多數是中國制造，少部分是越南、印度和印度尼西亞制造。

　　中國制造這些貨物時，除了給國家上稅之外，工人們僅拿到一點吃飯錢。真正賺錢的是美國資本家和經銷商。經銷商正在考慮如何盡快銷售，將利潤變現。這時候中國消費者蜂擁而至，把生產期間所掙的那么點血汗錢傾囊而出，將這些貨物重新打包運回中國。美國資本家僅僅做了一點組織生產的工作，馬上富得流油。

　　我們不妨嘗試對這個包的價格構成進行一項分析。這個小包包，半折后3500元人民幣，全價7000元人民幣。它在中國生產的時候，每件產品含工人工資2元，廠房租金1元，國家稅收1元，材料費5元，中國境內運費1元，中國官員交往成本1元。總共成本11元。

　　美國商人將這種包運回美國，每只運費10元人民幣。美國入庫費1元。

　　設計師的知識產權費用估計10元人民幣。廣告維護費用10人民幣。

　　以上加起來，總共42元人民幣的成本，這就是美國資本家為每只包所支付的全部費用。

　　可是這只包市場價格是7000元人民幣。利潤空間高達6958元人民幣。美國政府、美國投資商、美國經銷商、美國服務員分享這6958元利潤。

　　中國人派工人為美國資本家生產了這只包，讓工人每只一元賺到了吃飯錢。可是中國人對美國資本家的利潤不放心，乃派中國有錢人不遠萬里來到美國，親自把包包買回來，以便把美國資本家的利潤空間填滿。

　　中國人為美國人賺錢，太忠于職守了。

　　這只包的成本與利潤的懸殊，完全脫離了經濟學上的成本核算游戲，而只能用政治學、宗教學的游戲規則予以解釋。

　　西方人喜歡用經濟學的方式討論這些問題，一個個說得頭頭是道，中國學人跟著西方經濟學家起哄，一個個說得搖頭晃腦。其實，那種所謂經濟學，不過是忽悠學的一種學術包裝。

　　中國需要第二次民族覺醒

　　世界上最賺錢的產業既不是農業也不是工業，而是政治和宗教產業。或者說是與政治和宗教結合起來的品牌營銷業。政治和宗教產業都可以稱之為文化產業。

　　實際上，紐約物德博瑞大賣場能夠賺中國人的錢，靠的不是某種產品的品牌價值，靠的乃是美國這個國家的品牌價值——這是政治的一部分。

　　中國顧客追求的并不是某種品牌的信譽和價值，而是追求像自己所崇拜的美國人那樣消費，追求消費美國人的消費——這是宗教迷信的一部分。

　　無論是品牌的附加值（文化與藝術），還是國家的附加值（政治與宗教），都屬于文化產業的范疇。中國希望文化產業的產值，增長到全社會總產值的5%。如果把美國國家影響力所帶來的附加值也算進去，美國文化產業的比例，實在太高。

　　中國要想真正發展文化產業，必須向美國學習。

　　我們不但需要用血汗勞動增加我們國家的實力，同時也要塑造好國家形象，讓國家形象成為文化產業的堅實依托。

　　可是當今的中國，那些掌握話語權的知識群體，和一部分高官，天天忙于貶低自己的歷史、自己的文化、自己的政治、自己的社會、自己的制度、自己的人種。在他們的嘴里和筆下，中國就是一個絕無僅有的無賴和賤貨。

　　這種逆向種族主義傾向，至今統治著中國的媒體和輿論。不少中國人被媒體洗腦，生活在這種自輕自賤、自暴自棄的文化氛圍之中。他們除了崇拜別人的國家、崇拜別人的品牌、崇拜別人的貨物(其實全是中國貨物)，實在沒有其他選擇。

　　這種自暴自棄的文化心態，最終結果只能有一個，那就是把所有的錢都送給自己崇拜的種族和國家：或者以賠款的方式(清末)、或者以開放市場的方式(民國)、或者以打工并購回國貨的方式(今天的物德博瑞)、或者以把打工血汗錢一并打包借給別人并永遠不期待別人歸還的方式(購買美國國債)。

　　今天的中國，僅僅通過給美國人打工掙錢吃飯是不夠的。

　　今天的中國，僅僅通過發展科技實現神九上天也是不夠的。

　　今天的中國，必須有一次徹底的民族覺醒。

　　清末時期，經過幾十年的慘敗，激發了中華民族的民族覺醒。中國人民一旦覺醒，就是最勇敢最智慧的族群，從清末到1949年，經過幾代人百余年的思考、探索、奮斗，一個堅不可摧的新中國拔地而起，走上了偉大的復興之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建立，乃是清末民族覺醒的直接后果。

　　中國獨立以后，由于地緣政治、意識形態斗爭等各種復雜原因，遭遇到了各種艱難險阻。我們在獨立自主的戰略選擇(實際上并無其他選擇)中艱苦奮斗了幾十年，為中華民族的全面復興打下了堅實的基礎。經過最近幾十年發展，我們一頭栽進美國主導的經濟體系和國際政治體系中，用一點一滴的血汗錢，積攢成了一個舉世矚目的經濟大國，完成了從農業大國到工業大國的嬗變。

　　但是，我們解決溫飽問題的過程中，明顯形成了對于美國體系的信賴、依賴甚至崇拜。在國際立場、國家制度、文化價值、種族品性、社會理想、社會管理模式、經濟發展模式等等方面，幾乎全面迷失，完全沒有維護自己信心的話語體系，完全沒有維護自己權益的話語權。

　　一個富翁如果沒有靈魂的覺醒，沒有足夠的自主意識，他的金條全都是為強盜和偶像儲備的。而強盜和偶像往往是同一個主。對偶像的崇拜往往是被強盜征服、洗腦的結果。一個強盜的劫掠一旦進入制度化、常規化狀態，他就是萬民的偶像。

　　中國為了不做這樣可悲的富翁，必須再一次出現民族覺醒。這將是繼清末之后的第二次民族覺醒。

　　民族復興必須以民族覺醒為前提。否則復興將是一句空話。

　　中國崛起必須以中國覺醒為前提，否則所謂崛起只不過長一堆唐僧肉，養大全世界的牛魔王。

　　清末的第一次民族覺醒導致了民族獨立（1949年），今天的第二次民族覺醒必將導致全面的民族復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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