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自江涌著作《我們的好日子到頭了嗎？》東方出版社2011年10月出版

2010南非世界杯，賽場內外的足球、國旗、熒光棒、帽子、手機鏈、座椅等等物品令“中國制造”大放異彩。其中，一種被當地人稱為“嗚嗚祖拉”的喇叭，在兩秒鐘內就售出一個的“銷售神話”，給世人留下深刻的印象。然而，一個售價20-60蘭特（1人民幣約合1.13蘭特）的嗚嗚祖拉，中國加工廠只能獲取“一毛錢利潤”。中國“世界工廠”模式已經窮途末路。具體表現在：

經濟上遭敲詐——買什么什么就貴，賣什么什么就便宜。

鄧小平曾說，“中東有石油，中國有稀土”。但是，自上世紀70年代以來，中東石油價格從幾美元飆升到上百美元，而稀土價格幾乎未變，“稀土當糞土賣”早已成為世界的笑料。英、美、日在充當“世界工廠”角色的時候，基本掌握國際分工的主動權，國際資源充足而廉價。石油是現代工業的血液，“美國制造”和“日本制造”是建立在每桶只有幾美元的廉價石油基礎上的。1973、1974年的第一次石油危機導致油價從5.11美元漲至11.65美元，1979、1980年的第二次石油危機導致油價從12.78美元漲至18.73美元。而中國卻遇上了油價從每桶幾十美元飆升至一百幾十美元的時代，油價高企成為常態。

相關統計數據顯示，目前中國鋼鐵產能已達７億噸，接近全球的50%；2009年進口鐵礦石6.3億噸，比2008年增長42%，進口貿易量占全球鐵礦石貿易量的75%。依照一般經濟理論與慣例，中國可以利用“客大欺店”優勢，理應擁有鐵礦石的定價權。然而，作為“世界加工廠”的中國，不僅沒有掌握國際分工的主動權，而且也沒有取得國內市場的主導權，企業一盤散沙，行業有組織沒紀律。國際三大礦業巨頭發覺中國“錢多人傻”，于是將并非稀缺的鐵礦石價格不斷推向新高，使得中國鋼鐵企業效益每況愈下。而且，腦滿腸肥的礦業巨頭并未收斂它們肆無忌憚的貪婪，使得礦石價格成倍上漲，僅力拓公司半年凈收益就相當于中國鋼鐵行業整年的毛收益。而且，在每一輪礦石談判中，三大巨頭變本加厲，暗中聯手，漫天要價，使中國鋼鐵行業面臨全行業虧損的威脅。 　　  

鐵礦石如此，需要大批量進口的其他資源類產品亦然。近年來，銅價由每噸一萬多元人民幣飆升到五六萬元人民幣，其他有色金屬，價格也無不翻了幾番。中國人吃苦耐勞，任勞任怨。每一輪國際資源價格上漲，最終多半由中國人承擔。每一輪的國際“新概念運動”——如加強知識產權保護、國際金融恐怖平衡、世界經濟可持續增長等，最終主要也是由中國埋單。如今，全球氣候變暖與二氧化碳減排，這個直接卡住中國工業化咽喉的倡議與行動，中國無疑又將是替罪的頭羊。

聲譽遭誹謗——里外不是人。

中國“世界加工廠”的地位越來越像《紅樓夢》中冤死的晴雯，即所謂“羊肉沒吃著，空惹一身膻”。

21世紀之初，美國新經濟泡沫破滅、“9·11事件”爆發導致信心與消費低迷，如此驅使經濟萎縮、物價下跌。恰逢中國加入WTO，價廉物美的“中國制造”大批流向國際市場。在掌握國際話語權的美歐主流媒體渲染下，中國“向世界輸出通貨緊縮”的輿論鵲起。

2008年，美國次貸危機引爆國際金融海嘯后，西方大國為力挽狂瀾，開動印鈔機，大肆印刷發行鈔票，如此埋下通貨膨脹的隱患。但是，經濟學家、政治家信口雌黃，說中國利用歐美各國對“中國制造”的依賴，通過各種方式提高商品價格，“向世界輸出通貨膨脹”。

2002年以后，西方動輒便拋出“人民幣匯率低估論”，指責中國操縱人民幣匯率，以廉價貨幣獲得不正當競爭優勢，因此周期性施壓迫使人民幣升值。人民幣匯率對外比價提高，當然可以改善貿易條件，獲得更多收益。但是，中國生產的是低端產品，決定了“中國制造”有極大的國際替代性。人民幣不斷升值，無疑將令越來越多的中國企業陷入困境乃至絕境。2005 年匯改以來，人民幣對美元升值超過20%。據官方測算，人民幣每升值1％，中國服裝行業的利潤率將下降6％，然而整個服裝業平均利潤不到15%。因此，人民幣升值直接擠壓了以服裝為代表的勞動密集型產業的空間，暴露出中國“世界加工廠”的脆弱地位。美國周期性高舉人民幣匯率大棒，迫使中國在諸多關乎國家利益的重大問題上讓步。

當今世界，沒有哪一個債權國被債務國如此不斷地誹謗與敲詐，即便戰敗國日本也沒有遭受過如此糟糕與窩囊的境遇。

中國的“世界工廠”絕大多數只是代工廠，就是依照西方的標準進行加工制造。2008年北京奧運會前夕，西方輿論對中國毒玩具、毒牙膏等事件大肆炒作，宣稱“中國制造”威脅了世界消費者的健康。這當中自然有中國生產與質檢的問題，但是問題主要來自西方自身標準，因為中國的廠家都是依照客戶訂單與標準進行生產。但是世界輿論卻一邊倒，只說中國的不是。“入世”以來，中國外貿取得長足進展，與此同時“中國制造”卻成為世界貿易保護主義的頭號目標。中國已連續15年成為遭受反補貼調查最多的成員，2009年全球35％的反傾銷、71％的反補貼案件涉及中國。高盛公司高級顧問、清華大學特聘教授喬舒亞·庫珀·雷默引用西方評論撰文說：中國是“地球上最后一個共產主義大國”；中國的產品是“沒有技術含量的”、“低質的”；中國企業熱衷于“盜版”而非“創新”；中國企業的海外擴張是“根據政府指令，更多的是出自貿易主義的貪婪”；中國的工人被看作是“廉價”的；中國商人是“容易上當的”，同時又是“不誠實的”。這應是西方世界對中國“世界工廠”的最好刻畫。

利潤被盤剝——“世界加工廠”既沒有錢圖，也沒有前途。

長期以來，在自由經濟政策的指導下，中國非但不積極致力于而且放棄了科技創新，因此為了保證中國制造的“先進”，中國一直采取引進技術與管理的辦法。盡管國內資本充足，甚至泛濫成災，但我們仍然不斷引進國外資本，導入外國直接投資。如此，民族資本生存與發展空間日益狹小，長期微利經營，研發實力不足，進一步增加對外資的依賴，由此形成惡性循環，致使經營環境更加惡化，利潤更加微薄。

外資在中國的拓展，不僅擠壓了民族資本的發展空間，而且造成產能過剩，導致出口持續大幅增加。自2005年以來，外資企業的凈出口占全國凈出口的比重也超過了50%。國外資本在消耗中國資源的同時，留給我們的只是微薄利潤。通常原始設計制造商（簡稱ODM）的毛利潤率可以達到30％左右，而中國孜孜不倦從事的貼牌生產（簡稱OEM）毛利潤率一般不到10％。全世界50%以上的芭比娃娃由中國制造。在美國市場銷售的芭比娃娃若以10美元計，其中8美元是美國境內的運輸銷售成本與利潤，1美元為管理運輸費用，65美分為日本等國的原材料成本，中國只能拿到35美分的加工費。

2010年6月22日，韓國發行量最大的《中央日報》刊文《“中國深圳制造”的iPad》指出：標有“Made in China”的iPad在美國售價每臺499美元，其中LCD平板占95美元、蘋果A4處理器占26.8美元、16GB存儲器占19.5美元，這些高附加價值的零配件成本占售價的54.4%，組裝費只占售價的3.4%。因此，每賣出一臺iPad，富士康和深圳工廠的40萬員工僅得9美元報酬。

芭比娃娃與iPad是兩個極富代表意義的“代工產品”，由芭比娃娃到iPad，“中國制造”的代工技術顯著升級，但是中國從這兩項產品中所獲取的毛收益占整個產品的比價卻從3.5%下降到1.8%，由此可見，中國的國際分工狀況非但沒有因中國代工制造升級而得到改善，反而更加惡化。 　　  

地位被替代。

由于人民幣升值、勞動者加薪、資源價格上漲、環境硬約束以及貿易摩擦等因素，“中國制造”的成本正不斷上升，身為“世界工廠”的競爭優勢正逐步喪失。

2010 年6月，恒生銀行發表的“經濟專題”稱，中國的“世界工廠”地位正面臨嚴峻考驗，出口將日益艱辛，勞工供應日漸緊張以及勞務成本急升，促使曾讓中國成為 “世界工廠”的優勢逐漸消失，同時由外資企業主導的加工出口業的經營環境正在惡化。自2005 年底以來，墨西哥比索對美元貶值20%，人民幣對美元升值約20%，外加中國工人的工資近年來出現恢復性上漲，如此一來，使“中國制造”的成本由原來低于墨西哥5%，提升到高于墨西哥20%。2009年5月，《道瓊斯》引述Alix Partners商業咨詢的研究報告指出，雖然近年生產成本上升，“中國制造”依然存在一定的競爭優勢，但是面對來自印度、巴西和墨西哥的挑戰，中國作為 “世界工廠”的地位已搖搖欲墜。中國的“好日子”不多了！

在國際競爭中角逐，昔日作為“世界工廠”的英、美、日等國處于國際分工鏈的高端，擁有近乎傲視群雄的地位。然而，今日作為“世界加工廠”的中國，不僅需要“瞻前”，而且還要“顧后”，前面有發達國家的貿易壁壘與技術鴻溝，后面則有印度、墨西哥與東歐等國的成本“追兵”。為了改變這種長期的分工不利狀況，相關部門、專家學者所做的依然是擴大開放、引進外資和技術。他們反復強調，盡管中國用8000萬件襯衫方能換得1架空中客車，但是依照比較優勢來看這是值得的，中國仍需要生產20-30年襯衫。在改革開放之初，中國自愿地選擇成為 “世界加工廠”，可以說是一種無奈！如今我們依然堅定地維持“世界加工廠”，則是十足的失敗！“世界工廠”并不是我們的出路，我們急需要將“中國制造”轉變成“中國智造”、“中國創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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