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15日，伊朗大選揭曉，被稱為溫和保守派的哈桑·魯哈尼贏得大選，將于8月就任新一屆伊朗總統。魯哈尼的競選綱領中，最引人注目的一條就是：“與國際社會建立‘建設性互動’，與美國修復關系。”

無疑，這是最能刺激世界G-spot的一條。因為它曲徑通幽，指向當今世界主要沖突的實質：伊斯蘭世界與國際體制之間的關系。更深入一層：它也隱喻了伊斯蘭世界與西方世界千年“文明沖突”的實質。“文明沖突”一詞的語感是：現代文明與宗教愚昧之間的沖突。

魯哈尼這條競選口號所指向的第一層不難理解：21世紀以來，特別是9·11之后，沒有人再懷疑伊斯蘭世界與西方世界之間的沖突，事實上已成為迄今為止這個世紀里世界的主要沖突；而這場被定義為“文明沖突”的沖突之實質，就是伊斯蘭世界對于國際體制的拒否（包括非世俗化、非民主化、非去核化等），與國際體制為迫使伊斯蘭世界進入國際體制所做的種種努力（包括民主普及戰爭、“文明保衛戰”以及聯合國推廣的“文明對話”運動等）——之間的沖突。至于第二層隱喻，內容與第一層其實是相同的，本質還是個“文明沖突”問題（歷史一直就是這樣敘說的）。所謂新世紀，原本就是“漫長的19世紀”的未盡之余韻而已。

因此上，魯哈尼的這條競選口號可以被解讀為：放棄頑固的拒否立場，重新回到國際社會的溫暖大家庭。或曰：放棄固守中世紀的蒙昧觀念，放棄孤立主義外交政策，改變無賴國家形象，接受政教分離、權力制衡等現代文明信念，接受國際體制下的秩序與規則，“回歸人類”——“當然，外界是愿意接受無賴回心轉意的。”（查爾斯·希爾《千年審判：世界秩序與伊斯蘭教》胡佛研究所出版社，2011）

所以，魯哈尼當選贏得西方社會的廣泛歡迎，本是題中應有之義。正如德國《明鏡周刊》6月17日的報道所表達的：“魯哈尼贏得伊朗大選為世界帶來正面消息”。但是，過早的歡呼之后接踵而來的往往是失望。——在這方面，最近的歷史已經給了我們足夠的嘲弄：比如聲猶在耳的“歷史終結論”，比如通過戰爭打造一個民主伊拉克，還有最近的埃及、利比亞等許多例子。何況，伊斯蘭世界并非伊朗一國，伊朗也并非魯哈尼一人。再說，依照國際體制所聲稱的民主原理，登上總統寶座的魯哈尼也不能一手遮天、獨馭天下，想讓無賴國家回心轉意就能使無賴國家回心轉意——如此豈不變成了另一種獨裁？歷史和邏輯在同時提醒著我們：要冷靜。

與其對魯哈尼的當選寄予過高的樂觀，不如從國際體制的視角切入，對冥頑不化、難以理喻的伊斯蘭世界做一些冷靜的考察和分析，也許對于我們更有現實意義。畢竟，中國也不例外地面臨著越來越醒目的伊斯蘭問題。

就國際體制視野下的伊斯蘭世界來說，胡佛研究所（Hoover Institution）的看法具有不容置疑的代表性和權威性。這是一個美國著名的公共政策智囊機構，以“維護美國人的美式生活的安全”和“捍衛美國體制”為使命，對美國新保守主義和自由意志主義運動產生過主要影響。該研究所2011年出版的《千年審判：世界秩序與伊斯蘭教》一書中，作者查爾斯·希爾開篇第一句話即提出：“本書的書名背后隱藏著一個古老而又根本的問題：伊斯蘭教和民族國家經過劇烈碰撞之后，誰將勝出？”

事實上，查爾斯的這句話背后，也隱藏著兩個古老而根本的術語：政教合一和民族國家。這真是一對饒有趣味的術語。就讓我們對這兩個術語與伊斯蘭之間的關系，嘗試做一些檢討和分析吧。

上篇：政教合一并非伊斯蘭的主張

冗長的歐洲政教合一史

“政教合一”是一個古老而具有持久生命力的術語。對它最直截也最簡單的理解就是：一種宗教領袖與政治領袖互兼的國家政體。當它被當作一種政治實踐或政治體制來理解時，那么，用它來指稱17世紀之前的、漫長的歐洲政治實踐是基本確鑿的。了解“政教合一”的來龍去脈并理解它的歷史意涵，有兩個單詞需要被提及：“奧古斯都”（Augustus），和“威斯特伐利亞體制”（Westphalian System）。

“Augustus”的拉丁詞根是aug、auct和aux，意思是增長、增長到至高無上。“Augustus”一詞的詞源與“auctoritas”（權威）和占卜師（augur）的靈踐有關，它的原意是：“神圣的”，“至尊者”，具有宗教和神學的意味。作為一種稱號，它與古代羅馬宗教有關，在當時羅馬人的宗教信仰中，擁有這個稱號，意味著擁有至高的超人權威，任何章程皆不能對其地位性質定義。公元前27年，羅馬帝國建立，它的“第一公民”、締造者和第一位皇帝蓋烏斯·屋大維·圖里努斯同時獲得了“Augustus”這一神格化稱號。前12年，羅馬帝國的大祭司雷必達死后，屋大維即兼任了這一最高宗教職務。公元14年8月，屋大維死后，羅馬元老院更是直接將他列入諸神行列，奉為“奧古斯都神”加以崇拜，并將歷法中的八月定為“奧古斯都月”，這便是歐洲語文中八月（August）的來歷。

最根本的是，屋大維不僅獨攬政治、軍事、司法、宗教大權，集羅馬帝國的世俗皇帝與宗教領袖于一身，統治帝國長達四十余年，獨裁終身，并且死后直接受到封神供奉——可知他的帝國政體被稱作政教合一是當之無愧的。

屋大維留給羅馬帝國的政治遺產包括“奧古斯都神”和“凱撒·奧古斯都”這個神圣封號。直至君士坦丁大帝在4世紀奉天主教為國教之前，“奧古斯都神”都一直是羅馬人的崇拜偶像。屋大維死后，“凱撒·奧古斯都”便從此成為未來四百年羅馬統治者的永久性稱號。一千四百年后，東羅馬帝國的皇帝沿襲了這個稱號。直到20世紀早期，德意志皇帝稱號“Kaiser”和沙皇稱號“Tsar”也都是從這個稱號中衍生而來。簡言之，這兩大政治遺產所蘊含的最重要的精神意涵，都指向一個術語：政教合一。類如公元81年繼位的圖密善直接以“主上和神”自居，以暴虐著稱的康茂德自稱大力神轉世，共治時代的戴克里先則自稱朱庇特化身……之類，原本就是羅馬帝國的政治常態。

東羅馬帝國的皇帝是整個帝國的象征，一身兼備四大至高無上的身份：最高政治領袖、最高軍事統帥、最高司法裁判者和宗教中的主宰。拜占庭皇帝被視為上帝在人間的代表，具有至高無上的神圣性：有權召開宗教大會，任免教會領袖和高級教士，任何教職人員都無權開除皇帝的教籍；皇宮被稱為“神圣皇宮”或“圣宮”；宮廷儀制規定高級官員可以親吻皇帝的右胸，下級吏員只能吻皇帝的腳，外國使節行跪拜禮……“Kosmokrator”（宇宙主宰）和“Chronokrator”（永恒的主宰），簡單說，帝國皇帝的這兩個頭銜稱號，就足夠證實東羅馬帝國政體的政教合一性質了。

在政教合一政體的另一特征方面：通過325年尼西亞宗教會議、381年君士坦丁堡宗教會議、431年以弗所宗教會議和451年查爾西頓宗教會議、553年君士坦丁堡宗教會議四次宗教大會，東羅馬帝國正式確立了基督教的國教地位，以基督教為帝國的立國之本。宗教勢力與所謂世俗權力之間的斗爭，始終是東羅馬帝國政治斗爭的主題。所謂世俗權力實際上亦以宗教名義進行統治，因此更準確地說其實是兩種宗教勢力的斗爭。及至9世紀以降，帝國皇帝的權力逐漸削弱，教會的實力上升，開始插手帝國的管理事務，包括審理世俗法庭權屬的任何案件、攫取稅收和司法方面的特權……這也是導致帝國最終沒落的原因之一。

再往后的神圣羅馬帝國，從根本上講，帝國的原始設計就是要仰賴宗教權威，依靠教會提供神圣性來確立統治。皇帝需要教皇加冕，主教需要皇帝授權，各種圍繞著教會控制權的戰爭，貫穿了整個帝國史，其中尤以11—12世紀帝國皇帝與羅馬教皇為爭奪主教繼任權而發生的斗爭為烈。就其實質而言，神圣羅馬帝國就是一個被各派教會勢力交替（或割據）控制的政教合一政治體。可以說，一部神圣羅馬帝國史，就是一部宗教戰爭史，也是一部政教合一史。

終于，到了1618年，神圣羅馬帝國轄境內390個大大小小的政治體之間的混戰，蔓延成了一場席卷歐洲的漫天戰火。這場歐洲國家集體參戰的大規模國際戰爭持續了三十年之久，史稱“三十年戰爭”（Thirty Year's War）。“三十年戰爭”之所以著名于世界史，并非由于它導致65%的波美拉尼亞人口被消滅或者讓日耳曼的經濟倒退了200年，而是由于：它帶來了《威斯特伐利亞和約》的簽訂，以及由這個和約原則所奠基的“威斯特伐利亞體制”的確立。

在歐洲史上和今天的國際體制話語系統中，一般地，“威斯特伐利亞體制”的核心要義被總結為：削弱了教皇和神圣羅馬帝國皇帝的權威，確立了宗教信仰自由原則，終結了神權政治一統天下的時代；確立了民族國家主權至上的原則，賦予了民族國家在國際關系中的主體地位，宣告了民族國家時代的到來——一句話，它終結了政教合一，造就了民族國家，開創了一個全新的國際體制。因此，《威斯特伐利亞和約》被譽為“影響人類歷史的100件大事之一”，幾乎享有著啟蒙了現代世界文明的“近代圣經”的地位：它被認為是現代國際法的重要里程碑、現代國際組織原則的先聲、現代國際關系體系的基石……總之它的意義無論怎么強調也不過分。

——盡管，對“威斯特伐利亞體制”的贊美令人生疑，對其歷史作用的表彰也充滿層層曖昧，但不論如何，歐洲的歷史自此始脫離了（傳統語境中的）政教合一的母胎舊窠，走上了世俗化的民族國家發展之路，并一天天地文明了起來。

伊斯蘭與政教合一

“威斯特伐利亞體制”的確立，意味著歐洲揭去了自己傳統中“政教合一”的標簽并從此洗白了歷史。但這個標簽并未從世界上消失。在這個時代里，它又越過地中海或飄過博斯普魯斯海峽，幽靈附體般地貼在了伊斯蘭的額頭，伴隨著“蒙昧”、“專制”、“黑暗”、“邪惡”、“反文明”等各種負面語感。

與凱撒·奧古斯都們相比，伊斯蘭所不同的是：前者可以自封神圣、甚至以宇宙主宰自居，而伊斯蘭卻首先是一個宗教體系——這意味著：想要在它的旗號下獲得神圣的統治授權，必須首先從教義中獲得依據。伊斯蘭的教義來自古蘭經和圣訓（穆罕默德言行錄）。然而，翻遍這兩樣，你將發現：古蘭經和圣訓中，居然找不到任何一條安拉授權某人以他的名義獲得政權的內容。（須知，古蘭經和圣訓是伊斯蘭世界里唯此兩樣、別無第三的價值源泉。）

“哈里發”（Khalifah）這個稱謂確實來自古蘭經。但它的出處，卻是安拉在創造第一個人類（亞當）時與天使們的交談：“當時，你的主對眾天使說：‘我必將在大地上安置一個代治者（Khalifah）。’”（黃牛章第30節）在此，“Khalifah”（代理者、代治者）一詞更多的意味是：人類。而代治之“治”，則泛指人類在世界上的一切活動，并非專指政治統治。可以說，后來作為政治術語出現的“Khalifah”與古蘭經此處的“Khalifah”，只是雙方選擇了同一個阿拉伯語單詞，兩者之間并無什么直接聯系。事實上，與政治術語“Khalifah”聯系更緊密的，是另一個短語：Khalifah Rasul Allah（安拉的使者的繼任者）——后文將進一步揭示這一悖論。

這是一個令人吃驚的發現。在現代政治辭典和國際話語系統中，“政教合一”幾乎被解釋為伊斯蘭的專屬名詞，然而，我們卻從這個宗教的根本經典中找不到任何理論依據！

當然，把理論與現實表現切割開來觀察、結論歷史，不是一個可取的方法。縱觀穆斯林歷史上的哈里發帝國（不論倭馬亞、阿巴斯還是奧斯曼帝國）的政治實踐，事實上都不同程度地存在著政教合一的某些特征，例如以伊斯蘭教為官方意識形態（國教），以宗教法律為國家法律，普遍存在著一個與體制融為一體的“奧賴瑪階層”（宗教學者階級），包括選擇“哈里發”這個稱號來標榜統治權威的神圣性等。這些，都表現出政治與宗教之間非同尋常的密切。而在21世紀的現實中，一些穆斯林國家的統治者和宗教知識階層中，也實際地存在著某種追求“政教合一”的傾向。并且，這種傾向隨著穆斯林國家和人群的世界處境日益沉淪，而呈現出日趨廣泛的態勢。

考察歷史上的“哈里發”概念，需要回溯到伊斯蘭教先知穆罕默德的時代。在今日國際體制的話語系統中，穆罕默德幾乎被視作“政教合一”的鼻祖人物。如果說“政教合一”指的是一種國家政體形態的話，那么首先需要立即指出來的是：穆罕默德不是一位國家的元首。他創建于麥地那的政治體，直至他去世之后相當長的時間里，都不是一個國家——沒有政府機關，沒有常備軍隊，沒有警察機構，沒有監獄沒有法庭，更沒有專門獨立的宗教法庭（特別是這一點，對于今天追求宗教法庭的穆斯林宗教學者無疑是一個巨大的嘲諷），甚至沒有明確的國家邊界……這怎么能是一個國家呢？！所以說，麥地那政治體的本質，乃是一個依賴宗教信念維系的精神共同體。而穆罕默德的本質，首先是他作為上帝的使者這一身份。毋庸置疑，穆罕默德當然有政治領袖的一面，在麥地那共同體中，他運用安拉啟示給他的原則和規范，對共同體成員的世俗生活和宗教生活進行指導、規范、調解和仲裁，維持著共同體內的社會秩序。這里需要注意的是，他用以維持社會秩序的原則和規范，是來自安拉的啟示（Wahyi）——恰恰是這一點，更證實了：宗教先知才是他的根本身份。按照伊斯蘭教的理論，穆罕默德所傳播的乃是上帝給人類的“最后天命”，就是說，穆罕默德將是人類史上的最后一位上帝使者（即封印使者）。那么，這就意味著在他之后將沒有任何人有資格獲得Wahyi（啟示）——也就是說，此后將沒有任何人有資格成為他的完整意義上的繼承者。如此看，哈里發帝國的帝王們以“Khalifah Rasul Allah”（安拉的使者的繼任者）這一稱號自封，其宗教神圣性就大大地值得懷疑了。

眾所周知，穆罕默德辭世時，也沒有留下任何將宗教（或政治）繼承權賦予某人的遺囑。（此亦導致了后來圍繞著“哈里發”一職發生繼承權紛爭，進一步導致共同體分裂以及出現所謂“什葉”、“遜尼”兩大陣營的原因。）相反，伊斯蘭教最具權威的圣訓集《布哈林圣訓實錄》中，倒是留下了穆罕默德的另一條深具意味的遺訓：“哪怕一個頭似黑棗的阿比西尼亞人被推選為你們的首領，你們也應當服從他。”至穆罕默德去世之前，阿比西尼亞（埃塞俄比亞）尚未進入伊斯蘭的信仰版圖。因此，這句話至少包含著如下信息：1）阿比西尼亞人（非穆斯林）；2）黑人（非種族主義）；3）推選（民選原則）。——據此可以確信：當穆罕默德如此訓示他的人民時，所指示的乃是一條突破了種族主義和宗教壁壘的民主政治原則。

簡言之，穆斯林歷史上的“哈里發”政治體，或多或少包含政教合一的某些特征，但實際上沒有宗教理論依據。或者更直白些說，穆斯林的歷史和現實中，確實存在著政教合一的某些實踐和沖動，但這與伊斯蘭這個宗教沒有什么關系。

由此可知：“政教合一”，在教義理論上于伊斯蘭世界是一個舶來品；從歷史實踐上來看，歐洲的“羅馬-基督教”政教合一實踐與伊斯蘭旗號下的“哈里發”政教合一實踐旗鼓相當，或前者的歷史更悠久、特征更確切；而在當代國際體制話語系統中，“政教合一”則是一個符號化了的構陷工具。

原載：伊斯蘭民刊《關注》2013年第1—2期合刊（[email protec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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