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能造出人體大的原子彈,卻未必造得出一個心臟大的發動機
就在今年的“十一”黃金周期間,中國彩電市場盤點結果顯示,日系品牌大幅衰退50%,家電中韓對壘新格局初成。隨后,便有媒體發出“歡呼聲”。
當天,中國社科院全國日本經濟學會理事白益民就在微博上“潑了一盆冷水”:“日本制造業經濟體是很強大的。索尼、松下、夏普不能代表日本制造的真正水平,尼康、三菱、川崎、石川島播磨、京瓷這些裝備制造企業才是日本制造的象征。”
這位曾在日本三井財團——旗下有豐田、東芝、索尼、松下、三洋、NEC等知名公司——工作12年的日本問題研究學者,在接受中國青年報記者采訪時說,“這場由島爭引發的貿易戰,要說給中國帶來了什么利潤的話,莫過于是我們對中日高端技術的差距有了更為清晰的認識。”
4年前,白益民出版了《三井帝國在行動》,書內展現了三井財團在鋼鐵、汽車、信息產業、石油、核電、高速鐵路等中國國民經濟的支柱產業上開辟了一個又一個“戰場”。這本揭開日本財團在中國布局內幕的書,被稱為日本版的《貨幣戰爭》。同時,他在書內重塑了“中國制造”的概念:中國品牌產品的核心零部件如果不是自己的,只能被稱之為“Made in China”(在中國制造),實際上是“Made by Japan”(由日本創造)。
這引起國人對于中國制造新的認識,尤其是從輿論上,開始較為廣泛地對高端制造工業進行觀察和反思。一些民間學者認為:中國能造出一個人體大的原子彈,卻不一定能造出一個心臟大的發動機。
這種說法雖然夸張,但也不乏一定的事實依據。
比如被視為“工業皇冠上的明珠”的航空發動機,長期以來都是中國飛機制造的軟肋。中國商用飛機有限公司支線項目部副部長謝燦軍用時間來形容這種差距,“相差20年”。
這位曾參與我國第一架完全自主設計研制的支線飛機的專家告訴中國青年報記者,這一市場處于高度壟斷狀態,特別是運用于大型客機和運輸機的大涵道比渦扇發動機市場幾乎全由羅爾斯羅伊斯、普惠、通用等歐美巨頭集團所掌握,而中國在很大程度上不得不依賴進口。
這樣的例子比比皆是。一位高鐵工程師就親歷過一次“差距”:一次動車啟動前的例行檢查中,他發現控制系統出現故障,只亮燈不走秒,向總部報告后,反饋的解決辦法是“待命”,換句話說,“什么也不能做”。后來,他了解到,控制器被系統提供商西門子卸下來,自行拿回國內去修,“我們連看的機會都沒有”。
這也就成了白益民所說的“國外控制關鍵零部件,中國只是組裝廠”。
“零部件”的制造也是一種創造
當然,中國也有撿到“零部件”的時候。有學者這樣形容其過程:中國的產品升級大多是跟在發達國家后面,發達國家的產業在某一品種上賺足了錢,認為不值得做下去了,就把產品、設備和生產工藝一起轉賣給中國,他們仍然掌握關鍵的零件和原材料供應地,并繼續發展更新的產品。
其結果是,馬太效應讓中國在高技術領域愈加落后。
事實上,這樣的說法也深得一些基礎研究領域科學家的認同。甚至,在他們看來,“零部件”的制造也是一種創造,而正是一些“零部件”的落后,讓國內的基礎研究也跟著落后。
南京大學地理與海洋學院院長高抒就曾提出過這樣的問題。早在兩年前的全國政協大會上,他便直言:“目前我國海洋船上所有的觀測儀器、設備,不說百分之百,也有百分之八九十都依靠進口。”
在接受中國青年報記者采訪時,高抒說,與實體產業的“零部件”相比,基礎研究實驗室里的儀器、設備看起來微不足道,實際上,卻可以推動基礎研究水準的提高,以至于推動新方法、新技術的建立。
兩個最明顯的例子就是:哈勃望遠鏡的發明,揭開了人類對星系研究的序幕;生物質譜的誕生,催生了蛋白質組學等生命科學研究的革命。
已逝的“中國光學之父”王大珩曾經這樣公開表述:能不能創造高水平的新式科學儀器和設備,體現了一個國家的創新能力。
然而,國內儀器儀表的研制現狀卻不容樂觀。在一次中國技術市場年會上,國務院參事、科技部原副部長劉燕華就指出,由于科研儀器對外依存度過高,我國的科學研究存在嚴重的“空心化”現象。
中國科協的一份調查也顯示:社會上正在應用的90余種主體分析儀器中,我國只能生產20余種,不到總量的1/3。其中,生命科學專用儀器有80余種,我國商品化的只有6種,目前在研的10多種,與市場需求相差很遠。
參與這項調查的一位專家告訴記者,在技術上,現有國內中低檔產品大部分可以替代進口產品;但高檔產品的可靠性指標,即平均無故障運行時間,與國外產品大約相差1~2個數量級。由于中國對儀器的基礎技術和制造工藝的研究不夠,一些影響可靠性的關鍵技術,如精密加工、密封等技術問題至今沒有得到很好的解決,導致某些產品,特別是高檔產品的性能不夠穩定和可靠。
“國外拿著更高精度乃至另一種測算方法的儀器去做實驗,而我們還處在更粗糙乃至落后算法的階段,能產出更超前的原始創新嗎?”這位專家問。
教育行政和科研管理部門已經意識到這一差距。一個月前,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員會還專門在北京召開了題為“國家重大科研儀器設備研制專項發展戰略”的論壇。去年,科技部、財政部更是聯合啟動了“國家重大科學儀器設備開發專項”,中央財政一年下撥8個億,并對外稱將連續滾動支持。
中國急需加強的三大領域:機械、化工和電子
劉燕華說,創新工具就好像現代化武器的制造廠一樣,科研有沒有底氣在于有沒有工具。
那么,這些讓人有“底氣”的工具到底都包括哪些?
“材料、數控機床。”這是白益民給出的答案。這也是他從此次釣魚島事件中得到的結論。
在整個事件的輿論報道里,一個細節引起他的注意。當媒體在報道日本產品在中國“全線潰敗”之時,給出了這樣一組數字:10月日本對中國汽車、汽車零部件、摩托車和電子電器出口分別同比下滑82%、30%、76%和20.4%。在汽車零部件、電子電器等涉及高精端的材料,以及涉及工業工程生產線的領域,中國進口量仍未減少太多。
這意味著,在某些科技領域,中國在短期內無法擺脫對外依賴。白益民認為,這些領域正是那些決定科技制高點的“零部件”。
同樣專門研究日本問題的專家任沖昊給出的答案是:在機械、化工和電子三個領域。這位“80后”作家因在今年出版了一本《大目標:我們與這個世界的政治協商》而備受關注。
之所以選擇這三個領域,任沖昊說:大眾媒體往往將計算機等劃分到高科技,而將機械、化工等歸到傳統技術中,但在他看來,如何利用計算機即自動化布局下的機械、化工等傳統技術才是真正的科技制高點。
比如,老式機床和數控機床的一個重要區別是:以前的老式機床是用滑軌、絲杠這些部件進行引導,把它們的加工精度復制到工件上;現代數控設備則是用計算機進行微控制,來模擬一部分導引部件的功能。
比起手工和代替手工的非智能機器,智能機器不但可以制造出更多其它品種的機器,也可以造出更好的機器,而這就是傳統意義上所說的技術進步和產業升級。
對于絕大多數民眾而言,在消費即滿足生活需求之時接觸到的往往是那些高科技的附屬品,而非高科技本身。而這些則是整個工業體系中的科技制高點,用任沖昊的話說,“造機器的機器”。
核心技術對中國人是封閉的,我們想山寨都山寨不了
按照任沖昊的說法,如果一個國家過分享用消費品市場或是滿足生活水平的提高,而忽略將更多的精力投入到“零部件”的研發,那么,國家在整個世界的工業框架里,只能擔任提供低廉勞動力和消費市場的角色。
在留學時創作的《刷盤子,還是讀書》一書中,任沖昊與合作者提出一個形象的觀點:以海外留學生最常見的兩種行為——刷盤子和讀書,來比喻一個國家工業化道路的兩種模式。
“刷盤子”指的是追逐可以輕松獲得的短期利益,“讀書”指的則是國家或企業為了獲得產業、技術、信譽上積累,需要巨大的艱辛和忍耐。前者是出賣知識、技術,以技術力提高為目標的模式;后者則是出賣資源、簡單勞動,以GDP速度為目標的模式。
他們呼吁:不放棄刷盤子,但更要堅持讀書。換句話說,經濟結構的調整和未來發展的關鍵必須是自主創新,走一條新型工業化道路。
中國工程院常務副院長潘云鶴院士預測中國經濟將轉向新模式:改革開放和科技創新雙輪驅動模式。而這也被看作中國在一定程度上要將“科技”“封閉”,即倒逼自己,艱苦卓絕搞自主創新的一個信號。
一些“零部件”必須要靠自己“鉆”出來。一個相機企業里面的段子或許能說明其緊迫性:中國人一直艷羨尼康相機的鏡片設計和制作工藝,日本人卻開玩笑說,這是中國人唯一山寨不了的產品。
世界貿易組織《2006世界關稅報告》更是給了一個直觀的對比:在中日韓三國主要產業的RCA(顯示性比較優勢指數)中,中國在農產品、水產品、紡織、服裝等領域處在領先位置,尤其是紡織和服裝,比日韓多了兩三個點;在鋼鐵、化工、汽車、機械等領域,日韓不相上下,卻都把中國拋在腦后;差距最大的是在汽車,日本領先中國2個多點。
此外,報告還顯示,進入21世紀以來,中國的家用電器、電氣零件、通用機械設備的生產規模大了許多,然而,在技術含量較高的專用機械設備上,中國的貿易逆差有132億美元,除了對日本有80億美元逆差,對韓國也有16億美元的逆差。
在任沖昊看來,紡織、服裝等領域的規模擴大值得欣喜,但必須要認識的是,如果在機械設備、電子技術等領域拿不到核心技術,那么在家用電器等領域的優勢也將很快化為泡影,因為,中國的家用電器中就有他國的核心技術如影相伴。
換句話說,沒有這些關鍵的“零部件”,即便是趕上了科技大潮,也很難撬動整個高科技。
中國科學院計算技術研究所研究員胡偉武十分認同這一說法,這也是他本人為何要花費10年專攻“龍芯”的原因所在。
媒體上經常見到這樣的說法:中國的產業升級是在經濟全球化的環境里,具有國際化的特點。胡偉武卻告訴記者,諸如材料、生產線領域的高科技是一種“封閉”的研發,至少,是在國際市場上買不來的。
如今,與老一輩科學家造原子彈的時代不一樣了。在芯片以毫米計、線路以萬計算的電子世界里,“逆向工程”的方法似乎已經難以奏效,而留下來的仍是艱苦卓絕。
一位在豐田工作的員工辭職后,在網上發了一篇稱贊日本人嚴謹認真的帖子。帖子里提到,在日系公司,他的研發權限比起日本同事要小得多。
讓這個27歲的中國青年“刻骨銘心”的一個細節是:每到產品和技術測試時,擺在他面前那些簡單的測試用例,只是程序化地教他這個“研發工程師”一步步做什么。
努力的方向已經在擺在面前,眼下我們已經沒有其他捷徑可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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